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複旦教授的“三線”記憶－－作者：鄭磊

影片《闖入者》後半段，女主角回到貴州老廠，《山楂樹》的音樂響起，看到這裏，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這個取景點就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有一個鏡頭的遠景裏，甚至都能看到我曾經的家。那裏的一草一木我最熟悉，如今卻已人去樓空，幾近廢墟。

“三線建設”是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戰備為目的進行的一場大規模工業遷移。所謂“三線”是針對沿海的 “一線”和中東部地區的“二線”而言，主要指我國的西南和西北地區。以距離沿海的遠近，又有“大三線”和“小三線”之分。數百萬的工人、幹部、知識分子和官兵，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從沿海西遷。我的父母就是上世紀60年代末從上海去貴州三線的，他們在那裏相識結婚，我的青少年時代也大部分在貴州的那個廠子裏度過。

根據大分散小集中、“山、散、洞”的建設要求，廠子建在一個山溝裏，開車到最近的縣城也要半個小時。廠裏一應俱全，有自己的住房、學校、醫務室、影院、集體澡堂、商店、派出所、俱樂部。

整個廠子連職工帶家屬有上千人，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全廠設有無死角高音喇叭，坐在家裏都能聽得清清楚楚。每天早上7點，會播放起床號“叫早”，大家起床洗漱吃早飯，然後大人們一起從家屬區步行去廠區上班，孩子們則去學校上課。8點整會放“上班號”，此時還未進入廠區或教室的就算遲到。此外，中午12點下班、1點上班、5點下班時也都會鳴號。每天學校放學之後到5點家長下班之前的這段時間，是孩子們最快樂的自由時段。等下班號一響，無論在玩什麽，我們會頓時作鳥獸散，回到自家書桌前假裝“安心做作業”。

在廠子裏，父母們都是同事，孩子們都是同學，回家後還是鄰居，隨時隨地都有一雙眼睛盯著你。誰家夫妻吵了架，第二天全廠都會知道，我上午考試成績不好，中午還沒到家，我媽已經拿著尺子在等我。廠長就是這個小社會的全權總管，生產、生活、學習、娛樂、購物全都能管，甚至包括調解夫妻吵架。

由於資源和機會極其有限，一切都由“上麵”統一安排或分配，平時工作生活又都在一起，職工們之間磕磕碰碰的事都不少。我母親早年曾和醫務室的一位女同事工作上有些過節，後來這位女同事的丈夫成了廠長。用我父母的話說，此後十多年他們都遭受廠長的“迫害”，無處可逃。那時的人也沒有辭職之說，而一旦原本來往密切的兩家父母之間有了矛盾，孩子們也不在一起玩了。

我們那個廠大部分是上海人，也有來自北京、東北、西安、湖南等地的。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有幾年就是我們家樓下的鄰居，他們對自家身世嚴格保密。直到有一次全場放電影紀錄片，鏡頭中出現了周總理，她家的兒子童言無忌，對著銀幕上的周總理大叫“姥爺！姥爺！”，這時大家才知道了這個秘密，沒多久他們全家就回北京了。

雖然遠離家鄉幾千公裏，大人們仍努力保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日常生活中都用上海話交流，我們這些孩子也從小會說地道的上海話，卻不會說貴州話。我有兩個姑媽當時也去了貴州“插隊落戶”，和“三線人”住在相對隔離的廠礦不同，她們是完全在農村生活，生活條件比我們廠礦要差很多。

每隔幾年全家會回上海探親，火車要坐兩天兩夜，常常要一路坐硬座到上海。到了晚上，父母們坐著，我則橫躺在父母身上或座位底下。在上海短暫停留的時間裏，父母用平時攢下的積蓄到處采購生活用品，全家上上下下裏裏外外都換成新的，仿佛這樣全家就又能和上海人一樣了。回去前自然也免不了為同事們代購產品。而對孩子們來說，每次從上海回去後，就是我們炫耀新玩(文)具，展示新衣鞋的日子。

父母從小對我的教育就是：隻有考上大學，全家才能回到上海。所以我的成績已經和學習本身無關，而是維係著全家的命運。我媽給我定下的規則是：考試成績95分以下，每少一分，就用尺子打一下手心，90分以下就自動進入不計數“亂打”模式。當然，等我考上大學之後，父母再沒問過我學習成績的事。

小學三年級時，父母曾把我送回上海外祖父母家讀書。由於沒有上海戶口，我在上海屬於“借讀生”，還是父母去學校裏使勁求情才把我收下的。我自知能“闖入”上海讀書不容易，所以學習還算努力，也知道怎麽去討老師們的喜歡。而更大的挑戰其實不在學校裏。80年代上海人居住條件很差，幾代人蝸居在鬥室裏，本身已經很困難，我的到來成了一名“小闖入者”。等父母留下我回貴州之後，我突然發現，以前回去探親時對我很熱情的大人們變了樣，時常話中有話、冷言冷語、甚至厲聲厲氣。現在想來他們有他們的難處，而十歲不到的我也正在頑皮倔強的年齡。但記憶中那確實是我真正麵對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學會了察言觀色和在夾縫中生存。一直熬到來年暑假回貴州時，我再把憋了一年的委屈向父母“匯報”。

暑假之後，父母把我轉到了另一邊的祖父母家，但那邊的情況更複雜。五年級時，父母隻好把我接回貴州。雖然我很喜歡上海的教育氛圍和優良設施，但更願意不再寄人籬下回到自己父母身邊。我的一位朋友則經曆了另外一種情況，他自出生後，父母直接把他留在上海的外婆家，長大後，他隻認外婆和阿姨是親人，和自己的父母卻很生疏。

我父母上世紀90年代中期終於調回上海。可是人到中年的他們，彼時在上海已經連落腳之地都沒有了，隻好擠在祖父母家睡沙發打地鋪。對祖父母來說，他們離家多年，回來後也成了“闖入者”。曾經豪情壯誌奔赴四方的他們，最後在“三線”是他鄉人，在故鄉卻成了“三線”人。沒多久，他們就從祖父母家搬出來，租農民的房子住。幸虧90年代上海的商品房還不貴，幾年省吃儉用下來，再加上借款貸款，終於在城鄉結合部買下了一套一室戶。這足夠全家興奮不已，我們終於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那一年我也從北京的大學畢業回到上海工作，第一次報上了上海戶口。相比其他一些老同事，我父母已經很幸運了。三線廠礦到了九十年代，在市場經濟大潮下大都瀕臨倒閉，難以為繼。

這幾年，父母退休了，結伴搭夥地回去看看那個獻出過整個青春的地方，我自己這些年也回去過很多次。小時候，戶口在貴州，我卻從不願承認我是貴州人，上海才是我的家鄉，如今，我卻越來越覺得，那個從小長大的廠子才是我心裏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