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西城故事：西郊的變遷

我雖不是河南人，但在那厚重的中原大地上“大有作為”過，也安家立業過，也為幾個現代化忙乎過，感情十分深，網上看到這篇文章，轉載一番了了心願---轉載者。

        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下午５時許，晴朗無風，春天的太陽將溫暖的光線灑滿鄭州國棉一廠生活區。六七十歲的老人三五成群地閑坐著，或打牌，或什麽也不幹，純粹地享受著春天的陽光。西郊的幾個國棉廠，無疑是鄭州市老齡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數萬曾經為鄭州創造奇跡的大姑娘小夥子，如今成了步履蹣跚、白發蒼蒼的老人。
“５０年前，幾個紗廠說起來‘呼啦啦’都起來了，那架勢，跟現在的鄭東新區一樣！”
７３歲的杜麥來弓著腰坐在路邊的花壇沿兒上，跟記者聊起了從前。他是鄭州老城北邊杜嶺村人，目睹了半個世紀來鄭州滄海桑田般的變化。指著國棉一廠生活區東南角，老人的眼睛變得明亮起來：“以前這裏都是燒磚的窯，三廠那邊是脫坯的地方，我十多歲的時候在這兒脫過坯！”
老人說，那時西郊地勢起伏，溝壑縱橫，幾個村莊裏草房低矮破舊。現在的建設路那時是一條三四米寬的大溝，最深的地方有七八米，西起三官廟（今鄭州汽車客運西站附近），向東到商業大廈一帶，這條溝底是條路，那是鄭州通往洛陽的古道。三官廟因地處古道邊，形成一個集市，“逢單兒”都有集。杜麥來的姥爺家在於砦（今嵩山飯店南），他小時候常隨姥爺推車菜去三官廟賣，兩個人天不明上路，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隻記得路上浮土很厚，車軲轆軋下去一腳多深。
建國棉一廠時，年已二十的杜麥來在運輸公司上班，跟著大隊人馬用架子車往工地拉磚，親眼看著整齊漂亮的廠房在原野中建造起來。“鄭州哪有過那麽大的房子呀！”
在杜麥來看來，５０年前西郊發生過一個奇跡：溝壑縱橫的原野，幾年時間工廠林立。國棉廠一年建成一個，印染廠、紡織機械廠、第二砂輪廠、煤礦機械廠、電纜廠、鄭州紡織機電學校（今中原工學院）、河南紡織學校、鄭州機械學校以及配套的醫院、中小學、電影院，五六年的時間便鋪滿了西郊。麵積比鄭州原有的城區還要大，說再造了一個鄭州，那是一點兒都不含糊。
那是一段充滿激情的歲月。從戰爭廢墟中站起來的中國，以積鬱多年的強烈渴望，發起了建設工業化國家的浪潮，而鄭州就是在這個時候，成長為中原大地一個舉足輕重的城市。
或許數字最能說明鄭州的成長。１９４８年解放時，鄭州隻有卷煙、麵粉、紡織、木業等幾個小廠，全市的工業總產值僅有３００萬元（按１９８０年不變價格計算，下同）。“一五”期間，國家對鄭州的工業基建投資３億多元，到“一五”結束時的１９５７年，鄭州的工業企業發展到５７５個，工業總產值達到４億元，９年間增長了３００多倍。
曆史為何青睞鄭州？西郊是如何發展起來的？近一個月的時間內，記者走訪了上世紀５０年代鄭州的市長、國營廠的廠長及數十位幹部工人，他們的講述，使我仿佛走進了那段歲月。
河南資源支撐“鄭西新區”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個世紀５０年代鄭州沒少“叨”武漢的“菜”。建設鄭州五大棉紡廠的省建五公司（原名中南紡織管理局工程公司）、後來成為中國砂輪行業老大的鄭州第二砂輪廠，都是在武漢組建，後來搬遷到鄭州的。其實，“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當時中國缺少編製長期規劃的能力，對資源分布的家底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計劃在不斷調整，原本要建在鄭州的拖拉機廠、礦山機械廠、軸承廠等，在鄭州廠址都選好了，後來改建在了洛陽。因此在“全國一盤棋”的時代，也說不上誰“叨”誰的“菜”。從根兒上說，是交通優勢和資源優勢將國家投資吸引到了鄭州，使這座城市搭上了新中國成立後的“頭班車”——“第一個五年計劃”。
１９５３年，中國經過三年經濟恢複，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在那年年初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周恩來告訴人們：“我們國家計劃建設的規模一開始就是極其宏大的，擺在人民麵前的任務是光榮而巨大的。”這樣的建設，是幾代中國人一直以來所渴望和夢想的，其核心就是實現國家的初步工業化。早在１９４５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就特別強調：“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以來的１０５年曆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
這樣的國家行動，是充滿激情和富有感召力的。“一五計劃”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工業化建設的高潮。１９５３年１２月，鞍鋼三大工程提前完工，成為“一五計劃”第一個建成投產的重要項目，從此新中國有了第一爐鐵水、第一根無縫鋼管。隨後，武鋼、包鋼、一汽、長江大橋也開始施工並建成使用。鄭州的機遇，就是在這次工業化的浪潮中到來的。
當時中國工業布局極不均衡，現代工業幾乎全在沿海地區，內地幾乎一片空白。為了改變這種不均衡局麵，也因為當時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不得不從軍事角度考慮工業布局，國家將大量資金投向了中西部地區。坐落在京廣、隴海鐵路十字路口的鄭州，其價值曾長期被戰爭淹沒，大規模工業建設時代的到來，使鄭州被刮目相看。而河南豐富的棉花、煤炭、鋁礬土等礦產資源，也紛紛站出來給鄭州撐腰。這樣“一五計劃”將鄭州定為重點發展城市。
最早決定在鄭州建設的，有棉紡廠、砂輪廠等。當時河南是全國最主要的產棉區，所產棉花以棉質優、纖維長享有盛譽。而作為交通中心的鄭州，長期以來也是全國重要的棉花集散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火車站就有幾十家棉花打包廠。在這裏建設棉紡廠，成為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二砂原本要建在武漢的，由於發現主要原料鋁礬土出產在鄭州附近的鞏縣（今鞏義），才決定在鄭州建廠。
這麽多工廠要建在鄭州，應該建在什麽地方？９０歲高齡的王均智老人，上個世紀５０年代曾先後擔任鄭州副市長、市長，在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之初，蘇聯專家為鄭州設計了一套城市規劃：以火車站為大門，以人民路為中軸線向東北發展，這個規劃當時已經實施。潘複生出任河南省委書記後，總覺得斜著的人民路很別扭，提出中國人習慣棋盤式城市，把城市道路都建成斜的，以後是要挨罵的！他指令王均智負責，重新進行研究，再搞一套方案。王均智召集有關部門、專家，認真研究了鄭州的地質和地理特性：西郊地勢高，不會被水淹；西郊是滎陽、鞏縣那種可以挖窯洞的土，東郊則是中牟那種適合種花生、西瓜的沙壤土；西郊地下水位３～５米，而東郊地下水位太高，挖一兩米就見水了，建造多層建築有困難（這是當時的情況，如今鄭州西郊地下水位有２０多米）。他們依據這些情況提出一套規劃方案：工業企業集中向西發展。潘複生主持會議討論，最終同意了這個方案。
從１９５３年開始，鄭州西郊的原野上展開了大規模的工業基建，而東郊則建設為河南行政中心。這兩部分，如同鄭州張開的雙翼，帶動了上個世紀５０年代鄭州的起飛。當時人們習慣性地稱東邊的行政區為“東郊”，西邊的工業區為“西郊”，原來的城區為“市裏”。這種稱謂一直延續到今天，以至於很多外地人都不明白：明明是城區，為什麽叫西郊、東郊？
住大席棚蓋大工廠　　
居住在鄭州西郊前進路的駱家權老人，是省建五公司組建時的“元老”，更是西郊建設的見證者。駱家權是上海人，１９４６年畢業於上海　江大學經濟係，解放後在一家私營“營造廠（即建築公司）”工作，武漢國棉一廠建廠時需要監理人員，他被營造廠派到武漢。１９５２年，中南軍政委員會紡織局（以下簡稱中南紡管局）組建工程公司，當時人才匱乏，動員駱家權等十來個專業人員加入。
駱家權大學畢業即遭遇戰亂，工作難找，生活動蕩，目睹解放後百廢俱興的局麵，十分願意加入國營企業，自己生活安定，也可投身祖國建設。公司成立後，在上海、武漢等地大量招工，當時的建築工人流動性大，工作極不穩定，四處流浪，聽說國家要招固定工，都很樂意加入。但這時武漢要建重工業基地，沒力量建設紡織廠，而鄭州已確定大上紡織廠，因此紡織部決定將這個工程公司搬遷到鄭州。
１９５３年１月，中南紡管局工程公司進駐鄭州西郊。鄭州修築二七紀念堂的兩三百名建築工人被並入該公司，加上從南方來的１０００多人，成為一個具有２０００多人的專業建造紡織廠的建築公司。
這批建設者來到鄭州時，正是嚴冬季節。他們顧不上為自己建造像樣的住房，用粗大的毛竹在野地裏撐起架子，頂上和四周用蘆席罩嚴實，就成了辦公室、食堂和宿舍。
“一個席棚千把平方米，裏麵一排排的通鋪，一個通鋪睡三四十個人。那時候年輕，都是二三十歲的人，不知道苦！”長沙籍的老工人熊國堯告訴記者，他們在這樣的席棚裏住了一年多，經曆了一個夏天和兩個冬天。直到國棉一廠建成，他們才為自己建造了固定住房。
熊國堯原來是木工學徒，因年紀小，進公司後被安排當了供銷科長——老紅軍陳長堯的通信員，主要工作是到位於德化街的郵局收發信件。“那時的路太糟糕了，塵土埋腳脖兒，一腳下去濺很高！那時風沙太厲害，走在路上沙子打眼，早上起床被子上一層土，刮起風吃飯都要快點，不然就得吃沙子。”後來公司為通信員配了自行車，熊國堯很高興，但很多路段高低不平，自行車沒法騎，隻能推著走，去一趟德化街，緊趕慢趕一上午能走一個來回。
自行車那時很少，一般人去市裏隻能騎毛驢。駱家權告訴記者，那時每天工作時間是９個小時，兩個星期休息一天。當時西郊除了炮院、醫學院正在建設，幾乎一無所有，所以休息日大家都想到市裏玩玩，下館子改善改善生活。不過騎毛驢進市可不便宜，到京廣鐵路要兩角錢，過鐵路還要再加５分錢，要知道，那時候一隻燒雞也不過三角錢。比較起來，那時騎毛驢比現在“打的”還貴。
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建築工人們一年多內建成了國棉一廠。以當時的建築經驗，建造大規模的現代化工廠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按照解放前的情況，建造一座五萬紗錠的棉紡廠，在外國人指導或承包下，也需要兩年多時間。而當時省建五公司剛剛組建，人員來自四麵八方，要在一年多內建造這麽大的建築，實在是一個挑戰。
國棉一廠的建設，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鄭州市委極大的重視。中南紡管局副局長親自兼任工程公司經理，公司科一級幹部，大多由從地方抽調的縣團級幹部擔任。鄭州市委副書記呂英更是常駐工地，隨時幫助解決問題。
那時施工機械化程度低，很多工序靠肩挑人抬，勞動強度極大。但那個年代人幹活不偷懶，不管什麽級別的幹部，一到工地都跟工人一樣勞動。公司的管理也很嚴格，砌牆要求橫平豎直，清晰美觀，不合格的堅決推倒重砌。建造廠房時，發現古墓暗井１００多處，全部做了加固處理。
經過兩千多工人和數千名本地民工艱辛的勞作，１９５４年５月１日，國棉一廠建成投產。
國棉一廠建設成功，當時是轟動鄭州的大事。不久，市政府就開通了鄭州曆史上第一條公共汽車線路，從二七廣場開到國棉一廠。
１９５５年，駱家權將老婆孩子從上海接來，一家人從此成了鄭州人。與他一起來的南方人，基本上也都定居在了鄭州。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交通優勢和資源優勢使鄭州令人刮目相看，被定為國家重點發展城市。圖為上世紀５０年代西郊的建設場麵。　

很多人不明白，鄭州國棉一、三、四、五、六廠在西郊建設路一字排開，為什麽二廠獨獨遠在隴海東路的布廠街？ 說起來，國棉二廠的曆史比一廠早得多，其前身豫豐紗廠，創辦於１９１９年，曾是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紗廠。 豫豐紗廠的創辦者、上海人穆藕初是上個世紀２０年代中國“四大紗王”之一，他曾留學美國，歸國後在上海創辦德大紗廠、厚生紗廠，創出了“寶塔牌”棉紗，在１９１６年北京商品質量賽會上一舉奪魁，一時聲名鵲起。１９１６年前後，受教育家蔣夢齡的啟發，穆藕初奔赴鄭州考察，看到這裏“地當中樞，陝西、山西兩省所產棉花之由彼東下者，為數甚巨；且其地介於京漢、隴海兩路線之間，東西南北四路暢運，交通便利，銷場甚廣……”他當即對朋友說，阿拉上海人一定要在鄭州辦紗廠，辦大紗廠！ 在鄭州辦紗廠，不但接近原料產地，而且接近廣闊的內地市場，同時這裏勞動力充足且低廉，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在鄭州大興紡織廠的原因。穆藕初可說眼光獨到而超前，回上海後，他籌資２００多萬元，經過數年辛勤操辦，一個擁有５萬多枚紗錠、兩百多台布機和４０００多名工人的大型紗廠，於１９２０年在鄭縣（今鄭州）豆腐寨（今布廠街）建成投產，其規模和設備在當時的中國首屈一指。 豫豐紗廠建成後，周邊興起了小型商業圈，本來是鄉村的豆腐寨，很快呈現出城鎮化氣象，電燈、自來水、洋車、黃包車等一應俱全，飲食小吃也適應紗廠工人的三班倒，晝夜營業。 遺憾的是，豫豐紗廠生不逢時。開工不到一年，直皖戰爭、直奉戰爭先後爆發，鄭州成為兩軍必爭之地。紗廠雖幸未毀於戰火，但有關銀行錢莊大有戒心，紛紛催款，致使豫豐金融陷入困境。穆藕初辭去兩個上海紗廠的總經理職務，常駐鄭州苦心經營，但接連不斷的內戰讓他吃盡了苦頭，不管哪路軍閥占領了鄭州，都要住進豫豐紗廠，吃喝拉撒全要管。紗廠生產時起時落，長期虧損，最終因無力償還債務，於１９３６年由中國銀行天津分行接辦。第二年，抗日戰爭的烽火逼近鄭州，豫豐紗廠被迫拆遷到重慶，改名為“豫豐公司重慶分廠”，為解決抗戰時期大後方的穿衣問題貢獻甚巨。這個廠後來再也沒有回鄭州，解放後成為重慶國棉一廠。 １９５３年，在被日軍炸剩下的舊廠房裏，政府安裝了３萬枚新紗錠，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開豫豐紗廠。１９５４年，鄭州西郊新建的紡織廠投產，由於擁有５萬紗錠，被命名為鄭州國棉一廠，豫豐紗廠屈居為“國棉二廠”。此後，三、四、五、六廠相繼建成，急需大批熟練的技術工人，但此時鄭州除了在廢墟上複工的“豫豐紗廠”，紡織業幾乎一片空白。“計劃經濟也有好處，‘全國一盤棋’，調人方便，國家從上海等地調來大批管理幹部和技術高超的工人，要不然，鄭州紡織業不可能發展那麽快。”一位親曆者這樣告訴記者。 由紗錠、布機牽線，鄭州和上海來了個“第二次握手”。 遠離繁華拓荒鄭州 “仲根娣、吳小妹、顧全妹……”２００６年４月８日上午，記者拿著這份南方韻味十足的名單，穿行在國棉一廠生活區，尋訪落戶鄭州的上海紡織工人。 她們是援建鄭州棉紡廠的第一批外地工人。大約１９５４年的春天，她們與另外２００多名上海人一起來到鄭州。初來乍到，這些南方人鬧出不少笑話，看到大片的麥苗，有女工驚歎：“北方的韭菜長多高呀！”有人在大同路買了幾個高粱麵兒花卷，吃得直皺眉頭：“北方的豆沙真澀！”拿著勺子在“甜湯”裏攪了半天，他們也搞不明白為什麽沒放白糖還叫“甜湯”？差別遠不止這些，在鄭州“落地生根”、最初的新鮮感失去後，新興的鄭州西郊與繁華上海之間巨大的差距，他們才真切感覺到。 “那時西郊全是莊稼地，國棉一廠像個孤島，周圍連路都沒有，晚上沒人敢出去，天一黑就關門關窗。風沙太大，風卷起的小石子把臉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吳小妹的家幹淨整潔，雖然在河南生活了５２年，但老人仍難改南方口音，靠著一廠退休辦劉姐的“翻譯”，我才能聽明白：“在上海，早上小吃幾十種，想吃啥吃啥。廠房設施好，有大花園、大球場，有舞廳和戲院、電影院。到了北方，首先是吃的非常不習慣，沒有大米，菜又沒有油水，紅薯麵、高粱麵做的黑饃澀得咽不下去。吃飯沒桌子沒凳子，在席棚裏成群的人蹲著吃。每到吃飯的時候，一些年紀小的女工都偷偷地哭。” 來鄭州那年，吳小妹２４歲，她是作為上海國棉一廠技術骨幹被選中的。當時家裏堅決反對她離開上海：父親去世早，母親一身病，弟弟隻有十二三歲，她是家裏的“頂梁柱”。但吳小妹說不出口，當時選人是一個黨員搭配一個群眾，她是黨員，怎麽能不來呢？！老人說，那時人積極，不為自己考慮，明知道是吃苦受累的活，領導不叫你幹你心裏還難受呢。初來鄭州那麽苦，領導來視察，問苦不苦，大家異口同聲說：“不苦！”來鄭州後的很多困難是事先想象不到的。當時沒有假期，她回不了上海，母親想她的時候，就坐２０多個小時的火車到鄭州住幾天。吳小妹成家有孩子時，一廠還沒有幼兒園，紡織工人工作極其緊張，女工們給孩子喂完奶往馬路邊一扔就幹活去了，許多不會走路的孩子，就由廠裏找病號看著。母親體諒吳小妹又心疼孩子，先後將她的４個子女都接到上海撫養。那些年，她對上海更多了一份濃濃的思念。 仲根娣是和吳小妹一批來鄭州的。她１１歲到紗廠當童工，技術非常好，鄭州招收的新工人送到上海培訓時，她被選為老師。後來號召支援鄭州建設，她作為入黨積極分子主動報了名。初到鄭州那段時間，新工人技術不熟練，獨自操作時到處是斷頭，接都接不及。仲根娣、吳小妹等老工人手把手地教她們，一天到晚都要在車間忙碌，弄得領導吵著不讓幹：“注意身體，回去休息！”但車間的事她們放不下心，常常瞞著領導偷偷加班，就這樣，她們帶出了一批批技術過硬的徒弟。 鄭州棉布拿了全國第一　　 “一五”時，鄭州和鹹陽、石家莊、北京一起，被國家確定為“四大新興紡織基地”。國棉一廠的投產，隻是鄭州棉紡業建設的一個開始。國棉三、四、五、六廠相繼而起，以“一年建一個廠”的速度擴展。 “一廠馬路，三廠樓，四廠平房碰破頭，五廠汙水到處流。”這是鄭州紡織廠廣為流傳的順口溜，原河南省紡織廳廳長張賀亭解釋道，一廠生活區馬路寬，因為施工時工程師看錯了圖紙，據說這位工程師還因此被判了刑。三廠趕的時候最好，跟北京二廠、石家莊二廠和鹹陽四廠用的是同一張圖紙，三廠的人到了那幾個廠都是熟門熟路，廁所不用問準能找到。三廠的生活區都是樓房，最有趣的是除了廁所，每個房間都有一個煙囪，“大概用的是蘇聯圖紙”。建四廠時，國家開始提倡“增產節約”、“反對浪費”，基建費用比三廠少了六七百萬元，住房都建成了平房，五廠、六廠用的都是四廠的圖紙，也比較簡易，特別是五廠地勢低，汙水管道又沒處理好，後來很是麻煩。但不管怎麽說，這些新廠還是很漂亮的，特別是三廠，“比上海的廠還好，走遍全國這麽漂亮的廠也沒幾個”。 工廠一個接一個地建起來了，人怎麽辦？紡織工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辦一個廠需要四五千工人。河南工業底子太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極為缺乏，當時每建一個廠都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麵招本地工人送出去培訓，另一方麵通過紡織部大量調人。除繼續求助上海外，也從江蘇、山東、湖南、湖北等工業基礎較好的省份，調人過來，據說當時共有１萬多人從四麵八方來到鄭州。張賀亭當初就負責這項工作，“來的人都很能幹，技術都過硬，工作踏實”。 在采訪中，記者看到一份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的《南通日報》，這張報紙頭版頭條就是《到鄭州去》，文中說：“大生一廠（南通著名紡織廠）已有５００人報名支援鄭州國營棉紡廠。該廠已批準胡桐等１１個保全、保養工人前往鄭州……工會組織了報喜隊給批準的工人戴上了大紅花，這１１個同誌，已於３日下午在２００多人組成的歡送隊敲鑼打鼓的歡送下啟程前往鄭州。”這份報紙的主人，就是文中提到的胡桐，如今是國棉四廠的退休工人。５０年過去了，他還完好地保存著這份報紙，為的是記住那個特別的日子。 鄭州國棉廠以超常規的速度發展起來，很快在全國處於優勢地位。１９５９年，鄭州國棉一廠被評為“全國工業先進集體”，１９５８年，在青島舉行的全國棉布質量評比中，三廠一種規格的棉布拿下全國第一，而四廠另一種規格的布也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績。四廠廠誌顯示，１９５９年該廠上繳利稅３５６７萬元，而國家在這個廠的總投資不過３６２８萬元。 市長出麵“換大米”　　 對於眾多來鄭州的南方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可能是沒米吃，他們能吃苦能幹活，就是不能沒米吃。鄭州當時不產米，計劃經濟體製下，糧食的調撥極為困難。找米吃，成為當年他們一項重大事情。 辦法之一是換。八斤紅薯麵或二斤白麵換一斤大米，隻要勤快多跑腿，再加上運氣，你可能會弄到一點兒大米。辦法之二是從家鄉帶，一廠的上海女工仲根娣就用過這辦法。當時女工的產假隻有５６天，沒有人敢在產前休息，都是堅持到臨盆。仲根娣在孩子滿月後，利用剩下的２６天時間回上海探親，回來時買了肥皂、皮鞋、毛巾等帶上，另外她還要帶上些大米，不敢多帶，就一二十斤。有一次她帶兩個孩子返回鄭州，因為東西太多，差點兒下不了車。 為了讓南方人吃上大米，當時的鄭州市長王均智動用了種種關係，扮演了“換大米”的“官倒”角色。計劃經濟也不是沒一點兒餘地，可以通過有關部門調劑，還可以找南方地區“協作”。所謂“協作”就是拿彼此的特產交換，王均智用鄭州的大棗和花生，與南方地區“協作”來了不少大米、魚蝦。雖然不能足量供應，但南方人可以憑糧本買到一定數量的大米。 後來黃委會引黃河水淤大堤，王均智感覺是個機會，想借此在鄭州東郊和北郊修魚塘、種水稻。但搞這個必須建一個電網，這種計劃外的項目是買不來電線的，必須給人家原料人家才會給你加工電線。為這個問題，王市長沒少傷腦筋。 當時第一機械部部長來鄭州視察電纜廠。王市長陪了他一天，發現電纜廠有很多鋁線頭、銅線頭，就對部長說：“你把這些廢料給我點吧。”部長搖搖頭說：“這東西我當不了家，我要打包運到上海，那裏不少小企業等著呢。” 恰在這時，冶金部鋁業公司設在了鄭州，公司總經理是王均智抗戰時的老戰友。他心一橫“訛”上了老朋友，讓他給想辦法，這樣才買到１０噸鋁，用這個換來了建立農田水利化電網必備的變壓器、電動機和電線。 記者把這事兒告訴那些南方來的老工人時，他們都很吃驚，沒想到當時是這麽回事。他們說，那時的領導是真關心他們，下了雪，廠裏的領導會為女工掃出一條道路，讓她們行走方便。過年過節會到家看望，稱他們為“開廠元老”…… 但在鄭州幾十年，南方人不順心的事情不少，心理不平衡的事也不少。當時上海經過工資改革，工人工資很高，吳小妹在上海每月拿１０５元，到鄭州後由於地區差異，降為８０多元。吳小妹的母親是病號，“吃勞保”每月隻有３０元，吳小妹每月要往上海寄４０元錢。如今他們心理更不平衡：他們過去在南方的老同事，如今的退休金都是２０００多元，而他們卻隻有六七百元。最讓他們不服氣的是，“徒弟的退休金比師傅高”。５０年代參加工作的，因為退休早，如今收入普遍低，而退休晚的收入相對要高一些。 不管怎麽說，５０年前來鄭州的南方人已經融入了這座城市。吳小妹老人說，前些年曾想過回去，“不想把老骨頭丟到這兒”，但回去看了看，又想回鄭州：“上海沒房子沒至親的人了，還回去幹啥？說句良心話，鄭州也不錯。大女兒帶我去看鄭東新區，我覺得很漂亮，不亞於上海。” １９５４年，國棉一廠建成投產，隻是鄭州棉紡業建設的一個開始。隨後，國棉三、四、五、六廠相繼而起，並以超常規的速度發展起來，很快在全國處於優勢地位。圖中這種風格獨特的國棉廠生活區大門，幾乎成了紡織廠的標誌。

“一年建一個廠，一年收回一個廠。”談到過去，鄭州紡織行業的老人常常會自豪地說出這句話。 如果仔細推敲一下，會發現這句話並不很準確。 上個世紀５０年代，鄭州五大國棉廠的確以“一年一個”的速度建成；在效益最好的年份，各廠一年上繳的利稅也的確差不多能收回當初的投資總額，但並不是每年都有這麽好的效益。棉紡廠的生產經曆了大起大落的變化。 “棉花倉庫是嚴禁煙火的，可１９５８年‘大煉鋼鐵’，土高爐就放在倉庫前。”原省紡織廳廳長張賀亭當時是三廠的工會主席：“犁鏵、生鐵鍋扔進去，沒日沒夜地幹，煉出來的東西跟爐渣一樣，我問一位工程師這是鋼嗎？工程師用砂輪一打，火星亂飛，說是鋼。再問這鋼有啥用，就沒人吭聲了。”張廳長介紹說，後來推行“紗廠高速化”，紡車開得太快，結果“錠子‘跳舞’，銅管‘唱歌’”，弄得斷頭太多，棉花繃得到處都是，紗廠都快變成“棉花廠”了。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兩年，“大躍進”對紡織廠的影響還沒顯現出來，當時鄭州的國棉廠經過數年的磨合，製度完善，工序合理，形成第一次高峰。１９５９年，國棉四廠一年上繳的利稅３５６７萬元，這一年基本就幫國家收回了投資。但“大躍進”、“高速化”的影響在１９６０年後顯現出來，加上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職工減員，生產縮減，到１９６１年上繳利稅降為８５０萬元，不足１９５９年的１／４。 到１９６９年，四廠上繳的利稅又恢複到１９５９年的水平，但“十年浩劫”中，紡織廠再受重創。時任三廠廠長的張賀亭經常被拉上高台批鬥，這一套他倒不怕。為學技術，武工隊隊長出身的他曾在每個車間實習，“誰不認識我？我不認識誰？就那幾十個造反的不敢把我怎麽樣”。但他卻被排擠出工廠，到淮陽縣興辦小棉紡廠。所有的管理規範被破壞殆盡，到１９７６年，四廠上繳利稅跌落到６００多萬元。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鄭州國棉廠邁進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到１９８１年，國棉四廠的利稅達到創記錄的４４００多萬元。 毫不誇張地說，如今“苦菜花”一樣的國棉廠，在上個世紀３０多年的時間裏，一直是國家財政和外匯的搖錢樹、聚寶盆。 紡織業投入低、產出高，積累豐厚、需求穩定，是全世界各國工業化初期的最佳選擇。而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國營企業賺的錢不是企業所有，鄭州市也沒份兒，企業不能用這錢搞基建、買設備、發獎金，除了國家規定、批準的費用外（如勞保用品），這些錢必須全部上繳。 前幾年幾個國棉廠都統計過上繳利稅的總和。三廠算出的數據是，他們５０年為國家賺了３６個廠，其他國棉廠的數據，差不多也是這樣的概念。數據是枯燥的，但那個時代的幹部工人知道數據的背後是什麽。 非常生活之非常瞌睡 淩晨三四點鍾，是人睡覺最好的時候，對於上夜班的紡織工人來說，那是最瞌睡的時候。 “工長拿個鐵棍到處敲，衝著犯迷糊的就‘當當當’一陣，防止人睡著了。工人腿都是軟的，站著都能睡著，接著線頭就睡了，迷迷糊糊去接，有的人因此胳膊被軋斷！” 說起紡織廠當年的“三班三運轉”，７２歲的徐阿姨語速一下子加快了。 紡織工業屬於輕工業，但“輕工不‘輕’”！車間機器震耳欲聾，棉絮四處飛舞，溫度高、濕度大，這些都不說了，大家都適應了，勞動強度也特別大。按“郝建秀工作法”的標準操作計算，布機車間的工人一個班要走８０裏，８小時下來，很多工人“腿都比較粗”；擋車工以前看３００紗錠，技術改進後看五六百紗錠。勞動強度大還不算啥，更主要的是“三班倒”實在太累人。 單身的時候還好說，一成家有孩子，下班時休息就不能保證了。最難的是兩口都在紡織廠，兩個人必須錯開上班，上夜班那個，白天還要洗洗涮涮，照顧孩子，補衣服……有時抱著孩子就睡著了，孩子掉地上也不知道。過會兒一激靈醒了：“孩子呢？！”有的時候知道孩子掉床了，也起不來，閉著眼往地上摸，摸到一條腿拽上來，摟著繼續睡。 那時候“６個早班、６個中班、７個夜班”這麽輪換著上班。上夜班是最難受的，下了夜班人要瘦一斤多，整天在燈下不見太陽，人都迷六七瞪的。有時候，下了夜班還要再上中班，中間八個小時，人都跟打敗仗的兵一樣，低著頭走路，有人說：“不走了，睡馬路邊吧？”旁邊就有人應：“不中啊，家裏還有孩子！” 紡織女工還真有瞌睡得沒辦法在馬路邊睡覺的。一位在市裏住的女工，夜裏１２點下了中班，瞌睡得要命，勉強走到大石橋，實在走不成，自行車往路邊一丟，枕著車子就睡著了，醒來身上有勁了，再騎回家去。多虧那時社會秩序好！ 夜班工人在淩晨兩點有半小時吃飯時間，大家都是風卷殘雲地吃完，然後找個地方躺下就睡，工長不能睡，她要叫大家。睡１０多分鍾舒服極了，“車間噪聲大睡不著？不會！噪聲再大都能睡著，有一分鍾時間都能睡一覺！” １９８０年，鄭州幾大紡織廠擴招１／４的工人（都達到近萬人規模），開始實行“四班三運轉”，對紡織工人來說，這是天大的福音。他們不再是連軸轉，從夜班轉到白班時，終於可以有休息、調整的時間了。 徐阿姨已退休多年，但腰肌勞損、胃病等疾病還在折騰著她。這些都是紡織工人的職業病，“三班倒”的工作製，使生活不規律，吃飯不準時，不是飯點，常常熱的涼的隨便抓點吃，吃得又快，很容易得胃病。 當年紡織廠的請假製度很嚴，病假不好請，“發燒不到３８．５度不讓歇，燒３８．５度才讓歇三天。”徐阿姨說，她在紡織廠隻請過一次病假，那次她發燒，渾身難受沒一點兒力氣。到醫務所想請假，醫生一量體溫，發燒３８度，按照製度不準假，開了藥讓去上班。“我心裏非常生氣，賭氣不吃藥。沒多大一會兒就燒到３８．７度，車間領導慌了，讓我去醫務所打針，給了我三天假。” 徐阿姨說，雖然很累很辛苦，但“文化大革命”前大家心情還是很舒暢的。當時紡織廠是多好的地方啊！工人幹勁大，沒偷懶的，心可齊了，有什麽工作，大家一齊上，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工人下班沒完成任務都不走，到一邊把活幹完才下班，有時帶孩子的阿姨找來：“你怎麽還在這兒？孩子餓得哇哇叫！”這才想起孩子，“啊”一聲，匆匆走了。 工廠加班多，有加班費的，不少女工因為家務多來不了；義務加班的，沒有一個人不來。１９６０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實行“低標準”，吃不飽肚子，工人們還是照樣幹。 其實不隻是工人，紡織廠的幹部一樣辛苦，一樣要上夜班。曾任四廠廠長的李振聲說，最苦是“低標準”時期，工人都吃不飽，幹部標準比工人更低，去上夜班，肚子餓得沒辦法，就買點醬油衝開水喝，不然這一晚上熬不過來。 非常生活之非常育兒　　 上個世紀５０年代，每到周末，就會有單位找國棉廠辦舞會。高炮學院（簡稱炮院）就經常聯係三廠，到周末派車來接人去跳舞，那時候，建設路還是一條大溝，來往很不方便。 其實組織舞會的人不是為了跳舞，而是借舞會搭鵲橋。在那個年代，國營廠屬於“最好的單位”，工人地位高，工資也高，紡織廠有大量年輕女工，炮院、二砂、省委機關、市委機關的年輕人都“瞄”著呢。有的單位出麵組織舞會，單位不給操心的，就自己找人介紹。廠裏的女工也大多是談婚論嫁的年齡，很快，女工們都成家有了孩子。 現在的產假都是半年，那個時候隻有５６天。產前沒人敢歇產假，大著肚子行動不便，但活還要幹完。國棉一廠的一位老人在接受采訪時說，她曾經流產了四次。當時的現實是，紡織廠女工太多，照顧不過來。 “紡織工人生孩兒簡單，到醫院就生了，都是到時候了。”一位退休老工人這樣說。 ５６天產假過得飛快，還沒享受到做母親的喜悅，女工就要上班了。廠裏設有哺乳室，嬰兒放在裏麵，上班時間可以出來喂奶，但從車間出來到回去，隻半小時。出來哺乳時，媽媽們不敢到更衣室去換衣服，下雨的時候也沒人敢去找傘，冒雨就跑。每個班組二十來個人隻有一個預備工可以頂崗，一個媽媽回來了，另外一個才能去。 當時房子很緊張，廠裏專門為帶孩子的女工安排了“媽媽樓”，一間房子住四五個媽媽。房子裏擺滿了床，中間一個窄過道，給孩子把尿都要很小心，不然就尿到別人床上了。 孩子一歲時，就要轉到外麵的托兒所，沒哺乳時間了，必須斷奶。紡織廠換班時人潮湧動，最緊張的就是那些媽媽，抱著孩子“顛顛”地跑，送了孩子才能進廠上班。 一歲的孩子，很多還不會走，不好照顧。“要說咱也得理解人家，孩子多，阿姨少，照顧不過來。”一位退休女工並不是埋怨當年幼兒園的阿姨：“孩子拉肚子不敢跟她們說，說了她們就拉個痰盂，讓孩子坐上，再拿繩子綁在那兒。去接的時候，孩子坐那兒睡著了，小屁股淹在痰盂裏。” 有的人家不送孩子，大的看小的，常常是三四歲的看一兩歲的，這叫“大貓銜老鼠”。有戶南方人，三四個孩子都這樣養著，家裏蒸一鍋饃不敢放桌子上，放那兒一會兒就沒有了。想辦法裝在籃子裏掛梁上，結果孩子像猴子撈月一樣，大孩兒抱小孩兒夠下來吃光了。 “那幫孩子，不知咋都一個個長大了！”說起這些事，那位退休女工至今仍很感慨。 紡織廠的女工，特別是從南方來的那些人，有不少兩地分居的。按照規定，這樣的情況一年可以有１２天的探親假，但男的要是過來看了，廠裏就不再給假。後來人就“學能”了，先過去，然後男的再過來。有了孩子後，這樣的家庭特別艱難，很多人想方設法調到鄭州來。 原國棉四廠醫院院長袁俊先就是這麽來的鄭州。他愛人１９５６年調到鄭州，來時廠裏就讓登記配偶情況，馬上去上海要人。袁俊先當時是上海一家醫療單位的黨支部書記，那邊不放人，一直拖了三年，他愛人跑到上海去要求，那邊才放人。 非常生活之非常不平衡　　 袁俊先今年７５歲，１９９２年退休，現在每月退休金７１５．９５元。他在上海當支部書記時，手下的兩個支部委員工資都比他低，現在的退休金卻都是每月兩三千元。袁俊先曾有機會調到鄭州市第四人民醫院工作，因廠裏需要沒走，如果在四院退休，他現在的退休金每月能拿到２５００元左右。 １９９２年退休的人是最不走運的，因為第二年退休金就開始上漲。四廠人事處原處長李靜也是１９９２年退休的，她現在每月６８０多元，老人給記者算了筆賬：因患有高血壓、冠心病，她的藥費每月至少要１２０元，水電暖平均每月也要支出上百元，每月都是捉襟見肘。按級別，李靜本來能享受１２０平方米的住房，但因為沒錢購買，她現在仍住５７平方米的舊房子。 從江蘇南通調到鄭州的老工人胡桐１９９３年退休，每月比１９９２年退休的人多拿１００多元錢，但他心裏也不平衡：１９６４年他帶的徒弟，現在的退休金每月１３００元，比他多了近一倍。 這種情況在鄭州西郊非常普遍。 為采寫這個題目，記者接觸了數十位老工人、老幹部，他們都是上個世紀５０年代西郊創業時的老工人，為國家做貢獻他們無怨無悔，但如今很多人每月的退休金隻有四五百元，遠遠低於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也遠低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工作的人，這使他們心裏不能平衡。 老人們說，醫藥費是按照工資的４．５％提的，工資低，醫藥費就低，每月不過２０多元，一年３００多元，“不夠打兩次針”。老人們說，吃飯是不成問題，但就怕生病，“吃飯不吃藥，吃藥不吃飯”。按照過去的就業製度，這一代人的子女很多在西郊的工廠上班，如今也很困難，不但沒能力照顧老人，有的還需要父母貼補。 李靜說，以前有人說紡織廠難就難在一個在職的要養活一個退休的，“我不愛聽這話！我們幹了一輩子，怎麽要在職的養？怎麽吃的是在職職工的？”她說，“我們都是７０多歲的人了，希望有生之年得到應有的待遇。”

“請問第二殺驢廠養活驢車間怎麽走？” 遇到這樣問路的，就是“老鄭州”也發蒙。其實這人要找的，是鄭州第二砂輪廠氧化鋁車間。這是一個曾經在鄭州西郊廣為流傳的“段子”，可見人們對磨料磨具行業的陌生。別說一般人，就是１９５４年前後分配到二砂籌備處工作的人，也很茫然：“砂輪是什麽？” 當時，中國隻有一個砂輪廠，即沈陽蘇家屯砂輪廠（後來改稱第一砂輪廠）。但磨料磨具號稱機械工業的“牙齒”，沒有它，飛機大炮造不出來，汽車拖拉機也做不出來，就是小小的鋼筆筆尖，也要用比紙還薄的砂輪劈開。中國要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沒有砂輪根本不行。 “一五”之初，國家就決定上馬大型砂輪廠，１９５３年５月在武漢成立籌備處，數月後，鞏縣（現鞏義市）大儲量的鋁礬土礦，將籌備處吸引到了鄭州市敦睦路５６號。鋁礬土名字叫“土”，其實是種石頭，是生產磨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把工廠建在靠近礦源的地方，無疑可以大大降低運輸成本。 中國磨料磨具行業技術基礎薄弱，不具備建設大型砂輪廠的條件。二砂當時不屬於著名的“１５６項蘇聯援助項目”，由民主德國（簡稱東德）援建。由於這個廠投資規模巨大，被戲稱為“第１５７個項目”。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鄭州第二砂輪廠（現白鴿集團）占據了鄭州乃至河南多項第一。它是國家在鄭州投資最多的項目，投資額１．５億元，幾乎相當於５個國棉廠的總投資；廠區麵積最大，１平方公裏見方；有最高的煙囪，達６４米。其實不光在鄭州，在全國二砂也“很牛”，當時它是全國最大的砂輪廠，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砂輪廠。 這個生產磨料磨具的大型企業，建廠的過程可說是“好事多磨”：從籌備到正式投產用了近１２年，從開工建設到投產也有９年之久。之所以用了這麽長的時間，一是由於這個廠太大，超出了東德人的設計能力，試生產時沒能如期生產出合格產品；二是當時中蘇鬧崩，影響了中國與東德之間的合作，雙方在談判桌上坐得太久，影響了後來的改建工作。 時光隔不斷的情誼 １９８５年，為了得到新設備新技術，二砂一行人前往東德考察。當他們在著名的皮斯特裏茨廠參觀時，突然聽到有人用中文高喊：“陳！陳福恒！” 時任二砂技術管理部副主任的陳福恒吃驚地抬起頭，他有幾十位情深誼厚的東德朋友，但彼此隔絕了２０多年，雖然這次出國前心裏就期待著與他們的重逢，但茫茫人海談何容易！猝然聽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陳福恒一時有點反應不過來。 一個金發碧眼的老人疾步走過來，陳福恒依稀認出是當年的剛玉專家柯卜克。沒等陳福恒做出反應，對方已將他緊緊擁抱。他心裏一陣暖流湧動，張張嘴說不出話來。對方也是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放開手的時候，彼此眼中都有淚光閃動。 柯卜克說，二砂人出國前，來訪者的名單和行程就已傳到東德各有關部門，他已經等待多時了。 二砂人此次行程非常順利。每到一個城市，陳福恒的房間都是電話鈴聲不斷，有問候的，有介紹所到城市特色和風景的。７３歲的安裝專家軍特驅車前來，專程看望老朋友；專家組長克魯克納的女兒凱蒂幾次三番地打電話，邀二砂人去她家做客…… 二砂和陳福恒與東德人的這種特殊的感情，還要從５０年代鄭州那次大規模的工業建設說起。 １９５４年，陳福恒“轉業”到了二砂。當時說的“轉業”，不是指從部隊轉到地方，而是指地方轉到工業。陳福恒原在漯河市委工作，那一年和上千名幹部一起被安排“轉業”，他被分配到二砂籌備處工作。１９５５年年初，籌備處領導找他談話，安排他到北京學德語。“當時外語人才極其缺乏。廠裏曾派出一批人去學俄語，後來才知道弄錯了：二砂是東德援建的。於是又派我們１８個人去北京學德語。” 也許就是這樣的陰差陽錯，使陳福恒有機會成為一名德語翻譯。陳當時２０歲，隻認識幾個英語字母，對德語一無所知。在北京的一年時間，陳和另一同學學習最好，每次都考５分的好成績。１９５６年年初，他被調回二砂，廠裏辦了個德語學習班，由他擔任教師。陳福恒自編教材教了半年多，到１９５６年９月，東德專家來了，雖然總共隻學了一年半，當時的情況是，他不幹也得幹，因為全國也找不來更多的德語人才，他隻有硬著頭皮上！那一批來了３０多個專家，陳福恒跟了專家組長。 需要翻譯的不是一般的生活會話，而是複雜的專業術語，翻譯的時候陳福恒經常憋出一身的汗，這邊專家、那邊領導都盯著他，那個急啊！他常常不得不說的德語是：“對不起，我沒聽清，請您講慢點。” 所謂“時勢造英雄”，就這樣一來二去，翻譯得多交流得多了，一年多前隻認識幾個英語字母的陳福恒，很快成長為一名合格的德語翻譯。先是跟土建專家，然後是安裝專家，然後是工藝專家，從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５年，陳福恒幾乎跟東德人朝夕相處。他似乎很容易接近那些“老外”，到現在他覺得中國人、德國人沒多大區別，隻不過他們鼻子高點，頭發黃點，眼睛藍點，可都是人，都重感情。 他印象最深的是專家組長克魯克納。１９６０年，克魯克納知道當時中國人生活困難，兩人一起去北京出差，住在友誼賓館，那裏的飯極貴，陳福恒一個月的工資也不夠在那兒吃頓飯，他的工作又使他不能離開單獨去吃飯，克魯克納總是絲毫不讓他難堪地請他吃飯。老外一般不跟別人住一個屋，但克魯克納不同，他主動跟陳福恒說：“你別再花錢開房間了，跟我住一起吧。” 當時二砂試生產出現問題，不能順利投產。而國際政治形勢發生巨大變化，１９６０年８月，中蘇關係緊張，蘇聯將專家全部撤走。那一天陳福恒正好在北京友誼賓館，看到很多蘇聯專家前一天晚上剛到，行李都沒打開，第二天就匆匆走了。曾經很真誠地幫助中國的蘇聯專家，隨著赫魯曉夫一聲令下，拿了圖紙，扔下幹了一半的工作匆匆而去，當時很多專家很無奈，是掉著眼淚走的。這種情況下，中國與東德之間關於二砂的談判也很艱難，氣氛非常緊張，但克魯克納認真聽取中國方麵的意見，“從來沒有一句失禮的話”。 磨料磨具磨煉中德情緣　　 在二砂工作的東德人，曾經是鄭州西郊一道別樣的風景。 先後有６７位專家和他們的４８位家屬長期在鄭州生活，二砂為他們蓋了專家樓，修了遊泳池和網球場。這時西郊已經建起了幾所大中專學校，到了周末，學生們不愛去“市裏”了，他們喜歡去看東德人打網球，去看舞會上東德女孩紅色的布拉吉飄揚。 過慣了苦日子、並且還在過苦日子的中國人，馬上發現東德人的不同了：他們設計的廠房和辦公用房都是“超豪華”的！二砂原企管辦主任餘誌堅說，當時中國正提倡“勤儉節約”，廠裏認為東德人設計的建築標準太高，一層建築，沒負荷也沒震動，不需要把柱子下去幾米深！ 但東德人堅持。他們認為砂輪廠在戰爭中會成為破壞的首要目標，希特勒進攻蘇聯，第一批轟炸目標就有砂輪廠：砂輪是機械工業的“牙齒”，破壞了砂輪廠是對軍工企業的重大打擊。爭論的結果是東德人占了上風。二砂的廠房、生產工藝、產品質量最終都是按照東德標準來的，後來這個企業能成為中國砂輪行業的“龍頭老大”，或許跟這樣的建廠標準不無關係。中方在爭論中也不是一無所獲，原本設計得“特別氣派”的辦公樓，被建得簡易了。但就這樣，二砂的辦公樓在當時的鄭州也是“超豪華”的，有屋頂花園，還有餐廳、電影院，後來“大屋頂”受批判，二砂辦公樓上的屋頂花園等被去掉。 餘誌堅說，盡管雙方有分歧，但那時大家對東德專家還是很佩服的，對他們也發自內心地尊敬。他們待人熱情，工作認真負責，什麽東西都手把手地教，還時常辦培訓班講課。那些專家跟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一起幹活，進行指導和監督，質量方麵要求很嚴格。 陳福恒告訴記者，東德人的責任心很強，工作認真，五六十年代的工人夠勤快了，還經常被他們批評：“太懶了！交代三天了怎麽還沒幹？！” 二砂的《廠誌》記載，當時東德專家提出的書麵建議就達２９７８條，對保證工程質量、節約建廠投資都起了很大作用。土建專家西蒙與中國技術人員一起，試製成功３０跨度的鋼筋混凝土屋架，節約了大量的鋼材；原設計要把廠區表層土挖去３０厘米，但有專家現場查看後，認為這裏的土地從未施過化肥，無酸性，不必挖除，節省了土建費用、加快了工程進度。 或許就因為當初對二砂的這份真誠和這種責任感，多年以後，那些年已老邁的德國專家，仍對二砂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 當時東德專家在鄭州也生活得很愉快，他們感受到了鄭州人的熱情和友好。他們每年有一個月的假期，可以去旅遊。克魯克納迷戀上了壯闊的長江，陳福恒陪著他從武漢坐船去上海，他一路興奮不已，回來時堅持坐船逆水而上。 美好的友誼，在１９６０年６月出現了意外的變化。 這一年，二砂土建工程和設備安裝工程基本完成，經過試生產，卻發現剛玉磨料係統、磨具精加工係統和碳化矽冶煉係統等存在問題，需要改建，不能按期投產。 與東德協商建設二砂時，中方考慮到中國工業發展迅速，對磨料磨具需求量大，所以要求建設一個特大型砂輪廠。當時這樣規模的砂輪廠隻蘇聯有一家，東德的砂輪廠規模都比較小。他們沒有這樣的經驗，設計有點紙上談兵，因此出了問題。 如果不是國際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出點問題倒也容易解決。但恰在此時，中蘇關係惡化，民主德國沒有像蘇聯那樣馬上撤走專家，但與中方的合作也無法順利進行。從１９６０年９月到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國和東德就二砂問題先後進行了６次大的會談，分清了責任，東德承擔了技術和經濟上的責任，同意對有問題的廠房和工藝設備進行改建和更換。 “鄭州二砂這個項目是‘通天’的！”當時擔任翻譯的陳福恒說：“到總理那兒了，什麽可以讓步，什麽不可以讓步，得讓總理批。”東德人最終很不錯，承擔了責任，做了大幅度的讓步。 １９６３年４月，改建工作開始，到第二年年底工程完工，通過了驗收。二砂正式投產，東德專家撤離鄭州。他們走的時候很留戀、很傷感，也很無奈，“私下的感情是很好的，但國家之間出現矛盾，大家都很無奈。”陳福恒說。 隨著國家之間恩怨的冰釋，陳福恒於１９８５年與東德的老朋友取得了聯係，此後他們長期保持書信來往。在陳家，記者看到厚厚一遝德語信件，多是工整的手寫書信。陳福恒說，他患腦血栓、左眼做白內障手術，許多德國朋友知道後，都來信問候。 上個世紀９０年代，曾在二砂工作的專家西蒙、亨弗林等人帶著妻子兒女回到了鄭州，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滄桑巨變的鄭州西郊找到了第二砂輪廠。在老朋友的陪伴下，他們度過了一段溫馨的時光。

“鄭西新區”：從荒莽到繁榮 １９５４年，剛剛完工的鄭州國棉一廠，如同西郊荒野中的一片孤島。 兩三年後，三、四、五廠連成了片，但西郊仍是荒涼的。 “隻有農村的小土路，汽車開不過來。我們都是走到三廠，坐一路公共汽車到市裏去。有時從莊稼地裏斜著走到碧沙崗，經醫學院到市裏。”在二砂退休幹部餘誌堅的記憶中，１９５５年的鄭州西郊是這般模樣。 “可多深溝，可多荒墳。晚上外邊燈光稀疏，女工膽小，天一黑都不敢出來了。”五廠一位老工人說，那是１９５６年的西郊。 雖然看起來仍很荒涼，但從一開始就顯示出的蓬勃的生命活力，使“鄭西新區”迅速“長個兒”，大約１０年的工夫，這裏就從荒郊野外，“出落”成規模相當可觀的城區。華山路一帶，從南到北鄭州電纜廠、第二砂輪廠、鄭州煤礦機械廠一字排開；建設路一帶，五大國棉廠、鄭州印染廠、河南省紡織機械廠依次就緒；而鄭州工程機械廠、鄭州勘察機械廠、熱電廠等也各就各位。鄭州紡織機電專科學校（現中原工學院）、鄭州糧食學院（現河南工業大學）等學校，郵電部設計院、機械工業部第六設計院、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河南省電力設計院等研究機構相繼擴展著“新區”的模樣。西郊逐漸人氣旺了起來，特別是紡織廠換班的時候，廠門口數千工人人潮湧動，熱鬧非凡。 １９５７年，為推動“鄭西新區”發展，鄭州市委、市政府從現管城區委一帶搬遷到西郊，市直機關單位也隨之而來。１９５８年，距離興建一廠不過四五年的時間，“新區”人口達到１７．４萬多。 隨著企事業單位的興建，道路和上下水管道開工建設，行道樹廣為種植。由於是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城區，鄭州西郊道路的名字顯然有著統一的思路：南北向的路多以山命名，嵩山路、桐柏路、伏牛路、華山路；而東西向的路多以河流命名，伊河路、汝河路、淮河路。一些小街道的名字，則鮮明地體現著西郊初創時的時代特色：互助路、協作路、前進路、計劃路等。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郊建設，有一個後來很多次城市擴展所不具備的優點：城區規劃中注意協調發展。中小學、醫院、商業網點等布局比較均衡。西郊的企業如今大多不景氣，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偏低，在很多東郊人的心目中，這裏蕭條得跟“農村一樣”，但其實這裏的居住環境和基礎設施並不遜色，這不能不感謝當初的城市規劃者。 挖掉沙丘建家園 １９５７年７月初，山西榆次紡織機械學校（中原工學院前身）即將放暑假，準備離校的學生接到通知：下學期不要到榆次了，直接到鄭州新校址報到。 一個多月後，天津籍學生劉以元（畢業後留校，曾任該校人事處處長）來到陌生的鄭州西郊。“當時這地方很偏僻。”在位於中原路與桐柏路交叉口的中原工學院，劉老師回憶起當初的情形，“沒有院牆，四周也沒有路，校園高低不平，有墳地，有菜地，教學樓、宿舍、食堂的周圍到處是叢生的雜草。東北方向一條３米多寬、７米多深的大溝橫貫院內。” 學校的架子搭起來了，但一堆堆的建築垃圾圍在建築物旁，從榆次運來的上百台機床，擺放在實習工廠廠房西側高低不平的地麵上。 師生們陸續來到新校區，學校決定一邊上課，一邊平整土地、建設學校。“各班挖了多少土方都有記錄，相互競賽，每月評先。校領導、老師，都跟學生一起幹。”劉老師所在的班級剛開始早晨５點多起床幹活，後來看別的班幹得多，就３點多起來幹。幹到７點多，大家吃了飯去上課。就這樣，學校的教學進度一點兒沒落下，甚至照常上晚自習。“年輕，不覺得累。那時精神麵貌不一樣，窮，艱苦，但上進心強，榮譽感強。” 中原工學院退休教師李曉義也是建校時的學生，說起當年，李老師很平和：“大家都那樣就不覺得苦了。”李老師曾是一家紡機廠的六級鉗工，因技術出眾，表現好被推薦上的學。對艱苦的學校生活，他們這一代人沒有抱怨，隻有珍惜：“我１６歲在上海當學徒，每天早上６點起床，晚上１１點才能睡覺，夏天在太陽暴曬下幹活，也都過來了。解放後真的有當家做主的感覺，國家培養你，怎麽能不珍惜？學校需要建設，這有啥說的？我們都很上進，一定要學好知識，一定要把學校建好！” 這一年的寒假，很多班級的同學放棄假期，沒回家過年，繼續在學校挖土平溝。那一代學生日複一日地勞作著，扁擔磨腫了肩膀，汗水浸透了衣衫。一年後，學校有了圍牆，修築了平整的道路，修建了操場，安裝了水泥電線杆、路燈，鬆樹、楊樹、蘋果樹也栽滿了校園。當年栽下的小樹苗，如今已合抱粗細。 當年西郊的單位大多這樣，挖掉了沙丘、填平了深溝，在一片荒蕪中，建起了自己的家園。如今在西郊蓋房子、挖地基的時候都要小心點，說不定就挖出點什麽東西：當初填溝的時候也不定填進去什麽了。前兩年，中原工學院蓋學生宿舍時就遇到了難題，地基怎麽也挖不動，問過老教工才知道，當初這裏是溝，實習工廠的廢鐵屑，結結實實都填在這兒。 “道路修到哪裏樹種植到哪裏”　　 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老人，都跟記者說過一句話：“那時建設路是條大溝。”但我走過寬闊平整的建設路時，實在難以想像出深溝橫陳、塵土飛揚的畫麵。 但這條溝在老一代西郊人的心目中印象太深了。這溝原是鄭州通往洛陽的官道，解放後溝底的路廢棄，改走溝上邊。１９５３年為了興建國棉一廠修築了建設路，但這條溝並沒填平。當時建設路是西郊通往市區唯一的大路，人們來來往往都要走溝邊，也許是這個原因，每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５８年，幾大國棉廠的幹部工人義務勞動，才把這條大溝填平。後來這條路經過三四次大整修，最著名的是１９７１年時，建設路被擴寬至４４米，使這條路多年都是鄭州市最寬的道路。 為了配合火力發電廠、第二砂輪廠、電纜廠等單位的興建，西郊隨後修建了中原路、棉紡路、桐柏路、伏牛路、伊河路等主次幹道。１９５７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西郊市政建設發展迅速。１９５９年，推行“民辦公助”，興起義務築路，當時的西郊人都沒少出力流汗，整修各種簡易道路、人行道、慢車道、邊溝，使西郊道路有了點模樣。１９６２年，棉紡路、工人路等由土路修成煤渣路麵。１９６３年，主要交通幹道複澆柏油，完成“升級換代”。 西郊建設之初，鄭州市政府就提出“道路修到哪裏，樹種植到哪裏”。從１９５５年在建設路兩側種植行道樹開始，實行地段責任製，園林部門負責提供苗木，沿街各單位負責“各種門前樹”。而園林部門負責在空曠地帶栽植林帶和片林。三五年後，樹木成陰，十多年後，鄭州享有了“綠城”的美譽。而過去惱人的風沙，也逐漸得到控製。 這個現在看起來很不起眼的電影院，當年曾經驚動了紡織部、財政部驚動兩部委的電影院。　 當時企業的利稅全部上繳國家，鄭州財政來源有限，想搞市政建設沒什麽錢，好在當時“發動群眾”這招百試百靈。但要想建文化設施什麽的，沒錢可是真不好辦。鄭州市老市長王均智回憶說，１９５５年，西郊已經有一兩萬產業工人，並且隨著各大廠陸續建設，工人數量將會急劇增加，需要一個大型文化娛樂場所。市裏很想建一個文化宮，苦於沒錢，就想方設法說服省工會拿錢建設。但省工會有顧慮：這文化宮建在鄭州西郊，工會拿錢，新鄉、洛陽等城市會有意見。經過多次協商，雙方決定“暗度陳倉”，由省工會拿錢，市工會負責建設，名字叫“省工人文化宮”。談起此事，年已九旬的王均智仍很得意地笑著說：“這個文化宮１９５８年建成，一直是市工會管、市工會用，叫省工人文化宮實在是名不副實。可將錯就錯，這名字一直用到現在。” 但王均智也有失算“翻船”的時候。１９５９年，幾個國棉廠到市裏開會時，提出西郊少個電影院，說他們願意出錢，讓市裏幫助蓋一個。有錢好辦事，１９６０年，中原路、桐柏路西南角的中原影劇院拔地而起了。在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以前，這個電影院一直是西郊有名的地方，曾經給無數人帶來愉快的時光。但坐在電影院裏的觀眾不會想到，這個現在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影院，曾經驚動兩大部委，給身為鄭州一市之長的王均智帶來不大不小的麻煩。 幾個國棉廠拿的這筆錢很快被紡織部發現，追問之下，國棉廠遮掩不過，隻得把鄭州市“供”了出來。於是紡織部向財政部行文，說鄭州市動了他們的錢，財政部行文河南省財政廳，財政廳轉給鄭州市財政局，鄭州市財政局局長拿著公文去找王均智，問怎麽辦。王均智這才知道“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隻得苦笑著說：“能怎麽辦？一點點還給國棉廠吧。” 王均智說，那個時代紀律嚴明，不能動的錢動一分都不行。那時省直各廳局一些幹部寧願到其他地市，也不願到鄭州。因為按照規定，本市不招待吃飯。到鄭州市來檢查工作，中午他們還得跑回東郊吃飯。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那的確是一個沒有“吃喝風”的時代。曾擔任三廠廠長多年的張賀亭告訴記者，他在三廠就請過一次客，那是他在南陽當地委書記的老戰友帶著家人來看紡織廠，他在三廠招待所給老戰友接風，上的是“四菜一湯”。吃完飯，張賀亭轉身就給了食堂管理員２０元錢１５斤糧票，管理員說“用不了這麽多呀廠長”，張賀亭揮手不讓他多說了。 市委副書記下廠當學徒　　 接受采訪的老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工作特別艱苦，生活也很清貧，但那時心情比較舒暢，人與人關係融洽，特別是領導跟群眾沒什麽距離。“他們跟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還有什麽牢騷？！”“那時領導是真關心人！”“幹活時，不分領導群眾，大家一起幹！” 鄭州市委副書記劉必曾在五廠當“學徒”，他一到車間先聲明：我是學員，該讓我幹啥讓我幹啥，聽你們安排。他在五廠待了三四個月，雖然因年紀大不上夜班，但白天都準時上班。“人家可虛心啦，學習技術，了解情況，真是來體察工人辛苦的！”他的“師傅”、五廠的一位退休工人這樣告訴記者。吃飯的時候，劉必到食堂照樣排隊，車間的人認識他，讓他到前麵，他笑著擺手：“不，不，排隊！” 中原工學院退休教師劉以元也說到了類似的事兒。當時的校長鄭群、副校長陳揮，時常與學生同吃同住同聽課。他們常到食堂與炊事員一起幹活，同學去打飯，一抬頭，給他盛飯的是校長！平時校長跟老師關係都很融洽，但如果聽課時發現問題的話，他會很不客氣地給你指出來。 劉老師說，那一代學生跟校長感情深得了不得。校慶的時候，隻要聽說老校長要來，同學不管多遠都回來。大家圍攏在一起，沒有西方人那樣的擁抱，隻有握手，久久地握手，深情地問候…… 後來留校當了老師，劉以元更感覺到了領導的可親可敬。每到大年初一，副校長陳揮都帶著時任團委書記的他，到單身樓看望沒有回家的青年教師，傾心交談，解決問題。 劉老師說，他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校長鄭群動員學校幾位家屬輪流為他們做飯，詢問情況，無微不至。“我隻是個普通的教工……”鄭群後來到天津居住，劉以元每次回天津老家，都要去看望他。 說起往事，劉老師顯然動了感情：“那時師生之間，同學、同事之間，如父母，如兄弟。現在富裕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人與人沒有那時融洽了，太淡漠了。”

鄭州過去有“三不通婚”之說，就是“路內路外不通婚”、“南方北方不通婚”、“回漢不通婚”。 “南方北方不通婚”主要說的是西郊。記者采訪南方人時，有意問起此話的虛實，被問到的五戶南方人，三家來自上海，兩家來自湖南。他們都知道這種說法，解釋說南方與北方生活習慣差別太大，組成一家人過日子有諸多不便。但五家人都表示，自己並不很把這種說法當回事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緣分，強求不得。 這五家人中，仲根娣老人到鄭州時還是單身，她嫁的就是鄭州印染廠一位來自山東的保衛幹部。其他四家的“第一代移民”，有的本來就是兩口一起過來的，有的在鄭州找同鄉成家，但他們都表示，並沒有要求兒女們找對象非找南方人不可。“兒大不由娘”，還是順其自然的好，有位老人說：“為什麽非找同鄉？難道我們還要回去？” 省建五公司退休工人熊國堯是湖南長沙人，他性格樂觀直爽，頗像北方人，他說自己“一家四省人”，老兩口是湖南人，幾個兒女找的對象有河南的、有山東的、有浙江的。 ５０年前，從外省調來支持鄭州建設的幹部和技術工人非常之多，來源地也非常之廣，北方有山東、河北、東北等地，南方有上海、江蘇、湖南、湖北等地。鄭州西郊的“移民”及其後代到底有多少，記者沒能找到確切的數據。詢問之下，有人估計有三分之一，有人估計有一半，不知道這樣的數據有沒有確切的出處，也許隻是主觀感覺。但你在西郊千萬不要被別人地道的鄭州話給蒙了，隨便問個人，他就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外省“移民”。 ５０年前，那次規模宏大的大工業建設，吸引了１０萬人從四麵八方趕到鄭州西郊。本來相隔千裏的人，在這一方水土上相遇，很多人因此相識、相愛，組建家庭，有了子女。冥冥之中，命運之神成就了無數姻緣，成就了無數家庭。 南方人和北方人組建了家庭，在飲食習慣和方言等方麵確實有很大的差別，這就有一個誰改變誰的問題。一般南方人勤快而又善於做飯，所以在吃的方麵北方人大多就那麽“從”了；而語言上，由於生活在地處北方的鄭州，南方人也不得不“從”。 河南話成“官方語言” “江——米甜酒——”前些年，在我所住的西郊某家屬院，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吆喝聲。那腔調婉轉輕揚，悠然溫雅，有著濃濃的南國水鄉的味道。開始的時候聽不懂，從陽台上探頭看去，是一個推著自行車的老人，穿著洗得發白的舊工作服，戴著幹淨的藍色袖頭，用細而高的白搪瓷茶缸給別人倒江米甜酒，這才知道他吆喝的是什麽。 那是一位上世紀５０年代從江蘇來的老工人，自己做了江米甜酒掙點小錢。家屬院的南方人極多，老人帶的甜酒很快就能賣完。近幾年一直沒見老人來賣甜酒了，不知他的身體是否還好？ 在鄭州西郊的外省移民，南方來的“第一代”口音是很難改變的。那些在河南生活了半個世紀的南方老人，如今依然滿口的南方話，就是說普通話也帶著十足的南方味道。由於方言、風俗、飲食習慣都差別太大，南方第一代移民，與北方人多多少少是有隔閡的，他們有時會稱北方人“侉子”，北方人則回敬他們“蠻子”。 而北方各省來的移民，由於飲食和口音與河南相差不是特別大，就比較容易融入本地人群。 １９５６年從山東來的徐阿姨，如今一口地道的鄭州方言，簡直讓人懷疑她是不是在鄭州長大的。徐阿姨說，當初她來了沒多久就給家裏寫信要回去。她在鄭州過不慣，一是吃的方麵不習慣，１９５６年麥收時下連陰雨，麥子捂了，蒸的饃又黑又黏，難以下咽。二是她說話別人聽不懂，老開玩笑學她。家裏來信勸她，讓她安心在鄭州。那時年輕，適應快，同屋的姐妹天天教她說河南話，開始學洛陽話，後來經人提醒改學鄭州話，沒多久就說得很溜了，後來竟然不怎麽會說家鄉話了。 到了第二代移民，不管是南方的北方的，鄭州話說得都很地道了，最“土”的話都會講。他們或許也會說老家的話，但隻是在家裏跟父母說，出了門，就是滿口正宗的河南話了。不同地域、不同口音的人共同在鄭州生活，河南人占的比例最大，人們很自然就接受河南話為“官方語言”了。 中原工學院教授李雄詒河南話、湖南話、普通話說得都很地道。他父母是湖南人，父親開始在河南省紡織工業學校工作，後來調入鄭州紡織機電專科學校，母親曾參與鄭州市第四人民醫院和鄭州２４中的籌建，他本人從小在鄭州長大。 “我覺得自己骨子裏是湖南人。”李教授用正宗的鄭州話說，“一家四口人，父母、奶奶和我，在家都說湖南話，吃湖南飯菜。我們常回老家，鄭州是交通中心，南來北往的家人來得也多，在家的環境絕對是湖南的。” 記者了解到，這些家庭的情況不盡相同。家裏有老人的、跟家鄉聯係多的，南方特色就保持得多一些；相反的情況，本地化程度就高些。 到了第三代移民，那就基本上徹底本地化了。李雄詒曾告訴他的兒子：“你是湖南人。”兒子頗有點兒“不忿”：“我啥湖南人，我生在鄭州，長在鄭州，我就是鄭州人！” 飲食習慣難以改變　　 飲食習慣或許是最根深蒂固、最難以改變的。 李雄詒的兒子自認是鄭州人，但他麵條、饃、燴麵都不吃，隻吃米飯，“對米飯簡直是迷戀，有米有菜就覺得太幸福了”。 這是家庭環境熏陶出來的。李雄詒的父親吃不慣河南飯菜，以前回湖南老家，總要帶醬油、紅菜薹過來。比較起來，南方人確實愛吃、會吃，“那時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鱉，魚也不怎麽吃，就吃豬肉，排骨也不怎麽吃。南方人來享福了，這樣的東西多又便宜。我小時候身體好，就是吃這些多。陽澄湖的大閘蟹，一買一簍，幾家分”。 下鄉當知青時，李雄詒回鄭州打零工給生產隊掙錢，他在一、三、四、五、六廠和中原鋁廠都幹過，捅下水道、挖地道、車工、食堂炊事員都幹過。最舒服的是在中原鋁廠上夜班，鋁熔化後再冷卻了，用“鐵對子”（鐵扡）把硬化的鋁塊敲下來，“鐵對子”很重，開始掂不動，後來手上磨得都是繭子。還要往鋁槽裏倒鋁氧粉，一袋４０多公斤，開始也弄不動，車間的地上帶電，讓人頭暈暈的。“幸虧小時候吃得好身體好，很快就習慣了。” 他覺得舒服，是因為８個小時隻用幹兩次活，其他時間可以睡覺，車間裏冬天又暖和，鋪個席子就可以睡。有時不想睡了就聽工人講故事，“你們有知識的人別說了，聽我們講”，工人的故事葷的素的都有。那時覺得生活真是豐富多彩。 他覺得舒服，更主要的原因是白天可以跑著玩，順便給家買菜，到須水、二馬路買茼蒿、竹筍什麽的，西郊的南方人多，這些菜早上６點多就被買光了。到須水可以從農民那兒買，到二馬路也買得著，“當時市裏人不吃這菜”。 中原工學院副教授金明是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來鄭州的。這位武漢人很快就發現了一件大好事：食堂的大排骨一毛錢一塊！油炸後紅燒的大排，都是“幹貨”（真正的好排骨）。他每天中午一塊大排骨，一份炒菜，兩毛錢吃得舒舒服服。“現在不行了，河南人都吃排骨了，這東西價格上去了。那時候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鱉，豬下水什麽的也不吃，南方人吃得有滋有味。” 這些年河南人的飲食習慣變化很大，以前不吃的現在也當好東西了，這一點向南方人靠近了。但差別還是明顯的，南方人的飲食習慣，仍有很多北方人適應不了。 我曾去西郊一朋友家吃飯，那湖南人弄點白水煮麵條，撈起來加一坨豬油，美其名曰“陽春麵”。問我加不加豬油，出於好奇我就讓加了豬油。為此我後悔得腸子疼，那叫一個難吃。 鄰居一對夫妻，丈夫是湖南人，妻子是河南人。丈夫極會做飯，可惜妻子消受不了，飯桌上總擺一碗涼開水，叨起那又辣又油的湖南菜，用開水涮了再吃。 這座如今看來再普通不過的小樓，當年是西郊很有名的綠東村商場西郊曾比東郊富　　 鄭州的西郊和東郊都是在上個世紀５０年代發展起來的。這兩個新城區如同雙翼，帶來了５０年前鄭州城市地位的騰飛。但西郊和東郊差別很大，主要是人員組成非常不同，當時西郊以產業工人為主體，東郊以機關幹部為主體。以前，西郊的話跟東郊都不太一樣，東郊人一開口西郊人就能聽出來：“這家夥是行政區的，河南腔說‘普通字’，咬文嚼字的。” 如今西郊跟東郊沒法比了。東郊多的是高檔酒樓，西郊多的是中低檔飯店；東郊多的是名牌專賣店，西郊多的是價廉物美的小服裝店；東郊車多得顯路太窄，西郊車少得路有點冷清。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的這句古話真是洞察世事變遷的名言。曾幾何時，西郊人比東郊人有錢，“西郊的姑娘漂亮、時髦”，這是過去被鄭州人公認的事實。 東郊、西郊初具規模後，就都超過了“市裏”。相比之下，老城區街道狹窄，房子破舊，沒有新城區勃勃的生氣。最主要的，是很多人沒有“單位”，那年代有“單位”可是最重要的。有單位就有固定工資、有福利，生病可以公費醫療；沒單位這一切都沒有，甚至洗澡都成問題。據《中原區誌》記載，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原區對外營業的理發店有兩個，浴池隻有一個。沒單位的人及其子女成年難洗個澡，而有單位的，不花錢就可以經常洗澡。 其實那時大家都不富裕，日子都很艱難。商業很蕭條，當年西郊很有名的綠東村商場，現在看來不過是一座再普通不過的小樓。但比較而言，那時西郊人的生活不僅比老城區的好，也比東郊人富足點。 “東郊就花園路繁華，政七街、緯四路那邊西瓜便宜，西郊的要貴幾分錢；青菜那邊都比這邊便宜。那邊梧桐好，人少，幽靜，都說那邊適合居住。”老西郊人這麽說東郊。 上個世紀５０年代，興建工廠幾乎是國家最為重視的事情，國營廠配備的幹部級別非常高。原省紡織廳廳長張賀亭說，上世紀５０年代國棉三廠的廠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的，到６０年代他當廠長的時候，也還是省委書記親自任命的。廠裏的中層幹部，也多是地方的縣長、縣委書記調來擔任，行政上配備的力量非常強，相應的工資級別也比較高。而從南方過來的工程師、技術工人，工資水平同樣很高。 上個世紀５０年代後期，紡織廠的平均工資近６０元，而機關幹部的平均工資四五十元。到上個世紀８０年代，西郊工廠的平均工資仍比東郊高出不少。“那幾十年大家都靠工資吃飯，西郊人日子就過得比東郊人好。” 那時鄭州人的印象裏，西郊的姑娘時髦、漂亮，其實現在看也沒什麽，頂多就是燙燙頭，穿雙高跟鞋。主要是西郊收入較高，南方人多，會做吃的又會做衣服，生活過得精致些。 上個世紀８０年代，西郊的國營企業效益大多很好，那１０年，西郊仍比東郊好些。省直機關的幹部相女婿找媳婦，很多就“瞄著”西郊國營廠的帥小夥兒、俊姑娘。 那時鄭州紡織廠和全國的紡織行業一樣，大把大把地掙錢。中原工學院金明老師說，作為紡織部部屬院校，當時他們學校日子過得很不錯，基建費用年年花不完上交，教職工發沙發、發書櫃，大家開玩笑說，“除了老婆不發啥都發”。當時有位外地老師想調走，人事處一位領導勸他：“走啥呀？你上哪兒找這麽好的單位？” 從上個世紀９０年代開始，西郊的國營廠開始出現衰敗的跡象。９０年代中後期，很多企業一蹶不振。昔日風光無限的工廠區，成了令人傷感的“下崗一條街”。近十年來，西郊也在不斷變化，越來越漂亮，但步子要比東郊慢很多。尤其是工廠區，很多年停滯不前，沒有變化。 今年鄭州市作出規劃，七大國有企業將逐步搬遷出市區。對於西郊來說，這或許是又一次機會，但問題不少，規劃的實現將麵臨種種的考驗。在此默默祝福：西郊，願你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