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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霖1972年12月20日來信說：
在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停發後，我插隊的孩子勞動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裏吃黑市糧過日子。我的孩子在山區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糧食不夠吃，而且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吃油吃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信中還反映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招工、招生、招幹工作中存在的拉關係、走後門情況。
附：李慶霖信的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 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署了。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一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 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 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戶務農。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萊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 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 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幹揚淨後，隻能有一百多斤。 這麽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 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 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萊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 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 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 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 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 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 上因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半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 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裏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 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 了，完成了貨真價值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 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 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號 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 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 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麵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隻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 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 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麵，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 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 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隻好大膽地冒昧地 寫信來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致傾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李慶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複信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讓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來主持會議，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王洪文等參加。周恩來在宣讀李慶霖的來信和毛主席的複信時，充滿激情地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
1973年6月10日，毛澤東主席給李慶霖的複信印發全黨。
晚年的李慶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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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霖（1929年－2004年）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縣某中學校長，1957年年被劃為右派，受到降職降薪處分，被分配到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學任教。
1972年冒險寫信給毛澤東“告禦狀”，反映兒子李良模當知識青年“口糧不夠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購物看病沒錢支付”的問題。受到毛澤東重視並親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成為中央高層調整知識青年政策、補助生活困難、改善供應，對迫害知青的地方幹部嚴厲整肅的一個契機。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毛澤東和李慶霖之間的往返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的先驅，中央高層因此調整知識青年政策、補助生活困難、改善供應，對迫害知青的地方幹部嚴厲整肅。[2]不久被譽為“反潮流英雄”；後任莆田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莆田縣“知青辦”副主任，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成員。1973年在《紅旗》雜誌第11期上發表《談反潮流》，說「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2]福建造反派頭目認為他與中央首長江青等說得上話，故極力結交攀附以壯聲勢。1976年毛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李慶霖到處演說作報告，表態支持造反派。
1976年11月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獄。1979年被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崇安縣監獄裡管理圖書室，播放廣播、出版牆報。連續兩次減刑，1988年減為10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張秀珍受牽連，也被開除公職，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後雖停止了她的“監督改造”，但沒有恢複其公職。
1994年8月提前出獄後賦閑在莆田東門鳳山街居仁巷一條偏僻小胡同的家中。毛澤東匯給的300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銀行鳳山路儲蓄所，從未取出；隻取過利息。靠縣民政局發放的210元生活補貼（後有調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據，連老伴住院開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醫療費。晚年患有神經官能症，常常覺得氣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記者采訪，自言“一生坦誠，功過任由評說”。
由於當年這個小人物的一封信，改變了1700萬知青的生活狀況和命運，他被稱作“李青天”；當年的知識青始終對他心存感念。聽說他在勞改農場，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風景區旅遊的知青買了水果、糕點，步行10多裏去探望。2004年2月他辭世時，人們才從消息中發現，他的名字已經永遠和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聯係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