ZT. 1963年以後根紅苗正就是純化運動 (作者：高華)

成長於上海的， 和很多省市自治區相比， 算得是命好一些了，比如到了1965年的高考， 上海的資本家子弟等還是可以上大學的， 當然不是機密專業，可若在湖南等地， 哼， 你個資產階級少爺， 考都恐怕不會讓你去考啊。
說明什麽呢？ 上海實際不是那麽左。
再說一個上海沒法左的現象，康平路高安路那些正負局級或處級幹部的子女，再怎麽說， 資本家尤其是大資本家的孩子教授醫生工程師等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 一般還是不太願意和高幹家聯姻的， 若是知識分子幹部當然就另當別論了， 那些來自山東膠東或沂蒙山區的中校上校們，到底還是被上海人覺得“土”了些，別說資本家了， 就是石庫門的一般市民， 似乎也在生活形態上瞧不起吃大蔥大蒜的校級軍官們。
至於改革開放後， 甚至文革後期， 成份好在上海的婚嫁天平上， 已經不那麽重了， 到了80年代， 再說誰家成份好， 就有一點罵人是窮鬼的意味了。--轉載者


在“成份好”的工人與“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鴻溝。

 

在一些工廠，“出身不好的師傅不許帶徒工，不許操作精密機床”。黨組識一般較少在集體工廠、街道工廠工人中吸收黨員，概因後者多係城市貧民出身，被認為受舊社會影響較深，或社會關係複雜。即使一般工廠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

 

與城市相比，農村中的政治分層在60年代前期基本沒有變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層的仍是貧下中農，而軍人家屬、烈屬，又優於一般的貧下中農。由於60年代初的大饑荒造成農業的巨大破壞，這幾年農村工作集中於“恢複生產”，“對敵鬥爭”得到相對緩和，這種局麵持續到1963年初，隨著四清運動的推開，農村又被推入人為煽起的階級鬥爭的狂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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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後，被人為激化的階級鬥爭形勢推動了社會整體環境的進一步“純化”。為落實毛澤東提出的“備戰”的指示，全國各廠礦企事業單位都辦起武裝基幹民兵，選拔的標準就是“根正苗紅”。這項措施再次將人群分開。同年，在城市中實施“四類份子”定期向當地派出所匯報，接受訓話的製度。1964年，各大學依據大學生的階級出身和現實思想表現，例如：“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的態度”，對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電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學生中排列出 “反動學生”，由組織人事部門予以“內部控製”，情況嚴重者，如記有“反動日記”者，則移送公安部門。該年，全國各級黨政機關又在內部對城鄉人民中有台、港、海外關係者開展了一次調查活動，使“階級陣線”更加分明。1965年，為了保證首都的“純化”，還將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動員遷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四清”運動中，城市街道居委會第一次越過單位，開始經常組織對所轄範圍黑色部類的群眾批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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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全國範圍內，特別在農村地區階級鬥爭的野火己燃成一片“燎原之勢”。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全國150萬幹部下鄉開展“四清運動”，到處尋找子虛烏有的“小台灣”（“資本主義複辟”的據點）。各中央局書記、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部長、軍隊高級將領紛紛親自“蹲點”，指導各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進行所謂“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劃分農村階級成份，將一批批“隱藏的敵人”清查出來。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西省委四清的試點單位長安縣為例，經過“四清運動”，共補劃地富3271戶，相當於原來的1．2倍，連同原地富戶，共有5992戶，占全縣人口的9．2％。運動中被重新戴上四類份子帽子的有348人，新查出的四類份子有4305人，被關、管、鬥者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礎”六種人的有19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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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這類鬥爭中，農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屬子女作為一個群體，盡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點打擊，成為引導運動開路，進行新一輪階級鬥爭熱身準備的犧牲品。在不斷強化的對敵鬥爭教育的作用下，對地富及其家屬子女采取了定期訓話，集體罰跪，捆打等鬥爭三段。這種現象由來已久，自土改以後，隻要階級鬥爭形勢尖銳，就會出現上述情況。山東省曆城縣部分農村地區在五十年代初就采用打罵的方法對地主進行“集訓”同時規定，不準地主看戲，不準地主和群眾講話，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頭讓路，鄉幹部、民兵可以隨時入地主家進行檢查。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細微的不順從，都會被判定為“階級報複”，而遭到嚴厲的懲罰。為了確保在地富死亡後農村階級鬥爭對象的繼續存在，農村地區普遍實行起地富身份世襲製，將一大批1949後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為地富份子。此種做法也是有其來源，即一些地區50年代土改運動後對地主全家進行管製的傳統。在鋪天蓋地追求“純化”的大環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徹底淪為新社會的賤民，他們不僅毫無權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致於地富女兒欲嫁單身老礦工，也被指責是“為反革命傳宗接代”。

 

在60年代前期的社會分層再確定的工程中，“階級出身論”借助於意識形態傳媒的鼓動，尤其通過“四清”運動得到不斷強化，形成一種巨大的精神氛圍，最終為文革期間“血統論”的大泛濫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礎和傳播的土壤。

 

從1963年開始，一場“階級教育”運動在全國平地掀起，“階級教育”運動的主要內容是開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廠史或廠史、社史、街道史），以激發廣大幹部群眾對舊社會的仇恨和對新社會的熱愛，此即所謂“憶苦思甜”。在“階級教育”運動中，對“雷鋒精神”提出了指導性的解釋，這就是：“對待同誌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像嚴冬般殘酷無情。”這個概念其實產生於革命戰爭年代，謝覺哉在1939年3月給中央黨校學員作報告時即提出，共產黨員“對敵人應無情”，“對敵人饒恕即是對革命的摧殘。同誌間熱哄哄，對敵人冷冰冰” 。為了配合“階級教育”，從1963年 5月起，全國各省、市、地、縣普遍舉辦階級鬥爭展覽，烘托出資本主義複辟的恐怖氣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縣的“收租院展覽”。在這些展覽館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殘害農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變天賬”。以後這類陳列大多改為永久性的展覽館，以提醒人們世世代代“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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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3至1965年，宣傳媒介不遺餘力地向社會各階層人民密集灌輸階級鬥爭的觀念，不斷推出一個個麵目猙獰，時刻夢想複辟資本主義的“階級敵人”形象。在林林總總的新老反革命圖譜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敵人腐蝕拉攏、蛻化變質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資本家和小業主。所有這些“敵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點：1、時刻準備複辟資本主義，向工農革命幹部進行階級報複；2、時刻與革命力量爭奪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電影：《千萬不要忘記》、《奪印》、《青年一代》、《箭杆河邊》等，都具有上述類型化的特點，當時，這些電影在全國城鄉被反複上映。為調動普通群眾的階級鬥爭意識，還興起了“大講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現代戲”的熱潮，其目的都是為了教育群眾“站穩階級立場”，“提高階級覺悟”，“激發階級仇恨”，使得“階級出身論”的意識幾乎燃到沸點。

 

1964年“四清運動”全麵開展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各級黨組織向包括黑色部類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宣講了幾個有關社教的中央文件（《前＋條》、《後十條》、《二十三條》），其宣講範圍甚至擴大到初中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根據階級鬥各的觀念，為了體現“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的原則，對於黑色部類也劃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詳細的區分：

 

1、將被殺、關、管家屬與一般五類份子家屬區別開來，對前者實行更嚴厲的監督與防範。

 

2、將戴“帽”的敵人與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劃分開來，對於不戴“帽”的內控對象和摘帽右派，采取相對溫和的態度，使他們獲得某種優越感，從而更嚴厲地震撼戴“帽”份子。

 

3、將反革命份子與壞份子、地主與富農再區別開來，重點打擊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實這些精神的具體途徑，就是通過開展“新舊社會對比”的“憶苦思甜”的運動。一年後，各省又紛紛召開 “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成立各級“貧下中農協會”，出席貧協會議的代表在各地進行巡回演講，大作“憶苦思甜”的報告，以幫助人們“狠挖修正主義根子”。

在推行“階級教育”的持久運動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報告，布署在全國中小學開展“階級鬥爭教育”，加速“培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而成為接班人的首要條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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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宣稱，中小學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正在與黨爭奪接班人，工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子弟在學校遭受歧視，使“階級出身論”空氣迅速彌漫於各類學校。至此在各級學校內正式又劃出了兩類群體：“根正苗紅”的工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子弟（“自來紅”），和身上烙有反動階級烙印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弟（“自來黑”）。伴隨著紅色血統崇拜的不斷升溫，高幹子弟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已顯現於各類學校。

 

60年代的“高幹子弟”概念，是從50年代的“幹部子弟”概念而來的，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了照顧在前線的軍隊領導同誌，使之擺脫後顧之憂，專門設立了幹部子弟學校。建國初，這個傳統延續了下來，各地都辦有不同的幹部子弟學校。1956年，有讀者投書《人民日報》（未發表），批評“首長子弟學校”的特殊化問題，信中說：“這些學校和托兒所的物質生活條件，大大超過了一般人民生活條件，如原來的八一小學，學生可個個著呢服……首長子弟托兒所到了例假日，小汽車成隊地來回接送”[[150]]。幹部子弟的“特殊化”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以後幹部子弟學校陸續被撤消。

 

但在某些地區，直至60年代初中期，一些中學仍設有“幹部子第班”。在一些大城市，某些重點中學事實上具有“幹部子弟學校”的性質，例如：北京市的男四中，101中學等，就集中了一大批中央和軍隊領導的子弟。50-60年代初，“幹部子弟”的分層尚未明顯，革命軍人、高級幹部、上級幹部子弟統屬“幹部子弟”的範疇。然而到了1963年後，隨著對革命血統純正性的不斷強調，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弟和軍隊領導幹部的子弟迅速從一般幹部子弟中脫穎而出。在這些高幹子弟中，中央一級領導幹部的子弟和軍隊領導幹部子弟的地位最為顯赫，因為他們父母所擔任的職務足以證明他們在血統上和思想上更為純正。這類青年一般都被視為是“革命接班人”，較早被吸收入黨，在學校擔任團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等職務。

 

60年代前期，不斷強化的階級鬥爭的攻勢，是由毛澤東和劉少奇共同領導和部署的。從1962年下半年始，毛澤東頻頻發出有關加強階級鬥爭的大量指示，對劉少奇等施加極大的精神影響，迫使他們接受、貫徹自己的各項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等，對於毛的有關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並無真正的抵觸，他們唯一希望的僅是將階級鬥爭的野火阻隔於黨的高層領導圈之外，而不反對在黨的中下層和社會上大搞階級鬥爭。

 

劉少奇等也不反對在幹部人事領域突出軍人，貶抑知識份子，盡管他們不是軍人出身，但曆史上都曾長期在根據地擔負黨政軍領導工作，因而，“軍人至上”不會對他們及其家屬構成危脅。劉少奇等實際上是組織領域內 “純化政策”的具體實施者。1964年9月，經中共中央批轉全國的《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即《桃園經驗》），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農村“蹲點”的經驗總結，該文經劉少奇多次修改，體現了劉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滲透著對階級出身問題的強調，充滿濃厚的“純化”精神。劉少奇、王光美的觀點在中央領導層有廣泛的代表性，負責中央宣傳、教育工作的陸定一也有類似“純化”的觀點。60年代後，農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學已較為困難，但中央政治局侯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卻先虛構出一個地富子弟“翹尾巴”的假問題，陸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讀，半農半讀這個方式來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應在政治上表現積極，“如果他們的尾巴翹得老高，貧下中農說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請求，我才收，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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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空氣中已四處彌漫階級鬥爭的火藥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衝天的烈焰，就在陸定一說出那些話後不久，“四清運動”尚未結束之際，一場更大規模的，追求“純化”更高境界的政治運動，－－以揪鬥“地富反壞右"，“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為先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到來，劉少奇，陸定一等未曾想到，自發很快也成為“階級敵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國最大的“階級敵人”，其家屬子女也遭到株連和殘酷的迫害。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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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出身論”在新中國的興起與發展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馬列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但是“階級出身論”並不是一套完整係統的理論，甚至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它更接近於中國曆史上的“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傳統。原典馬克思主義認為，應根據人們所處的經濟地位，即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寡來考察階級關係，家庭出身和思想狀況不能成為確定階級屬性的標準。原典馬克思主義也不主張根據人們的階級出身來有差別地給予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正因為原典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中“階級出身論”現象存在著矛盾，從瑞金－－延安時代起，中共的意識形態從未正麵論述過“階級出身論”的合理性問題。

 

“階級出身論”與蘇共的關係也需具體分析，早期中共雖受到蘇共“唯工農階級至上”的影響，但中國國內的因素更為關鍵，1928年毛澤東在江西井崗山就開始了“洗黨”，當時蘇共經驗還未傳來，在選用蘇共經驗時，毛澤東一切以實用為前提。1953年後蘇聯開始“解凍”，毛澤東反而加緊階級鬥爭，因為階級出身，政治分層有利於維護專政秩序。但毛澤東始終沒有走到柬埔寨紅色高棉極端主義的地步，在他那裏，所有的理論和政策都以利害關係為出發點，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戰略部署，毛澤東就會修改和調整政策。

 

毛澤東的“純化觀”與斯大林的“肅反”有著明顯的差異，斯大林對其認為的反對力量或潛在的反對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體消滅；毛澤東則主張鎮壓一批，而用“階級出身論”動員群眾，分化敵人，將敵對階級份子分散於群眾之中，以分而治之，並通過對他們出不斷打擊，把他們“作為反麵教員”來“鍛煉教育人民”。斯大林“清洗”的借口簡單（“叛國”、“間諜”、“反動富農”），毛澤東則有較豐富的理論，在階級出身的基礎上又發展到“立場”、“思想正確”、“過關”（革命關、土改關、社會主義關、文化大革命關等等）等一係列概念，即使血統純正，但思想不純正，也仍然會成為被鬥爭和鎮壓的對象。

 

以紅色恐怖形式出現的階級岐視，在文革初期發展到登峰造極，完全取消了“革命對象”的基本權利，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壓迫，“階級出身論”至此完成了向“階級血統論”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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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隻是“階級血統論”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論的色彩。盡管如此，“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與種性製度仍有所區別，這不僅表現為，在長達數十年間，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未對此意識和原則作出正麵肯定的論述，也在於每當“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趨於沸點時，毛澤東都會予以一定的降溫，在不斷追求 “純化”的大前題下，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每隔若幹年，都會小幅舒緩一下由極端強調階級出身問題而造成的社會緊張，從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極端主義。

 

1966年9月後，紅衛兵在“紅八月”下旬針對“黑五類”的亂打亂殺的現象在北京市得到遏製，隨著運動方向的轉移，北京市中學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聯動”和“西糾”對“中央文革”執行的毛澤東“批判黨內走資派”路線產生抵觸，由此，江青、陳伯達等對“聯動”、“西糾”和“血統論”提出了溫和的批評，在此背景下，才有出身不好者組成的群眾組識的產生。1972年後“階級血統論”趨於緩和，毛澤東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點是改善在“文革”由受衝擊的幹部子女的境遇，在此政策下，一批老幹部的子女進入部隊、大學，對非革命血統家庭的子女，雖在就業、升學、升遷等問題上繼續歧視，但比“九一三”事件前有所緩和。

 

70年代中後期“階級出身論”--“階級血統論”己走到盡頭，由於“文革”中階級鬥爭的打擊麵不斷擴大，國人很少不被直接或間接打擊，尤其是原先血統和思想都純正的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子女，在暗濤洶湧的“文革”中也整體沉沒，在瞬間成為了新的“階級敵人”遭遇到和過去的地主反革命一樣的淩辱、歧視，至此，“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的荒謬性已充分暴露。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宣布停止“階級鬥爭為綱”，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四化”、經濟建設已成為動員和組織原則，“階級出身論”遭到全民的厭惡，與階級鬥爭相隨相依的“階級出身論”最終走向終結。

 

 

轉自《寧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