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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一把剪刀 汪靜之

(2011-11-19 05:48:28) 下一個
時間是一把剪刀
                         汪靜之
                           

                 時間是一把剪刀,

                 生命是一匹錦綺;

                 一節一節地剪去,

                 等到剪完的時候,

                 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

 

                 時間是一根鐵鞭,

                 生命是一樹繁花;

                 一朵一朵地擊落,

                 等到擊完的時候,

                 把滿地殘紅踏入泥沙!

    1922年8月,二十歲的汪靜之以一本薄薄的詩集《蕙的風》飆入文壇
,短期內加印四次,銷量兩萬餘(僅次於《嚐試集》、《女神》),
他人驚羨。確實,在五四新文學那麽多風雲人物中,還真就數汪靜之成
名年齡最輕、成名經曆最易,來得最不可思議。 

    不熟悉那一段文學史的年輕人,認為《蕙的風》風格老式,直白發露
,無藏無掖,何美之有?幾乎所有現代文學教師都曾麵臨學生這樣的詰問
:“老師,這樣的作品到底有啥好?好在啥地方?”就像胡適的《終身人事》
,如今一個喜愛文學的高中生都能寫的作品,何以就能進入文學史呢?湖
畔詩社研究專家賀聖謨先生在他的《論湖畔詩社》後記中,就記錄了這樣
的學生提問。當然,如不完整地了解那一段文學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
什麽叫“第一”的魅力,就不可能理解汪詩“創新”的價值。今天幾乎人人會寫
的新詩,在當時卻是創新;今天無奇無鮮的自由戀愛,在當時卻是風險甚
大的“衝破封建禮教”,甚至被斥為“輕薄墮落”、“獸性衝動”的行為。言前人
所未言或不敢言,又采用了朝氣新穎的白話形式,心想手寫,又帶著古典
詩歌的功底,如此這般,從思想價值內涵到藝術表現形式,汪靜之的情詩
正因為具備了這樣的內核,才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車站,
成為今天仍然值得回眸凝視的一個坐標。 

    五四時期不僅政治思想“王綱解紐”,文化領域亦處於新舊交替的急遽轉型
期。誰能夠順迎時代需求,用新詩大膽唱出活潑自由的愛情,誰就成為最耀
眼的“第一”。而這一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之所以讓汪靜之“幸運地”逮去,這位
年輕的中師生之所以能寫出敞胸放膽的《蕙的風》,確是機緣巧合:自幼放
縱寬容的家庭教育、同鄉胡適的鼓勵支持、恰逢其時的戀愛經曆,更重要的
還是自身的長期準備。評家有曰:汪靜之的成名得益於生理與心理恰逢其時
的雙重成熟,並且擁有一連串眼花繚亂卻適逢其時的戀愛。《蕙的風》便是
其中一場並不成功的戀愛結晶:汪靜之與湘女傅慧貞(杭女師三號美女)已
經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鴛鴦而分手,《蕙的風》是寫給傅的情詩,蕙慧諧音。 

    汪靜之在進入浙江一師以前,上了八年私塾,從《三字經》、《百家姓》、
《千字文》、《唐詩三百首》,一直讀到“四書”、“五經”,非常熟悉古典詩歌與
韻律。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偏愛詩歌,與“小姑姑”曹珮聲多年磨習詩歌,常常通
宵達旦,十二歲即開始學習寫詩,可謂詩心聰慧,久鍾繆斯。在進入浙江一師
以前,汪靜之已具備了相當的寫作能力,詩文俱佳,故而在數學、常識、英語
皆交白卷的情況,憑一篇上佳作文得語文老師力爭,浙江一師才勉強破格錄取。 

    在浙江一師的開放風氣下,他接觸到五四新潮,又正好情竇初開,數度深陷
戀愛之中,這才寫出活蹦亂跳激情四濺的情詩。從客觀方麵,汪靜之大膽直剖
的情詩既符合當時自由開放的時代思潮,又順應了由文言律、絕轉入白話新詩
審美風格的轉變。所以,既可以說是時代青睞了汪靜之,也可以說,汪靜之符
合了時代的需求。 

    汪靜之在進入一師前,十五歲上就已經在家裏對“小姑姑”曹珮聲產生初戀,並
因曹珮聲上了杭州省立女子師範,追隨至杭,報考浙江一師。說來不信,身量甚
矮的汪靜之,憑著情詩之力,居然極有桃花運。曹珮聲此時已遵父母之命與他人
成婚,懷著歉意,竭行彌補,將杭州女師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紹給靜之,從高
到低,每周一位。這曹珮聲也甚了得,乃胡適三嫂之妹,後為胡適情人。1923年
暑假,曹珮聲與胡適在杭州南高峰煙霞洞同居三月,懷下身孕,胡適答應與發妻
離婚。不料,胡妻江冬秀以死相拚,並威脅要帶上兩個孩子一並了斷,胡適方寸
大亂,隻得回斷曹珮聲。曹萬念俱灰,上峨嵋削發為尼,留美的二哥趕上峨嵋,
勸其下山赴美求學,歸國後執鞭教壇,終身未再嫁。到“文革”時因與胡適的這段
戀情,大吃苦頭,悄然返鄉。 

    五四一代不僅敢愛而且敢寫,不僅敢寫而且還敢拿出來發表,敢於讓全世界都
知道,甚至唯恐別人不知。我們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則連想都不敢想。青年
時代的我們不崇敬愛情,也不知道什麽叫愛情,愛情隻是一個貶義詞——“亂搞
男女關係”。用不著別人來製止,自己在內心就已經將愛情與肮髒的性劃了等號
,早早在靈魂深處槍斃了這“低級趣味”。不等別人來嗬斥,就已經不會為愛情
而歌唱了。政治高壓之下,我們這一代誰還能為愛情而激動呢?我們這一代誰
還會真正為個人的情感放聲歌唱呢﹖從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多年裏,一句“個人主
義”的貶斥,那可不是鬧著玩的。誠然,五四時期的自由戀愛也不怎麽自由,嚴
密看管女兒以免敗壞家風,也是家長之大防,杭州女師對學生戀愛亦明令禁止
,訓育主任甚至可以“公”拆女生信件。但較之我們這一代的政治高壓,他們那
時也就不算什麽了。女師訓育主任見全校“第一優生”一天之內收到十三封信,
且筆跡相同,便拆開查看,原來“第一優生”已經與人有了關係!照例必須開除,
但因是“第一優生”,網開一麵,留校改過。 

    汪靜之一生童真,率性而為。八十多歲還會跨騎憑欄,兩腿垂然搖晃,
渾然一個老頑童,更為難得的是汪靜之一生愛詩寫詩。上了九十歲,
住在醫院裏,愛心依然不減,癡戀如花,一再表示要將情詩進行到底,“
一直寫到生命的最後一刻”。1996年6月,將寫於六十年前的詩體戀愛史
編成一本《六美緣》(與六位女性),公開發表。終身童真、終身寫詩
,而且還是情詩,實在太難了,實在是一場漫長的心靈煎熬,得忍受多
少清貧困苦與世俗譏刺,尤其在二十世紀大悲大難的中國。我本人不到
三十歲就頂不住了,早早就向詩歌告別,因為,我無法保持詩人所需要
的純潔與童真,無法麵對苦難保持樂觀。回眸二十世紀百年文學史,
靜之以後,再也沒有出現如此純潔的童真詩人。汪靜之的情詩,就是放
到今天,仍然有大膽自由的一麵,仍然能喚起讀者內心來自各個側麵的
深深感歎。將個人的戀愛史嵌入文學史——《蕙的風》、《六美緣》
《漪漪訊——汪靜之情書》,汪靜之算是將自己的愛情徹底貢獻給文學。 

    相形之下,我們這一代沒有情詩,缺少情詩濕潤的濡染,我們這一
代也就缺失了愛,缺失了寬厚的恕道,隻剩下冰冷堅硬的恨。思維方式
上,我們這一代就很容易滑入對立式思維,價值觀念很容易倒向偏激的
一元化,言行舉止很容易淪為破壞發泄。因此,我們這一代才最終成為
思想褊狹“痛下殺手”的紅衛兵,才成為“殺殺殺”的革命小將,整個社會才
會爆發無謂而慘烈的武鬥。最終,我們這一代必然淪為無知愚蠢的一代。 

    失去童真、失去情詩,事實上也就等於失去寬容與親和,整個社會
來自良性一翼的柔和的潤滑力大幅降低,人們容易形成互仇心理,最
後演化為仇視思維,似乎生活中到處是不可忍受的缺陷,沒有什麽值
得珍視與保留的美好之處,必須堅持殘酷鬥爭,必須保持對現實的仇
視,必須與舊世界徹底決裂,隻有未來才值得珍視與向往。而且,這
種殘酷的仇恨心態還是最最寶貴的“革命堅定性”。 

    因此,從社會總體效應角度,情詩的作用不容小覷。愛情能夠使人
溫和,愛情能夠使人寬容,愛情容易使人看到自身的缺點,愛情容易
使人保持純潔童真。當然,愛情還能夠提高生命的質量,能夠使人長
壽……汪靜之在他最後一本詩集《六美緣》的自序中說:“愛情詩最能
培養夫妻愛情,愛情詩最能增進夫妻幸福,因而最能安定家庭,進而
也最能創造一個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正是因為如此,孔聖人把‘國風
’愛情詩編在最重要的經典‘五經’之首中之首。聖人最重視詩教,詩教首
先教的是愛情詩。愛情詩是經國之大業。”純潔的情詩確實可從整體上
成為社會矛盾的減弱器,起著保持社會整體平衡的遠端效應。這一點
,在過去卻為我們長期忽視或無視。無論如何,播撒溫濕的愛總比種
植陰冷的恨更有利於社會融洽吧? 

    1990年初,汪搬入杭州曙光新村一樓公寓,某日傍晚,樓上倒下一
盆水,將老人全身澆濕,汪衝著樓上喊了一嗓子:“什麽人倒水?真缺
德!”晚飯後,沉默許久的老人要秘書上樓逐戶打聽誰家潑的水,不為
問罪而為道歉!老人認為樓上那戶人家因天黑沒看清天井有人,不是
有意為之的錯誤,不應怪罪,所以他要為自己罵了人家而道歉。秘書
認為於理不合,未去打聽。翌日清晨,老人將寫在宣紙上的道歉信貼
在樓梯口。 

    當然,汪詩還可從反麵提供一些借鑒,如無邊無際過於寬泛的“博
愛主義”。他在詩歌中居然要求嶽廟裏的嶽飛憐釋跪囚的秦檜、請求
“我們都是伴侶”的蚊子鬆嘴和解,這些說明汪靜之思想確實存在過於
幼稚的一麵。五四知識分子思想十分雜蕪,一些基本價值觀念尚未
在他們頭腦中得到確立。此外,汪詩終究隻是新詩初期的一個車站
,過於直白發露的表現手法隻能說明新詩發萌期的幼稚脆弱,對韻
律的漠視也破壞了詩歌的基本規律,提醒我們必須尊重詩歌的音樂
性。 

    綜上所述,汪靜之的五四情詩,不僅作為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思
想解放與藝術革新的重要一環,成為五四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而且還具有校準現實喚起思考的當下作用。從這些意義上,似乎
已經走遠了的汪靜之,仍然還在靜靜地放射出光芒,放射出能夠照
亮今天的光芒。 

    1920至1930年代,汪靜之輾轉於鄂皖魯冀滬寧杭等地執教,二十
歲就當上了教授。不過,詩人汪靜之的文章似乎不行,所授的國文
課頗引非議。浙江一師同窗、時任暨南初中部主任的曹聚仁說:“
他教國文,實在糟得太不成話。一篇應該教一個星期的課文,他就
在四十分鍾教完了。無可奈何,他就說些文壇掌故來填補……我就
當麵對他說:‘假如我是校長的話,決不請像你這樣的詩人來教國文
。你這樣的教法,真是誤人子弟!”〔1〕抗戰期間,汪靜之先赴粵
任中央軍校四分校國文教官,後隨校遷廣西宜山,再遷貴州獨山。
1942年,因經濟困難,兩月無肉,拒絕重慶川大教授約聘(因隻能
吃素),做釀酒生意。1945年,與人合夥開小飯館,親自跑堂。
抗戰勝利後,先後執教於徐州江蘇學院、複旦大學中文係。1952年
,汪靜之投靠馮雪峰,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1954年因與頂頭
上司聶紺弩不合,改為特約編輯,停發工資。1965年轉入中國作協
為專業作家,每月領取創作津貼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單位管束而相
對自由。 

    汪靜之反右時之所以成為“漏網之魚”,實乃“反黨言論”僅為兩次之
故。當時的中國作協領導邵荃麟、郭小川告訴他“劃右標準”——解放
前後若各有一次反黨言論,便劃右;如解放前沒有,解放後有三次,
也劃右。鳴放期間,汪靜之在中國作協、人民日報社兩次會議上抱怨
作家待遇太低,每月僅一百二十元創作津貼,不滿意;文化部召集的
一次會,由於汪靜之不願再說一遍同樣的話,故隻有兩次“放毒”,
能達標。汪靜之晚年慶幸:“如果我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或者複旦,
我一定會有三次發牢騷的機會。”〔2〕 

    “文革”前夕被打發回杭,直到1979年,浙江作協才知道汪靜之隱居
杭州。“文革”中,汪靜之奇跡般的成為未受任何衝擊批鬥的五四老人。
“幸虧自己遠離政治,半做隱士,才苟活性命於亂世”〔3〕。1975年辦
理退休手續,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無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
據,衣服破舊不堪,購食必定尋求最低價,晚上隻用一支八瓦的日光
燈,凡有空白的包裝紙(包括牙膏盒、藥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
十年未訂報紙。但一直很用功,立有“四不”公開聲明:不向外透露住址
、不接受會議邀請、不簽名題字、不接待來信來訪。宅門貼有一條:
談話不得超過十分鍾。” 

    直至197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四屆文代會,“解放後其他所有文代
會都沒有要我去,很明顯是因為我是雪峰的朋友”〔4〕,汪靜之晚年認
為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適之(得到最初的鼓勵)、魯迅(得到扶持與保
護)、葉聖陶(告知可出版詩集)。 

    1993年,汪靜之九十一歲,一生思想純簡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現在
我覺得我向來也是極左,認為胡適之太反動,其實他隻是反對獨裁,
張民主。”〔5〕 

注釋:
〔1〕曹聚仁:《詩人汪靜之》,上海魯迅紀念館編《汪靜之先生紀念集》
,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2〕〔4〕〔5〕《汪靜之自述生平》,上海魯迅紀念館編《汪靜之先生
紀念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07、305頁。
〔3〕紀鵬:《世紀詩翁汪靜之和湖畔詩史的最後一頁》,上海魯迅紀念
館編《汪靜之先生紀念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 


   

作者: 裴毅然 《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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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看到一幅剛勁和一份妖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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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匹錦綺;
等到剪完的時候,
人們看到一幅剛勁和一份妖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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