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曆史:

1955 年，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有一批中學和高中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報上發表了《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報道了這個鄉的事。毛澤東主席讀了很興奮，親筆寫了按語：“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的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誌願墾荒隊奔赴北大荒蘿北縣，建立了北大荒“北京莊”。發起人是揚華、李秉衡等。

小學畢業的河北省臨西縣的呂玉蘭，回鄉建立了第一個合作社，15歲就當了社長，是全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熱血青年組成的“上海市誌願墾荒隊”，來到了江西省德安縣九仙嶺，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歲，她們住簡易草棚，吃稀飯籮卜幹，每天隻有3分錢的菜金。

之後，共青團中央在全國10多個省市組織了遠征墾荒隊，動員城市青年奔赴農村。知青的榜樣：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當年被《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大勢宣傳報道出名的。

1964年初，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指導知青下鄉的綱領性文件。中央為此成立了“知識青年下鄉指導小組”和安置辦，各地區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鄉的專門辦事機構。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歲。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廣場13000多名知青聚會，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氣，下定決心”，積極投身新疆建設，在建設和保衛邊疆的事業中作出貢獻。

1967 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但複課鬧革命麵臨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在廢除考試製度、大學停止招生後，全國中學已經積壓了66、67兩屆畢業生沒有分配。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的積極分子”。於是，大批中學畢業生被繼續穩定在學校進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屆大專院校畢業生誓師大會召開。畢業生們表示要到內地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堅毅然來到山西省榆次縣黃采公社杜家山插隊，成了第一個要求插隊的紅衛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組織的上山下鄉勘察小分隊出發，他們都是1966屆畢業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準上山下鄉的紅衛兵。

1968年，積壓在學校的畢業生已經不止66、67兩屆，加上68屆畢業生，共計達200萬人。7月27日，上海首批赴農村落戶的1966屆高中畢業生開始陸續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區的崇明、奉賢等縣的國營農場。畢業生在臨行前，各校都舉辦了上山下鄉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1968年8月起，全國掀起了宣傳“再教育”的高潮。毛澤東發表了一係列指示，指出：“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是到農村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
1968 年12月22日，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人民日報》刊登了《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報道，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勞動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到農村生產第一線去。由此，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一度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運動，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鄉運動最為波瀾壯闊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學校、每條街道、每個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這股大潮。全國八個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漢、成都、重慶的知青許多人被下放到了邊遠省份，如黑龍江、內蒙古、新疆、雲南，全國知青大量的在本省農村插隊，共有267萬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毛澤東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指示發表一年時，上海已有48萬高、初中畢業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贛、皖和上海市郊區農村插隊落戶，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全體常委全部奔赴邊疆農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萬人，並湧現出金訓華、黃山茶林場11位小將、鄭培誌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金訓華是為在激流中搶救兩根電線杆犧牲的。
下鄉幾年後，紅衛兵步入了青年。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機感，特別是林彪事件後，他們得以在艱苦的環境中，在農村冷靜地對自己、對社會作了反思。紅衛兵運動已走向了低穀，他們中的許多人感到了幻滅。

據1975年12月23日新華社報道：在毛澤東主席1968年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鼓舞下，全國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到當年年底為止，我國上山下鄉的知青已達到1200萬。1975年當年，全國有200萬知青上山下鄉。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慶霖“告禦狀”後，在上山下鄉背後的知青的苦難曆程也不時通過一些會議渠道，小道消息在擴散。

1978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談到知青上山下鄉的問題時說：“社會上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總理陳永貴說：“知青工作很複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起這事就頭疼。”知青問題幾乎與共和國同步成長，由於其時間跨度大，涉及人數多，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老大難問題。

在李慶霖時間後，中央才根據毛澤東的“統籌解決”的指示，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出“要研究製訂一個長遠規劃”的問題。

1976年2月，毛澤東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信上批示“知青問題，宜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予解決。”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決”。

1978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會議紀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鄉運動，“缺乏整體規劃，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鄉知青中的不少實際問題長期未能解決。”這是對這場運動的總結。
全國知青“勝利大逃亡”是從1978年雲南知青開始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是個重要人物。

1978年9月，雲南景洪農場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給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聯名信，信中曆數了雲南廣大知青的困惑、煩惱以及對生活的絕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幫助下，回到自己的家鄉。

10月7日，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通知》中央下決心解決知青的七個方麵的問題。

10月31日，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了。會議紀要認為：“今後一般不辦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確有特殊困難，可以通過組織商調，分到新的工作崗位時，其待遇按調動工作處理”。這一決定在支邊知青中一下亂了套。他們說：到農村插隊，可以通過招工回城，

雲南知青出現了順口溜：插隊插隊，越插越對，插場插場，越插越長，改變現狀，隻有上訪。於是，罷工、請原之風迅速在各地興起。

11月16日，丁惠民給鄧小平副總理寫了第二封公開聯名信，信上簽名的知青逾萬。其後，雲南七個農場的三萬多知青參加了罷工。使工作癱瘓，生產停頓。

12月7日，雲南知青再次向華國峰、中共中央、鄧小平寫了第三封請願信，同時，成立了農場知青北上請願籌備組，組織北上請願團。

12月9日，知青發布了北上宣言，同日開始大罷工。罷工席卷了雲南全省。

12月16日，請願團從雲南省景洪出發，次年2月27日到達北京。
雲南省的知青，在全國占的比例不大，僅百分之一，但雲南知青卻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關於懲治吊打知青和強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針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整個兵團，發生捆綁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達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調戲奸汙女知青的幹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達430 人。

1979年1月23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由副總理餘秋裏主持，出席會議的有王震、陳慕華、穀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基本同意國務院知青辦1月18日報送的《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青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的六條意見。這六條意見是：

1、把農場辦成農工聯合企業，適當提高工資，把知青穩定在農場。
2、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回城，由知青部門負責辦理。
3、城鎮職工退職退休後，可以由其子女頂替。
4、從農場參軍的知青，退伍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
6、上海郊區到農場的青年，可以允許回原籍社隊。

1979年6月上旬，雲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市商討如何落實國務院“六條”精神時，昆明、成都和重慶代表很幹脆，表示保證在六個月內，優先安置雲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變通辦法，同意走病退、困退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