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辭去黨中央副主席職務內幕】

 

 

 

 

李德生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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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辭去黨中央副主席職務內幕

 

文章來源: 人民網-解放日報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開會的時候，毛澤東不在北京；周恩來6月、8月連續兩次做了膀胱癌大手術，此時正在住院治療。會議由王洪文主持。會議把大軍區的司令員分成幾個小組，分別“批評幫助”。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成了批判的重點對象。

李德生是“重點的重點”。王洪文煞有介事地在會上說：“對於批林批孔中，各地揭發的問題，主席說，‘除若幹同誌外，有少數同誌或多或少有些問題’，這個‘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搬出總政治部的幾本《批林批孔大字報匯編》為“依據”，排了十幾個問題，在大會小會上逐個批判，要李德生作出“交代”。

李德生所在的沈陽軍區小組，參加的有軍區政治委員曾紹山、毛遠新，副政治委員王淮湘。曾紹山主持會議。曾紹山不了解中央鬥爭情況，不知道李德生有多大的問題，心中沒底。李德生很守紀律，他不便、也不可能作任何說明。會議實際上是剛剛擔任沈陽軍區政治委員的毛遠新唱主角。毛遠新，是毛澤東弟弟毛澤民的兒子，1939年出生。毛澤民1943年在新疆犧牲後，幼年毛遠新在毛澤東家裏長大。他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文化大革命”中參加造反派。遼寧成立革委會後，他出任革委會副主任。

處在那種情況下，李德生隻能有節製地同王洪文、毛遠新的無理指責作鬥爭。

小組會從8月26日起，將王洪文、毛遠新提出的十幾個問題逐個追查、進行批判。每追問一個問題，毛遠新都竭盡無限上綱之能事。8月28日、9月1日、5日，還開了幾次有政治局委員參加的大組會，由王洪文直接來追問李德生。

第一天的小組會，毛遠新就以造反派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對李德生說：“十幾個問題，隻是提了個頭，你先講清楚，其他問題再說。”

第一  是   所謂   “第一個號令” 問題。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中央決定戰備疏散的時機，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10月18日，總參謀部按照黃永勝的口頭傳達，以林彪“第一個號令”的名義通知部隊。“九一三”後，1972年7月的中共中央文件第24號，即林彪罪行之三，公布了這一情況。批林批孔中，有人“揭發”，說李德生參與了“第一個號令”的陰謀活動。

毛遠新對李德生說，你是同意“第一個號令”的，是同意不報主席的。李德生雖然很不滿意這種不講理的追問方式，還是耐心地解釋說：“林彪的談話記錄傳到軍委辦事組，作為軍委辦事組成員，我聽到黃永勝的傳達。但是沒有，也不可能由我簽發上報、下發第一個號令。”實際上，在周恩來追查時，李德生還批評了總參謀部機關。

小組會上，一直逼李德生承認“同意第一個號令，同意不報毛主席”。李德生反複堅持說：“我沒有同意；我隻是聽到傳達了，並沒有參與處理。”

毛遠新在第一個問題上糾纏了半天，沒有達到目的。小組會開始“打態度”，批評李德生“態度”不端正，要求他端正對待這次會議的“態度”。“打態度”，是“政治運動”中經常被運用的“棍子”，隻要你不承認給你安上的罪名，就是“態度”不好，就要批判你對待革命群眾的“態度”，對待“政治運動”的“態度”，對待革命領袖的“態度”。

……

第十一  是  “九一三”後“捂蓋子”   的問題。

“九一三”後，中央政治局分工李德生負責空軍的揭、批、查工作，空軍揭發的材料許多是經過李德生上報黨中央的。這本來是中央政治局內部正常的分工。小組會上，甚至在大組會議上，都說成是李德生在參與中央專案組工作中，有意扣壓材料，不報告中央，不讓追查。他們還責問李德生：“為什麽說林彪的秘書是人民內部矛盾？”

這時，毛遠新帶著作總結的口吻說：“這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而是要聯係起來看，是在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中你究竟站在哪一邊，起了什麽作用的問題，你究竟是哪個司令部的問題。”在毛遠新的心目中，李德生已經是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他接著說：“從批陳整風到批林整風，3年半了，總政治部抓全軍政治工作，起到什麽作用？不僅沒有抓好這個中心，而且吹林彪，為林彪幹了很多事情。主席那麽信任你，派你到軍委辦事組、北京軍區摻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嗎？你起了黃泥巴的作用，糊得更嚴了!主席叫你和他們劃開，你卻請黃永勝作報告，幫他們銷毀罪證材料。你完全辜負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

在毛遠新之後，小組與會人員也追問：“你和他們不是一個山頭的，為什麽搞到一起去了？要從立場、感情、路線上分清。”並且提出你現在的認識距離很大。應當是點到的要講，沒有點到的更要主動地講；不僅原則上承認錯誤，還要具體分析錯在哪裏，有哪些具體事實；不僅要講清事實，而且要講思想活動，挖思想根子；要害是與林彪、黃、吳、葉、李、邱的關係。

名曰幫助會，實際成了“批判”會，上綱上線越來越高：李德生“封鎖主席”，“推行林彪路線”；李德生“站錯了立場，走錯了方向”；李德生“不是水平低、能力差的問題，不是上當受騙的問題”，“說小點，是參與了林彪的陰謀活動，說大點，是認為林彪指揮軍隊了，不是毛主席指揮了”，“是下賊船難的問題”。“要從立場上考慮，從世界觀上考慮，從思想根源上挖一挖”；“總政治部究竟是搞馬列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

在小組會之外，還發動小組成員，在休息時間同李德生“談心”，幹擾李德生的思考和休息。

除了沈陽軍區小組會，王洪文還主持幾次有政治局成員參加的會，“揭發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連連發難。

江青攻擊1973年中央政治局討論解放幹部的問題，指責李德生是“保護壞人的大紅傘”。

張春橋指責總政治部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幾次召開政治部主任會議，批林彪的空頭政治、精神萬能等極左路線，是“背著黨中央幹的”；指責李德生主持駐京部隊批林整風運動“是背著黨中央奪權、抓權”。

姚文元竟然說：“你李德生在1971年的9月24日下午，還和李作鵬密談了4個小時，談得很投機！”這真是竭盡造謠誣陷之能事。姚文元的責難，有其不可告人的緣由。在1970年初，總政治部剛剛恢複辦公，有人向秘書長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親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為“黑材料”銷毀。王迪康請示李德生，李德生認為曆史檔案不能隨意銷毀。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幫”告狀，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於懷。

他們還把李德生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勘察北京周邊地形，了解北京曆史沿革，說李德生是“想當皇帝”，搞“政變”。

江青等再三追問李德生，你在廬山和黃、吳、李、邱究竟有什麽聯係。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住近鄰，但是他們竟當著李先念的麵，逼李德生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追問總政治部為什麽不抓批林批孔，卻請陳永貴作報告。此事李德生是請示過葉劍英的，現在又當著葉劍英的麵追查。從這些現象，李德生看出，他們是想利用這次會議，製造混亂。強攻自己，進而兼及與會的葉劍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給他們以任何口實，於是，他隻好沉默不語。

“四人幫”借毛澤東提議開會的機會，批判幾位軍區司令員。“批判”的真實情況是不是如實報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澤東提到在幾位軍區司令員檢討時說：“不插話好，但要鼓掌表示歡迎。”

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員參加的大組會上，葉劍英、李先念始終沒有發言。李德生意識到，他過去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都是請示了周恩來和葉劍英的；在廬山的住地，請陳永貴作報告，這樣很具體的問題，他們都不便出麵澄清。“四人幫”如此猖獗，老革命家們正處於戰略守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江青他們是要借攻擊自己這個“靶子”，進而羅織周恩來、葉劍英的“罪名”。葉劍英、李先念不發言，說明他們處境已經非常困難。這次會議，自己是“重點中的重點”，是進而攻擊周恩來、葉劍英的“靶子”吧。毛澤東講過，李德生你是唱李鐵梅的，是陪綁的。當時講的是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陪綁；現在看來，又是作為攻擊周恩來、葉劍英的“陪綁”了？！

大會小會整整折騰了兩周。李德生想，自己必須頂住!如果解釋說，總政治部的許多工作，都是請示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來和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的；請陳永貴作報告，是請示了葉劍英的；在廬山的活動，李先念可以作證，等等，事情就可能變得更複雜了。

在政治運動中，找個“靶子”攻擊，在我們黨的曆史上似乎不止一次了。當“靶子”，就是要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來，等到時機成熟那一天，事實真相會大白於全黨的。我們黨曆史上有過多次錯誤批判，隻有被批判對象作了違心的檢討，才能告一段落。李德生想，在中央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的情況下，如果繼續頂著，會議收不了場；再追下去，他們還可能進而攻擊周恩來、葉劍英。從大局考慮，唯有自己做個違心的檢查，才有可能結束這場“鬥爭”。

9月10日，李德生在大會上作了“檢查”，其他幾位軍區領導同誌也分別作了“檢查”。他們雖然做了違心的檢查，付出了“犧牲”，但是遏製了“四人幫”借此機會，在中央製造更大陰謀活動的勢頭，對此，他們又感到欣慰。

會議結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葉劍英隻身來到京西賓館。他走進李德生住的八樓房間，看望李德生。兩人分別已有8個多月，誰也沒有想到會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重見，會議開了16天，兩人沒有任何來往，沒有交談一句。此時，李德生見葉劍英到來，不禁熱淚盈眶。葉劍英也懂得李德生在會上頂住壓力、承擔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強的神態，緊緊握著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體。葉劍英意味深長地說：“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該幹啥幹啥！”鼓勵李德生以黨的利益為重，繼續謹慎做好工作。

經過反複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來越體會到鬥爭形勢的複雜，調離北京後，實際上已經不參加中央活動，卻依然有此鬥爭。他認為有必要主動辭去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職務。他鄭重地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在“四人幫”向毛澤東提供了許多李德生的“材料”，包括所謂李德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之後，毛澤東怎麽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測。他在李德生辭職信上批示：有錯改了就好，同意辭去黨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員。

紀登奎來看李德生，轉達了毛澤東的意思：你已經到沈陽軍區了，就在那裏繼續工作，北京的職務就不要兼了，還是保留政治局委員。他特意轉告毛澤東的話說：“你是惹不起他們的。”

毛澤東對許世友說“鬥不過他們”，對李德生說“惹不起他們”。這是很值得尋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識到同“四人幫”鬥爭的艱巨。

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李德生作為沈陽軍區人大代表，參加了會議，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周恩來重病在身，堅持作《政府工作報告》。

會議開始前，周恩來走上主席台時，看到了李德生。李德生是在離開北京一年以後，第一次見到周恩來。3年前，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癌。11月，周恩來心髒病發展得比較重，醫生寫報告給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他們閱後都同意醫生的建議，“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毛澤東閱後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李德生知道周恩來病情很重，又是很不顧及自己休息的，現在見到周恩來羸弱的身體，卻挺起精神，頓時激動萬分。周恩來也看到李德生依然堅定的神態，他緩步走過去，目光炯炯地注視著李德生，並且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久久沒有放開。麵對幾千名代表，兩人什麽也沒有說。此情此景，引起不少代表的注目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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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的勢力是從十大開始形成的，王張江姚都進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對江青他們一直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後來擔任總政主任有許多問題無法回避江青，

特別是拍攝“樣板戲”電影，江青長期對八一電影製片廠不能占為己有而耿耿於懷，李德生沒有聽從

江青的“指示”，恢複了八一廠的軍隊建製。這可把江青氣壞了：這不是拆“樣板戲”的台嗎？

從此，江青更記恨李德生了。

1973年10月，江青又開始新的活動，她在清華、北大發動所謂“反擊右傾回潮運動”，

拉開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為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覺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亂軍隊，軍隊首先是穩定其後才是參與。

總政領導班子集體做出決定，部隊的報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對於批林批孔的

意義、動態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兩報一刊的提法。通知一發出，馬上就有人匯報給了江青。

這不是在唱對台戲嗎？江青大為惱火，對旁邊的人說：“軍隊不批孔批什麽？不批孔也是不批林。

李德生反對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賊船？和林彪是一條路上的人！你們要去批！”

李德生的“問題”終於上了一個高度，不是什麽對樣板戲的態度問題，而是和林彪反黨集團

搞沒搞到一起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態度問題是大問題。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稱的“3·5”放火

燒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導演下出台了。

總政、八一廠等單位在一天裏出現了相同的大字報，李德生成了軍隊裏的“大軍閥”，

黨裏的“大黨閥”，是林彪集團的人，等等。富有煽動性的大字報很快就散發到各地，

引起了軍隊內部的困惑和混亂。

這一係列做法不能僅僅看成是江青發泄私憤的行為，而是她奪權的一個步驟。

先亂黨後亂軍，才能達到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目的。拿李德生開刀是他們妄圖亂軍的一個突破口。

黨的十大後，毛澤東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李德生當時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職務，和沈陽軍區的陳錫聯對調，10天內對調的司令員們必須到位上任。

對調前，毛澤東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對調動的意見。李德生向毛澤東表態：

服從中央的決定，對這次對調沒有意見。毛澤東關切地問他：要不要帶幾個人去？“不需要帶人，

沈陽軍區有過去的老上級，去了能和他們搞好工作的。”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又說：

“除了不兼總政主任外，其他職務都不動。”

沒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陽，江青他們的手也伸到了沈陽。從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

他沒有任何黨內職務，直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過問，他才擔任了沈陽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因為江青他們不停地向沈陽“灌風”“打氣”，李德生成了有其位無其實的“冷板凳”書記。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屆二中全會上辭去了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

1980年，中央和軍委為李德生徹底平反。

 

 

 

 

聽 父親紀登奎 談往事 － 紀坡民

 

李德生同誌是“九大”和父親一起提上來的，都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調中央後，他們兩人工作關係很密切。後來，父親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軍區，一個當政委，一個當司令，執行的任務叫“挖牆角”，是毛主席對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況很複雜，工作很困難，但他們順利完成了主席交給的任務，兩人合作相處得也很好。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有“文革”那樣的大背景？後來，一點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邦”乘機胡鬧，整李德生同誌。那已經是“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李德生和陳錫聯從北京軍區和沈陽軍區互相對調以後的事了。

可是對李德生同誌辭職的事，父親是知道的。李德生同誌辭去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是１９７５年黨中央的“一號文”公布的。大概是１９７４年底吧，父親和李先念同誌兩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誌談話，提到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大概也是我們黨內從來沒所謂辭職的先例吧，李德生聽了以後很詫異，還在對“四人邦”整他的事生氣。“文革”後期那種亂局，有許多事，也是說不清道不白的，父親和李先念隻是奉命辦事，不願意和李德生同誌爭論、再傷害他。父親便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誌，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隻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李德生同誌聽了這個話，便不再說什麽了。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之後，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八十年代，李德生還擔任國防大學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誌才是我們黨內開辭職先例的第一個人。對父親來說，向自己的“老夥計”通報辭職的要求，攬的自然不是什麽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許會損害他們在困難時候結下的友誼。不過，李德生同誌是有風格的，父親去世時，他還親自來家裏吊唁，而且頗為動情地談起到當年他們任職北京軍區時“一起熬夜”的情形。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605/6279.html）

 

 

 

李德生同誌遺像 圖片：新華社

上將李德生逝世，享年96歲

指揮過上甘嶺戰役，打敗了克拉克和範佛裏特兩將軍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軍委原委員，總政治部原主任，北京軍區原司令員，沈陽軍區原司令員，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李德生同誌，因病於2011年5月8日15時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李德生1916年生，河南省新縣人。1930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李德生任紅四方麵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五團供給處政治指導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排長、連長、副營長、營長，太行軍區第二軍分區三十團團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七旅十九團團長，第六縱隊十七旅旅長，第二野戰軍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

李德生1951年3月赴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任誌願軍第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1952年9月任十二軍副軍長，11月出任上甘嶺戰役前線總指揮，參加指揮了著名的上甘嶺戰役，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國克拉克和範佛裏特將軍，贏得了此次戰役的勝利。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