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對母親一肚子意見。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個。
母親作為一個作家，是優秀的，但作為一個母親，卻有嚴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
母親曾說她不喜歡小貓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歡小孩兒。她的神經官能症使她怕吵鬧，曾明確表示不歡迎別人帶小孩來家裏，說小孩一哭鬧，她的心髒受不了。周末我們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亂太吵。如同她的母親整天醉心於打牌看戲，我的母親整天醉心於她的寫作，都同樣的不管孩子，兒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後，她嫌帶孩子麻煩，影響工作，5個孩子有4個是找別人帶的。
據母親自己說，她18歲時在小湯山一個農民家生了第一個孩子。產後12天，因農村鬧霍亂，不敢多呆，就把嬰兒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結果這個小兒子長到1歲半時，生病夭折。
她第二個孩子徐然，隻奶了8個月，也送回了河北農村老家。
第三個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於河北深澤農村，剛過滿月母親就出去追趕賀龍的部隊，將孩子留在農村。以後不聞不問，直到8 歲哥哥眼睛被人紮傷，才把他接到身邊。母親在1947年4月6日日記中也承認自己過去對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個孩子小胖時，母親還想送給奶媽養。因為當時地委領導提倡女同誌自己喂養孩子，她才被迫改變了主意，沒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時，她決定打胎，卻因手續問題沒有打成，隻好在阜平生下來。又很快地把剛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實當時環境改善，很多同誌都把孩子留在身邊或附近。
她說她尊崇盧梭。——盧梭就把自己的親生孩子統統送給育嬰堂，一個不要。
從年輕時起，她就不是整天圍著孩子，想著孩子的人。參加革命以後，她更認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贅。這從她的日記中能看出來。
1945年11月25日
過去我總認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為了工作，就應當把孩子給別人奶，自己騰出功夫來工作。後來看了聶榮臻同誌的報告，說女同誌是來杭雞等，才轉變一些。但還是輕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還是不奶呢？原來還有些奶的意思，後來敵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區將多少倍的擴大，根據形勢，幹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氣，自己嫌麻煩，就決定了不奶。曾各處找奶母，但沒找到。這時聽說馬同誌不回十分區了，為了不願把孩子丟得太遠，這才自己奶著。開始想等到新工作崗位再找奶母，但以後十分區婦女部長給我寫信，叫我千萬自己奶孩子，她說她這次到冀中去開會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領導同誌也叫我自己奶。楊英同誌說自己養活一個孩子，至少可為革命服務20年，這是很偉大的工作呀。於是我才決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陣陣，我還是有許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惱。尤其當孩子淘氣或墮（纏）得自己不能動身時，就煩惱，生氣，覺得冤枉……
……有時因為孩子的累贅，不能像許多同誌似的活動，工作，內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將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還是不斷地自我鬥爭，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親不願意為孩子多花費時間和精力，總怕孩子妨礙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裏，發生過多起女同誌為避免敵人發現，把繈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母親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強，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戰爭期間，十來歲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裏外的一所住宿學校。因為不習慣，思念母親，一次她偷偷溜出學校，從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親身邊。母親看見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母親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學校。徐然的手背上為此留下了一個疤。
母親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尋歡作樂，不管孩子。她自己從生下後，就缺少母愛與父愛，老挨打。在這個冷酷環境裏，潛意識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響，不大管孩子，對孩子的事漠不關心。
舉一個小小例子：小學三年級以前我沒有記憶，從我四年級以後到初中高中，學校開家長會，母親就沒有去過一次。父親也不去，總以工作忙，身體不好為由，讓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個看大門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畢業後分配到外地，很多母親總要親自到車站送行。而我家孩子離開北京時，母親不要說去火車站，連汽車站都不去，頂多送到家門口。
除了包餃子時，她會和保姆一起包，我沒見過母親周末為孩子們掌勺做飯，改善夥食，也從沒見過她給孩子們收拾衣服，整理衛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顧她。
我成年後，妻子曾說我連擦屁股都不會，怎麽搞的？因為母親就從沒教過我怎麽擦，怎麽係皮帶，怎麽剪指甲……母親嫌麻煩，把我往托兒所一送了事。
母親說她小時候，她的母親從沒有抱過她，親過她。她也繼承了這個特點。我4歲從農村來到北京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記憶中就沒有被母親抱過，親過。也從沒有嚐過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曆，我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
母親童年時，她的母親醉心於打牌串門，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撿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響，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親雖然常在家養病，卻很少到我的房間，陪我呆一會兒。我隻能在吃飯的時候，與她見麵。平日還不許我在她住處附近跑跳，嫌吵鬧。我隻好在後院裏與一群雞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來了客人，除了小胖，絕少讓我和哥哥在場，既不願意把我們介紹給他們的朋友，也不願意他們的朋友看見我們。
她去蘇聯訪問，到外地出差、參觀、休養，從沒有給我帶過點什麽小紀念品。我記得唯一例外的是她從北戴河回來，帶過幾個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多數人都不像現在的父母那樣關愛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時人們都埋頭工作，把工作當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顧不上管。但像我母親這樣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卻依舊是少數，並不常見。
比如，我小時候患了腸粘連，肚子疼，疼得我滿地打滾，吃什麽吐什麽，母親認為是蟲子病，一直沒當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難受，吃藥也不管用，再三向她報告，她都說是蟲子病，無動於衷，繼續把我扔在東屋，任我疼得呻吟。幾天過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讓哥哥帶我去看病。醫生檢查之後馬上動手術，後來對家人說，我的腸子都黑了，脹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沒救了……
她童年時得了病，父母不給她治。她拉肚子，她凍傷腳，她發燒感冒都沒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著急，不大在意。
我12歲左右又鬧過一次肚子疼，很嚴重，育才學校把我送到友誼醫院搶救，後又在校醫院住了好幾天。這期間，盡管學校打電話通知了家長，母親也沒去學校看看我。可蕭華的兒子蕭雲在《我的母親》一書中說：當他發高燒後，一連7天不退，他的母親王新蘭寸步不離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親絕沒有這麽強的母愛。我患重病時，不記得她陪過我哪怕一天。
當動完腸粘連的大手術後，我肚上的傷口剩下一窟窿，遲遲不愈合，出院繼續在家養病。一天因為點蠟燭玩火，燒著了窗戶紙，窗戶冒起了濃煙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禍，又不敢說，怕挨打，躲到廚房。幸虧母親發現衝過來，把火撲滅。之後她拿著雞毛撣子狠狠抽我，連吼帶罵，把我抽倒在地上。
對一個6歲的弱小孩子，剛動完手術，腹部傷口還未痊愈，還纏著繃帶，這麽毒打，痛上加痛，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傷害，終生難忘。我哭了很久，懷念從沒有打過我的姑姑。懷念老家農村，那裏雖然窮，卻充滿親情。
我剛上小學時，母親為省錢，常讓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為土裏土氣，總被同學欺負。有的同學還說我的媽不是親媽……回家後也不敢說，隻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時身心受過摧殘，把母親的心變冷變硬。她也不知不覺承襲了她父母的毛病，對孩子缺少關愛，甚至有些冷酷無情。哥哥上初中時，有一段時間肚子總疼，去醫院檢查，沒有發現什麽問題，可就是左側肚子疼。以後查了多次，也沒查出毛病。父母即認為哥哥是裝病，以索取關愛。哥哥疼得無心聽課，含著淚說：不是裝病，是真的難受，真的疼痛。母親依舊嚴詞批判他：一個大小夥子，不要那麽資產階級，嬌滴滴，無病呻吟。
——其實這是一種神經性腹疼，來源於母親的遺傳。
哥哥還告訴我：他高二時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幫子腫得老大，頭昏腦漲，連睾丸也腫了，發高燒39度8。校醫給了他一些藥後，讓他趕緊回家治病休息。怎麽回去呢？校醫和同學們建議他讓家裏找個車來接。因為高燒，哥哥走路搖搖晃晃，想到父親用車很方便就給家裏打電話，報告自己發高燒，頭很暈，請求父親要個車來接一下。父親與母親商量了片刻後問：你現在能不能站起來？哥哥說能。父親問：能不能走路？哥哥說頭很暈，走路顫顫巍巍。父親與母親又商量了一番說，你能站起來，又能走路，還能打電話，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車回家吧。
101中學校園很大，從宿舍到車站要走很遠一段路。發高燒的哥哥就隻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從宿舍走到車站。
——換了一般的母親，哪怕找輛三輪車，也要把發高燒的哥哥拉回來呀！
1958年國慶閱兵，清華大學搞了一個特種兵戰鬥師方隊。哥哥手持7.62步槍參加了遊行。之後，立刻又趕到西郊百花山種樹。其間，因為條件艱苦，勞累過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隻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興，責怪哥哥為什麽總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會兒一趟上廁所，最後拉得全身無力，要雙手扶著牆，一步一步走到廁所。母親也沒當回事，隻讓保姆陪哥哥去醫院看了看，拿了點藥。以後轉變成慢性痢疾，時好時壞，拉得麵黃肌瘦。可父母總說他拉肚子不算病。家裏來了客人常常當眾嘲笑哥哥，說他嬌氣，小病大養，練武術練成了病包兒。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氣寫了3封長信給父母，解釋自己不是嬌氣，確實是鬧肚子，訴說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親卻怒衝衝說哥哥寫3封長信是“一連氣向我們投了3把長矛”，把哥哥被冤枉、寫長信說成是向她發起“進攻”，母親隻看了其中一封，其他兩封連看也不看。她夥同父親指責哥哥“變質了”，變得“自私卑微”，就“隻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個病號，成天拉肚子，沒人管，正值三年困難時期，關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麽錯呢？那時，饑腸轆轆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點心全給偷吃光，他盡管也餓，還餓昏過，卻不曾埋怨我一句，這怎麽能說“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親都會很著急，很擔心。可我的母親卻出奇的平靜，滿不在乎。她為什麽這個樣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響。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她的父母對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無形中教育了她對自己的孩子也這樣，以為這是不嬌慣孩子。
困難時期，我正上初一，平時住校，餓得要命，整天就想著吃，回家也吃不飽。母親知道我餓，有時也給我一點吃的，但次數很少（那時她總住院）。我隻有到姑姑家，才能敞開肚皮吃飽。姑姑家很窮，什麽補助也沒有，可從來不管我要糧票。而我家的保姆卻嚴格執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糧票不給吃飯。若少交幾兩糧票，保姆會追著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為交糧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總向著保姆。
父親浮腫了，他們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高價營養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的屋，隻供父母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他們認為他們是老幹部，有這待遇，他們比孩子重要，先顧他們要緊。現在老百姓都挨餓，你們小孩子也應該挨餓，如給你們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樣，回到家也吃不飽。他每次都主動交糧票，還帶病幫父母幹活，依舊老挨罵。他在清華大學餓昏過一次，回到家裏也餓昏過一次。隻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頓飽飯。姑姑竟然還給過他糧票！跟父母一比，真讓人感歎。
父母什麽時候給過我們糧票呢？從來沒有。
我曾用報紙上的宣傳，衡量過自己父母：不關愛自己孩子的人能關愛人民群眾嗎？對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對人民群眾熱情嗎？母親以自我為中心，很少想著孩子——長這麽大沒見過母親幹過一件為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事。
文革開始後，父母挨了整，成了審查對象，多年的受冷漠讓我潛在的對他們的不滿大爆發。再加上受極左思潮影響，決心離家出走，到越南戰場了此一生。於是才有捆綁姐姐，砸家裏大櫃，搶一筆錢的舉動。準備一去不複返，永遠不再進這個家門。
如果父母對我很好，感情深厚，關係融洽，我決不會打砸搶他們。
我這個極端行為當然是錯誤的、幼稚的，更加劇了父母與我的矛盾。
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著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父親根本不指望。無奈中，我隻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而我身邊的一些知青母親，別說孩子受了這麽大冤屈，就是什麽事沒有，還能不顧路途遙遠，千裏迢迢趕到內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羨慕，並渴望有這樣的母親。我常想，對孩子來說，要母親就要有母愛的母親。不管孩子，再有名氣，再有錢的母親也別要。
——小胖在唐山軍墾農場被整得幾乎精神失常，流著淚懇求母親去唐山幫她一把，替她向領導求求情。母親卻沒有理。隻讓大姐去了一下，沒解決問題，後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複了正常。
母親年輕時，因為反對包辦婚姻，讓她媽非常氣憤，曾與她斷絕關係，停止供給生活費，這對她的傷害是終生的。她也變冰冷，不重親情，與舅舅、叔叔、姑姑等親戚的關係都相當疏遠，極少來往。與自己的孩子也動不動就斷絕關係。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塊錢放在罐子裏，埋在地下。等他們處境好些後，讓哥哥去把罐子挖出來，卻發現錢不翼而飛。父母馬上懷疑是哥哥把錢貪汙了。哥哥沒有偷，當然不承認。為此產生矛盾，越積越深。一次，哥哥與母親談到這個問題時，爭執起來，母親大罵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詐”。平時溫順的哥哥氣憤之極，不知怎麽迸出一句：“楊沫同誌，你別這樣冤枉好人！” 母親哪能允許孩子當麵頂撞她，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但哥哥還沒成家，沒有去處，隻能住在家裏。從此，父母與哥哥一句話不說，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父母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
哥哥後來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摔傷右臂骨折，養病期間，舉目無親，用左手給父母寫信，字寫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說明丟錢情況，並檢討了自己跟父母爭吵不對，說中國和美國都還談判了呢，他們為什麽跟自己的親生孩子一點不來往？信寫得很長，但父母還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說一句話。最後，還是經過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點，母親這才與哥哥恢複來往。
對我也如此，數次斷絕來往，讓我嚐盡了冷漠的滋味。
我從內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瀾正好在家裏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見麵的情景。他說，父母對我的態度及其平淡，隻微微點點頭，繼續坐著，一點不像與孩子多年沒見又重逢的樣子。從談話中得知，我在內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勞改了好幾年後，首次被允許回來，就更讓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門遛彎兒回來，父母毫無特別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親也甚少過問。她認識那麽多人，從沒說幫孩子介紹一個朋友。與別的母親相比，她對孩子的終生大事，缺少興趣。據我所知，家裏四個孩子結婚，她或則反對，或則不管。我結婚時很窮，向她要錢，她說，哪個孩子結婚，我都沒給過錢，為什麽就對你特殊？嫌我庸俗。經過反複跟她說，才給了我200元（100元買床，100元代她請客吃飯），這算相當不錯了。我兒子生下後，她也從沒給小孫子買一件東西。哥哥就更慘了，因受父母株連，而立之年找不著對象，母親也不管。哥哥結婚時經濟很困難，她僅僅請吃了一頓飯，一分錢沒給，一件禮物沒送。
你說她不懂這些人情常理嗎？她身在珠海，卻能給北京老戰友的孩子買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還能邀請他們小兩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還曾送給朱述新的愛人（我育才小學的同學）一件高級水貂皮大衣。可作為她自己的孩子們卻從來享受不到這種待遇。即使對她比較喜歡的兩個女孩小胖、徐然，也沒有送過這麽貴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個收音機，還得付給她錢。
母親有個女同事韓靄麗，1963年左右調到市文聯工作。母親見她總不穿襪子，以為她生活困難。一次開完會後，母親悄悄把她拉到沒人地方，塞給她幾雙襪子說：我給你帶來幾雙襪子。
不料這位女同誌笑了，婉言謝絕；自己從小就不穿襪子，連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親有點尷尬，在文聯傳為笑談。可大家都感到了母親的善良，對同事有愛心。
然而她對家裏人，就另外一副麵孔。小胖臨死前一段，常常也沒有襪子穿，大冬天光著腳板穿雙棉鞋，她卻沒說給小胖幾雙襪子。
在小胖的問題上，最能看出母親的兒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頒布後，公安局因證據不足隻好釋放了殺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認罪。有個公安局的朋友把這消息透露給母親，讓她趕緊活動，否則那家夥就放出來了。母親卻平靜地說：隨它去吧，小胖已經死了，再關再判，也解決不了問題。何況那個人還有三個孩子。算了。
朋友很驚異，說母親太善良了，連凶手的孩子都那麽關心。
——然而這對小胖善良嗎？難道小胖的命就這麽不值錢，殺了就殺了，凶手可以逍遙法外，照舊唱歌嗎？如果說，小胖死時，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還情有可原，但這個嫌疑犯釋放時，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親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響，完全可以為小胖的事，找有關部門領導交涉，再給好好查一查。可她隻給市公安局的張烈寫過一封信，就再也沒管，眼睜睜看著那個殺人嫌犯給釋放。以後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腦後。當哥哥問起這事時，她讓哥哥寫信催，自己卻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對林斤瀾說過：這個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個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網開一麵吧，不必再追究了，幹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瀾感到母親非常的大氣。但作為孩子，我卻覺得她缺少母親的責任感，心目中留給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無辜被殺，這可是個人命關天的大事。母親堅信小胖是那個唱歌的殺的，看電視時，一看見有他，馬上換台，卻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她醉心於幫助劉亞光打官司，她有時間為劉亞光，給這個中央領導，那個中央領導寫信，卻沒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從沒有為小胖的事給中央領導寫信。
相比之下，一個農村婦女若遇見這種事，肯定會為孩子不顧一切地奔走呼號，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幹，也要上訪申冤，不能讓凶手逍遙法外。可小胖出事後，母親難受是難受，卻沒有為小胖的案子花什麽大氣力。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還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親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記中說：
小胖，我的孩子，我對不起你！為了寫作，我沒有精力為你去奮鬥，去打官司。也許今生你就這樣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長夫人說：1975年小胖出事後不久，曾在柳蔭街碰見了楊沫同誌。當楊沫同誌說到自己的女兒出事時，口氣一點也不悲傷，似乎還興致勃勃的，滿麵紅光，讓這位部長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實，母親當然難過。小胖是她親手帶大的，她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錢最多。但她是情緒型的人，感情衝動得快，消失得也快。過了那一陣後，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為保護母親使盡了力氣，可小胖被害後，母親卻是這等表現，令孩子們淒然……她總以寫那個很糟糕的《東方欲曉》為借口，逃避做母親的義務，逃避為小胖之死伸張正義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她絕對是個有欠缺的母親！
她後來讓家人把小胖的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出來，放在家中，說將來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許多年後，不知什麽原因，又吩咐秘書把小胖的骨灰給處理了。秘書去外麵轉了一圈後，說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臥佛寺的一個坡上。
從此，小胖的骨灰蕩然無存。
母親長年在外寫書，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個人扔在小紅樓那空洞洞的家中。這個孩子從十來歲就感受著說不出來的孤獨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親才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小胖，可能她有負疚之情吧。
多年來，我常常思忖，為什麽母親對孩子缺少愛？
除了戰爭年代，確實有顧不上的問題之外，恐怕與長期以來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愛，人性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而大加討伐。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母親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階級就要表現得更極端。那時兒女情長被認為是覺悟低，受到輿論的批判和嘲諷。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導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結果就有母親這樣的革命者，認為應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為母愛越少越好，這才算覺悟高，思想好，對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遠比對自己的孩子關心和熱情。外人不穿襪子都要幫忙，自己的孩子明顯地遇害，卻撒手不管。在單位裏笑容可掬，回到家卻動輒打罵孩子，冷漠粗暴，照顧粗疏——謂之曰：嚴格要求，不嬌生慣養。
可以說，那對種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狹隘理解和片麵的極端教育扭曲了母親的人性。
另外，與她早年受鄧肯的影響有關，崇尚叛逆女性。剛開始叛逆封建禮教、傳統觀念，後來啥都叛逆，連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緣意識、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為重親情落後陳腐，母性是動物本能，格調不高……所以，她與親戚甚少來往，對幼兒缺少憐愛，對孩子生病和挨餓缺少同情；極其蔑視姑姑的濃厚親情意識，認為隻有家庭婦女才那樣，沒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從動了兩次手術，過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宮，母親性情變得煩躁易怒，為一點小事就生氣。她自己就是個病人，需要別人照顧，自然對孩子缺少耐心和關愛。
還有，父親對孩子的冷漠傳染了她。她在日記中不止一次埋怨父親不管孩子，讓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後導致跟父親一樣也討厭孩子，疏遠孩子。
不過，據我看，最重要的是與她童年時的遭遇有關係。如果她的父母很愛她，很關心她，她絕不會這個樣子。——母愛能傳染，“不母愛”也能傳染。
她可能覺得，她這樣對待我們比她自己小時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親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潛移默化教給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觀念。在她的意識裏，把正常母親對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懷，為孩子寧肯犧牲自己的母愛統統當成了“嬌慣孩子”。記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後，回家對我們說這個人太慣孩子了！為討孩子歡心，竟讓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臉。小時這麽慣，將來大了，還得了？不把你給殺了呀！
母親曾告訴我：剛解放時，哥哥因為穿著破舊，總給家裏跑腿幹活，被鄰居誤以為是家裏的勤務員。認真想想，當時穿的破，總幹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認為是家裏的勤務員。真正原因是父母對哥哥冷冷冰冰，缺少親情，才讓外人有這個感覺。我也屢屢碰見過人們詢問楊沫是不是你親媽之類的問題。而母親對自己近乎冷酷的行為總用“不慣孩子”來解釋，說她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難保，還怎麽能教育好？
母親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當反革命後，她救了我。為哥哥調動工作，姐姐調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幫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點母愛沒有，就是比較少。三年困難時期，她和父親眼看著孩子吃不飽，甚至餓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級點心；她最疼愛的女兒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後又給放了，她卻沒有勁頭去奔走，上告……
——嚴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嬌慣孩子也不能走極端，否則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中曾說她“愛也溫柔，愛也冷酷”，盡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對子女有冷酷一麵的事實。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對自己的母親有一肚子意見。
1989年5月，經人介紹，她認識了李蘊昌叔叔，給她的生活帶來了巨變。
李叔叔是一個搞化工的高級工程師，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縣，正是十分區的地盤。母親抗日戰爭時經常在此出沒，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所以兩人一見如故，很能談到一塊兒。
母親喜歡古典音樂，李叔叔也喜歡。母親還喜歡聽民樂，李叔叔也不討厭，並幫母親搞來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麵埋伏》等磁帶。
兩人都極度反感色情文學。對那種模仿《金瓶梅》寫法，連篇累牘寫床上事的暢銷書嗤之以鼻。
李叔叔雖是搞理工的，但翻譯過專業著作，有相當的寫作能力。他博覽群書，略知一些文學，跟母親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
李叔叔待人真誠。妻子患病期間，他給照顧得無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個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趕到外地農村勞改，後得了痢疾，回北京無家可歸，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卻敢前去探望，並把病人接到自己家，養了很多天，直到痊愈為止。後來還主動給那人的單位去信，反映這個人的種種困難，結果使那人的處境得以改善。換了親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與母親認識後，他感到楊沫是個好人，值得尊敬，就頻頻去醫院探望母親。當時母親正住院做一個整容手術。為照顧母親，他常常早8點來，晚8點走，一呆就是一天，幾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親無意中說，很久沒吃天福號的醬肉了。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來得晚，上午11點多鍾才到。滿頭大汗走進病房。買來了一包包天福的醬肉、醬肚、醬肝、醬豬耳朵、醬舌頭…… 母親說：買這些怎麽吃得了？他用毛巾擦著汗水，喘息著，啊啊地說不出話來。大暑天從和平裏到西單，再跑到國防科工委醫院，小夥子都難以忍受，何況70多歲的老人，何況心髒有病。母親很有些感動。
兩個人接觸了3個多月，彼此都挺滿意，準備登記結婚。孩子們都持讚成態度。惟有羅秘書感到了恐慌。他特別找到了母親的老朋友，解放軍報社顧問畢永暢以及中華社會大學校長於陸琳，訴說母親與李叔叔交往及準備結婚的情況，貶損李叔叔……感歎楊老師太容易上當受騙。
事後，他鄭重其事告訴母親：於陸琳說你都這麽大歲數了，再結婚讓人笑話！
其實於陸琳根本沒說過，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
但母親不怕人笑話，於1989年9月去東德訪問前，與李叔叔正式結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風言風語。有的說李叔叔是圖母親的名兒，有的說是圖母親的錢。這些人不理解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還不個個都一樣，何況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資不比母親少。這些東西都不缺。他已70多歲，沒興趣當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譽。他的同學、朋友一大堆，都睜著眼看著他呢。
以後的實踐證明，他跟楊沫的這一段姻緣，純潔無邪，奉獻遠遠多於索取。
……
母親的日子熱鬧起來。李叔叔手腳勤快，為讓母親吃到新鮮可口的蔬菜，他經常親自到菜市場采購，幫助指導小阿姨做飯。他很會照顧母親，給母親削蘋果，切西瓜，剝核桃。過去，母親嫌麻煩，總是把蘋果洗幹淨，連皮吃，李叔叔來了之後，才吃上了削皮的蘋果。
母親的許多家務，都由他承擔下來。他身體健康，騎著自行車四處跑，比那個病號要強多了。見母親的稿子寫好後，秘書沒及時抄，就主動幫母親抄。
秘書對李叔叔充滿敵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嚴重威脅。
當李叔叔初來香山，發現還有個秘書帶著兩個孩子在此居住，並跟母親一起吃飯時就很不舒服。現在他立刻嗅出了這位秘書身上的邪氣和對自己的敵意，他毫不退讓，勇敢迎戰，一點不八麵玲瓏。為了保護母親，他把母親的後勤雜務及文稿的整理謄寫，全都從秘書手中接了過來。他不怕累，不怕繁瑣，堅持天天記賬，讓秘書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渾水摸魚，隨意宰楊沫了。
1990年母親在珠海染上肺炎，連著住了兩次醫院。老李就睡在一個小沙發加一隻小凳上。他體形不瘦，卻窩在這麽狹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沒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個張姓部隊作家，認識當地某領導。秘書以楊沫的名義給他寫信，想把自己的兩間破房換植物園西邊的一處新樓房，請人家幫忙與某領導交涉。人家沒理他，他就認為是李叔叔對那人講了他壞話，氣得與李叔叔大吵大鬧。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學的，用嚴密的邏輯分析，與他辯論。羅秘書雖然有著東北人的伶牙俐齒，機敏過人，最後卻被李叔叔問得啞口無言。
母親也很快就領教了李叔叔的剛直。他對母親寫的東西，敢提出批評，有時還跟母親爭吵。一次母親生氣地說：你太好為人師，我不是請你來當我老師的！
他倔強地嚷道：別以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無縫！你寫的東西有時馬虎，有時文法不通。
一家雜誌的副主編沒采訪母親就瞎寫母親，胡編亂造，李叔叔聽說後比母親還生氣。這位老先生認死理，嫉惡如仇，出口傷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後來又得罪了介紹他認識母親的親戚維嘉。
他對母親不拍不溜，常為點小事跟母親爭辯，弄得母親一度很傷心，感到他沒有涵養，氣量狹小，不像個知識分子。母親甚至還正式給他寫過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氣，否則，自己終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親打官司期間，李叔叔沒日沒夜地寫材料，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為一些具體問題，跟這個吵，跟那個翻臉，結果犯了心髒病，住院治療。天長日久，母親發現他生氣、發火、傷人，全是為了別人，沒一件是為他自己。
他心地純淨，一點不油，一點不世故，很像個小孩。對周圍人的不良行為，不管是誰，他都直來直去，張口就說，不計後果。
母親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感到他是塊頑石，但這塊石頭上卻閃著金子般的光亮。
母親還說李叔叔對她不隻是開始認識時好，結婚後還是那麽好。隨著母親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務也年年加重，卻從不厭煩。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終自己親自陪住，親自為母親端屎端尿，跑這辦那。
他不像羅秘書那樣殷勤伺候母親是希圖從母親那裏索取更多。他照看母親，陪母親說話，為母親買藥報銷，謄抄稿件，寫信複信……完全不圖任何回報。
這些年來，他沒有讓母親給他買過一件值錢東西，給他或他孩子辦過一件事。
母親終於認識到了老李是個難得的好人。重情重義，有品有德。雖然毛病也突出，不那麽圓滑，口無遮攔，四處得罪人，卻像鉛垂線一樣正直。黃昏戀有這麽好結果的實在不多。母親很慶幸自己的福氣。
那秘書明白大勢已去，對李叔叔恨之入骨。秘書的兩個孩子，正值年少氣盛，也視李叔叔為奪去父親飯碗的仇人，一見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視。
母親與朋友通電話時，這個秘書經常在自己屋的電話上偷聽。有一次母親來電話了，她正通話時，李叔叔去秘書屋辦事，發現秘書在偷聽。李叔叔當即質問他為何偷聽？這秘書嬉皮笑臉地說：“我是楊老師的克格勃。楊老師歲數大了，腦子不好，我要保護好她。”
……
1990年秋，母親和李叔叔前往珠海過冬。這秘書和他孩子竟然將母親臥室的門鎖打開，住進母親的臥室。當時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書和他兩個孩子使用，可他們還非要睡到母親的臥室，躺在母親的床上，蓋著母親的被子，枕著母親的枕頭……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秘書！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親出院後，到香山取兩個劇本，發現不翼而飛。母親很吃驚，氣惱。她明明記得去年離開香山時自己把劇本放在寫字台的抽屜裏，還用報紙包好，怎麽就找不著了？母親在1992年12月26日日記中說：
更有意外事，當我要去香山取劇本時，小羅在電話裏說，我去年走時臥室的門沒有鎖。我更覺得蹊蹺了，去年走時沒有鎖門，他為什麽不立時打電話告訴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卻待半年多後，我要去了，他才說出？這種種貓膩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個東郭先生。過去不少人說這個人不好，我全不信，這個事實狠狠教訓了我。以後我該擦亮眼睛了。可惜兩個劇本的丟失使我的文集從原計劃八本變成了七本……實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長工資時，北京市文聯沒給小羅長，他又懷疑是李叔叔跟文聯領導說了他壞話，不顧母親身體有病，給母親打電話威脅道：哼，誰要背後壞我的事，我就讓他活不成！惡狠狠地重複了兩遍。
母親當時正在同仁醫院住院，給氣得說不出話，心髒驟然難受，趕忙吸氧。
一口一個“恩師”，對母親點頭哈腰的人，最後卻對母親這麽凶狠。
5月，母親回到香山，和羅秘書攤牌，決心解雇他，並給香山派出所打電話，講述了秘書威脅自己的情況。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車前來母親住處了解情況。小羅獲知後，態度大變，誠懇表示一定搬走。母親給他寫信說：
小羅，
一、前天電話上你表示可盡速搬走，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遲不得超過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夠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條件很快地搬走。
二、請你把我還在你手中的材料、東西整理好，全部交還給我——如我的圖章，兩個戶口本之一，和北植簽的住房協議。還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寫作資料等。
三、以前送給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給你寫證明，這不合理（都有什麽，我哪裏都記得）。可由你一式兩份寫明，我可以簽字，分別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書箱、線裝書及硬木小櫃等，在你搬走前，必須交回。
四、你修了電冰箱，由王同誌給你送去110元修理費。
總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們爭取善始善終。
楊沫
1993.6.4
我忙於寫作，你有何意見，或對王同誌說，或寫信給我，我需平靜，特忌外界幹擾
母親在自己日記中說：
昨天給羅寫了條子，限他月底搬，要他還圖章、戶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見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煩，看來不由官方出麵，他是不會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親的電話線中斷，外麵下小雨，並無大風，母親懷疑有人搗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報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長前來看望母親，安撫了一番並又交換了些意見。之後，他們正式出麵找小羅談，讓他盡快走人，態度還很客氣。
可是到了月底，這個病號還是沒走。
老兩口商量了一番後，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們都年邁體衰，而秘書卻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這倆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個男孩公開對李叔叔說：我一見你就有氣！跟這家人住在一個院子裏，老兩口確實沒安全感。
母親對香山派出所領導談了秘書的最新情況，並詳細講了他怎麽冒領匯款；怎麽打著楊沫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怎麽看房子弄丟了自己的劇本；怎麽讓他走，他賴著不走；還怎麽在電話中恐嚇自己……
所長表示，沒說的，馬上讓他走。
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麵，嚴正警告羅不得拖延，必須立刻搬走。懾於專政機關的威力，這人才怏怏地搬離。
母親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是：
小羅同誌：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沒搬完東西延長一天，沒關係，何必致歉！
有兩件事，你必須給予答複：
一、你們在我的東牆外建的臨時棚屋，我曾問你，是你們自己拆，還是由我們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將要把院牆加高，你的棚屋必須拆掉，才能施工，請你決定後答複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記中撕下一部分。在你這次退還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見到。記得當年這些日記是請你給我保存的，想你不會忘記此事，你留它無用，請退還我！
祝健康
楊沫
1993.7.22
然而這撕下的日記，秘書始終沒有歸還。和北京植物園簽的住房協議以及線裝書等也沒歸還。
母親在7月22日日記中說：小羅搬走，去一大病。
母親與小羅的長達30年交往就此一刀兩斷，至死再無任何聯係。
秘書搬走之後，香山清靜了。
從此，家裏四分五裂的局麵也宣告結束。母親身上的正氣壓倒了邪氣。她離佞者遠了，離自己的孩子近了。
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沒。
李叔叔極其疼愛自己的三個孩子，對家庭有責任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父親。他全家人彼此相依為命，互相牽掛，互相提攜，頻繁走動，家庭關係特別融洽。李叔叔沒有父道尊嚴，與孩子平等交往。為辦孩子的事可以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嗜好，四處奔走。他喜歡為孩子掌勺做飯，喜歡幫助孩子幹些家務。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能這樣的重親情，俯首甘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對原來的久病臥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煩不厭，從沒有過緋聞。
在李叔叔這樣一個特別重親情的老伴熏陶下，母親也恢複了親情。
現在，母親不再像候鳥一樣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響，她願意與孩子相處在一起了。她潛在的母愛蘇醒，非常關心我們及孫子輩的情況，時不時寫信或通電話，問長問短。我和哥哥此時都已是四五十歲的漢子，重又感到了母親的溫暖和慈愛。逢年過節全家又能團聚一堂，享受濃濃的親情，和和美美。
母親說這時候她才感受到了天倫之樂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問她：過去經常去外地寫書，一去數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親回答：“哪有不疼愛兒女的母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虧欠了兒女們。他們自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都是住校，節假日回來也未必能見到我。他們缺少母愛和母教，好可憐哇！”
母親認識了自己做為母親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彌補。她總是掛念著徐然、青柯和我。她為小胖寫了文章鳴冤，常與徐然切磋寫作並合著了一本《青藍園》，還寫了懷念我的文章。她熱心幫助青柯為中華武術呐喊，協助四民武術社複社，並擔任了社長。母親明顯地變了，變得關心孩子的冷暖，對孩子的困難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別通情達理，善解人意。
“慈母”這兩個字是什麽滋味，我在母親的晚年終於嚐到了。
她越來越重親情，重友誼，多年來往很少的親戚朋友全恢複了來往。過去疏遠了的老戰友重又密切起來，如胡開明夫婦、李寶光、羅雲等。她並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璿夫婦。
1990年夏母親參加一次會議，在人大會堂西門內，遇見了路揚。他們已經十多年沒有來往。這次相會使母親萬分感慨，在日記中寫道：他雖滿臉白癜風，但白的是一個顏色，不難看，人也不顯老。對我熱情問候，並不因我曾責備過他而計較。人總是有感情的，記憶的閘門打開了一條縫，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對他的不滿，他還為我介紹了當年晉察冀的老領導楊成武同誌，還見到張帆夫婦；意外遇見這些老戰友，很高興（見1990年8月9日日記）。
但母親比較“自由化”。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母親更喜歡接觸學者，更能和做學問的人談得來。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識分子大大超過了黨政軍官員。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說到一塊，連個人愛好也變了，能跟著李叔叔看足球賽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親與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結婚，自己的正直又發揚光大。晚年她幹了幾件漂亮事，例如：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個女研究員被丈夫遺棄，攜三個子女生活，遇到住房問題，遲遲不得解決，1993年7月給母親寫信求助。79歲的母親因身體多病，無力介入，就讓李叔叔代表她給北京市人大主任張健民寫信，反映此事。
她幫雄縣堡壘戶王漢秋打官司，替一個冤死獄中的普通農民多次寫信申訴。
她為老幹部徐明清鳴不平，為正直說話，為弱者說話，為無權無勢者說話。
她寫文章高度評價老幹部胡開明，指出這是個“活著的彭德懷”，應該大書特書，大歌特歌。
母親的晚年返璞歸真，可敬可愛。
母親去世後，家裏的東西，除了母親的幾張照片，李叔叔什麽也沒有拿。他幹幹淨淨來，又幹幹淨淨走。——他和母親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為母親辦了那麽多事，付出了那麽多心血，買了那麽多東西，如空調、彩電、微波爐等等。他本來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東西，可他兩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親遺囑中說給他6萬元。他卻以楊沫的名義全部捐給了現代文學館。所以楊沫實際捐給了現代文學館16萬元。他把名聲全送給了楊沫，自己隱姓埋名。
所以誰說他是圖楊沫的名兒，楊沫的錢，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腸善良。盡管秘書的兩個孩子痛恨他，對他很不禮貌，他還認認真真給兩個孩子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為什麽要解雇他們的父親，一樁一樁地列舉事實，駁斥他們父親的謊言。
他不愧是一個有骨氣，不愛錢，不圖名的學者。三姨白楊曾對李叔叔的小孩說：我真羨慕我姐姐找了個老李這麽好的老伴。我就沒有這個好福氣。
母親與李叔叔雖然隻共同生活了6年4個多月，但母親的晚年是幸福的。自從與李叔叔結合之後，母親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複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的那個楊沫樣子，平易近人，被秘書傳染的邪氣完全消失，正義凜然。
晚年，母親幹的那幾件事可釘可鉚，擲地有聲，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對母親的影響不可低估。他像個心理醫生，治愈了母親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發蒼蒼老翁，卻純潔如少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挽救了楊沫的靈魂，也挽救了我們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謝李蘊昌叔叔，他改變了楊沫，也改變了我們家。
我不是母親的寵兒。
我從生下來就放到農村老家，解放後4歲時才接到北京。雖然隻與父母分別了短短4年，卻造成了我與父母之間的深深隔膜。
母親年幼時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讓人不解的是她對自己的孩子也主張打。我是
在姑姑的愛撫下長大的，從不知道什麽是害怕，剛來到北京後，整天在院子裏亂跑亂鑽，十分淘氣。被母親認為野得要命，說是農村的姑姑把我慣的。她跟父親合夥，狠狠打了我幾次，把我打老實（見母親1951年5月3日日記）。
從那以後，我見了父母像老鼠見了貓，不寒而栗。
平時給我送到新華社托兒所，隻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後，我也像母親小時候一樣，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動天地就是飯屋和廚房，隻有吃飯時才能與父母見麵。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臥室和客廳。
農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兒子還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時，她總是責備自己的兒子，說：“小波還小，你應該讓著他。”
我作為一個小孩嚐到了姑姑的厚愛，回到自己家後，自然感覺母親冷漠，對母親不滿。但母親認為姑姑的愛是嬌慣孩子，隻有家庭婦女才那麽幹，嗤之以鼻。
我從學校回家後，母親絕少到我的房間看看我，與我說兩句話。父親更是冷酷，老動手打。家裏有什麽好事，如參加什麽活動，看什麽表演，很少帶我去。所以我對這個缺少溫暖的家，沒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搶他們絕非偶然。
據常來家串門的人說，他們也感到母親不大喜歡我。因為不是自己帶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這種隔膜長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後十多年後，我對姑姑仍比對母親親，我跟姑姑在一起時，親熱隨便，臉上浮出笑容，跟母親在一起時，卻緊張拘束，總繃著臉；我叫“姑姑”時，又響又親，叫母親“媽媽”時含糊不清，勉勉強強。
母親喜歡幹淨，我是農村來的，沒有衛生習慣，又受了《董存瑞》、《衝破黎明前的黑暗》、《鋼鐵戰士》等電影影響，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髒為美，覺得全身戰火硝煙，臉黑汙汙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臉不洗澡，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母親生氣了就向父親告狀，說我怎麽淘氣，把父親的火激起來，讓父親打，她在旁邊觀看。記得父親打我屁股時，她還指揮父親不要總打一側，打那邊幾下。
可能小學三年級左右，大年初一吃餃子。我餓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報告了父親，說我跟她搶飯吃。父親過來，滿臉怒氣，啪啪抽了我兩個耳光。母親對父親大過年的打我，沒有一句批評。
還有一次，父母本來說要帶我去看表演，後小胖說要去，就臨時決定讓她去。臨出門前父親看我哭了，返身回來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親站在旁邊，也責備我不懂事……還有一次父親為打我，把死死護著我的奶奶給推了一個大跟頭，終於如願。事後奶奶默默流淚，母親卻百般替父親辯解。
父親打我時，母親大都也在場，記憶中她從沒有挺身而出保護我不挨打。相反，她總在旁邊指責我，給父親火上澆油，使父親下手更重。
女人太護犢子不好，可一點不護犢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來我就是從農村來的，跟他們有隔膜，再這麽打，更讓我內心受到嚴重傷害。對父母除了恐懼，別的啥感覺沒有。跟他們在一起時，特別緊張，生怕為點什麽小事，大巴掌掄下來。總缺少父愛母愛，我對父母也愛不起來。跟他們沒話說，回到家就悶在自己房間，沒事從不去他們的屋。就算我淘氣的出格，也不能這麽打。這麽打隻是讓我反感他們，恨他們。
我內心裏總是懷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時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樸熾熱的鄉情，農村的大人小孩一個個對我都那麽在乎，那麽熱情。返回北京的家後，幾乎受不了家裏的冰冷，憋在屋裏淚流滿麵。母親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為老家的人們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給我留了一封信，卻原來是想老家。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換，因為是從老家穿來的，臉也不洗，據說可留著老家的“鄉土氣”(甚至連小便都衝著老家的方向。——後加)。多麽癡情的孩子！虧他想得出。這樣對他健康學習都有妨礙，我立即給他寫了一信。……孩子也許從我們身上感不到溫暖，故而才如此熱烈地愛著老家的一切。
母親分析得很對，我就是因為感受不到父母的關愛，才那麽懷念農村老家。盡管那裏貧窮肮髒，吃得不好，整天是窩瓜，上廁所時一群群蒼蠅往屁股上落，卻有濃濃的親情。
後來，母親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畢業前，她花40元為我配了一副無形眼鏡，讓我應付參軍體檢。這在當時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全北京佩戴者寥寥無幾。為獎勵我好好學習，她還給我買了一支汽槍。這在當時也差不多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
這一段母親對我最好，偶爾，她還親切地管我叫“波子”，讓我聽了心直發抖，全身暖融融，舒服無比。
記得住在國務院宿舍時，我正上小學，有那麽一兩次，她親自給我洗手，說我的手黑得像老鴰爪兒，把我雙手按在洗臉池裏，抹上肥皂，用刷子刷。這也讓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樣，甜蜜極了，40年過去仍然曆曆在目，一想起來，還要冒口水。
但這樣的時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遠，是發脾氣訓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頓怒罵就把她那一點溫情給我帶來的好感全罵沒了影兒。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學期，我為申請入團，當著團支書張均滿的麵，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決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後，我把左手放在左褲兜裏，乘14路公共汽車回家。左褲腿被鮮血浸透一大片，給周圍乘客嚇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
同誌特別同情，焦急地建議司機把我直接拉到醫院。她那眼神充滿慈愛和心疼。
回到家後，母親一邊包紮，一邊訓我：新中國的青年有幾個像你這樣幹的？你們學校有幾個同學這麽幹？完全是舊社會封建江湖習氣！
我一句話不說，臉色嚴肅。自認為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卻挨批，萬萬沒有料到。
父親也痛罵我搞舊社會封建幫會那一套，共產黨從來不提倡這個！母親罵我是罐裏的王八，越長越抽抽。父親怒目圓睜，衝上來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無語，怒視著他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麽如此氣急敗壞？我一沒偷，二沒騙，三沒耍流氓。僅僅為申請入團寫血書就這麽拳打腳踢，打得我耳朵嗚嗚響。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當眾斷指，難道也是江湖習氣？
那時我已15歲，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含淚給周總理寫信，訴說我為申請入團，慘遭父親毒打，母親在旁當幫凶。並揭發父親在家裏大搞法西斯獨裁，家長製統治。因為我看見過父親的委任狀上寫著周恩來的名字，就給他寫信，請他嚴肅處理馬建民。
14路汽車上的人，素不相識，對我都那麽同情，而自己的親生父母，卻這麽狠打一個鮮血浸透一條褲腿的孩子。而且，他們不是沒文化的老粗，一個是大學校長，一個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們，親手把他們的一張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親的矛盾也與我心胸狹窄，思想偏激，極左和幼稚有關。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軍的電影後，非常為自己家鄉的八路軍自豪。我回老家時，也遇見過不少當年的八路軍。他們現在都是農民，黑黢黢的，說話有髒字，身上的衣服不那麽幹淨。我被自己家鄉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學校也不洗臉，不洗腳，以髒為榮。我在全育才小學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牆上蹭髒了才穿。我覺得越髒越土才越像八路軍戰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麵前特光榮。
母親卻喜歡幹淨，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我把母親講衛生，天天洗臉，養花養草，欣賞字畫，當成資產階級。潛意識裏覺得母親資產階級化了。特別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後，母親成為名人，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做了很多高級衣服，還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丟人。因為電影裏，隻有那些資本家太太，反麵人物才這麽打扮。
有時候，老家或根據地的老鄉來找她，她總讓保姆或我問清楚對方是誰，來幹什麽。如果是求她幫忙辦事的，常讓我們說她不在家。而我卻很可憐這些碰了閉門羹的人。覺得人家老百姓大老遠來找你，你卻騙人家。林道靜對上門求助的窮苦人那麽熱情相待，你書上寫的跟你實際做的不一樣呀，所以對母親有意見。
上高中後，回家次數越來越少，基本上是一個月回一次。母親也無所謂，絕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對母親越發不滿，感到母親心裏沒有自己，便憎惡這個家，覺得它散發著資產階級黴氣，充滿虛偽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軍，也認為《青春之歌》小資產階級情調太濃，不如《烈火金剛》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寫了這種書。初中上語文課，講到她的一篇文章時，我甚至想曠課。雖然她很有名，卻羞於向人承認自己是她的兒子，很羨慕那些革軍子弟。因此文革前，我與母親的衝突，多是因為我的極左觀念造成的。我受了當時左的宣傳，總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資產階級生活習氣。
而文革之後，經過多年的底層生活，我的思想觀念大變。對比文革前，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變成“右派”，又嫌母親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統，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裏總寫光明麵，套話官話太多。
如果說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親不與我來往是被迫的話，那麽以後她還兩次與我斷絕來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親發現我在寫《血色黃昏》，表示堅決反對，說我寫的這部書稿是“大毒草”，是“控訴無產階級專政”。為不讓我寫《血色黃昏》，她唆使父親偷走了我的手稿。這迫使我不得不靠著自己的記憶，從頭開始重寫。因為我去信索要手稿並責備他們的偷竊行為，母親大怒，立刻聲明與我斷絕一切關係，還四處對人說我是白眼狼，品質惡劣，忘恩負義，不讓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東西就可以偷嗎？
差不多兩年，母親跟我一點沒來往。當時我在大同當工人，過春節時，無家可歸，我再怎麽保密也瞞不住身邊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圍的工人都認為我母親肯定不是親的，親生母親沒這麽幹的。
我猜想，母親內心深處可能不滿意我對姑姑比對她好。她曾給過我一條天藍色的毛褲。我嫌太漂亮了，送給了姑姑。她知道後，又從姑姑那裏要了回來。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後回到成都，這時錢全花光了。10日我從成都給姑姑寄過一封信，托她做父親的工作給我些生活費。姑姑把這封信交給了父親，此信一直保留到現在。信中說：
我永遠忘不了在那最困難的日子，你是怎樣餓著肚子讓我吃飽的……盡管他們給我吃雞鴨魚肉，給我手表、自行車，可隻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隨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騙子”的角色。和他們在一起總仿佛有一層無形的隔膜。
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氣，認為對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裏老老實實全是偽裝，我不愛他們，隻愛姑姑。所以母親最常罵我白眼狼，說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幫”，我從大同市考進了北京大學，父母才與我恢複了來往。但我們的思想還是談不到一塊兒，共同語言少。我為張誌新的遭遇難受了好長一段時間，母親卻沒有我這麽強的感受。她重用那個秘書，她為科研油子花那麽大的精力，卻沒有心思為張誌新呐喊兩聲。
到北大後不久，開始批《苦戀》，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有一些事發生，因為看法不同，我與父母再次發生爭論，他們又再次與我斷絕關係。母親甚至還在1979年4月8日給北大中文係寫信，就我與外國記者接觸，譴責了我一番，要求學校對我嚴加管教，如仍固執己見，可以給以必要的處分……
幸虧班主任趙嘖老師對我很好，告訴了我這一情況，並竭力保我。
我悲憤地想：當形勢緊張時，母親應該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動給學校去信表態，批判孩子，聲討孩子，從背後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兒子是賣國賊、貪汙犯、殺人凶手、強奸了婦女，母親應該深明大義，不護犢子，積極揭發檢舉。但隻因與孩子的觀點不同，隻因為孩子跟法新社記者說了說知識青年和下層百姓在“四人幫”時期的苦難，怕給自己惹禍，就給孩子單位寫信表態劃清界限，這是母親應該幹的嗎？連“馬列主義老太太” 都未必幹得出來啊！母親的這一刀，實在紮得太深了，讓我刻骨銘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當然痛恨她，她的行為玷汙了母親的稱號，太功利，我對她寒透了心。
這一次又斷絕了很長時間來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麽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學校。那段無家可歸的日子，隻有遠在貴州的姐姐徐然給我來信，送來一縷縷手足的溫暖。
後來經過徐然的說和，母親跟我恢複了來往，可裂隙猶在。成家後很長一段時間（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與母親來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黃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後奮鬥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這個反革命真不好當。別人在外麵是反革命，回到家裏還能得到親情溫暖。而我這個反革命在外麵受冷遇，回到家裏還受冷遇。
父母可是從不承認對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們對孩子不夠關心，他們就大發雷霆。總認為他們生下我們，是對我們的大恩大德，我們的抱怨是忘恩負義，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黃昏》出版後，母親還批評我書裏寫的她不真實——主要是沒有像別的吹捧文章，把她說得十全十美。其實，我已經把她美化了。
這個家給我造成的精神傷害是慘重的。
——為什麽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總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國常常感歎，年輕時如果把練塊兒習武的勁頭放在學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過得多，父親打我數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從初一起就拚命練塊兒、悠雙杠、舉杠鈴、摔跤打拳……以為自己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父親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與這個家庭有關。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異。除了姑姑和老家的親戚，我不相信任何人，連親生父母都這樣冷酷自私，我還怎麽相信外人？對任何生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戒備，是警覺。我信奉人性惡是四海皆準的真理。遇見生人總往壞裏想，不愛交際，從不主動跟人說話。在學校裏，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見人的狗，見了人就會惡叫，非常凶狠。我也是習慣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見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沒有笑臉。
——社交能力、口頭表達能力極差。家裏來了客人，從來不讓我在場（可能是嫌我髒，嫌我嘴巴笨）。平時除了保姆，無人跟我說話。這樣總不跟人接觸，見了生人就緊張，手足無措，說不出話。父母也越嫌我不體麵，越不讓我見客人，結果毫無社交能力。上初中時，母親讓我去郵局寄東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麽跟郵局的人說。總不接觸人，總不說話，說話能力就低下。肚裏平時有的詞兒一說話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愛用筆寫。我有事向父母說時，即便在家裏，也要寫在紙上，麵交給父母，用書麵方式表達。
……
母親從1963年認識了那個病號，到1978年認識了那個科研油子，到1985年縱容秘書搶父親的東西，中間很長一段時間，她專注寫書，疏遠孩子，缺少親情。大年三十，從不說跟孩子們聚一聚，她根本沒這個意識。有好些個春節，她是一個人在外地過的。從不想想孩子們的感受。所以每逢過節，望著別人全家團圓，歡歡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過，母親的冷漠也激發了我的奮鬥意誌。沒有別的依靠，隻能自己救自己。她疏遠就疏遠，我不哀求她。她多紅，也不拍她的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發憋一口氣，非要幹出點事，來證明自己！我鍛煉身體，我磨礪意誌，我犯了紀律不檢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話寫成書，我一條路走到底……無非是在表現自己的獨立和力量。
我對母親的意見，也曾向她提過。在1986年2月5日給母親的信中，我解釋了為什麽給她寄《法製日報》那篇有關遺產繼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寫道：
媽總說：孩子沒有小羅對你好。其實，是你偏愛小羅勝過孩子。我們是多麽希望能得到一點媽媽的愛，能多多給媽媽一點愛，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場啊！孩子沒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種謙恭卑順過頭的人應須小心。
隨著母親一年一年變老，她在變化。
自從我的書《血色黃昏》1987年底出版，並獲得很大反響後，對她是個震動。張光年告訴她，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寫文革寫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對她說，你兒子炸了一顆原子彈。馮牧為這本書熱情奔走，還批評了評論界。——這一切證明她當初反對是錯誤的，對她有所觸動。她開始承認了我，改變了對這本書的態度。當有人說《血色黃昏》粗糙時，她還挺身而出替這本書辯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親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她與秘書瀕臨絕交，我們的共同語言大大增多，她常常來電話，關心我的處境。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她數次給我家打電話，詢問我的下落，為我擔心……我們徹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國布朗大學做了訪問學者之後，寫信請她幫忙買一本學英文方麵的書，她立刻托人去買，跑了很多書店也沒買到，結果給我捎來了四五本別樣的書，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給我來信說：
兒子：
兩年多不見了，時常想起你來。看見利利和肖肖，還有些安慰，現在他們也要走了，心裏很有些悵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記中說：
這個兒子在美國的花花世界裏，仍然過著勤儉樸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寫書，就是學英語。從他寄來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國內一樣穿著皺兮兮的夾克衫，一臉的倔氣，傻氣。每天自己不做飯，吃點麵包、三明治之類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難為了他……
字裏行間，浸透著母親的一片關愛。
她開始牽掛我的兒子馬驍，來信勸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別丟了中文。盡管她老寫錯我兒子的名字。
這一段“洋插隊”期間，母親給我寫了很多信，畢生中這是母親與我通信最勤的一個階段。過去在內蒙古草原時，從沒接到母親這麽多的信。這時候母親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跡歪歪扭扭，很難辨認，是她在重病中所寫。
據李叔叔說，晚年的母親經常思念漂泊在美國的我。起初是擔心我容易激動，在外麵闖禍；繼而知道我迫切想回來，又整天盼望著我能夠早日歸來。
她在1992年8月5日給我的信中說：
在閑時，常懷念你們。我已年近八十，今生還能再見到你們麽？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擁抱你們， 親小小孫兒
讓我心中又溫暖，又酸楚。
當我漂泊異域，隱姓埋名，被世人漸漸遺忘時，1993年9月她寫了一篇文章《兒子老鬼》表達了對我的思念。此時，她已經79歲。
據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說：母親病重昏迷期間，除了念叨妹妹白楊外，還常常念叨著我，清醒時總問：小波回來沒有？
……
孩子時代我害怕母親，隨著歲數的增長，體力的強壯，我也叛逆起來，鄙視那些向她點頭哈腰的人。缺少關愛，使我對母親產生了不滿，很少去親近她。她病了住院也從沒主動去看過，不願討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認為她腐化墮落了，該整一整。
特別是她後來跟那個機靈過頭的秘書廝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氣，對她十分鄙視，一肚子意見。從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沒有和母親照過一張像。除非有事，從不找她——難怪她罵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樣，能以德報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滿腔熱忱幫她辦事跑腿兒。
我很敏感，她對我一點點不好，都無法容忍，長久不忘。所以我對她熱情不起來，若即若離。很長一段時間，她是不合格的母親，我是不合格的兒子。她做母親失敗，我做兒子也失敗。除了文革中打砸搶過她一回，後來我又偷過她一次。
那是父親去世後，她縱容秘書大肆搶掠家裏的財產，我們幾個孩子自然對母親不滿。我幫助她找到了家裏一批最值錢的字畫，如數交給了她，卻不料她完全據為己有，說什麽我是第一繼承，等我不在了，你們才能繼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擔心她會與秘書私分了這些字畫。我不得不給她寄去一篇《法製日報》，寫信說明孩子與她一樣有權同時繼承父親的遺產，不存在誰先誰後。她當時在珠海，看完了信，氣得滿臉通紅，大發雷霆，罵我貪婪，白眼狼，父親剛死就與她爭父親的遺產……徐然告訴我後，我自然惱怒，決定采取行動，把那批字畫再偷回來。——誰叫你們過去偷我手稿的？這是一報還一報。自母親去珠海後，秘書把母親小紅樓的臥室大門和大衣櫃全都貼上了封條。一般都是單位辦公室裏逢年過節才貼封條，哪有在家裏貼的？封條對賊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嚇我們幾個孩子，顯示他淩駕在我們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開摩托車到小紅樓，從門上的窗戶鑽進母親的房間，撬開她的大衣櫃，尋找字畫。翻了半天也沒找到，隻好偷了她的一個照相機。
為此老實的哥哥背上了黑鍋——秘書和母親都說是他拿的，因小紅樓無人居住，他經常去照看。後來哥哥因一時經濟拮據，向我借錢，我送給了他100元，以表內心的愧疚。29年來這個秘密從未對任何人說，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誠摯的道歉。
我雖然很壞，又搶又偷又騙，不是好兒子，可是在我獰惡粗野的外貌下麵，在我的內心深處，對母親還是依戀的。三年困難時期，我最大的夢想是能重新回到母親肚子裏，不再挨餓。青春期時，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親那樣的臉型和相貌，圓乎乎的。
我對母親的感情非常複雜，難以用幾句話說清楚。對她的美好，我戀她；對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愛撫，就用恨她，冷淡她，疏遠她來保護自己的自尊。她給了我生命，給我很多敏感的氣質。我病危時拯救過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後，又幫助過我，使我愛她。可她不關心我，不把我當回事，還動不動就跟我斷絕關係，讓有人認為她不是我親媽，深深地傷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親有多少毛病，怎麽缺少母愛，理智告訴我，她還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時刻，她沒有窩在大城市北京過舒適安穩的小日子，卻來到抗日戰爭的第一線——臨近京津保，鬥爭最為殘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區。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髒的廁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著生命危險四處奔走，完成上級任務。雖然她身邊的戰友三天兩頭犧牲，雖然她很怕死，卻沒有當叛徒、逃兵。——她一點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藝老戰士差！
而她的第一個丈夫，後來的著名學者張中行此時卻坐在北京的書齋裏讀書，做學問，毫無生命之虞。——但母親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英明的。她若跟學者張中行生活，隻會是個家庭婦女的下場，絕無後來的成就。
這是她生命中第一個亮點。
母親戰勝病魔，苦熬數年，寫出了《青春之歌》，不隨文壇寫工農兵的主旋律，大寫一個女性知識分子，一個有濃厚小資情調的成長中的人物，一個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獨樹一幟，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全國的轟動，這是她生命中第二個亮點。
走出極左桎梏，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晚年為徐明清、王漢秋、胡開明等人奔走呐喊，為受壓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後的亮點。
母親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種缺點，也犯過錯誤。她寫過失敗的作品，對孩子缺少關愛，看錯過人，被別人當槍使過……我在本書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輩子，幹出了這三個亮點，足矣！
母親的身上有很多麵。既有正統馬列主義的一麵，又有自由化的一麵；既有善良的一麵，又有無情的一麵；既有坦率的一麵，又有虛偽的一麵。可不管有多少麵，她一輩子幹出了這三個亮點，打不倒矣！
父親去世後，一次我去看望她，臨分手前，趁她心緒不定，我鼓足勇氣，吻過她臉一次。母親當時像觸了電，全身抖動，幾乎流淚。可是當她漠視我的時候，說我壞話的時候，我又極其憤怒，在外麵我能受委屈，在家裏卻受不了一點委屈。我是個愛也極端，恨也極端的壞兒子。
自從母親離開了那秘書，她恢複了正常，恢複了堂堂正正，我對她再也沒有什麽意見。她的晚年可以說是個完全合格的母親。樂於助人，通情達理，富有親情和母愛，無可挑剔。她的正義感噴薄而出，為老百姓幹了幾件很值得稱道的好事。臨終前幾天，她在昏迷中還不斷地呼叫著白楊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動。所以望著在痛苦中熬煎的母親，我數次難過得撲簌簌流淚。
她走後，我給她戴了3個月的黑紗。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頭，夜夜伴隨著自己。
我悲痛過了頭，變成了母親的一條狗，對所有傷害過她的人，發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傳染給蕾蕾，再又傳染給母親的人，麵對麵地發泄了強烈不滿；對徐然的小女兒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濃妝豔抹，提出了批評；對有違母親遺囑的提議，哪怕是一點點變動也堅決反對；對母親愛過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嗬護……
年輕時，我和母親衝突不斷，多次斷絕關係，但後來終於彼此相濡以沫。現在母親沒了，除非夢中，再也無法相見，一時間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虛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親就心如刀割，潸然淚下。
母親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歡我，與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可是身後，我卻能永遠地和你廝守——你的木盒子就擺在我的電腦桌旁，隨時都能看見。
我把母親的照片掛放在各個房間，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間房裏，任何一個地點都能看見她。
母親的幾塊骨骸就放在一個小鼻煙盒裏，去美國打工時也陪著我，放在枕旁。
母親的大床我已經睡了10年，中間凹陷，有個坑了，還要繼續睡下去。
母親的寫字台，早已過時，又窄又小，桌麵開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親的病曆、X光照片、掛號證、藥盒、假發、眼鏡、小鬧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數保存……隻是後悔當年忘了把母親的頭發剪下一縷，留個紀念。
我曾說過，下輩子如果當兒子，還當她的兒子。盡管當她的兒子很苦，得到愛撫不多，生了病不會精心照料，長身體階段回家吃不飽，當了反革命還要跟你劃清界限，有個風吹草動就向單位寫信表態支持處分你，結婚時不會給很多錢……但還是願意給她當兒子。因為我是從她肚子裏出來的，沒有她就沒有我，我聞慣了她身上的氣味。骨血相聯，從腳氣、不能喝酒、近視帶散光，到好衝動、神經敏感、為寫書啥都不顧等等，全來自她的遺傳。
物稀為貴，她那稀微的母愛正因為少，才更難忘，更不平凡，更有嚼頭，回味無窮。
這一輩子，我所遇到的幾次大災大難，都是她出麵幫忙救了我。我認了自己有個這樣的媽。苦點就苦點，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歡就不喜歡，讓人認為我不是她親兒子就讓人認為，應該知足。即使她一點不愛我，她一生幹出了那三個亮點，也值得尊敬。何況，晚年她又給了我很多的關愛，臨終前還多次呼喚我……足以彌補了過去的欠缺。
有這麽個媽比沒有要強多了！
如今，母親已經離開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靈飄浮在蒼穹中的哪一個遙遠的角落。不過，她生前用過的很多東西還在陪著我，繼續散發著母親溫暖的體溫。10年了，母親的粗毛線帽子我冬天還戴，母親的尼龍襪和肥褲衩我偶爾還穿，母親的大羽絨服我午休時天天蓋。母親擦過的口紅，我雖不抹，卻也保留了10年。一聞見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親身上的芳香。
母親在我的心目中是美麗的。那大圓臉、金魚眼、扁鼻子、闊嘴巴都極有韻味，潛藏著慈愛，百看不厭。
我忘不了內蒙古草原，我在那裏被整得眾叛親離，屁滾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親，75歲之後返璞歸真，還原為一個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歲，胡子拉碴。
10年了，這個讓我又恨又愛的母親還時不時在夢中與我相見，還常常讓我鼻酸欲淚。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個。
母親作為一個作家，是優秀的，但作為一個母親，卻有嚴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
母親曾說她不喜歡小貓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歡小孩兒。她的神經官能症使她怕吵鬧，曾明確表示不歡迎別人帶小孩來家裏，說小孩一哭鬧，她的心髒受不了。周末我們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亂太吵。如同她的母親整天醉心於打牌看戲，我的母親整天醉心於她的寫作，都同樣的不管孩子，兒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後，她嫌帶孩子麻煩，影響工作，5個孩子有4個是找別人帶的。
據母親自己說，她18歲時在小湯山一個農民家生了第一個孩子。產後12天，因農村鬧霍亂，不敢多呆，就把嬰兒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結果這個小兒子長到1歲半時，生病夭折。
她第二個孩子徐然，隻奶了8個月，也送回了河北農村老家。
第三個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於河北深澤農村，剛過滿月母親就出去追趕賀龍的部隊，將孩子留在農村。以後不聞不問，直到8 歲哥哥眼睛被人紮傷，才把他接到身邊。母親在1947年4月6日日記中也承認自己過去對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個孩子小胖時，母親還想送給奶媽養。因為當時地委領導提倡女同誌自己喂養孩子，她才被迫改變了主意，沒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時，她決定打胎，卻因手續問題沒有打成，隻好在阜平生下來。又很快地把剛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實當時環境改善，很多同誌都把孩子留在身邊或附近。
她說她尊崇盧梭。——盧梭就把自己的親生孩子統統送給育嬰堂，一個不要。
從年輕時起，她就不是整天圍著孩子，想著孩子的人。參加革命以後，她更認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贅。這從她的日記中能看出來。
1945年11月25日
過去我總認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為了工作，就應當把孩子給別人奶，自己騰出功夫來工作。後來看了聶榮臻同誌的報告，說女同誌是來杭雞等，才轉變一些。但還是輕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還是不奶呢？原來還有些奶的意思，後來敵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區將多少倍的擴大，根據形勢，幹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氣，自己嫌麻煩，就決定了不奶。曾各處找奶母，但沒找到。這時聽說馬同誌不回十分區了，為了不願把孩子丟得太遠，這才自己奶著。開始想等到新工作崗位再找奶母，但以後十分區婦女部長給我寫信，叫我千萬自己奶孩子，她說她這次到冀中去開會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領導同誌也叫我自己奶。楊英同誌說自己養活一個孩子，至少可為革命服務20年，這是很偉大的工作呀。於是我才決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陣陣，我還是有許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惱。尤其當孩子淘氣或墮（纏）得自己不能動身時，就煩惱，生氣，覺得冤枉……
……有時因為孩子的累贅，不能像許多同誌似的活動，工作，內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將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還是不斷地自我鬥爭，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親不願意為孩子多花費時間和精力，總怕孩子妨礙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裏，發生過多起女同誌為避免敵人發現，把繈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母親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強，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戰爭期間，十來歲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裏外的一所住宿學校。因為不習慣，思念母親，一次她偷偷溜出學校，從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親身邊。母親看見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母親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學校。徐然的手背上為此留下了一個疤。
母親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尋歡作樂，不管孩子。她自己從生下後，就缺少母愛與父愛，老挨打。在這個冷酷環境裏，潛意識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響，不大管孩子，對孩子的事漠不關心。
舉一個小小例子：小學三年級以前我沒有記憶，從我四年級以後到初中高中，學校開家長會，母親就沒有去過一次。父親也不去，總以工作忙，身體不好為由，讓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個看大門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畢業後分配到外地，很多母親總要親自到車站送行。而我家孩子離開北京時，母親不要說去火車站，連汽車站都不去，頂多送到家門口。
除了包餃子時，她會和保姆一起包，我沒見過母親周末為孩子們掌勺做飯，改善夥食，也從沒見過她給孩子們收拾衣服，整理衛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顧她。
我成年後，妻子曾說我連擦屁股都不會，怎麽搞的？因為母親就從沒教過我怎麽擦，怎麽係皮帶，怎麽剪指甲……母親嫌麻煩，把我往托兒所一送了事。
母親說她小時候，她的母親從沒有抱過她，親過她。她也繼承了這個特點。我4歲從農村來到北京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記憶中就沒有被母親抱過，親過。也從沒有嚐過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曆，我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
母親童年時，她的母親醉心於打牌串門，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撿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響，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親雖然常在家養病，卻很少到我的房間，陪我呆一會兒。我隻能在吃飯的時候，與她見麵。平日還不許我在她住處附近跑跳，嫌吵鬧。我隻好在後院裏與一群雞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來了客人，除了小胖，絕少讓我和哥哥在場，既不願意把我們介紹給他們的朋友，也不願意他們的朋友看見我們。
她去蘇聯訪問，到外地出差、參觀、休養，從沒有給我帶過點什麽小紀念品。我記得唯一例外的是她從北戴河回來，帶過幾個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多數人都不像現在的父母那樣關愛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時人們都埋頭工作，把工作當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顧不上管。但像我母親這樣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卻依舊是少數，並不常見。
比如，我小時候患了腸粘連，肚子疼，疼得我滿地打滾，吃什麽吐什麽，母親認為是蟲子病，一直沒當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難受，吃藥也不管用，再三向她報告，她都說是蟲子病，無動於衷，繼續把我扔在東屋，任我疼得呻吟。幾天過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讓哥哥帶我去看病。醫生檢查之後馬上動手術，後來對家人說，我的腸子都黑了，脹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沒救了……
她童年時得了病，父母不給她治。她拉肚子，她凍傷腳，她發燒感冒都沒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著急，不大在意。
我12歲左右又鬧過一次肚子疼，很嚴重，育才學校把我送到友誼醫院搶救，後又在校醫院住了好幾天。這期間，盡管學校打電話通知了家長，母親也沒去學校看看我。可蕭華的兒子蕭雲在《我的母親》一書中說：當他發高燒後，一連7天不退，他的母親王新蘭寸步不離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親絕沒有這麽強的母愛。我患重病時，不記得她陪過我哪怕一天。
當動完腸粘連的大手術後，我肚上的傷口剩下一窟窿，遲遲不愈合，出院繼續在家養病。一天因為點蠟燭玩火，燒著了窗戶紙，窗戶冒起了濃煙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禍，又不敢說，怕挨打，躲到廚房。幸虧母親發現衝過來，把火撲滅。之後她拿著雞毛撣子狠狠抽我，連吼帶罵，把我抽倒在地上。
對一個6歲的弱小孩子，剛動完手術，腹部傷口還未痊愈，還纏著繃帶，這麽毒打，痛上加痛，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傷害，終生難忘。我哭了很久，懷念從沒有打過我的姑姑。懷念老家農村，那裏雖然窮，卻充滿親情。
我剛上小學時，母親為省錢，常讓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為土裏土氣，總被同學欺負。有的同學還說我的媽不是親媽……回家後也不敢說，隻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時身心受過摧殘，把母親的心變冷變硬。她也不知不覺承襲了她父母的毛病，對孩子缺少關愛，甚至有些冷酷無情。哥哥上初中時，有一段時間肚子總疼，去醫院檢查，沒有發現什麽問題，可就是左側肚子疼。以後查了多次，也沒查出毛病。父母即認為哥哥是裝病，以索取關愛。哥哥疼得無心聽課，含著淚說：不是裝病，是真的難受，真的疼痛。母親依舊嚴詞批判他：一個大小夥子，不要那麽資產階級，嬌滴滴，無病呻吟。
——其實這是一種神經性腹疼，來源於母親的遺傳。
哥哥還告訴我：他高二時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幫子腫得老大，頭昏腦漲，連睾丸也腫了，發高燒39度8。校醫給了他一些藥後，讓他趕緊回家治病休息。怎麽回去呢？校醫和同學們建議他讓家裏找個車來接。因為高燒，哥哥走路搖搖晃晃，想到父親用車很方便就給家裏打電話，報告自己發高燒，頭很暈，請求父親要個車來接一下。父親與母親商量了片刻後問：你現在能不能站起來？哥哥說能。父親問：能不能走路？哥哥說頭很暈，走路顫顫巍巍。父親與母親又商量了一番說，你能站起來，又能走路，還能打電話，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車回家吧。
101中學校園很大，從宿舍到車站要走很遠一段路。發高燒的哥哥就隻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從宿舍走到車站。
——換了一般的母親，哪怕找輛三輪車，也要把發高燒的哥哥拉回來呀！
1958年國慶閱兵，清華大學搞了一個特種兵戰鬥師方隊。哥哥手持7.62步槍參加了遊行。之後，立刻又趕到西郊百花山種樹。其間，因為條件艱苦，勞累過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隻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興，責怪哥哥為什麽總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會兒一趟上廁所，最後拉得全身無力，要雙手扶著牆，一步一步走到廁所。母親也沒當回事，隻讓保姆陪哥哥去醫院看了看，拿了點藥。以後轉變成慢性痢疾，時好時壞，拉得麵黃肌瘦。可父母總說他拉肚子不算病。家裏來了客人常常當眾嘲笑哥哥，說他嬌氣，小病大養，練武術練成了病包兒。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氣寫了3封長信給父母，解釋自己不是嬌氣，確實是鬧肚子，訴說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親卻怒衝衝說哥哥寫3封長信是“一連氣向我們投了3把長矛”，把哥哥被冤枉、寫長信說成是向她發起“進攻”，母親隻看了其中一封，其他兩封連看也不看。她夥同父親指責哥哥“變質了”，變得“自私卑微”，就“隻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個病號，成天拉肚子，沒人管，正值三年困難時期，關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麽錯呢？那時，饑腸轆轆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點心全給偷吃光，他盡管也餓，還餓昏過，卻不曾埋怨我一句，這怎麽能說“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親都會很著急，很擔心。可我的母親卻出奇的平靜，滿不在乎。她為什麽這個樣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響。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她的父母對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無形中教育了她對自己的孩子也這樣，以為這是不嬌慣孩子。
困難時期，我正上初一，平時住校，餓得要命，整天就想著吃，回家也吃不飽。母親知道我餓，有時也給我一點吃的，但次數很少（那時她總住院）。我隻有到姑姑家，才能敞開肚皮吃飽。姑姑家很窮，什麽補助也沒有，可從來不管我要糧票。而我家的保姆卻嚴格執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糧票不給吃飯。若少交幾兩糧票，保姆會追著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為交糧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總向著保姆。
父親浮腫了，他們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高價營養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的屋，隻供父母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他們認為他們是老幹部，有這待遇，他們比孩子重要，先顧他們要緊。現在老百姓都挨餓，你們小孩子也應該挨餓，如給你們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樣，回到家也吃不飽。他每次都主動交糧票，還帶病幫父母幹活，依舊老挨罵。他在清華大學餓昏過一次，回到家裏也餓昏過一次。隻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頓飽飯。姑姑竟然還給過他糧票！跟父母一比，真讓人感歎。
父母什麽時候給過我們糧票呢？從來沒有。
我曾用報紙上的宣傳，衡量過自己父母：不關愛自己孩子的人能關愛人民群眾嗎？對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對人民群眾熱情嗎？母親以自我為中心，很少想著孩子——長這麽大沒見過母親幹過一件為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事。
文革開始後，父母挨了整，成了審查對象，多年的受冷漠讓我潛在的對他們的不滿大爆發。再加上受極左思潮影響，決心離家出走，到越南戰場了此一生。於是才有捆綁姐姐，砸家裏大櫃，搶一筆錢的舉動。準備一去不複返，永遠不再進這個家門。
如果父母對我很好，感情深厚，關係融洽，我決不會打砸搶他們。
我這個極端行為當然是錯誤的、幼稚的，更加劇了父母與我的矛盾。
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著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父親根本不指望。無奈中，我隻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而我身邊的一些知青母親，別說孩子受了這麽大冤屈，就是什麽事沒有，還能不顧路途遙遠，千裏迢迢趕到內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羨慕，並渴望有這樣的母親。我常想，對孩子來說，要母親就要有母愛的母親。不管孩子，再有名氣，再有錢的母親也別要。
——小胖在唐山軍墾農場被整得幾乎精神失常，流著淚懇求母親去唐山幫她一把，替她向領導求求情。母親卻沒有理。隻讓大姐去了一下，沒解決問題，後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複了正常。
母親年輕時，因為反對包辦婚姻，讓她媽非常氣憤，曾與她斷絕關係，停止供給生活費，這對她的傷害是終生的。她也變冰冷，不重親情，與舅舅、叔叔、姑姑等親戚的關係都相當疏遠，極少來往。與自己的孩子也動不動就斷絕關係。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塊錢放在罐子裏，埋在地下。等他們處境好些後，讓哥哥去把罐子挖出來，卻發現錢不翼而飛。父母馬上懷疑是哥哥把錢貪汙了。哥哥沒有偷，當然不承認。為此產生矛盾，越積越深。一次，哥哥與母親談到這個問題時，爭執起來，母親大罵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詐”。平時溫順的哥哥氣憤之極，不知怎麽迸出一句：“楊沫同誌，你別這樣冤枉好人！” 母親哪能允許孩子當麵頂撞她，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但哥哥還沒成家，沒有去處，隻能住在家裏。從此，父母與哥哥一句話不說，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父母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
哥哥後來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摔傷右臂骨折，養病期間，舉目無親，用左手給父母寫信，字寫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說明丟錢情況，並檢討了自己跟父母爭吵不對，說中國和美國都還談判了呢，他們為什麽跟自己的親生孩子一點不來往？信寫得很長，但父母還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說一句話。最後，還是經過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點，母親這才與哥哥恢複來往。
對我也如此，數次斷絕來往，讓我嚐盡了冷漠的滋味。
我從內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瀾正好在家裏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見麵的情景。他說，父母對我的態度及其平淡，隻微微點點頭，繼續坐著，一點不像與孩子多年沒見又重逢的樣子。從談話中得知，我在內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勞改了好幾年後，首次被允許回來，就更讓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門遛彎兒回來，父母毫無特別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親也甚少過問。她認識那麽多人，從沒說幫孩子介紹一個朋友。與別的母親相比，她對孩子的終生大事，缺少興趣。據我所知，家裏四個孩子結婚，她或則反對，或則不管。我結婚時很窮，向她要錢，她說，哪個孩子結婚，我都沒給過錢，為什麽就對你特殊？嫌我庸俗。經過反複跟她說，才給了我200元（100元買床，100元代她請客吃飯），這算相當不錯了。我兒子生下後，她也從沒給小孫子買一件東西。哥哥就更慘了，因受父母株連，而立之年找不著對象，母親也不管。哥哥結婚時經濟很困難，她僅僅請吃了一頓飯，一分錢沒給，一件禮物沒送。
你說她不懂這些人情常理嗎？她身在珠海，卻能給北京老戰友的孩子買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還能邀請他們小兩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還曾送給朱述新的愛人（我育才小學的同學）一件高級水貂皮大衣。可作為她自己的孩子們卻從來享受不到這種待遇。即使對她比較喜歡的兩個女孩小胖、徐然，也沒有送過這麽貴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個收音機，還得付給她錢。
母親有個女同事韓靄麗，1963年左右調到市文聯工作。母親見她總不穿襪子，以為她生活困難。一次開完會後，母親悄悄把她拉到沒人地方，塞給她幾雙襪子說：我給你帶來幾雙襪子。
不料這位女同誌笑了，婉言謝絕；自己從小就不穿襪子，連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親有點尷尬，在文聯傳為笑談。可大家都感到了母親的善良，對同事有愛心。
然而她對家裏人，就另外一副麵孔。小胖臨死前一段，常常也沒有襪子穿，大冬天光著腳板穿雙棉鞋，她卻沒說給小胖幾雙襪子。
在小胖的問題上，最能看出母親的兒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頒布後，公安局因證據不足隻好釋放了殺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認罪。有個公安局的朋友把這消息透露給母親，讓她趕緊活動，否則那家夥就放出來了。母親卻平靜地說：隨它去吧，小胖已經死了，再關再判，也解決不了問題。何況那個人還有三個孩子。算了。
朋友很驚異，說母親太善良了，連凶手的孩子都那麽關心。
——然而這對小胖善良嗎？難道小胖的命就這麽不值錢，殺了就殺了，凶手可以逍遙法外，照舊唱歌嗎？如果說，小胖死時，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還情有可原，但這個嫌疑犯釋放時，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親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響，完全可以為小胖的事，找有關部門領導交涉，再給好好查一查。可她隻給市公安局的張烈寫過一封信，就再也沒管，眼睜睜看著那個殺人嫌犯給釋放。以後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腦後。當哥哥問起這事時，她讓哥哥寫信催，自己卻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對林斤瀾說過：這個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個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網開一麵吧，不必再追究了，幹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瀾感到母親非常的大氣。但作為孩子，我卻覺得她缺少母親的責任感，心目中留給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無辜被殺，這可是個人命關天的大事。母親堅信小胖是那個唱歌的殺的，看電視時，一看見有他，馬上換台，卻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她醉心於幫助劉亞光打官司，她有時間為劉亞光，給這個中央領導，那個中央領導寫信，卻沒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從沒有為小胖的事給中央領導寫信。
相比之下，一個農村婦女若遇見這種事，肯定會為孩子不顧一切地奔走呼號，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幹，也要上訪申冤，不能讓凶手逍遙法外。可小胖出事後，母親難受是難受，卻沒有為小胖的案子花什麽大氣力。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還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親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記中說：
小胖，我的孩子，我對不起你！為了寫作，我沒有精力為你去奮鬥，去打官司。也許今生你就這樣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長夫人說：1975年小胖出事後不久，曾在柳蔭街碰見了楊沫同誌。當楊沫同誌說到自己的女兒出事時，口氣一點也不悲傷，似乎還興致勃勃的，滿麵紅光，讓這位部長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實，母親當然難過。小胖是她親手帶大的，她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錢最多。但她是情緒型的人，感情衝動得快，消失得也快。過了那一陣後，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為保護母親使盡了力氣，可小胖被害後，母親卻是這等表現，令孩子們淒然……她總以寫那個很糟糕的《東方欲曉》為借口，逃避做母親的義務，逃避為小胖之死伸張正義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她絕對是個有欠缺的母親！
她後來讓家人把小胖的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出來，放在家中，說將來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許多年後，不知什麽原因，又吩咐秘書把小胖的骨灰給處理了。秘書去外麵轉了一圈後，說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臥佛寺的一個坡上。
從此，小胖的骨灰蕩然無存。
母親長年在外寫書，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個人扔在小紅樓那空洞洞的家中。這個孩子從十來歲就感受著說不出來的孤獨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親才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小胖，可能她有負疚之情吧。
多年來，我常常思忖，為什麽母親對孩子缺少愛？
除了戰爭年代，確實有顧不上的問題之外，恐怕與長期以來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愛，人性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而大加討伐。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母親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階級就要表現得更極端。那時兒女情長被認為是覺悟低，受到輿論的批判和嘲諷。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導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結果就有母親這樣的革命者，認為應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為母愛越少越好，這才算覺悟高，思想好，對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遠比對自己的孩子關心和熱情。外人不穿襪子都要幫忙，自己的孩子明顯地遇害，卻撒手不管。在單位裏笑容可掬，回到家卻動輒打罵孩子，冷漠粗暴，照顧粗疏——謂之曰：嚴格要求，不嬌生慣養。
可以說，那對種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狹隘理解和片麵的極端教育扭曲了母親的人性。
另外，與她早年受鄧肯的影響有關，崇尚叛逆女性。剛開始叛逆封建禮教、傳統觀念，後來啥都叛逆，連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緣意識、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為重親情落後陳腐，母性是動物本能，格調不高……所以，她與親戚甚少來往，對幼兒缺少憐愛，對孩子生病和挨餓缺少同情；極其蔑視姑姑的濃厚親情意識，認為隻有家庭婦女才那樣，沒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從動了兩次手術，過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宮，母親性情變得煩躁易怒，為一點小事就生氣。她自己就是個病人，需要別人照顧，自然對孩子缺少耐心和關愛。
還有，父親對孩子的冷漠傳染了她。她在日記中不止一次埋怨父親不管孩子，讓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後導致跟父親一樣也討厭孩子，疏遠孩子。
不過，據我看，最重要的是與她童年時的遭遇有關係。如果她的父母很愛她，很關心她，她絕不會這個樣子。——母愛能傳染，“不母愛”也能傳染。
她可能覺得，她這樣對待我們比她自己小時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親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潛移默化教給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觀念。在她的意識裏，把正常母親對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懷，為孩子寧肯犧牲自己的母愛統統當成了“嬌慣孩子”。記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後，回家對我們說這個人太慣孩子了！為討孩子歡心，竟讓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臉。小時這麽慣，將來大了，還得了？不把你給殺了呀！
母親曾告訴我：剛解放時，哥哥因為穿著破舊，總給家裏跑腿幹活，被鄰居誤以為是家裏的勤務員。認真想想，當時穿的破，總幹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認為是家裏的勤務員。真正原因是父母對哥哥冷冷冰冰，缺少親情，才讓外人有這個感覺。我也屢屢碰見過人們詢問楊沫是不是你親媽之類的問題。而母親對自己近乎冷酷的行為總用“不慣孩子”來解釋，說她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難保，還怎麽能教育好？
母親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當反革命後，她救了我。為哥哥調動工作，姐姐調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幫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點母愛沒有，就是比較少。三年困難時期，她和父親眼看著孩子吃不飽，甚至餓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級點心；她最疼愛的女兒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後又給放了，她卻沒有勁頭去奔走，上告……
——嚴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嬌慣孩子也不能走極端，否則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中曾說她“愛也溫柔，愛也冷酷”，盡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對子女有冷酷一麵的事實。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對自己的母親有一肚子意見。
1989年5月，經人介紹，她認識了李蘊昌叔叔，給她的生活帶來了巨變。
李叔叔是一個搞化工的高級工程師，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縣，正是十分區的地盤。母親抗日戰爭時經常在此出沒，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所以兩人一見如故，很能談到一塊兒。
母親喜歡古典音樂，李叔叔也喜歡。母親還喜歡聽民樂，李叔叔也不討厭，並幫母親搞來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麵埋伏》等磁帶。
兩人都極度反感色情文學。對那種模仿《金瓶梅》寫法，連篇累牘寫床上事的暢銷書嗤之以鼻。
李叔叔雖是搞理工的，但翻譯過專業著作，有相當的寫作能力。他博覽群書，略知一些文學，跟母親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
李叔叔待人真誠。妻子患病期間，他給照顧得無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個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趕到外地農村勞改，後得了痢疾，回北京無家可歸，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卻敢前去探望，並把病人接到自己家，養了很多天，直到痊愈為止。後來還主動給那人的單位去信，反映這個人的種種困難，結果使那人的處境得以改善。換了親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與母親認識後，他感到楊沫是個好人，值得尊敬，就頻頻去醫院探望母親。當時母親正住院做一個整容手術。為照顧母親，他常常早8點來，晚8點走，一呆就是一天，幾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親無意中說，很久沒吃天福號的醬肉了。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來得晚，上午11點多鍾才到。滿頭大汗走進病房。買來了一包包天福的醬肉、醬肚、醬肝、醬豬耳朵、醬舌頭…… 母親說：買這些怎麽吃得了？他用毛巾擦著汗水，喘息著，啊啊地說不出話來。大暑天從和平裏到西單，再跑到國防科工委醫院，小夥子都難以忍受，何況70多歲的老人，何況心髒有病。母親很有些感動。
兩個人接觸了3個多月，彼此都挺滿意，準備登記結婚。孩子們都持讚成態度。惟有羅秘書感到了恐慌。他特別找到了母親的老朋友，解放軍報社顧問畢永暢以及中華社會大學校長於陸琳，訴說母親與李叔叔交往及準備結婚的情況，貶損李叔叔……感歎楊老師太容易上當受騙。
事後，他鄭重其事告訴母親：於陸琳說你都這麽大歲數了，再結婚讓人笑話！
其實於陸琳根本沒說過，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
但母親不怕人笑話，於1989年9月去東德訪問前，與李叔叔正式結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風言風語。有的說李叔叔是圖母親的名兒，有的說是圖母親的錢。這些人不理解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還不個個都一樣，何況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資不比母親少。這些東西都不缺。他已70多歲，沒興趣當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譽。他的同學、朋友一大堆，都睜著眼看著他呢。
以後的實踐證明，他跟楊沫的這一段姻緣，純潔無邪，奉獻遠遠多於索取。
……
母親的日子熱鬧起來。李叔叔手腳勤快，為讓母親吃到新鮮可口的蔬菜，他經常親自到菜市場采購，幫助指導小阿姨做飯。他很會照顧母親，給母親削蘋果，切西瓜，剝核桃。過去，母親嫌麻煩，總是把蘋果洗幹淨，連皮吃，李叔叔來了之後，才吃上了削皮的蘋果。
母親的許多家務，都由他承擔下來。他身體健康，騎著自行車四處跑，比那個病號要強多了。見母親的稿子寫好後，秘書沒及時抄，就主動幫母親抄。
秘書對李叔叔充滿敵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嚴重威脅。
當李叔叔初來香山，發現還有個秘書帶著兩個孩子在此居住，並跟母親一起吃飯時就很不舒服。現在他立刻嗅出了這位秘書身上的邪氣和對自己的敵意，他毫不退讓，勇敢迎戰，一點不八麵玲瓏。為了保護母親，他把母親的後勤雜務及文稿的整理謄寫，全都從秘書手中接了過來。他不怕累，不怕繁瑣，堅持天天記賬，讓秘書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渾水摸魚，隨意宰楊沫了。
1990年母親在珠海染上肺炎，連著住了兩次醫院。老李就睡在一個小沙發加一隻小凳上。他體形不瘦，卻窩在這麽狹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沒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個張姓部隊作家，認識當地某領導。秘書以楊沫的名義給他寫信，想把自己的兩間破房換植物園西邊的一處新樓房，請人家幫忙與某領導交涉。人家沒理他，他就認為是李叔叔對那人講了他壞話，氣得與李叔叔大吵大鬧。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學的，用嚴密的邏輯分析，與他辯論。羅秘書雖然有著東北人的伶牙俐齒，機敏過人，最後卻被李叔叔問得啞口無言。
母親也很快就領教了李叔叔的剛直。他對母親寫的東西，敢提出批評，有時還跟母親爭吵。一次母親生氣地說：你太好為人師，我不是請你來當我老師的！
他倔強地嚷道：別以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無縫！你寫的東西有時馬虎，有時文法不通。
一家雜誌的副主編沒采訪母親就瞎寫母親，胡編亂造，李叔叔聽說後比母親還生氣。這位老先生認死理，嫉惡如仇，出口傷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後來又得罪了介紹他認識母親的親戚維嘉。
他對母親不拍不溜，常為點小事跟母親爭辯，弄得母親一度很傷心，感到他沒有涵養，氣量狹小，不像個知識分子。母親甚至還正式給他寫過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氣，否則，自己終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親打官司期間，李叔叔沒日沒夜地寫材料，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為一些具體問題，跟這個吵，跟那個翻臉，結果犯了心髒病，住院治療。天長日久，母親發現他生氣、發火、傷人，全是為了別人，沒一件是為他自己。
他心地純淨，一點不油，一點不世故，很像個小孩。對周圍人的不良行為，不管是誰，他都直來直去，張口就說，不計後果。
母親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感到他是塊頑石，但這塊石頭上卻閃著金子般的光亮。
母親還說李叔叔對她不隻是開始認識時好，結婚後還是那麽好。隨著母親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務也年年加重，卻從不厭煩。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終自己親自陪住，親自為母親端屎端尿，跑這辦那。
他不像羅秘書那樣殷勤伺候母親是希圖從母親那裏索取更多。他照看母親，陪母親說話，為母親買藥報銷，謄抄稿件，寫信複信……完全不圖任何回報。
這些年來，他沒有讓母親給他買過一件值錢東西，給他或他孩子辦過一件事。
母親終於認識到了老李是個難得的好人。重情重義，有品有德。雖然毛病也突出，不那麽圓滑，口無遮攔，四處得罪人，卻像鉛垂線一樣正直。黃昏戀有這麽好結果的實在不多。母親很慶幸自己的福氣。
那秘書明白大勢已去，對李叔叔恨之入骨。秘書的兩個孩子，正值年少氣盛，也視李叔叔為奪去父親飯碗的仇人，一見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視。
母親與朋友通電話時，這個秘書經常在自己屋的電話上偷聽。有一次母親來電話了，她正通話時，李叔叔去秘書屋辦事，發現秘書在偷聽。李叔叔當即質問他為何偷聽？這秘書嬉皮笑臉地說：“我是楊老師的克格勃。楊老師歲數大了，腦子不好，我要保護好她。”
……
1990年秋，母親和李叔叔前往珠海過冬。這秘書和他孩子竟然將母親臥室的門鎖打開，住進母親的臥室。當時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書和他兩個孩子使用，可他們還非要睡到母親的臥室，躺在母親的床上，蓋著母親的被子，枕著母親的枕頭……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秘書！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親出院後，到香山取兩個劇本，發現不翼而飛。母親很吃驚，氣惱。她明明記得去年離開香山時自己把劇本放在寫字台的抽屜裏，還用報紙包好，怎麽就找不著了？母親在1992年12月26日日記中說：
更有意外事，當我要去香山取劇本時，小羅在電話裏說，我去年走時臥室的門沒有鎖。我更覺得蹊蹺了，去年走時沒有鎖門，他為什麽不立時打電話告訴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卻待半年多後，我要去了，他才說出？這種種貓膩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個東郭先生。過去不少人說這個人不好，我全不信，這個事實狠狠教訓了我。以後我該擦亮眼睛了。可惜兩個劇本的丟失使我的文集從原計劃八本變成了七本……實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長工資時，北京市文聯沒給小羅長，他又懷疑是李叔叔跟文聯領導說了他壞話，不顧母親身體有病，給母親打電話威脅道：哼，誰要背後壞我的事，我就讓他活不成！惡狠狠地重複了兩遍。
母親當時正在同仁醫院住院，給氣得說不出話，心髒驟然難受，趕忙吸氧。
一口一個“恩師”，對母親點頭哈腰的人，最後卻對母親這麽凶狠。
5月，母親回到香山，和羅秘書攤牌，決心解雇他，並給香山派出所打電話，講述了秘書威脅自己的情況。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車前來母親住處了解情況。小羅獲知後，態度大變，誠懇表示一定搬走。母親給他寫信說：
小羅，
一、前天電話上你表示可盡速搬走，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遲不得超過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夠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條件很快地搬走。
二、請你把我還在你手中的材料、東西整理好，全部交還給我——如我的圖章，兩個戶口本之一，和北植簽的住房協議。還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寫作資料等。
三、以前送給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給你寫證明，這不合理（都有什麽，我哪裏都記得）。可由你一式兩份寫明，我可以簽字，分別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書箱、線裝書及硬木小櫃等，在你搬走前，必須交回。
四、你修了電冰箱，由王同誌給你送去110元修理費。
總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們爭取善始善終。
楊沫
1993.6.4
我忙於寫作，你有何意見，或對王同誌說，或寫信給我，我需平靜，特忌外界幹擾
母親在自己日記中說：
昨天給羅寫了條子，限他月底搬，要他還圖章、戶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見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煩，看來不由官方出麵，他是不會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親的電話線中斷，外麵下小雨，並無大風，母親懷疑有人搗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報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長前來看望母親，安撫了一番並又交換了些意見。之後，他們正式出麵找小羅談，讓他盡快走人，態度還很客氣。
可是到了月底，這個病號還是沒走。
老兩口商量了一番後，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們都年邁體衰，而秘書卻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這倆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個男孩公開對李叔叔說：我一見你就有氣！跟這家人住在一個院子裏，老兩口確實沒安全感。
母親對香山派出所領導談了秘書的最新情況，並詳細講了他怎麽冒領匯款；怎麽打著楊沫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怎麽看房子弄丟了自己的劇本；怎麽讓他走，他賴著不走；還怎麽在電話中恐嚇自己……
所長表示，沒說的，馬上讓他走。
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麵，嚴正警告羅不得拖延，必須立刻搬走。懾於專政機關的威力，這人才怏怏地搬離。
母親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是：
小羅同誌：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沒搬完東西延長一天，沒關係，何必致歉！
有兩件事，你必須給予答複：
一、你們在我的東牆外建的臨時棚屋，我曾問你，是你們自己拆，還是由我們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將要把院牆加高，你的棚屋必須拆掉，才能施工，請你決定後答複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記中撕下一部分。在你這次退還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見到。記得當年這些日記是請你給我保存的，想你不會忘記此事，你留它無用，請退還我！
祝健康
楊沫
1993.7.22
然而這撕下的日記，秘書始終沒有歸還。和北京植物園簽的住房協議以及線裝書等也沒歸還。
母親在7月22日日記中說：小羅搬走，去一大病。
母親與小羅的長達30年交往就此一刀兩斷，至死再無任何聯係。
秘書搬走之後，香山清靜了。
從此，家裏四分五裂的局麵也宣告結束。母親身上的正氣壓倒了邪氣。她離佞者遠了，離自己的孩子近了。
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沒。
李叔叔極其疼愛自己的三個孩子，對家庭有責任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父親。他全家人彼此相依為命，互相牽掛，互相提攜，頻繁走動，家庭關係特別融洽。李叔叔沒有父道尊嚴，與孩子平等交往。為辦孩子的事可以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嗜好，四處奔走。他喜歡為孩子掌勺做飯，喜歡幫助孩子幹些家務。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能這樣的重親情，俯首甘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對原來的久病臥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煩不厭，從沒有過緋聞。
在李叔叔這樣一個特別重親情的老伴熏陶下，母親也恢複了親情。
現在，母親不再像候鳥一樣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響，她願意與孩子相處在一起了。她潛在的母愛蘇醒，非常關心我們及孫子輩的情況，時不時寫信或通電話，問長問短。我和哥哥此時都已是四五十歲的漢子，重又感到了母親的溫暖和慈愛。逢年過節全家又能團聚一堂，享受濃濃的親情，和和美美。
母親說這時候她才感受到了天倫之樂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問她：過去經常去外地寫書，一去數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親回答：“哪有不疼愛兒女的母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虧欠了兒女們。他們自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都是住校，節假日回來也未必能見到我。他們缺少母愛和母教，好可憐哇！”
母親認識了自己做為母親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彌補。她總是掛念著徐然、青柯和我。她為小胖寫了文章鳴冤，常與徐然切磋寫作並合著了一本《青藍園》，還寫了懷念我的文章。她熱心幫助青柯為中華武術呐喊，協助四民武術社複社，並擔任了社長。母親明顯地變了，變得關心孩子的冷暖，對孩子的困難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別通情達理，善解人意。
“慈母”這兩個字是什麽滋味，我在母親的晚年終於嚐到了。
她越來越重親情，重友誼，多年來往很少的親戚朋友全恢複了來往。過去疏遠了的老戰友重又密切起來，如胡開明夫婦、李寶光、羅雲等。她並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璿夫婦。
1990年夏母親參加一次會議，在人大會堂西門內，遇見了路揚。他們已經十多年沒有來往。這次相會使母親萬分感慨，在日記中寫道：他雖滿臉白癜風，但白的是一個顏色，不難看，人也不顯老。對我熱情問候，並不因我曾責備過他而計較。人總是有感情的，記憶的閘門打開了一條縫，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對他的不滿，他還為我介紹了當年晉察冀的老領導楊成武同誌，還見到張帆夫婦；意外遇見這些老戰友，很高興（見1990年8月9日日記）。
但母親比較“自由化”。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母親更喜歡接觸學者，更能和做學問的人談得來。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識分子大大超過了黨政軍官員。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說到一塊，連個人愛好也變了，能跟著李叔叔看足球賽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親與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結婚，自己的正直又發揚光大。晚年她幹了幾件漂亮事，例如：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個女研究員被丈夫遺棄，攜三個子女生活，遇到住房問題，遲遲不得解決，1993年7月給母親寫信求助。79歲的母親因身體多病，無力介入，就讓李叔叔代表她給北京市人大主任張健民寫信，反映此事。
她幫雄縣堡壘戶王漢秋打官司，替一個冤死獄中的普通農民多次寫信申訴。
她為老幹部徐明清鳴不平，為正直說話，為弱者說話，為無權無勢者說話。
她寫文章高度評價老幹部胡開明，指出這是個“活著的彭德懷”，應該大書特書，大歌特歌。
母親的晚年返璞歸真，可敬可愛。
母親去世後，家裏的東西，除了母親的幾張照片，李叔叔什麽也沒有拿。他幹幹淨淨來，又幹幹淨淨走。——他和母親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為母親辦了那麽多事，付出了那麽多心血，買了那麽多東西，如空調、彩電、微波爐等等。他本來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東西，可他兩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親遺囑中說給他6萬元。他卻以楊沫的名義全部捐給了現代文學館。所以楊沫實際捐給了現代文學館16萬元。他把名聲全送給了楊沫，自己隱姓埋名。
所以誰說他是圖楊沫的名兒，楊沫的錢，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腸善良。盡管秘書的兩個孩子痛恨他，對他很不禮貌，他還認認真真給兩個孩子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為什麽要解雇他們的父親，一樁一樁地列舉事實，駁斥他們父親的謊言。
他不愧是一個有骨氣，不愛錢，不圖名的學者。三姨白楊曾對李叔叔的小孩說：我真羨慕我姐姐找了個老李這麽好的老伴。我就沒有這個好福氣。
母親與李叔叔雖然隻共同生活了6年4個多月，但母親的晚年是幸福的。自從與李叔叔結合之後，母親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複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的那個楊沫樣子，平易近人，被秘書傳染的邪氣完全消失，正義凜然。
晚年，母親幹的那幾件事可釘可鉚，擲地有聲，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對母親的影響不可低估。他像個心理醫生，治愈了母親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發蒼蒼老翁，卻純潔如少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挽救了楊沫的靈魂，也挽救了我們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謝李蘊昌叔叔，他改變了楊沫，也改變了我們家。
我不是母親的寵兒。
我從生下來就放到農村老家，解放後4歲時才接到北京。雖然隻與父母分別了短短4年，卻造成了我與父母之間的深深隔膜。
母親年幼時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讓人不解的是她對自己的孩子也主張打。我是
在姑姑的愛撫下長大的，從不知道什麽是害怕，剛來到北京後，整天在院子裏亂跑亂鑽，十分淘氣。被母親認為野得要命，說是農村的姑姑把我慣的。她跟父親合夥，狠狠打了我幾次，把我打老實（見母親1951年5月3日日記）。
從那以後，我見了父母像老鼠見了貓，不寒而栗。
平時給我送到新華社托兒所，隻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後，我也像母親小時候一樣，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動天地就是飯屋和廚房，隻有吃飯時才能與父母見麵。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臥室和客廳。
農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兒子還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時，她總是責備自己的兒子，說：“小波還小，你應該讓著他。”
我作為一個小孩嚐到了姑姑的厚愛，回到自己家後，自然感覺母親冷漠，對母親不滿。但母親認為姑姑的愛是嬌慣孩子，隻有家庭婦女才那麽幹，嗤之以鼻。
我從學校回家後，母親絕少到我的房間看看我，與我說兩句話。父親更是冷酷，老動手打。家裏有什麽好事，如參加什麽活動，看什麽表演，很少帶我去。所以我對這個缺少溫暖的家，沒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搶他們絕非偶然。
據常來家串門的人說，他們也感到母親不大喜歡我。因為不是自己帶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這種隔膜長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後十多年後，我對姑姑仍比對母親親，我跟姑姑在一起時，親熱隨便，臉上浮出笑容，跟母親在一起時，卻緊張拘束，總繃著臉；我叫“姑姑”時，又響又親，叫母親“媽媽”時含糊不清，勉勉強強。
母親喜歡幹淨，我是農村來的，沒有衛生習慣，又受了《董存瑞》、《衝破黎明前的黑暗》、《鋼鐵戰士》等電影影響，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髒為美，覺得全身戰火硝煙，臉黑汙汙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臉不洗澡，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母親生氣了就向父親告狀，說我怎麽淘氣，把父親的火激起來，讓父親打，她在旁邊觀看。記得父親打我屁股時，她還指揮父親不要總打一側，打那邊幾下。
可能小學三年級左右，大年初一吃餃子。我餓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報告了父親，說我跟她搶飯吃。父親過來，滿臉怒氣，啪啪抽了我兩個耳光。母親對父親大過年的打我，沒有一句批評。
還有一次，父母本來說要帶我去看表演，後小胖說要去，就臨時決定讓她去。臨出門前父親看我哭了，返身回來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親站在旁邊，也責備我不懂事……還有一次父親為打我，把死死護著我的奶奶給推了一個大跟頭，終於如願。事後奶奶默默流淚，母親卻百般替父親辯解。
父親打我時，母親大都也在場，記憶中她從沒有挺身而出保護我不挨打。相反，她總在旁邊指責我，給父親火上澆油，使父親下手更重。
女人太護犢子不好，可一點不護犢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來我就是從農村來的，跟他們有隔膜，再這麽打，更讓我內心受到嚴重傷害。對父母除了恐懼，別的啥感覺沒有。跟他們在一起時，特別緊張，生怕為點什麽小事，大巴掌掄下來。總缺少父愛母愛，我對父母也愛不起來。跟他們沒話說，回到家就悶在自己房間，沒事從不去他們的屋。就算我淘氣的出格，也不能這麽打。這麽打隻是讓我反感他們，恨他們。
我內心裏總是懷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時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樸熾熱的鄉情，農村的大人小孩一個個對我都那麽在乎，那麽熱情。返回北京的家後，幾乎受不了家裏的冰冷，憋在屋裏淚流滿麵。母親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為老家的人們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給我留了一封信，卻原來是想老家。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換，因為是從老家穿來的，臉也不洗，據說可留著老家的“鄉土氣”(甚至連小便都衝著老家的方向。——後加)。多麽癡情的孩子！虧他想得出。這樣對他健康學習都有妨礙，我立即給他寫了一信。……孩子也許從我們身上感不到溫暖，故而才如此熱烈地愛著老家的一切。
母親分析得很對，我就是因為感受不到父母的關愛，才那麽懷念農村老家。盡管那裏貧窮肮髒，吃得不好，整天是窩瓜，上廁所時一群群蒼蠅往屁股上落，卻有濃濃的親情。
後來，母親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畢業前，她花40元為我配了一副無形眼鏡，讓我應付參軍體檢。這在當時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全北京佩戴者寥寥無幾。為獎勵我好好學習，她還給我買了一支汽槍。這在當時也差不多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
這一段母親對我最好，偶爾，她還親切地管我叫“波子”，讓我聽了心直發抖，全身暖融融，舒服無比。
記得住在國務院宿舍時，我正上小學，有那麽一兩次，她親自給我洗手，說我的手黑得像老鴰爪兒，把我雙手按在洗臉池裏，抹上肥皂，用刷子刷。這也讓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樣，甜蜜極了，40年過去仍然曆曆在目，一想起來，還要冒口水。
但這樣的時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遠，是發脾氣訓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頓怒罵就把她那一點溫情給我帶來的好感全罵沒了影兒。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學期，我為申請入團，當著團支書張均滿的麵，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決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後，我把左手放在左褲兜裏，乘14路公共汽車回家。左褲腿被鮮血浸透一大片，給周圍乘客嚇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
同誌特別同情，焦急地建議司機把我直接拉到醫院。她那眼神充滿慈愛和心疼。
回到家後，母親一邊包紮，一邊訓我：新中國的青年有幾個像你這樣幹的？你們學校有幾個同學這麽幹？完全是舊社會封建江湖習氣！
我一句話不說，臉色嚴肅。自認為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卻挨批，萬萬沒有料到。
父親也痛罵我搞舊社會封建幫會那一套，共產黨從來不提倡這個！母親罵我是罐裏的王八，越長越抽抽。父親怒目圓睜，衝上來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無語，怒視著他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麽如此氣急敗壞？我一沒偷，二沒騙，三沒耍流氓。僅僅為申請入團寫血書就這麽拳打腳踢，打得我耳朵嗚嗚響。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當眾斷指，難道也是江湖習氣？
那時我已15歲，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含淚給周總理寫信，訴說我為申請入團，慘遭父親毒打，母親在旁當幫凶。並揭發父親在家裏大搞法西斯獨裁，家長製統治。因為我看見過父親的委任狀上寫著周恩來的名字，就給他寫信，請他嚴肅處理馬建民。
14路汽車上的人，素不相識，對我都那麽同情，而自己的親生父母，卻這麽狠打一個鮮血浸透一條褲腿的孩子。而且，他們不是沒文化的老粗，一個是大學校長，一個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們，親手把他們的一張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親的矛盾也與我心胸狹窄，思想偏激，極左和幼稚有關。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軍的電影後，非常為自己家鄉的八路軍自豪。我回老家時，也遇見過不少當年的八路軍。他們現在都是農民，黑黢黢的，說話有髒字，身上的衣服不那麽幹淨。我被自己家鄉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學校也不洗臉，不洗腳，以髒為榮。我在全育才小學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牆上蹭髒了才穿。我覺得越髒越土才越像八路軍戰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麵前特光榮。
母親卻喜歡幹淨，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我把母親講衛生，天天洗臉，養花養草，欣賞字畫，當成資產階級。潛意識裏覺得母親資產階級化了。特別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後，母親成為名人，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做了很多高級衣服，還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丟人。因為電影裏，隻有那些資本家太太，反麵人物才這麽打扮。
有時候，老家或根據地的老鄉來找她，她總讓保姆或我問清楚對方是誰，來幹什麽。如果是求她幫忙辦事的，常讓我們說她不在家。而我卻很可憐這些碰了閉門羹的人。覺得人家老百姓大老遠來找你，你卻騙人家。林道靜對上門求助的窮苦人那麽熱情相待，你書上寫的跟你實際做的不一樣呀，所以對母親有意見。
上高中後，回家次數越來越少，基本上是一個月回一次。母親也無所謂，絕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對母親越發不滿，感到母親心裏沒有自己，便憎惡這個家，覺得它散發著資產階級黴氣，充滿虛偽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軍，也認為《青春之歌》小資產階級情調太濃，不如《烈火金剛》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寫了這種書。初中上語文課，講到她的一篇文章時，我甚至想曠課。雖然她很有名，卻羞於向人承認自己是她的兒子，很羨慕那些革軍子弟。因此文革前，我與母親的衝突，多是因為我的極左觀念造成的。我受了當時左的宣傳，總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資產階級生活習氣。
而文革之後，經過多年的底層生活，我的思想觀念大變。對比文革前，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變成“右派”，又嫌母親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統，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裏總寫光明麵，套話官話太多。
如果說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親不與我來往是被迫的話，那麽以後她還兩次與我斷絕來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親發現我在寫《血色黃昏》，表示堅決反對，說我寫的這部書稿是“大毒草”，是“控訴無產階級專政”。為不讓我寫《血色黃昏》，她唆使父親偷走了我的手稿。這迫使我不得不靠著自己的記憶，從頭開始重寫。因為我去信索要手稿並責備他們的偷竊行為，母親大怒，立刻聲明與我斷絕一切關係，還四處對人說我是白眼狼，品質惡劣，忘恩負義，不讓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東西就可以偷嗎？
差不多兩年，母親跟我一點沒來往。當時我在大同當工人，過春節時，無家可歸，我再怎麽保密也瞞不住身邊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圍的工人都認為我母親肯定不是親的，親生母親沒這麽幹的。
我猜想，母親內心深處可能不滿意我對姑姑比對她好。她曾給過我一條天藍色的毛褲。我嫌太漂亮了，送給了姑姑。她知道後，又從姑姑那裏要了回來。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後回到成都，這時錢全花光了。10日我從成都給姑姑寄過一封信，托她做父親的工作給我些生活費。姑姑把這封信交給了父親，此信一直保留到現在。信中說：
我永遠忘不了在那最困難的日子，你是怎樣餓著肚子讓我吃飽的……盡管他們給我吃雞鴨魚肉，給我手表、自行車，可隻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隨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騙子”的角色。和他們在一起總仿佛有一層無形的隔膜。
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氣，認為對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裏老老實實全是偽裝，我不愛他們，隻愛姑姑。所以母親最常罵我白眼狼，說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幫”，我從大同市考進了北京大學，父母才與我恢複了來往。但我們的思想還是談不到一塊兒，共同語言少。我為張誌新的遭遇難受了好長一段時間，母親卻沒有我這麽強的感受。她重用那個秘書，她為科研油子花那麽大的精力，卻沒有心思為張誌新呐喊兩聲。
到北大後不久，開始批《苦戀》，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有一些事發生，因為看法不同，我與父母再次發生爭論，他們又再次與我斷絕關係。母親甚至還在1979年4月8日給北大中文係寫信，就我與外國記者接觸，譴責了我一番，要求學校對我嚴加管教，如仍固執己見，可以給以必要的處分……
幸虧班主任趙嘖老師對我很好，告訴了我這一情況，並竭力保我。
我悲憤地想：當形勢緊張時，母親應該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動給學校去信表態，批判孩子，聲討孩子，從背後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兒子是賣國賊、貪汙犯、殺人凶手、強奸了婦女，母親應該深明大義，不護犢子，積極揭發檢舉。但隻因與孩子的觀點不同，隻因為孩子跟法新社記者說了說知識青年和下層百姓在“四人幫”時期的苦難，怕給自己惹禍，就給孩子單位寫信表態劃清界限，這是母親應該幹的嗎？連“馬列主義老太太” 都未必幹得出來啊！母親的這一刀，實在紮得太深了，讓我刻骨銘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當然痛恨她，她的行為玷汙了母親的稱號，太功利，我對她寒透了心。
這一次又斷絕了很長時間來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麽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學校。那段無家可歸的日子，隻有遠在貴州的姐姐徐然給我來信，送來一縷縷手足的溫暖。
後來經過徐然的說和，母親跟我恢複了來往，可裂隙猶在。成家後很長一段時間（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與母親來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黃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後奮鬥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這個反革命真不好當。別人在外麵是反革命，回到家裏還能得到親情溫暖。而我這個反革命在外麵受冷遇，回到家裏還受冷遇。
父母可是從不承認對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們對孩子不夠關心，他們就大發雷霆。總認為他們生下我們，是對我們的大恩大德，我們的抱怨是忘恩負義，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黃昏》出版後，母親還批評我書裏寫的她不真實——主要是沒有像別的吹捧文章，把她說得十全十美。其實，我已經把她美化了。
這個家給我造成的精神傷害是慘重的。
——為什麽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總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國常常感歎，年輕時如果把練塊兒習武的勁頭放在學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過得多，父親打我數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從初一起就拚命練塊兒、悠雙杠、舉杠鈴、摔跤打拳……以為自己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父親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與這個家庭有關。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異。除了姑姑和老家的親戚，我不相信任何人，連親生父母都這樣冷酷自私，我還怎麽相信外人？對任何生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戒備，是警覺。我信奉人性惡是四海皆準的真理。遇見生人總往壞裏想，不愛交際，從不主動跟人說話。在學校裏，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見人的狗，見了人就會惡叫，非常凶狠。我也是習慣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見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沒有笑臉。
——社交能力、口頭表達能力極差。家裏來了客人，從來不讓我在場（可能是嫌我髒，嫌我嘴巴笨）。平時除了保姆，無人跟我說話。這樣總不跟人接觸，見了生人就緊張，手足無措，說不出話。父母也越嫌我不體麵，越不讓我見客人，結果毫無社交能力。上初中時，母親讓我去郵局寄東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麽跟郵局的人說。總不接觸人，總不說話，說話能力就低下。肚裏平時有的詞兒一說話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愛用筆寫。我有事向父母說時，即便在家裏，也要寫在紙上，麵交給父母，用書麵方式表達。
……
母親從1963年認識了那個病號，到1978年認識了那個科研油子，到1985年縱容秘書搶父親的東西，中間很長一段時間，她專注寫書，疏遠孩子，缺少親情。大年三十，從不說跟孩子們聚一聚，她根本沒這個意識。有好些個春節，她是一個人在外地過的。從不想想孩子們的感受。所以每逢過節，望著別人全家團圓，歡歡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過，母親的冷漠也激發了我的奮鬥意誌。沒有別的依靠，隻能自己救自己。她疏遠就疏遠，我不哀求她。她多紅，也不拍她的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發憋一口氣，非要幹出點事，來證明自己！我鍛煉身體，我磨礪意誌，我犯了紀律不檢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話寫成書，我一條路走到底……無非是在表現自己的獨立和力量。
我對母親的意見，也曾向她提過。在1986年2月5日給母親的信中，我解釋了為什麽給她寄《法製日報》那篇有關遺產繼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寫道：
媽總說：孩子沒有小羅對你好。其實，是你偏愛小羅勝過孩子。我們是多麽希望能得到一點媽媽的愛，能多多給媽媽一點愛，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場啊！孩子沒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種謙恭卑順過頭的人應須小心。
隨著母親一年一年變老，她在變化。
自從我的書《血色黃昏》1987年底出版，並獲得很大反響後，對她是個震動。張光年告訴她，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寫文革寫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對她說，你兒子炸了一顆原子彈。馮牧為這本書熱情奔走，還批評了評論界。——這一切證明她當初反對是錯誤的，對她有所觸動。她開始承認了我，改變了對這本書的態度。當有人說《血色黃昏》粗糙時，她還挺身而出替這本書辯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親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她與秘書瀕臨絕交，我們的共同語言大大增多，她常常來電話，關心我的處境。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她數次給我家打電話，詢問我的下落，為我擔心……我們徹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國布朗大學做了訪問學者之後，寫信請她幫忙買一本學英文方麵的書，她立刻托人去買，跑了很多書店也沒買到，結果給我捎來了四五本別樣的書，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給我來信說：
兒子：
兩年多不見了，時常想起你來。看見利利和肖肖，還有些安慰，現在他們也要走了，心裏很有些悵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記中說：
這個兒子在美國的花花世界裏，仍然過著勤儉樸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寫書，就是學英語。從他寄來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國內一樣穿著皺兮兮的夾克衫，一臉的倔氣，傻氣。每天自己不做飯，吃點麵包、三明治之類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難為了他……
字裏行間，浸透著母親的一片關愛。
她開始牽掛我的兒子馬驍，來信勸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別丟了中文。盡管她老寫錯我兒子的名字。
這一段“洋插隊”期間，母親給我寫了很多信，畢生中這是母親與我通信最勤的一個階段。過去在內蒙古草原時，從沒接到母親這麽多的信。這時候母親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跡歪歪扭扭，很難辨認，是她在重病中所寫。
據李叔叔說，晚年的母親經常思念漂泊在美國的我。起初是擔心我容易激動，在外麵闖禍；繼而知道我迫切想回來，又整天盼望著我能夠早日歸來。
她在1992年8月5日給我的信中說：
在閑時，常懷念你們。我已年近八十，今生還能再見到你們麽？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擁抱你們， 親小小孫兒
讓我心中又溫暖，又酸楚。
當我漂泊異域，隱姓埋名，被世人漸漸遺忘時，1993年9月她寫了一篇文章《兒子老鬼》表達了對我的思念。此時，她已經79歲。
據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說：母親病重昏迷期間，除了念叨妹妹白楊外，還常常念叨著我，清醒時總問：小波回來沒有？
……
孩子時代我害怕母親，隨著歲數的增長，體力的強壯，我也叛逆起來，鄙視那些向她點頭哈腰的人。缺少關愛，使我對母親產生了不滿，很少去親近她。她病了住院也從沒主動去看過，不願討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認為她腐化墮落了，該整一整。
特別是她後來跟那個機靈過頭的秘書廝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氣，對她十分鄙視，一肚子意見。從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沒有和母親照過一張像。除非有事，從不找她——難怪她罵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樣，能以德報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滿腔熱忱幫她辦事跑腿兒。
我很敏感，她對我一點點不好，都無法容忍，長久不忘。所以我對她熱情不起來，若即若離。很長一段時間，她是不合格的母親，我是不合格的兒子。她做母親失敗，我做兒子也失敗。除了文革中打砸搶過她一回，後來我又偷過她一次。
那是父親去世後，她縱容秘書大肆搶掠家裏的財產，我們幾個孩子自然對母親不滿。我幫助她找到了家裏一批最值錢的字畫，如數交給了她，卻不料她完全據為己有，說什麽我是第一繼承，等我不在了，你們才能繼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擔心她會與秘書私分了這些字畫。我不得不給她寄去一篇《法製日報》，寫信說明孩子與她一樣有權同時繼承父親的遺產，不存在誰先誰後。她當時在珠海，看完了信，氣得滿臉通紅，大發雷霆，罵我貪婪，白眼狼，父親剛死就與她爭父親的遺產……徐然告訴我後，我自然惱怒，決定采取行動，把那批字畫再偷回來。——誰叫你們過去偷我手稿的？這是一報還一報。自母親去珠海後，秘書把母親小紅樓的臥室大門和大衣櫃全都貼上了封條。一般都是單位辦公室裏逢年過節才貼封條，哪有在家裏貼的？封條對賊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嚇我們幾個孩子，顯示他淩駕在我們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開摩托車到小紅樓，從門上的窗戶鑽進母親的房間，撬開她的大衣櫃，尋找字畫。翻了半天也沒找到，隻好偷了她的一個照相機。
為此老實的哥哥背上了黑鍋——秘書和母親都說是他拿的，因小紅樓無人居住，他經常去照看。後來哥哥因一時經濟拮據，向我借錢，我送給了他100元，以表內心的愧疚。29年來這個秘密從未對任何人說，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誠摯的道歉。
我雖然很壞，又搶又偷又騙，不是好兒子，可是在我獰惡粗野的外貌下麵，在我的內心深處，對母親還是依戀的。三年困難時期，我最大的夢想是能重新回到母親肚子裏，不再挨餓。青春期時，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親那樣的臉型和相貌，圓乎乎的。
我對母親的感情非常複雜，難以用幾句話說清楚。對她的美好，我戀她；對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愛撫，就用恨她，冷淡她，疏遠她來保護自己的自尊。她給了我生命，給我很多敏感的氣質。我病危時拯救過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後，又幫助過我，使我愛她。可她不關心我，不把我當回事，還動不動就跟我斷絕關係，讓有人認為她不是我親媽，深深地傷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親有多少毛病，怎麽缺少母愛，理智告訴我，她還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時刻，她沒有窩在大城市北京過舒適安穩的小日子，卻來到抗日戰爭的第一線——臨近京津保，鬥爭最為殘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區。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髒的廁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著生命危險四處奔走，完成上級任務。雖然她身邊的戰友三天兩頭犧牲，雖然她很怕死，卻沒有當叛徒、逃兵。——她一點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藝老戰士差！
而她的第一個丈夫，後來的著名學者張中行此時卻坐在北京的書齋裏讀書，做學問，毫無生命之虞。——但母親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英明的。她若跟學者張中行生活，隻會是個家庭婦女的下場，絕無後來的成就。
這是她生命中第一個亮點。
母親戰勝病魔，苦熬數年，寫出了《青春之歌》，不隨文壇寫工農兵的主旋律，大寫一個女性知識分子，一個有濃厚小資情調的成長中的人物，一個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獨樹一幟，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全國的轟動，這是她生命中第二個亮點。
走出極左桎梏，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晚年為徐明清、王漢秋、胡開明等人奔走呐喊，為受壓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後的亮點。
母親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種缺點，也犯過錯誤。她寫過失敗的作品，對孩子缺少關愛，看錯過人，被別人當槍使過……我在本書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輩子，幹出了這三個亮點，足矣！
母親的身上有很多麵。既有正統馬列主義的一麵，又有自由化的一麵；既有善良的一麵，又有無情的一麵；既有坦率的一麵，又有虛偽的一麵。可不管有多少麵，她一輩子幹出了這三個亮點，打不倒矣！
父親去世後，一次我去看望她，臨分手前，趁她心緒不定，我鼓足勇氣，吻過她臉一次。母親當時像觸了電，全身抖動，幾乎流淚。可是當她漠視我的時候，說我壞話的時候，我又極其憤怒，在外麵我能受委屈，在家裏卻受不了一點委屈。我是個愛也極端，恨也極端的壞兒子。
自從母親離開了那秘書，她恢複了正常，恢複了堂堂正正，我對她再也沒有什麽意見。她的晚年可以說是個完全合格的母親。樂於助人，通情達理，富有親情和母愛，無可挑剔。她的正義感噴薄而出，為老百姓幹了幾件很值得稱道的好事。臨終前幾天，她在昏迷中還不斷地呼叫著白楊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動。所以望著在痛苦中熬煎的母親，我數次難過得撲簌簌流淚。
她走後，我給她戴了3個月的黑紗。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頭，夜夜伴隨著自己。
我悲痛過了頭，變成了母親的一條狗，對所有傷害過她的人，發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傳染給蕾蕾，再又傳染給母親的人，麵對麵地發泄了強烈不滿；對徐然的小女兒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濃妝豔抹，提出了批評；對有違母親遺囑的提議，哪怕是一點點變動也堅決反對；對母親愛過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嗬護……
年輕時，我和母親衝突不斷，多次斷絕關係，但後來終於彼此相濡以沫。現在母親沒了，除非夢中，再也無法相見，一時間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虛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親就心如刀割，潸然淚下。
母親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歡我，與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可是身後，我卻能永遠地和你廝守——你的木盒子就擺在我的電腦桌旁，隨時都能看見。
我把母親的照片掛放在各個房間，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間房裏，任何一個地點都能看見她。
母親的幾塊骨骸就放在一個小鼻煙盒裏，去美國打工時也陪著我，放在枕旁。
母親的大床我已經睡了10年，中間凹陷，有個坑了，還要繼續睡下去。
母親的寫字台，早已過時，又窄又小，桌麵開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親的病曆、X光照片、掛號證、藥盒、假發、眼鏡、小鬧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數保存……隻是後悔當年忘了把母親的頭發剪下一縷，留個紀念。
我曾說過，下輩子如果當兒子，還當她的兒子。盡管當她的兒子很苦，得到愛撫不多，生了病不會精心照料，長身體階段回家吃不飽，當了反革命還要跟你劃清界限，有個風吹草動就向單位寫信表態支持處分你，結婚時不會給很多錢……但還是願意給她當兒子。因為我是從她肚子裏出來的，沒有她就沒有我，我聞慣了她身上的氣味。骨血相聯，從腳氣、不能喝酒、近視帶散光，到好衝動、神經敏感、為寫書啥都不顧等等，全來自她的遺傳。
物稀為貴，她那稀微的母愛正因為少，才更難忘，更不平凡，更有嚼頭，回味無窮。
這一輩子，我所遇到的幾次大災大難，都是她出麵幫忙救了我。我認了自己有個這樣的媽。苦點就苦點，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歡就不喜歡，讓人認為我不是她親兒子就讓人認為，應該知足。即使她一點不愛我，她一生幹出了那三個亮點，也值得尊敬。何況，晚年她又給了我很多的關愛，臨終前還多次呼喚我……足以彌補了過去的欠缺。
有這麽個媽比沒有要強多了！
如今，母親已經離開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靈飄浮在蒼穹中的哪一個遙遠的角落。不過，她生前用過的很多東西還在陪著我，繼續散發著母親溫暖的體溫。10年了，母親的粗毛線帽子我冬天還戴，母親的尼龍襪和肥褲衩我偶爾還穿，母親的大羽絨服我午休時天天蓋。母親擦過的口紅，我雖不抹，卻也保留了10年。一聞見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親身上的芳香。
母親在我的心目中是美麗的。那大圓臉、金魚眼、扁鼻子、闊嘴巴都極有韻味，潛藏著慈愛，百看不厭。
我忘不了內蒙古草原，我在那裏被整得眾叛親離，屁滾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親，75歲之後返璞歸真，還原為一個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歲，胡子拉碴。
10年了，這個讓我又恨又愛的母親還時不時在夢中與我相見，還常常讓我鼻酸欲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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