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暉，《往事並不如煙》
古代中國，在秦朝統一六國時期，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軍事強國，而且在人口數量和領土擴張方麵表現也不俗。那老百姓的地位如何呢？
秦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法家思想，如商鞅，韓非子以他們代表的法家思想是秦朝立國的理論基礎。法家明確地說過：秦國的強大，是以百姓的軟弱為條件的。
“商鞅變法”是秦國強大的關鍵，商鞅在《商君書》有篇文章題目--《弱民》，這一章就是公然宣稱“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意在百姓的地位低才能被支配，因此國家要對外征服擴張，首先要征服自己的國民。《商君書》和《韓非子》稱得上是兩部奇書，他的有些道理講得非常直白，不加任何掩飾。
“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須先征服你的百姓；想要打敗你的強敵，首先要打敗你的人民。這也是出自《商君書》。可以說，書中的言論赤裸裸地表達出了法家極端專製的思想。
最近有種言論說"民主製度不是什麽好東西“。有人說，民主製度最早出現在希臘羅馬新城的時候，由於他們好戰，想欺負別的民族，因此號召自己內部的人團結起來，簡言之，搞民主就是為了對外征服。還有一些人說，我們中國人愛好和平，不想統治別國，那麽我們也就不必為了征服別國而搞民主。皇帝一人說了算的局麵挺好。
針對以上言論，《商君書》和《韓非子》也許就是最好的反駁。
”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意思就是說如果老百姓勝過統治者，那國家就要衰弱；而統治者能夠勝過老百姓，那國家就能強大。因此，發家認為為了治民，統治者絕不能心慈手軟。
商鞅說，”慈父無孝子，智主 無忠臣“，這句話和儒家思想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如果父親太仁慈了，過度溺愛子女，子女反而不孝順；關心老百姓的統治者，就得不到忠臣。
“農有餘時，則簿厭於稅”的意思就是老百姓吃飽了就會遊手好閑，無所事事。韓非專門有一句話叫做“足民何可以為治”意思說，讓老百姓富足了，國家就不好治理了。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就要使老百姓“家不積粟”，想盡一切辦法搜刮百姓。要用嚴格的保甲製度和嚴刑峻法來禁錮他們，並且要使那些想擺脫桎梏的人“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
曆史故事的結局很多都出乎人的意料，商鞅最後死在了自己製定的製度上。商鞅在秦朝內部鬥爭中，失勢了。然後他就出逃，跑到一個地方想住旅店，旅店老板說你要拿出官府的證明來，才能允許你住。商鞅說，我要住店你怎麽不接待呢？老板說，你看，商君有令，老百姓如果沒有官府的特許是不能亂走的。商鞅長歎一聲，沒想到自己製定的法令卻害了自己。於是就有了成語”作法自斃“。
也許我們之前的商鞅都是正麵描寫，可是商鞅確實認為：老百姓都是“賤骨頭”，千萬不能讓他們遂願，遂了他們的願他們就會弄奸耍滑；讓他們富起來，他們就不知天高地厚；隻有讓他們窮困潦倒他們才能賣力。原文是這樣，”任民之所善，固奸多，民貧則力，民富則淫，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他的製度改革給秦朝帶來的變化，但是他所謂的”富國強兵“意味著老百姓沉淪在辱。這樣的”富國“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嗎？
那麽這裏就出現一個問題：秦滅六國，給六國人民帶來很大的災難。那麽當時秦國人民有什麽樣的看法呢？關於這個問題，史學家是有爭論的。《史記》有這樣一段話：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司馬遷所指的關中不是今天關中平原這麽一點小的地方，實際是指秦國所統治的地方，包括整個西北和四川。李冰修都江堰就是那個時候，他說這個地方當時非常發達。因此，有人說，秦朝的製度對經濟的繁榮有很大作用。可是這一說法，在最近幾十年內，很多史學家都覺得是不妥的，經過考證之後，他們指出司馬遷 這段描寫帶有文學色彩，並不可信。
他們根據《史記》和其他一些資料，根據對秦朝人口和土地進行數據分析，得出結論：秦故地的經濟是不能自給的。而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是關東的魏國，趙國，韓國，齊國的故地。在秦漢時代，每年他們都向關中輸出400萬擔糧食，還包括大量的紡織品和手工業品。
所以，上海複旦大學的葛劍雄先生就說，全麵考察秦漢時期的經濟狀況，我們不能不承認，當時最發達的地區是關東。主要的財富也集聚在關東。那麽，秦國經濟既不發達，政治上又極度苛霸，那他們打算想要怎麽樣呢？商鞅的一句話震驚四座，他說，“政做民之所惡，民弱；政做民之所樂，民強“。為政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而決不做老百姓高興的事情。你有能力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這才顯示你戰勝了老百姓；如果你要順從百姓，做老百姓喜歡你做的事情，那麽就說明老百姓在牽著你的鼻子走，百姓強了，國家也就弱了。
”我就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古今中外很多專製者這樣想，但是敢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說出來的也隻有商鞅一個人吧！在這樣的情況下，老百姓過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日子呢？
有很多關於秦國當時狀況的描述，比如說賈誼的《過秦論》，他把秦國的老百姓說的很糟糕，他們是反秦勢力，可以說他們別有用心。但是商鞅都用這種製度治理百姓，我們能不相信嗎？”強秦造福於人民“的說法，不需我們來反駁，商鞅，韓非子這些強秦理論家就是最有力的反駁者。
另外一個問題在於，為什麽這樣的所謂”暴秦“居然還能成就大業呢？
古話道：“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應該是一個很善良的說法，但是我認為這種說法隻有在一種條件下才是事實，那就是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因為民主政治本身就是靠老百姓的投票來決定你能否得天下，如果不得人心，怎麽可能的天下呢？但是，我把這個邏輯放到古代，像秦始皇那種狀態下那恐怕就應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句話。
我們做評判的時候要有一些道德標準，不能太過功利主義。可是如果在不民主的條件下，得天下者也證明他得人心，那不就是“成王敗寇”了嗎？在傳統時代，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一種非常善良的理想，但是它並不是事實。在曆史上，經常有一種規律--蠻族征服。我們這個古代的中原王朝經常被周邊的少數民族打敗，這是因為周邊的遊牧民族就比我們先進嗎？他們的人民就比我們生活得好嗎？不見得吧！
從商鞅到韓非子這些強秦理論家，他們從來不去論證我要怎麽做人民才會擁護我。他們認為這是非常淺薄，非常可笑的。我為什麽要你擁護呢？我就是要讓你害怕，讓你不能反抗，，讓你絕對服從。他們從來不指望人民如何擁護，他們更從不講如何爭取這種擁護。他們講的都是如何“以法賞罰之，以術操控之，以勢威嚇之“。在他們看來，國家能否治理好，不在於百姓的愛戴，而在於百姓害怕，不敢反抗。這樣，他們就可以連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況下維持統治，這才叫高明，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韓非有一句名言：”夫以妻之禁及子之親，乃不可信，則其與無可信則矣“，意思就是，不要相信誰會忠於你，這些都是不可信的，就連老婆孩子都不一定靠得住。他說，如果你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設計一種製度，使這些不忠於你，也不愛你的人屈服。後來就有了馬基雅維利的一句名言：”令人畏懼強於受人愛戴“。這樣的強秦確實讓人害怕，秦國的思想和做法都是應該摒棄的。我們現在提倡的就是”執政為民，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
這樣的強國不好，那弱國的百姓就會過得很好嗎？關東的經濟比秦發達，關東的百姓在和平時期，他們的生活應該也不會比秦國的百姓差。但是你有像秦這樣一個強鄰，如果不自強，就要被打敗。這樣的苦難也是自不待言的。
比如，趙國遭遇長平之戰，幾十萬戰俘被坑殺，找過幾乎沒有青壯年男人，所以那個時代，暴秦的強國弱民之道固然可惡，但是六國不知自強，也是不可取的。
現在，我們追求現代化，就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為了老百姓真正的尊嚴。即使沒有霸權，國民的人格自尊一樣存在，，甚至更甚。就好比瑞典，荷蘭。
強國，固然是每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國民所追求的目標，但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還有一個核心價值觀，可以既不是強國，也不是大國，但一定是現代化國家。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就是，人民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沒錯！但是，國家興亡，匹夫先要有權，有權才能有責。權責需要對應。
權利不同於權力，我們要的隻是基本權利應該得到維護。匹夫無權，那麽興如秦，亡如趙。興亡皆百姓苦，這就是大國崛起的核心問題。
一個好的國家，一個讓人羨慕的國家，他應該做到國家利益最大限度地吻合於國民的利益，而不是把國家利益變成一小部分統治者的利益。這隻有在民主製度完善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使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最大限度地吻合，所以我們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民主，進行適合自己國情的政治體製改革。當然，在製度改革方麵，自晚清以來，我們一直在向先進國家學習，雖然現在我們的經濟發展迅速，但是這個學習的過程仍然沒有結束，我們仍然要向值得我們學習的任何一個國家學習，目的就是強國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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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要介紹信果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傳統啊
這句話很對。而且，資本操作下得到的統治者比專製製度下的統治者更加有欺騙性和隱蔽性，前者假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還能用輿論操作，得個’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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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商鞅已經不是統治者了！專製製度下的統治者永遠都在法律之上的。而和統治者同流合汙的資本也是在法律之上的。
不要太天真。
如文中舉例，商鞅死於自己的法製之下，可謂求仁得仁了。因為他自己沒有淩駕於自己所設的法律之上。統治者不應該在法律之上，同時，資本也不應該淩駕於法律之上。
真正的民主沒有人反對，可是，在資本的操作之下沸沸揚揚的民意可以比法律更加重要，那麽最多隻是被洗腦之人的民主。
中國有句古話，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這篇文章最後一段來個轉折，真是讓人出乎意料之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