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誠言：需要給毛主席建一套檔案

毛主席沒有檔案麽？ 其實是有的，不過他的檔案和99.99999999%他的臣民的不一樣， 但畢竟還是有的， 不信？中央檔案館裏， 恐怕和老毛有關的文件最多，但文件的形式一定不一樣，自己填寫的表格大概就沒幾份，外調人員的報告可能是一份也沒有，組織鑒定的結論想必是沒有的，那種嚇死個人的別人的揭發材料則萬萬是不可能的，所以這篇1文章的作者隻是出口氣而已，事情是不可能的。轉載後兩極不同的議論是難免的，一如既往，但凡涉及毛主席，好派P派一定會站得整整齊齊--轉載者

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們大都知道，任何一個體製內的活生生的人都要被紙和墨這兩樣死物質構成的檔案一輩子牢牢地管著，由其決定命運起伏生死榮辱。對不少人來說，檔案是暗中的攝像頭，是陽光下的哈哈鏡，是一生順風的通行證，是時時碰壁的判決書，是如影隨形的鬼魅，是盤旋頭頂的魔杖，是決定飛舞中的風箏起飛降落的那根細線，也是人生終了蓋棺論定時再繪最後一次臉譜的五彩顏料。有多少成績驕人的考生因檔案中出身一欄的地富成份，還未進入考場就已注定等不來錄取通知；有多少立誌報國的青年因被人在檔案中點了“眼藥”，至死都不明白為何當兵無望招工無門。滿腹經論的學者會因“反動思想”記錄在檔再不能發表一字論說，學有所成的專家可能會因“海外關係”一欄填了舅父的名字而被“控製使用”終生。長期分居的夫妻雖然單位同意調動但上一級組織不發檔案隻能隔山隔水苦苦相望，多年右派在改正時因檔案中查不到原始處分文件隻有哭笑不得悲歎造化弄人！說不清道不明的檔案導演了人間多少悲情戲苦情戲？隻有天曉得！

我第一次聽說“檔案”這個名詞是在1960年讀初二時。班主任劉某是個一貫以“黨是偉大的，我是黨派來的，不聽我的話你們想想是啥性質？”對我們進行啟發教導的青年教師。在因饑餓造成早操和體育課都停下的情況下，我們班開荒種糧種菜的“勤工儉學”活動抓得格外緊，萬一他覺得有不遂意的地方，就大講特講“每個人的曆史都是自已書寫的，都要記錄在案的。”由此，我不僅是懂非懂地記住了那個有點哲理的“曆史說”，也朦朦朧朧地想見到有一遝把我們一言一行“都要記錄在案的”的檔案。（後話：劉老師不久下放到同一座縣城的一所小學，兩年後因奸汙女生判刑八年，最後的消息是有同學說在他老家看見他拉板車。）

我第一次與檔案的風險擦肩而過是文革初期省委工作組進校不久。一天，年長我三歲的好友李玉華同學搶著撕開了《湖北日報》寄給我的一個信函，以為是用稿通知，誰知，卻是退稿。一篇是《清官總比貪官好》，為當時被臭罵為“封建專製社會忠實衛道士”的海瑞、包拯辯護；一篇是《“清清白白做人”沒有錯！》，針對把“毒草”影片《舞台姐妹》中女主角竺春花說的“清清白白做人 ，認認真真唱戲”定性為“不要、反對黨的領導”進行爭鳴。後文中自認為最有力最精釆的一句反駁詞是：“在這些批判者眼中，難道接受黨的領導就不能‘清清白白做人’了嗎？”當然，我的文章很幼稚，人也幼稚，不識自己是已快被引出洞的“蛇”。我還在為退稿沮喪之時，李友的一句“你咋寫這樣的文章？工作組發現了還得了？裝入檔案你一輩子都爬不起來了！”的嗬斥使我心頭直冒冷氣。假如《湖北日報》也像後來李九蓮的軍中男友一樣徑直把稿件轉寄給校係黨組織，假若李玉華為了立功直接向工作組告發，我會是啥下場？再假若《湖北日報》自己銷毀而不退給我，我會不會在一次次“靈魂深處鬧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的鬥私批修中沉不住氣而主動交待？都很難說。所以，我對那位（些）未曾謀麵不知姓名的編輯同誌至今心存感激，對李玉華同學仍然時時懷念！（他已去世十年，願他在天國亦能感受我的心意。）當工作組很快狼狽不堪地撤出校園之際，各係都掀起了大規模的搶、燒“黑材料”活動，被整師生都怕這些材料裝進檔案成為一輩子壓在頭上的黑鍋。如果那兩篇稿子沒到我手裏，說不定我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理所當然，這批師生以後率先當上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的造反派。

我第一次直接接觸檔案是在“清理階級隊伍”時。1967年，我班根據係裏安排，“內查”舊社會曾任職“會計課長”的毛教授是怎樣為反動政權效力、盤剝人民的？在麵對麵審訊時他一臉苦愁地說道：“你們以為‘課長’是多大個官呀？我哪有那大的權力”？“課長”是多大的官？我們也不懂。看到毛教授窘迫的樣子，擔任記錄的我和主審的許君相視一笑，隻好作罷。1968年，“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我校後，立即掀起了更有威力的“清查”高潮，更多的檔案轉交給校、係兩級專案班子。我校安然渡過造反、奪權、“三結合”階段的老革命領導幹部林校長終於抗不過“領導階級”的施壓，在一個黑夜臥軌自殺。據悉，自殺的原因，就是從檔案中發現了他當過“工賊”的 線索，逼他“坦白從寬”。這位慘死的、沒有民憤、和藹可親的學者文革後才得以“平反昭雪”。

我第一次明明白白“自己寫自己的曆史”是大學畢業搞鑒定之時。在此之前，檔案中的“曆史”哪些是自己寫的，沒人知道。那時連高考成績也不允許自己知道，隻被記載在檔案中秘而不宣。畢業鑒定分四大塊：自我總結，自我鑒定，群眾鑒定，組織鑒定。自我總結、自我鑒定都要在小組會上進行評議，要大家通過才行。我在唸完自我鑒定同學們還沒開腔評議時，臨場旁聽的女教工易某某馬上說，根據你的表現，不能寫上“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這句話。易某某文革前就是我班“政治輔導員”，文革初期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來我班造反派翻身後並沒有像有些班那樣搞清算，她一直當她的逍遙派，與我們班井水不犯河水。 “一打三反”後，她仿佛以胡漢三返鄉團的姿態又“重新回來了”！“對毛有感情”看似句套話，可在當年，寫不寫上卻非同小可呀！心想，這個三十多歲白白胖胖貌似溫柔的矮個子女人何以變成了一個心地歹毒的女巫？對她曾有的敬意頓時全無，當即臉紅脖子粗地和她爭執起來，並全然不顧造反派已整體倒黴的大局勢，搶白她：“你憑什麽這樣說？你當時整同學們的黑材料抓右派還有理了”？在相執不下的當兒，占領了我們班“上層建築領域”的工宣隊員老王聞聲趕過來宣佈：“對毛主席有深厚的階級感情是個非常高的標準，任何人都不能說做到了，這次自我鑒定，一律不要寫上這句話！”不知老王的這個判斷出自於上層對知識分子的整體評價，抑或是他個人看法，總之還算靠譜。連與毛澤東相處幾十年的最好學生最親密戰友一年後也棄他而去哩，何況跟他搭不上一句話、日子過得苦巴巴的臣民，咋會有那麽豐富的感情花到他身上？雖然跟易教工戰了個“平手”，但首次“親自寫自己曆史”就出師不利的遭遇，使我至今耿耿於懷。

正因為與檔案的交結太深，所以每當遇到毛澤東誕生多少年、圍繞著毛的功過是非必然出現的一年一度全民大爭吵時，我不禁很自然地想到，新中國拿國家工資的人都有檔案，甚至無業可就的大學生無處拿工資也有檔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好個吉祥的名字！）保管，拿國家行政二級工資（據毛說行政一級工資讓給了“先烈”）的偉大領袖是不是也有一套個人檔案呢？如果他有檔案，那麽因定論不清爭吵不休造成的種種麻煩混亂和群體分裂不會大大減輕嗎？我們的社會豈不多了一份和諧？

比如：在開始參加革命的“招工”表上，他就如實填上他家的“成份”，很可能一時會遭到“全世界無產者”才夠資格“聯合起來”的組織的拒絕。經此挫折，他在主政後一定會反感“血統論”，一定會不搞盛行多年的階級路線和實際中對“黑五類子女”的歧視政策，落實掛在他巨幅畫像旁邊的那條大標語——“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那麽，建設新中國的人氣會更高，力量會更大，成就會更輝煌！

比如：在個人履曆表的“婚史”一欄，他如實填上“已、1920年”，在“家庭成員”一欄，寫上“楊開慧、毛岸英、毛岸青”的名字，那麽，在道德自律和組織監督下，在井崗山就不會過早地與賀知貞女士結婚。同理，在延安也會把江青的勾引拒之窯洞門外，因為他明知賀知貞“精神病”並不嚴重，到蘇聯治愈後終會回來。若如此，毛澤東不僅是一個更高尚的人、更純粹的人、更有道德的人、更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更有益於人民的人，從而更受到全國人民及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熱愛和擁護，而且還會為華主席、葉副主席粉碎以江青為頭子的“四人幫”減少投鼠忌器的擔憂，還會為國人在那一小段“山河同悲”的日子裏免卻許多不應有的悲傷！

遺憾，真是遺憾！僅僅少填了這兩項，生前身後就給他本人及他統帥下的人們造成了這麽大的損失！

遺憾不僅止此。在他身後，由於沒有一份專屬於他的檔案說清曆史真相，在如何重整人心收拾他留下來的那個爛攤子上，馬上又導致了“凡是派”與“求是派”的嚴重對立，險些造成黨的分裂。好在“求是派”勇敢、巧妙地開展了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題目的思想解放運動，又改組了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才使被毛澤東誤引到崩潰邊緣的中國，另走了一條改革開放的道路。

不知是好事多磨還是多難才能興邦，人們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又發現，單純的經濟改革雖然帶來了經濟的畸型發展和繁榮，但由於毛留下的政治體製未根本觸動，毛藐視法治的思想未予鏟除，毛的專製思想及專製言行仍大有市場，毛的“大躍進”思維、大援外行為影響仍深，毛發動的文革沒受到徹底清算等等原因，經濟發展直朝權貴資本主義的歪路上滑去。政治改革舉步唯艱，發展成果難以全民共享，社會矛盾日益加深，自然環境道德環境日趨惡化，民主、法治、科學發展、社會公正和諧的“中國夢”仍然是現代人的苦苦追求。而極左派聲聲讚美文革、謳歌大救星、回歸毛時代的喧囂又為凝聚人心推動中國走向進步平添了重重阻力。當此之際，我不由遐想，假若毛澤東也有一套像常人一樣管理的檔案，事情哪會這樣麻煩！

假若毛澤東也像我們一樣在檔案中逐年記上所做的大事，如在延安時代，他就大力推行過文化少素質低的農民用豆子當選票組成了“三三製”政府，就撰文怒批過蔣介石獨裁專製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就大聲宣講過共產黨“自由、民主、獨立、富強”的建國目標。如果官方現在把這些可貴的曆史資料如實公布出來，那麽，楊曉菁、石平、戴立言、胡鞍鋼、胡錫進、張宏良、司馬南這一夥妄圖阻擋中國進步的醜類，還敢如此猖狂地反民主、反民選、反憲政、反政治體製改革嗎？

假如毛澤東也象我們一樣把重要言論記入檔案中，僅隻“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麵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麵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隻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的一段話語，就能使人對毛澤東是不是“民族英雄”有個普遍清晰的認識，也會使一幹曆史虛無主義者對胡錦濤同誌“國軍是抗日正麵戰場主力”的論斷不再生氣和想不通！

假若人們及時聽到了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製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製定憲法的嘛。製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1954年，在憲法討論會上的發言）這段“最高指示”，就會理解為什麽我們至今還“有法不依”、“執法難”、“黨大於法”，就會找出我們國家實現法治社會為什麽這樣艱難的根源。

假若毛澤東也象我們一樣在年終總結中及時總結教訓，那麽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總路線”這“三麵紅旗”已造成險象環生之後，就不會再固執地開展反“右傾”運動，餓死的老百姓就不會有三千多萬，毛的忠實擁躉也用不著在半個世紀後再煞費苦心地為之作無罪辯護。

假若毛做自我鑒定時也象我們一樣要接受同事們的評議，那麽他背著中央集體擅自支持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自由主義說一定在1966年底就被揭發出來；他的貼身秘書田家英就不會在對他提的三條意見未來得及說一個字時就無奈自殺；“三老四副”對文革正確的評議就不會當著什麽“二月逆流”被整肅；林彪的一個尋常發言就不會被打成“反黨綱領”；鄧小平轉交劉冰一紙建議的善舉就不會再讓他搞一場全國性的“批鄧”；葉帥對文革全麵的正義批判也用不著延遲到他死後。一句話，就不會有十年內亂十年倒退，毛左們也就不用再花費心機去論證“文革”的什麽“正義”與“錯試”、“啟發”和“意義”！

……

總之，由於毛澤東沒有檔案，造成的空白、缺損、遺憾實在是太多了，簡直是書不盡書！僅從毛澤東不設檔案及隻他一個人能拿稿費、生命終了還擔任多項職務、他在困難年代的奢侈萊譜展出在韶山、他的豪華行宮遍布於國中、他的特製煙代號是132、他的專用瓷密碼叫7501、他的女兒侄子都是“火箭式”高官等等連官方也不掩蓋的大量事實，就足以證明毛左們宣揚的毛不特權不腐敗愛民親民是多麽自欺欺人！至於他們是發自內心地愛毛擁毛還是欲圖借屍還魂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人們也會細細掂量！

當然，毛澤東沒有檔案的損失也不是不可彌補的。當年劉少奇主席被剝奪了自寫檔案的權力、隻能任由毛澤東指派手下在其曆史上信筆塗鴉寫上“叛徒、內奷、工賊”之時，曾憤懣而又自信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毛澤東走進了曆史，但曆史還在延續，人民還在生存。在今天無論是胡鞍鋼所說的“人民社會”也好或是我們追求的“法治社會”也好，我們都有權力以“人民”的名義或“公民”的名義，站在國家、民族、曆史的高度，跳出左右之爭、黨派之見的小圈子，用民主、科學、人權、法治的先進理念再次審視毛澤東的主要言行及其社會實踐社會效果，為毛澤東補寫一份檔案。庶幾，才可以彌補毛澤東沒有檔案的人生缺憾，才可以統一認識凝聚人心，才可以端正改革開放的航向，才可以推動中國走向光明美好的未來！我相信，曾擔心“我死後，看你們咋辦？”的已故領袖若有在天之靈，一定會以博大的胸懷寬宏的雅量，默認這個他無法看到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