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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毛澤東的分兵主張，陳、粟、譚所擬隻能算是“近距離分兵”
中央軍委電報顯示，毛澤東認可了分兵提議，並且主張大分兵。
兵力規模上：陳、粟、譚28日電報講一個縱隊加四個師（相當於兩個縱隊）分兵兩路出擊，實際部署分兵出擊的是四個縱隊，但毛澤東主張要有五個縱隊分兵兩路出擊。
出擊距離上：魯西方向，陳、粟、譚主張（從東到西）是萊蕪、泰安、大汶口之線，毛澤東主張要“掃蕩泰安以西、以南各地”，西進的距離明顯大於陳、粟、譚所擬距離；魯南方向，陳、粟、譚原擬是控製臨蒙線，並西進殲馮治安部之一個團，毛澤東卻認為“臨蒙段無須控製，空費兵力”，指示：先攻費縣，再攻鄒縣、滕縣、臨城（今薛城）、棗莊，“縱橫進擊，完全機動，每次以殲敵一個旅為目的”。查看山東地圖就會發現，作戰距離向南延伸許多；“每次以殲敵一個旅為目的”，作戰企圖也很大。相比陳、粟、譚所擬的分兵和實際分兵部署，毛澤東的分兵主張是“遠距離分兵”，陳、粟、譚所擬的隻能算是“近距離分兵”。
當時，由於敵情嚴重，陳、粟、譚已經部署分兵，就未再根據當麵情況研究並製訂一個新的方案上報中央軍委，而是於30日就按照中央軍委的意見執行並上報：（一）由葉飛、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縱隊越過臨蒙公路向魯南挺進。（二）由陳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縱隊向魯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進。（三）正麵部隊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縱隊和特種兵縱隊集結沂水、悅莊公路兩側，各以少部兵力與東犯之敵接觸，主力待機出擊。上述作戰部署於7月1日開始執行。這就是華東野戰軍戰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
當6月30日華東野戰軍三路分兵之時，劉鄧大軍依據中央軍委總的戰略計劃，強渡黃河，對魯西南展開猛烈進攻，連續殲敵獲勝。
7月2日，毛澤東複電華野陳、粟、譚等領導人：“布置甚好。……陳士榘所部似以越過萊蕪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線為宜。得手後收複肥城、東阿、平陰、寧陽、汶上、濟寧，與劉鄧直接聯係。……我軍必須在七天或十天內，以神速動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區，打開與劉鄧會師之道路，如動作過緩，則來不及。”
陳、粟、譚接電後，指示各部迅猛出擊。很快，葉、陶兩個縱隊攻占費縣、嶧縣、棗莊，陳、唐三個縱隊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萬德段，威脅敵人的後方基地兗州和徐州。蔣介石集團急忙調整部署，抽調已進入魯中山區的邱清泉第五軍等七個整編師（軍）分路西援，留下胡璉的整編第十一師等四個整編師在魯中山區固守要點。魯中山區的大量敵軍調走了，僅留下整編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二十五、第九師等四個整編師。國民黨軍企圖以“重點進攻”戰略在魯中山區擊破華東野戰軍主力的計劃遂告破產，一個極為有利的形勢在華野麵前展現出來。
可以這樣說，分兵初期戰果是理想的。但是,對於戰局的這一變化，華野領導人作出了不符合實際的判斷，把整個局勢的可以樂觀與當麵情況的仍然嚴重混淆起來，認為敵人對山東的重點進攻已被粉碎，留在魯中山區之敵軍勢必相繼西撤。因此，在作戰部署上也著重於截斷敵人退路。後來發現國民黨軍並未撤退，再調整部署，轉移兵力攻擊敵人，又為大雨阻隔於沂河、彌河兩岸。而國民黨軍則利用控製橋梁和渡口的有利條件，集結兵力於南麻、臨朐兩地……由於對當麵敵情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對分兵以後出現的許多新變化也估計不足，為了配合劉鄧大軍作戰，急於打像過去那樣的大勝仗，因而發生輕敵急躁情緒，導致作戰指導上的失誤。其結果，正如後來陳毅所說：“因雨季沒有打好仗。打敵十一師（7月17日至21日在南麻），五天五夜隻消滅一個團，（7月24日至30日）在臨朐五天五夜隻消滅兩個營，打費縣消滅一個旅，打泰安敵人逃跑了。7月打八仗隻有三仗打好。”在這沒有打好的五仗裏，讓華野參戰官兵引為奇恥大辱的，就是由陳、粟、譚指揮的南麻、臨朐戰役。
連續作戰失利，陳粟大軍戰鬥減員和非戰鬥減員總計高達五萬人 連續作戰失利，陳粟大軍戰鬥減員和非戰鬥減員總計高達五萬人
7月中旬，華東野戰軍前指決定：指令陳、唐三個縱隊迅速西進，圍攻濟寧、汶上，密切配合劉鄧大軍作戰；指令葉、陶兩個縱隊迅速攻克滕縣、鄒縣，然後轉兵北上，尋殲西援之敵；陳、粟、譚直接指揮的四個縱隊，則乘敵未全部後撤時，首先殲滅位於南麻的敵整編第十一師五個團，切斷敵整編第九師等退路，然後與葉、陶兩個縱隊協力殲滅敵整編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師。7月17日黃昏，南麻戰役按照預定計劃發起。戰役一打響，陳、粟、譚就發現敵情與原來的了解不符。敵整編第十一師師長胡璉接受張靈甫全軍覆沒的教訓，行動十分詭譎小心。6月29日占據南麻地區以後，迅速在南麻周圍大小山頭和村莊構築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多個，形成火力互相支援的地堡群，各個據點間用交通壕聯結，外圍設有鐵絲網、鹿砦等障礙物，陣地前500米內的樹木、莊稼一律砍光，駐地村民一個不留地趕走。可是,?搖陳、粟、譚得到的情報卻是南麻敵軍構築工事未成。戰鬥過程中，參戰部隊每攻克一個堡壘，都要付出傷亡數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代價。加上時值雨季，連日大雨滂沱，山洪暴發，河水陡漲，部隊行動受阻，彈藥受潮失效，天候宜守而不利於攻，更增加了作戰困難。7月21日晚，陳、粟、譚決定撤出戰鬥。據《粟裕傳》記載：“南麻一仗，殲滅蔣軍整編十一師少將旅長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華東野戰軍付出了傷亡4000多人的代價，沒有達到預期的作戰目的，打了一個消耗仗。”而據軍旅作家王樹增在《解放戰爭》一書中所寫，華野付出了傷亡1萬多人的代價：“南麻戰役是解放戰爭中代價十分慘重的一次戰役。戰鬥結束後，第九縱隊傷亡4000多人，第六縱隊傷亡2000多人，負責正麵攻擊的第二縱隊傷亡4000多人。”南麻戰役進行了整整五個晝夜，僅殲滅敵整編第十一師一個團。
7月22日，南麻戰役參戰部隊四個縱隊剛剛轉移到臨朐縣城西南地區，就得到情報：從膠濟線昌濰地區南下的李彌第八軍奉令搶占臨朐城，企圖切斷南北交通，威脅華東野戰軍後方安全。由於敵第八軍主力尚在進軍途中，粟裕與陳毅、譚震林會商後決定，乘敵人立足未穩，突然發起攻擊，殲滅該敵於臨朐城及其東北地區。不料國民黨軍進展很快。23日中午，李彌率領的五個主力團進入臨朐城內，當天就控製了臨朐城周圍各個製高點，並且每班迅速構築起至少一個地堡工事。得知這一情況，陳、粟、譚發出作戰命令，於2月24日黃昏發起戰鬥，決定用速戰速決的戰法，殲滅臨朐之敵。
命令剛剛發出，天氣突然由晴天轉為暴雨，頓時山洪暴發，河水泛濫，臨朐城外一片汪洋，平地水深過膝，部隊行動受阻，彈藥受潮失效。國民黨軍憑借堅固的工事負隅頑抗，伺機反撲。天時地利都對華野不利。經過兩天兩夜惡戰，華野參戰部隊多次攻城未能奏效。已攻入城內的七個連，與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因為後續部隊未能突入，眾寡懸殊，傷亡過半。這時，南線北援國民黨軍已經前進到臨朐以南的三岔店地區，並且突破了華野阻援陣地。再打下去，對華野不利。陳、粟、譚決定，主動撤出戰鬥，轉移到諸城、莒縣山區休整。7月28日，陳、粟、譚率領華野指揮機關和參戰部隊向膠濟路北和諸城地區轉移。臨朐成為又一個南麻。為此，有人批評粟裕：“一向作戰周密謹慎的粟裕，在部隊剛剛遭遇重大傷亡的情況下，決定再次發起攻堅戰鬥，這不僅具有相當大的冒險性，還顯示出一種難以克製的急躁。”“南麻、臨朐戰役，殺傷國民黨整編第十一師、第八軍各一部，殲敵1.8萬餘人。但華野部隊也傷亡2.1萬餘人。”
與此同時，華野進入魯西、魯南的五個縱隊打得也很艱苦。“部隊在齊腰或齊膝的大水和泥濘中連續行軍作戰，80%的指戰員爛腳，非戰鬥減員嚴重。第一、第四兩個縱隊各傷亡約5000人，非戰鬥減員各約5000人。第一縱隊三個師，除第二師尚餘兩個團外，其餘兩個師均隻有一個團。第三縱隊第七、第九兩師都縮編為兩個團。第十縱隊傷亡近2000人。”“在持續近兩個月的戰鬥中，陳粟大軍戰鬥減員和非戰鬥減員總計高達五萬人，是華東野戰軍組建以來前所未有的損失。”“‘七月分兵’以來，山東戰場各部隊連續作戰失利，導致國民黨軍占領了膠濟線，作為共產黨軍隊重要的物資基地和數萬名傷員安置地的膠東地區，也麵臨被占領的危險。”
粟裕檢討：“除戰略指導及其他原因我應負責外，而戰役組織上當有不少缺點及錯誤，我應負全責。”
陳、粟、譚直接指揮的四個縱隊從南麻、臨朐撤出後，各縱也向膠濟路北及諸城一帶轉移。此後，魯中解放區大部被國民黨軍侵占，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國民黨軍在還鄉團的配合下，對魯中區各地的人民武裝力量進行瘋狂“圍剿”，同時大肆搜捕、屠殺中共地方黨政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大肆搶劫財物，造成了一時的白色恐怖。“部隊實力大減，思想比較混亂，有些人對全國大反攻的形勢發生懷疑，說：‘反攻反攻，丟掉山東。’”
由於幾仗沒有打好，因此“七月分兵”成為華野戰史上頗具爭議的軍事行動之一。有些人對“七月分兵”的決策發生懷疑，說：“七月分兵是否太倉促了？如果在內線再堅持兩個月，避開七八月的雨季，經過充分準備再出擊，是不是要好一些？”
7月幾仗沒有打好，負責戰役指揮的粟裕心情沉重。他分析幾仗得失，認為“七月分兵”以後的作戰行動，調動與扯散了敵人，打亂了敵人維持對山東“重點進攻”的部署，配合了劉鄧大軍在魯西南的戰略行動，這是戰略上的勝利；但是，有幾仗沒有達到預定作戰目的，打成了消耗仗，付出的代價較多，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8月初，華野指揮機關轉移到益都地區，陳、粟、譚一起商議如何總結經驗教訓，向中共中央寫報告。陳毅和譚震林提議，由粟裕起草南麻、臨朐戰役初步總結的電報稿。粟裕很快就完成了起草工作，從戰略指導和戰術指導兩方麵分析了兩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教訓。8月4日，粟裕把電報稿交給陳、譚審閱。陳、譚都不同意電報稿上的意見，認為在戰略指導上沒有問題，而是“軍事部署上的錯誤與戰術上的不講究”。
粟裕逝世以後，在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這份電報的手稿。現節錄部分如下：
陳譚粟報中央並華東局：未支(8月4日)
南麻臨朐等役，均未打好，影響戰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內如焚。經初步檢討，其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甲)在戰略指導上
(一)對整個反攻前途固可樂觀，但對當前戰局亦過分樂觀，而對蔣頑繼續維持其重點進攻之判斷錯誤……
(二)七月分兵，失去重點。此間四個縱隊，雖較榘唐、葉陶兩兵團為多，但占整個華野不及九分之四(戰力不如西兵團平均，二、七縱不充實)。西兵團雖有五個縱隊，分為兩路，亦非重點。因之，既無足夠打援部隊，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堅時間，於是南麻、臨朐、滕縣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戰鬥。
(三)東北及劉鄧各軍開始反攻，屢獲偉大勝利，而華野各部自五月中旬迄今已近兩月無戰績可言。因此，發生輕動，而急於求戰，致有錯失。
(四)過去九個縱隊集中使用時，每戰隻要求殲敵一個整師，與殲其援隊之一部或大部。但此次分兵之後，由於過分樂觀與輕敵所致，仍作殲敵一個師(南麻)與對付其援隊之打算，故兵力與要求不相稱，致不能取勝。
(五)對敵人土工作業之迅速及其守備能力認識不深刻。……頑八軍進入臨朐，僅四小時，每班即已完成一個地堡。在我軍圍攻之下，敵更日夜加修，其工作速度實為我軍不能計及。於是仍采速決戰法，致未能奏效。……
因為意見不一，粟裕起草的初步總結電報未能發出，隻好另行起草了一封短電發給中央軍委。作為戰役的主要指揮者，粟裕認為自己應對作戰失利負責。電報內容如下：
中央軍委並華東局：
自五月下旬以來，時逾兩月無戰績可言，而南麻臨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響戰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內如焚。此外，除戰略指導及其他原因我應負責外，而戰役組織上當有不少缺點及錯誤，我應負全責。為此請求給予應得之處分。至（於）整個作戰之檢討，俟取得一致意見後再作詳報。
粟
八月四日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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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表態：“七月幾仗雖減員較大，並未妨礙戰略任務，目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 毛澤東表態：“七月幾仗雖減員較大，並未妨礙戰略任務，目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
在粟裕發出引咎自責、請求處分的電報同一天，譚震林寫了一封長信給粟裕，真誠地說：“在這一年多的自衛戰爭以來，使我覺得必須給你一些幫助才對。”他從蘇中戰役講起，認為粟裕“在軍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遠見”，“常常隻看到一二步”。關於幾仗沒有打好的原因，譚震林在信中說：“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樂觀這點上去檢討，是不能把問題徹底弄清的，也說服不了下麵的同誌。故(固)然我們受到了這些挫折，這隻能是給蔣介石有一點喘息的機會而矣(已)，並不能挽救他的死亡。我們很耐性的休整一個月或兩個月，把損失補齊，把戰術提高一步，將來不僅是一隻猛虎，而且是如虎添翼，蔣介石又有什麽辦法呢？所以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一個蔣介石了不起的結論，當然輕視他是不應該的。”
譚震林把這封信首先送給陳毅，並請陳毅轉交粟裕。陳毅當麵看過後，認為“對粟有幫助”，當天就把譚震林的信轉交給粟裕，並邀粟裕徹夜長談。
粟裕反複看過譚震林的信以後，認為有許多問題需要與譚震林討論。但由於譚震林已經率領第二、第七縱隊轉移到膠東地區休整，於是粟裕寫了一封複信寄給譚震林。信中說：
“你們都不同意我那電稿上的意見，而認為‘是軍事部署上的錯誤與戰術上的不講究’。我承認軍事部署上確有錯誤，戰術上確很低劣，這些我應負其全責。但我仍認為‘過分樂觀’是南麻、臨朐戰役未能取勝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於過分樂觀而發生輕敵，由於輕敵而企圖‘啃硬核桃’，企圖‘一鍋煮’，企圖殲滅十一師後乘勝殲二十五、六十四等師，而與葉陶各縱會師蒙陰。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堅為主，而不以打援為主。這種樂觀，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但我覺得你比我和陳軍長(陳毅)更樂觀，而有過分樂觀的表現。”
複信最後表示：“總之，自衛戰爭以來，一切軍事部署上、戰術指導上的缺點、弱點和錯誤，我應負其全責。今後當遵照你的來信及時地加以改進，並誠懇地接受你對我的幫助，還希望今後毫不顧慮地對我不時地提出批評和給我以更多的幫助。”
8月6日，中央軍委發來對粟裕請求處分電的複電：“粟裕同誌支午電悉。幾仗未打好並不要緊，整個形勢仍是好的。請安心工作，鼓勵士氣，以利再戰。”同日稍後，中共中央華東局複電粟裕：“二十年革命戰爭中，你對黨對人民貢獻極大。近兩個月來的戰鬥，雖未能如五月以前那樣取得偉大勝利，卻已給敵強大殺傷。近月來傷亡均較大，主觀上雖可能有些缺點，但也有客觀原因。隻要善於研究經驗，定能取得更大勝利。”
看到中央軍委和華東局的電報，陳毅有感而發，於8月6日致電中央軍委：“我認為我黨廿多年來創造傑出軍事家並不多。最近粟裕、陳賡等先後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並肩邁進，這是我黨與人民的偉大收獲。”“我們對戰役指導部署曆來由粟負責。過去常勝者以此。最近幾仗，事前我亦無預見，事中亦無匡救，事後應共同負責，故力取教訓以便再戰。”
8月11日，毛澤東致電陳毅、粟裕和饒漱石，認為陳毅8月6日的電報“所見甚是，完全同意”，並指出：“七月幾仗雖減員較大，並未妨礙戰略任務，目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
粟裕認定：“我們當年執行軍委分兵的方針是必要的。”因“七月分兵”迭遭挫折的粟裕，後來在談到“七月分兵”時認為：
當時正處在由戰略防禦到戰略進攻的轉折過程中，我軍在全國範圍內已經轉入戰略進攻，敵人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但是，敵人在兵力數量上仍然占有優勢，因而在局部地區（例如山東）仍可保持強有力的進攻。所以，我們的戰略進攻有自己的特點，而不能和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後的反攻形勢一樣，完全以壓倒的優勢把敵人一直壓下去。我們的基本方針是把戰爭引向蔣管區，打亂他的戰略部署，不斷消滅他的有生力量，不斷擴大解放區，縮小蔣占區，爭取我軍的全部優勢，最後達到消滅全部敵人、取得革命完全勝利的目的。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幾仗沒有打好就忽視“七月分兵”以後取得的勝利，更不能由此得出悲觀失望的結論。同時也要看到，我們還沒有取得絕對的優勢，在前進道路上還有困難和曲折，而不能過分樂觀。南麻、臨朐兩仗沒有打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整個局勢的可以樂觀與當麵情況的仍然嚴重混淆起來了，產生了輕敵驕傲情緒，總想來個“空前的空前”勝利，放鬆了主觀的努力，造成了某些錯誤。
1947年9月3日，在外線出擊的緊急進軍途中，粟裕在華野直屬隊幹部大會上作《關於七月份作戰檢討和今後反攻形勢的報告》，對上述觀點作了係統的闡述，對“七月分兵”以後的經驗教訓作了理論的概括，對戰爭規律的探索又前進了一步。晚年，回憶起“七月分兵”，粟裕這樣寫道：
我們當年執行軍委分兵的方針是必要的。如果我們將眼光局限於山東，在內線堅持幾個月當然是可以的。因為當時山東還有50多個縣城在我手中，而且連成一片，膠東、渤海、濱海三個地區還可以回旋，在內線殲敵的條件還是存在的。但是，劉鄧大軍在6月底將南渡黃河，軍委已經告知我們，我們必須以戰鬥行動來策應劉鄧大軍的戰略行動。當然，策應劉鄧大軍南渡可以有另一種方式。如果我們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個像孟良崮那樣的大仗，將敵人牽製在魯中，對劉鄧大軍的配合將是有力的。無奈當時難以肯定數日內必有戰機出現，而劉鄧大軍按軍委規定日期出動，我們不能以作戰行動作有力的配合，這對全局是不利的。這就是我們立即執行軍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時，集中與分散是兵力運用上的一對矛盾。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我軍的作戰原則。所以集中是這對矛盾的主要方麵，但並不排除必要時的分散，分散也是對付敵人的一種手段。孟良崮戰役發起前，1947年5月上旬，軍委曾指示我們不要分兵。我們遵照軍委指示改變了計劃，但當時我們也不是絕對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縱隱伏於魯南。後來這一著在孟良崮戰役時起了重要作用。我們分路出擊，就可以將敵人扯散，而我軍則可以由分散轉為集中，以殲滅孤立分散之敵。也就是先以分散對付集中，再以集中對付分散。後來戰局的發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戰役就達到了我們預期的目的。
1947年9月上旬，山東省鄆城縣沙土集一戰，粟裕“以集中對付分散”，集中三個縱隊共八個師即四倍於敵整編五十七師的優勢兵力攻殲，以三個縱隊加一個師即超過主攻部隊的兵力阻擊援敵，並以一個縱隊作為戰役預備隊。結果，一戰殲敵整編五十七師師部和兩個旅共9500餘人，其中俘虜7500餘人。沙土集一戰，改變了陳毅、粟裕部的被動局麵，迫使國民黨軍從山東內線戰場和劉鄧大軍周圍抽調回四個整編師。此後，在遼闊的中原地帶，一個影響到整個戰爭進程的新局麵產生了。
如今，軍史研究者對“七月分兵”的評價趨於客觀：“這段時間內，華野對國民黨軍的作戰雖然戰績不太理想，但這是大反攻初始山東戰場向敵主動進攻的作戰，其意義是重大的。同時，這次分兵出擊，為後來華野分為東、西線兩個兵團作戰作了準備，打下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