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活著>>中文版前言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隻為內心寫作，隻有內心才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麽突出。內心讓他真實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因為內心並非時時刻刻都是敞開的，它更多的時候倒是封閉起來，於是隻有寫作，不停的寫作才能使內心敞開，才能使自己置身於發現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靈感這時候才會突然來到。
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我沉湎於想象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製，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我曾經希望自己成為一位童話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實實在在作品的擁有者，如果我能夠成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我想我內心的痛苦將輕微很多，可是與此同時我的力量也會削弱很多。
事實上我隻能成為現在這樣的作家，我始終為內心的需要而寫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寫作，正因為此，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一個憤怒和冷漠的作家。
這不隻是我個人麵臨的困難，幾乎所有優秀的作家都處於和現實的緊張關係中，在他們筆下，隻有當現實處於遙遠狀態時，他們作品中的現實才會閃閃發亮。應該看到，這過去的現實雖然充滿了魅力，可它已經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那裏麵塞滿了個人想象和個人理解。真正的現實，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現實，是令人費解和難以相處的。
作家要表達與之朝夕相處的現實，他常常會感到難以承受，蜂擁而來的真實幾乎都在訴說著醜惡和陰險，怪就怪在這裏，為什麽醜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卻遠在海角。換句話說，人的友愛和同情往往隻是作為情緒來到，而相反的事實則是伸手便可觸及。正像一位詩人所表達的：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
也有這樣的作家，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福克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條溫和的途徑，他描寫中間狀態的事物，同時包容了美好和醜惡，他將美國南方的現實放到了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實，因為它連接了過去和將來。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寫現實，可是他們筆下的現實說穿了隻是一個環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現實。他們看不到人是怎樣走過來的，也看不到怎樣走去。當他們在描寫斤斤計較的人物時，我們會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計較。這樣的作家是在寫實在的作品，而不是現實的作品。
前麵已經說過，我和現實關係緊張，說得嚴重一點，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裏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曆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
餘 華
海鹽，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７日
《活著》韓文版前言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解釋這一部作品，這樣的任務交給作者去完成是十分困難的，但是我願意試一試，我希望韓國的讀者能夠容忍我的冒險。
這部作品的題目叫《活著》，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於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作為一部作品，《活著》講述了一個人和他的命運之間的友情，這是最為感人的友情，因為他們互相感激，同時也互相仇恨；他們誰也無法拋棄對方，同時誰也沒有理由抱怨對方。他們活著時一起走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死去時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與此同時，《活著》還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就像中國的一句成語：千鈞一發。讓一根頭發去承受三萬斤的重壓，它沒有斷。我相信，《活著》還講述了眼淚的寬廣和豐富；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當然，《活著》也講述了我們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我知道，《活著》所講述的遠不止這些。文學就是這樣，它講述了作家意識到的事物，同時也講述了作家所沒有意識到的，讀者就是這時候站出來發言的。
餘 華
北京，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活著》日文版後記
我曾經以作者的身份議論過福貴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了一個十分有益的問題：“為什麽您的小說《活著》在那樣一種極端的環境中還要講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間輕微的分界在哪裏？”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在中國，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幣的兩麵，它們之間輕微的分界在於方向的不同。對《活著》而言，生活是一個人對自己經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觀者對別人經曆的看法。《活著》中的福貴雖然曆經苦難，但是他是在講述自己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福貴的講述裏不需要別人的看法，隻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講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稱來敘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麽福貴在讀者的眼中就會是一個苦難中的幸存者。”
出於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時候也重複了這樣的觀點。我說在旁人眼中福貴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對於福貴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於是那些意大利中學生的祖先，偉大的賀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後，在他生前和葬禮前，無人有權說他幸福。”
賀拉斯的警告讓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說服自己：以後不要再去議論別人的人生。現在，當角川書店希望我為《活著》寫一篇序言時，我想談談另外一個話題。我要談論的話題是──誰創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應該是時間創造的。我相信是時間創造了誕生和死亡，創造了幸福和痛苦，創造了平靜和動蕩，創造了記憶和感受，創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後創造了故事和神奇。賀知章的《回鄉偶記》說得就是時間帶來的喜悅和辛酸：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四講述了一個由時間創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護的少年，資質甚美可是孤寂寡合。某一年的清明日，崔護獨自來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處花木叢萃的庭院，占地一畝卻寂若無人。崔護扣門良久，有一少女嬌豔的容貌在門縫中若隱若現，簡單的對話之後，崔護以“尋春獨行，酒渴求飲”的理由進入院內，崔護飲水期間，少女斜倚著一棵盛開著桃花的小樹，“妖恣媚態，綽有餘妍”。兩人四目相視，久而久之。崔護告辭離去時，少女送至門口。此後的日子裏，崔護度日如年，時刻思念著少女的容顏。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護終於再次起身前往城南，來到庭院門外，看到花木和門院還是去年的模樣，隻是人去院空，門上一把大鎖顯得冰涼和無情。崔護在傷感和歎息裏，將一首小詩題在了門上：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麵桃花相映紅。
人麵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簡短的故事說出了時間的意味深長。崔護和少女之間除了四目相視，沒有任何其他的交往，隻是夜以繼日的思念之情，在時間的節奏裏各自流淌。在這裏，時間隱藏了它的身份，可是又掌握著兩個人的命運。我們的閱讀無法撫摸它，也無法注視它，可是我們又時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就像寒冷的來到一樣，我們不能注視也不能撫摸，我們隻能渾身發抖地去感受。就這樣，什麽話都不用說，什麽行為都不用寫，隻要有一年的時間，也可以更短暫或者更漫長，崔護和少女玉潔冰清的戀情便會隨風消散，便會“人麵不知何處去”。類似的敘述在我們的文學裏隨處可見，讓時間中斷流動的敘述，然後再從多年以後開始，這時候絕然不同的情景不需要鋪墊，也不需要解釋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在文學的敘述裏，沒有什麽比時間更具有說服力了，因為時間無須通知我們就可以改變一切。
另一個例子來自但丁《神曲》中的詩句，當但丁寫到箭離弦擊中目標時，他這樣寫：“箭中了目標，離了弦。”這詩句的神奇之處在於但丁改變了語言中的時間順序，讓我們頃刻間感受到了語言帶來的速度。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時間不僅僅創造了故事和情節的神奇，同時也創造了句子和細節的神奇。
我曾經在兩部非凡的短篇小說裏讀到了比很多長篇小說還要漫長的時間，一部是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爾》，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這兩部作品異曲同工，它們都是由時間創造出了敘述，讓時間幫助著一個人的一生在幾千字的篇幅裏栩栩如生。與此同時，文學敘述中的時間還造就了《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和《百年孤獨》的故事和神奇，這些篇幅浩瀚的作品和那些篇幅簡短的作品共同指出了文學敘述的品質，這就是時間的神奇。就像樹木插滿了森林一樣，時間的神奇插滿了我們的文學。
最後我應該再來說一說《活著》。我想這是關於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達了時間的漫長和時間的短暫，表達了時間的動蕩和時間的寧靜。在文學的敘述裏，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達時間最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說時間的變化掌握了《活著》裏福貴命運的變化，或者說時間的方式就是福貴活著的方式。我知道是時間的神奇讓我完成了《活著》的敘述，可是我不知道《活著》的敘述是否又表達出了這樣的神奇？我知道福貴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寬若大地？
餘 華
北京，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
英文版後記
我在１９９３年中文版的自序裏寫下這樣一段話：“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曆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
作家的寫作往往是從一個微笑、一個手勢、一個轉瞬即逝的記憶、一句隨便的談話、一段散落在報紙夾縫中的消息開始的，這些水珠般微小的細節有時候會勾起漫長的命運和波瀾壯闊的場景。《活著》的寫作也不例外，一首美國的民歌，寥寥數行的表達，成長了福貴動蕩和苦難的一生，也是平靜和快樂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貴，這是兩個絕然不同的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經曆著不同的時代，屬於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膚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時候他們就像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所有的不同都無法抵擋一個基本的共同之處，人的共同之處。人的體驗和欲望還有想象和理解，會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會讓一個人從他人的經曆裏感受到自己的命運，就像是在不同的鏡子裏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想這就是文學的神奇，這樣的神奇曾經讓我，一位遙遠的中國讀者在納撒尼爾·霍桑、威廉·福克納和托妮·莫裏森的作品裏讀到我自己。
餘 華
北京，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隻為內心寫作，隻有內心才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麽突出。內心讓他真實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因為內心並非時時刻刻都是敞開的，它更多的時候倒是封閉起來，於是隻有寫作，不停的寫作才能使內心敞開，才能使自己置身於發現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靈感這時候才會突然來到。
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我沉湎於想象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製，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我曾經希望自己成為一位童話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實實在在作品的擁有者，如果我能夠成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我想我內心的痛苦將輕微很多，可是與此同時我的力量也會削弱很多。
事實上我隻能成為現在這樣的作家，我始終為內心的需要而寫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寫作，正因為此，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一個憤怒和冷漠的作家。
這不隻是我個人麵臨的困難，幾乎所有優秀的作家都處於和現實的緊張關係中，在他們筆下，隻有當現實處於遙遠狀態時，他們作品中的現實才會閃閃發亮。應該看到，這過去的現實雖然充滿了魅力，可它已經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那裏麵塞滿了個人想象和個人理解。真正的現實，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現實，是令人費解和難以相處的。
作家要表達與之朝夕相處的現實，他常常會感到難以承受，蜂擁而來的真實幾乎都在訴說著醜惡和陰險，怪就怪在這裏，為什麽醜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卻遠在海角。換句話說，人的友愛和同情往往隻是作為情緒來到，而相反的事實則是伸手便可觸及。正像一位詩人所表達的：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
也有這樣的作家，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福克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條溫和的途徑，他描寫中間狀態的事物，同時包容了美好和醜惡，他將美國南方的現實放到了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實，因為它連接了過去和將來。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寫現實，可是他們筆下的現實說穿了隻是一個環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現實。他們看不到人是怎樣走過來的，也看不到怎樣走去。當他們在描寫斤斤計較的人物時，我們會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計較。這樣的作家是在寫實在的作品，而不是現實的作品。
前麵已經說過，我和現實關係緊張，說得嚴重一點，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裏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曆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
餘 華
海鹽，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７日
《活著》韓文版前言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解釋這一部作品，這樣的任務交給作者去完成是十分困難的，但是我願意試一試，我希望韓國的讀者能夠容忍我的冒險。
這部作品的題目叫《活著》，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於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作為一部作品，《活著》講述了一個人和他的命運之間的友情，這是最為感人的友情，因為他們互相感激，同時也互相仇恨；他們誰也無法拋棄對方，同時誰也沒有理由抱怨對方。他們活著時一起走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死去時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與此同時，《活著》還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就像中國的一句成語：千鈞一發。讓一根頭發去承受三萬斤的重壓，它沒有斷。我相信，《活著》還講述了眼淚的寬廣和豐富；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當然，《活著》也講述了我們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我知道，《活著》所講述的遠不止這些。文學就是這樣，它講述了作家意識到的事物，同時也講述了作家所沒有意識到的，讀者就是這時候站出來發言的。
餘 華
北京，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活著》日文版後記
我曾經以作者的身份議論過福貴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了一個十分有益的問題：“為什麽您的小說《活著》在那樣一種極端的環境中還要講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間輕微的分界在哪裏？”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在中國，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幣的兩麵，它們之間輕微的分界在於方向的不同。對《活著》而言，生活是一個人對自己經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觀者對別人經曆的看法。《活著》中的福貴雖然曆經苦難，但是他是在講述自己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福貴的講述裏不需要別人的看法，隻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講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稱來敘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麽福貴在讀者的眼中就會是一個苦難中的幸存者。”
出於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時候也重複了這樣的觀點。我說在旁人眼中福貴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對於福貴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於是那些意大利中學生的祖先，偉大的賀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後，在他生前和葬禮前，無人有權說他幸福。”
賀拉斯的警告讓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說服自己：以後不要再去議論別人的人生。現在，當角川書店希望我為《活著》寫一篇序言時，我想談談另外一個話題。我要談論的話題是──誰創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應該是時間創造的。我相信是時間創造了誕生和死亡，創造了幸福和痛苦，創造了平靜和動蕩，創造了記憶和感受，創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後創造了故事和神奇。賀知章的《回鄉偶記》說得就是時間帶來的喜悅和辛酸：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四講述了一個由時間創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護的少年，資質甚美可是孤寂寡合。某一年的清明日，崔護獨自來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處花木叢萃的庭院，占地一畝卻寂若無人。崔護扣門良久，有一少女嬌豔的容貌在門縫中若隱若現，簡單的對話之後，崔護以“尋春獨行，酒渴求飲”的理由進入院內，崔護飲水期間，少女斜倚著一棵盛開著桃花的小樹，“妖恣媚態，綽有餘妍”。兩人四目相視，久而久之。崔護告辭離去時，少女送至門口。此後的日子裏，崔護度日如年，時刻思念著少女的容顏。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護終於再次起身前往城南，來到庭院門外，看到花木和門院還是去年的模樣，隻是人去院空，門上一把大鎖顯得冰涼和無情。崔護在傷感和歎息裏，將一首小詩題在了門上：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麵桃花相映紅。
人麵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簡短的故事說出了時間的意味深長。崔護和少女之間除了四目相視，沒有任何其他的交往，隻是夜以繼日的思念之情，在時間的節奏裏各自流淌。在這裏，時間隱藏了它的身份，可是又掌握著兩個人的命運。我們的閱讀無法撫摸它，也無法注視它，可是我們又時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就像寒冷的來到一樣，我們不能注視也不能撫摸，我們隻能渾身發抖地去感受。就這樣，什麽話都不用說，什麽行為都不用寫，隻要有一年的時間，也可以更短暫或者更漫長，崔護和少女玉潔冰清的戀情便會隨風消散，便會“人麵不知何處去”。類似的敘述在我們的文學裏隨處可見，讓時間中斷流動的敘述，然後再從多年以後開始，這時候絕然不同的情景不需要鋪墊，也不需要解釋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在文學的敘述裏，沒有什麽比時間更具有說服力了，因為時間無須通知我們就可以改變一切。
另一個例子來自但丁《神曲》中的詩句，當但丁寫到箭離弦擊中目標時，他這樣寫：“箭中了目標，離了弦。”這詩句的神奇之處在於但丁改變了語言中的時間順序，讓我們頃刻間感受到了語言帶來的速度。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時間不僅僅創造了故事和情節的神奇，同時也創造了句子和細節的神奇。
我曾經在兩部非凡的短篇小說裏讀到了比很多長篇小說還要漫長的時間，一部是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爾》，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這兩部作品異曲同工，它們都是由時間創造出了敘述，讓時間幫助著一個人的一生在幾千字的篇幅裏栩栩如生。與此同時，文學敘述中的時間還造就了《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和《百年孤獨》的故事和神奇，這些篇幅浩瀚的作品和那些篇幅簡短的作品共同指出了文學敘述的品質，這就是時間的神奇。就像樹木插滿了森林一樣，時間的神奇插滿了我們的文學。
最後我應該再來說一說《活著》。我想這是關於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達了時間的漫長和時間的短暫，表達了時間的動蕩和時間的寧靜。在文學的敘述裏，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達時間最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說時間的變化掌握了《活著》裏福貴命運的變化，或者說時間的方式就是福貴活著的方式。我知道是時間的神奇讓我完成了《活著》的敘述，可是我不知道《活著》的敘述是否又表達出了這樣的神奇？我知道福貴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寬若大地？
餘 華
北京，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
英文版後記
我在１９９３年中文版的自序裏寫下這樣一段話：“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曆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
作家的寫作往往是從一個微笑、一個手勢、一個轉瞬即逝的記憶、一句隨便的談話、一段散落在報紙夾縫中的消息開始的，這些水珠般微小的細節有時候會勾起漫長的命運和波瀾壯闊的場景。《活著》的寫作也不例外，一首美國的民歌，寥寥數行的表達，成長了福貴動蕩和苦難的一生，也是平靜和快樂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貴，這是兩個絕然不同的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經曆著不同的時代，屬於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膚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時候他們就像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所有的不同都無法抵擋一個基本的共同之處，人的共同之處。人的體驗和欲望還有想象和理解，會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會讓一個人從他人的經曆裏感受到自己的命運，就像是在不同的鏡子裏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想這就是文學的神奇，這樣的神奇曾經讓我，一位遙遠的中國讀者在納撒尼爾·霍桑、威廉·福克納和托妮·莫裏森的作品裏讀到我自己。
餘 華
北京，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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