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 艾倫•貝蒂 2010-03-16
全球貿易領域高度緊張。全球貿易戰的鼓聲越來越響亮。一些觀察人士不安地審視著未來，搜尋可能引發全球戰火的事件，類似於當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
實際上，所有人都應該深呼吸，讓自己冷靜下來。盡管否認爆發衝突的風險很嚴重將是愚蠢的，尤其是匯率相關問題，但迄今我們所見到的隻是相當平常的對貿易緊張的管理。沒錯，在有關中國長期壓低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是否應對全球失衡負責這個問題上，中美彼此激烈指責對方。但就目前而言，正如華盛頓資深律師加裏•霍力克(Gary Horlick)所言：“中美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心照不宣的協定：不會就匯率問題開打（法律）戰，同時讓律師通過訴訟解決其它所有事情。”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那些想要危言聳聽的人，可將大型貿易國家（尤其是美國）描述為深陷訴訟和衝突的糾纏。就在上周，巴西在針對美國補貼國內棉花業者的行為向WTO申訴取得成功後，再次威脅要對美國進行WTO授權的貿易製裁。美國迄今仍未遵守上述裁決。去年，由於美國未能遵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關於允許墨西哥在美經營卡車業務的裁決，墨西哥對美國實施了類似製裁。中美之間訴訟不斷，中國禁止美國對華出口肉雞，並就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對中國輪胎開征緊急關稅這一有爭議的決定向WTO提起申訴。
所有這些可能看起來很可怕，但實際上基本都在意料之中。各國對反傾銷關稅之類貿易限製的使用一直相當克製。上周WTO和其它國際機構發布的監測報告顯示，各國實施此類限製措施的增速在去年底實際上有所放緩。事實證明，那些預計美國對中國輪胎開征關稅將引發大量類似措施的人是錯誤的——要麽因為請願者難以達到所需的證據標準，要麽因為他們相信，美國政府將會因擔心麵對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指責，而阻止未來措施。
盡管全球貿易所有問題都可以交給律師解決這個說法有些誇張，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訴訟並非作為最後手段的“核選擇”，而隻是管理貿易關係的工具之一。曾將每一場法律挑戰視為開戰的中國，對訴訟已經老練多了。
匯率問題也是如此。中國總理溫家寶近日的表態突顯出，該問題無疑是全球貿易中最嚴重的引爆點，但值得記住的是，美國難以就此采取任何措施。
一個熱議的選擇是在美國一年兩次的匯率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下一份報告定於4月中旬發布）。但即使如此，也隻能促使美國財長與中方談判，而他本來就在這麽做。這有點像過去羅賓•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表演的單人喜劇保留節目：一個未帶槍的英國警察試圖抓捕一名逃跑的疑犯：“站住，否則……我會再次喊站住的！”
就匯率失調問題向WTO申訴很可能失敗，而且無論如何也會持續數年。剩下的唯一真正手段，就是單方麵對進口中國產品征收關稅，以補償其所稱的匯率低估損失。這將是真的可能破壞戰後全球貿易體係的“核選擇”，但現在看來，美國還沒有絕望到那種地步。美國發生雙底型衰退和失業率進一步大幅上升，也許會改變局麵，但並非眼下。
或許表達出對全球貿易的擔憂是有用的，可以讓人們將足夠的注意力集中於保護主義的風險，使其成為自我否定的預言。但在合理擔憂變成警報和恐慌之前，有必要記住我們迄今見到的不過是日常的小衝突。目前還不是圖窮匕見的時候。譯者/君悅
相關：如何穩定匯率 才能弱化人民幣升值預期
延緩人民幣升值進程符合中國根本利益（一）匯率是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博弈的工具和結果。從拉美國家、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看，匯率主要取決於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和政策取向，“進口替代”的經濟體一般采取本幣高估的匯率，而“出口導向”的則偏向於本幣低估
“出口導向”的日、韓、台灣以及不少東南亞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到一定階段，都在與主要經濟大國和其主要貿易夥伴的博弈中被迫調整匯率。但因把握不好調整的幅度，而不同程度遭受宏觀經濟和資產泡沫的衝擊。拉美國家則因 “匯率高估”打擊了出口能力，導致資本外逃，最終不得不采取“肮髒的浮動”。因此，在現實操作中很難找到所謂的“均衡匯率”，一國匯率的真正決定因素是與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貿易夥伴博弈的結果。
（二）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需延緩人民幣升值。日、韓、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在本幣被迫大幅升值階段，基本已實現農村人口轉移和工業化進程，人均GDP都接近或超過1萬美元，因此本幣大幅升值並沒有影響其工業化進程或帶來大的就業壓力。
中國地區間發展極不平衡，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90%以上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也就是說參與經濟全球化並對國際社會及主要貿易夥伴產生影響的也主要是這些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影響較小，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均GDP已經達到或超過1萬美元。
因此，雖然中國還處在農村人口大規模轉移的中期，工業化進程遠未結束，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卻提前受到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對外貿易和順差不斷擴大，目前中國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國，並且即將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升值壓力難以避免，但中國目前還不具備承受人民幣大幅升值後果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要盡力避免“博弈性升值”。 CHN強國網 軍事戰略站
（三）從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收益考慮也要延緩升值。一般認為，本幣升值對一國經濟的影響有利有弊。在大規模出口階段，本幣低估有利於保持出口競爭力，實現本國比較優勢以獲取收益。
到大規模對外投資階段，適當升值將降低投資成本，有利於開拓海外市場，獲得投資收益。也就是說，主要靠出口收益的國家發展到主要靠對外投資收益的階段，本幣適當升值才會利大於弊。目前中國從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的主要收益還是來自出口，而海外投資尚在起步階段。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出口部門的損失無法由對外投資的收益彌補，將弊大於利。
（四）盯住美元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宜之計。理想的匯率製度目標應該是麵對各種“衝擊”時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從理論上說，開放度高的國家及貨幣政策獨立的國家一般選擇浮動匯率製；高通貨膨脹率的國家一般采用固定匯率製，但也會降低生產率的增長。1970-1980年代,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崛起階段,其匯率製度均經曆了從固定匯率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再到自由匯率製的演變。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展，對世界的影響將越來越大，保持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將麵臨諸多壓力。而且，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高和資本項目不斷開放，為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實現更為靈活、更具彈性的自由浮動匯率製度將是必然選擇。盯住美元是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急措施，在危機過去後則要避免應急措施長期化。
短期看升值不利於中國宏觀調控目標實現第一，暫緩升值有利於為中國價格改革預留空間。目前中國資源能源價格形成機製尚未理順，價格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根據以往的經驗，天然氣、水等改革大部分以漲價的方式體現，社會對價格改革導致漲價的預期比較強烈。
加上中國目前已經出現明顯的通脹苗頭，各地還在不斷提高最低工資，離退休人員、事業單位的工資製度改革也都是加工資，加上去年刺激政策的影響，今年通脹形勢將比較嚴峻。一般來講，國內通脹意味著出口產品價格上漲，有利於緩解國際社會對我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人民幣暫緩升值也是為未來中國價格改革預留空間，防止出現各種通脹因素交織疊加，而形成惡性通脹。
第二，企業要求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呼聲很高。中國是出口主導型經濟體，持續和穩定的出口對於中國經濟至關重要。出口企業普遍反映，目前中國剛剛走出危機，穩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利於減少外需下滑對進出口的不利影響，過去一年多，外部需求萎縮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中國出口大幅下滑，2009年出口同比下降16%，雖然後期出口逐月有所複蘇，但整體來看與人民幣盯住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貶值有一定關係。目前，中國外部需求複蘇形勢尚未確立，在內需推動經濟發展效應遞減的情況下，今年穩定和擴大外需的任務將更重。
第三，目前升值有推高資本市場泡沫的風險。升值預期與資本市場泡沫有密切關係。2007年上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半年度 “熱錢”淨流入768億美元。2009年全年新增外匯儲備4531億美元，貿易順差和FDI共計不足3000億美元，可能的“熱錢”流入達1670億美元。從中國資本市場來看，短期國際資本從2009年4月至今持續流入，與同期的股票回暖與房價飆升呈正相關。目前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的情況下，如果選擇小幅、漸進升值，單邊升值預期將更加強烈，刺激“熱錢”流入中國，推動資本市場泡沫進一步擴大。
日本、台灣等經驗也表明貨幣升值易導致資本市場泡沫。台幣兌美元從1∶1983年的1∶40到1992年為25.5，平均每年升6%，同期股市大漲，股指從1985年的600點上升至1990年的13608點，5年上漲23倍。日元兌美元從1985年的1∶250至1995年的1∶78，10年平均每年升值12.4%，其間股市從1985年12月的13113點升至1989年曆史最高點38915點。東京等六大城市的地價，則從1960～1990 年上漲了56倍。至今日本的股市和房市都還沒有恢複曆史高點。
幾點建議
一是穩定匯率以弱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國際“熱錢”一般運作周期短，如3-6個月內無預期收益，則可能會自動逐步流出。建議繼續穩定人民幣匯率一段時間，以半年至一年為宜，降低“熱錢”的收益預期，以弱化當前的升值預期。
二是加大進口以應對國際收支失衡。切實改變中國傳統的 “重出口、輕進口”的思維，改善進口的體製機製環境，清理阻礙進口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等不合理限製。支持擴大進口先進技術裝備、關鍵零部件和國內緊缺物資，適當增加戰略資源的進口和儲備，並考慮對奢侈品等放寬進口限製。
三是下大力氣對外投資以緩解外匯儲備壓力。放寬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的審批程序和外匯使用限製。設立“海外產業投資基金”，支持企業在中國急需的能源資源、先進技術領域亦拓展海外營銷渠道和品牌建設方麵布局。設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增長基金”，為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援外優惠貸款或給其貿易信用機構提供優惠買方信貸，以及參與國際組織或多雙邊組織的資金援助項目。
四是中長期考慮升值預期弱化時調整匯率及其形成機製。保持穩定匯率半年至一年後，在人民幣升值預期有所弱化時，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要求，相機調整匯率及匯率形成機製。(馮悅)
全球貿易領域高度緊張。全球貿易戰的鼓聲越來越響亮。一些觀察人士不安地審視著未來，搜尋可能引發全球戰火的事件，類似於當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
實際上，所有人都應該深呼吸，讓自己冷靜下來。盡管否認爆發衝突的風險很嚴重將是愚蠢的，尤其是匯率相關問題，但迄今我們所見到的隻是相當平常的對貿易緊張的管理。沒錯，在有關中國長期壓低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是否應對全球失衡負責這個問題上，中美彼此激烈指責對方。但就目前而言，正如華盛頓資深律師加裏•霍力克(Gary Horlick)所言：“中美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心照不宣的協定：不會就匯率問題開打（法律）戰，同時讓律師通過訴訟解決其它所有事情。”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那些想要危言聳聽的人，可將大型貿易國家（尤其是美國）描述為深陷訴訟和衝突的糾纏。就在上周，巴西在針對美國補貼國內棉花業者的行為向WTO申訴取得成功後，再次威脅要對美國進行WTO授權的貿易製裁。美國迄今仍未遵守上述裁決。去年，由於美國未能遵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關於允許墨西哥在美經營卡車業務的裁決，墨西哥對美國實施了類似製裁。中美之間訴訟不斷，中國禁止美國對華出口肉雞，並就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對中國輪胎開征緊急關稅這一有爭議的決定向WTO提起申訴。
所有這些可能看起來很可怕，但實際上基本都在意料之中。各國對反傾銷關稅之類貿易限製的使用一直相當克製。上周WTO和其它國際機構發布的監測報告顯示，各國實施此類限製措施的增速在去年底實際上有所放緩。事實證明，那些預計美國對中國輪胎開征關稅將引發大量類似措施的人是錯誤的——要麽因為請願者難以達到所需的證據標準，要麽因為他們相信，美國政府將會因擔心麵對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指責，而阻止未來措施。
盡管全球貿易所有問題都可以交給律師解決這個說法有些誇張，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訴訟並非作為最後手段的“核選擇”，而隻是管理貿易關係的工具之一。曾將每一場法律挑戰視為開戰的中國，對訴訟已經老練多了。
匯率問題也是如此。中國總理溫家寶近日的表態突顯出，該問題無疑是全球貿易中最嚴重的引爆點，但值得記住的是，美國難以就此采取任何措施。
一個熱議的選擇是在美國一年兩次的匯率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下一份報告定於4月中旬發布）。但即使如此，也隻能促使美國財長與中方談判，而他本來就在這麽做。這有點像過去羅賓•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表演的單人喜劇保留節目：一個未帶槍的英國警察試圖抓捕一名逃跑的疑犯：“站住，否則……我會再次喊站住的！”
就匯率失調問題向WTO申訴很可能失敗，而且無論如何也會持續數年。剩下的唯一真正手段，就是單方麵對進口中國產品征收關稅，以補償其所稱的匯率低估損失。這將是真的可能破壞戰後全球貿易體係的“核選擇”，但現在看來，美國還沒有絕望到那種地步。美國發生雙底型衰退和失業率進一步大幅上升，也許會改變局麵，但並非眼下。
或許表達出對全球貿易的擔憂是有用的，可以讓人們將足夠的注意力集中於保護主義的風險，使其成為自我否定的預言。但在合理擔憂變成警報和恐慌之前，有必要記住我們迄今見到的不過是日常的小衝突。目前還不是圖窮匕見的時候。譯者/君悅
相關：如何穩定匯率 才能弱化人民幣升值預期
延緩人民幣升值進程符合中國根本利益（一）匯率是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博弈的工具和結果。從拉美國家、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看，匯率主要取決於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和政策取向，“進口替代”的經濟體一般采取本幣高估的匯率，而“出口導向”的則偏向於本幣低估
“出口導向”的日、韓、台灣以及不少東南亞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到一定階段，都在與主要經濟大國和其主要貿易夥伴的博弈中被迫調整匯率。但因把握不好調整的幅度，而不同程度遭受宏觀經濟和資產泡沫的衝擊。拉美國家則因 “匯率高估”打擊了出口能力，導致資本外逃，最終不得不采取“肮髒的浮動”。因此，在現實操作中很難找到所謂的“均衡匯率”，一國匯率的真正決定因素是與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貿易夥伴博弈的結果。
（二）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需延緩人民幣升值。日、韓、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在本幣被迫大幅升值階段，基本已實現農村人口轉移和工業化進程，人均GDP都接近或超過1萬美元，因此本幣大幅升值並沒有影響其工業化進程或帶來大的就業壓力。
中國地區間發展極不平衡，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90%以上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也就是說參與經濟全球化並對國際社會及主要貿易夥伴產生影響的也主要是這些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影響較小，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均GDP已經達到或超過1萬美元。
因此，雖然中國還處在農村人口大規模轉移的中期，工業化進程遠未結束，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卻提前受到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對外貿易和順差不斷擴大，目前中國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國，並且即將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升值壓力難以避免，但中國目前還不具備承受人民幣大幅升值後果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要盡力避免“博弈性升值”。 CHN強國網 軍事戰略站
（三）從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收益考慮也要延緩升值。一般認為，本幣升值對一國經濟的影響有利有弊。在大規模出口階段，本幣低估有利於保持出口競爭力，實現本國比較優勢以獲取收益。
到大規模對外投資階段，適當升值將降低投資成本，有利於開拓海外市場，獲得投資收益。也就是說，主要靠出口收益的國家發展到主要靠對外投資收益的階段，本幣適當升值才會利大於弊。目前中國從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的主要收益還是來自出口，而海外投資尚在起步階段。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出口部門的損失無法由對外投資的收益彌補，將弊大於利。
（四）盯住美元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宜之計。理想的匯率製度目標應該是麵對各種“衝擊”時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從理論上說，開放度高的國家及貨幣政策獨立的國家一般選擇浮動匯率製；高通貨膨脹率的國家一般采用固定匯率製，但也會降低生產率的增長。1970-1980年代,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崛起階段,其匯率製度均經曆了從固定匯率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再到自由匯率製的演變。
隨著中國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展，對世界的影響將越來越大，保持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將麵臨諸多壓力。而且，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高和資本項目不斷開放，為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實現更為靈活、更具彈性的自由浮動匯率製度將是必然選擇。盯住美元是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急措施，在危機過去後則要避免應急措施長期化。
短期看升值不利於中國宏觀調控目標實現第一，暫緩升值有利於為中國價格改革預留空間。目前中國資源能源價格形成機製尚未理順，價格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根據以往的經驗，天然氣、水等改革大部分以漲價的方式體現，社會對價格改革導致漲價的預期比較強烈。
加上中國目前已經出現明顯的通脹苗頭，各地還在不斷提高最低工資，離退休人員、事業單位的工資製度改革也都是加工資，加上去年刺激政策的影響，今年通脹形勢將比較嚴峻。一般來講，國內通脹意味著出口產品價格上漲，有利於緩解國際社會對我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人民幣暫緩升值也是為未來中國價格改革預留空間，防止出現各種通脹因素交織疊加，而形成惡性通脹。
第二，企業要求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呼聲很高。中國是出口主導型經濟體，持續和穩定的出口對於中國經濟至關重要。出口企業普遍反映，目前中國剛剛走出危機，穩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利於減少外需下滑對進出口的不利影響，過去一年多，外部需求萎縮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中國出口大幅下滑，2009年出口同比下降16%，雖然後期出口逐月有所複蘇，但整體來看與人民幣盯住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貶值有一定關係。目前，中國外部需求複蘇形勢尚未確立，在內需推動經濟發展效應遞減的情況下，今年穩定和擴大外需的任務將更重。
第三，目前升值有推高資本市場泡沫的風險。升值預期與資本市場泡沫有密切關係。2007年上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半年度 “熱錢”淨流入768億美元。2009年全年新增外匯儲備4531億美元，貿易順差和FDI共計不足3000億美元，可能的“熱錢”流入達1670億美元。從中國資本市場來看，短期國際資本從2009年4月至今持續流入，與同期的股票回暖與房價飆升呈正相關。目前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的情況下，如果選擇小幅、漸進升值，單邊升值預期將更加強烈，刺激“熱錢”流入中國，推動資本市場泡沫進一步擴大。
日本、台灣等經驗也表明貨幣升值易導致資本市場泡沫。台幣兌美元從1∶1983年的1∶40到1992年為25.5，平均每年升6%，同期股市大漲，股指從1985年的600點上升至1990年的13608點，5年上漲23倍。日元兌美元從1985年的1∶250至1995年的1∶78，10年平均每年升值12.4%，其間股市從1985年12月的13113點升至1989年曆史最高點38915點。東京等六大城市的地價，則從1960～1990 年上漲了56倍。至今日本的股市和房市都還沒有恢複曆史高點。
幾點建議
一是穩定匯率以弱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國際“熱錢”一般運作周期短，如3-6個月內無預期收益，則可能會自動逐步流出。建議繼續穩定人民幣匯率一段時間，以半年至一年為宜，降低“熱錢”的收益預期，以弱化當前的升值預期。
二是加大進口以應對國際收支失衡。切實改變中國傳統的 “重出口、輕進口”的思維，改善進口的體製機製環境，清理阻礙進口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等不合理限製。支持擴大進口先進技術裝備、關鍵零部件和國內緊缺物資，適當增加戰略資源的進口和儲備，並考慮對奢侈品等放寬進口限製。
三是下大力氣對外投資以緩解外匯儲備壓力。放寬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的審批程序和外匯使用限製。設立“海外產業投資基金”，支持企業在中國急需的能源資源、先進技術領域亦拓展海外營銷渠道和品牌建設方麵布局。設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增長基金”，為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援外優惠貸款或給其貿易信用機構提供優惠買方信貸，以及參與國際組織或多雙邊組織的資金援助項目。
四是中長期考慮升值預期弱化時調整匯率及其形成機製。保持穩定匯率半年至一年後，在人民幣升值預期有所弱化時，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要求，相機調整匯率及匯率形成機製。(馮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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