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可憐天下蒼生
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
·東夫·
“餓死也不要管他”
一九五九年春節過後，成都市郊的場鎮和市區的大街小巷湧入大批鄉下人，他們不是象往年那樣來城裏看熱鬧和購物，也不是提著土特產來城裏走親戚。他們兩手空空，一窩蜂地撲向餐館、糖果店、農副產品市場等一切有現成食品出售的地方，掏出兜裏所有的錢猛買猛吃，末了還大包小包地帶走。
這是一九五四年那一幕的重演，隻是規模更大，來勢更猛，可供農民裹腹的選擇餘地更小。公社化以後，自留地沒收，一切農副產品歸公，農民的生命係於公共食堂，除此之外，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進城買東西吃了。
城裏也今非昔比。糧食是買不到的，城鎮人口憑戶、購糧證、糧票定量購糧，標準已經降到餓不死的地步。但眼下餐館吃飯不用糧票，當然也決無美味佳肴，一律的米飯加大鍋菜，沒有肉食，隻許吃，不許帶走。糖果店裏可以買到糕點——掉在地上也摔不爛的麵餅、瓦塊似的餅幹，都是用糖精做的。能買到的含澱粉的食品還有稱之為“肥兒粉”的嬰兒米粉、涼粉。上述一切都是限量供應，賣完收攤關門。
即使如此，那時候到城裏吃館子、買糕點對農民尚屬奢侈行為，一般情況鮮有問津，突然之間，他們在餐館、糖果店門口排起長龍，肥兒粉、涼粉一上市便被搶購一光。一個可怕的消息在大街小巷的竊竊私語中傳播開來：農民沒吃的了！
在農業大豐收、共產主義指日可待的鼓噪聲中，這種場麵實在有礙觀瞻，有損大局。階級鬥爭嗅覺靈敏的人，又發現了階級敵人煽動，企圖給大躍進、人。. 民。.公社抹黑、破壞生產等等。然而在一九五九年開始有限糾左的政治氣候下，大多數人不這麽認為，省委、地委均派出工作組，到成都市周邊各縣調查，結果證明，農民確實沒吃的了。
雙流至成都的公路上人流滾滾，尤如趕場一般，全是到成都吃飯搶購食品的，有攜家帶口的，也有基層幹部帶領成群結隊的。工作組走訪了離成都市十多公裏的簇橋、金花兩個公社，每到一處，立即被群眾團團圍住，哭的哭、罵的罵，訴苦不迭。
工作組問他們有沒有米吃，能否吃飽？
“盡是吃菜，有米？象點眼藥一樣！”
“昨天一人分了幾兩豆渣，夠啥子嘛。”
“我們這些老頭兒進不了城，死了當柴燒！”
“飯都沒吃飽，哪有勁搞生產，前天我擔尿水摔到溝頭。”
…………
工作組“參觀”的八個食堂，不是“斷米停火”，就是“斷米未停火”。其中斷米時間最長的一個三百八十人的食堂，從年初至三月近百天的時間裏隻吃過稀飯三次，其餘盡吃青菜蘿卜。斷米停火的食堂“有菜有米就分給社員，沒有就讓社員自行解決”。斷米未停火的食堂“春節以後一直以蔬菜、野菜為食。”
農民有幾個錢到城裏去“奢侈”呢？於是不得不變賣家產。“將自己的床、桌、椅、箱子、黃桶等打碎作木柴賣，有的還賣了自己的蚊帳。”婦女楊淑華將蚊帳拿到成都賣了二元八角，向城裏人買了七斤高價米（二角五一斤，當時國家價為一角二），“剩下的錢吃了一頓飯就花光了。”
下飯館不光是為了自己吃，更多的人是為了買到米飯帶回家裏。這種行為是違反“隻準吃，不準帶出堂”的規定的，不得不偷偷摸摸進行。三營九連的周大娘把床賣了三元三角，在飯館買了六碗飯，自己舍不得吃，全部偷偷倒在圍腰裏帶回給孩子吃。〖注１〗
省委財貿部工作組在新都縣調查的情況是，全縣一九五八年征購比一九五七年高出將近二分之一，春節過後食堂陸續停夥。馬家公社的六十個食堂，吃三頓的一個，吃兩頓的十六個，吃一頓的二十一個，未開夥的二十一個。“開夥的大部分吃青菜、油菜苔、苕菜、紅蘿卜等。”
情況糟糕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直接到基層找群眾調查，什麽都休想知道。從報紙、廣播到各級領導的文件、匯報，農民還在食堂裏“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呢，實際上那個短暫的幸福時光早已過去，眼下他們的日子正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滑落。而飽受政治運動驚嚇的當地幹部極少敢在上級工作麵前吐露真情，隻得信口雌黃。雙流簇橋公社書記說成群結隊到成都去的社員是“賣柴搞副業”，停夥的食堂是因為“社員把糧食分回去自己吃”。雙流縣縣長目光更敏銳，說停夥的食堂是因為怕把糧食調劑走，把糧食“轉移、埋伏”了，舉例說簇橋某小社轉移了三萬斤黃穀到加工廠，某小社將幾萬斤紅苕埋到地裏，上麵栽厚皮菜掩蓋，縣上正在開會批判“本位主義”，“對個別壞分子準備打擊。”
類似的情況哪裏都一樣。工作組來到華陽白家公社的一個食堂，發現煮中飯時，一百五十一人吃飯隻煮了二十斤米，其餘全是菜。炊事員說，這頓飯都是做來給你們看的，平時一頓隻煮兩三斤米，一人兩瓢兒，米都見不到。說話間二十多個男女老幼圍了上來，“幹部吃幹飯，我們就吃這種菜湯湯”，“娃兒餓得拉倒媽媽要吃飯，喊他們咋個長身體啊！”說著婦女們全都哭了。背著孩子的婦女杜秀英從屋裏端出半盆菜湯，哭著問：“我們一天吃這麽多夠不夠？半歲娃兒光吃菜行不行？”
工作組幹部安慰說，這些情況上麵不了解，了解了會解決的。杜秀英淚水漣漣地說：“毛主席是對的，糧食是給我們配夠了的，就是他們（指幹部）不拿給我們吃，每頓吃兩瓢兒菜湯湯，鋤頭都拿不起，哪有勁搞生產。我背上這個半歲大的娃兒吃不下，請隊長給點米拿回去煮，隊長都不批。”
她當即掏出那張皺巴巴的紙條，上麵寫著她斷了奶水，娃兒又吃不下菜，請求給五斤米給娃兒煮稀飯，要工作組“蓋章證明”。工作組愛莫能助。
因為是貧農出身，愛人又是黨員，杜秀英才敢在工作組麵前直言不諱說這麽多。大部分社員則左顧右盼，欲言又止。一個女社員剛說了一句，他男人便罵道： “你多事，人家都過得出來，你管這些事幹啥？他們問了就走了，二天（四川方言，“今後”之意。──編者）總要把你整慘！”工作組走出食堂，四名婦女尾隨而至，見四下無人，說：“楊隊長跟我們說了的，檢查團來了要說每天吃三頓幹飯，每頓三菜一湯，哪個亂說割他的舌頭。還說有困難大家克服，為啥子他天天吃幹飯呢？”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把工作組幹部拉到屋裏，一開腔就泣不成聲：“社裏叫我搞生產，我這麽大歲數了，肚子又餓，咋個做得動。”又指著她三歲的小外孫說：“娃兒一天拉倒衣服要飯吃……”工作組問吃不飽怎麽辦，婦女們說，有的撿點草藥賣給供銷社，有的弄點柴去賣，賣了錢就在成都吃飯，買肥兒粉、麵包、帶點回來給娃兒吃。
工作組轉身找到幹部，聽到的完全兩樣。管區會計說，我們的食堂沒停過夥，主要勞力每月四十斤米，婦女三十斤，每天兩頓幹飯，吃得好，吃得飽，“有的還拿給親戚朋友吃”。到成都吃飯的現象，“可能是壞人鑽空子”。公社黨委書記杜金元對為啥盡吃菜稀飯的解釋是：“凡是吃稀飯的，都是社員要求的，因為他們喜歡吃稀飯。”談到社員到成都吃東西的情況，杜一口否認：“這種情況不會有，我們還未發現，如果有恐怕是個別壞人，或富裕中農從中破壞。”縣委辦公室主任楊紹勳幹脆說“我們還未掌握到這種情況”。〖注２〗
不論形勢多麽嚴峻，所有的幹部，不論真心或違心，對外的口徑都是一致的：五八年的糧食是大豐收，目前出現的缺糧現象是一種假象，是農民自私自利的思想作怪和壞人挑動，他們裝窮叫苦，把糧食隱藏起來，怕增加征購，怕被“共產”，有的則是跟著起哄。
“所以跟倒喊沒有糧食，夜晚卻自己做飯吃，即所謂‘大鍋菜、小鍋飯’。社員把糧食打回家了……不是蒸幹飯就是煮稀飯。一家婦女正在蒸飯，當工作人員去了，這婦女跑進雞籠裏，怕見麵。”
“生產隊幹部知道有糧食，怕增加征購任務，怕調劑別人，就喊沒糧食……還有的社主任半夜叫炊事員起來煮飯，悄悄叫社員來吃，但在白天的夥食同其它食堂一樣，全煮菜吃……清白江公社八村幹部，把穀子挑了四千多斤去溝邊埋藏，被鄰社廣漢縣石羊鄉幹部發現，取走了，經縣委打電話才要回來。”〖注３〗
類似的情況的確存在，任何麵臨饑餓威脅的人都會有這樣的行為動機，然而它被誇大到戲劇化的程度。如此普遍的饑荒爆發得如此之早，乍一看的確有些反常。拿溫江專區來講，即使考慮到高征購的因素，也不至於一開年就停夥斷糧啊，糧食都到哪去了呢？
相當一部分糧食是被共產風卷走的。公社化以前分糧到戶，自家開夥時，人人精打細算，唯恐吃多了接不上趟。糧食不夠好好歹歹也要過下去，何時吃幹，何時吃稀，何時瓜菜代之，各家心頭有個打米碗，不必政府操心。一旦進了“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心態頓時逆轉，唯恐吃少了吃虧。有史以來，中國農民沒有如此憨吃憨脹過。本來就緊張得要命的糧食，經得住這樣幾吃呢。當人們發現倉庫已經見底，而共產主義似乎越來越遙遠的時候，已經為時過晚。華陽中和鄉朝陽四社就是這樣被迅速吃“垮”的。
“公共食堂吃糧，從開支上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公社建立前，開始收中稻時約一個月，那時隻吃三頓，大小人平均一斤米。第二階段，大戰四秋時約五十天，公社讓社員敞開肚子吃……每天吃四頓大米飯，平均每人每天耗大米一斤半還多。第三階段：從五八年十二月到五九年一月底，這段時間晚上加班少了，一般吃三頓，同時用糧也有點計劃，但仍是三頓幹飯，平均每人每日吃大米一斤二兩左右。第四階段：從二月份開始，由於糧食少了，開始定額定量，每人每天大米十二兩。最近幾天（三月上旬）每日定量已降到四兩了……”
被共產風卷走的糧食還很多。公社建立初期，糧食的餘缺由公社在全社範圍內隨意“調劑”，甚至由上級跨公社“調劑”，數百數千人的生產兵團運動作戰，象蝗蟲一般走到哪吃到哪，所到生產隊食堂損失慘重。機關幹部、工廠工人、學生等組成的檢查團、參觀團、支農大軍也在這塊殘缺的餅子上咬上一口，動輒數百千人的現場會、誓師會、評比會讓“先進單位”的糧食大遭其殃。人數眾多的脫產文工團、體育隊、武裝民兵、紅專學校在吃糧，修路開礦、大煉鋼鐵調人又調糧……有多少糧食經得住這麽折騰？
公社化的前景固然誘人，尚不足以根除農民世世代代積澱下的防患於未然的心理，隻要有可能，他們多半還是偷偷摸摸藏下一點糧食，這些糧食是公社化以前分糧到戶時積攢下，公社化時又沒全部交出去的，數量極其有限。眼看勢頭不妙，一些有心計的基層幹部也想留一手，或是有組織地隱藏一些糧食，或是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這就是當時喧嚷如雷的所謂“瞞產私分”。
毛。.是相信農民把糧食藏起來了的，“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他說，“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想什麽呢？他發覺公社在所有製上這一步邁得太大了，共產風吹過頭了，引起了普遍的瞞產私分和消極怠工，必須來一次清理整頓。〖注４〗否則糧食收不上來，大躍進將難以為繼，這是他內心最為擔憂的一件事。他親自提出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
統一領導，隊為基礎；
分級管理，權力下放；
三級核算，各計盈虧；
分配計劃，由社決定；
適當積累，合理調劑；
物資勞動，等價交換；
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隊為基礎，就是以過去的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從大概念講，就是把所有製規模退回到高級社。毛。.相信“產品本來有餘”，如果把“在公社所有製問題方麵，前進得過遠了一點”的問題解決了，農民就會停止反抗，交出糧食，繼續躍進。
從三月份開始的整社運動規模空前，從省到縣都召開“萬人大會”，又叫“萬人算賬大會”，內容是：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是九個指頭的問題；清理退賠被共產風刮掉的財產，落實“十四句話”——這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這是中央的主旨。在四川則演變為一場批右傾思想，查瞞產私分，整基層幹部的運動。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慶召開省、地、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六級幹部大會。李井泉在第一天的報告中為大會定下調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全省糧食產量稍稍打了一點折扣後質問：“這樣大的成績不叫大躍進叫什麽躍進？”他說，五八年是大豐收，征購完成以後，口糧應該是富裕的。接著他就點溫江的名：“但我們看見，偏偏是產糧區拿不出糧食來，如溫江有幾個縣出現瞞產是很普遍的。”他說所謂缺糧是“亂鬧”，把權力下放一點，他們就會把糧食拿出來。
“五四年統購統銷多了一點就發生鬧糧，是少了五八年的大豐收，但在所有製問題上未搞好，就增加了本位主義，也在鬧糧，這是亂鬧。隻要承認是他的，把所有製問題處理恰當，他是會多賣的。”
他把權力下放稱之為與農民的“等價交換”。他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告訴我們，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可以說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由於我們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步子太快，農民的覺悟達不到，所以就不交糧食，不搞生產。他把權力下放描述為迫不得已對農民的讓步、應付危機的一筆交易：我們在所有製上退一步，讓你們撈了好處，你們就得把隱藏的糧食交出來，把萬斤田搞上去。
李井泉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呢？第二次鄭州會議作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明確規定，所謂“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相當於原高級農業社的隊。就在省委萬人大會召開期間，毛。.又打招呼說，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注５〗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
“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裏是管理區。”〖注６〗
四川公社化以後，除少數如紅光公社一類的超級大社，均實行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三級管理體製。生產隊即相當於過去的高級社。以郫縣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縣有高級社三百五十六個，初級社三十八個，共計農業社三百九十四個，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戶，耕地八百九十六畝。公社化以後，一九五九年全縣有十四個公社，一百二十個管理區，五百二十二個生產隊，平均每個生產隊一百零七戶，耕地八百一十一畝。〖注７〗可見中央規定的隊為基礎，在四川無疑就是生產隊。李井泉如此大膽的自行其事，是因為他相信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管理區，付出的代價已經夠沉重的了。
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萬人大會“一致讚成”絕大多數公社實行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在接著召開的各縣算賬大會上，幹部群眾下放核算單位呼聲強烈，廣漢向陽公社的一分報告說，絕大多數社員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產隊進行核算。但溫江專區隻批準了少數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區實行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
農民要為李政委的退讓所付的第二筆代價，是繼續按他在生產上的亂指揮命令幹下去。“這也是等價交換。”他威脅說，“分權是為了搞好萬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說，一九五九年更大豐收的形勢已經形成，特別是搞大麵積豐產田，千萬畝的萬斤運動，搞不到萬斤搞幾千斤也了不起，“原來的計劃、指標、安排都不要變，要堅決保持。”〖注８〗
提起這件事，他的火氣就上來了。緊接著的農業生產動員誓師大會上，他召集溫江專區的一些公社黨委書記開會。
公社的同誌剛剛坐下，李井泉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水稻指標定下來沒有？”接著就說：“畝產一萬斤的有多少？請舉手！”起初沒有人舉手，大家看到李井泉神色不對，少數人勉強舉了手。李井泉很不滿意，接著又問：“畝產五千斤的舉手，”在到會幹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舉了手。最後，李井泉向沒有舉手的人說：“最低畝產不能低於兩千斤，兩千斤的舉手。”大家隻好都把手舉起來。〖注９〗
這就是在傳達“糾左”的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的萬人大會上發生的事。李政委當然不可能把中央的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釋，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毛。.要求大鳴大放展開全民討論，使幹部，尤其是公社和縣一級幹部，“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一調三收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在會議展開的鳴放討論中，以為真的要反共產風的懷疑派、算賬派們就按捺不住了。
溫江永盛公社管區分支書記陳紹清說：原來我們合作社有八隻漁船，二十八隻魚老鴉，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個紙廠，還有二十多萬斤原料。有一個打米廠，一部縫紉機，一共要值十二萬元左右，我們剛把貨款還清，就一齊收歸公社了，一隻魚老鴉都沒給我們留。廣漢永豐公社生產隊長劉明山說：大躍進是造國際影響，去年報產量，就象今年說小麥畝產三千斤一樣，結果是假的、虛的。目前糧食為啥這樣緊張呢？因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減產了。新都馬家公社分支書記劉尚元說：去年打穀子兩本賬，一本是實際賬，一本是假賬，每畝多報一千多斤，所以連穀種交完都完不成國家任務。郫縣友愛公社徐文安說：公社化後出來三種人，一種歪人，一種懶人，一種裝病的人。大邑小組有人說：公社化以後積極的消極了，消極的更消極了。小豬不大，大豬不肥，有公無私，光進不出。溫江永安公社生產隊長嶽體富說，公社化以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帶來這麽多消極因素，要搞好生產隻有堅決辦好原來的農業社。金堂縣洪福公社管區分支書記劉順清說：現在還有啥子搞頭，從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現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編者注：四川人稱用薄木板釘的棺材為火匣子），將來到了共產主義死了人，隻有睡米樹子（穀草簾子）……
這種情況，毛。.是早就估計到了的，他說：“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李井泉說得更明白：“不怕，等他們說得不成話了……我們還有五七年大辯論的經驗。”不知利害的人一邊“放”，溫江地委的內部簡報一麵跟蹤記錄：“個別人否定人。. 民。.公社的優越性，有些人員雖然還未敞開講話，但已看出苗頭……”；“今天的辯論中，有的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繼續出來向我們攻擊和反撲……”摸底排隊工作秘密而緊張地進行，三天鳴放辯論結束，人人頭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記號。全區到會幹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豐收、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擁護公社體製方針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錯誤觀點的九十二人；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四十二人。後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個是在會上暴露的，有十四個是“在家裏放了，在這裏沒有放”。可見話一出口，很難滑脫。〖注１０〗
這些觀潮派、算賬派、反對派是毛。.一再指示要選擇安排到會的，給他們暴露的時間是三天。三天後，反擊開始，溫江專區小組的簡報形容說，“他們的惡意攻擊，引起絕大多數同誌的無比憤怒，爭辯異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開交……。”講了幾句實話，鬥到深更半夜脫不了手，其他人見勢不妙，趕忙轉向。紛紛承認隱瞞私分了糧食，糧食不僅有，而且“吃到大春還有餘。”農工部長申培林開會回來垂頭喪氣，向宣傳部長景廷瑞歎息：“錯誤不糾正，又批說真話的人！”
“算賬”的本意，是清算共產風。毛。.最初提出共產風的“舊賬一般不算”，後來看了許多反映幹部貪汙盜竊、違法亂紀的材料後，又說原來的提法“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否則“對群眾不能解除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掉……須知這是劫財，不是散財。”而繼省萬人大會後各縣進行的萬人算賬大會，卻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糧食豐收賬。農民不僅要接受強加給他們高產數字，還要承擔強加給他們的瞞產罪過，而且是餓著肚皮承擔。
溫江專區各縣的算賬大會從四月下旬開始，直到五月中旬結束。十六個縣參加會議人員達九萬多人，其中社員代表一萬五千多人。省委定下的會議主旨是：“加強對基層領導的教育，及時批判右傾情緒，自始自終抓住農村一切矛盾的焦點——糧食問題，把它搞深搞透。”
算去算來，還是圍著那筆永遠算不清的大糊塗賬轉，算不清楚，就用根本不存在的瞞產私分數來湊。讓我們從邛崍、蒲江兩縣的算賬大會，看看窟窿是如何填的。
第一步，發動群眾，檢舉揭發，抓住典型，批判鬥爭，坦白交待。到會幹部八千四百六十三人，查出有貪汙、挪用行為者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貪汙挪用金額近十五萬元，人均五十元。集體隱瞞、私分現金十萬元。
第二步，報瞞產私分。算賬進入高潮，“旋即全麵轉入糧食問題”。宣布省委政策：報出私分數量，一不增加征購，二不調劑共產，三不追究責任。不報，則要追究責任。打消顧慮後很快全麵突破，經坦白交待，全縣社社隊隊都有瞞產私分，共報隱藏私分糧食三千六百萬斤，平均每隊二萬四千斤。
第三步，落實產量。對五筆賬：國家征購；社員分配：種子、飼料；工業用糧；副業用糧；食堂用糧：隱藏、私分、盜竊。一筆筆加起來，五八年的大豐收“落實得實實在在”。
第四步，安排生活。私分坦白了，生活問題自然就解決了，辦法是“必須把隱藏私分的糧食拿出來辦食堂”。到會人員人均自報投糧二百六十斤，又對各戶社員逐一排隊，計算出全縣可交出私分糧食一千一百五十五萬斤，“完全解決了糧食問題”。〖注１１〗
全專區經過算賬，共“揭露”出隱藏私分糧食近二點八億斤，現金近九百萬元，成果巨大。把這些糧食都翻出來，“投入”到停夥的食堂，鬧糧的叫囂自然應該平息。況且省上的政策寬鬆仁慈，不增加征購，不共產，不追究責任，全部自投自消，投入的糧食或付現金，或換成糧票自己受用……方方麵麵考慮周到了，唯獨欠考慮的是這些糧食是否存在。
什邡縣四平公社是全縣“鬧糧”最早的公社，從三月起，全公社七十六個食堂勉強有十九個在支撐外，其它要麽盡吃菜，要麽關門大吉。“鬧得最凶”的第十耕作區全體黨團員聯名寫信，簽名蓋章，要求公社解決口糧，保證實在無糧，若查出來願受紀律處分。公社黨委按照縣委指示，“首先把五八年產量同五七年比較，紮死向國家要糧的口子”，然後拿他們開刀。公社黨委總結的逼糧經驗是：
一般說服社員要有六個過程：第一，開腔就說沒有糧食；第二，不開腔；第三，“打敏笑”；第四，承認有點不多；第五，承認比較多的數量；第六，回家商量一下拿出糧食來。
一顆糧食沒有，還能來開會嗎？不把吊命的幾顆糧食抖出來，就不散會。“回家商量一下”還是不拿出來就搜，搜出來便組織全社幹部開現場會，由藏有糧食的幹部社員現身說法。接著是全公社挖地三尺式的逐戶大搜查，所有藏糧的花樣都被“查出和揭穿”，連藏在棺材裏的都搜了出來，留的穀種也當作“隱瞞的吃糧”，如此徹底的搜查，共搜出多少呢？全社近兩萬人，共搜出二十一萬斤，人均十來斤。公社向縣委報告“這樣鬧缺糧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注１２〗
這是一場殘酷的遊戲，所謂自報投糧完全是強製性的。邛崍太平公社對“頑固戶”采取“評出他們該投多少，就要他們投多少”的辦法。抄家式的搜查比比皆是，廣漢向陽公社陳世秀由於未報投糧，被幹部將房子拆毀，令其跪地交待，把全家十多口人趕進一間破房。
地縣兩級對算賬拚湊出的隱蕆私分數字，並非完全心中無數。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參加了大邑縣的算賬大會，縣上坦白交待批判鬥爭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他就下到安仁公社一個生產隊的食堂搞調查。這個食堂七月份以來便斷斷續續停夥，是所謂“關了食堂鬧糧”，隱瞞私分的典型。他一查，不是那回事。這個隊有田、地四百三十畝，人口四百五十人，公糧統購十七點六萬斤，平均每畝負擔四百斤以上，哪裏還有什麽存糧。“動員”了半天，連地委幹部都帶頭到親戚家動員，也沒弄出幾顆糧食。景廷瑞對公社總支書記說，我小時候在華北老家，經常是糠菜半年糧，為了支援國家建設，應該向社員提倡。總支書記為難地說，我們這裏解放前也沒吃過糠啊，未必現在還吃？給我們點糧食算了。大地主劉文彩的大院和他侄子劉湘的公館巍巍峨峨矗立在空曠的田野上。景廷瑞想，這可關係到黨的威望，於是給宋文彬打了份報告，要求給這個隊供應糧食，以保證人均每天吃到半斤大米。
地委從年初一直有工作組呆在安仁，卻沒有反映過缺糧停夥的問題。情況如此不好，怎麽不據實報告？這使他無法容忍。宣傳部一名蹲點幹部所在的食堂停了夥，他問他有無其事，對方稱沒有。“你不老實！”他火了：“我們的烏紗帽要緊，還是黨的事業要緊？”
能夠把黨的事業看得比烏紗帽更重要，或者說竟可以為此不惜丟烏紗帽的人肯定不多。問題還在於，你如何判斷什麽是“黨的事業”呢？大躍進、人。.民。.公社、反瞞產私分，難道不是黨正在進行的事業麽？這一切在當時是很難從理論上說清楚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良知。
地處山區的邛崍寶林公社被算出一百多萬斤存糧，“完全解決了糧食問題”。但地委工作組鄧朝貴調查後向宋文彬報告：該社三月份以來已兩次由國家調劑糧食共六十八萬斤，但糧食仍然十分緊張，農民家裏都被搜查過，存糧可能性極小。現一般食堂每人每天四兩米稀飯，社員幹活到中午“就喊餓得不行”，工間休息大人小孩都在山上摘野菜，晚上煮來填肚子，“情況很不好”。有一個大隊秋收後留三、四萬斤穀種，賣統購糧賣去三萬多斤，又吃了幾千斤，現在還剩一千多斤了。眼看就要栽秧，宋文彬急令邛崍縣委解決。
金堂縣算賬大會挖出一大堆浪費、私分糧食，把一九五八年的大豐收湊足後，到會的社隊幹部心驚膽戰，“把數字搞出來，拿啥子去跟社員兌現呢？”心照不宣的縣委給他們出主意：
小社應把以下四筆賬算在支出賬上。即一、小社隱瞞私分了的；二、公共食堂無計劃浪費掉了的；三、收起來保管不好而黴爛的；四、過去賬上記掉了的。
把這些賬合計起來，“就按人平均攤派到社員戶作為夥食支出”。
本來就不存在，就算是大家吃了吧，空收對空支，令基層幹部鬆一大口氣。
一麵報算賬成績，一麵從衣服下麵伸出手要糧。廣漢縣委的一份請示報告說：
“去年大躍進確實增產不少，最低的估計，也在兩億斤左右，應該說有糧食的。可是，由於當前生產季節已經緊迫，要把工作做了拿出糧食來，又需要一定的時間，為了不誤農時，把種子、口糧問題解決好，除補報原已用八百四十萬斤貿易糧外，經縣委研究，再借貿易糧三百萬斤……”
一般說來，地委對下麵的要求多少會給點救助。一九五九年的繼續躍進，意味著全區將承受更大的征購重負，一旦鬧到無種下田、農民無力種田的地步，結局將是災難性的。
小春收割開始，新一輪“國家與農民爭奪糧食”的戰爭打響。五月十八日，親自督陣的李井泉在金牛壩召集溫江專區領導和各縣第一書記開會，重申這場戰爭的重大意義。他說，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就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爭奪糧油的問題。”所以：
“……糧食、毛豬一定要調出去。糧食、毛豬調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擔，這咋能行呢？”
“……死人也要完成糧食上調任務，要打扁擔，我打溫江，打新都，打溫江這不影響全局。這裏又沒有外國記者。”
“……今年那些關著食堂鬧糧的，餓死也不要管他。”〖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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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省委工作組：《關於了解雙流簇橋、金花人。.民。.公社生產生活情況的匯報》，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２〗省委工作組：《關於對華陽白家公社社員生活情況的調查匯報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３〗省財貿委工作組：《關於新都縣當前農村糧食問題的調查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
〖注４〗毛。.：《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三月。
〖注５〗毛。.：《黨內通信——關於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注６〗《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記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７〗《郫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二五一－二五四頁。
〖注８〗《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記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９〗李大章：《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的“三反”罪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
〖注１０〗省委六級幹部大會材料《溫江專區小組討論情況簡報》，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十六日。
〖注１１〗《中。.貢邛峽、蒲江縣委關於五級幹部算賬大會解決糧食安排生活的簡報》，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注１２〗《中。.貢什邡縣委批轉四平公社關於發動群眾投出糧食辦好食堂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１３〗溫江地委辦公室：《李政委五月十八日在溫江專區各縣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整理稿》，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出氣筒（節選）
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
·東夫·
“餓死也不要管他”
一九五九年春節過後，成都市郊的場鎮和市區的大街小巷湧入大批鄉下人，他們不是象往年那樣來城裏看熱鬧和購物，也不是提著土特產來城裏走親戚。他們兩手空空，一窩蜂地撲向餐館、糖果店、農副產品市場等一切有現成食品出售的地方，掏出兜裏所有的錢猛買猛吃，末了還大包小包地帶走。
這是一九五四年那一幕的重演，隻是規模更大，來勢更猛，可供農民裹腹的選擇餘地更小。公社化以後，自留地沒收，一切農副產品歸公，農民的生命係於公共食堂，除此之外，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進城買東西吃了。
城裏也今非昔比。糧食是買不到的，城鎮人口憑戶、購糧證、糧票定量購糧，標準已經降到餓不死的地步。但眼下餐館吃飯不用糧票，當然也決無美味佳肴，一律的米飯加大鍋菜，沒有肉食，隻許吃，不許帶走。糖果店裏可以買到糕點——掉在地上也摔不爛的麵餅、瓦塊似的餅幹，都是用糖精做的。能買到的含澱粉的食品還有稱之為“肥兒粉”的嬰兒米粉、涼粉。上述一切都是限量供應，賣完收攤關門。
即使如此，那時候到城裏吃館子、買糕點對農民尚屬奢侈行為，一般情況鮮有問津，突然之間，他們在餐館、糖果店門口排起長龍，肥兒粉、涼粉一上市便被搶購一光。一個可怕的消息在大街小巷的竊竊私語中傳播開來：農民沒吃的了！
在農業大豐收、共產主義指日可待的鼓噪聲中，這種場麵實在有礙觀瞻，有損大局。階級鬥爭嗅覺靈敏的人，又發現了階級敵人煽動，企圖給大躍進、人。. 民。.公社抹黑、破壞生產等等。然而在一九五九年開始有限糾左的政治氣候下，大多數人不這麽認為，省委、地委均派出工作組，到成都市周邊各縣調查，結果證明，農民確實沒吃的了。
雙流至成都的公路上人流滾滾，尤如趕場一般，全是到成都吃飯搶購食品的，有攜家帶口的，也有基層幹部帶領成群結隊的。工作組走訪了離成都市十多公裏的簇橋、金花兩個公社，每到一處，立即被群眾團團圍住，哭的哭、罵的罵，訴苦不迭。
工作組問他們有沒有米吃，能否吃飽？
“盡是吃菜，有米？象點眼藥一樣！”
“昨天一人分了幾兩豆渣，夠啥子嘛。”
“我們這些老頭兒進不了城，死了當柴燒！”
“飯都沒吃飽，哪有勁搞生產，前天我擔尿水摔到溝頭。”
…………
工作組“參觀”的八個食堂，不是“斷米停火”，就是“斷米未停火”。其中斷米時間最長的一個三百八十人的食堂，從年初至三月近百天的時間裏隻吃過稀飯三次，其餘盡吃青菜蘿卜。斷米停火的食堂“有菜有米就分給社員，沒有就讓社員自行解決”。斷米未停火的食堂“春節以後一直以蔬菜、野菜為食。”
農民有幾個錢到城裏去“奢侈”呢？於是不得不變賣家產。“將自己的床、桌、椅、箱子、黃桶等打碎作木柴賣，有的還賣了自己的蚊帳。”婦女楊淑華將蚊帳拿到成都賣了二元八角，向城裏人買了七斤高價米（二角五一斤，當時國家價為一角二），“剩下的錢吃了一頓飯就花光了。”
下飯館不光是為了自己吃，更多的人是為了買到米飯帶回家裏。這種行為是違反“隻準吃，不準帶出堂”的規定的，不得不偷偷摸摸進行。三營九連的周大娘把床賣了三元三角，在飯館買了六碗飯，自己舍不得吃，全部偷偷倒在圍腰裏帶回給孩子吃。〖注１〗
省委財貿部工作組在新都縣調查的情況是，全縣一九五八年征購比一九五七年高出將近二分之一，春節過後食堂陸續停夥。馬家公社的六十個食堂，吃三頓的一個，吃兩頓的十六個，吃一頓的二十一個，未開夥的二十一個。“開夥的大部分吃青菜、油菜苔、苕菜、紅蘿卜等。”
情況糟糕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直接到基層找群眾調查，什麽都休想知道。從報紙、廣播到各級領導的文件、匯報，農民還在食堂裏“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呢，實際上那個短暫的幸福時光早已過去，眼下他們的日子正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滑落。而飽受政治運動驚嚇的當地幹部極少敢在上級工作麵前吐露真情，隻得信口雌黃。雙流簇橋公社書記說成群結隊到成都去的社員是“賣柴搞副業”，停夥的食堂是因為“社員把糧食分回去自己吃”。雙流縣縣長目光更敏銳，說停夥的食堂是因為怕把糧食調劑走，把糧食“轉移、埋伏”了，舉例說簇橋某小社轉移了三萬斤黃穀到加工廠，某小社將幾萬斤紅苕埋到地裏，上麵栽厚皮菜掩蓋，縣上正在開會批判“本位主義”，“對個別壞分子準備打擊。”
類似的情況哪裏都一樣。工作組來到華陽白家公社的一個食堂，發現煮中飯時，一百五十一人吃飯隻煮了二十斤米，其餘全是菜。炊事員說，這頓飯都是做來給你們看的，平時一頓隻煮兩三斤米，一人兩瓢兒，米都見不到。說話間二十多個男女老幼圍了上來，“幹部吃幹飯，我們就吃這種菜湯湯”，“娃兒餓得拉倒媽媽要吃飯，喊他們咋個長身體啊！”說著婦女們全都哭了。背著孩子的婦女杜秀英從屋裏端出半盆菜湯，哭著問：“我們一天吃這麽多夠不夠？半歲娃兒光吃菜行不行？”
工作組幹部安慰說，這些情況上麵不了解，了解了會解決的。杜秀英淚水漣漣地說：“毛主席是對的，糧食是給我們配夠了的，就是他們（指幹部）不拿給我們吃，每頓吃兩瓢兒菜湯湯，鋤頭都拿不起，哪有勁搞生產。我背上這個半歲大的娃兒吃不下，請隊長給點米拿回去煮，隊長都不批。”
她當即掏出那張皺巴巴的紙條，上麵寫著她斷了奶水，娃兒又吃不下菜，請求給五斤米給娃兒煮稀飯，要工作組“蓋章證明”。工作組愛莫能助。
因為是貧農出身，愛人又是黨員，杜秀英才敢在工作組麵前直言不諱說這麽多。大部分社員則左顧右盼，欲言又止。一個女社員剛說了一句，他男人便罵道： “你多事，人家都過得出來，你管這些事幹啥？他們問了就走了，二天（四川方言，“今後”之意。──編者）總要把你整慘！”工作組走出食堂，四名婦女尾隨而至，見四下無人，說：“楊隊長跟我們說了的，檢查團來了要說每天吃三頓幹飯，每頓三菜一湯，哪個亂說割他的舌頭。還說有困難大家克服，為啥子他天天吃幹飯呢？”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把工作組幹部拉到屋裏，一開腔就泣不成聲：“社裏叫我搞生產，我這麽大歲數了，肚子又餓，咋個做得動。”又指著她三歲的小外孫說：“娃兒一天拉倒衣服要飯吃……”工作組問吃不飽怎麽辦，婦女們說，有的撿點草藥賣給供銷社，有的弄點柴去賣，賣了錢就在成都吃飯，買肥兒粉、麵包、帶點回來給娃兒吃。
工作組轉身找到幹部，聽到的完全兩樣。管區會計說，我們的食堂沒停過夥，主要勞力每月四十斤米，婦女三十斤，每天兩頓幹飯，吃得好，吃得飽，“有的還拿給親戚朋友吃”。到成都吃飯的現象，“可能是壞人鑽空子”。公社黨委書記杜金元對為啥盡吃菜稀飯的解釋是：“凡是吃稀飯的，都是社員要求的，因為他們喜歡吃稀飯。”談到社員到成都吃東西的情況，杜一口否認：“這種情況不會有，我們還未發現，如果有恐怕是個別壞人，或富裕中農從中破壞。”縣委辦公室主任楊紹勳幹脆說“我們還未掌握到這種情況”。〖注２〗
不論形勢多麽嚴峻，所有的幹部，不論真心或違心，對外的口徑都是一致的：五八年的糧食是大豐收，目前出現的缺糧現象是一種假象，是農民自私自利的思想作怪和壞人挑動，他們裝窮叫苦，把糧食隱藏起來，怕增加征購，怕被“共產”，有的則是跟著起哄。
“所以跟倒喊沒有糧食，夜晚卻自己做飯吃，即所謂‘大鍋菜、小鍋飯’。社員把糧食打回家了……不是蒸幹飯就是煮稀飯。一家婦女正在蒸飯，當工作人員去了，這婦女跑進雞籠裏，怕見麵。”
“生產隊幹部知道有糧食，怕增加征購任務，怕調劑別人，就喊沒糧食……還有的社主任半夜叫炊事員起來煮飯，悄悄叫社員來吃，但在白天的夥食同其它食堂一樣，全煮菜吃……清白江公社八村幹部，把穀子挑了四千多斤去溝邊埋藏，被鄰社廣漢縣石羊鄉幹部發現，取走了，經縣委打電話才要回來。”〖注３〗
類似的情況的確存在，任何麵臨饑餓威脅的人都會有這樣的行為動機，然而它被誇大到戲劇化的程度。如此普遍的饑荒爆發得如此之早，乍一看的確有些反常。拿溫江專區來講，即使考慮到高征購的因素，也不至於一開年就停夥斷糧啊，糧食都到哪去了呢？
相當一部分糧食是被共產風卷走的。公社化以前分糧到戶，自家開夥時，人人精打細算，唯恐吃多了接不上趟。糧食不夠好好歹歹也要過下去，何時吃幹，何時吃稀，何時瓜菜代之，各家心頭有個打米碗，不必政府操心。一旦進了“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心態頓時逆轉，唯恐吃少了吃虧。有史以來，中國農民沒有如此憨吃憨脹過。本來就緊張得要命的糧食，經得住這樣幾吃呢。當人們發現倉庫已經見底，而共產主義似乎越來越遙遠的時候，已經為時過晚。華陽中和鄉朝陽四社就是這樣被迅速吃“垮”的。
“公共食堂吃糧，從開支上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公社建立前，開始收中稻時約一個月，那時隻吃三頓，大小人平均一斤米。第二階段，大戰四秋時約五十天，公社讓社員敞開肚子吃……每天吃四頓大米飯，平均每人每天耗大米一斤半還多。第三階段：從五八年十二月到五九年一月底，這段時間晚上加班少了，一般吃三頓，同時用糧也有點計劃，但仍是三頓幹飯，平均每人每日吃大米一斤二兩左右。第四階段：從二月份開始，由於糧食少了，開始定額定量，每人每天大米十二兩。最近幾天（三月上旬）每日定量已降到四兩了……”
被共產風卷走的糧食還很多。公社建立初期，糧食的餘缺由公社在全社範圍內隨意“調劑”，甚至由上級跨公社“調劑”，數百數千人的生產兵團運動作戰，象蝗蟲一般走到哪吃到哪，所到生產隊食堂損失慘重。機關幹部、工廠工人、學生等組成的檢查團、參觀團、支農大軍也在這塊殘缺的餅子上咬上一口，動輒數百千人的現場會、誓師會、評比會讓“先進單位”的糧食大遭其殃。人數眾多的脫產文工團、體育隊、武裝民兵、紅專學校在吃糧，修路開礦、大煉鋼鐵調人又調糧……有多少糧食經得住這麽折騰？
公社化的前景固然誘人，尚不足以根除農民世世代代積澱下的防患於未然的心理，隻要有可能，他們多半還是偷偷摸摸藏下一點糧食，這些糧食是公社化以前分糧到戶時積攢下，公社化時又沒全部交出去的，數量極其有限。眼看勢頭不妙，一些有心計的基層幹部也想留一手，或是有組織地隱藏一些糧食，或是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這就是當時喧嚷如雷的所謂“瞞產私分”。
毛。.是相信農民把糧食藏起來了的，“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他說，“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想什麽呢？他發覺公社在所有製上這一步邁得太大了，共產風吹過頭了，引起了普遍的瞞產私分和消極怠工，必須來一次清理整頓。〖注４〗否則糧食收不上來，大躍進將難以為繼，這是他內心最為擔憂的一件事。他親自提出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
統一領導，隊為基礎；
分級管理，權力下放；
三級核算，各計盈虧；
分配計劃，由社決定；
適當積累，合理調劑；
物資勞動，等價交換；
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隊為基礎，就是以過去的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從大概念講，就是把所有製規模退回到高級社。毛。.相信“產品本來有餘”，如果把“在公社所有製問題方麵，前進得過遠了一點”的問題解決了，農民就會停止反抗，交出糧食，繼續躍進。
從三月份開始的整社運動規模空前，從省到縣都召開“萬人大會”，又叫“萬人算賬大會”，內容是：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是九個指頭的問題；清理退賠被共產風刮掉的財產，落實“十四句話”——這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這是中央的主旨。在四川則演變為一場批右傾思想，查瞞產私分，整基層幹部的運動。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慶召開省、地、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六級幹部大會。李井泉在第一天的報告中為大會定下調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全省糧食產量稍稍打了一點折扣後質問：“這樣大的成績不叫大躍進叫什麽躍進？”他說，五八年是大豐收，征購完成以後，口糧應該是富裕的。接著他就點溫江的名：“但我們看見，偏偏是產糧區拿不出糧食來，如溫江有幾個縣出現瞞產是很普遍的。”他說所謂缺糧是“亂鬧”，把權力下放一點，他們就會把糧食拿出來。
“五四年統購統銷多了一點就發生鬧糧，是少了五八年的大豐收，但在所有製問題上未搞好，就增加了本位主義，也在鬧糧，這是亂鬧。隻要承認是他的，把所有製問題處理恰當，他是會多賣的。”
他把權力下放稱之為與農民的“等價交換”。他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告訴我們，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可以說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由於我們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步子太快，農民的覺悟達不到，所以就不交糧食，不搞生產。他把權力下放描述為迫不得已對農民的讓步、應付危機的一筆交易：我們在所有製上退一步，讓你們撈了好處，你們就得把隱藏的糧食交出來，把萬斤田搞上去。
李井泉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呢？第二次鄭州會議作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明確規定，所謂“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相當於原高級農業社的隊。就在省委萬人大會召開期間，毛。.又打招呼說，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注５〗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
“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裏是管理區。”〖注６〗
四川公社化以後，除少數如紅光公社一類的超級大社，均實行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三級管理體製。生產隊即相當於過去的高級社。以郫縣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縣有高級社三百五十六個，初級社三十八個，共計農業社三百九十四個，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戶，耕地八百九十六畝。公社化以後，一九五九年全縣有十四個公社，一百二十個管理區，五百二十二個生產隊，平均每個生產隊一百零七戶，耕地八百一十一畝。〖注７〗可見中央規定的隊為基礎，在四川無疑就是生產隊。李井泉如此大膽的自行其事，是因為他相信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管理區，付出的代價已經夠沉重的了。
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萬人大會“一致讚成”絕大多數公社實行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在接著召開的各縣算賬大會上，幹部群眾下放核算單位呼聲強烈，廣漢向陽公社的一分報告說，絕大多數社員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產隊進行核算。但溫江專區隻批準了少數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區實行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
農民要為李政委的退讓所付的第二筆代價，是繼續按他在生產上的亂指揮命令幹下去。“這也是等價交換。”他威脅說，“分權是為了搞好萬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說，一九五九年更大豐收的形勢已經形成，特別是搞大麵積豐產田，千萬畝的萬斤運動，搞不到萬斤搞幾千斤也了不起，“原來的計劃、指標、安排都不要變，要堅決保持。”〖注８〗
提起這件事，他的火氣就上來了。緊接著的農業生產動員誓師大會上，他召集溫江專區的一些公社黨委書記開會。
公社的同誌剛剛坐下，李井泉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水稻指標定下來沒有？”接著就說：“畝產一萬斤的有多少？請舉手！”起初沒有人舉手，大家看到李井泉神色不對，少數人勉強舉了手。李井泉很不滿意，接著又問：“畝產五千斤的舉手，”在到會幹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舉了手。最後，李井泉向沒有舉手的人說：“最低畝產不能低於兩千斤，兩千斤的舉手。”大家隻好都把手舉起來。〖注９〗
這就是在傳達“糾左”的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的萬人大會上發生的事。李政委當然不可能把中央的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釋，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毛。.要求大鳴大放展開全民討論，使幹部，尤其是公社和縣一級幹部，“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一調三收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在會議展開的鳴放討論中，以為真的要反共產風的懷疑派、算賬派們就按捺不住了。
溫江永盛公社管區分支書記陳紹清說：原來我們合作社有八隻漁船，二十八隻魚老鴉，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個紙廠，還有二十多萬斤原料。有一個打米廠，一部縫紉機，一共要值十二萬元左右，我們剛把貨款還清，就一齊收歸公社了，一隻魚老鴉都沒給我們留。廣漢永豐公社生產隊長劉明山說：大躍進是造國際影響，去年報產量，就象今年說小麥畝產三千斤一樣，結果是假的、虛的。目前糧食為啥這樣緊張呢？因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減產了。新都馬家公社分支書記劉尚元說：去年打穀子兩本賬，一本是實際賬，一本是假賬，每畝多報一千多斤，所以連穀種交完都完不成國家任務。郫縣友愛公社徐文安說：公社化後出來三種人，一種歪人，一種懶人，一種裝病的人。大邑小組有人說：公社化以後積極的消極了，消極的更消極了。小豬不大，大豬不肥，有公無私，光進不出。溫江永安公社生產隊長嶽體富說，公社化以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帶來這麽多消極因素，要搞好生產隻有堅決辦好原來的農業社。金堂縣洪福公社管區分支書記劉順清說：現在還有啥子搞頭，從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現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編者注：四川人稱用薄木板釘的棺材為火匣子），將來到了共產主義死了人，隻有睡米樹子（穀草簾子）……
這種情況，毛。.是早就估計到了的，他說：“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李井泉說得更明白：“不怕，等他們說得不成話了……我們還有五七年大辯論的經驗。”不知利害的人一邊“放”，溫江地委的內部簡報一麵跟蹤記錄：“個別人否定人。. 民。.公社的優越性，有些人員雖然還未敞開講話，但已看出苗頭……”；“今天的辯論中，有的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繼續出來向我們攻擊和反撲……”摸底排隊工作秘密而緊張地進行，三天鳴放辯論結束，人人頭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記號。全區到會幹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豐收、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擁護公社體製方針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錯誤觀點的九十二人；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四十二人。後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個是在會上暴露的，有十四個是“在家裏放了，在這裏沒有放”。可見話一出口，很難滑脫。〖注１０〗
這些觀潮派、算賬派、反對派是毛。.一再指示要選擇安排到會的，給他們暴露的時間是三天。三天後，反擊開始，溫江專區小組的簡報形容說，“他們的惡意攻擊，引起絕大多數同誌的無比憤怒，爭辯異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開交……。”講了幾句實話，鬥到深更半夜脫不了手，其他人見勢不妙，趕忙轉向。紛紛承認隱瞞私分了糧食，糧食不僅有，而且“吃到大春還有餘。”農工部長申培林開會回來垂頭喪氣，向宣傳部長景廷瑞歎息：“錯誤不糾正，又批說真話的人！”
“算賬”的本意，是清算共產風。毛。.最初提出共產風的“舊賬一般不算”，後來看了許多反映幹部貪汙盜竊、違法亂紀的材料後，又說原來的提法“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否則“對群眾不能解除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掉……須知這是劫財，不是散財。”而繼省萬人大會後各縣進行的萬人算賬大會，卻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糧食豐收賬。農民不僅要接受強加給他們高產數字，還要承擔強加給他們的瞞產罪過，而且是餓著肚皮承擔。
溫江專區各縣的算賬大會從四月下旬開始，直到五月中旬結束。十六個縣參加會議人員達九萬多人，其中社員代表一萬五千多人。省委定下的會議主旨是：“加強對基層領導的教育，及時批判右傾情緒，自始自終抓住農村一切矛盾的焦點——糧食問題，把它搞深搞透。”
算去算來，還是圍著那筆永遠算不清的大糊塗賬轉，算不清楚，就用根本不存在的瞞產私分數來湊。讓我們從邛崍、蒲江兩縣的算賬大會，看看窟窿是如何填的。
第一步，發動群眾，檢舉揭發，抓住典型，批判鬥爭，坦白交待。到會幹部八千四百六十三人，查出有貪汙、挪用行為者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貪汙挪用金額近十五萬元，人均五十元。集體隱瞞、私分現金十萬元。
第二步，報瞞產私分。算賬進入高潮，“旋即全麵轉入糧食問題”。宣布省委政策：報出私分數量，一不增加征購，二不調劑共產，三不追究責任。不報，則要追究責任。打消顧慮後很快全麵突破，經坦白交待，全縣社社隊隊都有瞞產私分，共報隱藏私分糧食三千六百萬斤，平均每隊二萬四千斤。
第三步，落實產量。對五筆賬：國家征購；社員分配：種子、飼料；工業用糧；副業用糧；食堂用糧：隱藏、私分、盜竊。一筆筆加起來，五八年的大豐收“落實得實實在在”。
第四步，安排生活。私分坦白了，生活問題自然就解決了，辦法是“必須把隱藏私分的糧食拿出來辦食堂”。到會人員人均自報投糧二百六十斤，又對各戶社員逐一排隊，計算出全縣可交出私分糧食一千一百五十五萬斤，“完全解決了糧食問題”。〖注１１〗
全專區經過算賬，共“揭露”出隱藏私分糧食近二點八億斤，現金近九百萬元，成果巨大。把這些糧食都翻出來，“投入”到停夥的食堂，鬧糧的叫囂自然應該平息。況且省上的政策寬鬆仁慈，不增加征購，不共產，不追究責任，全部自投自消，投入的糧食或付現金，或換成糧票自己受用……方方麵麵考慮周到了，唯獨欠考慮的是這些糧食是否存在。
什邡縣四平公社是全縣“鬧糧”最早的公社，從三月起，全公社七十六個食堂勉強有十九個在支撐外，其它要麽盡吃菜，要麽關門大吉。“鬧得最凶”的第十耕作區全體黨團員聯名寫信，簽名蓋章，要求公社解決口糧，保證實在無糧，若查出來願受紀律處分。公社黨委按照縣委指示，“首先把五八年產量同五七年比較，紮死向國家要糧的口子”，然後拿他們開刀。公社黨委總結的逼糧經驗是：
一般說服社員要有六個過程：第一，開腔就說沒有糧食；第二，不開腔；第三，“打敏笑”；第四，承認有點不多；第五，承認比較多的數量；第六，回家商量一下拿出糧食來。
一顆糧食沒有，還能來開會嗎？不把吊命的幾顆糧食抖出來，就不散會。“回家商量一下”還是不拿出來就搜，搜出來便組織全社幹部開現場會，由藏有糧食的幹部社員現身說法。接著是全公社挖地三尺式的逐戶大搜查，所有藏糧的花樣都被“查出和揭穿”，連藏在棺材裏的都搜了出來，留的穀種也當作“隱瞞的吃糧”，如此徹底的搜查，共搜出多少呢？全社近兩萬人，共搜出二十一萬斤，人均十來斤。公社向縣委報告“這樣鬧缺糧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注１２〗
這是一場殘酷的遊戲，所謂自報投糧完全是強製性的。邛崍太平公社對“頑固戶”采取“評出他們該投多少，就要他們投多少”的辦法。抄家式的搜查比比皆是，廣漢向陽公社陳世秀由於未報投糧，被幹部將房子拆毀，令其跪地交待，把全家十多口人趕進一間破房。
地縣兩級對算賬拚湊出的隱蕆私分數字，並非完全心中無數。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參加了大邑縣的算賬大會，縣上坦白交待批判鬥爭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他就下到安仁公社一個生產隊的食堂搞調查。這個食堂七月份以來便斷斷續續停夥，是所謂“關了食堂鬧糧”，隱瞞私分的典型。他一查，不是那回事。這個隊有田、地四百三十畝，人口四百五十人，公糧統購十七點六萬斤，平均每畝負擔四百斤以上，哪裏還有什麽存糧。“動員”了半天，連地委幹部都帶頭到親戚家動員，也沒弄出幾顆糧食。景廷瑞對公社總支書記說，我小時候在華北老家，經常是糠菜半年糧，為了支援國家建設，應該向社員提倡。總支書記為難地說，我們這裏解放前也沒吃過糠啊，未必現在還吃？給我們點糧食算了。大地主劉文彩的大院和他侄子劉湘的公館巍巍峨峨矗立在空曠的田野上。景廷瑞想，這可關係到黨的威望，於是給宋文彬打了份報告，要求給這個隊供應糧食，以保證人均每天吃到半斤大米。
地委從年初一直有工作組呆在安仁，卻沒有反映過缺糧停夥的問題。情況如此不好，怎麽不據實報告？這使他無法容忍。宣傳部一名蹲點幹部所在的食堂停了夥，他問他有無其事，對方稱沒有。“你不老實！”他火了：“我們的烏紗帽要緊，還是黨的事業要緊？”
能夠把黨的事業看得比烏紗帽更重要，或者說竟可以為此不惜丟烏紗帽的人肯定不多。問題還在於，你如何判斷什麽是“黨的事業”呢？大躍進、人。.民。.公社、反瞞產私分，難道不是黨正在進行的事業麽？這一切在當時是很難從理論上說清楚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良知。
地處山區的邛崍寶林公社被算出一百多萬斤存糧，“完全解決了糧食問題”。但地委工作組鄧朝貴調查後向宋文彬報告：該社三月份以來已兩次由國家調劑糧食共六十八萬斤，但糧食仍然十分緊張，農民家裏都被搜查過，存糧可能性極小。現一般食堂每人每天四兩米稀飯，社員幹活到中午“就喊餓得不行”，工間休息大人小孩都在山上摘野菜，晚上煮來填肚子，“情況很不好”。有一個大隊秋收後留三、四萬斤穀種，賣統購糧賣去三萬多斤，又吃了幾千斤，現在還剩一千多斤了。眼看就要栽秧，宋文彬急令邛崍縣委解決。
金堂縣算賬大會挖出一大堆浪費、私分糧食，把一九五八年的大豐收湊足後，到會的社隊幹部心驚膽戰，“把數字搞出來，拿啥子去跟社員兌現呢？”心照不宣的縣委給他們出主意：
小社應把以下四筆賬算在支出賬上。即一、小社隱瞞私分了的；二、公共食堂無計劃浪費掉了的；三、收起來保管不好而黴爛的；四、過去賬上記掉了的。
把這些賬合計起來，“就按人平均攤派到社員戶作為夥食支出”。
本來就不存在，就算是大家吃了吧，空收對空支，令基層幹部鬆一大口氣。
一麵報算賬成績，一麵從衣服下麵伸出手要糧。廣漢縣委的一份請示報告說：
“去年大躍進確實增產不少，最低的估計，也在兩億斤左右，應該說有糧食的。可是，由於當前生產季節已經緊迫，要把工作做了拿出糧食來，又需要一定的時間，為了不誤農時，把種子、口糧問題解決好，除補報原已用八百四十萬斤貿易糧外，經縣委研究，再借貿易糧三百萬斤……”
一般說來，地委對下麵的要求多少會給點救助。一九五九年的繼續躍進，意味著全區將承受更大的征購重負，一旦鬧到無種下田、農民無力種田的地步，結局將是災難性的。
小春收割開始，新一輪“國家與農民爭奪糧食”的戰爭打響。五月十八日，親自督陣的李井泉在金牛壩召集溫江專區領導和各縣第一書記開會，重申這場戰爭的重大意義。他說，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就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爭奪糧油的問題。”所以：
“……糧食、毛豬一定要調出去。糧食、毛豬調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擔，這咋能行呢？”
“……死人也要完成糧食上調任務，要打扁擔，我打溫江，打新都，打溫江這不影響全局。這裏又沒有外國記者。”
“……今年那些關著食堂鬧糧的，餓死也不要管他。”〖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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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省委工作組：《關於了解雙流簇橋、金花人。.民。.公社生產生活情況的匯報》，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２〗省委工作組：《關於對華陽白家公社社員生活情況的調查匯報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注３〗省財貿委工作組：《關於新都縣當前農村糧食問題的調查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
〖注４〗毛。.：《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三月。
〖注５〗毛。.：《黨內通信——關於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注６〗《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記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７〗《郫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二五一－二五四頁。
〖注８〗《三月十一日李政委在省委六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記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９〗李大章：《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的“三反”罪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
〖注１０〗省委六級幹部大會材料《溫江專區小組討論情況簡報》，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十六日。
〖注１１〗《中。.貢邛峽、蒲江縣委關於五級幹部算賬大會解決糧食安排生活的簡報》，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注１２〗《中。.貢什邡縣委批轉四平公社關於發動群眾投出糧食辦好食堂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注１３〗溫江地委辦公室：《李政委五月十八日在溫江專區各縣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整理稿》，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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