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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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合肥新四軍研究會的胡升信同誌給了我一篇論文，接過一看，是童誌強寫的《關於高敬亭》（《黨史信息報》2011年3月2日）。胡老說這篇論文對於高敬亭案提出了“新觀點”。提出新觀點本來是好事，學術爭鳴嘛，或許可以提供研究問題的新視角、新思路。但是細細閱讀該文之後，心中卻反有了點堵，在此，有必要寫些文字予以質疑。
童誌強寫《關於高敬亭》一文，結合了以前對新四軍有關人士的采訪，且查閱了一些台北方麵的相關檔案文獻資料，應該說童文在占有資料上是充分的。童文關於高敬亭案件主要提出了三點“新見”：一是槍斃高敬亭是中共中央同意的，當時“已不存在對其挽救問題”；二是項英在錯殺高敬亭這件事上“肯定有責任”；三是葉挺是“黨外人士”，與高敬亭冤案沒有多大幹係。童文看似分析客觀，符合常理，但卻經不起細細推敲，有些則犯有邏輯性錯誤或常識性誤讀。
中共中央是否同意槍斃高敬亭？
一般認為，中央主張讓高敬亭離開四支隊去延安學習，對於槍斃高敬亭事先並不知情。但是童文認為，在1939年6月下旬公審高敬亭期間，大會“宣讀了中共中央開除高敬亭黨籍的決定和新四軍軍部開除高敬亭軍籍的決定，說明此時已不存在對其挽救問題。”該文還引述原四支隊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話稱“如果不是黨中央批準，誰有這麽大的膽敢動他？”
事實上，就在高敬亭被槍斃後數小時，中共中央複電要求“對高采取過渡辦法”，並準備調其去延安學習。童若稱沒有在檔案中查看到這份中央電文，同樣你也沒有查到中央關於開除高敬亭黨籍和批準槍斃高敬亭的電文呀！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事後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誌對槍斃高敬亭都曾表示不解、惋惜甚至震驚。毛澤東在接到槍斃高敬亭的電報後連稱軍部領導“好糊塗”；1943年，毛澤東曾經問前往延安的新四軍五支隊副司令員周駿鳴：“高敬亭不槍斃，送來延安學習好不好？”劉少奇也曾問周駿鳴：“不讓出大別山，不是更好麽？有這塊根據地，與敵人鬥爭不是更有力量嗎？”毛澤東、劉少奇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連他們都不知道“中央批準槍斃高敬亭”之事，那麽究竟是哪個“中央”批準此事？
1975年10月，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寫信給毛澤東，希望了解槍斃父親的真相。毛澤東讓汪東興調查此事，汪東興沒有找到中央批準同意槍斃高敬亭的任何複電或文件資料。
項英是否該對高敬亭冤案負責？
童文稱項英應該對高敬亭冤案負責，其根據有二：項英是新四軍的主要負責人，對於槍斃高敬亭事先不可能不知情；項英曾經發給中央的電報中有“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之語。
不錯，項英是新四軍的最高領導者，但若以此揣測項英對高敬亭冤案事先知情則實屬枉言。曆史文獻資料顯示，雖然項英對高敬亭在江北、皖中的一些做法不滿意，但他對高敬亭曾經為革命所作出的貢獻是肯定的，因此他主張對高敬亭在實際工作中的錯誤應采取教育方式。
據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李一氓事後回憶，“當高敬亭被錯殺的消息傳到雲嶺時，項英和我當時都感到突然、震驚和惋惜”。後來，葉挺巡視江北回到皖南雲嶺軍部時，項英在慰問葉挺辛勞的同時，也委婉批評了葉挺在處理高敬亭案件上存在的問題。
至於那件份量沉重的“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的複電，項英僅是署名而已。當時葉挺在江北處理高敬亭案時，曾向延安和重慶各發過一份電文，隻是重慶蔣介石的複電先到，於是便造成了高敬亭冤案。事後，作為新四軍實際最高負責人的項英與葉挺聯名向中央匯報工作附帶上述電文內容，這並沒有違背組織原則，若以此推斷項英對高敬亭冤案負責，則屬於因果倒置的邏輯。
葉挺與高敬亭冤案無關？
童文認為葉挺與高敬亭案件無涉。該文引述當時新四軍戰地服務團關於公審大會的報道稱：“葉挺連大會主席團成員都不是”，他隻是“從黨外人士和軍長的角度在大會上發言”。
不錯，葉挺當時是“黨外人士”，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新四軍軍長，且擔負巡視江北新四軍的重任。
高敬亭是一位功勳卓著的高級將領，但由於在貫徹東進戰略不夠堅決、部屬叛逃（楊曹事件）等事件中存在過錯，這讓一向治軍甚嚴的葉挺難以容忍。對高敬亭給予適當組織處理或處罰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其實施“槍刑”顯然不當。
有人說由於葉挺是“黨外人士”，重要事務他甚至無權參與決斷，像槍斃高敬亭這類重大事項葉挺沒有說話的份。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此處有兩點例證：其一，1938年，新四軍特務營營長葉道誌、徐長勝等三人因思想問題脫離部隊奔往延安。葉道誌是紅軍時期的師級幹部，葉道誌被抓到後，葉挺在沒有征得項英同意的情況下便下令將其槍斃。此處可以看出，葉挺既然可以槍斃葉道誌，為何不敢下令槍斃高敬亭？其二，1941年5月13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高幹會議作報告時，談及高敬亭案件時稱“大別山的高敬亭是葉軍長搞掉的，不是項（英）搞掉的。”（見《新四軍抗日戰爭戰史資料選編》第8冊第329頁）陳毅講這番話，是在項英當時遭到批判的情況下，這從另一方麵證實葉挺與高敬亭冤案有很大幹係。
對於高敬亭一案，葉挺處理是欠周詳的，當葉挺事後得知中央複電要求“對高采取過渡辦法”時，心情是沉重的。
對於葉挺與高敬亭案件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論者都持“為尊者諱”，其實亦沒有必要。葉挺是北伐名將，他忠於黨的事業，為新四軍的創建和中國革命曾經作出過很大貢獻，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在處理高敬亭等案件上由於沒有慎重考慮，造成了一些損失，這是屬於瑕不掩瑜、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類的問題。人非聖賢，孰能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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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將軍之女上書毛主席為父平反大揭秘
時在2002年7月26日，安徽省安慶市新四軍曆史研究會和嶽西縣委在嶽西縣舉行集會，隆重紀念“嶽西國共和平談判65周年”。當年威震鄂豫皖邊區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政治委員、為堅持鄂豫皖邊區的革命鬥爭立下汗馬功勞、後被錯殺的高敬亭將軍之女高鳳英女士應邀出席會議。會後，本報記者在她下榻的嶽西縣大別山賓館采訪了她。以下是她的口述：
史玉清和高鳳英生活點滴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時，父親高敬亭將軍被錯殺，終年32歲。其時，父親和母親史玉清結婚才一年多一點，我姐姐剛剛一歲，我還在母親的肚子裏。母親也是一名紅軍戰士，父親被錯殺後，母親受到牽連，也被開除黨籍。父親的死對母親的打擊很大，但她很堅強，硬是挺了過來。
據父親生前的戰友說，父親雖然沒有什麽文化，但他十分熱愛學習，毛筆字寫得很漂亮。在革命鬥爭中，黨的信息和報紙都被國民黨封鎖了，父親能根據國民黨的報紙分析形勢，掌握情況，打擊敵人。母親年輕時很漂亮，也很活潑，在部隊文工團和宣傳隊當演員。她非常機靈，部隊每到一個地方，她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熟悉環境，查看地形。當時有不少隨軍女人被敵人抓住，但母親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父親和母親是經人介紹認識的，在部隊結的婚。
父親被殺之前，被關在肥東縣青龍場儲家老圩。他被關押後，自知凶多吉少。當時不讓他與家人見麵，他就寫了個字條給我母親，說：“孩子你能帶則帶，不能帶就托付給老百姓……”母親回話給父親：“敬亭，你放心，我會把孩子撫養大的……”1939年8月份，母親生我時，家裏缺衣少食，有很多老百姓給母親送吃的穿的。送的人都不敢進門，就把東西偷偷地放在門檻上或窗台上。我們至今都不知道那些好心人的名字。
1940年，在母親隨部隊行軍途中，準備把我寄養在江蘇省盱眙縣古城一戶老百姓家裏。這戶老百姓家裏的條件很差，家有5個孩子。母親怕我在他們家受苦，不想把我放在他們家，但老百姓家死活不讓我走，因為當時寄養戰士的子女，家裏可享受戰士待遇。母親最後隻好把大一點的姐姐留了下來。然後通過地下黨，把我寄養在盱眙縣另一戶人家。這家3口人，爺爺、養父賀長貴和養母湯品，家裏的條件較好，沒有孩子。這家人待我非常好，把我當成女兒、孫女。我在那裏度過了童年。其間，由於地主告發，國民黨把養父抓了起來，要把他斃掉，理由是他家藏了共產黨，並說我母親把槍和子彈藏在他們家裏，是養母花了26擔多糧食才把他擔保出來的。我在這戶人家一直待到解放後。1950年，母親才從合肥來到盱眙來尋找我和姐姐。她當時在安徽省皖北行政公署工作。她自己和她派的警衛員先後三次到江蘇來接我，我都不願意回去。後來，是養父和養母把我送回合肥的，送來後，他們怕我還要和他們回江蘇，在一天清晨瞞著我偷偷回了盱眙老家。其時，我已經十歲了。母親把我送進學校讀書，我在合肥讀完小學、中學之後，考取了安徽中醫學院，讀中醫專業。但姐姐卻遠沒有我幸運，母親去找她時，據當地人講，姐姐和她寄養的那一家子人，早已全部因傳染病去世了。
我和養父養母之間有著很深的親情，他們對我恩重如山。為感謝他們對我們的恩情，母親每年都寄錢給他們。我工作後，就由我寄錢去。養父於1983年去世，養母於1985年去世。在他們生前，我和母親經常接他們到合肥來小住，我也去江蘇看望過他們。
1942年，母親以她對黨的至誠忠心，重新贏得了黨組織的信任，再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全國解放後，她被派到合肥市工作，先後擔任過安徽省衛生廳副科長和合肥市牙病防治所副所長等職，離休時享受地市級待遇。母親對我要求很嚴，她一直教育我要熱愛黨，熱愛祖國，好好讀書，長大後做個對人民有用的人。我在大學擔任班長、團支書，一向表現優秀。黨組織培養了我，我在大學時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是1960年。父親的事對我的學習和工作沒有造成較大的影響。大學畢業後，我留校工作了一段時間，因表現好，修成（都）昆（明）鐵路時被挑選入伍，在三十七醫院當眼科醫生。1971年，因母親身體不太好，又隻有我一個親人，她於是向組織打報告，將我調回到合肥市105醫院工作，後任眼科主任，享受正師級待遇。我退休後不到兩年，醫院又把我返聘回去，現在激光美容中心上班。
我丈夫方正平，原來在西安空軍技術工程學院畢業，江蘇人，1975年轉業後，在中國科技大學工作。現在也退休了，退休後在萬博學院任管理係主任、校長助理。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高岐在安徽省軍區第三幹休所搞行政管理，營級幹部；小兒子方忠在合肥公交總公司物資處工作，都成了家，各有一個女兒。大孫女兒今年九歲，小孫女兒兩歲半，都活潑可愛。大兒子一家單獨過，小兒子和我們老夫妻倆一塊過。我們家現在住在105醫院，生活得很幸福。
高鳳英上書毛主席為父鳴冤
我年輕的時候，父親的死對於我來說一直是個謎。我曾無數次地追問過母親，但是她一直不對我講父親為什麽被殺——她怕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後，會因此仇恨中國共產黨，以致站到黨的對立麵上去。
母親不說，我隻好去問父親生前的戰友。但是他們開始也不肯說。到我上大學一年級時，父親的老戰友們才含含糊糊地對我說：“小高，你爸爸的事是怨假錯案。”但等我求他們告訴我更多的事時，他們又都緘默了。於是我又逼問母親，但母親還是死活都不說，隻是一個勁兒的哭。後來，我斷斷續續地從知情人的談話中了解了大致的情況。母親這時才對我講了父親被錯殺的經過。母親還說，她曾於1959年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但沒能到毛主席的手裏，轉到了安徽省委，後來就沒有消息了。
我知道實情後，總想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想弄清楚父親的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當時我正好看了一部戲劇，名字叫《楊三姐告狀》，很受啟發和鼓舞，於是拿起了筆。一開始我寫的信很長，有好幾頁紙。母親說，你寫這麽長，毛主席他老人家哪有那麽多時間看呢？於是我又重新寫了一封一頁紙的信，請求毛主席重新審查父親高敬亭的問題。信的原文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我是已故紅二十八軍軍長、新四軍四支隊政委兼司令員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中共黨員，現在安徽省105醫院任軍醫。我母親史玉清也是紅軍中的一名婦女幹部，因為我父親的案件一度受牽連，在恢複組織生活後也一直在安徽省衛生係統工作，現因身體多病，離職休養。
敬愛的毛主席，我寫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匯報我對我父親問題的想法和要求。特別是通過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您所製訂的一係列無產階級幹部政策，在全國得到落實的大好形勢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氣寫了這封信，因為我父親的問題對我壓力很大。究竟是什麽原因，使我父親遭受如此極刑？別人對此有許多不同看法，而我卻一點也不清楚。據我母親說，我父親對黨，對毛主席，對革命事業是忠誠的。在黨的領導下，他堅持了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革命鬥爭。紅二十八軍一直打到抗日戰爭時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從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氣焰所嚇倒，當然他在工作中，在執行黨的某些方針政策上有什麽錯誤，我是不清楚的，但從他一生的主要方麵來看，我父親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卻又為什麽被殺了呢？對此我曾聽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時，對來延安開會的原新四軍四支隊的有些同誌問到我父親的問題：‘不殺是不是可以？’為此我們全家對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紅二十八軍堅持大別山革命鬥爭的曆史，中央是會有正確的結論的，我希望能夠早日知道這個結論，來解除我們母女政治上的壓力。祝您老人家健康長壽！
高鳳英
1975年10月10日合肥”
我寫信的時候，“文革”尚未結束，黨內正在大張旗鼓地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為慎重起見，這封信托人帶到北京寄出。此後，我們母女倆一直處於焦急的等待之中，這一等就是兩年。其實，這封信不久就到了毛主席的手裏，正在病中的毛主席閱信後於當年11月30日批示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讓其向了解高案的同誌詢問此事，“以其結果告我。”並且，毛主席對父親的問題一直是很關心的，早在抗戰初期就曾作出過一係列指示。父親在被處死前，延安就電示：“爭取教育改造四支隊，對高采取些過渡辦法，利用目前機會由軍隊派遣一些得力幹部到四支隊工作，以幫助四支隊改造與整理。”1943年在延安中央黨校看戲時，毛主席巧遇參加延安整風的原四支隊第八團團長周駿鳴，也曾當麵詢問：“周駿鳴，高敬亭不槍斃，送來延安學習好不好？”表示了對“反高鬥爭”的反思。全國解放後，毛主席在1953年視察安徽省中共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談話時，又談及父親被殺的話題，毛主席說：“這是戴季英搞的鬼。”1975年12月9日，汪東興將了解的情況向毛主席寫出報告，指出經過了解，從中央當時給新四軍的複電看，未查到中央複電中提到同意槍決之事……毛主席於12月14日在汪東興的報告上批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
動蕩不安的1976年很快來臨。這一年，國內重大事故迭起，毛主席也於9月9日逝世。他生前批示的對父親一案的複議和討論被擱置下來。一直到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才終於正式發出《關於給高敬亭同誌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敬亭同誌參加革命後，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在堅持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功的，雖在四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但是可以教育的，處死高敬亭同誌是錯誤的，遵照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批示，中央軍委決定對高敬亭同誌給予平反，並恢複名譽。”不久，國務院民政部又專門發文，追認父親為“革命烈士”。在部隊和地方的配合下，在肥東青龍場找到了父親的遺骸。1980年4月19日下午，父親的骨灰安葬儀式在合肥殯儀館舉行。4月25日，《安徽日報》對骨灰安葬儀式作了長篇報道，公開為父親平反。他的骨灰如今安放在南京殯儀館軍人館內。
父親三十六年沉冤終於得以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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