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中共對叛徒特務張國燾的 蹊蹺處】

 

張國燾（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愷蔭，又名特立，中國江西萍鄉人，小毛澤東4歲。因近水樓台，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資格很老。

 

張國燾，一大代表，建黨有功，此人有才不假，唯心胸窄逼，眼界近管，終難成大業。

張國燾工於心計，城府極深，用楊尚昆的話來形容，“臉上沒有表情，說起話來很慢，還哼哼哈哈，在肚子裏打主意”。

 

在長征時期，1935年4月紅四方麵軍放棄川陝根據地，張國燾說是為策應紅一方麵軍。

1935年6月，由洛甫（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中央紅軍（紅一方麵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當時的紅四方麵軍有近八萬人的強大實力，而紅一方麵軍經過前一階段的長征，隻剩不足三萬人。

會師後，張國燾取代周恩來出任紅軍總政委。因為張國燾堅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堅持“北上路線”，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分裂。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稱率紅四方麵軍南下並非是反對北上，當時北上決定並未確定。

9月9日，紅四方麵軍政委陳昌浩稱張國燾發密電要求武力解決，得到葉劍英報告的毛澤東等不辭而別，僅率領紅一軍團和中央機關等組成的中央縱隊北上，張國燾則率四方麵軍及部分一方麵軍部隊第二次過雪山草地南下。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開會，並決定另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史稱“第二中央”），張國燾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黨籍。張國燾以“黨團中央”的署名向陝北的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甘泉縣下寺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對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作出《關於張國燾同誌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1936年1月23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張聞天，提出“黨內急謀統一”，“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

1936年1月24日，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朱德的提議，致電張國燾、朱德，電文稱：“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1936年2月14日，張聞天、林育英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對政治決議既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內對外均告統一”。

【張國燾 貶毛中央 為 西北局； 毛等 則“規勸” 張等 你們還是 以 “西南局” 名稱為好~。 各不相讓正統中央的位置。】

中央紅軍在陝北與陝北紅軍以及先期到達陝北的紅二十五軍會師後，建立並鞏固了陝甘寧根據地。

南下期間損兵折將的張國燾被共產國際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

1936年6月6日，張國燾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軍委”等，並準備成立中央西北局。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紅二、四方麵軍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麵軍的北上行動。

張被迫帶領紅四方麵軍和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麵軍及紅一方麵軍的部分部隊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麵軍會師。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彭德懷誘使張國燾脫離大部隊，僅帶數十人的警衛排進入根據地，由此解除了張國燾對紅四方麵軍的指揮權，彭德懷帶領的中央軍委前進指揮所接替張國燾控製了紅二、四方麵軍。根據中央命令，由紅四方麵軍主力以及紅九軍團等部組成紅軍西路軍，任命陳昌浩任中共西路軍前委書記兼西路軍政委，徐向前任總指揮。

西路軍在陳昌浩、徐向前等率領下，奉命向北，先是試圖打通經中衛、阿拉善進入外蒙到蘇聯的補給線，後中共中央又接共產國際指示放棄北線，轉而打通經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補給線。西路軍在北上被寧馬馬鴻逵打擊後，轉而退入河西走廊，試圖打通經由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補給線。遭到青海軍閥馬步芳、馬步青以及甘肅軍閥馬鴻賓的猛烈攻擊，同時由於中央軍委和軍委前指（彭德懷司令）指揮錯誤，致使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東突西衝，猶豫徘徊，始終不能擺脫被追殺的被動局麵，經數月浴血拚殺後，將近３萬人的西路軍最終幾乎全軍覆沒-僅有李先念率殘兵一千餘人進入新疆，其餘部隊大部被殲，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帥殘部從新疆返回延安， 被稱為“小團”； 被俘和被打散的一部分人員（如徐向前等）後來終回到陝北，徐向前 堂堂總指揮，柱了根棍子要飯 回到陝北 延安 （他身上帶有8-9個金戒指，但 那是黨的經費，他沒有私用私貪，到延安後，繳給了中央。）

由於紅軍未能打通陝北到蘇聯的補給線，使蔣更有信心剿滅紅軍；紅軍發動寧夏戰役失敗，也使東北軍、西北軍更難和紅軍正式、公開結盟，因為張學良希望與紅軍在打開與蘇聯通道後結盟，否則無法抵抗強大之中央軍。同時，南方追擊紅軍的中央軍迅速北上，越來越接近陝北；張學良明知中央軍到達陝西後，東北軍不能繼續與紅軍秘密合作，使張學良難以“剿共”與“聯共”。

張國燾進入陝甘寧邊區之後，張國燾被邊緣化，1937年3月遭到批判後任邊區政府副主席。

 

1937年3月底，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批評他的錯誤。在開會之前，毛澤東把張國燾請到自己的住所來，同他長談了一次。

　　當時，毛澤東和賀自珍已經搬到延安的吳家窯洞居住。這是平地箍起來的石窯洞，一排四孔，坐北朝南，其中三孔窯是相通的，右邊是毛澤東的辦公室和臥室，左邊是書報室，中間的一間，用木隔扇牆隔成兩間，外間是會客室。毛澤東就在會客室裏同張國燾談了一兩個小時，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隊伍拉到西康，和另立中央的嚴重錯誤，要他深入地進行檢查。張國燾當即承認自己是犯了錯誤，還掉了幾滴眼淚，表示一定要改正錯誤。可是，他又說，怕從此以後，自己威信掃地，再也抬不起頭來，今後無法再工作了。毛澤東又給他講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要他打消顧慮。張國燾聽了毛澤東的話，似乎思想通了，走的時候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麵孔。可是他走了以後，也不知道在原來四方麵軍的幹部中搞了些什麽名堂，參加抗大學習的一部分原四方麵軍的幹部，對中央批判張國燾表示不服，差點兒鬧出事。

　　後來，賀自珍聽毛澤東說，張國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頭一天痛哭流涕，把自己罵得一錢不值，第二天又把自己昨天說的全盤推翻，根本不認賬。

　　毛澤東感歎地說：“對這個張國燾，我是軟的硬的辦法都用了，這個人是軟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麽辦好？怎麽才能使這塊頑石點頭呢？”

 

陝北

1937年，中共派往祭陵的代表是周恩來和葉劍英。1938年4月4日是清明節。國民黨方麵將派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出席，按照慣例，中共方麵也要派相應級別的官員前往共同主持儀式。張國燾認為這是金蟬脫殼的絕好機會。

　　4月1日，張國燾上門求見毛澤東，要求去黃帝陵掃墓，說這有利於統戰工作。

　　“你去幹什麽？”毛澤東搖著頭說，“軒轅黃帝又不是共產黨，我們也不必過分地去崇拜他。若是為了搞統一戰線工作的話，邊區政府派一個秘書就行了。”

　　張國燾堅持要去，列舉理由說：“去年是恩來、劍英同誌去的，今年級別不能低於去年，而且國民黨方麵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級別，我們不能派一個秘書去應付，以免授人話柄。”

　　毛澤東被他糾纏不過，讓了一步：“好吧！你去掃完墓就立即回來。”

　　張國燾滿口答應：“好，我很快就回來。”

　　憑直覺，毛澤東感到張國燾可能有鬼，專門叮囑張國燾的警衛員張海：“你陪張主席去，一是要保證安全，二是掃完墓就立即回來。”

　　第二天，張國燾帶著警衛員張海、陸秘書和一個警衛班乘坐一輛大卡車從延安出發，一行人經甘泉、鹿縣、洛川，於4月3日趕至陝甘寧邊區南麵的中部縣。

　　4月4日，蔣鼎文與張國燾代表國共兩黨共同主持祭祀活動。祭陵禮畢，各方人士相互道別，紛紛驅車離開。張國燾對陸秘書和警衛班說：“你們先坐卡車回延安吧！我還要到西安辦事處，有事找林伯渠商量……”

　　站在一旁的張海急了：“毛主席不是說了，叫你掃完墓就回延安嗎？”

　　張國燾沉著臉，不予答理，一轉身，鑽進了等在前麵的蔣鼎文的小轎車。小轎車引擎早就發動了，張國燾一進去，車就風馳電掣般地開走了，連多說一句話的時間也沒給。

　　不僅蔣鼎文的小轎車跑得飛快，西安綏靖公署的其他車輛也紛紛啟動。

　　這一切都發生在刹那間，相互配合得極為默契，好像早有密謀，看得陸秘書和警衛班目瞪口呆。

　　張國燾經西安到達武漢，拒絕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人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等人的一再勸導，起草電文，請長江局轉呈中央：

　　毛、洛：

　　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

　　國燾

　　接到電報後，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商議。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劉少奇一致認為，從種種跡象看，張國燾此次出走是有計劃的，而且已經與國民黨方麵取得了聯係，達成默契，因此回頭的可能性較小。但是，為了做到仁至義盡，中央集體發出了挽留電，希望能在懸崖邊上阻止他墜落：

　　國燾同誌：

　　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艱，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

　　弟

　　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

　　張國燾去意已決。

　　中共中央又提出三條出路供他選擇：一是回黨工作，二是請長假休息，三是自動脫黨。

　　張國燾不假思索地選擇了第三條。他脫黨後改靠國民黨，麵謁蔣介石說的第一句話是：“兄弟在外，糊塗多年！”隨後，發表《聲明》和《敬告國人書》，正式宣布脫離中國共產黨。

　　1938年4月22日，中國共產黨在《新華日報》上正式公布《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張國燾以戲劇化叛逃的方式，向自己參與籌建的中國共產黨決裂。

　　這個行為本身就宣告了他的政治生涯及其人生的徹底失敗。他叛逃後，毛澤東再次重申對他的評判：“此人一貫稱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什麽都爭第一。但是他隻看見局部而看不到全體，隻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

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一說是代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隨蔣鼎文到了西安，投奔中國國民黨。4月11日周恩來到武漢漢口與張多次規勸協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開除張的黨籍。張的警衛員拒絕叛黨，張國燾隻身叛逃。毛等中央 寬大為懷，仁至義盡，將張妻楊子烈 和兒子 送到武漢與張國燾團聚。

當時負責中組部的陳雲，告訴還在延安的張的夫人楊子烈：張國燾叛逃了。楊子烈十分吃驚，當即痛罵張國燾“不仁不義”，又表示自己要去尋找，“一定到武漢把張國燾找回延安”。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答應了她，即將其和小孩“禮送出境”，並希望她能夠規勸一下張國燾。毛澤東還對她說：“你能把張國燾找回來，就是共產黨大大的功臣！”並批給她500元法幣的旅費。但她一去之後，杳無音訊。

　　據說楊子烈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曾意味深長地要她轉告張國燾一句話：“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 （？？？？ 真假？？？）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代主席身份前往參加祭拜活動，在黃帝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一個警衛員上了國民黨方麵的汽車揚長而去。到西安後住進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卻不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係。4月7日國民黨方麵準備安排張國燾去武漢 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駐地 ，張國燾才打電話給林伯渠，要他到車站來談話。張國燾對林老發泄一通不滿，並說他要到武漢去。林老勸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好好商量，被張拒絕。林老隻好回辦事處給中央和長江局發報，報告張國燾的情況。4月8日早晨，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後，周恩來立即與王明、博古、李克農等負責人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代給李克農，要他帶著機要科長童小鵬，副官丘南章、吳誌堅一道去漢口火車站等待張國燾。 從西安到漢口的火車每日一班，他們一連等了三天都撲了空。11日19時他們第四次接西安來的火車，到站後有的在站口監視，有的上車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後一節車廂，終於發現了張國燾。李克農上車對張國燾客氣地說：王明同誌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張國燾顯得十分恐懼，護送他的兩個特務見李克農帶了武裝副官，也不敢動手。李克農陪張國燾坐上小汽車到長江局辦事處去，兩個特務一個尾隨，一個去報信。張國燾堅持要住在外麵，死活不肯去長江局。李克農隻好給他找一個小旅館住下，留下丘南章、吳誌堅“照顧”張國燾。 夜裏，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等長江局負責人在李克農陪同下來到旅館，和張國燾談話。張國燾表情緊張，語無倫次，說什麽邊區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討論這些問題，隻是批評他不報告中央就出走的錯誤，希望他回辦事處，什麽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眾人怎麽說，張國燾就是不肯去。最後周恩來要張打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張國燾隻好寫了一個電報稿：“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交給周帶回去發。周恩來說：你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裏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說吧。周恩來等回到辦事處後，即向中央報告並請示處理辦法。 12日中央書記處複電王明、周恩來等同誌：“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電文是：“國燾同誌：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 周恩來拿著中央的電報到旅館給張國燾看過，又耐心地勸張國燾到辦事處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張國燾說不出什麽，隻是堅持不肯去。於是14日晚周恩來、王明、博古、李克農又去找張國燾，勸說無效，李克農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張國燾塞進汽車，拉回長江局辦事處來。 張國燾搬到辦事處後，總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向蔣報告邊區政府工作。因為張國燾還沒被罷免，周恩來不好拒絕。16日上午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蔣介石看到這場麵，也不好多說，敷衍了幾句就結束了接見。回到辦事處，張國燾態度消極地說：“我感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裏飯還有得吃。我此後再不問政治了。”當天下午張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吳誌堅隨從。張國燾在街上轉到天黑，又提出要過江去。在輪渡碼頭，當客人走完要關鐵柵門時，張突然跳上船，想擺脫吳誌堅。吳誌堅早有防備，緊跟張國燾上了船。張國燾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個旅館住下。吳誌堅乘張國燾休息，趕緊打電話通知長江局。辦事處正四下尋找張國燾，得到消息後立即派人把張國燾拉回漢口。這次張國燾死活不肯再回去，隻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飯店住下來。 17日上午，周恩來、王明、博古一同來到飯店，與張國燾作最後的談話。周對張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表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從第二第三條考慮。並要求考慮兩天再答複。周恩來等走後不久，張國燾就打電話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來飯店談話，表示了投靠國民黨的意向。軍統很快派來兩輛車和幾個特務，兩個上前抱住看守張國燾的丘南章副官，一個拉著張國燾上車。等張國燾走了，才把丘放開。丘南章回到房間，看到張國燾留給周恩來等的字條。上麵寫著：“兄弟已決定采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後，蔣中正視其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給軍統領導人戴笠“妥善運用”，給了個 中將軍銜。

張國燾於1938年叛變投靠國民黨，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張國燾正式加入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任特種政治問題研究所主任，少將軍銜。在軍統局裏，這可是—個不小的官職。所以，不少原國民黨特務都對張國燾嫉妒得要命。因為當時在軍統局裏，隻有戴笠和鄭介民是中將級，其他最多也隻是少將。張國燾也確實十分得意，由於蔣介石還給了他一個軍委會中將委員的空頭銜，所以，他去軍委會開會時，便穿上軍服，掛上中將領章。但他也挺知趣，到軍統局工作時，特別是去見戴笠時，大都穿便服。據曾任軍統局七處處長的沈醉回憶說：“有一次，戴笠約了幾個處長去吃飯，也邀了他，我們都是掛少將領章，隻有他一個人掛中將領章，他便感到有點尷尬，因為別人雖隻掛少將，但權力都比他大，他隻是限於研究範圍，所以大家在談日常工作時，他一言不發。”

張雖為特務 似乎沒有直接出賣共產黨哪個人，而是整個叛黨，似乎沒有直接血債， 如顧順章 向忠發等那樣。

1948年底因政治環境變化，舉家遷到臺北市，在那裏 根本沒人搭理他；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

１９４９年冬，張國燾攜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來到了香港。１９５１年，青年黨領導人謝澄平與程思遠幾經交換意見，決定組織一個定期座談會，其成員有：羅夢冊、張國燾、程思遠、董時進、伍藻池、黃如今。不久，張發奎、顧孟餘又拉張國燾創辦《中國之聲》雜誌，以張國燾為社長，李微塵為主編。《中國之聲》是一個反蔣的刊物。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０日，由張發奎、顧孟餘積極籌備的"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長又發生變故。"戰盟"成立不久即發生分裂，張國燾的《中國之聲》社長一職也被張發奎派其親信林伯雅接收。眼看已有的積蓄日漸減少，張國燾夫婦很是焦慮。 

這時，朝鮮戰爭爆發。受其影響，國際黃金市場價格逐漸上漲。本來對"炒金"業務一竅不通的張國燾，見許多人靠"炒金"發了財，便也動了心。他將家裏僅有的５０００美元作押金，到金融市場幹起了買賣黃金的生意。結果連老本也賠了進去，落了個一貧如洗的結局。從此，一家人隻能靠當教師的大兒子張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強度日，每天以粗茶淡飯慰之饑腹，還要供養二子和三子讀書，其困難可想而知。 

當張國燾在生活上處處不如意的時候，新中國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卻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看看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張國燾萌發了回歸大陸的想法。他有三次這樣的機會： 

 

第一次與大陸聯係是在1951年4月。張國燾在江西萍鄉上栗老家務農的三弟張國傑收到大嫂的一封家信：
        大哥生活拮據，隻靠大兒海威教書糊口。現想將二兒湘楚和三兒渝川暫回老家寄養。家中意下如何？請速回信。嫂楊子烈1951年4月
    張國傑一向本分，收到信後擔心遭受牽連，於是主動來到上栗派出所，將楊子烈的信上交給派出所負責人李明誌。李明誌看完信，沒當一回事，說：“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著。”
    張國傑連連搖手：“還是留在你這裏好，不然，領導要看不方便。”他連信都不敢留，更沒有膽量收留張國燾的兩個兒子。楊子烈數著日子盼回音，始終沒有消息，料到三弟也有難處，歎歎氣隻好作罷。
    又過了兩年。張國燾更加困難，特別是兩個孩子的高額學費讓他一籌莫展。與此同時，內地人民安居樂業、百廢俱興的興旺景象，給僑居海外的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國燾第二次興起回國的念頭。
    1953年春，在一次與出版界陳先生小聚時，張國燾聊道：“看到媒體上介紹大陸的情況，真是令人感奮。現在我閑居香港，一貧如洗，每天望著日出，看著日落，實在太寂寞了。有時真想回北京去，為人民做點建設工作。”陳先生稱張國燾為伯伯。他問：“張伯伯是否與北京方麵聯係過？”張國燾搖頭：“沒有合適的渠道。”陳先生說：“我認識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負責處理新聞事務的金堯如先生，可以幫你傳個信。”“好，好。”張國燾很興奮地說：“幫我請教金先生，有沒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願。”
    幾天後，陳先生電話約請金堯如到一間咖啡室見麵，轉達了張國燾的要求。金堯如思忖了一會兒，回答說：“張國燾先生願意回歸黨和人民，當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請示分社領導的意見，再聽中央的回音。不過，光是我口頭反映，恐怕憑證不夠。”陳先生馬上補充道：“張國燾伯伯告訴我，他準備寫封信給毛澤東主席。你回去與分社領導商量一下，如果同意反映給中央就來個電話，我把信送去。”
   金堯如將這一動態向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做了匯報。黃作梅認為可以將張國燾的信件上報中央。金堯如打電話通知陳先生。張國燾連夜寫了一封信，第二天請陳先生交到金堯如手上。
    張國燾的親筆信用一個黃皮大信封裝著，信封上用毛筆寫著兩行字，上寫“毛澤東主席”，下署“張國燾拜上”。正文不長，大意是：
    毛澤東主席並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
    在你們和黨中央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鞠躬盡瘁，以贖前愆。
    新華社香港分社按照組織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專人將信送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由他們上呈中央。兩三個星期後，劉少奇用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條件，即張國燾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曆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以及反對黨中央、分裂黨中央、最後背叛黨的嚴重錯誤，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示自己的決心。
    金堯如約見陳先生，請他將中央的態度如實告知張國燾。
   凡是曾經給黨造成惡劣影響的重要人物，回黨之前必須采取鮮明的態度，宣布與過去的曆史一刀兩斷，這是中國共產黨處理此類問題的慣例。這種要求，並不是專門針對張國燾一人的。中央的善意沒有感化張國燾，他在思考一夜後，打電話給陳先生：“我這幾天身體不好，這件事暫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你替我謝謝他們。”
    第三次重續回國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張國燾托人向中央表示，願意為中國政府做點事，要求給予生活補助。《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送到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拈著煙，沉思長久，然後在簡報上批道：“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麵的補助。”
    張國燾向美國中情局出賣情報的秘密沒有逃出毛澤東的視線。中共方麵通過不同渠道勸說張國燾，但是，他割舍不了對美元的依戀，於是，失去了回歸大陸的最後機會。

1966年開始為美國堪薩斯大學撰寫《我的回憶》連載文章，並於香港明報月刊刊登中文版。

1968年舉家從香港移居加拿大。

1976年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倫多一養老院病逝，終年82歲。

 

 

1960年10月，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北京中南海采訪毛澤東時問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麵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