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讀：張鳴：國進民退是條死胡同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教授。主要作品《 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鄉村 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曆史文化隨筆《直截了當的獨白》、《關於兩腳羊的故事》、《曆史的壞脾氣 》、《曆史的底稿》等。

眼下，趁國際金融海嘯民企出現暫時困難，中國土地上演了一幕「 國進民退」的大戲。壟斷性的大型國企，大舉 進軍一般競爭性行業，中糧入資蒙牛，中化收編民營化肥廠，五礦和中鋼收編民營鋼廠，甚至一些民間做得比較 好的書商，也麵臨國企的收購或入資。民營企業最發達的浙江，則掀起一股政府入資民企重掌監管的高潮，據說 寧紹一帶，正醞釀由政府向民企派遣黨委書記， 人稱新公私合營開始了。有識者對此表示了極大的擔憂，著名報 人笑蜀表示，這是以市場化的名義「去市場化」，最終會危及國民整體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

四九年後，中國曾有過一次以國家名義吞噬民營經濟的事件， 被稱為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建立了計劃經濟的模式 。不過今天的國進民退似乎並沒有人想要真的來次社會主義改造，重回計劃經濟。這場國進民退的熱潮很有些類 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那時的中國，恰好也發生過一場以接收敵產名義開展的國家吞噬民間資產運動。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對淪陷區敵產的接受，被外界批評為「劫收」 ，屬於公認的國民黨統治失敗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往的批評，往往多局限於劫收過程中國民黨軍政官員的腐敗，所謂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車 子、女子)、「三洋開泰」(崇拜西洋、痛 東洋、搶劫大洋)等等醜行。其實當時負責接收的人員不少中飽私囊， 但這個所謂的接收敵產活動，主要是一場國民政府的國有化運動。

據張忠民的研究，國民政府戰後的接收，雖規定了如確係敵人搶劫自私人者，可以發還本主，「 但在由各接收區 自行處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礦企業中，發還的僅有三百十四家，占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四一，標賣的一千三百八十 四家，占總數百分之十三點七四， 其餘的均通過不同形式和途徑改組成各種類型、分屬於政府各部門的國有企業 。

據經濟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報告稱， 在經濟部接收的兩千四百十一家敵產工廠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處理以外 ，有一千兩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為大工廠)由經濟部直接經營或移轉至別的機關經營，標賣給民營的隻有一百十 四個單位，還不到接收工廠總數的百分之五。

就這樣國民政府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建立龐大國有企業。如中國紡 織建設公司、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中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鹽業公司、中華煙草公司等。

當時所謂的敵產，標準非常模糊。不光指日偽所有的產業， 凡是能找到跟當時淪陷區敵偽政權或個人有點關係的 ，就都算敵產。試想按中國商人的經營習慣，凡是要開展經營活動的，隻要留在淪陷區，就或多或少要跟當家的 政權有點關係。於是大批民企就都變成了敵產。據當時報道，接收一開始，幾乎上海九成的企業都關門倒閉，然 後大量的變成國有資產。

不僅如此， 當時的國民政府為了填充戰爭期間過於空虛的國庫，居然公然掠奪淪陷區老 百姓。當時汪偽政權的貨幣中儲 ，實際上要比國民政府的法幣值錢，一元中儲 要頂二十元法幣也不止。但勝 利後國民政府財政部居然規定法幣和中儲 的比率為一比兩百，過了幾個月，在 烈的輿論壓力下，才改為一比 五，規定在四個月內兌換完畢。

國民黨政府的這種「國進民退」運動， 顯然與其建黨建政時變形的國家主義和列寧主義思想基礎不無關係。在建 政之初，確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 農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金融體係時，就已初見端倪，抗戰期間更 是憑借戰爭的特殊環境，大有斬獲，而戰後則大獲全勝， 然後便是全麵覆滅之時。

國民黨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 龐大國企，尤其是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建立的國企，基本上都是賠錢的，最大的作用是成為黨政要員的錢袋。劫收 導致民企垮了，接著國企也垮了。國民黨的經濟危機出現在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之前，最主要的還是這場由接收 引發的國有化運動。

由曆史反觀今日，情勢雖有不同，但道理其實一樣。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一般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雖低效，但還 能維持。在市場條件下則維持都難。這些領域原來都是國企一統天下， 之所以讓出來是市場化過程的必然結果。

換言之是因為它們在市場化環境中活不下去。國企能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中國就根本不會有改革。再次國有化 不僅國家稅收會大幅度減少，連基本就業都保證不了。誰都知道，當今之世城鎮人口就業的六成、農村人口的九 成都是民企解決的。現在壟斷性大型國企之所以財大氣粗，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們享有特許壟斷金融能源交通電 訊，還因為迅速發展，無所不在的民營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發展，為他們提供廣闊而縱深的市場。

所以當今的國進民退之舉，如果目的是為了吞噬和擠走民企的話， 等待它們的大概隻有失敗，到那時候，中國經 濟的前景隻能有一個，重走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