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聲》藥、醫、患 從誰開始改？

中國的抗生素之濫用，的確已經到了有如1451期世界周刊所說的「吊瓶大國」地步了，但是這件是不能完全怪罪於醫生、醫院，患者也是有相當的責任。

在那「缺醫少藥」的年代裡，人們心中對「貴藥好藥」的嚮往，而醫方則依靠著這權力大顯神威，加之按級別配藥的規矩（是公開而不是潛規則）， 13級以上用的藥和17級以下的價格差很多， 造成了一般老百姓把「貴藥」和「好藥」等同起來了，一般人咋的也分不清藥的貴賤是和生產費用掛鉤的，而與藥效關係未必那麼大。現在「供大於求」的局麵，可這種根深蒂固的概念卻延續到了今天，恐怕患者尤其是經濟條件很不錯的病人和家屬，更是火上添油地助長了這種趨勢。「藥」業當然就樂嗬嗬不遺餘力地推銷其產品，附加值越高的自然經濟效益越高。

到了醫院這一關口，「藥業」依託醫生、醫院）把藥給銷出去，醫方當然不白「銷」，這就皆大歡喜了，可這就苦了患者。可醫生、院方和藥業也要吃飯也想日子過得更好呀，在目前的轉型階段一棍子全打在他們頭上，要他們控製供應抗生素，好像是很難辦到的，一不小心就掉入「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的尷尬局麵。

藥、醫、患三方，「醫」在中間是連接「藥」和「患」的，似乎應從「醫」著手，首先要相信我國的大多數醫生本身的良心及道德水平，若能使他們的收入與開藥的多少脫鉤，他們中的大部分還是會遵照醫德的，當然需要一步一步來，政府不但得拿出決心還得拿出真金白銀，讓醫生收入大大的提高，如廣東一政協委員甚至建議醫生的收入應是平均工資的5－10倍，這也許辦不到，但至少要和相同級別的公務員相似吧，這個對現在的國家財政收入應該不難，這麼一來，在利益和醫德的天平上，隻要不是太影響其經濟利益，醫生們還是會遵照國家的控製抗生素的規定的，日久天長地，加上政策性規定及罰款的嚴厲執行，問題雖不敢說完全解決，至少也會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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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采菊人]

回小步慢跑：
在那“缺醫少藥”之前，就更“缺”更“少”了，生病後有錢者請個好先生（很多地方就是這麽稱呼的），錢少者隨便找個或是剛出道的或自稱懂醫的來瞧瞧，沒錢的隻能靠“熬”。這是“醫”，至於“藥”，還是分有錢少錢沒錢三種情況， 那就很容易一一對號入座了。
不過那時沒麽子抗生素，隻有中草藥，小地方沒藥方， 懂醫的一般也懂點草藥， 上山挖點就是了， 這時風險也大了，“蒙古”大夫，“二把刀”采藥人，自己去想吧。
中藥有時的確有神奇作用，有時實在有如魯迅所說的“原配蟋蟀”做藥引子那樣的搗漿，但是， 要的精神作用就不是用搗漿糊可以解釋的了。

[小步慢跑]

很想聽聽你介紹一些在那「缺醫少藥」之前的多醫多藥的年代，可以從“那”之前的幾千年裏中國的普通百姓對醫藥的“享受”。

[ThatIsDifferent]

覺得醫生整體水平偏低和利益驅動是主要原因。所以抓也應該從醫生抓起。

[ThatIsDifferent]

害人害己的抗生素濫用。

[leafmoon]

還有個為什麽是吊瓶大國，抗生素亂用的原因。這次回國，大學同學說，前幾天有個老農找他開藥，要幾百盒紅黴素，他說為啥，說是喂雞吃。他沒給開，那人回首就找別的科室去了，估計總有得逞的時候。這就是說市場賣的肉類基本上都是抗生素泛濫，這能不產生耐藥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