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與 新舊京劇】

 

看過京劇嗎？
看過 《逼上梁山》 和  《三打祝家莊》 的京戲 嗎？


當你 看見：

四大名旦之首的 梅蘭芳先生 蓄須留胡子，
程硯秋 先生 匿身於鄉裏，
毛澤東 為譚小培先生 點煙（抽），
毛澤東 為你唱一段兒 《逍遙津》，
毛澤東 為《沙家浜》定名，
毛澤東 為《智取威虎山》改詞，
，，，，，，

會有何感想想象，欲知更多更其然呢？

 毛澤東喜歡京劇，是戲迷，票友，而且很內行，很懂京劇。
京劇革命 其實不是源自文革，而是更早20多年，在延安，40年代初，
新京劇的普及和提高，可以說是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的一個不小的貢獻，
可惜現在認識到這一點的，還不多，
在下 搜集了一些資料，梳理整合了一下，附上，以饗  誌同道合 知音者。

1951年的4月3號，以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任院長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毛澤東主席親筆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1951年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圖為毛澤東給該院的題詞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
“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1945年10月，毛澤東從重慶談判返回延安，當晚就去看京劇，他對演出團團長阿甲說：“蔣介石三次請我看戲，我看了兩次，一次是看《法門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們在技術上比你們好些，風格沒有你們高，你們演得深些。”毛澤東還囑咐阿甲：“對同誌們的政治上要鬆些，在藝術上要緊些。”

毛澤東很關心京劇的改革和進步，在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時，就以題詞方式給了指示：“推陳出新”，即京劇要不斷前進，不斷創新。

遵循毛澤東的指示，延安平劇院創作了兩出新京劇，那就是《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
1943年，由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楊紹萱執筆，後又由劉芝明、齊燕銘等加工修改，根據《水滸傳》和明傳奇《寶劍記》等書中有關林衝上梁山故事而建構的《逼山梁山》，通過林衝由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軍官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過程，成功地演繹了“官逼民反”這條封建社會鬥爭規律。

當《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時，毛澤東非常有興趣地在半月裏看了兩次，在觀看後還寫信給楊紹萱、齊燕銘，表彰他們“做了很好的工作”，還說，“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陳晉《文人毛澤東》，第250頁。）

在觀看《逼上梁山》毛澤東還說：《水滸》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戲劇題材，如《三打祝家莊》就是一個。你們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著編個《三打祝家莊》。

1944年7月，延安平劇院成立了《三打祝家莊》創作小組，並從毛澤東那裏借來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毛澤東在聽取創作匯報時，對他們說，該劇要寫好三條： 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 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 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群眾力量。 《三打祝家莊》創作小組首先搜集、整理了許多有關古代戰爭打寨子的材料，又對《水滸》有關章節作反複研究，多方征求意見，以半年時間創作完成，於1945年2月首次公演。 毛澤東看了這出戲，很高興地說：《三打祝家莊》的演出，證明了平劇可以很好地為新民主主義政治服務，即為人民服務，特別是第三幕，對我們抗日戰爭中收複敵占區的鬥爭，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寫信祝賀公演成功，內稱：“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陳晉《文人毛澤東》，第252頁。）

毛澤東對《三打祝家莊》非常有興趣，多次、反複地觀看。1946年6月，當原國民黨飛行員劉善本反內戰駕機起義來到延安，毛澤東親自與朱德、劉少奇等陪同劉善本觀看《三打祝家莊》。當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人員撤回延安時，毛澤東又帶著他們去楊家嶺禮堂看《三打祝家莊》，說：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是看不到這樣的好戲。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為京劇改革作出了榜樣。毛澤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對晉綏平劇院演出隊講話時，再次提及了這兩出戲，說：“有些舊戲我看寫的還很精練。希望你們大膽地進行藝術創造，將來奪取大城市後還要改造更多的舊戲。”

1949年4月，毛澤東觀看了梅蘭芳和劉連榮所演《霸王別姬》。
他稱讚說：“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藝術表演！”還向警衛員介紹：
“梅蘭芳是中國第一代名旦，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
頗有感慨地說：“不要學西楚霸王。我不要學，你也不要學，大家都不要學。”
當時，他還號召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要看看《西楚霸王》。

毛澤東對梅蘭芳演戲善於推陳出新倍加讚賞。1951年2月，毛澤東在北京觀看了梅蘭芳演出的《金山寺》、《斷橋》。他看的很仔細，說：
“梅先生很會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額頭一個紅纓，銀妝素裹一點紅，美極了！”
第二天，就將此話對梅蘭芳說了。梅蘭芳很感動，回家對妻子說：
“毛主席看戲可真仔細！這麽多年，從未有人談過白娘子的扮相。的確，我是費了很多時間來研究，才改成現在這個樣子的。”

毛澤東讚賞梅蘭芳，還多次向警衛員介紹他的為人。當時很多來自農村的警衛員知道梅蘭芳的大名，也聽過梅的唱腔戲段，但大多認為他是女的，隻有個別人說是男的，卻又說不出所以然，就開始爭執不休。毛澤東很有興趣地介紹：“梅蘭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戲，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還好，才出名的呀！這樣有名望的藝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他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竟然留須隱居，再也不出麵演戲了。這在中國人民當中，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

梅蘭芳先生在懷仁堂演出的次數最多，有一次準備演《貴妃醉酒》。這時梅葆玖來了。他拿著一個漂亮的日記本，轉請組織晚會的領導請毛澤東主席在上麵簽個名。毛澤東微笑著點了點頭：“可以嘛！”很流利的簽了“毛澤東”三個字。這個珍貴的小本子，梅葆玖現在還保存著。

毛澤東還觀看了程硯秋演的《荒山淚》。這是程硯秋代表作。毛澤東目不轉睛，全神貫注，觀後說：“程硯秋演出很成功，內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縈念，當警衛員不以為然地說和延安平戲差不多時，毛澤東解釋說：“你是不懂人家的藝術，還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澤東讚揚程硯秋，當然還在於他和梅蘭芳一樣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他給警衛員們介紹程硯秋：“他也是在抗日戰爭中隱居農村，不給敵人演出，不管敵人用什麽手段威逼利誘，他始終沒有登台演出。像這樣有名望的藝人，我們不僅是看他的藝術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氣節和正義感，號召人民向他學習。”

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華北京劇團來慰問演出，其中有高慶奎的得意弟子李和曾。
毛澤東問周恩來：“有什麽名角？”周恩來回答說“主角叫李和曾，是冀南軍區京劇團的，在冀魯豫解放區很有名。”毛澤東說：“噢，那他可能是以後才出名的。以前高派的老名角，我還知道一些，現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演員唱戲是非常不容易了。”

第一出戲是《坐樓殺惜》，李和曾扮演宋江。看了不一會兒，毛澤東便誇讚起李和曾來：“唱得不錯。我很多年還沒有看到這種高腔須生演唱的京劇了呢！”最後一出是《失空斬》，由李和曾扮演諸葛亮，毛澤東愛看這出戲，聽李和曾唱的時候，他不斷以掌擊膝，嘴裏也哼著唱詞。間或對坐在身旁的周恩來說：“唱得真好啊！一個才20多歲的年輕人，就有這樣高超的京劇藝術才能，真是前途遠大……他這可是真的高派唱腔，看了這出戲，給人一種剛勁奮力的感覺。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紮實，表演瀟灑，看得出是科班出身。”還對警衛員介紹：“這就叫高派。戲劇界有流派。他這種唱腔是屬於高慶奎這一派。我是很喜歡聽高派戲的，越聽越愛聽。”

幾年後，毛澤東在觀看了中國戲劇學校學員演唱的《逍遙津》後，當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時，說：“《逍遙津》是高派的戲，要讓李和曾教這出戲。”還說，“解放以後的演員應當高歌黃鍾大呂，不要陰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繼承，又要發展。”

李和曾曾多次給毛澤東唱戲，兩人的私交很深。上世紀50年代有一次毛澤東聽了李和曾演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黃唱腔後，很風趣地對李和曾說：“楊老令公8個兒子死了4個，發發牢騷是可以的，但總的說來，他還是忠心報國的、堅貞不屈的將領，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現在唱的有悲有憤，是對的，應該這樣唱。”


毛澤東曾四十多次來到浙江視察和生活，每次到杭州，都要請高派老生名家宋玉羅唱高派戲。
毛澤東自己也愛唱高派須生。1961年，毛澤東在上海過國際勞動節。他請上海市委機關工作人員同桌吃飯，歡度節日。飯後，毛澤東很高興地說：“看來你們的飯量都不小，為了幫助消化，我來唱一段京劇助助興。”隨即他唱了一段高派的《逍遙津》。

1964年京劇界掀起演現代戲風潮時，江青說：“我們要革命派，不要流派”。一次，毛澤東在中南海問李世濟：“你唱程（硯秋）派好多年了吧？” 李趕忙答：“主席，我要做革命派，不要流派啦！” 毛澤東當即嚴肅地說：“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蘭芳）派也要有，楊（寶森）派、譚（富英）派、餘（叔岩）派、言（菊明）派……都要有！”稍停，他又加重了語氣說：“都是要有的！”

1950年初，譚小培、譚富英父子組建的京劇團在北京陸軍醫院禮堂為中央領導演出《紅鬃烈馬》，毛澤東也來看戲。譚小培聽說毛澤東來了，就走到前台拜見，互相聊了起來。說著說著，毛澤東從衣裳口袋裏摸出盒香煙，譚小培也趕忙從自己身上拿出香煙，抽出一支敬給毛澤東。毛澤東不客氣地接過來，說：“不如我們交換一支如何？”推辭再三，譚小培爭不過毛主席的盛情，拿過煙來。毛澤東又將打火機打著，伸向譚小培，譚小培忙用手隔開，“這怎麽可以呢。”毛澤東說：“哎！大家都是同誌嘛，難道你能高興地看我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嗎！”經毛澤東這麽一說，譚小培心想恭敬不如從命，便依了毛澤東的意願，湊過去點著了毛主席送的那支煙，毛主席也點燃了譚小培送的那支煙吸起來。

毛澤東看京劇很認真，凡不合情理的或違背曆史的都逃不過他的耳朵和眼睛。

一次，李和曾為毛澤東清唱《李陵碑》。聽完後，毛澤東用商量的口氣對李和曾說：“你唱詞中有一句‘方良臣與潘洪又生機巧’，我查了查資料，沒有查到方良臣這個人，是否改成‘魍魎臣賊潘洪又生機巧’。”李和曾覺得很有道理，以後演唱就按照毛澤東改的唱詞去唱了。其他老生演員演唱這段也都這樣唱了。

毛澤東看譚富英與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陳宮有一段流水板的唱腔：“休流淚來免悲傷，忠孝二字掛心旁，同心協力把業創，淩煙閣上美名揚。”戲後，毛澤東問譚、裘兩位知不知道“淩煙閣”的典故，兩人都答不上來。 毛澤東告訴他們：“淩煙閣建於唐太宗時期，是紀念開國功臣的地方。問題是漢朝的陳宮怎麽唱出幾百年後才有的淩煙閣呢？” 兩人一時語塞。毛澤東建議他們隻要修改唱詞的末一句，問題就解決了。此後，譚、裘兩人按毛澤東的意見進行了修改，把最後一句改為“匡扶漢室美名揚”。

《蘇三起解》中有兩句台詞：“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毛澤東說，意思不通。蘇三既然離開了洪洞縣，怎麽還在大街前？應當是“蘇三離了洪洞監，將身來在大街前”，或者是“蘇三要離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才通。

《空城計》中，諸葛亮在城頭上唱：“我是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毛澤東說，“兵”和“埋伏”是一個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應該是“內無埋伏外無救兵”或者是“既無埋伏又無救兵”，不能說“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這句話不通。

毛澤東說《轅門斬子》中的楊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當時曆史情況。像楊延昭這樣的官在家時也穿紫羅蘭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戲裏唱的內容也對不起來。八千歲向楊延昭講情時唱：“那時節不是我將你來保，焉有你今日裏玉帶紫袍。”楊延昭唱：“那一陣我楊家得到關照，論功勞才掙下這玉帶紫袍。”

毛澤東還親自為《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詞，他把“迎來春天換人間”一句改成“迎來春色換人間”，把“小分隊整行裝飛速前進”中的“行裝”改為“戎裝”。

毛澤東不但對劇情、唱詞很注意，對服裝道具也看得很仔細。
一次，他看完譚富英演的《失空斬》，問起他在扮演諸葛亮時胸前佩戴朝珠的來曆。 譚富英向毛澤東介紹說，他的祖父譚鑫培進宮演戲，扮演諸葛亮，由於天氣炎熱，額頭沁出了汗珠。慈禧把一串檀香木佛珠賞賜給了他，說炎熱季節聞到檀香木香氣，能消暑避邪。從此譚鑫培每飾演諸葛亮必戴朝珠。別的藝人也紛紛仿效，朝珠便成了扮演諸葛亮的必有飾物。 毛澤東聽後點了點頭說：“朝珠是清代的叫法，明朝稱佛珠。明朝皇帝信佛，拜佛時多把佛珠垂掛胸前。到了清朝，皇帝常把佛珠賞給有功之臣。因為是皇帝所賜，獲賞的大臣都把佛珠佩在胸前，所以又稱為朝珠。”
毛澤東講完後，又以商討的口吻說：“諸葛亮是三國時的大丞相，當時佛教還沒有傳入中國，他怎麽能戴佛珠呢？當年令祖演戲佩戴，是表示對慈禧的感念，並不是劇中人物諸葛亮應該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後人也如法炮製，是不是於理不通？”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譚富英十分佩服，此後演諸葛亮他便不再佩戴佛珠了。

1959年上海戲曲學校培訓的安徽姑娘李炳淑，因學藝出色，上海方麵決定留下，但安徽方麵不放，形成了僵持局麵。後來上海方麵找到毛澤東說情，於是，李炳淑的命運便由毛澤東來決定了。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說：“我同意上海方麵的意見，人才嘛，都是黨和國家的，放在哪裏都可以嘛，把小李留在上海對她來說條件更好一些，有利於學習提高。希聖同誌，我看還是把小李留下，你就忍痛割愛吧？”就這樣，李炳淑留在了上海。

1972年，李炳淑（龍江頌）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結束後，毛澤東派車將她接到中南海家中。毛澤東說《龍江頌》電影已經看了5遍，“你為五億農民演了一個好戲。我們是農業大國，反映農村生活的戲就你們一個《龍江頌》，謝謝你們嗬！”
毛澤東海闊天空地談著，異常興奮，招呼秘書張玉鳳打開唱機，放馬連良的《借東風》、高慶奎的《斬黃袍》等京劇選段，邊聽邊說該劇情節，還提議：“你也唱一段！” “唱什麽呢？”李炳淑說，“那就唱《紅燈記》裏的娃娃調？” “好！”毛澤東說。於是李炳淑站起來有板有眼唱了一段。唱完後，毛澤東叫張玉鳳安排宵夜，說：“吃炸醬麵怎麽樣，嫦娥上天是吃完炸醬麵才走的。”李炳淑請毛澤東日後有時間到劇場看《龍江頌》，毛澤東笑笑說：“我現在坐在劇場看這麽長時間已經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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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尤其是“高（慶奎）派”。與其他老生流派不同，“高派”行腔硬朗，大氣磅礴，鏗鏘激越，響遏入雲。潤之先生對“高派”情有獨鍾，或許，與他那“氣吞山河、舍我其誰”性格有關。

 

“高派”最佳傳人當屬李和曾。李天生一條好嗓子，高、厚、寬、亮，音色別具一格。1940年，20歲的李正式拜高慶奎老先生為師，於是又上層樓，嗓音更具爆發力，令聞者血脈噴張。經常在京、津、滬、魯、冀搭班演出，以“高派”的“三斬一碰”——即《轅門斬子》、《斬黃袍》、《斬馬謖》、《碰碑》等響譽大江南北。1943年李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邊唱戲，一邊宣傳抗日。1945年李來到了晉冀魯豫根據地，加入民主劇團，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該劇團還曾到西柏坡為黨中央演出。
 

李和曾演唱的《空城計》、《逍遙津》、《四郎探母》等劇目受到毛澤東的青睞，故對他印象深刻。說“此人才20多歲，這麽能唱，還真不簡單”。
 

解放後，李多次被邀請到中南海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演出。時間長了，兩人便成了朋友。李不可能時時來演出，主席身邊的服務人員知道老人家愛聽李和曾的唱段，就播放他的唱片。
 

 

1956年，已擔任中國京劇院二團團長的李和曾應邀到懷仁堂演《碰碑》，演完後，潤之先生留下他吃飯。

 

毛澤東說：“別人演楊繼業碰碑，都是蒼涼悲切，過於低沉。唯有你的這一大段‘反二黃’有悲又有憤，倒也恰如其分。想想人家老令公八個兒子，死了四個，為國家做出這麽大的犧牲，發發牢騷也應該”。
 

又說：“這‘反二黃’中有一句‘方良臣與潘洪（即潘仁美）又生計巧’，困惑了我好幾年，我查了幾十遍資料，宋史裏怎麽查不出有方良臣這個人。我想改成‘魍魎臣賊潘洪又生計巧’，這樣就成了一個人了，你看怎麽樣?” 

李茅塞頓開，拍案叫絕。之後，直到90年代（李2000年去世）告別舞台，李都照這麽演。

 

 

1958年，毛澤東夫婦在上海市人委禮堂觀看由上海京劇院三大當家花旦之一的李玉茹（劇作家曹禺的第三任夫人）主演的《白蛇傳》。潤之先生太投入，演至“合缽”白娘子夫妻、母子生離死別，竟眼淚鼻涕一大把，哭得稀裏嘩啦，把坐在他後排的李銀橋嚇了一跳。謝幕時，照例上台接見演員，和李玉茹、黃正勤（許仙）等人握手、簡單說了幾句之後，來到“法海”跟前，潤之先生非但不與人握手，還惡狠狠瞪了一眼，把人家嚇得魂飛魄散，心驚膽寒。

來到後台化妝室，這演員眼淚都出來了。 
江青從周信芳院長那裏得知此事，特地找了這個演員，一番好言安慰：
“沒事，沒事，主席那是衝著法海呢，他就那樣。這說明你演得很好啊，可千萬別往心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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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沙家浜 各個角色 不論反正 都很有個性，人物立體 飽滿踏實，原來 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

毛澤東 與 沙家浜

毛澤東是精通京劇的文藝行家，據京劇《沙家浜》郭建光的扮演著、我國京劇界泰鬥級的人物譚派藝術的第五代傳人譚元壽回憶，建國後,毛主席很迷譚元壽的父親譚富英的戲，“我記得1950年,父親等人在朝陽門內陸軍醫院禮堂合演《武家坡》。

毛主席得到消息後特地趕來觀看。我當時在後台伺候父親,聽說毛主席來了,扒開台簾一看,正趕上毛主席把煙掏出來,給了我祖父譚小培一支,他自己拿一支,然後拿上火柴,給我祖父點煙。當時周圍人都特別吃驚,說從沒見毛主席這樣主動給人點煙。父親唱完戲後,毛主席還說‘我在延安就聽到你的聲音了,現在到北京親自看到你的戲,確實唱得非常精彩’。”1962年,譚富英祖孫三代同時來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演唱。“我們唱完後,毛主席很風趣,管我父親叫譚先生,管我叫小譚,管我兒子孝曾叫小小譚。那天特別榮幸,毛主席還請我們爺仨吃了飯??”說到這裏,譚元壽臉上露出笑容。後來毛澤東親自為現代京劇樣板戲《沙家浜》定名，並提出修改意見，而譚元壽就是其中男一號郭建光的獨一無二的扮演著。

《沙家浜》最初並不是樣板戲，它是從滬劇逐漸演變並傳唱全國的。1953年成立的上海人民滬劇團，在當時滬劇界中力量最雄厚。1959年，現代革命題材的《星星之火》演出獲得成功後，劇團打算再上一部新作。後來，聽說有一部紀實文學作品《血染著的姓名》寫得很好，這部作品的作者叫崔左夫同誌，他出生於1927年, 祖籍江蘇東台,1944年4月服役新四軍一縱隊時參加了抗日戰爭,成為抗日戰地記者,後轉業到黃石。他用手中的筆記錄了許多抗日感人場景與故事,並采寫了葉飛、何克希等眾多抗日愛國將士。在崔左夫從戎的30多年裏,以隨軍記者身份創作了多部專集。他創作的記敘36個傷病員的鬥爭事跡的《血染著的姓名》 ，講的是１９３９年秋，由葉飛率領的新四軍第六軍團為主的抗日義勇軍離開蘇常地區後，留下數十名傷病員麵對日偽頑匪相互勾結、下鄉“掃蕩”的險惡環境，在地方黨組織和群眾的支持幫助下，不畏艱險，重建武裝、堅持抗日的鬥爭事跡。

滬劇團同誌找來《血染著的姓名》閱讀，深深為36位新四軍傷病員艱苦鬥爭的事跡所感動，認為是很好的題材，而且適合滬劇。滬劇劇本初稿完成，取名《碧水紅旗》，後又改名《蘆蕩火種》。1960年11月27日，上海人民滬劇團首演《蘆蕩火種》，獲得成功。在戲劇界和觀眾中引起了廣泛興趣和強烈反響，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劇種的９個劇團對《蘆蕩火種》進行移植，而在全國演出《蘆》劇的竟有３１個劇團之多。從此，《蘆蕩火種》成了保留劇目，“文革”前演了370場，觀眾達56萬人次之多。譚元壽回憶說：“劉少奇同誌觀看《蘆蕩火種》後也給予好評，這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義。劉少奇曾任新四軍政委，他的肯定意味著這個劇目在政治上站得住。”

1964年初，《蘆蕩火種》去北京公演，被北京京劇團一眼看中，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的創作組由汪曾祺、楊毓瑉、肖甲、薛恩厚４人組成，汪曾祺作為主要執筆者，在改編過程中把功夫放在了劇本的文學性上。改編後的《蘆蕩火種》的京劇最初取名為《地下聯絡員》，由趙燕俠演阿慶嫂，高寶賢演郭建光。後來，演員又做了變更。阿慶嫂用A、B角，趙燕俠、劉秀榮輪流演出，郭建光則由譚元壽飾演。當京劇《蘆蕩火種》修改得比較成熟時，請毛主席觀看。

毛主席提了3點意見：

一是鮮明地突出戰士的英勇形象;
二是原結尾利用胡傳魁結婚，戰士們化妝成鼓手、轎夫襲擊，風格近乎鬧劇，應該“要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打進去”;
三是故事發生在沙家浜，中國許多戲用地方為戲名，這出戲名字可改叫《沙家浜》。他幽默地說：

“蘆蕩裏都是水，革命火種怎麽能燎原呢？再說，那時抗日革命形勢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火焰了嘛……戲是好的，劇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發生在這裏。”

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指導意見，並不是居高臨下作出的，而是用一種樸實而又風趣地提出來，這本身就是毛澤東的文化特色。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定名《沙家浜》十分恰當，因為這個故事裏麵角色可謂群英薈萃，除了譚元壽演的郭建光以外，阿慶嫂（洪雪飛飾演）、沙奶奶，還有反麵人物刁德一（馬長禮飾演）、胡傳魁，都是栩栩如生的經典人物，另外故事情節跌宕起伏，用別的名字都不如《沙家浜》貼切。

1970年5月21日，北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集會，擁護毛澤東主席在集會前一天發表的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即“5． 20聲明”)。

《沙家浜》劇組的幾個主要演員譚元壽、洪雪飛、馬長禮等作為嘉賓，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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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譚派簡介：

譚元壽的高祖譚誌道,是譚家入京劇行的第一代,“他出道時，京劇甚至還沒有最終形成,當時還被稱為徽調。1847年,我高祖的獨生子出生在北京大柵欄地區,他就是我們譚家最著名的人——譚鑫培”。 

譚鑫培創始的譚派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藝術流派。在20世紀初期,京劇已流行全國,京劇界甚至形成了“無腔不學譚”的局麵。1905年,譚鑫培主演了中國的第一部電影京劇《定軍山》。那個時候,上到皇宮貴族下到市井百姓,都讚歎“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這個“叫天兒”就是譚鑫培。著名學者梁啟超也說,“四海一人譚鑫培”。 

譚鑫培的第5個兒子譚小培,成了譚門第三代的掌旗人物。他除了繼承譚派傳統,最大的貢獻就是培養出又一個譚派響當當的人物——兒子譚富英,也就是譚元壽的父親。

譚孝曾是譚元壽的長子,也是譚派第六代傳人。而今,譚孝曾的兒子譚正岩,已成了譚派的第七代傳人。在戲曲界,譚家是絕無僅有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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