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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一個年齡段的人，因為父母的不同，在那個歲月裏便成兩種生物，一種是人高高在上的紅色血統的高幹子弟，另一種是狗叫“狗崽子”，打人的人表示道歉拒絕遺忘，被打得”狗“則很可能不願提起那段”屈辱“的陽光不那麽燦爛日子，很有意思的課題--哪些研究人員抽空研究研究？--轉載者
新年伊始，一些文革初期在校的北京中學生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麵的聚會。聚會以“反思文革 拒絕遺忘”為主題，各抒己見，坦率交流，不知不覺中竟用了一天的時間。參加聚會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師大女附中（現更名為師大實驗中學）、師大一附中和清華附中的“老三屆”學生，還有來自《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財經》雜誌和《記憶》網刊的年輕記者等20多人。
最近，原八中學生、當時的校“文革委員會”主任陳小魯代表八中老三屆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公開道歉。這一舉動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無論是文革親曆者還是更年輕的一代，紛紛在網絡上表達正麵的肯定。一時間想要采訪陳小魯他們的媒體竟有幾十家之多，可見社會影響之大，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受此舉的影響，原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中生葉維麗（美國耶魯大學曆史學博士、現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曆史學教授）提議，舉行一次“同代人”的聚會，反思文革，直麵曆史，拒絕遺忘。她的提議受到了女附中校友的積極響應，也得到八中陳小魯、計三猛等的熱情支持。近年來在研究文革的領域內默默耕耘、成績卓著的多位老三屆學者、作家也應邀到會，他們是印紅標、吳迪、丁東、邢小群、米鶴都、卜偉華、郭小林，到會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黨史的兩位學者。參加聚會的原師大女附中校友，不僅有文革初期工作組在校時學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副主席宋彬彬，還有十幾年來參與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調查和研究的各年級校友於羚、羅治、郝新平、顧湲、葉維麗、馮敬蘭、李紅雲。
說到文革，對於當年女附中的在校學生，“8·5事件”是無法繞過、必須麵對的記憶，是集體的心靈瘡疤。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部分高一年級學生發起的遊鬥校領導的過程中，少數學生對五位校領導毆打體罰、侮辱折磨，黨總支書記卞仲耘副校長不幸遇難，其他幾位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傷害。這一惡性事件，多年來受到海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不但成為學者、專家探討文革問題經常引用的典型例證，也成為文革親曆者關注的熱點之一。
近年來，女附中的校友們對這一事件做了持續的調查和研究，由劉進牽頭，采訪了當年在校的老師、學生120多位，還從校友提供的當年日記、筆記中獲得了具體的資料，基本厘清了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園裏發生的主要事件，如第一張大字報、工作組進校後怎樣領導運動、唯一一次批鬥校領導的時間和規模、學生反對工作組的兩次高潮等等，以及工作組撤走一周後，由高一三班部分幹部子女發起遊鬥校領導的理由、遊鬥規模，哪些學生涉嫌暴力毆打、侮辱折磨校領導。紅衛兵和籌委會成立的確切時間（1966年8月8日），8-18參加天安門廣場大會的基本情況，宋彬彬上城樓給毛澤東主席戴紅袖章的具體細節等等。 為了表示對卞校長永遠的紀念並告誡後輩，由高二2班羅治、羅文東、張育芷和海外校友等發起，500名女附中校友捐款，往屆校友郭平英、高寧等策劃、運作，為卞仲耘校長塑半身銅像安放於校內，並於2011年5月7日在實驗中學舉行了隆重的安放儀式。
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因此，這次討論會就從“8·5事件”說起。首都醫科大學教授、正致力於推廣全科醫學和社區衛生服務的顧湲，當晚就要出差，也拉著行李箱出席了座談會。她是高一三班學生，具體介紹了8-5事件發起、組織的少數幹部子女的情況，並尖銳指出當時學校的階級鬥爭教育，已經在學生頭腦中牢固樹立了血統論、等級製的觀念，致使一些幹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為是水到渠成。
宋彬彬因8-18給毛澤東戴袖章而成為文革暴力的符號“宋要武”，被妖魔化已經四十多年，如組織殺人比賽，帶領紅衛兵殺死校長。在參與調查“8·5事件”的過程中，她漸漸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礙，勇敢地站出來，在電子雜誌《記憶》發表了《四十年來我想說的話》（也見共識網及本博），澄清事實，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劉進和宋彬彬為她們當時沒能全力保護校長和老師，沒能阻止住少數學生的暴力行為，再次表示了自責、懊悔和真誠的道歉。
八中的陳小魯介紹了他公開道歉的心路曆程，並對女附中同學們集體還原八五真相的執著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讚佩，他說我們雖然道歉了，但是對八中文革初期的過程和發生的事情，記憶已經很模糊了，要向你們學習，爭取如實還原八中文革曆史，以告誡後人。幾位文革研究學者紛紛指出，在還原曆史真相時細節很重要，並指出要從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認識發生在中學生中的暴力行為。丁東強調要分清當時最高層、中層和下層的不同責任，文革的發動者要負最大的責任。米鶴都說女附中校友們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過去所謂的“紅五類”和“出身不好”的同學都團結到反思文革上來，是個創舉，很不容易。印紅標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現在的幾代年輕人中，他們普遍不關心、不了解文革。對我國的當代史被割裂，導致極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現象，值得十分警惕。卜偉華認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實考證，他舉例說自己在一本書中，談到女附中“8·5事件”，曾用了“紅衛兵打死校長”的內容，後來再版時糾正為，是少數學生打死了校長，寫文革史絕不能想當然，有一說一有錯要及時修正。邢小群表示，對師大女附中的學姐們做的努力非常欽佩，認為推動曆史進步就要靠一點一點的不懈“拱卒”精神。
有年輕記者提問，譬如為什麽不說出打人凶手的名字？法學教授、女附中校友李紅雲從法律角度給予了解釋，曆史學者葉維麗認為還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為了警訊後人，而不是偵結刑事個案。她說，雖然國內文革研究還很不深入，但我們要以曆史擔當的精神，堅持不懈地搞下去。現在從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還很少。她呼籲，我們這一代人要直麵曆史，搶救記憶，拒絕遺忘。
新年伊始，一些文革初期在校的北京中學生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麵的聚會。聚會以“反思文革 拒絕遺忘”為主題，各抒己見，坦率交流，不知不覺中竟用了一天的時間。參加聚會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師大女附中（現更名為師大實驗中學）、師大一附中和清華附中的“老三屆”學生，還有來自《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財經》雜誌和《記憶》網刊的年輕記者等20多人。
最近，原八中學生、當時的校“文革委員會”主任陳小魯代表八中老三屆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公開道歉。這一舉動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無論是文革親曆者還是更年輕的一代，紛紛在網絡上表達正麵的肯定。一時間想要采訪陳小魯他們的媒體竟有幾十家之多，可見社會影響之大，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受此舉的影響，原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中生葉維麗（美國耶魯大學曆史學博士、現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曆史學教授）提議，舉行一次“同代人”的聚會，反思文革，直麵曆史，拒絕遺忘。她的提議受到了女附中校友的積極響應，也得到八中陳小魯、計三猛等的熱情支持。近年來在研究文革的領域內默默耕耘、成績卓著的多位老三屆學者、作家也應邀到會，他們是印紅標、吳迪、丁東、邢小群、米鶴都、卜偉華、郭小林，到會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黨史的兩位學者。參加聚會的原師大女附中校友，不僅有文革初期工作組在校時學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副主席宋彬彬，還有十幾年來參與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調查和研究的各年級校友於羚、羅治、郝新平、顧湲、葉維麗、馮敬蘭、李紅雲。
說到文革，對於當年女附中的在校學生，“8·5事件”是無法繞過、必須麵對的記憶，是集體的心靈瘡疤。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部分高一年級學生發起的遊鬥校領導的過程中，少數學生對五位校領導毆打體罰、侮辱折磨，黨總支書記卞仲耘副校長不幸遇難，其他幾位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傷害。這一惡性事件，多年來受到海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不但成為學者、專家探討文革問題經常引用的典型例證，也成為文革親曆者關注的熱點之一。
近年來，女附中的校友們對這一事件做了持續的調查和研究，由劉進牽頭，采訪了當年在校的老師、學生120多位，還從校友提供的當年日記、筆記中獲得了具體的資料，基本厘清了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園裏發生的主要事件，如第一張大字報、工作組進校後怎樣領導運動、唯一一次批鬥校領導的時間和規模、學生反對工作組的兩次高潮等等，以及工作組撤走一周後，由高一三班部分幹部子女發起遊鬥校領導的理由、遊鬥規模，哪些學生涉嫌暴力毆打、侮辱折磨校領導。紅衛兵和籌委會成立的確切時間（1966年8月8日），8-18參加天安門廣場大會的基本情況，宋彬彬上城樓給毛澤東主席戴紅袖章的具體細節等等。 為了表示對卞校長永遠的紀念並告誡後輩，由高二2班羅治、羅文東、張育芷和海外校友等發起，500名女附中校友捐款，往屆校友郭平英、高寧等策劃、運作，為卞仲耘校長塑半身銅像安放於校內，並於2011年5月7日在實驗中學舉行了隆重的安放儀式。
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因此，這次討論會就從“8·5事件”說起。首都醫科大學教授、正致力於推廣全科醫學和社區衛生服務的顧湲，當晚就要出差，也拉著行李箱出席了座談會。她是高一三班學生，具體介紹了8-5事件發起、組織的少數幹部子女的情況，並尖銳指出當時學校的階級鬥爭教育，已經在學生頭腦中牢固樹立了血統論、等級製的觀念，致使一些幹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為是水到渠成。
宋彬彬因8-18給毛澤東戴袖章而成為文革暴力的符號“宋要武”，被妖魔化已經四十多年，如組織殺人比賽，帶領紅衛兵殺死校長。在參與調查“8·5事件”的過程中，她漸漸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礙，勇敢地站出來，在電子雜誌《記憶》發表了《四十年來我想說的話》（也見共識網及本博），澄清事實，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劉進和宋彬彬為她們當時沒能全力保護校長和老師，沒能阻止住少數學生的暴力行為，再次表示了自責、懊悔和真誠的道歉。
八中的陳小魯介紹了他公開道歉的心路曆程，並對女附中同學們集體還原八五真相的執著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讚佩，他說我們雖然道歉了，但是對八中文革初期的過程和發生的事情，記憶已經很模糊了，要向你們學習，爭取如實還原八中文革曆史，以告誡後人。幾位文革研究學者紛紛指出，在還原曆史真相時細節很重要，並指出要從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認識發生在中學生中的暴力行為。丁東強調要分清當時最高層、中層和下層的不同責任，文革的發動者要負最大的責任。米鶴都說女附中校友們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過去所謂的“紅五類”和“出身不好”的同學都團結到反思文革上來，是個創舉，很不容易。印紅標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現在的幾代年輕人中，他們普遍不關心、不了解文革。對我國的當代史被割裂，導致極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現象，值得十分警惕。卜偉華認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實考證，他舉例說自己在一本書中，談到女附中“8·5事件”，曾用了“紅衛兵打死校長”的內容，後來再版時糾正為，是少數學生打死了校長，寫文革史絕不能想當然，有一說一有錯要及時修正。邢小群表示，對師大女附中的學姐們做的努力非常欽佩，認為推動曆史進步就要靠一點一點的不懈“拱卒”精神。
有年輕記者提問，譬如為什麽不說出打人凶手的名字？法學教授、女附中校友李紅雲從法律角度給予了解釋，曆史學者葉維麗認為還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為了警訊後人，而不是偵結刑事個案。她說，雖然國內文革研究還很不深入，但我們要以曆史擔當的精神，堅持不懈地搞下去。現在從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還很少。她呼籲，我們這一代人要直麵曆史，搶救記憶，拒絕遺忘。
文章中的；被打得”狗“，大概應該是；被打的”狗“。
難道今天的世界的公理還是打人的站在有道理的位置，他們高興道歉就馬馬虎虎道個歉，可以裝好人了，有的人當年殺死校長她是頭頭，現在有了舞台變成當時沒能全力保護校長和老師的好人了，現在還要他們來告誡後人。當然他們是連紅衛兵打死校長的內容，後來也要糾正為，是少數學生打死了校長。當然文章中有名有姓的當年的紅衛兵不是少數學生。
全世界的有良知的人都知道，當年被打的”狗“，隻要當年沒有被他們打死，那麽現在他們肯定沒有忘記你們的罪行，絕對不會不願提起那段”屈辱“，而是要真正討還公理，有賬算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