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李遜)\'文革\'中發生在上海的\'經濟主義風\'

一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日子裏， 過來人吃飽沒事回憶回憶也是好玩的， 在下那時乃初中學生， 自然沒有資格去享受經濟主義妖風的結果， 也沒有本事去批判經濟主義毒霧的惡果， 記得的是咋的一下很多人手上突然有了“點”（不多）閑錢， 自行車手表等當時的“高檔”商品脫銷了， 南京路淮海路一些商店門口排起了隔夜隊，感覺上海老百姓的政治覺悟就是比較低， 到這麽革命了的時間， 生活的品味還不肯放棄， 此時能靠反革命修正主義經濟妖風弄到點錢的， 政治地位不會低， 就在三兩月前去高安路餘慶路等處資本家花園小洋房抄家的， 應該是同一層次的。--轉載者

 

　在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許多中外學者都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即"文革"中群眾運動的表現形式基本是政治性的，群眾提出的要求或表達的願望始終是政治的，即使是由過去的經濟因素引發的矛盾，在"文革"中也都表現為政治衝突。

　　事實上，"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提出過經濟要求，這些經濟要求比較集中地表現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很短一段時間內，在當時被稱作"經濟主義風"，旋即被當局明文禁止。本文試析發生於全國最大工業基地上海的"經濟主義風"的原因及類型。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使用"經濟主義"一詞，隻是為了行文方便而套用當時的稱呼，並無任何貶義。

一、緣起：戶口、所有製和身份

　　不是生活在中國，很難理解自1958年以後中國實行的兩種身份製。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劃分，造成了城鄉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

　　城市戶口是優越而世襲的：城市工作隻向有城市戶口者開放，而所有的社會保障以及社會福利隻覆蓋有城市工作的城市居民，農村居民要進城工作必須首先改變戶口；孩子戶口隨父母，沒有城市戶口，子女也永遠成不了城裏人。

　　在城市戶口中，還有種種區別：所在城市大小等級（如市級城市與縣級城市）的不同造成地區身份差別，所在工作單位所有製（如全民所有製與集體所有製）的不同造成所有製身份差別，用工編製（如幹部編製與工人編製）的不同造成編製身份差別，用工製度（如正式工與臨時工、合同工）的不同造成正式工與非正式工身份差別，等等。

　　所有這些身份差別的後麵是機會的不平等與物質利益的差別。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製單位職工。他們有著終身職業保障，享有連同家屬醫療保險在內的"大勞保"，有著病假、產假工資，有著低租金的住房分配，退休後可領取退休金，等等，總之，生老病死有依靠。

　　即使是"全民所有製"，職工的工資基數也依所在城市的級別以及消費水平而劃分成不同類別。上海屬於"八類地區"，工資基數在全國領先；上海郊縣屬於"五類地區"，工資基數便比上海市區低好幾檔。上海的生活、文化、教育水平向來為全國之優，加上計劃經濟優先發展上海等大工業城市，使上海與內地其他城市原有的差距更為拉大。

　　在城市的幾種所有製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工資、勞動福利和社會保障區別。如集體所有製職工的起點工資較全民所有製職工低10％左右，退休工資也低許多；醫療保險是隻保個人不保家屬的或隻保家屬費用一半的"小勞保"，等等。

　　在集體所有製中，還分"大集體"、"小集體"，作為區政府或縣政府工業部門管理的"大集體"，工資福利雖較全民企業差些，但就業一般較穩定，近乎終身製；而作為街道或裏弄管理的"小集體"的職工收入則更少，且沒有醫療保險及退休、病假工資，更不是終身製。

　　城市職工中地位最低的是臨時工、合同工與外包工，不但無法享受任何勞動福利或社會保障，職業也十分不穩定，許多人的工資不是月工資而是日工資或計件工資。"文革"前夕全民所有製正式職工的最低工資一般是每月40元左右，集體所有製職工最低工資一般是35元左右，而臨時工、合同工或外包工中許多人收入則不到30元。上海當時最低生活水平線為家庭成員平均生活費在9元以下，30元收入隻能養活三個人，那時一般家庭起碼有兩個以上的孩子。

　　除了經濟待遇，在政治方麵，全民所有製的職工也明顯優於其他所有製職工。如全民所有製的職工可以加入工會，集體所有製職工則大部份無此權利。"文革"前夕上海272.13萬職工中，集體所有製職工為59.76萬人。這59.76萬職工除上海市手工業局所屬的部分合作工廠職工外，都不被允許加入工會【1】。能否加入工會,不但是政治待遇，還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因為1953年修正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明文規定：非工會會員的"疾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間的工資與救濟費，非因工殘廢救濟費，供養直係親屬救濟費，養老補助費，喪葬補助費，隻能領取規定額的半數"【2】。至於臨時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則不但不能參加工會，甚至還不能參加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身份最低的是農民。比起城市的就業居民，農民生老病死除了靠自己，便隻能靠子女。作為農民，意味著匱乏的經濟收入，靠天吃飯的艱苦勞作，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的人生。"文革"前對人的最重懲罰，除了關監獄或送去"勞動改造"，便是革去城市戶口，流放農村。

　　所有這些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鄉身份、地區身份，隨父母的身份等級而定。於是人還未出世，身份級別卻已注定，要改變或提高與生俱來的身份，除了上大學、參軍、被招工或與高身份者結婚等極少途徑外，幾乎無路可行。

　　有些身份是被後天分配的，如所有製身份，在每個人第一次被分配職業時由政府派定，這第一次分配幾乎定了終身，以後若要改變非常困難。例如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身份轉換的障礙，是許多人在試圖調動工作時所根本無法逾越的。

　　還有些身份也是由政府分配的，如編製身份："幹部編製"是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如科技研究人員、工程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新聞出版工作者、醫生、教師、等等，有點類似西方白領階層；"工人編製"則相當於西方的藍領工人，隻能當生產工人，即使有希望升遷當上管理人員，要改"工人編製"為"幹部編製"也十分困難，許多人便隻能長期"以工代幹"，以工人的身份代做幹部工作，等上個三年五載甚至十幾年，待有了"幹部編製"的名額，方能改變身份。

　　地區、企業或各類職業之間的工資收入、福利待遇及社會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會都是正常現象。但在中國嚴格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一切不是個人努力或個人選擇的結果，卻幾乎完全由政府一次性分配，靠個人努力改變已被分配定了的身份非常困難，有的人一輩子就是為了一張城市戶口而奮鬥。於是在當時這個最信奉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國家，卻有著最多的宿命與無奈。加上中國共產黨當時又最大力宣傳平均主義，使得所有低身份者感到分配不公。既然無法自己選擇或改變身份，人們便隻能寄希望於操分配大權的當權派放鬆或改變分配政策。

　　對經濟利益期望的膨脹也是經濟主義風的引發因素。1949年以來越來越強化的計劃經濟，使得人們對自己經濟利益的自主選擇範圍與自我奮鬥空間日益縮小。工作的能力及努力程度，與物質收入不成正比。一切都是被分配的，收入的多少隻在於每次晉級加薪時的百分比差別；所有的物質與社會資源幾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手裏，靠自己根本無法開辟創造財富的途徑，於是人們也隻能寄希望於分配政策的鬆動。掌握分配權的幹部在"文革"中遭受衝擊而威信的降低，增加了鬆動或改變分配政策的希望。

　　自1958年以後，職工工資增長速度緩慢，1958年上海全民所有製職工的平均工資是70.71元人民幣，而在以後幾年最高也隻升到1964年的70.78元，到1966年又降到66.53元【3】。每次加工資的決定權都在幹部手中，"文革"中這些幹部成了"走資派"，那些對過去工資評定不滿的工人得以有理由要求糾正"工資評定中的修正主義路線"。此外，許多工廠在1959年至1962年的經濟衰退時期，緊縮開支，削減工人的勞動保護費用：延長工作服的發放周期、縮減或降低勞動保護用品的發放範圍或標準、減少夜班半夜餐津貼的發放對象、降低有毒有害工種工人的營養津貼標準，等等，一直到1966年仍未恢複。這些勞動保護用品或津貼費用對於低工資的工人來說，過去都是一筆不小的隱性收入。於是"文革"伊始，許多工人便理直氣壯地要求恢複原有的勞保待遇。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標誌著工人造反派的興起。中共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中第一次被迫公開向造反派讓步，簽字同意"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當時簡稱"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雖然，這五項要求都是"政治性"的，但卻給其他造反派以啟示。不久，11月22日，"上海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勞動局的代表簽字同意他們的六條要求【4】。內容除了當時千篇一律的要求承認其為"革命組織"、行動為"革命行動"等之外，還要求取消臨時工、外包工等製度，要求自即日起不得辭退臨時工、外包工。這種要求超出了"文革"所允許的政治範圍，涉及到用工製度。可以說，這六條要求的提出是"經濟主義風"在上海的發端。

二、類型（１）：非正式職工組織及其經濟要求

　　在上海，最先提出經濟要求的不是工廠的正式職工，而是沒有穩定職業的臨時工、合同工和外發加工的外包工，還有曾經在上海工作過後來被動員回鄉的"回鄉支農"職工；以後又進一步發展到支援內地的職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下麵分別加以述介：

　　第一類組織由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組成。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形式曾因終身職業製的加強而削弱。六十年代，國家主席劉少奇有感於鐵飯碗用工製度的弊病，建議擴大臨時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用工形式，增加勞動用工製度的靈活性。1964年前後經濟好轉時期，上海許多工廠陸續招收了大量的臨時工和合同工，或將一些生產工序外發給社會閑散勞動力加工。此種就業形式既擴大了就業麵，也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社會保障體係的單一性及封閉性，醫療保險、勞動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與終身就業高度重合，這些處於體製外的工人的生老病死無法得到解決，加上就業的不穩定感，"文革"中批判劉少奇時，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製度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其"複辟資本主義"的罪證。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在"文革"中自稱"紅色工人"。他們在上海的造反組織最初名為"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不久，為與全國的這類造反組織統一，改稱"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這些組織的要求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條：一，要求享有職業保障，工廠不得辭退臨時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製度。二，要求與全民所有製工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同等待遇，提高工資與勞保福利。例如能夠參加所在工廠的工會，能夠參加"文革"運動並組織自己的群眾組織，將計件工資、日工資改為月工資，享受醫療保險和病假工資，等等。三，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廠辭退了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恢複工作。

　　此類人員召開大會，逼著幹部簽字。這場運動在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見全國臨時工、外包工造反組織代表並表達同情後達到高潮。江青還建議必須允許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雇者馬上回原單位，工資補發【5】。消息傳出，1966年6月以後被解雇的臨時工、合同工紛紛回原來被辭退的工廠要求複工。於是造成有的工廠臨時工、合同工過多，特別是季節性生產的工廠，窩工現象更嚴重；一些處於生產旺季迫切需要勞動力的工廠卻由於怕生產淡季時將無法辭退工人而不敢招工。

　　第二類組織由"回鄉支農"工人組成。

　　1958年"大躍進"後的經濟衰退時期，許多工廠開工不足或停工、半停工，不得不動員家屬在農村或能夠回原籍安家落戶的城市職工退職還鄉，"為國家分擔困難"，許諾待國家經濟情況好轉後，將優先請他們回廠複職。上海當時共精簡職工31.2萬人，其中18.3萬人回農村，12.9萬人回上海城鎮街道。大部份被精簡者是1958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老職工，大多被動員回鄉；另一小部份被精簡者是1958年後參加工作的新職工，大多為上海市區原來的社會閑散勞動力，如職工的家屬或個體勞動者等，被作為辭退對象【6】。所有回鄉職工的戶口都被改為農村戶口。

　　1963年以後，國民經濟開始回升。但是，當初動員那些職工回鄉時許下的以後讓他們回廠複工的諾言並沒有兌現。人口的急劇增長所帶來的愈來愈大的城市居民的就業壓力，使得當政者根本無暇顧及這些已被動員去農村的當年的職工。雖然上海也曾設法解決他們回鄉後的困難，例如將上海郊縣的回鄉職工吸收進廠當臨時工，所得收入與所在農村的生產隊四六分成，稱為"亦工亦農"等。1963年以後，上海以這樣的方式陸續安排了3萬餘名回鄉職工【7】。但這隻是杯水車薪，而且，沒有恢複他們的城市戶口。

　　這些被動員或辭退的回鄉者，一旦離開城市和工廠，便立即喪失了原有的"鐵飯碗"，以及作為城市居民的種種利益，城鄉之間因剝奪農民的計劃經濟，以及兩種戶口製度所造成的愈來愈大的經濟及文化的差別，加上回鄉後立即遭受到的"大躍進"所造成的農村大饑饉，使得他們深刻地意識到城市戶口及鐵飯碗的寶貴。這些當初"為國家分擔困難"的回鄉職工發現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錯誤，不但自己從工人變成了農民，從"城裏人"變成了"鄉下人"，而且自己的子女也永遠變成了地位最低的鄉下人。他們當然急切地希望重返城市和工廠。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當初對他們許下諾言的幹部身上，也寄托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上。

　　與其他城市相比，作為老工業基地的上海，1958年前參加工作者原來就占了職工比例的大部份，"大躍進"後動員回鄉便隻能以他們為主要對象；而其他許多城市原來工業基礎薄弱，"大躍進"時期為發展工業招收了大批農民，經濟衰退時期的重點辭退對象是1958年後進廠的工人。【8】上海的被動員回鄉職工因此認為：上海精簡人員工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原來規定精簡城鎮人口主要對象是1958年以後來自農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簡時，篡改中央指示，把58年以前進廠的老職工也精簡回鄉"；而且當初答應將優先讓他們複工的諾言根本沒兌現，這是言而無信【9】。

　　到1967年年初，當初被動員回農村的18餘萬人中，共有超過5至6萬的人回到上海。

　　他們提出："我們要飯吃！""我們要複工！"【10】

　　此外，那些當年被辭退回上海街道城鎮的近13萬家屬，雖然以後有一半左右陸續進了小集體所有製的裏弄生產組或街道工廠，但"文革"中，他們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製或大集體所有製的原廠工作。【11】

　　第三類組織由文革前的支內職工組成。

　　作為全國第一大工業城市的上海，曆年來曾派出大量人員支援全國各地的工業和文化建設，有些工廠或商店甚至全部人員與設備全套遷去外地。6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建設大、小"三線"，上海更是人員和設備的供應基地。但上海與內地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向來追求生活舒適的上海人深感不適，加上"文革"前夕內地城市的生活因經濟衰退更比上海艱苦，即使是政府配給的糧食與副食品定量也經常供應不足，令所有內遷者後悔。"文革"中這些被動員內遷的職工紛紛返回上海，許多人甚至闔家返滬。他們批鬥當年動員自己內遷的工作人員，說當初對他們的動員是強製性的，要求歸還他們上海戶口及上海的工作。據載，僅儀表、化工、第一機電這三個局，"文革"前兩年支內的2.6萬多名職工，1967年初返滬的已近2萬【12】；更有些內遷廠的原上海職工全部都回了上海，如西安變壓器電鍍廠１500名職工全部返滬，貴陽永陽電表廠走得隻剩廠長、黨委書記兩個人【13】。

　　第四類組織由"上山下鄉"、"支農支疆"的青年組成。

　　60年代上海為減輕就業壓力，曾動員許多當時被稱為"社會青年"的無業青

　　年和剛從中學畢業的學生去上海郊縣農場或遠在新疆的農場工作，這種動員大多是半強製性的。"文革"中他們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將戶口遷回上海市區，不願再待在艱苦的農場或邊疆。如上海郊縣的長興島，各農場共有下鄉青年1萬多人，跑得隻剩100人【14】。

三、類型（２）：正式職工組織及其經濟要求

　　上麵所說的幾大類組織的目標主要在戶口或職業上，他們所掀起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但他們畢竟不是正式職工，而且許多人當時已不是上海居民。真正使上海的生產和經濟秩序受到巨大衝擊的，還是來自在職職工的經濟要求。

　　"文革"中上海在職職工提出經濟要求始於1966年12月27日。當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份學徒工在搶"黑材料"（即搶人事檔案）時發現一份有關學徒工工資的上級文件。對照這份文件，他們認為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於是到局裏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局黨委書記李廣簽字同意補發一年。【15】

　　這個消息一經傳開，各單位的在職職工紛紛起而效仿。十幾年來習慣於被動地等著黨和政府分配利益的職工們，一旦發現自己能有主動爭取經濟利益的機會，馬上尋找各種理由與當權者談判。幾天之內，這股風便迅猛地席卷了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所有的局長、處長、科長都成了寶貝，被人們爭先恐後地搶來搶去，逼著在各種經濟要求的紙條上簽字。

　　非正式職工以及已經去外地的職工提出的要求隻是改變身份，而在職職工的要求則直接指向經濟利益。

　　這些提出經濟要求的人，有的是全市性職工造反組織，如成員以民辦小學教師為主的造反組織"小教革命聯合造反總司令部"，要求改集體所有製的民辦小學為全民所有製的公辦小學，教師按公立學校標準發放工資和福利費；又如成員以1958年進廠的青年工人為主的"五八兵團"，要求糾正過去的三年學徒期，並補發工資差額。還有許多組織隻是為某個經濟目的臨時湊成，目的達到便解散。

　　作為上層造反組織的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總部，從可以查到的資料來看，除了要求"文革"活動經費外，沒有提出過明顯的經濟要求。"工總司"提出的口號都是政治性的，所提的要求也都是政治性的。不過，"工總司"所屬的許多的工廠基層造反隊卻多少都投入到了這股經濟主義風潮之中，參加者大多是工廠的普通工人。

　　如果說作為非正式職工的臨時工要求的是身份平等，那麽正式職工要求的則是經濟平等。從筆者所能收集到的材料來看，正式職工的經濟要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要求補發工資。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許多人提出，本單位的領導在過去加工資時，沒有按照有關文件辦理，壓低了工資標準，因此要求按當時的文件重新評定自己的工資級別，並補發這些年的差額。如上海圓珠筆廠工人提出過去評級不合理，要單位領導同意將凡工資低於1963年該廠平均工資的，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資水平，並自1963年始補發，共７萬多元。【16】

　　補發工資的風潮中，有許多是學徒工提出的要求。國務院規定學徒工的學徒期限可以依工種的繁簡分為技術工三年、熟練工二年。上海卻一律規定為三年【17】。學徒工沒有工資隻拿18元津貼，正式工起點工資便是42元。而學什麽工種是被分配並非自己的選擇。這便使許多簡單工種的學徒工感到，自己不僅在學技術方麵吃了虧，而且在經濟方麵也吃了虧。於是許多熟練工學徒紛紛要求縮短學徒期並補發工資差額。前麵所提引發上海在職職工經濟主義風潮的港務學徒工造反一事即起因於此。上海第二商業局1967年初曾補發工資63.7萬元，主要便是用於學徒轉正期三年改兩年這一項【18】。上海港務第四裝卸作業區為此一次補發近4萬元，平均每人補發300至400元，有的近千元【19】。

　　增加工資的另一個途徑是先要求改變所在單位的所有製，然後根據改變後的身份增加工資。最多的是要求將集體所有製改為全民所有製。如上海的人力裝卸運輸工人曾要求上海市委領導簽字同意將他們"統一歸口"，改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20】。

　　第二是要求補發或增發各種勞動福利費用或勞動保護物品。如交通費、早餐夜餐費、加班費、洗澡費、有毒有害工種營養費等等工作津貼，以及工作服裝、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臉毛巾、肥皂、套鞋等勞動保護用品。其中，有些是低福利的集體所有製職工對全民所有製企業福利的攀比，有些則是企業50年代曾經實行過，後來被取消或標準降低了的。上海第二商業局便為此補發了9.5萬元【21】。

　　第三是搶占住房。上海職工住房主要由企業或政府分配，人口稠密的上海住房分配向來緊張。"文革"中許多運動對象的住房麵積被縮小，或者幹脆被趕出住房，一些人便去搶占這類房子。尚未分配的空房也是搶占目標。這種搶占住房的行動大都借用單位造反隊的名義，甚至一家三口組成一個造反隊去占領一棟房子。自1966年12月30日自1967年1月3日，除了運動對象的住房30萬平方米被搶占外，５天內全市所有待分配的空房也都被搶占一空【22】。

　　第四是瓜分資金。如年度生產資金，工會基金等。例如邑廟區紮排組將1963年以來所積累的5萬元生產基金全部分光【23】。個別合作企業的職工還抽回入股股金，等等。

　　第五是要求發放各種"文革"活動經費。如串連費、宣傳費、袖章費等；或要求提供宣傳工具如擴音器、喇叭等，交通工具如轎車、摩托車、自行車等。這方麵的費用開支非常大，據當時對輕工業、教育、商業、勞動等四個局的調查統計：這四個局共有297個群眾組織，從1966年11月上旬到1967年2月底，花去經費55．6萬元【24】。

　　還可以列出許多內容，但主要是上述幾種。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967年4月統計：上海在1967年1月經濟主義風，僅增加、補發職工工資、獎金、津貼、福利費，分掉工會節餘經費、集體公積金、股金，以及發放串連費、物資等等，就耗資3500萬元至4000萬元【25】。而1966年上海212.44萬名全民所有製職工的月工資總額是1億4千1百萬元【26】。其中，華東電業管理局1967年1月5日一天便為所屬工廠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相當於該局４個月的工資總數【27】。

四、後果：經濟混亂與"工總司"的崛起

　　麵對越來越膨脹的經濟要求，各級幹部束手無策。他們若簽字同意各種要求，與他們過去一貫堅持的原則不相符合；但若頂著不簽字，又會招致"對抗革命群眾"的罪名。為了緩和矛盾，上海市委在1966年11月中旬"安亭事件"後不久，同意將上海郊縣的"亦工亦農"回鄉工人的收入從與生產隊四六分成改為百分之一百歸回鄉工人【28】。這是上海市委為了緩和矛盾作出的第一次經濟上的讓步。11月22日，中共華東局代表、華東局工業辦公廳主任黃宇齊與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於永實簽字同意臨時工、外包工六項要求；11月23日，上海市勞動局局長王克在支農回鄉工人的要求上簽字，市勞動局將這兩份簽字的協議於12月2日作為正式文件下發【29】。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長宋日昌為首的勞動工資接待小組【30】。但局勢的混亂，使得這個小組從一開始成立起就遇到極大的困難，根本無法開展工作。

　　1966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主持市委會議宣讀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陶鑄的指示："現在很被動，要爭取主動，對他們的要求，要盡量解決。"12月15日，市勞動工資委員會向中央打報告希望給予明確答複。12月26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確指示的情況下，上海市委製定了《在與群眾協商時對幾個具體問題的暫行處理意見》，共七條。內容不但包括臨時工、外包工等的工資福利，還包括全民和集體所有製職工的勞保待遇、病假產假工資、學徒期限、交通補貼等等【31】。

　　1967年1月1日，市委副書記曹荻秋在有關會議上傳達市委書記陳丕顯的意見："經濟題放鬆些，不要頂"【32】。會上討論了五條，其中三條是：1958年以後精簡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廠安排工作、街道工廠適當增加勞保福利、長期的臨時工和外包工改為長工【33】。第二天，市勞動局又配合市委的五條製定了兩個具體方案並將方案向下傳達【34】。

　　在基層的幹部們，不少也頂不住包圍和批鬥，簽字同意群眾的各種經濟要求。僅鐵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便共簽了63份工資福利協議，金額達3,050萬元【35】。

　　許多工廠和生產單位，人們無心工作，日夜包圍著各級幹部進行各種經濟談判。上海海港近6,000人離開生產場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裝卸量從日常的9萬噸下降到35,000噸【36】。上海鐵路分局從1月1日到1月8日，開往南京與杭州的客車計劃每天21列，實際開出隻有17列；貨車裝卸計劃為650輛22,742噸，實際隻完成72輛2,615噸【37】。由於交通運輸受阻，1月1日至8日，上海的7個發電廠的存煤量告急，平均隻夠用3天，其中望亭發電廠更是因為燃料不足，11隻爐子停了5隻，發電量從每天400萬度下降到200萬度【38】。紡織行業1967年初的缺勤率達百分之十，輕工業局全局562個工廠中有308個完不成1月份的生產任務【39】。上海鐵路局主要客運站的北站，竟四門大開，無一人檢票。上海的工業、交通、電力等係統麵臨癱瘓。而在上海郊縣農場，直到1967年2月，農田裏還是白茫茫一片，大批棉花沒人收摘，爛在地裏【40】。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銀行門前都擠滿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一天支出現金2800萬元【41】。由於提款數量大、單位多，上海各銀行的現鈔幾乎被擠兌一空。

　　拿到各種補發款項的人們，馬上購買久已渴望的商品。於是，本來就短缺的計劃經濟市場貨源更為緊張。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中百一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總銷售額比上月同期增加了百分之25.1，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36.3，尤其是高檔商品。1月8日早上，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中百一店一開門，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擁而進，300多人衝向縫紉機櫃台，100多人衝向自行車櫃台；手表是最熱銷的，甚至平常不大有人買的400至500元的進口手表也幾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許多商品脫銷，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42】。

　　這場經濟主義風刮遍全國，但隻有在上海，引起的後果是震撼性的。因為在絕大多數 城市，參與經濟主義風的主要是體製外的臨時工、外包工等，而在上海，則已蔓延至幾乎所有生產企業乃至商業、文教等其他行業，甚至還有繼續向上海郊縣農村人民公社蔓延的趨勢【43】。外地各行業若也向上海看齊，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生產的大滑坡，金融的失控和商品市場的衝擊波，使本已處境困難的上海市委陷入絕地。上海市委"經濟問題放鬆些"的打算，更是給自己增添了被打倒的理由。1967年7月9日，"工總司"與其他31個組織聯合發出《緊急通告》，稱當前發生在上海的生產和經濟的混亂是"上海市委堅持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同日的上海《文匯報》全文刊載了這份傳單，並加編者按，將這場要求戶口和經濟利益的運動稱為"經濟主義妖風"。接著，1月11日，毛澤東要求向全國廣播《緊急通告》，《人民日報》轉載並發編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從此，"經濟主義"更被稱為"反革命經濟主義風"或"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上海市委試圖在經濟方麵有所放鬆以緩和與造反派關係的努力完全失敗。上海市委試圖以主動的姿態參與"文革"，結果是增加了自己的罪名。

　　其實，《緊急通告》及稍早幾日的另一份被毛澤東稱讚的傳單《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都是在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的提議和支持下起草並印發的【44】。為了阻止上海生產的滑坡，陳丕顯打算向全市人民發出呼籲，考慮到上海市委已被造反派"炮轟"得失去號召力，他希望借助"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及運用當時最流行的傳單形式，達到這一目的。但是陳丕顯的努力並沒有挽回上海市委的頹勢，上海市委最終還是被定為"經濟主義風源"，《緊急通告》在"文革"中的功勞從此歸於"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

　　1967年1月11日，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向上海"工總司"等群眾造反派組織發去賀電。第二天，上海即召開數十萬人的"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不幾天上海掀起奪權熱潮，這個熱潮在當時被稱為"一月革命"。1967年2月5日，上海的文革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工總司等38個造反派組織為發起單位。可以說，被稱為"經濟主義風"的這股潮流，在上海所引出的最直接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被打倒，確立了以"工總司"為首的造反派組織在上海"文革"中的左派地位。"工總司"從此被作為"工人階級參加文革"的楷模，成為中央文革最重要的地方力量及社會基礎。

　　至於人們在這一時期中提出的要求，雖然當時作為"經濟主義風"被否定，但其中許多要求以後還是得到了關注。如學徒期限，自1968年"文革"中第一批新工人被招收進廠後，便按工種的技術程度分為二年、三年不等；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在福利待遇及家屬勞保方麵的差別，1971由上海市勞動局頒發文件取消；與此同時，上海1966年以前進廠的臨時工全部轉為正式工【45】。這些政策上的變化不能不說與"文革"初期的這場規模如此之大的工潮般的"經濟主義風"有關。不過，"支農回鄉"職工則沒有如此的幸運。1960年向他們許下的以後讓他們重返城市的諾言，直到20年後，即1980年以後才部份兌現：允許他們的一個子女"頂替"回上海工作，那已是文革結束後。

結語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千百萬人參加和投入的運動，人們必然會表達和爭取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政治及經濟的要求。"文革"初期對大多數幹部的批鬥，既源於上層政治鬥爭的需要，也源於底層群眾對自己的壓抑感和不滿的宣泄。17年越來越單一的計劃經濟體製，日益嚴重地束縛著人的主觀能動性，掌握實權的幹部越來越成為他人命運的主宰。毛澤東反"走資派"的號召使群眾得以對這些幹部進行清算。因此，當"文化大革命"體現於群眾對政治的參與時，上層的導向與底層群眾的願望是相互交錯而又相互影響的。

　　但是，"文革"畢竟是上層政治鬥爭的產物，與1949年後所有的群眾運動一樣，"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始終隻能是對黨中央及毛澤東的決策的響應，很難充實和發展自己的主體意識，一旦對"文革"的目標有所逾越，便會遭到禁止。"經濟主義風"是"文革"中最具自發性和自覺性的群眾運動，但正是由於其完全的自發性而不容於"文革"；而多年被壓抑積累的願望爆發於一時，也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與經濟能力所無法承受的。因此隻存在了不到一個月便被禁止。

　　從筆者可以查到的資料看，"文革"初期（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眾組織提出的要求雖然都是政治性的，但內容不外乎：要求承認自己的組織是"革命組織"，要求承認自己的行動是"革命行動"，要求銷毀"黑材料"，要求給予參與"文革"運動的方便，如提供活動經費、宣傳工具、交通工具或要求印發自己的傳單等等。但是，沒有一個組織提出改進現行製度的要求。隻有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的組織提出"取消臨時工、外包工等不合理製度"，要求在政治經濟上與正式工人平等【46】。雖然1967年夏以後，一些紅衛兵提出改革社會製度的設想，但那已是在"經濟風"之後的事了。

　　"經濟主義風"是群眾對1949年後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壓抑和剝奪人的主動性和權利不滿的體現。但耐人尋味的是，盡管"經濟風"的矛頭是指向計劃經濟體製的，反對以行政手段將人劃分等級，反對以行政手段分配職工的經濟利益；但是這些反對行為的思維方式仍未跳出計劃經濟的範疇。沒有一個人提出應該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由少數握有分配大權的當政者決定人的身份和物質利益的製度。人們反體製的目的隻是為了使自己能進入體製或更多地享受體製內的特權，隻是要求體製對自己網開一麵。人人痛恨身份製所帶來的不平等，人人卻又希望自己能得到高身份。同時，人們反對因戶口製度和用工製度所造成的等級身份，卻不反對因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而劃分的等級身份。例如"上海臨時工、外包工造反總司令部"1966年11月22日與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勞動局所簽訂的那六條要求中，在不得辭退臨時工、外包工條款，及安排"文革"中被辭退的臨時工、外包工複職條款後，都特地注明："黑六類除外"【47】。"黑六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及資本家。而政府後來的解決辦法，也隻是回到體製中去。於是，"文革"時期對人的身份控製比"文革"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上山下鄉"使得職業和身份更完全是被強製分配的，沒有絲毫個人的選擇自由。工資差別也被縮小到隻有工齡差別，而無技能等個人努力程度的差別。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比起成年人，年輕的紅衛兵們在"文革"初期的經濟要求則簡單得多。除了要求發放與"文革"有關的串連費及活動經費外，我們沒有發現這些到處造反的學生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經濟主義風"中提出過屬於自己的經濟要求。與工廠的工人要求提高或擴大福利待遇相對照，沒有學生要求提高助學金額或擴大助學金發放範圍。此外，在當時大、中學畢業生由所在地區或學校統一分配工作的製度下，許多麵臨畢業的大、中學生甚至沒有想到趁機要求為自己分配社會地位高或福利待遇好的職業，而是相應毛澤東的"上山下鄉"，去到貧困的農村和邊疆，體現出年輕一代追求理想主義的另一麵。

　　注釋

　　【1】上海市總工會：《關於集體所有製工廠企業職工要求組織工會的請示報告》，1966年8月30日。

　　【2】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1年1月26日公布，1953年1月2日修正公布。

　　【3】上海市統計局編：《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八年上海市國民經濟統計資料》。

　　【4】上海市勞動局轉發的1966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華東局代表黃宇齊等簽字同意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六點要求：《（六六）滬勞企字第一一四號》，1966年12月2日。

　　六條要求是：（一）承認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組織；

　　（二）承認我們今天的行動（召集大會）是革命的；（三）取消臨時工、外包工等不合理製度。（積極支持將群眾意見向中央反映，請中央批示）；（四）從今天起不得借任何借口辭退臨時工、外包工（黑六類除外）；（五）召集全市臨時工、外包工大會，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六）文化革命運動中對已辭退的臨時工、外包工兩星期內極快複工，安排工作。（黑六類除外）。

　　【5】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1949－1981年的中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上海市統計局編：《新上海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第頁。

　　【7】上海市勞動工資委員會給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中共中央的報告：《現在農村的精簡職工的安置意見》（稿），1966年12月15日。

　　【8】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1967年2月15日。這份文件中提到：中央原來規定精簡城市人口的主要對象是"58年以後來自農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簡時，篡改中央指示，把５８年以前進廠的老工人也精簡回鄉（據了解，精簡的職工中，工齡在15年以上的占百分之7，4級以上的技工多達1萬2千餘人）。目前已有五六萬人回到上海，要求複工。

　　【9】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1967年2月15日。

　　【10】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11】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1967年2月15日。

　　【12】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13】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14】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15】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16】文革時期的傳單：上海市人民銀行小東門分理處革命群眾、上海市南市區人民銀行滿江紅革命造反團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電報，1967年1月6日。

　　【17】上海人民公社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急需請示的幾個問題》，1967年2月15日。

　　【18】上海市第二商業局：《關於刮經濟主義妖風的情況匯報》，（67）滬二商財王字第70253號，1967年6月6日。

　　【19】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20】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21】上海市第二商業局：《關於刮經濟主義妖風的情況匯報》，（67）滬二商財王字第70253號，1967年6月6日。

　　【22】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23】文革時期的傳單：上海市人民銀行小東門分理處革命群眾、上海市南市區人民銀行滿江紅革命造反團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電報，1967年1月6日。

　　【24】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25】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清理經濟風時所發款項並要求退還的工作情況總結》，1967年4月。

　　【26】上海市統計局編：《上海職工情況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1979年版.

　　【27】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28】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29】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30】上海市勞動局：《（66）滬勞企創字第114號》，1966年12月2日

　　【31】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32】上海市勞動工資委員會紅色造反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是大刮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罪魁禍首》，1967年6月27日。

　　【33】上海市勞動工資委員會紅色造反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是大刮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罪魁禍首》，1967年6月27日。

　　【34】上海市勞動工資委員會紅色造反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是大刮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罪魁禍首》，1967年6月27日。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35】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36】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37】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38】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39】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1965年－1967年2月24日》（草稿），1969年。

　　【40】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41】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各產業局會議記錄》，1967年2月27日。

　　【42】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43】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此文中提到："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從城裏蔓延到市郊，城鎮及農村生產隊裏，許多郊縣企業及社辦企事業等和城裏一樣出現加工資福利，發放串聯費等"，"致使很多生產隊把第二年的生產資金也分光了"。

　　【44】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運動"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筆者在上海市檔案館親見陳丕顯1967年1月4日寫在傳單《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進攻－告全市人民書》第一頁上的手書："清文匯報立即排印廿萬份，不得延誤。陳丕顯4/1"。最後一頁（第4頁）文後，又是陳的手書："即印20萬份，不得延誤 陳丕顯4/1"

　　【45】上海市勞動局革命委員會：《關於工廠企業中沒有參加工會的職工病假工資等待遇的通知》，1971年，及《補充通知》，1971年6月21日。

　　【46】"郊縣下放工人、臨時工人聯合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傳單：《宋日昌同誌代表市委同意郊縣下放工人、臨時工人萬人代表大會下列要求》，1966年12月1日此份傳單上的第二條提到："凡目前在市屬、縣屬（包括集體所有製單位）工作的下放工人、臨時工人在政治待遇上與基本工人一律平等"

　　【47】上海市勞動局轉發的1966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華東局代表黃宇齊等簽字同意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六點要求：《（六六）滬勞企字第一一四號》，1966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