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轉貼）

原貼鏈接：

http://hi.baidu.com/%BA%A3%C9%CF%C3%F7/blog/item/93d227dfe658d6174854030c.html

《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一、廬山會議與批判彭德懷

2007-12-31 21:00

吳將軍的回憶錄下卷開頭是“文革的前奏”，從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說起。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是毛澤東在黨內發起的一次維護個人權威的打擊壓製黨內不同意見的運動，它以打倒所謂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為代價，成功地阻止了黨內對毛澤東自發動大躍進運動以來倒行逆施的批評、批判，也由於這次黨內鬥爭，毛澤東和中共的左傾政策和路線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廬山會議進行之時吳法憲並未與會，而是和空軍副司令王秉璋赴大連療養，但是吳隨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有些內容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思考。 　　 　　據吳的回憶，廬山會議還未結束時，空軍司令劉亞樓給吳打了電話，異常興奮地告訴了吳會議的一些情況，特別是毛澤東決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亞樓為何對此如此高興？吳認為這主要是彭德懷與劉亞樓關係緊張，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劉亞樓和空軍係統有看法，並常持批評態度。吳舉例說，空軍內部丟失了一個筆記本，記載了空軍後勤部門一部分的“五年計劃”，彭德懷大為不滿，多次指責批評空軍領導，一次還罵到吳的頭上，彭不僅指責空軍，連負責公安的羅瑞卿也一起罵了，甚至將狀一直告到毛澤東處。如果僅僅丟失了一個筆記本何至於彭德懷如此興師動眾地抓住不放呢？吳認為，曆史上彭領導的紅三軍團與林彪領導的紅一軍團曾發生矛盾所致，特別是對當時羅瑞卿、劉亞樓這幾個當事人不滿，以致日後彭德懷借題發揮，在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羅劉等人常持批評態度。 　　 　　羅劉對彭之態度與對林的態度則決然相反，羅劉在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紅一軍團的主要幹部，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就形成了堅定的友誼，林對羅劉二人都大膽使用，充分信任，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共建國之後，林羅劉三人雖不在一起工作了，但還是經常見麵，關係如故。這種在戰爭年代沿襲下來的友情與關係自然異常穩固。林彪上台主持軍委工作，提議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順理成章也，羅劉對林的上台當然高興。 　　 　　據吳的回憶，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黃，也是采取人人發言，個個揭發的方式，劉少奇、陳毅、林彪等相繼發表講話，劉少奇給彭定調為“右傾機會主義”，彭有野心要奪權。然後分組批判彭黃二人。吳對黃克誠的揭發，隻有一條對黃頗有傷害。吳認為黃有本位主義，原來黃在新四軍三師工作時，曾有一些剩餘的黃金，後來黃走到哪裏就帶到哪裏，從東北到天津，後又帶到湖南。吳的本意是，黃應將這些黃金上交給上級部門，而不應一直帶到湖南。然而，這一“揭發”日後卻成了黃貪汙的證據，令黃痛苦不已，實也違背了吳的本意。吳在回憶錄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會議開了幾天後，羅瑞卿來到黃克誠組，厲聲責問黃為何造謠說長征途中羅殺了紅三軍團的人，黃說是鍾偉所言，鍾偉時任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為黃作證的確是羅下令將紅軍中掉隊走不動的人打死。吳法憲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當時隻有鍾偉一人不避個人前途之安危出麵為黃克誠作證。在這種形勢下，吳也不得不“揭發”黃的問題，此後吳還參加了軍委批鬥鄧華、洪學智的會議，吳本人卻沒有再揭發此二人的問題。顯而易見，羅瑞卿在這場批判彭黃的鬥爭中是多麽積極、賣力。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曆史事實。 　　 　　從中共黨內軍內鬥爭的情景來看，所謂揭發的問題大多是牽強附會，欲加之罪，隻要“上麵”將某人劃為“反黨集團”，別人就必須群起而攻之，隻有揭發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現出對黨和對毛的忠誠。吳法憲自己感歎說：“從這麽多年的黨內鬥爭曆史來看，鬥人的和挨鬥的，不過是一種角色的轉換，今天鬥人的人，明天也可以變成挨鬥的。十年動亂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善哉斯言

二、七千人大會與林彪的講話

2007-12-31 21:01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人來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委、縣委等負責幹部，達七千人之多，故稱之為“七千人大會”，這也是中共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超大規模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針對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加以總結，以便清理左的錯誤，統一全黨認識，進一步落實“鞏固、充實、調整、提高”的工作。顯然，這次會議即使不是明確針對毛澤東而來，至少也要針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和政策，扭轉這些人為造成的極左局麵。顯然這次大會的主基調就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而劉少奇帶領一班人搞出來的報告更讓毛澤東如坐針氈，由此，毛澤東開始表態反擊，不僅認為該報告隻看到現象，沒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報告，當場給劉少奇等人一個難堪。　 　　 　　林彪在１月２９日發表了一個講話，對毛澤東大肆吹捧，林彪的講話深得毛澤東的讚賞。林彪這個講話長期以來被人們所詬病，指其為無原則地替毛解圍，實乃為虎作倀。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此事，林彪的講話當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的正確所為。可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背景，即林彪為什麽會在這種場合發表這樣一通講話，林彪的真實想法又是什麽。吳法憲的回憶給了我們一個可信的答案。 　　 　　軍隊作為一個整體雖然有相當一批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但是軍隊代表們的看法與地方幹部就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有明顯的區別。一來軍隊講究紀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沒有上級領導的指示，軍隊代表通常是不會主動發言的。其次，軍隊的主要領導人，包括林彪和幾個老帥們以及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人都對軍隊的幹部們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亂發言。軍隊並未卷進地方的工作，大躍進、大煉鋼鐵都沒有軍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氣”的問題。再次，軍隊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希望林彪出麵講講話，其中不僅有老帥們還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人。吳回憶說：“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隻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曆史關係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

三、羅瑞卿的倒台

2007-12-31 21:02

羅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初起時一件曆史公案。羅瑞卿為何倒台？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直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大陸官方的一致說法是：羅瑞卿剛直不阿，對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惡痛絕，經常抵製林彪的錯誤，引發了林彪的忌恨。為了達到排擠羅瑞卿的目的，林彪借著文革發起之際，趁機倒羅，毛澤東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於是“違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見，拿下了羅瑞卿。這一說法流行於當前的大陸史學界。 　　 　　吳法憲的回憶中有如下史料值得注意： 　　 　　（１）１９６５年秋，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常去上海看望總政主任蕭華，常順便去蘇州造訪林彪，楊與林彪的來往增多。 　　 　　（２）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被突然解職。楊成武兼任軍委辦公廳主任，林楊關係日趨密切。 　　 　　（３）身為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工作繁忙，經常外出，與林彪的關係逐漸疏遠，有些事也自己作主，未向林彪報告，如搞“全軍大比武”等。 　　 　　（４）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末的一天，葉群致電吳法憲，要求吳派空軍飛機將葉從蘇州送去杭州，並囑吳要嚴格保密。事後葉群告吳此行是向毛澤東匯報羅瑞卿的問題。 　　 　　（５）１２月７日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通知吳去上海開會，並將北京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送去上海。但葉劍英未向吳透露會議的內容。 　　 　　（６）吳法憲一到上海，楊成武和蕭華就與吳談話，隨後葉群向吳透露此次會議乃毛澤東所決定，要解決羅瑞卿問題。葉群還透露，林彪對如何處理羅瑞卿一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然毛澤東決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羅瑞卿。葉群還向吳提供一些揭發材料，如羅反對突出政治，對林搞封鎖，逼林交權等。 　　 　　（７）上海會議分為三個組，分別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吳被分在鄧組。由於組內發言冷清，鄧點名讓吳發言，吳不得不將葉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說了一遍。與鄧組的冷清相比較，楊成武、蕭華、葉群所在的組則異常活躍。葉群在會上拋出了一個材料，即羅瑞卿曾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四條意見”：“第一、林總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第二、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第三、林總不要再幹涉軍隊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讓羅瑞卿工作，軍委的事情交羅瑞卿就可以了。” 　　 　　（８）周恩來在會議第三天命令吳法憲派專機去昆明接羅瑞卿到上海，周還特別交代要吳親自掌握好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隻準往東飛，不準往西飛”。吳說“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羅瑞卿跑到緬甸或印度去。” 　　 　　（９）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澤東決定在北京繼續開會，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和楊成武、蕭華組成領導小組，負責主持會議，領導與羅瑞卿進行麵對麵的鬥爭。此時，葉群曾多次打電話給吳，要求吳在會上揭發羅瑞卿，特別是葉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條意見”。吳說“葉群當時打的是林彪的旗號，他們又遠在蘇州，我無法也不敢去林彪那裏辨別真偽。‘一定要在會議上發言’的這個指示，是確實來自林彪，還是葉群假傳聖旨，我真的鬧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吳不願就此事發言，但楊成武則說，“你不講，怎麽向林總交代。”因此，在壓力下吳法憲還是在會上作了發言。 　　 　　（１０）吳法憲最後總結說：“羅瑞卿是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文革’前後被打倒的第一人。單就這件事而言，羅瑞卿的下台，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但下決心的卻是毛澤東。批示羅瑞卿是折中主義的是毛澤東，決定召開上海會議並親自坐鎮的是毛澤東，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判羅瑞卿的是毛澤東，決定撤銷羅瑞卿的軍職，並分別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也是毛澤東。至於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做，我不知道

四、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

2007-12-31 21:04

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９月，解放軍空軍黨委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這次會議是在文革剛剛興起之際召開的，但是卻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軍曆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學術界對此次會議的情況研究甚少，很多書籍對此也語焉不祥，此次事件的另一個主角－－空軍副司令劉震上將的簡曆也回避了這一事件，隻是采取了流行的說法：“劉震在文革期間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雲雲。空軍這次黨委會為何會召開？會議為何持續這麽長時間？其背後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麽？卷進此次鬥爭的空軍上層領導們是如何發難的？事後軍委領導們又是如何平息這場鬥爭？空軍這次鬥爭對日後賀龍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麽作用等等？這些都是人們需要予以認真分析研究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吳法憲與空軍副司令成鈞赴西北地區執行氫彈投擲任務，完成任務後隨即赴西北地區的航校、高炮、導彈和飛行部隊檢查工作。５月底接空軍政委餘立金電話要求吳迅速返京，甚至告訴吳，葉群要餘轉告吳再不回京就會變成“恩克魯瑪”。恩克魯瑪乃西非加納的總統，因為外出訪問，國內發生軍事政變，結果成了流亡總統。吳回京後於６月４日召集空軍黨委常委會，但是卻遭到空軍其他幾位副司令的責難，主要有劉震、曹裏懷、王輝球等人，連成鈞也加入倒吳的行列。這幾人給吳戴上了幾頂大帽子，如“消極對抗《五一六通知》，不組織學習、討論，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劉震等人的要求下，空軍決定召開空軍黨委全體會議。６月６日會議正式開始，劉震等人展開了對吳法憲的批判，同時要求軍委派工作組。吳法憲回憶說“從一開始，參加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人就形成了三派。這裏麵，我和餘立金，以及軍區空軍和空軍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們這派人是天天受氣。劉震、成鈞、曹裏懷、餘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等幾個常委以及軍區空軍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們是天天出氣。張廷發是孤立的，他一個人一派，兩邊都不靠。”批吳會議一個多月後，劉震等人聯名向中央軍委遞交控告信，羅列了二十五條意見，基本上是衝著吳法憲和已去世的劉亞樓而來，大有不將吳拉下馬決不甘休之意。 　　 　　對於空軍內部劉震等人倒吳一事，中央軍委領導卻不以為然，其中以葉劍英的態度最明朗。空軍開會之初，葉劍英就派自己的秘書天天與會，了解具體情況，並給吳打氣，要吳沉住氣，並認為劉震等人的活動屬於“罷官奪權的地下活動”。葉劍英與林彪也經常通氣。７月下旬林彪的意見轉到中共中央最高層，劉少奇為此召開中央常委會，通過了林彪的意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明確表態，認為劉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隨後中央軍委召開常委會，葉劍英、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到會，傳達了中央常委會的指示，批評了劉震等人。吳法憲在葉劍英的指示下作了長篇檢查。林彪也給吳打了電話，要求吳作好空軍內部的團結工作，對劉震等人的批評也要適可而止。最後劉震和張廷發被停職檢查。 　　 　　劉震等人為何在文革初起時就迫不及待地在空軍內部掀起了倒吳運動？吳法憲認為有兩條原因。一是對吳法憲接替去世的劉亞樓出任空軍司令不滿，劉震為中央候補委員，上將軍銜，而吳隻是中將，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劉震對此心有不服；二是劉震等人對劉亞樓不滿，劉亞樓任空軍司令時作風硬朗，頗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時也不講情麵。劉震等人對劉亞樓的怨氣轉向了吳法憲。但是僅僅這麽兩條原因就足以構成劉震等人的倒吳運動嗎？其背後難道沒有更深遠的原因嗎？吳的回憶對此有所涉及。成鈞等原紅二方麵軍的幹部曾向軍委副主席賀龍匯報空軍黨委會議情況，說“空軍的問題很多，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而賀龍則說“這個會，吳法憲、餘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由此看來賀龍對空軍黨委的倒吳行為采取了默許和縱容的態度。成鈞等人後來也寫了材料，由吳法憲和餘立金送交林彪。吳餘二人在送交這些材料時附有一信致毛澤東和林彪，信中認為空軍的會議貫穿了兩條路線，一是林副主席為首的紅線，另一條則是賀龍為首的黑線。 　　 　　現在回首再看空軍黨委會議發生的鬥爭，當初劉震等人向吳法憲發難，給吳戴的帽子並非實事求是，所謂吳法憲“不抓‘文化大革命’”等錯誤也僅僅是個借口，將吳一舉打倒才是他們的真實目的，劉震等人以為空軍黨委內部他們占了多數，就可以實現其奪權的計劃。但是空軍黨委上麵還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即使上麵有個別領導人支持，如賀龍，但是賀龍一人也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中央軍委的實際當家人是林彪和葉劍英，再上麵還有毛澤東呢。林彪、葉劍英對軍隊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一直要求軍隊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運動，要保持軍隊的穩定，他們絕不會允許軍隊內部出現奪權事件的發生。劉震等人明著是奪吳法憲的權，但實際的結果和作用卻是奪林彪的權。這些人敢於對吳發難，如果沒有背景是很難解釋其個中之因由的。但是說“空軍的會議貫穿了兩條路線，一是林副主席為首的紅線，另一條則是賀龍為首的黑線”似也有上綱上線和誇大之虞，這也許就是後來賀龍倒台的原因之一吧。 　　 　　發生在１９６６年空軍的這次激烈鬥爭，顯然不是一件什麽光彩之事，以致後來即使吳法憲倒台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劉震等人都不好意思將當年的這段“反吳”經曆拿出來說事，畢竟劉震的這段曆史並非代表了正確的一方，更何況還有葉劍英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關於空軍副司令張廷發在這次事件後也被解職一事，筆者覺得吳的回憶似乎揭示得還不夠充分，張廷發本人並未參與劉震等人的倒吳活動，可後來也被一並解職，其錯誤僅僅是“蠻橫和目空一切，對空軍的一些老同誌很不尊重，並且與司令部一些同誌的關係也搞得很僵。”這裏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存在？人們還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探討

五、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若幹活動

2007-12-31 21:06

文革當中周恩來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個引人關注的話題。海外有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國內則有劉武生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周恩來在國內一直是個正麵形象，對於周恩來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國內史學界大都認為周恩來以各種方式抵製了文革錯誤路線，與林彪和江青集團作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周恩來在文革時期不得不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雲雲。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吳法憲以其親身經曆提供給我們許多事例，有助於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周恩來在文革當中所起的實際作用。 　　 　　（１）　周恩來推薦林彪接替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告訴吳法憲，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對準劉少奇。毛澤東問周恩來“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周恩來回答說“那就隻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毛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晚吳法憲接到周恩來電話指示，第二天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接林彪回京。周還特別交代說“要絕對保密。這件事，隻準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當接林彪的專機抵達機場飛機滑行到機場在跑道一頭停下時，周恩來立即登機麵見林彪，汪東興代表毛澤東也趕到機場，周汪二人向林彪傳達了毛澤東的旨意。（此處吳的回憶有誤，據《毛澤東傳》，林彪是８月６日被專機從大連接回北京的。） 作者： hongkongren    回複日期：2007-6-22 13:08:00 　　 　　（２）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周恩來親自向軍隊主要領導人打招呼，傳達毛澤東的“大字報”精神。與會者除吳法憲外，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肖勁光、蘇振華等人。周恩來將毛的“大字報”向眾人連續念了兩遍，並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誌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　 　　 　　（３）　周恩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吳法憲回憶說“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鍾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人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造反派的與會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 　　 　　（４）　周恩來大力支持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時毛澤東對付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銳利武器，毛澤東靠著這批“革命小將”的敢打敢衝，迅速擊潰了黨內當權派的勢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紅衛兵，周恩來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對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周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來。”吳法憲回憶說“每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都要做大量的具體組織工作。據我所知，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說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門一個額外的沉重負擔。接見之前，周恩來每次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國務院、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研究組織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們這些跟著周恩來做具體工作的，也經常要忙上幾天幾夜。”由於運輸係統的飽和和巨大困難，周曾請示毛澤東對串聯人數加以限製，但是毛澤東卻堅持搞大串聯不變，周恩來不得不召集國務院、北京市和軍隊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澤東在西郊機場接見紅衛兵，由於機場跑道不夠長，周恩來親自布置，軍隊連夜施工，臨時擴展機場跑道，兩側各延伸２５０米，並築路修橋，以便大隊人馬順利通過。紅衛兵大串聯到了井岡山，由於山上沒有足夠的糧食，學生出現斷食現象，周恩來緊急動員武漢、南昌、廣州、福州、杭州等人群眾蒸饅頭，做麵包、餅幹和點心，命吳法憲派空軍飛機向井岡山空投食品，前後持續了半個多月，才使大多數學生免於餓死。 作者： hongkongren    回複日期：2007-6-22 13:09:00 　　５）　周恩來對林彪的大力支持。８月３１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親自安排了檢閱車輛，毛澤東與賀龍為第一車，林彪是乘第二輛車。但這次檢閱的照片要登報時卻出現了問題，即如何在報上予以說明，最後周恩來發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詞，以突出林彪的地位。“親密戰友”一詞也由此傳開，為報刊廣播廣為使用。吳法憲回憶說“在當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我聽到周恩來不論是會上講話，還是在會下打電話，對林彪都是統稱‘副帥’，經常說副帥如何如何。最後，這稱呼成了他的口頭禪，不稱‘林彪同誌’，隻說‘副帥’。”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這些內容僅僅是吳法憲回憶中的一小部分，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實際上還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證諸這些史實的目的在於說明，周恩來在文革中絕不是“抵製”和“反對”了文革運動，相反，周恩來是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沒有周恩來所起的關鍵作用，文革運動很難這麽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也實在看不出周恩來是如何與“林彪、江青集團作堅持不懈的鬥爭”的，周恩來積極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來也絕非“說了違心話，做了違心事”這麽簡單，這一說法無非就是為周恩來的文革所為作開脫。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周恩來是毛澤東大搞文革運動的“總參謀長”，是保障文革順利進行的“總後勤部長

六、林彪與軍隊文革之關係

2007-12-31 21:07

長期以來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醜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蓄意搞亂全國全軍，以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這種觀點也是國內史學界最為流行的說辭。然而曆史真是這樣嗎？吳法憲在其回憶中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資料，有助人們進一步厘清這段曆史，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 　　 　　吳法憲回憶說“在軍隊怎樣搞‘文化革命’的這個問題上，林彪與中央文革以至毛澤東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矛盾和衝突。”“作為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一個是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另一個就是不希望軍隊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認為地方的事，應該讓地方自己去搞。”麵對風起雲湧的文革風潮，林彪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 　　 　　（１）　林彪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接見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師生可以分期分批來京接受毛澤東檢閱，但檢閱後不許立即返回原單位；第二、來京後要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並由領導帶隊；第三，來京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準到外麵去串聯。林彪還與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軍文革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被毛澤東和整個形勢逼出來的，該指示雖然也說軍隊院校的文革運動要與地方一樣，按照十六條規定辦，但該指示還說“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幹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盡量對軍隊院校師生的文革活動予以限製。 　　 　　（２）　林彪對文革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製態度。由於軍隊院校的不少學員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衝擊國防部，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機構，號稱要揪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副總參謀長李天佑。總政主任蕭華等請示葉劍英後，打算嚴肅處理，對於鬧事的頭頭還要抓捕。但是林彪沒有接受這些建議，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對這些學員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做好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為稍有不慎，就會釀成事故甚至悲劇，林彪寧可采取克製政策。 　　 　　（３）　利用開軍委擴大會議之機保護軍隊的幹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軍委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林彪的本意是借開會的名義把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接來北京予以保護。林彪還規定，不經過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準，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單位，另外林彪也想讓與會者集思廣益商討對策，以穩定軍隊，盡量減少運動給軍隊帶來的損失。林彪委托葉劍英主持會議，葉劍英每天都向林彪作匯報，周恩來也常來與會。會議首先製定的就是《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第二個文件就是著名的“軍委八條命令”，這是林彪口授，並爭得其他幾位老帥得同意後，報毛澤東批準執行。對穩定軍隊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個文件就是《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得幾項規定》，軍以上機關的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一律不許自下而上奪權。軍以下機關則堅持正麵教育，一律不得進行“四大”。此外，會議還製定了其他文件，如《關於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革命的補充規定》、《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關於外出人員串聯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關於重申切實執行軍委二月八日決定的通知》等等，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文件都是葉劍英向林彪匯報，並由林彪與周恩來共同領導製定，很好地體現了林彪力求穩定軍隊、盡量減少“文革”對軍隊的衝擊的指導思想。 　　 　　正是由於林彪和軍委其他老帥們的共同努力，軍隊的局勢得到控製，穩定的軍隊後來通過“三支兩軍”穩定了全國的局勢。總的說來，軍隊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護了一批老幹部。也使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同時也減少了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穩定的局麵使原本中斷的工農業生產得以逐步恢複，使全國的交通、金融、建設等各項工作得以正常運行。事實上軍隊係統正是日後粉碎“四人幫”的堅強柱石。 　　 　　吳法憲總結說：“林彪倒台後，有些文章說：林彪是個反軍、亂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煽動在軍隊搞全麵‘四大’，拚命想把軍隊搞亂，等等。這個說法顯然極不客觀，也是極不負責任的。林彪是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他為什麽要一心把自己搞亂？這個說法於理不通，也絕不符合事實。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終都在注意保持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激烈的衝突。” 　　 　　僅就穩定軍隊這一點而言，林彪功不可沒

七、林彪與江青的矛盾

2007-12-31 21:08

林彪與江青之間是什麽樣的關係，長期以來都是大陸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說，林江是一夥的，乃狼狽為奸，他們共同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大搞“反革命”活動，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林江二人都屬反革命集團。１９８０年的“兩案”審判更是將林彪與江青畫上了等號。但是，林彪與江青是一回事嗎？隻有認真分析文革當中林彪與江青的實際關係，才能真正解釋為何林彪會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廬山會議上出麵打擊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對於揭示林江之關係問題，吳法憲的回憶無疑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視野。 　　 　　吳法憲回憶說：“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然而，隨著全麵奪權運動的展開，不僅各省市地方領導受衝擊，軍隊係統也大受影響。總參、總政、總後以及各軍兵種等都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工作停頓，不少軍隊領導人被揪鬥被迫害。 　　以吳法憲本人為例，吳被造反派搞得焦頭爛額，為了躲避軍內造反派，吳先是住到總參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後又住進葉劍英的家，沒多久又搬出來，時而住在空軍指揮所，時而住西郊機場，時而住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最後奉葉劍英之令住進中央軍委直接管轄的京西賓館，該賓館由北京衛戍區警衛，造反派衝不進去，吳法憲的處境才略有好轉。 　　軍內其他一些人則沒有吳法憲這麽幸運，不少人被殘酷批鬥，甚至死於非命，軍內的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國防工辦副主任趙爾陸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對江青一夥的行為極為不滿，由此林彪與江青發生激烈衝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於中央文革小組鼓動造反派揪鬥總政主任蕭華，引發了林彪與江青的首次衝突。吳法憲在回憶錄中有專門一節談及此事。 　　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處毛家灣，痛斥江青等人的行為。原林辦秘書張雲生在他的回憶《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一書裏也印證了這場林彪與江青的衝突。 　　吳法憲回憶說“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就這樣，雙方的矛盾和鬥爭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 　　吳法憲還說：“據我所知，在當時的中央常委以至整個的中央領導層裏，敢於這樣當麵斥責江青的，除了毛澤東之外，就隻有林彪了。” 　　林彪與江青大吵之後的第二天，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軍委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組隻有關鋒一人與會。會上不少軍隊幹部爭著發言，以發泄心中的憤懣。黃永勝就直言文革小組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 　　關鋒回去後向江青匯報了會上的情況，江青大怒說這個會議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的會議，並將矛頭對準主持會議的徐向前，徐向前隻好推到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身上，讓黃永勝作檢討。為此，黃永勝去問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則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 　　江青對林彪一點辦法都沒有，隻好把這筆賬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並建議林彪撤換徐向前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最後說，“後來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不久，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也就銷聲匿跡了。” 　　 　　從林彪對江青和全軍文革小組的態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麽反感全軍文革小組這一機構，這個機構的存在名義上是領導全軍的文革運動，實際上則是成了江青在軍內的代言人，成了搞亂軍隊的罪魁禍首之一，林彪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機構的存在，雖然林彪在表麵上不得不應付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但骨子裏卻十分警惕他們，多方予以防範和抵製，乃至最後讓其“壽終正寢”。如果林彪與江青的關係是密切合作，那麽林彪就應該大力支持江青和全軍文革小組的工作，支持他們打倒軍內的老幹部的種種倒行逆施。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看看吳法憲的回憶，人們還能相信大陸官方的那一麵之辭嗎

八、誰應該對劉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負責？

2007-12-31 21:09

翻開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我們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內容：“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借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該起訴書列舉了受誣陷的黨和國家名單：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等三十餘人的名單。似乎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誣陷都僅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為。然而曆史真的是如此之簡單嗎？ 　　 　　奪權鬥爭首先是從上海開始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吳回憶說“上海的奪權，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支持和決策的。 　　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全麵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毛的號召下全國範圍內開始了風起雲湧的奪權活動。吳說“這些情況都是在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以後，江青透露給我的。” 　　 　　與軍隊幹部相比較，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幾乎無一幸免地受到衝擊，而這千千萬萬被打倒的幹部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劉少奇等人。 　　吳法憲回憶說“從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開始，劉少奇便處於了一種”等待被徹底打倒“的狀態。但是在一段時間裏，他還是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從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江青、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開始相繼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而且口徑完全一致，可以斷言，這絕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關於陶鑄的被打倒，吳法憲回憶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宣布，‘陶鑄同誌到中央來賓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還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會議上認可了江青他們關於陶鑄的講話，並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是啊批準了打倒陶鑄。” 　　 　　關於彭德懷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吳法憲回憶說“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麵手法，彭德懷與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了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就會北京。周恩來聞訊後，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 　　彭德懷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期間還給毛澤東寫信。吳認為“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害寄托一線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 　　 　　賀龍元帥是文革中軍內被迫害致死最高級領導人之一。 　　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Ｏ一醫院逝世。” 　　 　　關於賀龍之死，過去官方的喉舌無不歸結為林彪的迫害，可是為什麽林彪要迫害賀龍官方卻一直說不出個所以然，最後隻好說賀龍是林彪篡黨奪權的障礙。 　　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無論如何也構不成對林彪的威脅，林彪有什麽理由與賀龍過不去呢？ 　　再說，涉及賀龍這一級別的幹部隻有毛澤東才能決定他們的命運。顯然，賀龍的倒台與林彪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係。 　　吳法憲回憶說“至於毛澤東等人為什麽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說過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麵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於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 　　顯然，那些所謂的揭發材料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隻是這些“揭發”被專案組上綱上線，擴大成了賀龍反毛的罪證。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表了一番講話，也提及了賀龍的問題，毛澤東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麵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 　　毛澤東特別提及的揭發人不是林彪嫡係四野的人，成鈞、許光達、廖漢生都是賀龍自己親信。毛澤東的態度最終決定了賀龍的命運，這些又豈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後來將劉少奇等領導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責任歸罪到林彪頭上，實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為毛澤東作開脫。 　　林彪文革中並非沒有錯誤和責任，但是將原本不該林彪負的責任加諸在林彪身上當然是極不公正的，這是我們必須予以指出的，而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資料

十、中央專案組內幕

2007-12-31 21:11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共中央成立了兩個專門的組織，一個就是盡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組，另一個則是中央專案組。 　　前者已有大量的資料和文章問世，人們對其知之較詳，但是後者則資料卻非常少，世人對此機構雖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隻有後來在鄧小平時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錯案的老幹部們平反時，才稍有披露，但是當局對其中之詳情仍然諱莫如深。個中之緣由不難猜測，其內情實在見不得陽光，如照實情披露出來太過有損毛澤東、周恩來和共產黨自己的“光輝形象”。 　　然而曆史畢竟就是曆史，各種史實還是會不斷透露出來。吳法憲將軍由於參與了中央文革碰頭會，對此有相當的了解，亦頗有披露。筆者擇其要點敘述如下： 　　 　　（１）文革期間專案組多如牛毛。吳法憲回憶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包括劉少奇在內地許多中央領導人被打倒了，為處理他們的問題，中央陸續成立了一些專案組。除了這些中央專案組以外，下麵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以及各地、縣直至基層單位，都分別設立了自己的專案組。有的雖然沒有專案組之名，卻有專案組之實。總之，‘文革’期間的專案組究竟有多少，誰也說不清。” 　　 　　（２）吳法憲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專案組，由周恩來總負責。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決定成立什麽專案組、由誰來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澤東、林彪批準。” 　　 　　（３）中央專案組的組成：中央專案組共有三個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任汪東興，下屬七個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專案組、陶鑄專案組、陸定一專案組、張聞天專案組、彭真專案組。第二辦公室，主任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下設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羅瑞卿專案組。第三辦公室，主任謝富治，下屬四個專案組：“五一六專案組”、抓叛徒專案組、葉向真專案組、其他一些人的專案組。 　　 　　（４）中央專案組的組織形式：掌握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比如：“一辦”裏主管劉少奇專案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陳伯達，主管陸定一案的是陳伯達，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鑄案的是江青。中央“二辦”主管彭德懷案的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主管賀龍案的是康生，主管羅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辦”的各個專案皆由謝富治主管。 　　 　　（５）中央專案組的辦案形式：專案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碰頭會的決定從軍隊選派，前後大約三次，一共約五百多人，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他們開會，講話，說明任務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來每半個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主持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匯報工作，會議常常是從晚上八、九點鍾一直到第二天拂曉，每次會議都是如此。 　　 　　（６）專案組辦案的最關鍵的要害在於，受專案審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據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來製造的，而不是根據事實來判定的。吳法憲回憶說“由於弄來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無法判定，時間一長，辦專案的人就越來越不積極。而這時上麵就來壓，就批評工作人員‘右傾’，要求他們嚴格審查呀！認真調查呀！趕快作結論哪！然而不管上麵如何壓、如何批，進展還是不大。本來嘛，都是些冤、假、錯案，又從哪裏搞得到過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幫”後給幾乎所有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平反昭雪，並指出他們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幫”所為，但卻絕口不提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舉出了彭德懷遭受迫害一事。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在求判決書中說“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對彭德懷‘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 　　然而原報告是這樣寫的“永勝同誌，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現整理好，呈上，請審視。”時間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黃永勝則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 　　黃這個“同意”是指“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吳法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問題不是黃永勝能說了算的。彭德懷的問題，中央早已經定了調子，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任何人對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黃永勝個人同彭德懷沒有什麽恩怨，他在這個位置上隻能是替中央或毛澤東辦事而已。 　　其實，當時的各個專案組的工作，事無巨細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負責。大一點的事情，要由毛澤東來決定。這是當時黨內一般的組織原則，也是一個常識。對彭德懷這一類人物的處理，別說黃永勝對此事沒有任何決定權力，就是林彪、周恩來，也是作不了半點主的。” 　　吳法憲直言“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我想這些文件應該都還在。為什麽隻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 　　 　　吳將軍最後這句話質問得好！為什麽鄧小平不敢追究毛澤東和周恩來大搞政治迫害的責任？為什麽要嫁禍黃永勝等人？ 　　彭德懷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的，那時林彪早已橫死蒙古沙漠多年，黃永勝也被毛澤東關押審查，如果彭德懷真是林黃等人搞的冤案，為何毛澤東周恩來不給彭德懷平反昭雪？ 　　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彭德懷去世時，正是鄧小平的第二次複出之際，鄧不僅擔任政治局委員，還是解放軍的總參謀長和國務院副總理，按照這一邏輯，鄧小平也是黨政軍內的當權派，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鄧小平也參與了迫害彭德懷的活動，鄧小平難道就不須為彭德懷之死一事負責嗎？！

十一、“上海帶人”之內幕

2007-12-31 21:12

文革期間，吳法憲作為軍委辦事組副組長、空軍司令，自己的本職工作都忙不過來，可有時卻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記得當年“兩案”審判時，當局就指控吳法憲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關江青的資料，還曾經將有關人等帶到北京。筆者幾年前就曾質疑過此事：如果沒有更高一層的授意，吳法憲作為空軍司令有什麽權力到上海“抓人”？讀了吳將軍的回憶，筆者心中的問號終於有了答案。 　　 　　由於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頗有一些“緋聞”，１９６８年春，上海地區的紅衛兵曾收集了這方麵的材料，並印成小冊子，在市內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後認為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並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周恩來予以處理。吳法憲回憶說“周恩來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徹底處理這個問題。他當即布置說，去上海的人有兩個任務，一個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統統都抓起來，另一個就是把上海市有關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冊子和傳單，都統統收到北京來。”　周恩來和江青都要求吳法憲去辦，理由是吳有飛機，來去方便。吳本來不願去，借口對上海不熟悉，但是陳伯達卻說“不要緊，由我們碰頭會議全體給你寫個授權書，集體授權給你，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周恩來馬上點頭說“好！”吳回憶說“陳伯達當場起草了一個授權書，並給這個任務起了一個代號，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務’。在授權書上第一個簽名的是周恩來，第二個是陳伯達，第三個是江青，以後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等所有到會的人，也都依次簽了名。這樣一來，我再也不好說什麽了，隻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吳法憲領受任務到了上海後將授權書出示給張春橋，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並特別向張春橋說，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體問題由張來辦，不論張春橋交來什麽，吳本人隻是負責將有關人等和材料轉交給周恩來和江青。吳回憶說“結果不久，張春橋就把黃赤波（黃赤波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筆者注）等人交來了，我就派飛機把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給楊成武。至於紅衛兵們在上海散發江青的材料，到處都是，沒有辦法收幹淨，反正張春橋交給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帶回來的材料全部交給了周恩來。對這些材料，周恩來不拆封，更不看，隻是貼上了封條就全部交給了江青本人。我把這次去上海的情況，寫了一個報告，並由楊成武和我兩個人簽名，提交給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另外，江青本人還單獨交代吳法憲將上海的作家孫竣青帶到北京，並不許將此事告訴張春橋，然而孫竣青一被帶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來。吳法憲一直不清楚江青為何要抓孫某人，為何不要張春橋知悉此事。 　　 　　顯然，吳法憲去上海執行的任務當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卻是直接奉了周恩來的指示。為了江青個人的私利，周恩來毫無原則地縱容、逢迎江青的無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職權充分滿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隻憑江青一句話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長和作家等人，從而又一次製造了冤案，聯係到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如此堂堂的國務院總理有何臉麵和資格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 　　 　　此外，筆者還注意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名下有這麽一條罪狀：“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搜查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葉群讓吳法憲把江騰蛟找來北京，對江騰蛟說：‘江青同誌有一封信落在鄭君裏、顧而已他們手裏，現在究竟在誰手裏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些人搜查一下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童芷苓等５個人的家，凡是書信、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要絕對保密’。江騰蛟回上海後，組織４０多人，冒充紅衛兵，於十月九日淩晨，搜查了趙丹、鄭君裏、童芷苓、陳鯉庭和顧而已的家。江騰蛟將搜得的東西分兩次送北京葉群處。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親自監視下，謝富治、葉群動手將搜查來的有關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燒毀。” 　　 　　發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這一幕與兩年後發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繳不利於自己的資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動卻更甚以往，不僅僅是搜查資料，幹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動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藝界人士之家一事難道就沒有周恩來等人的大力支持？一個江騰蛟隻奉了葉群的指示就敢於命令軍人執行抄家任務？其背後怎麽可能沒有更高一層的確認、批準？吳法憲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執行人，未必知曉其中之內幕，但是我們有理由對中共單方麵的說辭予以質疑，筆者相信該事件總會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十二、“楊餘傅事件”

2007-12-31 21:13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較為複雜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釋清楚。以筆者愚見，“楊餘傅事件”就是一個懸案。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見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官方的一家之言當然不用說了，官方隻是將一切罪過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學界之所以解釋不清這段曆史，關鍵還在於沒有把握住該事件的本質，有些關鍵的史料未曾披露，而當事人在事後由於受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諉或掩飾其中的重要情節，回避了自身的問題，故無法客觀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來越撲朔迷離。楊成武事後所寫的《楊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筆者的看法，所謂“楊餘傅事件”，其實就是“楊成武事件”，餘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綁，受到楊成武的牽連。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楊成武其人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就無法解釋“楊餘傅事件”的原委。那麽吳法憲將軍在其回憶錄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價值的資料呢？筆者在此羅列如下： 　　 　　（１）楊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對楊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時，楊成武就是軍委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羅下台後，楊成武榮任代總參謀長。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楊成武當了辦事組組長，相當於軍委秘書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葉群曾親自安排楊成武的女兒楊毅到《空軍報》工作，可見林楊兩家關係之密切。 　　 　　（２）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好，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辦的事，楊成武都盡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楊成武去上海將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資料帶到北京，事後該箱資料被存放在軍委的京西賓館。在江青的指示下，楊成武與謝富治、戚本禹一起將該資料燒毀。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寫一個“兩條路線鬥爭史”，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都表示同意，於是責成楊成武出麵完成，楊成武專門搞了一個寫作班子，幾個月後提綱草稿完成。吳法憲一看提綱，裏麵隻有三個人：毛澤東、林彪和江青。吳法憲極為詫異，問楊“連朱老總和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能行嗎？”楊悄悄告吳 “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但是該提綱被毛澤東否定，寫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楊成武領導下的總參寫作組寫作了一篇《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楊成武名義發表。文章發表後，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楊成武曾興高采烈地對軍委辦事組同仁說“文章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聽了廣播後，馬上就承認了自己是假黨員。”由此可見，楊成武自己是多麽重視該文的發表。然而不久，此文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批示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什麽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隻存在於相對地東西之中，就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隻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隻能是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誇下來。”毛澤東的批示轉給了周恩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轉發給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等。顯然，毛的批示對楊極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在京西賓館審查樣板戲。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場，但是楊成武因為太忙忘記了此事，結果林彪和葉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現場不依不饒，非要林彪前來參加，林彪被從睡夢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賓館看節目。此事引起葉群的惱怒，為此大罵楊成武和吳法憲。 　　 　　（５）楊成武的女兒楊毅與空軍政委餘立金的秘書單世充發生了緋聞。吳法憲讓王飛等人與單世充談話了解情況，但王飛等人未得到吳的許可竟然將單世充關押起來。當時的空軍黨委辦公室分成兩派，一派是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周宇馳，還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黨辦的科長衛球，包括吳法憲和餘立金的秘書。王飛等人有林立果和葉群的支持，衛球則有楊成武、餘立金支持。吳法憲夾在中間好生為難。而此時餘立金倒向了楊成武，並向林彪告狀。林彪對此事的態度是堅決支持了吳法憲，林彪認為餘立金等人是要奪吳法憲的權，所以要吳堅決頂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淩晨，吳被叫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在場者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澤東見到吳法憲即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隨即決定撤換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一職，林彪推薦了黃永勝。對於如何處理餘立金，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餘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與楊成武關係密切，傅長期以來都在楊直接指揮下工作，況且還有闖釣魚台的記錄，為了防範，最好也動一動。毛澤東也同意江青的建議。會議隨決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７）周恩來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吳法憲派飛機立即接黃永勝進京，周親自談話。第二，周同時命令李作鵬和邱會作帶領中央警衛團部隊去楊成武家，將楊帶到人民大會堂，由林周等人談話。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談話，並準備飛機將傅崇碧送去沈陽。第四，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逮捕餘立金。第五，決定在３月２３日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傳達中央對“楊餘傅”問題的決定。 　　 　　（８）在人民大會堂，林彪與楊成武談話。林說楊的錯誤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林彪特別強調“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林彪還命吳法憲派飛機將楊成武一家送到武漢。江青還提議將餘立金夫人陸力行一起收審，陸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檔案館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陸的姐姐保管。結果陸力行也被關進北京市第二監獄。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林彪奉毛澤東命講話。吳法憲回憶說“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講三個問題：一事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麵派，另外一定要講一下哲學上的‘相對與絕對’的問題。”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思作了講話，周恩來則表示完全擁護，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認為在楊成武的後麵可能還有黑後台。 　　 　　吳法憲最後說“‘楊、餘、傅事件’發生後，我曾經冷靜地想過，要說楊成武通過餘立金奪我的權，那是缺乏根據的，以此為理由就撤換了他的職，太過牽強，也太過嚴厲。至於逮捕餘立金，以致牽連了他的妻子陸力行，那就更是不應該的了。這裏麵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麽原因，我現在也依然不知道。” 　　 　　從吳法憲的會議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愛將，軍委辦事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楊成武主持，倆人關係非常密切。林彪並無意打倒楊成武。 　　 　　（２）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日益密切。吳法憲甚至說“江青叫他辦什麽，他就辦什麽。”可見江楊關係非同一般。 　　 　　（３）所謂楊成武女兒與餘立金秘書的緋聞，不足以構成楊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為，隻有涉及到權力的轉換才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裏實際上就涉及了楊成武與吳法憲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就間接地形成了楊成武與林彪的矛盾。這 作者： hongkongren    回複日期：2007-6-22 13:57:00 　　筆者認為，隻有涉及到權力的轉換才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裏實際上就涉及了楊成武與吳法憲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就間接地形成了楊成武與林彪的矛盾。這一點恐怕才是楊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隻是這一點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未能厘清這一矛盾。如果僅僅是兒女情長產生的矛盾，將有關人等調開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過激的行為。如果我們再深一步追問，軍委辦事組內部存在著矛盾，隻是這一矛盾的是如何產生的，其根源何在？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說，林彪拉他入夥，楊不幹，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這一說法隻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係愛將，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入夥”的問題。以筆者愚見，楊成武是整個事件的關鍵，隻有搞清楊成武的所作所為才能解釋此一事件的原委。筆者傾向於認為，楊成武逐漸倒向江青，在林彪與江青之間腳踩兩隻船，這才是矛盾產生的根源。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的有價值的資料，徹底解開“楊餘傅事件”之謎

十三、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分裂

2007-12-31 21:14

由於中共官方多年的宣傳，人們一提起林彪和江青，總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話來說，就是：林江在做賊方麵是一致的，分贓上才有了矛盾。這種提法為日後“兩案”的審判定下了基調，也成為當局多年來任意曲解文革史的準則。以筆者目力所及，大陸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學者以及一些多少有點自己觀點的非官方史學研究者都很難跳出這個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狹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資料，往往出現一些閉門造車、隔靴搔癢的片麵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謂“科研成果”。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關係，也就無法解釋為何後來出現的廬山會議的鬥爭和“９１３事件”的發生，這絕不是所謂“分贓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著異常深刻的背景，探討這些關係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揭開曆史深層的內涵。 　　 　　對於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吳法憲的回憶錄給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線索。筆者現作如下歸納： 　　 　　（１）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矛盾激化。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後，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和吳法憲，並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但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以致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都受到江青的阻撓，最後周恩來不得不請示毛澤東，才使黃永勝成行。周恩來關照陳伯達去機場為黃永勝一行送行，回國時也去迎接。但由於江青的反對，陳伯達竟然不敢赴機場迎送。可見江青的霸道。周恩來亦曾率黃吳等人去江青處表示團結，但卻遭江青破口大罵。這些早年與毛澤東出生入死的老將軍們竟然遭江青如此塗毒，軍委辦事組的人怎麽能不聯合起來與她鬥呢？ 　　 　　（２）李必達事件。李必達原為溫玉成的秘書，後李給黃永勝當秘書。由於軍委辦事組諸人厭惡江青，難免自己內部議論江青等人。李必達作為黃的秘書，卻悄悄記錄下黃永勝等人的言論，寫成小報告，通過溫玉成送給江青，以證明黃等人是“反對江青同誌小集團”。江青將此小報告轉交毛澤東，但是毛並未特別在意，隻是轉給了林彪，林彪又轉給黃永勝。李必達想通過賣主求榮，賣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賞識。但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李必達的野心沒有得逞。這也反映出雙方矛盾的加深。 　　 　　（３）溫玉成立場的轉變。溫玉成原本是廣州軍區的副司令，黃永勝的部下。黃進京當了總參謀長，溫玉成葉進京當了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但是由於江青的刻意拉攏，溫玉成立場發生轉變。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溫玉成對軍委辦事組會議，要麽就是不參加，要麽就是唱對台戲。看到這種情況，我對黃永勝說：‘溫玉成變了。’”當黃的秘書李必達將告密信送交溫玉成時，溫玉成竟然讓李直接送信給江青。此事明顯暴露了溫玉成立場的轉變，也顯示出江青意圖在軍內尋找代理人的某種程度的得逞。鑒於溫玉成的轉變，林彪日後將其調到成都軍區任職。溫玉成後來兩邊不討好，頗多磨難。這也表明那種腳踩兩隻船的人是很難在中央混下去的。 　　 　　（４）汪東興倒向林彪。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實際上倒向了軍委辦事組，並成為林彪、葉群的重要耳目。汪東興之所以倒向林彪，吳法憲認為“是因為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經常給予支持”，而“江青對汪東興向來都極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把汪東興當成她的出氣筒。”“正是由於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給予了支持，汪東興和林彪之間的來往葉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了難事，就經常來找林彪幫忙。這樣，也就基本上於我們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這個汪東興，毛澤東那裏的一舉一動，汪東興了如指掌，汪時常給軍委辦事組和林彪通氣，林彪這邊就能及時掌握有關信息，采取相應的對策。這也成為後來林彪及軍委辦事組在廬山會議上出麵打擊“上海幫”的一個重要因素。 　　 作者： hongkongren    回複日期：2007-6-22 13:59:00 　　 　　（５）江青意圖整林彪。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表了一個即席講話，談了世界曆史上發生的幾次文化革命運動，如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發展，意大利的文藝複興運動等，借以說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意義。而九大之後，江青等人意圖批判林彪這個講話，說林彪的講話沒有突出階級鬥爭。江青幾次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批判林彪講話，遭到黃永勝等人的拒絕。林彪對此並不在意，隻是說“讓她去批吧。不過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麽名堂。”江青等人看無法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圖搞一個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來、陳伯達和軍委辦事組的反對，江青的意圖未能得逞。 　　 　　（６）江青等人試圖整周恩來。一件事是：九大召開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曾對吳法憲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準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周恩來要對此事負責。吳法憲會後直接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吳到毛家灣，對吳說“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事後吳法憲和葉群都向周恩來通報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後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曆”，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甚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江青手中，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隻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裏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裏來過。” 從以上這兩個事例來看，麵對江青等人的整人伎倆，林彪都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澤東。 　　 　　還有其他一些事例，這裏無法一一詳述。筆者隻是想指出，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內，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麵對這些挑釁，林彪不願像周恩來那樣忍氣吞聲，唾麵自幹，而是要作出適當的反應，要對江青等人的破壞中央工作的活動予以批評，對他們的為所欲為要有所製約，這才是鬥爭的實質所在。

十四、廬山會議上的鬥爭

2007-12-31 21:15

關於廬山會議的鬥爭，筆者曾經寫過專文，發表在《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題目是《再論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對於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作了分析和探討。今年明鏡出版社又出版了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對這個問題作了更為詳盡的論述。筆者讀了《吳法憲回憶錄》後，感到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１）林彪在是否講話問題上有過反複。多年來官方的說辭都是眾口一詞：林彪在會上搞突然襲擊，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實，林彪的講話事先爭得了毛澤東的許可，毛還叮囑林說，可以講話，但不要點名。但是吳法憲回憶說會前曾去看望林彪，葉群對吳說“明天上午開大會，林總就不準備講話了。”吳在林彪處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計劃好了打擊“上海幫”，在這個節骨眼上，應該及時向自己的親信們透露一些風聲，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吳法憲等人也好有個思想準備。吳法憲回憶說當開幕式上毛澤東宣布由林彪講話時，吳法憲的感覺是“我們都感到比較意外，因為葉群會前曾明確告訴過我們林彪不講話的。”為什麽林彪的態度有了這麽大的轉變？這是一個應該予以重視的問題，是林彪自己會前臨時改變了主意，還是聽了其他人的建議而出麵講話？ 　　 　　（２）誰說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其真麵目已越來越清晰。汪東興在九大前後就已倒向林彪，與軍委辦事組的關係異常密切，毛澤東的談話甚至私情都向林彪這邊透露，在打擊張春橋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汪東興都積極參與，並在會上會下活動頻繁，這句著名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就是出自汪東興之口，汪在華北組討論時更是高調支持林彪講話，擁護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同時將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會議的第二天，吳法憲隻是建議討論林彪的講話，可是汪東興卻建議與會代表重聽林彪的講話錄音，唯恐與會者聽不出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沒有汪東興的積極活動，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激烈倒張（春橋）活動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３）康生的追查與周恩來的保林。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康生連續兩天找軍委辦事組談話，康生要追查”軍事俱樂部“，說：“你們要交代，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樣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吳法憲和邱會作都否認康生的指控，周恩來則說“我們隻是把情況弄清楚，大家都冷靜些，現在不評論是非。”為了保護林彪，周恩來要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並說“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統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林彪告訴吳說康生和周恩來都到林彪處，康生指責吳法憲造謠，而林則堅決保吳，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係。”林彪甚至不同意吳作檢討，並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還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但是由於有周恩來的作用，吳法憲還是寫了一個簡單的檢討。 　　 　　（４）是陳伯達威信太高還是林彪威信太高？８月３１日毛澤東指示全會開始批陳伯達，毛澤東說：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全會由此開始批陳，“上海幫”齊上陣，對陳伯達狠揭狠批，隨後陳伯達就失去了自由。毛澤東此時借所謂批陳達到殺雞儆猴之功效，表麵上說“陳伯達威信太高”，實際上是說“林彪威信太高”。吳法憲回憶說“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這的確是毛澤東日後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十五、毛澤東不鏟除林彪勢力絕不罷休

2007-12-31 21:16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引發了毛澤東的警覺，毛澤東忽然發現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與自己一條心，林彪竟然在毛澤東在世時就要打擊、清除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的心頭愛將－－張春橋，這是毛澤東所絕對不能容許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一直對準以林彪為首的軍委辦事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澤東不鏟除林彪勢力絕不罷休。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他的親身經曆。 　　 　　（１）繼續審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參加廬山會議的代表們陸續下了山，但是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並未放鬆追查。周恩來與康生奉毛澤東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兩次召集黃吳李邱談話，繼續追查廬山上的問題。康生不改其搞專案的風格和特色，一上來就指責黃吳李邱“你們事先就有活動。廬山下有活動，廬山上有活動，下了廬山還有活動。”周恩來也把自己解脫得幹幹淨淨，周對吳法憲說“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動我就不清楚。”但是吳法憲當場揭了周的老底，說“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個給你打電話的，當時我在陳伯達家裏。我把情況都向你匯報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見，還說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話，而且你也表示讚同設國家主席，讚同國務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周恩來對此很不高興。黃吳李邱異口同聲否認他們之間有任何秘密活動。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指示精神，說“毛主席批評了你們，說你們軍委辦事組搞宗派，你們一統天下。你們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們之間的活動，在廬山會議前有什麽活動，會上有什麽活動，會下有什麽活動。”周康的兩次談話都沒有什麽結果。顯然，毛澤東對此是極不滿意的。 　　 　　（２）毛澤東拒見吳法憲。毛澤東為了在軍委辦事組內打開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國慶節前約見林彪一次。林彪事後將吳找到家裏對吳談及此次毛林的談話大致內容。顯然，毛澤東在考慮“換人”，而林彪則是力保吳法憲。林彪對毛說“我選吳法憲當空軍司令，是因為吳法憲是劉亞樓的徒弟，吳法憲的作風是向劉亞樓學的，和劉亞樓一樣，拚命幹，所以我選他當空軍司令。”林彪因此建議吳去找毛澤東談一談。林彪對吳說“過去在廬山我不讚成你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讚成你到毛主席那裏去說一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爭論的情況再向毛主席談一談。今後空軍的情況，要直接向毛主席匯報、請示，不要隻向我說，應該讓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來，我是不會怪你的。”可是吳法憲三次給毛澤東打電話請求見麵都被毛澤東拒絕。吳法憲回憶說“我心裏清清楚楚地感覺到，大概毛主席已決心把我趕出中央了。” 　　 　　（３）毛澤東逼迫軍委辦事組作檢討。毛澤東對葉群的檢討最為嚴厲。黃吳李邱等人一致認為“毛澤東對葉群批得更厲害，而且批葉群，直接關係到了林彪，隻不過給林彪一個麵子，沒有點名。” 　　 　　（４）毛澤東“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急招黃永勝上山，就意圖拉黃反戈一擊，但是黃永勝不為所動，毛澤東大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澤東批黃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黃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的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辦事組。”其後的華北會議上毛澤東又一舉打倒了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此二人成為廬山會議後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級幹部。 　　 　　（５）軍委擴大會議不得不批陳。１９７１年１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原本是部署當年的軍事工作，但毛澤東卻在簡報上批示“請告各地同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此時的陳伯達早已是死老虎，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壓軍委辦事組公開檢討。軍委辦事組諸人隻好再次召集已散會回家的軍隊幹部連夜開會作檢討。 　　 　　（６）林彪和其他老帥們的的態度。軍委擴大會上，林彪並未露麵。幾個老帥如朱德、聶榮臻、李先念等都沒有批軍委辦事組，但是吳法憲所在的東北組的空軍政委王輝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串聯搞批張，引起轟動，吳法憲受到圍攻。黃永勝當即電告葉群，當晚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趕回北京，葉群在第二天與會，周恩來則不願事態擴大，對吳說“這個情況，不再追究，發言隻限於你們的檢討。”吳法憲認為，林彪之所以選在此時回京，就是“林彪親自回來坐鎮，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出麵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對抗。”在廬山會議後，林彪的態度就是不講話，不作檢討，周恩來曾對吳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林彪有沒有在私下或其他場合反毛呢？吳法憲回憶說“從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我沒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主席不滿的話，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個禁區，或者是有什麽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總的來看，廬山會議後，軍委辦事組被毛澤東窮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動。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搞陰謀，連搞陽謀的可能性都沒有，基本上是處於檢討之中等待被打倒的過程中，他們的倒台僅僅是個時間的問題，即使沒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來的九屆三中全會上也會被毛澤東換馬，但結果也許會好一點

十六、毛澤東的南巡和吳法憲的醒悟

2007-12-31 21:17

關於毛澤東的南巡，筆者曾撰文專門予以探討－－《毛澤東的南巡與倒林陰謀》，網友們如有興趣可去本壇本人文集閱讀。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次南巡集毛所有陰謀之大成，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澤東在南巡中首次發明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一罪名，而且這一罪名直到現在還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綱上線，預置林彪於死地而後快：毛南巡中宣稱廬山上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表明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三）撒謊欺騙：明明軍委辦事組幾人的檢討已被毛澤東認可通過，可是轉眼就說“中央還沒做決定”，林彪曾多次求見毛澤東，毛就是不見，南巡中卻煞有介事地說，“他們不找我，我還要找他們”雲雲，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卻幹這種下三濫的勾當；（四）分化瓦解：凡是與林彪有過較為密切接觸的黨內高幹，毛澤東都要打預防針，連許世友這樣非林係幹部，毛都不忘嚴辭警示。 　　 　　吳法憲將軍多年後對此有極深的感悟，筆者願在此原文照錄：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指毛澤東－－筆者注）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麵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總結。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麵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麵他卻說什麽‘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麵不講，或者是隻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麵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麵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講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一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是薄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隻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要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麽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吳法憲將軍從十五歲起就提著腦袋跟著毛澤東幹了一輩子革命，在若幹年後能有此醒悟，難得啊！吳將軍說得還太客氣了，毛澤東豈止是“言行不一”，毛澤東根本就是兩麵三刀、翻雲覆雨、大搞陰謀詭計的行家裏手，毛澤東玩弄天下之人於鼓掌之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林彪等人豈是毛澤東的對手？林彪死後，毛澤東正好嫁禍林彪和軍委辦事組諸人，成了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澤東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個事實：毛澤東自己淩架於黨和國家之上，中共猶如中國封建幫會裏的毛家祠堂，而毛澤東就是這個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誰要是觸犯了他，對他搞的文革稍有異議，誰就會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澤東就要想方設法除之以絕後患

十七、“９１３事件”一些情節

2007-12-31 21:20

關於“９１３事件”，現在已有很多文章和書籍予以討論，最新出版的舒雲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對此有極為詳細的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來此書一讀。筆者讀了吳將軍回憶錄，覺得有以下幾點值得進一步思考： 　　 　　（１）胡萍是私調飛機還是循正常途徑調２５６號飛機？林立果一行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乘三叉戟２５６號飛機從北京飛抵北戴河，飛機停在山海關機場。吳法憲對此一無所知。當周恩來電話查問飛機一事時，吳說絕對沒有調過飛機，隨後吳查到專管專機任務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胡萍回答說專機去北戴河是因為改裝後的試飛，吳隨即命令該機立即調回北京。顯然，吳法憲並未調動過三叉戟專機去北戴河，下令飛機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麽這裏就涉及一個問題，胡萍是私調飛機還是循正常途徑調２５６號飛機？胡萍自己的申辯說“作為空軍副參謀長，我的工作就是分管專機，我按正常情況派專機，怎麽能是‘資敵罪’？任何人的行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那時的林彪是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專門有交代，林家要用飛機，要全力保證。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訴我他要叛逃。”胡萍還說“吳法憲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飛機，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過我了。注意保密，飛機呼號臨時改變。我冤屈在哪兒？我是管專機的，林彪坐的那幾架飛機，都有準備。電話一來，馬上就出發。從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還有文件，幾乎每天都有飛機為林家服務。太頻繁了，容易泄密，吳法憲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飛機，由你掌握，以訓練的名義。”由此可見，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專機符合正常途徑，至於林彪一家想逃亡並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話也不無道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胡萍與林家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周恩來、吳法憲等人命令２５６飛機立即飛返北京，沒有得到嚴格貫徹和執行，“縣官不如現管”，潘景寅則頗有“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２）葉群和周恩來，誰先主動打的電話？對於“９１３事件”的回顧，當事人往往各說各話，致使一些問題眾說紛紜。汪東興的回憶說“晚上１１點半，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而張耀祠（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團長）的回憶則說“當晚２３點３０分，葉群為了掩蓋逃跑企圖，給周總理打了電話”。那麽葉群和周恩來到底是誰給誰打電話呢？吳法憲回憶說“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周恩來還叮囑吳說“可能她（指葉群－－筆者注）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筆者從另一位知情人士處得到的信息與吳法憲所說相同，即電話是葉群先打給周恩來的。葉群在臨要逃亡之際，為何主動打電話給周恩來，這不是有點“欲蓋彌彰”嗎？這其實說明了葉群並不知道他們的逃跑計劃已泄露，而林家的一舉一動都已在中央的控製之下了。 　　 　　（３）２５６號機長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９１３事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據２５６飛機副駕駛員康庭梓的敘述，潘景寅是有意製造了機組人員４走５留的局麵。詳情可見本壇康先生大作：《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專機機組人員的走與留》。在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黨，潘景寅故意隻叫醒了三位機械師上機，而留下了領航員、副駕駛和服務員睡覺，致使他們趕不上登機，最後潘自己一人獨自駕機升空，完成了“搶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務”，隻是這一奮不顧身的搶救不僅未能救副統帥一家，反而全機人員命喪蒙古沙丘，令人唏噓不已。吳法憲曾直接打電話給潘景寅，命令潘“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麽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而潘景寅在電話中也滿口答應。但是飛機還是在潘景寅的駕駛下升空了。潘為何敢於違抗空軍司令的命令？其背後還有無其他人所不知的內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麽樣的關係等還需再作深入探討。 　　 　　（４）吳法憲在“９１３事件”中有無失職？應該說吳法憲在此一突發事件中一直是嚴格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職問題。張耀祠在其回憶中說“周總理打電話查問吳法憲：‘今天下午去秦皇島的飛機是誰批準的？’吳法憲支支吾吾，經查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總理說：‘必須馬上回來，不準帶任何人。！’吳法憲向總理報告了假情況：‘那架飛機是夜航試飛，出了故障！’”張耀祠顯然還是先入為主地將吳法憲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而戴著有色眼鏡歪曲了事實。從周恩來第一次給吳打電話起，吳法憲一直忠於自己的職守，追查２５６號專機是如何去的北戴河，並直接命令２５６好專機駕駛員潘景寅不可起飛。待２５６飛機赤峰附近時，吳還建議是否派赤峰地區的殲擊機部隊予以攔截，但是周答複吳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東興回憶說，這是汪向吳作的傳達，汪說“隻告訴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他的話，我沒有告訴他。”）此外，吳法憲還向下屬傳達了周恩來的禁航令。盡管吳法憲堅決執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來還是派自己的親信楊德中趕到西郊機場。吳法憲回憶說“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９１３事件”是一個突發性事件，這之前人們根本意識不到林彪這位“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會乘機出走。細究此事的發生，根源於毛林二人之間的矛盾。從毛澤東這方麵來看，毛澤東要堅決維護自己拚了後半生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政策，要鏟除那些異己份子，無論誰反對文革或起到阻礙作用，毛澤東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廢黜打倒，林彪正是因為成了毛澤東文革運動的新的絆腳石，所以毛澤東才要想盡辦法不擇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終達到鏟除異己的目的。從林彪這一方麵來看，麵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攻勢，林彪全無招架抵擋的可能，當初林彪將毛澤東吹捧上了天，號稱“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權，也絕無可能公開扯旗造毛澤東的反，更何況林彪與毛澤東幾十年的情誼。與此同時，林彪自己亦有極為鮮明的個性，林彪絕不低頭作賤自己，絕不會像周恩來那樣無數次檢討自己、唾麵自幹，自打嘴巴，這種剛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麵對毛澤東的無情打壓和逼迫，林彪寧可選擇與毛澤東和平分手。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的下台實際上隻是一個時間問題和以什麽方式來實現的問題，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選項之一，隻是林彪的這一走代價實在太大，其結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澤東也絕非真正的勝利者，“９１３事件”之後毛氏文革從此亦走入窮途末路，也種下了江青等“四人幫”在毛死後徹底覆亡的因子

十八、從“九一三”到“九二四”

2007-12-31 21:21

”９１３事件“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如何處理這一事件的相關人士，也就是如何處理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現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眾口一辭重複這樣一個說辭：毛主席對周恩來說“看他們十天，叫他們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老同誌，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交代好了就行。”汪東興的回憶最具代表性。汪說：“但是，黃永勝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發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什麽都不坦白。”然而，這是曆史事實嗎？我們來看吳法憲是怎麽敘述這十天的經曆的： 　　９月１３日，中午吳法憲在西郊機場處理完有關事宜後，下午一點與李德生、楊德中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搞了政治局集體辦公，要求黃永勝準備全軍作戰部署，並要求吳準備空軍的戰備資料，吳根據周恩來指示，命令空軍作戰部和雷達兵部立即準備空軍的戰備情況和防空作戰預案。晚上九點周恩來召集黃永勝和總參其他幹部開會，黃永勝提出南口方向沒有部署部隊，應立即調派一個師加強防守，此議得到毛澤東批準，馬上得到實施，周黃二人都認為空軍目前部署得當，不必再作變動，但要堅決防止飛機外逃。當晚吳法憲與周恩來一起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 　　９月１４日，吳法憲再次向空軍指揮所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堅決執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點周恩來再次召集黃永勝、吳法憲、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開會，研究全國和全軍情況，周親自電話部署到全國各大軍區。晚九時政治局會議，通報了防空作戰和保衛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決定。吳法憲還建議向全軍發出電報，說明陸軍進駐機場、碼頭是為了協防和保衛任務，周黃均同意，送政治局審閱後交毛澤東批準照發。 　　９月１５日，空軍司令部報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貫徹落實，沒有發生任何以外事件。下午三點黃吳到周恩來處辦公。下午五時得外交部報告證實一架中國飛機墜毀於外蒙，機上人員全部死亡。周詢問了有關三叉戟飛機一些事宜。隨後周去向毛作匯報。 　　９月１６日，上午吳法憲致電空軍司令部了解情況，檢查空軍各機場狀況，下午三時向周恩來作匯報，周表示滿意。五時周要吳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辨認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飛機人員照片。晚上八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說“已經向毛澤東請示，中央很快要發一個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黨。”周還建議由張春橋和姚文元負責起草文件，並說要表揚一下林立衡，因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來、汪東興報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後，周向政治局傳達毛澤東與周二人共同的回憶林彪以往的十六條錯誤，諸如，林彪在井岡山時就懷疑紅旗能夠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線讚揚反圍剿中搞“短促突擊”等等。寫到這裏，吳法憲感慨萬千地說“一個人不能犯錯誤，一犯錯誤，就是幾十年的帳一起算，一無是處，沒有一點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幾十年來一貫犯錯誤，一貫反對毛澤東，為什麽要把他任命為黨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稱為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呢？”會議最後周宣布空軍由曹裏懷、王輝球等負責指揮，並派李德生協助。此舉實乃變相奪了吳法憲的空軍指揮權。當晚，周恩來還宣布由張春橋做東，買一瓶茅台酒慶賀，每人一杯。（由此可見，林彪實是江青、張春橋的心頭大患，林彪之死江張最高興。據筆者所知，毛澤東也喝了茅台酒，表示了慶賀。） 　　９月１７日，吳法憲向周恩來請示回空軍開會，周恩來要吳開會揭發批判林彪，要穩定空軍和民航，並派親信楊德中到空軍與會了解情況。吳回到空軍後立即召開空軍副部長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林彪外逃事件，並首先作檢查。楊德中聽會到中午。晚上周恩來發現空軍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廣州，吳立即命令廣州空軍查明情況，將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時周恩來電告吳法憲，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獲，同時命令吳加強空軍領導機關的管理。當晚深夜，吳才回到家，見到自己的夫人，告訴她這些天發生的情況，並說“我在‘九一三事件’中應負的責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準備向中央寫檢討。” 　　９月１８日，吳法憲到空軍司令部開會，繼續揭批林彪、林立果，並要求空軍副司令曾國華召集空直機關大會，嚴格出入和請假製度，落實周恩來的指示。晚上吳參加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張春橋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會議通過了該文件，周恩來報毛澤東批發。散會後，吳回到空司繼續參加會議。 　　９月１９日，上午處理空軍日常事務，通知各單位繼續開會揭發問題，並開始考慮如何寫檢討上報中央。下午三時，吳法憲等人接周恩來通知到人民大會堂研究民航問題，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機上查到一份名單，周恩來要求將有關人等查清並予以關押審查。下午吳法憲還到西山參加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會議，周恩來指示黃永勝負責傳達中央文件。回到空軍大院後，周恩來又告訴吳，空軍的傳達由李德生和吳共同負責。 　　９月２０日，淩晨李德生找吳法憲研究外逃直升機上繳獲的名單，然後按周恩來指示將這批人押赴亞非療養院監管審查。上午，李德生和吳法憲向空軍直屬機關師以上幹部傳達了中央五十七號文件。下午李德生、楊德中參與了吳法憲召開的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晚上還與民航副局長馬仁輝研討民航如何防止人員和飛機外逃，並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 　　９月２１日，淩晨起，吳開始向中央寫檢討，淩晨四點才睡覺。上午繼續主持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開會到下午六時。 　　９月２２日，上午檢查空軍各單位的情況，特別是陸軍進駐機場後雙方的團結合作問題。下午三點吳向周恩來報告了有關情況。下午四點繼續主持召開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一直到晚上十點。會後吳與李德生分別找了住在三Ｏ一醫院的廣州空軍政委龍道權和南京空軍司令劉懋功談話，傳達中央五十七號文件，要求他們回本單位主持工作。談完話後，吳法憲在辦公室主持起草了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的會議報告，準備上報中央，一直搞到淩晨四時才睡覺。 　　９月２３日，吳法憲在辦公室閱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給中央的報告。下午二時繼續召開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並再次作了檢討，並讓秘書記錄，據此草擬了一份書麵檢討，修改到深夜十二時，並與２４日淩晨四點發出，再次請求中央進行審查，並在檢討後麵附上自己的揭發材料。當晚十時左右，吳還接到周恩來指示，把空軍的實力，以及部隊、學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戰部署製成表格，並附上地圖送給周恩來。空軍作戰部搞好後由吳法憲和空軍政委王輝球審閱簽署上報。吳法憲的秘書張叔良還主動記錄了吳在９月１２日晚和１３日做發生的一些情況記錄，包括他在場聽到的來往電話和吳當時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措施。 　　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極為完整的記錄了從９月１３日當天到２４日被拘押前的全過程，這個過程說明了吳法憲在“９１３事件”後嚴格按照黨中央、周恩來的指示辦事，完成了周恩來交代的各項任務。這裏麵還穿插地記錄了軍委辦事組的一些活動，特別是總參謀長黃永勝的活動。據筆者所知，李作鵬、邱會作在海軍和總後也一樣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穩定軍隊，防止外敵入侵的工作。事實證明，“９１３事件”發生後，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為首的黨中央還是十分依賴黃吳李邱幾員軍內大將做好各項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在十天中既不揭發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什麽都不坦白”這一情況，這些所謂的罪狀不過就是抓捕黃吳李邱四大將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汪東興！汪東興積極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盡快抓捕黃吳李邱

十九、從關押審查到進入秦城監獄

2007-12-31 21:22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４日黃吳李邱四大將在人民大會堂被拘捕。吳法憲自己也料到會有這麽一天到來。吳心裏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概這樣辦過了很多人，現在終於輪到我們這幾個了！”周恩來宣布“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停止你們的一切職務，給你們每個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檢查自己的錯誤。你們年紀都大了，生活上會有人照顧。你們的老婆、孩子隻管放心，組織上會照顧他們，請你們相信我周恩來。”（事實上，周恩來這番“組織上會照顧好家屬”的諾言並未兌現，黃吳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殘酷迫害。）隨後吳法憲被送到北京郊區通縣北京衛戍區的一個連部，在這裏大約住了兩個月左右，卻沒有任何審問，生活待遇也還不錯。吳法憲等人為何沒有像陳伯達那樣被送進秦城監獄？筆者認為這與毛澤東搞的區別對待有關係。黃吳李邱四人無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牽連，他們本人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反毛舉措，此時此刻他們也已不構成對毛澤東和文革大業的任何威脅，先把他們養起來，如同鄧小平一樣，說不定將來什麽時候毛澤東要打擊其他對手時還可能重新起用這些人。再加上“９１３事件”發生後不久，毛澤東一度重病纏身，也就顧不上許多了。 　　 　　從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２年４月，吳法憲經曆了五次提審，主要是公安部長李震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二人為主，有時還有郭玉峰和楊德中。所謂的提審，就是要吳法憲交代林彪要搞政變的“事實”，如“葉群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的活動”、“廬山會議就是一場軍事政變”、“謀害毛澤東”、“攻打釣魚台”、“２５６號飛機的調度”等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經過幾次提審，吳發現“從李震、吳忠他們的調查來看，他們對我的問題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對這些問題不清楚嗎？周恩來、汪東興、楊德中他們親身經曆了當時的事件，難道他們不清楚嗎？難道毛主席不清楚嗎？為什麽要這樣？要說我有錯誤，我不回避；要說我搞‘政變’，事實證明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時比較清楚地事情，越搞越複雜，調子也越定越高，牽連的人越來越多。” 　　 　　舉例來說，所謂“葉群策劃的八八密謀政變事宜”，原本是葉群懷疑自己患了乳癌，８月上旬從北戴河回京到三Ｏ一醫院檢查身體。８月７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告訴吳法憲說，康生生病了，情緒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著周恩來的手說“你看我有沒有曆史問題，材料都在這裏。”周恩來建議毛澤東給康生寫個字表示一下慰問。毛澤東想到以前曾給林彪抄錄過曹操的《龜雖壽》，於是毛要周恩來把那篇找出來送康生一閱。於是周讓吳法憲專程去葉群處取來。政治局會議後吳法憲和邱會作連袂去毛家灣取毛澤東的手書。當晚葉群與吳邱等人閑聊一陣兒女婚姻之事，８月８日上午葉群返回北戴河。這實在是最普通不過的一件小事，而且吳法憲還是奉了周恩來的指示去毛家灣辦事。這無論如何與政變會議連不上邊，更何況那時毛澤東並未南巡，沒有征兆顯示毛澤東決心要倒林，且黃吳李邱等人的檢查也基本過關了，他們有什麽理由在此時密謀策劃搞政變？筆者認為，毛澤東等人對林彪事件的情況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問題，之所以後來越搞越複雜，無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變和殺毛的證據，自然就要從政治出發，要搞無中生有、指鹿為馬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消息傳來後吳法憲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應該有出頭之日了，連看守人員的態度也好了許多，吳法憲心存幻想，認為葉劍英和汪東興是了解黃吳李邱的，他們至少應該說句公道話。然而在年底吳法憲等人卻被送進了秦城監獄。吳法憲說“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絕對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秦城監獄的待遇遠遜於北京衛戍區的待遇，衛戍區看守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監獄。秦城的夥食極差，管理更是不把人當人，多是訓斥叫罵，犯人提的意見幾乎從無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滿就會立刻遭到報複，將犯人關進獄中最小的牢房，隻有大約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裏蚊子蒼蠅滿屋飛，咬得人皮膚潰爛，冬天則是缺少暖氣，凍得讓人渾身發抖，犯人之間絕對見不到麵，放風更是少得可憐……這些虐待和折磨並非僅僅針對吳法憲一個人，而是針對獄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錄裏記錄了秦城監獄的黑暗。王力回憶說：進入秦城監獄後一直是單獨關押，無人審問，前五年裏不給放風，不給任何有字的東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本。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從門上的小監視孔上予以監視，睡覺甚至不許翻身，必須麵對著那個小監視孔。睡覺的床是兩條凳子支起來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許坐在褥子上，隻能坐在木板上，還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監視者可以通過監視孔予以監視。吃的東西就更差了，早飯是四個涼窩頭，不給水，不給鹹菜，隻能硬著頭皮幹啃，一天隻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沒有襪子，以致腳被凍出了凍瘡。秦城監獄的黑暗真是罄竹難書！ 　　 　　秦城監獄這座毛澤東的“巴士底獄”折磨摧殘了多少共產黨人自己的仁人誌士，又殘酷迫害了多少無辜之人，到現在恐怕是數也數不清了。吳法憲最後感歎說：“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夠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這番話實在就是對共產黨的血淚控訴啊

二十、“公審”和“辯護”

2007-12-31 21:23

中共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兩案”審判時更是大言不慚地說，這個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國兩案審理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就曾特別強調“這次對兩案犯錯誤和犯罪人員的處理，我們要吸取教訓，要堅持實事求是，要重視調查研究，要考慮文革的曆史條件，要按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辦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然而，所有涉案人員是否有罪以及判什麽樣的刑都是由鄧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檢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猶如傀儡，如此審案有何公正可言？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這場審判的一些內情。 　　 　　（１）從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７月，專案組先後進行了十五次審問，內容與以前相同，但是更詳細和具體。吳否認了當年專案組搞出的“八八政變會議”（指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吳法憲、邱會作與葉群在毛家灣商討“政變”事宜）。 　　 　　（２）１９８０年７月後，獄方禁止吳法憲聽廣播、看報紙，也不許家屬探視。 　　 　　（３）官方指定辯護律師，按有關法律，律師與被告可以單獨會見討論案情，但每次律師與吳談話時，必有監管人員在場監視。 　　 　　（４）１２月１６日法庭進行辯論前，審判員卻指示吳，可以發言，但是不準推翻起訴書上的問題，否則要判重刑。（法庭審判員竟然如此明目張膽地威脅被告人） 　　 　　（５）吳法憲經過審慎思考，決定不做申辯，吳認為這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的，申辯也沒用。最後法庭的辯論波瀾不驚，這個“審判”的過場進行得十分順利。 　　 　　最後“特別法庭”宣判：吳法憲以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林、江反革命集團主犯，還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此外，還有誣陷羅瑞卿、賀龍，迫害空軍幹部等，外加將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等。特別法庭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並宣布此判決未終審判決，不得上訴。 　　 　　事實早已證明，這場所謂的審判既沒有“以事實為根據”，更沒有“以法律為準繩”，全案都是從政治出發，從執政者利益出發，全麵掩蓋、歪曲了文革這段曆史的真相，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被告身上，掩飾了毛澤東的罪惡和責任。如此審案還能奢談什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嗎？這些漏洞百出荒誕不經的判決在若幹年後更顯示出它是何等的錯謬和顢頇。 　　 　　對於這個所謂的判決，吳法憲在多年後為自己作了義正辭嚴的辯護。筆者在此敘述如下： 　　 　　（１）吳法憲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幾十年來出生入死，為創建人民軍隊和新中國，奮鬥了一生。所謂“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實之詞。從“９１３事件”到現在，官方沒有任何證據證實吳法憲有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和動機。相反，吳一直是堅決擁護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正是由於盲目地貫徹和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才會犯有左的錯誤，但這與所謂的“犯罪”風馬牛不相及。 　　 　　（２）關於所謂的“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也是無稽之談。林彪當年的副統帥、接班人的地位並非林彪自己“奪”來的，而是因為林彪曾經為中國革命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和毛澤東的賞識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澤東親自提議，毛還決定將林彪寫進中共九大黨章。所有這些都不是林彪奪權而來的。那種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則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條罪名。至於所謂的“陰謀政變殺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虛烏有，直到現在也沒見過官方拿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證據。吳法憲自己更是既沒有參與也絲毫不知這樣的“政變”計劃。 　　 　　（３）吳法憲的所有職位都不是通過“奪權”的方式奪來的。吳的空軍司令、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都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任命的，都有毛澤東簽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員也是全體與會代表按照程序選出來的，也不是吳法憲自己奪來的。說到“奪權”一事，在文革中隻有毛澤東自己以黨中央的名義號召在全國搞奪權，林彪和其他老帥們在軍隊中都反對這樣奪權。除了一些軍隊的文藝團體和院校有奪權現象發生，任何軍隊的機關和部隊都沒發生過奪權。大量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所發生的奪權，全都是毛澤東和黨中央予以批準的。 　　 　　（４）說吳法憲“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則是天大的笑話。吳法憲在文革中隻是參加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黨委”三個組織。前兩個組織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領導的機構，不是吳法憲組織和領導的“反革命集團”，而且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而空軍黨委更是在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係下進行工作。如果說吳法憲“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那麽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恰恰就是毛澤東本人！至於吳與林彪的關係，根本就是上下級的關係，林彪是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吳法憲當然要在林彪的領導下工作，這也是共產黨自己的組織原則，吳法憲不可能跳出這個框框另搞一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以及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軍隊高級幹部不也是在林彪領導下工作嗎？ 　　 　　（５）關於“誣陷羅瑞卿、賀龍的問題”，吳法憲承認自己的確犯有錯誤，並深深懺悔和反思。但是賀龍與羅瑞卿的問題都是毛澤東作的決定，他們二人的專案組都是周恩來總負責。這樣的問題絕不是黃永勝和吳法憲這一級別幹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來所能決定的。他們的被打倒毛澤東要負最主要的責任，而將賀、羅被迫害的罪責加在吳法憲等幾個人身上顯然極不公正。吳法憲說“據我的回憶，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示、審閱、劃過圈的賀龍、羅瑞卿和其他人的專案組的報告，也為數不少。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牽連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這裏我想說兩句： ‘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而這一最關鍵的問題正是中共官方所極力掩蓋和回避的！ 　　 　　（６）關於所謂“迫害空軍幹部”問題，文革中作為空軍的主要領導人，吳法憲承認自己應該對那些慘遭不幸的人負一定的責任，但是這些人在文革中受衝擊和迫害主要是全國、全軍搞文革運動的結果，全軍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運動，每個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應該具體搞清每一個事件，而不是籠統地歸結到吳法憲等幾個人的頭上。吳法憲說“說到底，是不是毛澤東、中共中央也應該對批準關押迫害各級幹部承擔刑事責任，對全國受到迫害的七十三萬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萬四千八百人承擔刑事責任，而且是主要責任呢？” 　　 　　（７）關於“把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的問題，吳法憲承認這是他私下對王飛、林立果幾個人所說，事後也覺不妥，雖然沒有公開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響。從根本上來看，空軍的指揮權和調度權絕非吳法憲一句話就可交出去的，事實上吳也從未交給過林立果。吳法憲說“不要說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準，除了毛澤東本人外，誰都不能夠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事實上，林立果隻是調動了指揮了空軍黨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