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下後人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

來源：雅虎




　　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灣銀行金庫的藏金。圓桶外的封條上有“金圓券準備金”的字樣,這是國民黨政府國庫黃金運台的最有力證據。

　　核心提示:一份資料說:當年蔣介石攜700萬兩黃金跑到台灣。根據我的研究,這種說法並不準確,應該是350萬兩的黃金,其他是價值350萬兩黃金的白銀和外匯。抗戰爆發前,中國的黃金儲量也從未到達700萬兩;抗戰勝利後,據公開的數字,黃金儲量已不到600萬兩——當然這個數字是否準確也有待於日後進一步挖掘。

　　1948年底,預感到將要失去大陸的蔣介石,開始有計劃地將國庫黃金運到台灣。由於種種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關於黃金運台之事一直處於秘而不宣的狀態,它流於各種野史中,卻極少見於正式史料。

　　一個偶然的機會,美國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教授吳興鏞開始了這段複雜而艱澀的調查。吳興鏞的父親吳嵩慶曾擔任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15年之久,從表麵上看,他的職位並不高,但是這期間所管理的軍費在國民黨政府總預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國民黨政府最艱難時期(1948～1949),國庫大半資金也暫時由他與中央銀行共同監管。吳興鏞的調查,讓我們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頗為特殊的曆史事件。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口述◎吳興鏞 主筆◎李菁

　　浮出水麵

　　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美國留學,每年放假回台灣,我都去書攤上看看。我在台大讀書時,有一位同班又同寢室的好友叫王尚義,他的妹妹王尚勤與李敖相戀並生下一女。王尚義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時我會翻看被稱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書,也想看看有沒有關於王尚義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書攤上隨手翻看李敖編著的《蔣介石研究》一書,竟然在書中發現了一張我父親的肖像,文章稱我的父親吳嵩慶為“蔣介石的總賬房”,讓大家“別忽略這個人”,還說吳嵩慶是除俞鴻鈞(注: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後“盜竊”大陸國庫資金運到台灣的重要人物。

　　李敖的文章讓我意外之餘,也有一些好奇。不過,那時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醫學上麵,對父親的事情沒什麽興趣。另外,黃金運台之事,在台灣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父親在家裏也從來不談公事,所以我壓根兒沒有想過向他核實李敖書中所說之事。


　　1990年,我在洛杉磯的朋友陸鏗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我請他到家裏吃早餐,介紹他跟我父親認識。陸鏗以前曾任職國民黨《中央日報》采訪部主任,對國民黨的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別前他突然問我父親:“可否請教一下吳老先生有關上海‘淪陷’前中央銀行黃金運出的過程?”父親遲疑了一下,但馬上斷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90歲的父親在台北去世。父親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父親保留下來的日記,從1946年一直寫到去世的那個星期。91歲的母親將父親留下的日記都交給我,讓我帶回美國。父親是一個本分的公務員,他在日記中很少點評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個人情感,隻是忠實地記下每天的工作。

　　父親的這些日記帶回來後,我也一直無暇顧及。隻是留意看了一眼,我當年離台赴美國的那一天,父親是否記了什麽,結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記錄一天的公事外,一點也沒提送我上飛機的事情。

　　1996年,是父親去世5周年,台灣《傳記文學》邀我寫一篇關於父親的紀念文章。這時,我才開始仔細翻閱那些日記,我也漸漸意識到,父親曾經經曆了這麽重要的一件事。我寫的《家父吳嵩慶將軍逝世五周年紀念》一文發表後,還引起一些轟動,大陸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有關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這麽多年來,兩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黃金運台事,這些反饋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後,除了繼續搜集資料,我也開始有意識地尋訪父親的老朋友、老下屬。

　　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蔣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記。得知這個消息,我幾次從洛杉磯驅車趕到舊金山去看這批日記,沒想到在裏麵發現了非常關鍵的資料,之前很多的推測也得到了核實。蔣介石的這批日記裏多次提到了“吳嵩慶”,也就是我的父親,每次日期都與我父親的日記裏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無論是父親的日記,還是我走訪的一些親曆者的回憶,都是零散的、枝節的,蔣介石的日記讓我看清了黃金運台的整個大脈絡,就像一幕劇一樣,劇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1948年8月,上海市民湧入銀行兌換國民政府新發行的金圓券

　　“預支軍費”

　　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的父親,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預算財務署”的署長,這一職位級別是中將。財務署以前的名字叫“軍需署”,抗戰勝利後,在美國顧問團建議下,“軍需署”改成“財務署”,其目的是希望將軍費納入到國家財政的預算體係,軍隊的開支由國家撥款給財務署,再由財務署去中央銀行支取這筆費用,由財務官發放到軍隊裏。1949年9月,又改組為“預算財務署”,兼管軍事預算。

　　我後來看蔣介石日記發現,蔣介石對舊的軍需係統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製的財務署,能與國防部與財政部協調,核算確實軍隊人數,清除國民黨隊伍中“吃空餉”的積弊。

　　那時候,國共內戰已經開始,父親也很難按照原來的設想工作。戰爭機器一開轉,國民黨政府便要不斷增加軍費預算,父親在日記裏也記下,他一次次開會追加財政預算之事,“中央銀行已感覺吃力”。作為財務署署長,父親那時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給同中共軍隊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提供軍餉與戰費。父親1949年1月9日的日記記著:“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萬。”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虜,而邱清泉已於前一日自殺。

　　從1949年1月初開始,父親的日記裏開始頻繁出現“中央銀行”的字眼,也屢次提到財政部長徐堪、央行總裁俞鴻鈞、副總裁劉攻芸等人,似乎是在商議什麽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記裏,父親又提到他專程趕到上海,“與俞(鴻鈞)、劉(攻芸)二總裁等洽辦”,並“擬草約”之事。

　　父親的舉動,在蔣經國寫的《危急存亡之秋》一書裏,得到解讀。蔣經國在書裏,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這一天的日記:“今日父親(注:指蔣介石)派我赴上海訪問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台灣,以策安全。”這裏的“現金”,就指國庫裏存的黃金和銀元。父親日記中所提到“草約”之事,也與此相關。

　　1948年底,蔣介石在中共的軍事進攻和桂係逼宮的困境中內外交困,他更堅定了另起爐灶的決心,而國庫黃金是他“東山再起”的重要砝碼。此外,當時還有正在與中共交手的200萬國民黨軍,包括胡宗南的30萬精銳部隊,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揮不動。蔣介石不想放棄自己的嫡係部隊,他覺得要對忠於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們最終像邱清泉和黃百韜那樣走上自殺之路。這個目標的實現也需要真金白銀支持。


　　蔣介石的計劃是,讓我父親以“財務署署長”的身份,用“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黃金提出來“保管”。從蔣介石日記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長徐堪對此都猶豫不決,副總裁劉攻芸等人甚至公開反對。所以蔣石想出的辦法是簽“草約”,我推測,蔣介石是希望通過此舉告訴央行領導人:“這是我蔣總統命令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吳嵩慶同你們立約的,有什麽事情你們不必負責。”為了在財政部、中央銀行和蔣介石之間達成妥協,父親在日記裏提到,他提議“先支半數”——也就是國庫黃金銀元外匯的一半作為預支軍費。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介石的身份仍是“中華民國總統”,所以,這筆軍費的支出,應該說也算是合法的。雖然等到真正開始運輸黃金時,他已不在台上。

　　關於這一批黃金的運輸時間,大概可以從美國合眾社1949年1月21日這一天發表的一條新聞中推理出:“國民黨政府昨晚深夜在外灘戒嚴……當時中央銀行運出許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貴重的物資。據推測,這批箱子裝的是金條等固體擔保物。該行正將這批擔保品運往華南某城市或台灣安全地方,據信國民政府正將財寶南運,以免落入解放軍手中……”

　　現在看來,這一批黃金的運出,顯然是在蔣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這一批90多萬兩黃金及大量純銀,一共151箱,由父親以“預支軍費”的名義,交給海軍,用海軍的“昆侖號”、“峨嵋號”運輸艦運的,先從上海運到廈門,存放在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裏,也就是在現在鼓浪嶼島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軍攻破福州以後,這筆黃金才被轉移到台灣財務署在台北信義路邊上的保管庫裏。

　　蔣介石顯然為黃金轉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衛長石祖德出任廈門警備司令,侍衛團的軍需官王逸芬調任台北財支處主任,是財務署在台北的負責人。這樣,黃金運輸的整個鏈條都在他的控製之中。

　　2007年,我特意從美國到廈門,想實地考察一下當年這條上海—廈門—鼓浪嶼—台灣的運金路線。我跑到鼓浪嶼的中國銀行,找來了經理冒冒失失地問:“你們的地下倉庫在哪裏?”經理回答: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建築,沒有地下金庫,他也不知道原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哪。正在我沮喪之際,我後麵出現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葉力,是一位建築師。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負責把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打掉的。他帶著我看了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原來倉庫的位置,現在建了個錢幣博物館。

　　實際上,被父親以“預支軍費”名義轉走的金銀以及7000萬美元,當時已引起國民黨政府一些人的警覺。1949年6月1日,立法院還專門質詢此事。蔣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記寫道“……幸有前財長徐堪與央行總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種現款,隻有(值)二億七千萬美金,並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報有四億之多,更無七千萬美金之逃避……”其實,有無“7000萬美元之逃避”,蔣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會在日記裏心有餘悸地稱“幸”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7000萬美元的外匯,據李宗仁回憶,在蔣介石下台前,曾讓國民政府撥1000萬美元給毛邦初供空軍在美采購,後來毛邦初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發生矛盾,卷款而逃,成為國民黨政府在美國轟動一時的醜聞,當時我父親還奉蔣介石的親筆手令調查此案。



　　1949年,國民黨在逃亡前夕搶運黃金等重要物資去往台灣

　　啟動黃金轉移

　　其實父親與俞鴻鈞、蔣經國以“預支經費”而轉走的90多萬兩黃金,從時間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就開始了第一批黃金轉移。

　　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灘全麵戒嚴。2日淩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兩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從位於外灘的“中國銀行”側門走向海邊,此時,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海星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上。不遠處,還有一艘軍艦在巡航監視。

　　這個情景當時被住在華懋飯店(注:今和平飯店北樓)的《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憑借新聞記者的敏感,他斷定挑夫所挑的那個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裏,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他立刻從黃浦灘路20號的華懋飯店內,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左派《華商報》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轉載了這條消息。

　　黃金歸中央銀行所有,為什麽當時卻是從中國銀行運出來的呢?我後來幾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檔案,實地勘探外灘,才終於明白:原來“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和銀元,存在“中國銀行”後院地下室的金庫裏。

　　因為運送黃金的行動極為秘密,國民黨官方檔案也絕少提及,那麽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所報道的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這一次究竟運走多少黃金?各種正史和野史,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曆來眾說紛紜。

　　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了由費正清等主編的《總稅務司在北京》一書,中國最後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裏有這樣一段話:“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黨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及120噸銀元,從上海國庫轉移到台灣。”

　　李度的文章後來被廣為引用,他所說的80噸,相當於260萬兩黃金。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俠回憶,央行的黃金實際上是分兩次運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從上海運走了200.4萬兩黃金,由海軍“美盛號”護航,直接由上海運到基隆。第二船次,57萬兩黃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萬塊銀元,是1949年1月2日淩晨由“美朋號”護送,在廈門登陸,後來轉運台灣。


　　運送黃金的“海星號”,是上海江海關海務部門裏四艘較大型的緝私艇之一,是美國“二戰”後退役的獵潛艇。為什麽要選擇海關的船隻而非軍艦運送,我推想,除了在熱鬧的外灘江邊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國民黨高層已經認為海軍不可靠了。因為國民黨海軍內部派係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黨的滲透,從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時間,國民黨政府的海軍共有90多條軍艦起義,連這次護航的“美盛號”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當時避免用軍艦運,這種考慮是非常必要的。

　　“海星號”船員起初也並不知道自己運的是什麽,有一次在起吊時不小心將木箱跌碎,才發現運的是黃金銀元。在海關潛伏的地下黨於是動員船員拒絕再為國民黨運黃金,所以父親經手的那筆黃金,才又“冒險”啟用軍艦運送。

　　黃金運到台灣,必須有保存地。因為當時中央銀行在台灣沒有分行,隻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號”到基隆,由沈祖同負責點交給台灣銀行的金庫存儲保管。260萬兩黃金保管人名義還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張學良的舊屬,也是劉攻芸的妹夫,但陳誠曾向蔣介石打過密電,告沈祖同“人極滑頭”。

　　需要強調的是,這第一批被轉移到台灣的260萬黃金,是中央銀行的金圓券準備金。名義上仍屬於中央銀行國庫,隻是蔣介石為安全考慮而轉移儲存地點,從性質上講,它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轉移應該有所不同。而此時,父親正在忙著給被圍的杜聿明軍團空投補給品,以及策劃撤離南京之事,所以他應當沒有參與第一批黃金運台。這一次轉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是主要負責人。俞鴻鈞對蔣介石應該是功勞不小,但奇怪的是,他們後來在台灣的關係有些疏離。俞鴻鈞與陳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蔣介石每年替陳誠做壽卻過俞家而不入。蔣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記曾提及,俞鴻鈞不願意就任中行總裁,不辭而別,離開廣州赴香港,“頓感悲戚”,等到台灣局勢穩定之後,俞鴻鈞的家人才從香港搬到了台灣。也許這令蔣介石對其耿耿於懷?


　　持續運金

　　蔣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那一天,父親正在台北。他與陳誠一起坐飛機,本來計劃飛南京,但到了浙江富陽上空,突然得到命令改飛杭州,15時20分到達杭州筧橋機場後,父親才知道“大局劇變矣”。

　　在杭州,父親見到了專程從南京飛來的蔣介石——我推測,蔣介石在宣布辭職後,第一批見的人就是陳誠和我父親。父親在日記裏形容“老先生甚安詳”,但並沒有記述他與蔣介石會麵的具體內容,不難猜測的是,蔣介石肯定向他詢問黃金轉移之事。我想,蔣介石“安詳”的背後,也是因為仍保留國民黨總裁一職的蔣介石,雖然在表麵上隱退回溪口老家,但仍以無線電台的電訊及密碼控製著軍政,也牢牢掌握著國庫黃金向台灣轉移之事。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1949年2月,解放大軍已逼近南京浦口。在蔣介石的施壓下,繼俞鴻鈞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劉攻芸不得不同意繼續將中央銀行的黃金轉移出去。1949年2月7日,12萬兩黃金被民航飛機運到台北,但不知為何走漏了風聲,香港的《華商報》登載了此消息。擔心李宗仁會出麵阻擋,蔣介石指示出動軍機,在2天內將剩下的48萬兩黃金運送完畢,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衣複恩都出麵執行了此項任務,可見蔣介石對此事的重視。

　　這就是第三批運台黃金。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一樣,第三批黃金也並沒有正式入賬,都成了財務署掌控的絕密軍費黃金。在這一時期的日記裏,蔣介石對阻撓黃金轉移的劉攻芸非常惱怒,也很不放心。1949年6月曾留學英美的劉攻芸下台,1950年離開台灣赴新加坡,直到1973年病逝。

　　此時中央銀行轉移黃金之事,已經曝光。黃炎培的次子黃競武當時在中央銀行任稽核專員,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黃競武開始有意識收集中央銀行把庫存黃金、白銀、美鈔、英鎊偷運台灣的資料,並暗中和銀行職工聯合發動罷工拒運,為特務偵悉。1949年5月12日,黃競武在外灘中央銀行辦公室4樓被國民黨特務綁架,5月1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8天夜間被絞殺。黃競武的遇難也加重了央行副總裁李立俠的震驚和疑懼,他開始接受中共地下黨的指揮,反對將央行檔案隨國民黨政府轉移到廣州。


　　1949年5月初,上海也岌岌可危,蔣介石決心將上海國庫的最後一批黃金白銀取走。5月14日,父親專程從廣州飛到上海處理。第二天清晨,他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飛到大場、龍華、浦東上空視察,隻見到處都是火頭,表示解放軍已在東麵和西麵合圍了上海。下了飛機,正好遇見奉蔣介石之命、從台北飛來的蔣經國。在他們的運作下,由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出麵,向中央銀行下手令,“除暫留5000兩黃金、銀元30萬元外”,“其餘即移存於本部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就是台灣。

　　從5月18日開始,近20萬兩黃金和120萬塊銀元被陸續用艦船運走。還有少量銀元和銀錠沒來得及運走,就散亂地在扔在碼頭上。其中運送黃金的105號登陸艇,出了吳淞口後還發生起義事件,結果兩天航程走了兩周。這第四批運台黃金也是秘密軍費,歸到父親的財務署掌管。不過也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批黃金應該有40萬兩,其準確數字,目前尚無定論,因為當時兵荒馬亂,運送的軍艦和船隻至少有12艘,在炮聲隆隆中,都是裝載滿就開航,無人監運,也無人記錄。眾所周知,湯恩伯在50年代想擅自飛到日本,被蔣介石知道後派人將他強行拉下飛機,經查他早花了幾萬美元在日本買了處豪宅,這是否與這20萬兩的差額有關,目前尚不得而知。

　　1949年8月,國民政府分兩次、每批10萬兩的黃金到台灣。總數為20萬兩黃金中的10萬餘兩被運到廣州,作行政費用,剩下的9萬多兩被用做軍費。從時間上看,這是第5批和第6批。蔣介石親自運作的黃金大轉移,至此畫上句號。

　　蔣介石轉移國庫黃金,對外,是防止落入共產黨手裏,對內也是怕落入李宗仁等桂係手裏。蔣經國寫過一本《我的父親》,其中寫道:“……父親(注:蔣介石)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

　　蔣經國在這本書裏還提到一件事:把黃金運到台灣後,蔣介石又想起,抗戰結束後從一些漢奸手裏沒收來的一箱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於是命令蔣經國再回到上海,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聞知此事的李宗仁立即下令不準移動這箱珠寶,還將管理保險箱的人支到香港,讓蔣經國無法取出。

　　蔣經國回憶:“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兩黃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台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來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隻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蔣經國的這本《我的父親》曾公開出版過,但不知道為什麽,後來又都收了回去。幸而他送給我父親的這本成了“漏網之魚”,讓我在幾十年後看到了蔣介石與桂係為黃金之事進行的明爭暗鬥。

　　黃金賬單

　　1948年底,第一批黃金白銀是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運出的,不僅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的對手桂係不知情,他最大的“敵人”中共也絲毫不知。大家完全沒想到:7個月前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已經在做逃亡台灣的準備。

　　那麽,第一批260萬兩黃金運台以後到哪裏去了?根據台灣大溪檔案,這筆黃金最大的一筆,是1949年6月15日,陳誠以“台灣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萬兩黃金和1000萬美元,做了2億新台幣發行的準備金。

　　第二批黃金運到廈門後,經財務署清點發現多出9萬多兩。父親在日記裏批評“央行糊塗至此”。其實這也並不是央行的粗心,因為這些黃金都是用金圓券兌出來的,計算上肯定有誤差。而且這筆黃金又是用軍艦運的,數量也不會那麽精確。而第一批是用海關的艦運的,所以數字很精確。父親向蔣介石請示,如何分配這多出來的錢——每一筆軍費的支出,當然都經過蔣介石的最後核準。

　　我在父親的日記裏發現,在廈門負責提調這筆黃金的,是財務署的李光烈。李光烈我很早就認識,到了台灣後,他一直擔任財務署總務科長一職,逢年過節時他會到家裏來拜年,我們家裏有什麽雜事,比如房子漏了之類的,都會去找這位“李科長”。我怎麽也沒有想到,他也參與了黃金運輸。

　　1997年,我走訪了李光烈,李光烈告訴我,當時他手裏有個密碼本,專門接受我父親密電,父親需要提出多少金銀,就發密電給他。他接到密電後,立即到鼓浪嶼提出金銀,然後將金銀分送到前線各主要據點。

　　值得一提的是,從1949年5月到8月,存於廈門的這筆黃金白銀的支出,在台灣“中央銀行”檔案裏都沒有記錄,目前所能找到的,是大溪檔案裏、現存台北“國史館”的隻有“廈行撥交吳嵩慶黃金”這樣一個總數和粗略記載。而在父親的日記裏,他每筆支出都有向蔣介石詳細匯報的記錄,但或許蔣認為這是他秘密的軍費藏金,不願讓其他任何人知道此事,因此也未將父親的報告入檔。台北“國史館”後來應我的要求,找到了父親在1949年12月5日在成都“上‘蔣總裁’”的軍費報告,一共有3頁。報告上麵有蔣介石親筆批的“存”字。這是在蔣介石檔案發現的唯一一份與此有關的資料。


　　第二、三、四批黃金,都是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取出來的,作為這筆“軍費”的保管人,父親其實已經掌握當時全國國庫裏絕大多數的金銀外幣。所以他的地位也極為特殊,連中央銀行都要通過蔣介石向財務署貸款。而這些黃金的運用,則完全由蔣介石一人所控製,即便是時任的財政部長徐堪也無權調用。而蔣介石調用黃金的指示完全是口頭的,沒有任何文字記錄,隻有蔣介石和我父親兩人知道。

　　為支付各地軍費財務和金銀運輸,父親乘坐老式軍機,頻頻出入各地,這些飛機都是“二戰”的剩餘物資,戰亂中飛機保養更是不足,為了趕時間,隻要加滿了油就飛。在這之前兩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來3架民航機,不到一個月後在上海與重慶又掉下來3架。父親是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一切自有天意,上了飛機就呼呼大睡。現在想起來,還真是為他捏把汗。還有一次,父親從杭州飛南京,起飛後,“飛行員孫君找不到南京目標,至12時半在常州機場降落,略問鄉人後,又起飛……”機師要問鄉人後方知方向,真可列入近代版《拍案驚奇》。

　　父親在日記裏提到一件事,1949年8月初,他接到蔣介石電話,要他把剛剛運往蘭州的5萬兩黃金追回一部分。既要完成任務,又怕馬步芳多心,父親左右為難。還沒等父親采取行動,8月25日,解放軍攻占蘭州,馬步芳逃到重慶,蔣介石白白丟掉了5萬兩黃金。這一大筆黃金大概有一部分進了馬步芳個人口袋,後來馬步芳到台灣不久,就溜到中東去鬧桃色新聞,搞得當地華僑怨聲載道。

　　國共內戰到了後期,金圓券實際上已經一錢不值。要維持國民黨軍隊的軍心,也必須靠黃金、銀元這些“硬通貨”。但從後來的情況看,國民黨不少黃金軍費就這樣打了“水漂”。1949年9月,父親的日記記載,財務署還往迪化(烏魯木齊)運了兩架飛機、近10萬兩的黃金。9月26日,新疆的陶峙嶽部隊便宣布起義。

　　1979年香港《文匯報》曾登載過這樣一條消息:1959年4月,新疆的地質考察隊,在羅布泊荒原上測量時,意外地發現了4具屍體,其中一具屍體下壓有“國民黨時期的巨額黃金券”——也就是一錢不值的金圓券,同時,在他身下還發現一個裝有5公斤黃金塊的袋子……這些黃金大概就是財務署運補新疆陶峙嶽部隊的。

　　財務署掌管的這筆經費,其實也成了蔣介石的“小金庫”。1949年7月,蔣介石曾到菲律賓參加過碧瑤會議;8月又赴南朝鮮與李承晚會談。父親的舊屬趙誌華告訴我,赴這兩個國家所需旅費及購買禮物等的近16萬美元開支,都是從財務署管理的軍費外匯裏支出的。另一位曾在財務署工作過的董德成也告訴我,蔣介石到台灣“複職”後,他也用這筆外匯應付一些額外的需要,比如轉撥給他喜歡的親信一筆錢,資助其留學或創業等。我後來發現,台灣有名的《聯合報》的創業資本,也是蔣介石從這筆錢裏劃撥的。這些由蔣“總統”直接支出的費用,還曾惹得“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不高興。父親在日記裏說:陳誠對他“頗有微辭”,我猜想跟這個“小金庫”的存在有關。


　最後的軍費

　　到了1949年秋天,國民黨在大陸基本上大勢已去,但是台北財務署保管的黃金還是繼續往各地區輸送,作為蔣介石信任的一名國民黨將領,父親以自己的方式,向他效忠的政權做最後的挽救努力。

　　父親是11月17日從台北飛到重慶的,當時的重慶已是一片亂象,國民黨內部也是各自為自己打算盤。11月26日,父親向他的老同事、時任重慶空軍第五司令晏玉琮請求派飛機送一批同仁眷屬到台灣,晏玉琮要求“借現洋1萬元”作為交換條件。父親也隻好答應。在解放軍攻入重慶前,晏玉琮下令將停在機場上的4架驅逐機和6架高級教練機一並炸毀,這讓蔣介石痛心不已。晏玉琮到了台灣後即轉任副職,在空軍的前途就此終止。

　　11月28日,解放軍已攻占重慶南部的綦江,15兵團司令羅廣文隻身逃脫到重慶。當天下午,蔣介石在蔣經國、俞濟時陪同下乘車巡視重慶市區,沿途車輛擁擠,交通混亂,憲兵、警察已經無法維持秩序。第二天,情勢對國民黨更加不利,重慶除西北麵外已完全被解放軍包圍,市民們都爭相出城逃避。當天董德成等人奉命從重慶往成都撤,他後來向我回憶,當他們出城時,正好遇到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乘坐幾輛黑色轎車,視察警備司令部,但是出城的人潮洶湧,無奈之下,蔣經國和“總裁辦公室秘書室主任”黃少穀隻好下車親自指揮交通開進。

　　當天晚上22點,蔣介石下榻的林園後麵槍聲大作,周圍又不斷傳來各兵工廠的爆炸聲,在蔣經國的勸說下,蔣介石決定赴機場宿營。這時,公路上撤退的汽車已擠成一片,混亂不堪,蔣介石的座車在途中被阻塞了3次,無法前進。蔣經國在日記裏回憶,蔣介石隻好下車步行,然後再改乘吉普車,午夜時分才到達白市驛機場,這天晚上是在蔣介石的“中美號”專機上住的。

　　當時為蔣介石開專機的飛行員衣複恩回憶:“……當蔣介石、蔣經國、顧祝同、俞濟時、陳良、吳嵩慶等一行,趕到白市驛機場時,已是11月29日午夜時分。蔣介石一言不發登上飛機,進了艙房,即行就寢。”蔣介石的專機在第二天早上6點才起飛,此時,解放軍已在機場前方20裏。


　　但是,衣複恩的回憶有一個小錯誤——登上專機的人群中並沒有我的父親。

　　11月29日一早,父親和“國防部”次長陳良一起,親自押運60萬銀元到成都。頭天晚上,為了監督清點這60萬銀元他一夜未睡。60萬銀元約16噸,還有財務署自己存的黃金銀元,大概需要8輛大卡車。在炮火連天之際,亂兵難民阻塞的路上,押運這些銀元車,無疑是件有很大風險的事情。

　　到了29日下午,他和陳良接到提前去機場集合的命令,陳良當即離開車隊赴機場,父親堅持留下來等候楊森來取銀元。30日淩晨1點,運銀元的車起程,“在最後兩小時中,炮聲不絕,令人臉無人色”。當蔣介石的飛機起飛時,父親正走到距離機場不遠的公路上,他要親自押運這些車到成都。

　　父親走的是重慶—壁山—銅梁—遂寧去成都,這個路線靠近前線,比較危險,他之所以這樣走,還是為了給在前線的國民黨士兵發餉。沒想到,這一番“忠誠”卻換來了一個羞辱。到了銅梁以後,後麵的運款車隊還沒到,父親先去見楊森和羅廣文,報告此次送款情形,但“楊甚傲,即言快繳(銀元)而已”。

　　運銀車開得比較慢,一直沒等到,父親於是派人去尋找。20點,父親遇到了楊森,向他報告找車經過,但楊森隻是聲色俱厲地催促他趕緊交出銀元,父親不滿,轉身要走,沒想到楊森開始大聲叫罵,不僅扇了他一耳光,並大喝要槍斃他。楊森身邊的衛士掏出槍對準父親,這時幸虧旁邊的人把我父親拉走。楊森還是不甘心,又派士兵看守,一直到找到銀車繳清了銀元,父親才被解除看管。

　　父親認為此事是他平生的奇恥大辱,後來絕少提及。其實以他的署長身份,本可以不必要親自押送銀元,更不必把銀元直接送到楊森那裏。楊森之所以大動肝火,我猜測,除了軍閥本色外,很可能認為在這兵荒馬亂之即,還有人上門送軍餉,一定來意不會那麽單純,是代蔣介石來“查哨”的。除了驕橫的軍閥楊森外,部分銀元也發給15兵團司令羅廣文。但羅廣文不久就宣布起義。

　　蔣介石與蔣經國等人飛到成都後,久久不見父親歸隊,都以為他已經被俘虜或遭遇什麽不測。直到5天後,父親與他押運銀元的車隊,一起抵達成都。蔣介石知道楊森的舉動後大怒,他在日記裏稱這位一生有12位妻妾的四川軍閥“跋扈魯莽”,到了台灣後再也不用楊森。

　　12月6日,財務署還從台北空運5萬兩黃金到成都,補給退敗入川的胡宗南部隊。父親曾經的一位下屬趙掄元回憶,因為這些黃金大多是500兩一塊的大金磚,所以他們緊急送到造幣廠,連夜趕工將大金磚切成一兩一塊的規格,作為胡宗南部隊急待的軍餉。

　　12月7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成都等候劉文輝、鄧錫侯來開會,等了一下午不見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劉、鄧兩人已與中共代表聯係好,準備起義。這一天也是父親在大陸的最後一天,登機時,因為人太多,隻得將行李拋棄,他留在成都的5萬兩黃金,以後也沒人提起過,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裏。

　　1949年12月10日14點,蔣介石乘專機從成都飛到台灣,從此再也沒有踏足大陸。這一天,盧漢在雲南通電擁共。此時國民黨政府已幾乎完全被逐出大陸,但當時海南島及舟山群島仍控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財務署還向海南島等地運送金銀,大概是期望這部隊還能堅持一陣子。到了12月14日,父親在日記上寫“空軍認為(運款)赴滇都不可能”,國民黨在大陸的軍費支出,就此永遠畫上句號。

　　我的父親

　　時隔60餘年再來看黃金運台的那些秘密檔案時,一個問題也一直縈繞在我腦海裏:蔣介石為什麽對父親如此信任?

　　父親是浙江寧波鎮海人,生於1901年陰曆正月初九,這一天是地藏王菩薩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總是被鞭炮聲吵醒,像是為他祝壽似的。我的祖父吳吉三,受維新思想影響,在家鄉興辦教育。為了解決辦學經費,祖父曾將祖產的一艘豐泰帆船出讓,所得6000金作為學校經費。

　　在家鄉鎮海完成初級教育後,16歲時父親進入寧波一所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3年後轉入上海滬江大學的高中部,1925年,父親從滬江大學商科畢業。

　　1926年,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打到上海,在別人介紹下,父親進入上海龍華衛戍司令部任少校秘書,司令官是白崇禧。次年6月又加入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但北伐軍到了保定以後,指揮部取消。在蔡元培資助下,父親到巴黎大學法科附屬市政學院就學。

　　1931年夏天,獲碩士學位的父親回國,不久,經留法同學汪日章推薦,來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機要室做機要科長,開始了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生涯。他的踏實肯幹很快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不久就晉升中校密電股長,掌管蔣介石與全國政要將領間密電本的編製與配發,並協助“黑室作業”,即蔣的侍從室著名於世的密電室。

　　此後,父親職位幾經變化,他在國民黨的空軍也工作了整整10年,由此也與宋美齡熟悉並建立了良好關係。我想,蔣氏夫婦能同時信任我父親,除了父親勤勉謹慎的個性外,也與他是基督徒又是蔣介石的寧波老鄉有關。此外,父親的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麵也是侍從室“中正學校”嚴格訓練出來的,所以雖然古板木訥,但對於蔣氏夫婦來說,卻是一位忠實可靠的人,是一位“能吏”。

　　我是1939年在成都出生的,從我有記憶起,家裏生活就很拮據。由於營養不良,當時不到3歲的妹妹興靜一天早上起來腹瀉發燒,晚上請來醫生,被診斷為痢疾,次日幫工抱去醫院途中就死了。父親當時任航空委員會的經理處長,相當於中將級主管,如果借部車,當晚送醫院,一定還有得救的。5歲時,我們搬到重慶,全家6口擠在一間房內,衛生、營養都很差。父親平時工作很忙,我們很少見得著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母親一手打理的。雖然父親當時主管全國軍糧分配,但我們家裏,每餐也都吃發黴、含稗石的配給米,幾乎沒有什麽下飯的菜。因為衛生條件不好,我生了疥瘡,全身潰爛,都是母親與姐姐在屋外爛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瘡。現在想起來,我能活到現在,也算幸運了。

　　1943年7月,父親奉命去國民黨的黨政高級班受訓,得到當時任軍需署署長的陳良的賞識,結業後調任少將糧秣司長,從此被納入軍需財務係統,由此而經曆了黃金運台等驚天動地的曆史劇變。

　　1945年,父親被湖北省主席王東原請去當財政廳長,在他3年的任期內,我們家經濟上並沒有什麽改善。我還記得在武昌的大雪天裏,我們幾個小孩子還是穿著母親親手納底的棉鞋,雪地裏一走,都濕透了,每年冬天雙腳一定生凍瘡。

　　1949年5月16日,到上海安排第四批黃金運台的父親,送一份文件到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公館。周至柔是父親的多年老友,他隨口問我父親:“你的家眷呢?”父親告訴他還在上海。周至柔說:“趕快走,川沙今早已經‘陷落’了!”川沙在上海東南麵海邊,表示上海的國民黨軍隊除了海、空路以外,陸路已完全斷絕了。

　　父親在中午時分趕回家,跟母親一說,母親不到兩小時就收拾好簡單行李,坐吉普車去江灣軍用機場。我記得那天天有點陰,一路上都是此起彼伏的炮聲。我們所搭載的是C-47型飛機,飛機過道靠機門邊上,都是小木箱,裏麵裝的是炮彈,除了我們這一家人,就是一批炮彈。以父親當時總管軍費、掌握實權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屬“早離危地”,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別人去提醒,有點不可思議。而我的3位哥哥,就此留在了大陸。

　　從1949年直到1962年,來台灣最初的13年,他還一直是擔任財務署長,雖然職位再也沒有往上升過,但他還是兢兢業業地做自己的事情。曾經的同僚一個個都飛黃騰達,他在日記裏從無半句怨言。

　　粗略地算起來,父親當年經手的“軍費”黃金市價在2億美元以上,但這個“肥差”卻絲毫沒有讓我們家受益。1957年,在台灣的大專聯考中,我的分數距離第一誌願台大醫科隻差1分,那時也可以選擇去剛成立的一家私立醫學院就讀,但我們家根本負擔不起5000元台幣、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學費,最終我隻好到台大讀了並不喜歡的牙科。

　　1964年,65歲的父親一次性領了新台幣10萬元——時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與國民黨政府的一切養老福利絕緣。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學,父親向蔣經國負責的“國安局”借了約1500美元做旅費和生活費。來美不到一年,母親寫信說已經來討債了,父親很感慨地對母親說:“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討債!”幸而當時我在大學有每月200美元的獎學金,省吃儉用,還了此款。

　　1949年以後,奶奶、姑姑還有我的3個哥哥,都留在大陸,但父親從來不表露自己的內心情感,他的日記還是以記錄每天的工作為主,幾乎沒有涉及他個人情感的內容。

　　1973年左右,我回台北探親,有一天我和父親在外麵散步,父親突然有些神秘地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原來是留在大陸20多年無音訊的大哥的親筆信。那時候政府官員與大陸親友私下通訊是犯台灣當局大忌的。父親告訴我,前些時候他在東南亞旅行時,香港一位滬江大學的老同學跟他聯絡,說是周恩來總理“向他致意,並希望他為兩岸和平統一盡份力”。其實,周恩來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國,父親是1928年以後才去的,兩人並未在法國相遇或認識過。父親告訴這位老同學,如果周恩來真有誠意,可否讓他大陸的3個兒子來香港見見麵,而父親也把在泰國的行程臨時縮短,提前趕到香港。見到了老朋友時,才知道我的3個哥哥來不及辦手續,無法趕得上來港會麵,但他帶來了我大哥的親筆信。大哥在信中說他在大陸生活很好,兩位弟弟也很不錯,總之,都平安無事。

　　父親告訴我,他已向蔣經國先生報告過此事,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隻是搖頭說:“共產黨真是無孔不入!”我把大哥的信帶返美國,從那時就開始不斷通信,知道大陸兄弟的情況,讓父母親安心不少。

　　1991年,離開大陸40多年的父親決定回寧波鎮海老家看一看。祖父在家鄉辦的延陵小學還在,父親還去捐了錢,與他的兩個妹妹也見了麵,這一次旅程非常圓滿。從上海飛到香港的當晚,父親還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我一切都好,讓我放心。沒想到,從香港飛回台北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感覺不好,發現手一直在抖。在醫院吃完晚餐、去做CT的過程中,人就過去了。這距離他從老家回來還不到24小時。我想父親也是心願已滿、無疾而終吧。

　　父親去世後,我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他一生的積蓄款項,包括他30年的軍職,11年擔任台灣最大的鋼鐵公司之一的唐榮鋼鐵公司的董事長,以及最後12年在一家私營機構任董事長的收入,全部財產是現金300萬元新台幣,也就8萬多美元,我母親手中也有約同數的積蓄,這就是他倆一生的財產,也是母親賴以維持餘生的錢,後來省吃儉用10年,到百歲高齡。這點積蓄,而其他無任何房產,這也許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黃金之謎

　　巨額金銀以百噸千噸計、輾轉運送千裏的事件，在中國曆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蔣介石最初秘密運作此事，是怕李宗仁知道後向他要這筆黃金；到了台灣以後，大家都知道蔣先生不願意提此事，久而久之，黃金運台，便成了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關於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總量，曆來是個模糊不清的數字。1954年4月，有位記者在台北訪問曾任央行總裁的俞鴻鈞，中央銀行運台灣黃金究竟價值多少，俞鴻鈞沉吟片刻後回答：“很難以清點決定。”台灣當時的“立法院”、“監察院”和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展開調查，最終也不了了之。黃金運台事，不但在國民黨這邊一直沒有一個明晰的說法，在中共方麵，我想因為建國之後，也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這上麵，它在兩岸之間都成了一筆糊塗賬，我之前也和很多研究民國史的專家探討過此事，都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數字。更有甚者，1948年9月至10月間，用金圓券收兌民間黃金、銀元、外幣的賬冊完全消失，而所公開的數目顯然過低。因而，央行黃金總賬到今日都無法全部公布，隻有不完整的收入與支出略賬。

　　當年國民黨政府究竟帶了多少金銀美鈔到台灣？關於這個問題，外界普遍引用台灣“監察院”在1949年發布的一個數字：“……中央銀行在2月底有390萬兩黃金，此外尚有7000萬美元外匯，及足夠鑄造7000萬美元的銀子。”從目前發現的材料看，當年運往台灣的黃金一共有400多萬兩，其中140萬兩又“回到”大陸各地——50萬兩左右用於內戰軍費開銷；60萬兩左右用於國民黨在大陸的行政開銷。留在台灣的黃金，大約350萬兩左右，相當於當時台灣地區800萬軍民每人平均分到1英兩黃金或50美元。這些黃金一部分用到了支撐“新台幣”發行的幣信上，另外一部分作為“新台幣”的準備金，穩定了當時的台灣金融，也使台灣渡過了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飄搖的難關。所以連蔣經國也說：“政府在撥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就不堪設想了。”

　　在幾批運台黃金中，父親經手轉移、密藏在廈門的這筆軍費黃金，更是“機密中的最高機密”，兩岸的“中央銀行”檔案都查不出相關記錄。最近，台北“國史館”給我提供了一批最新資料，其中一份是俞鴻鈞1955年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了藏在廈門的這筆黃金的準確數字：155萬兩。內戰結束時，財務署還剩下103萬兩——這表明，在這筆秘密軍費中，有50多萬兩被用於內戰。


　　俞鴻鈞的報告還顯示，財務署最終將這剩下的103萬兩黃金交還給台灣銀行，兌換成新台幣，給部隊發作軍餉。

　　應該說，這筆黃金的來源並不光彩，因為其中大部分是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從老百姓手裏收回來的。發行金圓券的本意是為了挽救財政經濟危機。但結果卻是大量黃金被收歸國有，老百姓手中的金圓券卻一路狂貶。我做了一個粗略計算：政府當初兌換這150多萬兩黃金，花費了10億金圓券，而到了1949年7月，這10億金圓券竟然連1美元都換不來。老百姓被掠奪成這個樣子，這個政府又如何能不倒台呢？

　　我曾經看到一份資料說：當年蔣介石攜700萬兩黃金跑到台灣。根據我的研究，這種說法並不準確，應該是350萬兩的黃金，其他是價值350萬兩黃金的白銀和外匯。抗戰爆發前，中國的黃金儲量也從未到達700萬兩；抗戰勝利後，據公開的數字，黃金儲量已不到600萬兩——當然這個數字是否準確也有待於日後進一步挖掘。

　　此外，“中華民國”還要維持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還要交聯合國會費，這都需要外匯，這筆開支和那些黃金之間究竟有什麽關係，將是我研究的下一個課題。

　　李登輝在2004年曾信口開河地說過這樣一番話，頗引海內外人士的注意：“不要以為台灣今天的繁榮是國民黨抵台時運來了960萬兩黃金，事實上沒那個事！那艘船（注：指“太平輪”）從南京來台灣時，早在揚子江口就沉了……”

　　1949年1月27日，從上海開往台灣的“太平輪”在夜間航行時，與另一艘輪船“建元號”相撞之後沉沒於舟山群島附近，近千人喪生，其中包括華裔神探李昌鈺的父親。後來有一些文章說，一些黃金也跟隨“太平輪”沉沒於海底。但在我看來，“太平輪”上不可能有黃金。我想，運黃金之事非常重大，以常識推斷，也不可能用有1000多位乘客坐的這麽擁擠的船運黃金。但是，“太平輪”上卻有央行的1200多箱文件被海水吞沒。6位押運員僅幸存一個。且不說李登輝所說的960萬兩這個數字是否準確，事實上，“太平輪”根本就沒有運載過黃金。

　　另外，我在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查到：中央銀行的重要檔案是在1948年6月以前裝箱上船；6月以後的則直接運送廣州。所以我認為，“太平輪”上也並沒有重要的檔案和賬目明細。不過，這艘船上應該還有些白銀。“太平輪”就沉在白節山小島附近，也許未來還可以去打撈，來證明我的推測。

　　關於黃金的事情，最有意思的一件是，2009年12月初，在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剛剛發現了蔣介石的5封私人信件。最後一封寫於1949年5月23日，即上海解放的前4天，蔣介石親筆寫信給湯恩伯（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陳良（時任上海代理市長）、陳大慶（時任上海防衛司令）、石覺（時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局令）這4個人。信中說，留2萬兩黃金和100萬塊銀元給“共匪”。可最後，湯恩伯隻留了6000兩黃金和30萬塊銀元。隻是不知道湯恩伯是借此表示他對蔣介石的“忠誠”，還是他在裏麵“中飽私囊”。

　　迄今，這些從上海運到台灣的黃金大致還剩下100萬兩左右，目前保存在台灣的“文園國庫”。最重要的是，這些黃金本來屬於全中國人民，必須得給兩岸人民一個交代。怎樣把這件民怨很大的事情圓滿解決？這是個重要議題。100萬兩黃金，本金價值10億美元，算1分利，每年利息也有7000萬元人民幣。我的建議是，這部分黃金的利息，可以用來成立促進海峽兩岸教育的“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用於教育，而且不動用本金，這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我的黃金研究還將繼續下去，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來推動這個基金的早日成立，從而進一步促進兩岸的交流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