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讀：中國新知識分子

馬克·倫納德 著

　　吳萬偉 譯


　　雖然全世界都對於中國的崛起感興趣，但沒有多少人關注中國的思想和產生這些思想的人。實際上，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擁有讓人吃驚的活力，他們的觀點或許成為對西方自由思想霸權的嚴肅挑戰。

　　我將永遠忘不了二〇〇三年第一次訪問位於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的情景。我受到學院副院長王洛林的歡迎，此人的祖父曾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另一個主人黃平從前當過紅衛兵。我們坐在過於龐大的椅子裏品茶、相互寒暄。王洛林禮貌地點頭微笑，告訴我這個學院有五十個研究中心，涉及二百六十個學科，裏麵有四千名專職研究員。

　　就在他這麽說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萎縮到大椅子的邊緣裏。英國整個思想庫群體不過隻有幾百人，整個歐洲不過幾千人，甚至美國的思想庫天堂也不超過一萬人。但是中國的一個研究院就有四千人，單單北京就有十多個思想庫。當然必須承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認為許多研究員達不到標準，盡管如此，籠統的數字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

　　旅行之初，我曾經希望初步了解一下中國，獲得最基本的信息後就回家。我想象中國的知識分子要麽是生活在共產黨後院裏的頑固的意識形態空想家，要麽躋身中國的名牌大學。實際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思想庫研究員、政治積極分子構成的隱蔽群體，他們都積極參與國家未來的激烈辯論。我很快認識到要抓住中國內部辯論的規模和深度僅僅訪問幾次北京或者上海是不夠的。即使在第一次訪問中，我已經下決心要花費未來幾年時間理解在我眼前展開的活生生的曆史。在過去三年的時間裏，我采訪了幾十個中國思想家，觀察到他們的觀點隨著國家的驚人變化而變化。他們中有些人是中共黨員，有些是和當局的關係比較尷尬的黨外人士。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圈內人。他們都選擇在中國大陸生活和工作，因此與一黨國家變化無常的要求保持著合作的關係。

　　我們已經習慣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上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是中國是否重新影響我們關於政治和力量的觀念呢？中國知識分子覺醒的這個故事顯然沒有很多資料紀錄。我們密切關注美國知識分子生活的曲折變化，但是有多少人能叫出當代中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呢？在中國內部、黨的論壇、大學、半獨立的思想庫、學術刊物和網絡上，關於中國未來方向的辯論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新左派”經濟學家和“新右派”爭論不平等問題；政治理論家爭論選舉和法治到底誰更重要；在外交政策領域，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派國際主義者爭論宏大戰略問題等。中國思想家試圖融合相互對立的目標，探索如何能從全球市場中獲得利益，同時在放手開始政治和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保護中國免遭創造性的破壞。有些人也在試圖用中國版本的“封閉的世界”（walled world）來挑戰美國全球化的“平麵世界”（flat world）。

　　矛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力量被中國代表性的政治體製放大了。在這裏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的工會，沒有政治家之間的公開對立，也沒有旨在推動政治問責的媒體，媒體的責任是幫助維持社會控製。這個世界裏的知識分子辯論可以成為政治的替代品，如果僅僅因為它更具有個人色彩，更有攻擊性，更有感情，這些在正式的政治中都是無法實現的東西。雖然確實不存在討論如何終結共產黨的統治或西藏的獨立或天安門事件的自由，但是各大報紙和學術刊物上能見到相對公開的辯論，比如中國的經濟模式，如何整治腐敗，如何處理日本和韓國的外交政策問題等。雖然網絡受到嚴格監督，但上麵的辯論和印刷媒體比起來還是自由多了（雖然最具有自由思想的博客作家胡加（Hu Jia）被捕）。教授和思想家們在閉門會議裏常常自由地探討比如政治改革這樣最敏感的話題。中國人喜歡爭論到底是知識分子影響決策者還是決策者群體使用禦用知識分子作為非正式的口舌鼓吹自己的主張。不管怎樣，這些辯論都已經成為政治過程的一部分，成為中國決策者付諸實施的觀點或者備用的選擇項。比如有些知識分子被要求定期給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間”講課，準備報告，為黨的五年計劃提供營養，為政府白皮書提供建議等。

　　中國知識分子變得越來越開放和西方化了麽？他們爭論的許多概念，當然包括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本身都是從西方引入的。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一百萬留學生出國學習（大部分在西方），回國的人不足一半，但是回國學生數在持續增加。因此，可以預期將出現更具有獨立性的西方式的文本。不過人們不應該忘記中國知識分子的形成方式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教育仍然專注在對於國民生活的實際貢獻上，雖然高等教育的大擴張（十八歲到三十歲的人中大概有20%左右現在上大學），教學方式嚴重依賴死記硬背。而且，所有學生都被嚴格控製異端思想侵入，政治教育課程仍然是必修課程。

　　張維迎特別喜歡古巴雪茄煙，當我走進他位於北京大學的辦公室時，看到辦公桌上高高堆放的五六包的極品雪茄（Cohiba）。這些雪茄煙（其價格是一個中國農民年收入的幾倍還多）是西方自由的象征（雖然是共產黨國家的產品），是他所希望的逐漸掩蓋或者取代毛主義最後殘餘的活力的象征。他和其他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者被反對者稱為“新右派”，他認為，除非取消公有領域，把國家減縮為主要保護財產權的殘餘，否則中國不可能是自由的。

　　新右派位於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心髒地帶。張維迎用一個招人喜歡的比喻來解釋這些改革。他講了一個故事，說一個村莊主要依靠馬來幹活。過了一段時間後，村裏的老人認識到鄰村依靠斑馬幹活，效果更好。所以雖然多年來對馬大唱讚歌，他們還是決定擁抱斑馬。唯一的障礙是說服那些已經接受了幾十年崇尚馬的洗腦教育的村民。老者製定了精巧的計劃。每天晚上，在村民睡著的時候，他們就在白馬身上塗黑色條紋。村民醒來後，老者就向他們保證說這些動物不是真正的斑馬，仍然是從前的馬，不過上麵畫上了沒有危害的條紋。經過了很長時間的間隔後，村裏的領袖開始用真斑馬來取代塗上條紋的馬了，這些龐大的動物改變了村裏的財產所有權，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財富。隻是在所有的馬都被斑馬替換掉多年後，在村民已經享受了多年的繁榮後，老者才召集村民開會宣布他們的村子已經成為是斑馬村，斑馬好，馬壞。

　　張維迎的故事是理解他一九八四年提出的‘價格雙軌製’理論的方式。他指出“價格雙軌製”使得政府把一個經濟從官員控製價格轉變為市場控製價格，同時不必公開放棄政府的社會主義責任，也不必成為在中央計劃中有既得利益的所有人的對立麵。在這個途徑下，有些商品和服務繼續按國家控製的價格出售，而其他商品則按市場價格銷售。過了一段時間後，按市場價格出售的商品的比例穩步增加，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幾乎所有商品都是由市場價格決定了。“雙軌製”途徑體現了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的結合，讓中國的改革者能夠避開而不是迎麵遭遇障礙和阻力。

　　最著名的斑馬村是深圳。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深圳還是不起眼的小漁村，生活在那裏的幾千居民很拮據。但是經過了三十年的變化，它已經成為張維營和他的同事們建造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象征。因為它比鄰香港，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選擇深圳作為第一個“經濟特區”，給予那裏的領導人減稅、管理自主權和嚐試新市場觀念的權利。深圳改革的建築師希望建立高科技工廠大量生產和銷售西方的高附加值的產品。這樣的試驗區通過吸引國家的巨額儲蓄和出口收入而得到獲得資金支持。沿海地區吸引了來自農村的大量工人，因而降低了城市的工資水平。整個製度是自由放任的，讓財富從富裕地區有機地流向貧窮地區，而不是有意識地重新分配。鄧小平的名言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指出不同地區應該“在不同的廚房吃飯”，而不是把資源全部放在“一個大鍋裏”。結果，東部省份的改革者被允許拋開貧困的內陸地區，獨自飛奔向前。

　　但是如今的生活讓張維營這些體製後麵的經濟學家非常尷尬。從西方引進的觀點經過了三十年的風光後，中國已經開始背離新右派。民意調查顯示他們成為中國最不受歡迎的人。公眾開始越來越質疑改革付出的巨大代價，下崗工人的抗議和對於非法破壞和過於低廉工資引起人們的擔憂。市場觀念受到主張資本主義溫和形式的新左派的挑戰。雙方鏖戰的戰場集中在國家對市場，沿海對內地，城鎮對農村，富裕對貧窮。

　　汪暉是新左派的領袖人物之一，新左派是個鬆散的知識分子群體，越來越抓住公眾的心理，通過諸如《讀書》等雜誌上的文章確定政治辯論的語調。汪暉學的是文學而不是政治，但是因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積聚的學生運動中發揮的作用而投身政治。像當時許多年輕知識分子一樣，汪暉上山下鄉，花費兩年時間了解農民和工人。他的經曆讓他懷疑沒有管理的市場有多大的合理性，也使他相信國家必須發揮作用防止不平等出現。汪暉的思想在一九九〇年赴美留學後得到進一步發展。像許多其他新左派思想家一樣，他回到了中國大陸，在著名的清華大學教書。我去年在北京的“醒客咖啡”（Thinker's Café）裏遇見了他，這裏清潔明亮、空氣清新、安靜優雅，有舒適的沙發和新鮮的濃咖啡。他看起來像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平頭，棕色外套，黑色高領毛衣。但汪暉沒有生活在象牙塔內。他撰寫報告揭露地方腐敗，幫助工人組織起來對抗非法私有化。他的團體和從前的左派不一樣是“新左派”，因為它支持市場改革。說他們是左派是因為他們擔心不平等問題，這一點和“新右派”不同。“中國陷入兩個極端：走入歧途的社會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同時承受了兩者最糟糕的部分。我讚同國家的市場改革方向，但是中國的發展必須是平衡的，我們一定不能把全部優先權給予GDP增長，根本不考慮工人權益和環境。”

　　新左派哲學是中國相對富裕後的結果。既然市場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他們問應該如何處理這些財富呢？中國是要繼續讓財富集中在精英團體手中，還是中國形成一個讓所有人獲得利益的新的發展模式？他們想創造一個社會民主的中國版本。正如汪暉所說“我們不能指望建立在德意誌或者北歐模式基礎上的國家”，我們的國家這麽大，要提供他們那樣的福利，政府就必須十分龐大。這就是為什麽我們需要憲法改革。政治經濟學家王紹光在談論低價健康保險，政治理論家崔之遠在談論改革財產權以給予工人對他們工作的企業的權力，經濟學家胡鞍鋼在談論綠色發展問題。

　　北京的權力平衡在微妙地朝向左派。二〇〇五年末期，胡錦濤和溫家寶發表了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他們的藍圖是“和諧社會”。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經濟增長不再作為中國超越一切的目標。相反，他們討論引入福利國家，承諾每年增長20%的養老金、以及失業救濟、健康保險等所需資金和產假等。對於中國農村，他們承諾取消農業稅，改善健康和教育狀況。他們還發誓減少能源消耗20%。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國新模式的樣板。從新右派那裏，它維持了永久實驗的概念，主張漸進式改革而不是休克療法，接受市場推動經濟增長的思想。從新左派那裏，它吸取了對於不平等和環境的關注，尋求能夠將合作與競爭結合起來的新機構。

　　二〇〇七年二月，胡錦濤驕傲地宣布要創建將出口補貼、減稅和投資道路、鐵路和航運結合起來的新經濟特區，不過這個經濟特區是在非洲的心髒，讚比亞的銅礦帶。中國在把自己的發展模式移植到非洲大陸，要建造一係列用鐵路、公路、航線與世界其他地方連接起來的工業中心。讚比亞將成為中國的“金屬中心”，為中國提供銅、鈷、鑽石、鋅、鈾。第二個特區在毛裏求斯，是中國的“貿易中心”，給予四十家中國企業優先進入非洲東南沿岸從利比亞到津巴布韋的，由二十個成員國組成的共同市場，以及進入印度洋和南亞市場的便利。第三個特區“航運中心”很可能是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尼日利亞，利比裏亞和佛得角島正在競爭另外兩個通道。東歐被競相加入歐盟的競爭所改變，同樣的，我們看到非洲被吸引中國投資的競爭所改變。

　　在創造這些特區的時候，北京開始用新的道路和鐵路開始在非洲大陸大肆建造縱橫交錯交通網，投資規模遠遠超過從前的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而且中國的存在開始改變經濟發展的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總是把對上帝的敬畏帶給政府官員和民選領袖，但是如今，它們要吸引哪怕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的注意力都不容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花費幾年的時間和安哥拉政府談判透明的協議，但就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協議準備簽訂的幾個小時前，盧旺達當局已經不再對這筆錢感興趣了，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中國二十億美元的軟貸款。如今，在非洲大陸，從乍得到尼日利亞，從蘇丹到阿爾及利亞，從埃塞俄比亞到烏幹達，到津巴布韋都在不斷講述這個故事。

　　但是中國模式的蔓延遠遠超過了中國投資者的目標地區。從伊朗到埃及，從安哥拉到讚比亞，從哈薩克斯坦到俄羅斯，從印度到越南，從巴西到委內瑞拉的中等收入和貧窮國家的研究團體都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穿行尋找北京經驗的教訓。這些國家已經邀請張維迎和胡鞍鋼等知識分子為他們講課。幾十個國家在拷貝北京的國家推動的發展的模式，使用公共資金和外來投資建設資金密集型工業。一大批的模仿中國的經濟特區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來，世界銀行估計在一百二十個國家出現了三千多個項目。全球化據說意味著市場經濟的世界範圍的勝利，但是中國顯示國家資本主義是最大的受益者。

　　隨著自由市場觀念在全世界蔓延，自由民主常常緊隨其後，但是對於北京當局來說，關於自由民主沒有什麽是不可阻擋的。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的最讓人吃驚的特征之一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要求選舉的“民主”知識分子在政治改革上都已經改變立場。

　　俞可平就是政治改革中的張維迎。他是冉冉升起的明星也是胡錦濤的非正式顧問，目前在主持一個研究機構，部分是大學、部分是思想庫、部分是為政府改革提供管理指導。當他討論國家的政治未來的時候，常常直接引用經濟領域的比喻。當我上次在北京遇見他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夜之間變色的政治改革對中國是毀滅性的，就像“休克療法”對於經濟上的影響一樣。相反，他鼓吹從成功的草根階層試驗開始的民主漸進發展的觀點。他希望通過首先推動在共產黨內部的民主開始，最後擴展到整個社會。正如沿海地區被允許“先富起來”一樣，俞可平認為黨員應該“先獲得民主”，通過黨內選舉的方式。

　　就像沿海地區擁有比如鄰近香港、共同的廣東話、發達的交通網等天然的經濟優勢一樣，俞可平認為黨員的優勢是高水平的教育程度和表達能力，這些讓他們成為天然的民主先鋒。而且，他指出發生的具體例子。在他的建議下，我在二〇〇六年參觀了四川省平昌縣，那裏的黨員被允許投票選舉鄉鎮黨委書記。從長遠看，民主可以被延伸到黨的更高級梯隊機構，包括競爭性的選舉最高級領導崗位。他的黨內民主觀點的邏輯結論是共產黨分裂成不同的派別，競相在意識形態平台上爭取民眾的支持。認為非正式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團體有一天甚至成為黨內的正式政黨絕非異想天。如果共產黨是個國家，它的七千萬黨員就能成為比英國還大的國家。但是很難想象在平昌這個偏遠貧窮的縣將成為上海、北京、深圳等閃亮的大都市的模範。到現在為止，中國兩千八百六十個縣沒有任何一個被允許跟進。

　　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開始質疑選舉的用途。北京大學的明星潘維在我們第一次見麵的時候指責我過多注意草根民主試驗。他說“四川試驗行不通。地方領導有個人政治目標，他們想出名。但是試驗還沒有成功。實際上，四川是群眾抗議事件最多的地方。很少有其他地方願意模仿它。”

　　中國思想家認為所有發達國家的民主都麵臨政治危機：參加選舉投票的人數在下降，對於政治領袖的信心在下降，政黨是失去黨員，民粹主義在抬頭。他們研究了西方領袖越過政黨領導人，采取新技術比如全民公決民意調查和市民評議組等了解人民呼聲的方法。西方仍然以多黨選舉為政治過程的核心內容，但是用新形式的協商作為補充。按照新政治思想家的觀點，中國將做相反的事情：在邊緣使用選舉，但是把公共協商，專家會議和調查作為決策的核心部分。這個觀點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政治科學家房寧簡練地描述出來。他把西方的民主比作固定菜譜的餐館，顧客能選擇他們廚師的身份，但是沒有權利決定他們準備的那道菜。相反，中國的民主總是同一個廚師，中國共產黨，但是政策套餐是可以自己點菜的挑選而端上來的。

　　重慶是個西方很少人聽說過的有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的山上，正在成為潘維和房寧這樣的知識分子思想的活生生的實驗室。該市的政府已經讓所有重要管理規定都接受公眾通過本人、電視、或者網絡等手段的聽證。當局最驕傲的聽證會是輕軌票價，從十五元降到二元（約合十四便士）這個實驗得到中國其他城市的模仿。但是更加有趣的試驗是在溫嶺市澤國鎮進行的。它使用“商議式民凋”（deliberative polling）的新技術來“決定重要開支決定”。這是斯坦福大學政治科學家詹姆斯·費希金（James Fishkin）的想法，可以追溯到雅典的民主理想（參閱《展望》2004年5月“思考中的投票者”（The thinking voter））它涉及隨機挑選人口的一個樣本，讓他們和專家進行協商討論過程，然後讓他們對這些討論問題進行投票。澤國鎮使用這個技術來決定如何使用四千萬元（約合兩百八十七萬英鎊）公共工程預算。到現在為止試驗隻是一次性的事件，但是費希金和中國政治科學家何包剛相信“協商民主”可能是政治改革的模版。

　　當局當然願意進行各種各樣的政治革新試驗。在澤國鎮，他們甚至引進了小組座談會（focus group）的管理形式。但是指導政治改革的主要標準似乎是它一定不能威脅共產黨對於權力的壟斷。獨裁統治的更呼應民眾要求的形式能夠變成一個合法和穩定的政府形式嗎？

　　從長遠看，中國的一黨製國家可能垮台。但是在中期來看，政府似乎在發展快速熟練複雜的技巧延長其壽命和預先製止不滿情緒。中國已經改變了關於全球化的辯論的術語，通過證明專製政府能夠推動經濟發展。在未來，它的協商獨裁模式可能證明一黨製國家也能帶來一定程度的公眾合法性。如果中國的公眾協商工程試驗成功，世界各地的獨裁者將興奮地接受這個能夠讓一黨國家在全球化和群眾交流時代生存下來的模式。

　　在西方的中國學者爭論國家是否積極推動獨裁統治，還是否一門心思地追求國家利益。不管怎樣，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獨裁主義冠軍。人權觀察團體在壓力下抱怨說“中國越來越多的對外援助項目為獨裁者提供了新選擇，而從前這些人完全依賴要求取得他們人權進步的人。”

　　但是中國進入國際政治的初步嚐試不能僅僅歸結為支持非洲獨裁者。它試圖重新確定在世界舞台上的權力的意義。實際上，測量綜合國力（CNP）已經變成了國家的旋轉木馬。主要的外國政策思想庫的每個都在設計自己的指標體係來給每個國家的力量可測量的價值，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在全球化和普遍模式的時代，中國戰略家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們豪不避諱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家”力量上。從全球經濟力量，公司甚至個人中重新抓住主導權的想法是中國人世界觀的核心。

　　楊毅是軍人，海軍少將，中國著名的軍事思想庫的領導。他是中國外交政策團隊的強硬派人物之一，但是他的力量觀念遠遠超過了最新武器體係的測量範圍。他認為美國創造了“戰略包圍”中國，通過假設在國際關係中占領“道德高地”。每次中國試圖在外交術語上表達自己力量的時候，軍隊現代化或者打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美國就把它描述為威脅。楊毅抱怨說，世界其他地方常常跟隨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美國人有最終決定權，製訂或者修改國際遊戲規則。他們控製了國際文本，美國人說“隻有我們才能這麽做，你不能做。”

　　中國外交政策圈子的熱門詞匯之一就是“軟權力”（soft power）的中文詞匯。這個思想是美國政治科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在一九九〇年創造的，但是在北京遠比在華盛頓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在二〇〇六年四月北京組織的會議上，發起“中國夢”，作為對美國夢的回答。它試圖把人民共和國和三個強大的觀點結合起來：經濟發展，政治主權和國際法。在美國外交官談論政權更迭的時候，中國同行在討論對於主權的尊重和文明的多樣化。盡管美國政策使用製裁和孤立來支持自己的政治目標，但是中國提供沒有任何約束的援助和貿易。在美國給不情願的盟友強製自己的好惡時，中國至少表現出願意傾聽其他國家的觀點的美德。

　　但是盡管所有中國思想家都想增強國家力量，他們對於國家的長遠目標存在分歧。一方麵，自由國際主義者鄭必堅喜歡談論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如何重新融入世界，接受全球規範，學習如何為全球秩序做出積極貢獻。在最近一些年，北京一直努力推動六方會談，解決朝鮮核問題，和歐盟、俄羅斯、美國一起解決伊朗問題，在二〇〇五年蒙特裏爾國際會議上采取和解立場，派出四千名維和部隊成員參加聯合國的使命。即使在中國與西方矛盾的議題上比如人道主義幹預等，中國的立場也變得更加細膩。當西方幹預科索沃問題時，中國根據違反其“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反對這麽做。在伊拉克問題上，它棄權。在二〇〇六年達爾富爾，它最終投票支持聯合國授權維和部隊，雖然北京仍然因為和蘇丹政府的密切關係受到攻擊。

　　另一方麵，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或許他們被稱為“新共產主義者”（neo-comms）比如楊毅和同事閻學通公開支持他們使用現代思想幫助中國實現古代夢想。他們的長期目標是看到中國回到原來的大國地位。想許多中國學者一樣，閻學通一直在研究古代思想。“最近我在閱讀古代中國學者的著作，發現這些人非常聰明，他們的觀點比多數現代國際關係理論更有意義。”他說。讓他最感興趣的東西是古代中國學者做出的兩種秩序的區分：王道（意思是王）和霸道（意思是霸主）。王道體製集中在一個主導的超級大國，但是它的主導地位建立在仁愛的管理而不是武力威脅或者領土擴張。另一方麵，霸道體製是經典的霸權體製，最強大的國家在周圍確立秩序。閻學通解釋說在古代中國人運用了兩種體製：在中國亞洲，我們擁有王道，在外部，和野蠻人交往的時候，我們運用霸道。這就像當今的美國，在西方俱樂部內部使用王道，它不是用武力或者使用雙重標準。但是在全球範圍內，美國是霸道的，使用軍事力量使用雙重標準。”按照閻學通的觀點，中國在更加強大後有兩個選擇。“它可以成為西方王道的一部分，但是這意味著中國要改變自己的政治體製成為民主國家。另外一個選擇就是中國建立自己的體製。”

　　自由國際主義者和新共產主義者的緊張關係是毛時代資產階級和革命外交政策分裂的現代變種。在未來一些年裏，中國將是決定性的資產階級的。它已經決定有些保留地加入全球經濟和它的機構，目標是鞏固這些機構、穩住美國，為中國的發展獲得和平的環境。但是從長遠看，有些中國人希望按中國的形象建立全球秩序。其思想是避免對抗，但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就像他們在國內政策上做的那樣，他們希望建立另一種現實的多種選擇，比如在非洲，那裏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模式越來越決定事件的軌道，而不是西方觀念。

　　通過集中主權而不是保護主權的方式建立的歐盟和北約等西方機構或許將來有一天在胚胎中的東亞共同體和上海合作組織中發現對等物。中國通過這些組織，向鄰居保證其和平的意圖，創造一個排除美國的新利益集團。美國前官員謝淑麗（Susan Shirk）在中國的多邊外交政策和自己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策進行並列，“通過把自己和國際規則和國際機構結合在一起，美國成功地建立起霸權秩序。”

　　聯合國也成為中國世界觀的揚聲器。和神氣活現表現自己、公開和美國歐盟計劃叫板的俄國不同，中國傾向於選擇和解姿態。在伊拉克戰爭前夕，雖然中國反對軍事行動，但是它允許法國，德國和俄國出頭反對。在二〇〇五年當是否為擴大聯合國安理會爭吵不休的時候，中國鼓勵非洲國家要求自己的席位，這有效地阻撓了日本謀求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努力。同樣地，北京一直願意讓伊斯蘭國家組織出頭削弱新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樣的外交一直是有效的，有助於美國影響力的巨大落差。在一九九五年美國贏得聯合國大會 50.6 %的支持，但是到了二〇〇六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23.6%。在人權問題上，結果更加具有戲劇性：中國的支持度從43%一下子竄上到82%，而美國的支持度從57%跌落到22%。《紐約時報》駐聯合國記者詹姆斯·特勞布（James Traub）說“安理會隻能在美國願意的時候才能起作用，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這個魔法很快也適用於中國。”

　　中國知識分子的辯論將繼續在思想庫、學術雜誌、大學以及討論更加敏感話題的網絡上盤旋。中國思想家將繼續充當智慧的收集者，運用西方觀點為自己目的服務，從中國自己的曆史中選擇性地掠奪。正如中國的全球腳印增長，我們或許發現我們變得熟悉張維迎、汪暉、俞可平、潘維、閻學通、鄭必堅等的觀點正如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前熟悉美國思想家的觀點一樣，從八十年代的裏根主義經濟學家到九一一時代新保守主義戰略家。

　　中國不是思想上開放的社會，但是更加自由的政治辯論的出現，大量從西方回國的留學生以及像奧運會這樣的國際事件讓它更加開放。中國這麽大，這麽實用，這麽迫切渴望成功，它的領袖不斷地嚐試新方法。他們過去使用經濟特區檢驗市場哲學，現在使用從協商民主到區域聯盟等檢驗其他千百個想法。從這個社會實驗室，一個新的世界觀正在出現，經過一段時間可能結晶為可以辨認出來的中國模式，一個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跟從的非西方的替代性的道路。

　　譯自：“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 Mark Leonard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1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