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張春橋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1966.5.6）他憑什麽？

張春橋算得老幾？政治局哪怕擴大會議居然也可以發言？記得批判《海瑞罷官》時說是清官比貪官更具欺騙性因此更反動， 有人反駁那麽就是貪官比清官還好些了？ 突然聯想如今滿朝貪官，恍然大悟，啊，原來如此--轉載者

康老已經講得很詳細，可補充的不多。
一、對於這個偉大的鬥爭，主席說我們很多同誌還很不理解，很不認識，很不得力，我也是這樣。
去年九月文化廳局長會議，彭真的報告我們聽了，攻擊主席的未傳達，其他也沒認識。
上海市委作了些事，隻是執行主席指示。如果不是主席支持，也很難頂住。
    從十中全會說起，主席提到階級和階級鬥爭，講到文藝戰線，十中全會後，全國起了變化，上海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六三年元旦，柯老提到寫十三年，即不要再寫封建的東西了。
    上海的問題很多，二月五日開始開會，開了半年，揭了大量材料，思想有了很大提高。總理、陳總也與上海文藝界作了報告，提倡寫新人新事，左派很震動，情況有很大變化。
    六三年四月，中宣部開文藝工作會議，又接著開文聯會，前者我參加了，後者沒參加，一個小組集中都批評寫十三年，雖未指名，聽得出來是批評誰，有意見不奇怪，問題是主持人陸定一、周揚、林默涵等都未引導反駁這些觀點，直到大會發言最後一日，邵荃麟反對題材革命，反對寫社會主義。發言一個上午。這時上海同誌忍不住，才起來反駁。我們很注意宣傳部的意見。但周揚、林默涵講話都未提到邵荃麟的名，開完會後，周揚問我有什麽意見。
    這些都說明對主席思想，逆流很強，回上海我們未傳達邵的意見。許多地方傳達了邵的意見，但未傳達上海的反駁意見，接著就是華東話劇會演，田漢去潑冷水，同時宣傳三十年代，還在文匯報上寫了詩(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會演在全國有震動，各省市拿出一些好東西。這些我們增加了信心，主席批給彭真、劉仁的信就是在這個時候。
    這以後，全國看到好的現象，批判《早春二月》、《北國江南》和楊獻珍，京劇會演。這時對文藝工作的批示也有了。(即十五年來文藝未執行中央指示的指示。)
    就在這時期，又遭受一次挫折。六五年一月彭真在文藝上也搞刹車。在北京開過報刊學術批判會議，檢查簡單化、粗暴(周楊、林默涵的講話)，批評不要影射，批判點名過多，說報紙上已批評四十多人了。以後點名要批準。中宣部發通知說以後要依《人民日報》為準，要對口徑。我們奇怪，為什麽要一樣？文章寫的單調，又批評你寫的沒味道。實際上，那次就打擊了左派，把一些生動活潑的局麵搞成死水一潭。批評《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之後，學術批判忽然停止了。
二、姚文元即在此沉悶空氣底下準備的，因為說了不要簡單化，不要亂點名，要經過批準等等。據我知，主席對吳晗的《海瑞罷官》早有意見，但我們也知道北京對此戲評價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說此戲是根據主席指示寫的。我曾問過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說很大，也未詳細說明。我們還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發現海瑞的宣傳出乎意料的多，劇種很多，什麽京劇、滬劇，各種劇都在演海瑞。上海廣播電台六四年還在廣播此戲，《生死牌》搞了電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學課本有海瑞，大學就不要講，一大堆連環畫、小人書，各種宣傳工具都用上了。
我們很奇怪，一個被打倒了的地主階級人物、小人物，在新中國被宣傳為人民的救星，
為什麽會這樣呢？把所有的宣傳工具都用上了，實在使人吃驚。
    我們考慮過，究竟批評哪一個，是《海瑞罷官》還是《海瑞上疏》？我們認為《海瑞罷官》寫得太露骨，應該批評影響大的。但是也有顧慮，特別還有流言蜚語，說海瑞是主席讓寫的。我到北京請江青問主席，是否可批判。主席說，他沒有提倡過寫海瑞，隻是在湖南彭德懷叫他看《生死牌》，戲裏談到海瑞。主席回來就查明史，說海瑞未在湖南作過官。請同誌們看看，如此而已。
    這時有人查問張春橋到北京(十月)是否和姚文元文章有關。
    還有一顧慮，即和北京的關係。我們當時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來，我們考慮不必要送審了，主席九月會議已經講了話，可以批評吳晗嘛，這時如再問彭真好不好？我們反的是資本主義，如彭真說主席已批準，為什麽還問我。所以就未打招呼，還有批評周穀城也沒給上海打招呼嘛。雖不是副市長，周穀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協副主席。我們看到批判周穀城的文章以後，因為準備不夠，也很緊張，周穀城要自殺，我們毫無準備，但無怨言，因為周穀城應該批評。
    還有一個顧慮，即未搞過明史，文章出來以後站得住站不住呢？所以文章改了很久，當時也沒有想到觸動社會如此之深，當然也沒想到彭真會那樣發怒。老實說，那時我們理解也很淺，也未準備大搞，隻想發表姚文以後，吳晗會反駁，那我們寫幾篇文章就完。
    三、發表前三天，召集上海史學家談談，反映如何？經得住否？請了一些史學家名家，他們最反對的是最後一部分，別的地方也提不出意見，他們把姚文元叫做棍子，一向是打人的，這次寫的文章，前麵很有說服性，講道理，就是最後一部分不好，那是講的政治問題。
姚的文章水平並不高，也沒抓住要害。就是這樣，他們已經受不了啦，這時有點思想
準備了，看來文章出來後會有大戰。結果文章出來後收到一萬件稿子，出乎意料之外的多，很多人寫信支持。左派興奮，態度鮮明；中間派震動也大，說學術批判不是完了嗎？怎麽又來了？資產階級右派更震動。趙家驥說：打在吳身，痛在我心。文史哲界都震動很大。從這裏看到鬥爭很必要，要鬥爭，文化革命才能搞下去。可是北京是什麽態度呢？姚文章發表以後，二、三日以後，範瑾打電話給文匯報，問姚文元的背景，問誰看過？他們不是講真理麵前人人平等嗎？為什麽又不講道理？過了兩天，人民日報的沙莫也來問背景，我們真奇怪，什麽背景，背景就是毛主席講過可以批評。
    姚文發表後，北京就各報都不登，一直等到十幾天以後，北京的主要報紙才登。我們很氣憤，怎麽搞的嘛！一方麵左派看了姚文很鼓舞，另一方麵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馬列主義中心，當毛主席還健在，毛主席的戰友也都健在的時候，又是毛主席要批判吳晗，為什麽姚文元的文章會受到這樣的待遇呢？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市委說他們不登，我們印小冊子。11月20日決定，24日印出來，上海新華書店打電話問各地是否定訂？各地回電話都要，隻北京不回電，完全封鎖，一直到後來，我打電話問石西民，他說他不管發行，我說請你管一下嘛。這樣局麵恐怕和彭真有關。我們不為自己擔心，倒為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耽心，這樣恐怕要犯大錯誤。
    後來羅瑞卿和總理去上海，羅投了一次機。羅問主席、問姚文元文章的事，主席說，是呀，可以看看。羅未摸到底。我們和羅談，羅給彭打電話，說彭不反對文章，是想考驗範瑾、周揚等的態度。羅說，我告訴總理，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經過羅，彭真已經知道，北京才登。這時我們才稍鬆了一口氣。
四、彭真到上海，恰是主席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吃飯時為主席祝酒，他說他早就要批判吳晗，叫周揚、範瑾、鄧拓寫文章，寫得不好，你們上海寫了好嘛，北京未轉載是想看看動態。但又說對姚文元文章要一分為二。我說向陽生也有問題，彭真還沒等我說什麽問題，就打斷我的話，說那是我叫他寫的。又談主席說了要放，政治問題以後再談，劉仁、鄧拓是左派。就是叫我們放，我們說已放了好多嘛，他談再釣幾條大魚，你到北京，我請你吃烤鴨。我們還建議彭真抓一下，他說要抓。我們也建議有什麽情況可聯係，他也指定聯係人，這樣反而把我們的手腳束縛起來了。
五、彭真第二次到上海，主席抓文藝、學術批判開始都抓政治，可是一到中宣部手中，就轉到次要問題上去。彭真還批評說曆次批判都是虎頭蛇尾，如批判紅樓夢。後來發展到研究大觀園地址在那裏。我們擔心海瑞問題會不會走樣？這時，希望彭真能解答這個問題。二月十二日，彭真又來上海，這時他有文件了，就是那個《提綱》，我們找他談，他說問題已解決了，你們看文件就行了。我當晚同時看兩個，就是主席在七千人大會講自我批評的文件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晚上與田家英、吳冷西同桌吃飯。田家英和彭真的說法是一致的，他們認為問題解決了。我們認為沒有解決，我說還要談談。次日胡繩與我談，問題根本沒解決。我說主席曾兩次問，吳晗是否可說反黨反社會主義。《提綱》提到演壞戲的演員不要檢討，是有所指的。因為《文匯報》曾登過譚元壽的文章，批判吳晗說寫海瑞不對。這是好事。報還登過馬連良的文章，這是捧吳晗的文章，說吳晗文章有現實意義。我們轉載了這些，本來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事，可是《提綱》卻不讓登他們的文章，如按《提綱》辦，還有多少人可以參加戰鬥？
    看了《提綱》，我們覺得有問題。這個《提綱》來得好快呀！中央批示要傳達，怎麽辦？我們研究後派楊永直到北京來，許立群說是來質問，我們是完全無此意，是來請示。楊回到上海告訴我，許立群打電話的兩點，我問他是不是聽錯了？他說沒有錯。我奇怪，為什麽會有這麽大意見？如早有，為什麽不報告中央批評上海市委？這時我想所謂“學閥”恐怕不是提姚文元，也不是指市委，感到這是針對毛主席的，因為他知道主席說過叫批判吳晗。《提綱》草案裏沒有“武斷”二字，正式文件加強上“武斷”和“以勢壓人”。這是指吳晗的政治問題，說主席武斷，上海市委以主席之勢壓人。
    許立群打電話問我為什麽不打招呼，我們應該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不能回答，隻是想不好回答。當然現在很容易回答了。已經知道彭真的事了。在《部隊文藝座談紀要》中，主席加了一句，“須知其他階級代表人物也是有他們的黨性原則的，並且很頑強。”
    過了半個月，康生同誌來上海，康生同誌談到這次電話的事，後來的事康生同誌已講過，我就不再講了。
    彭真曾給曹荻秋打電話，曹也不懂，這算不算道歉的電話？這是個態度問題了。三月三十日，主席那樣批評，彭真采取這種態度，說學閥無所指，打招呼問題是陸定一有意見，我隻說以後應當注意。更怪的是第二次電話，問準備告訴誰？
    主席離開了上海的時候，叫我們把《提綱》的意見寫出來，我寫了給主席，主席說：“很好，需要徹底的攻。”現在看來是不徹底，差的很遠了。主席叫康生同誌告訴我們，不要有無窮的憂慮。我們還有顧慮。主席健在時，主席的戰友健在時，還有此情況，將來主席不在，又將如何？當然這些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將會鼓舞全黨。


《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周良霄、顧菊英編著，香港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