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的立場

陳丹青的立場
　　
　　 趙鯤
　　
　　 在當今中國的文化人物中，陳丹青是顯得有些特異並日益產生出深刻影響力的一位。2005年，歸國剛5 年的陳丹青從他所任教的清華美院提出辭呈，使他成為受到全社會廣泛關注的人物。同年，他的雜文集《退步集》產生巨大影響。一時間，陳丹青被賦予了反抗教育體製，對現實社會文化進行廣泛深刻批評的猛士形象。他的率真尖銳和機智透辟，令很多人感到耳目一新——當然，也招惹了一大群人。這樣一個富有個人魅力的人，自然會成為媒體的“寵兒”——電視、報刊、博客，媒體與陳丹青之間相互借助、相互滲透，各自表達著自己的意欲，使陳丹青迅速成為一“文化明星”。作為一個對現實社會文化進行大幅度深刻思考和批評的公眾人物，陳丹青的社會意義早已超出了他作為藝術家的文化意義。
　　
　　陳丹青的老本行是繪畫，近年來持續書寫頻頻出書，展現出了相當不俗的文字魅力和思想力度。於是，便有人對他的“文化越界”產生迷惑，甚至不以為然：這個人到底想幹什麽？的確，陳丹青是駁雜的。我們已無法用“藝術家”一詞來指稱他。所謂“身份”，對陳丹青已無關緊要。繪畫、寫作，都是弄藝術，都是表達，上電視更是表達。我以為，真正重要的是他通過其表達所呈現出的處世姿態、他所表達的問題，及其不願做看客的表達立場。
　　
　　 不苟同的姿態
　　
　　憤怒和批評，大約是大眾對陳丹青最普遍的印象。陳丹青的憤怒，有時會莫名地跟“憤青”扯上關係，其實那是兩碼事。陳的憤怒是火力不小，但卻是從嚴正的思考中發出的情緒。他的情緒容易感染年輕人，但其思想情懷其實不是普通小青年能同情地理解的。而陳丹青的種種批評，即使按照他自己對“批評”的理解，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因為它沒有反批評，缺乏對話關係，更談不上批評的往複向上螺旋式關係，陳丹青的批評性話語毋寧有點類似於“對著世界單獨叫囂”。他批評的是現實，而現實不發言，且自巋然不動。所以，用“批評“來指稱陳丹青的話語，不如用他評論魯迅精神的概念“不苟同。”
　　
　　陳丹青在《魯迅與死亡》中說：“魯迅之所以是魯迅，乃因他天性是個異端。”而“異端的特質，是不苟同，是大慈悲。”我以為，此說甚是。“不苟同”的姿態比批評來得更高遠、更誠懇。不苟同，就是我認為對的，就讚成；我不認同的，則投江不與水東流。此種精神，其實是更大的擔當，其本質，是獨立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苟同”於現實的人，因此，不苟同的人，便是不合時宜者。不苟同，可以遺世獨立，保持自我，如木心；也可熱忱入世，獨持己見，如魯迅。苟且者是逃避者，不苟同才是擔當，也因而慈悲。
　　
　　《退步集》，及其一退再退的《續編》之所以影響巨大，就在於它痛快淋漓地道出了人人身處其中卻熟視無睹的當今社會的許多弊端。這種局麵有點像《皇帝的新衣》裏大聲說“啊！皇帝沒有穿衣服呀！”的那個小孩。其它人也無不看得分明，但卻“苟同”了。
　　
　　那麽，陳丹青不苟同的到底是什麽？我們發現，陳丹青有個核心詞語：退步。“退步”，簡單說，即今不如昔，是對當前所謂“進步”的懷疑，它指向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評判，同時，也指向評判者自身，即不願“與時俱進”的個人持守。
　　
　　陳丹青所謂“退步”的“退”，即是不苟同的姿態使然。他不苟同於當下中國的“時”。那是一種由急功近利意識所操控的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當下中國的現實勢力。陳丹青的批評全部以過去為參照，但那絕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借助曆史維度認識自己。”他是一個時代感很強的人。我們讀他談民國以來文化史、魯迅、木心等話題的文章，都能感到他總是借助具體的對象來比照和質疑時代。我們都跳不出當下時代，當下時代，即現實總是最重要的，陳丹青知道他必須擁抱現實，但現實令他不滿，他寧願與現實搏鬥，這便是他的“擁抱現實”。
　　
　　在陳丹青的批評對象中，有兩種事體最為突出：教育體製和城市建設。他說：“為什麽我要和當今教育過不去？因為糟蹋青苗、貽誤將來。為什麽我要罵城市建設？因為摧毀記憶、人心迷失。”的確，教育問題和城市建設之間有種共性，即兩者都指向我們的存在家園問題。教育指向人的靈魂家園，城市則是我們重要的物質家園，兩者的同時隳壞，讓我們從外在空間到內在精神都一步步地遠離健康和詩意，將使我們麵臨失去真正的家園的危機。陳丹青的憂患是對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當今中國“失樂園”的憂患，是對人文傳統和人文生活大幅度失落的痛切。
　　
　　而且，在陳丹青的現實憂患中，教育問題仍是最為深切者。城市建設的問題，尚可部分地重建、修補，而教育毀壞的是人的根性，城市建設，抑或其它事體，都是由人來弄的——我們如何指望有問題的人弄好將來的事情？陳丹青總拿過去說事，其實是指向將來。他不是為破而破，他的立場是建設性的——雖然，他的批評還可以更審慎一些。
　　
　　其實，有一點，陳丹青很清楚：他所抨擊的教育、城市建設等問題的根源都在於更大、更深的國情，即當下中國的大現實。隻對一棵病樹的枝杈進行診斷和修理，是無濟於事的。雖然陳的批評，往往鞭辟入裏，但也隻能點到為止。其意義在於刺痛我們麻木自私的神經，“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即使“不苟同”隻是姿態，要緊的卻是——它是一種積極的表達。
　　
　　
　　 聊勝於無的表達
　　
　　
　　陳丹青是個對現實充滿興趣，富於表達能力的人。他的文字，比之其繪畫，更廣泛深入地介入了現實，一並構成其獨特的表達。此外，在媒體的頻頻亮相說話，也成為其表達的一部分。甚至，陳丹青的個人選擇，如離教席而去，也經媒體捕獲而成為一種表達。借助媒體來表達公共話題，本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在於表達什麽、如何表達？陳丹青是一個不屑於那種刻意莊重謙遜的人，作為“明星”，他已被媒體劫持，而他亦未嚐沒有與媒體玩耍一回的心態。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陳丹青的“表達觀”。
　　
　　陳丹青自稱他的很多話都是煞風景的話、空話、胡話、夢話。他看穿了所謂“批評”的虛妄，同時相當清醒地選擇了大聲說話。他說“我現在隻有兩件事可做，一是說話沒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說，這是最後一點權力，如此而已。” “我是個清楚自己的言論不可能改變任何事物而索性開口說話的人。”這便是陳丹青的“表達立場”或曰“表達觀”，這是比他的表達技巧更重要的問題。
　　
　　為什麽說話無用？因為陳丹青不是權力者，他的批評的作用隻限於發出聲音，並使一部分人警醒的層麵。他反對的是體製，體製不會自行去反對自己，且何等龐大。既然如此，說這麽多做甚？陳丹青說：“說話不是為了生效，要緊的是說出來。”我想，說話倘若能夠生效，譬如，現實因批評而改進，那自然好，但假如說話不能生效，就噤若寒蟬，懵頭承受嗎？那叫什麽？——旁觀。旁觀，當然落得安全、輕省，但如若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對弊端都取旁觀的姿態，那其實是自欺欺人的集體自戕——你所縱容的邪惡遲早有一天會在你的身上發生效應——其實，無所謂“旁觀”的。
　　
　　但，多年以來，精明的中國人早已學會了對現實“若無其事”——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陳丹青很較真、很傻，在他看來，表達總在困境中。說，不能改變現實，不說，當然更不能改變，而且會包庇邪惡。說話，即使不能改變外部現實，但還可改變一部分人的心理現實，而我們內心的東西會影響到將來，所以，表達自有其積極意義。說——還是不說，陳丹青選擇“說”，因為說總歸“聊勝於無”。
　　
　　陳丹青的言說中有許許多多的問號，他是當今一大提問家，其言說中的問句密集到像刺蝟身上的刺。而他的許多問句其實來自對議題本身的質疑。他發現許多向他拋來的問題原本就是成問題的，是被扭曲了的常識。陳丹青釜底抽薪地將問題的紕繆加以指戳，從而超越了那些問題的低劣而達至某種新的高度。其實，陳丹青的很多思想都是在“還原常識”。而這些話語也竟會驚世駭俗，可見世態已荒謬到了多麽背離常識的地步，這才是現實——“我所眼見的世態比我偏激得遠了。”
　　
　　我們這是一個表達被扭曲的時代。一方麵是表達的極度欠缺，另一方麵又是表達的過剩。所以，比表達本身更重要的是表達什麽？怎樣表達？陳丹青的表達幾乎全部指向現實社會文化領域，具有一種難以遏製的不得不表達的執拗而寬廣的大情懷。
　　
　　然而，最為重要的，還不是表達，而是我們所表達的問題的背後，以致背後的背後的現實。陳丹青問：“是我招惹還是在被招惹？”從表象看，兩者都有，但更深的事體是——陳丹青被現實招惹。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現實，而不是與現實相招惹的人。陳丹青的思想並非很了不得，而是我們失去的常識太多了。少關注陳丹青，多關注陳丹青所指陳的現實問題，這是我希望國人從陳丹青身上得到的啟示。
　　
　　 2007年6月
　　
　　 本文發表於《北京日報》2007年7月2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