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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北電之死:誰謀殺了華為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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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電之死:誰謀殺了華為的對手?

 
來源:  於 2019-06-17 04:33:15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567 次 (53776 bytes)

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緊張,摩托羅拉集團總裁邁克·紮菲羅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卻準備不走尋常路,決定冒險訪問中國。

飛機降落在彌漫著消毒水氣味的首都國際機場,在穿過了無數由測溫計、白口罩和鐵欄杆組成的防線後,紮菲羅夫斯基抵達了東道主為他安排的釣魚台國賓館。第二天,他在這裏代表摩托羅拉向中國捐贈了價值1180萬人民幣的設備物資,並對發改委主任馬凱說:我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碳難。無獨有偶,在他抵達北京20天後,高盛集團CEO亨利·保爾森的專機也降落首都機場,《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稱讚“患難之中見英雄”。這些長期耕耘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高管們心裏清楚,“患難之交”的身份在東方的文化和生意裏,是一筆無形的資產。

這筆無形資產是紮菲羅夫斯基急需的,在他訪華的同時,一場秘密談判正在南方的深圳進行。

談判的對象,是日後橫掃全球的華為。到紮菲羅夫斯基訪華的2003年5月,兩家公司的談判已經進行了接近一年。二者彼時體量懸殊,摩托羅拉2002年收入高達267億美金,華為勉強超過100億人民幣。但另一方麵,他們的互補性又很強:摩托羅拉電信部門的短板是核心網,這正是華為的強項。

紮菲羅夫斯基很清楚華為的價值,因此極力推動此事。結束了北京的訪問後,他旋即飛往深圳,督促項目組繼續談判。又經過了6個多月的反複拉鋸,收購條款才最終敲定:摩托羅拉出資75億美金收購華為100%股權,華為的6個業務部門3個獨立發展,3個合並吸收進摩托羅拉[1]。

2003年12月底,紮菲羅夫斯基再次回到中國,入駐海南亞龍灣的喜來登酒店。這座剛開業不久的五星級度假村,被談判雙方包下了一半房間。後來任正非回憶道[2]:“……合同簽訂了,所有手續都辦完了,就等對方董事會批準。所有談判人員都在酒店買了花衣服,在沙灘上比賽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準。”

一張內部照片被拍了下來,運動員身材的紮菲羅夫斯基和一臉輕鬆的任正非在沙灘上散步,直到談判的15年後,這張照片才公布與眾。

海南亞龍灣,2003年12月,圖片來源: FT

紮菲羅夫斯基對此胸有成竹。事實上,摩托羅拉CEO小高爾文(Christopher J. Galvin)由於跟董事會嚴重分歧,在2003年9月被迫退休,留任崗位直到董事會決定繼任人選。出身通用電氣的紮菲羅夫斯基業績突出作風強悍,被小高爾文連續火箭提拔,在公司內部呼聲極高,是接任CEO的完美人選。

天雷滾滾的是,2004年1月5日,摩托羅拉董事會突然公布了人事任命,銀湖資本(Silver Lake)董事總經理愛德華·詹德出任CEO,紮菲羅夫斯基被判出局。詹德既不了解華為,也不重視中國,直截了當地否決了收購,正在等待消息的華為和任正非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曆史的必然往往通過大量的曆史偶然去實現,在那個星期,兩家公司的命運都被改變了。

紮菲羅夫斯基心灰意冷,更是跟新領導水火不容,這是個“空降老大”和“強勢老二”之間的經典博弈,但擁有董事會支持的詹德逐漸占了上風。知道大勢已去的紮菲羅夫斯基選擇離職,加入了另一家科技巨頭擔任CEO,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公司北電網絡(Nortel Network)。

並購華為的交易無疾而終,但無論是執掌摩托羅拉的愛德華·詹德,還是執掌北電的紮菲羅夫斯基,他們跟華為的糾纏和故事遠遠沒有結束。

01.  餘暉:首席執行官的6輛跑車

紮菲羅夫斯基的新東家北電網絡血統高貴,其誕生可以追溯到電話的發明者亞曆山大·貝爾。

貝爾早年跟父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農場裏,1876年他在美國發明了世界上第一部電話機後,很快就成立了貝爾電話公司,並在加拿大設立分公司來製造電話機。後來這家分公司的機械製造部門於1895年逐漸獨立,並於1914年成立了北電網絡的前身“北方電子”。

Northern Electric成立儀式,加拿大,1914年

這家公司自成立以來,就是加拿大“國寶級”科技公司,其在二戰時為軍隊源源不斷地提供軍用電話、微波雷達和無線電設備,戰功彪炳。後麵幾經重組,公司在1995年100周歲生日時更名北電(Nortel),並迎來了其誕生以來最強勢的CEO:John Roth(中文名羅世傑)。

羅世傑1969年就加入北電,從工程師做起,一路做到北電的研發中心BNR(Bell-Northern Research)的總裁,並在1995年擔任集團CEO。他上台時對媒體說了一句經典的話:“很多人喜歡防禦,而我卻喜歡進攻。"而時代也給了他也一個豪賭進攻的機會:90年開啟的光纖革命。

羅世傑,Bell-Northern Research,,1986年

當時光纖通信已經大規模應用,但人們普遍認為2.5G的帶寬就是極限,再高的速度也不會有人用。羅世傑對此有不同看法,上任伊始就豪賭研發,帶領北電開發出10G的光通信產品,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徹底甩開最大的競爭對手朗訊,市占有率高達90%,羅世傑一戰成名。

在豪賭研發的同時,羅世傑大手筆並購,先後將Bay Network、Aptis、Qtera、Cambrian等公司納入麾下,用以完善公司的產品線。而隨著90年代科技股和互聯網熱潮的升溫,羅世傑發現一個秘密:並購可以大幅度提升股價,而資本市場似乎並不在乎你到底買的是什麽。

股價跟羅世傑的獎金激勵息息相關。工程師出身的羅世傑此時已經完全是一副跨國公司CEO派頭:熱衷豪宅、賽車和高爾夫,他需要高額的獎金來滿足自己的生活。而90年代末的科技股狂熱為他提供了便利,他利用泡沫化的股價進行增發並購,又進一步推高股價,形成“良性循環”。

從1997年底到2001年10月,北電花了321億美元進行並購,但所收購公司的淨資產總額全部加起來,隻有11億美元[4]。

除此之外,北電向員工,高管和董事會成員發放了十幾億美金的股票期權,甚至一塊巨大的電子屏幕豎立在了位於Brampton總部的大堂裏,上麵滾動著公司股價,每個員工在路過時都在暗自計算自己的身價,而伴隨著公司股價的節節高漲,公司每天都洋溢著狂熱和興奮的情緒。

北電員工參加公司組織的高爾夫球培訓課,1999年

締造這一切的羅世傑更是獲益豐厚:僅在2000年就兌現了1.35億美元的股票期權。憑借著拋售股票所得,他在風景秀麗的Caledon Hills建造了華麗的豪宅,為求安靜甚至把周圍鄰居的房產全部買下,把昂貴精致的模型火車擺在翻新的穀倉裏,還在車庫裏塞了6輛頂級跑車。

2000年,北電的收入和股價達到了頂峰:2000年收入高達303億美元,占據全球光纖設備市場的43%,幾乎是第二名朗訊的3倍;同時總市值飆漲到2670億美元,占據了整個多倫多交易所總市值的37%,並催發出驚人的財富效應:總部所在地渥太華的房價一年漲了60%。

參加Nortel招聘活動的人群,2000年

這一切全部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結束:科技股大幅度下跌,電信運營商紛紛破產,北電的客戶數量從4000家縮水到400家,昔日的訂單全部化為烏有,殘存的客戶寧肯支付違約金也不願提貨,超過65億美元的產品被積壓在北電的倉庫中,其業績和股價遭遇重創。

人們在回過頭來複盤時,才會發現泡沫對企業的傷害:例如北電花10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叫做Promatory的公司,17個月後就把公司關掉人員裁光;再比如,北電2000年花了78億美元收購美國公司Alteon Websystem,等到9年之後將其賣掉,價格隻有1800萬美元,縮水98%。

於此同時,公司最重要的中央研發部門BNR卻被隨意拆解,研發能力逐漸掉隊,自2000年起,北電就再也沒能推出革命性的產品。

但這一切都跟羅世傑無關了,他在2001年2月向董事會提出辭職。啼笑皆非地是,其指定的繼任者,北電首席運營官Clarence Chandran不想接這個爛攤子,借口舊傷複發拒絕接班,董事會敦促羅世傑繼續留任直到找到繼任者,這讓羅世傑非常生氣,但也隻好勉強同意。

最終,公司首席財務官Frank Dunn(中文名鄧富康)接任北電CEO,隻比任正非大兩歲的羅世傑“功成身退”,拿著股票套現的巨款去過逍遙日子了。這家百年曆史的公司,盡管還擁有4萬名員工、8000項專利和百億美金的營收,但已經露出了頹勢,無可救藥地向深淵滑去。

02. 垂危:棺材板上密集的釘子

鄧富康搞財務出身,擅長控製成本,這對陷入虧損泥潭的北電來說似乎很對路,但也正是他,用“嫻熟”的財務技巧又給北電捅了一刀。

互聯網泡沫破滅對北電影響極大,2001年二季度虧損高達192億美元,股價從1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影響了所有高管的獎金。因此,董事會要求鄧富康在2002年之前結束虧損狀態,但這在互聯網寒冬的背景下談何容易,無米之炊的鄧富康隻好在自己擅長的財務領域做起了文章。

當然,鄧富康對於搞好業績有很強的個人動機:他勸說董事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規定隻要北電扭虧為盈,就要向管理層發放“盈利回歸”獎金。二到了2004年1月,在鄧富康的妙手騰挪下,北電終於回春,公布了一份靚麗的年報:盈利7.32億美元,股價隨即大漲。

Frank Dunn在北電業績發布會,2004年

根據之前的議案,北電要向43位經理人發放總計7,000萬美元的“盈利回轉”獎金,其中780萬美元的獎金發給了鄧富康。但靚麗的業績引起了北電獨立審計師德勤和公司一位董事的懷疑,他們秘密聘請了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對財報進行審查,發現了鄧富康造假的痕跡。

董事會痛定思痛,決定清理門戶。2004年3月10日,北電表示要重新審計年報,推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2003年度報告,這引起輿論大嘩;3月15日,鄧富康以及相關財務人員被強製休假。4月5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啟動對北電的調查。4月28日,北電解雇了鄧富康。

財務醜聞給北電的棺材上又釘上了一顆釘子,不僅讓股價暴跌名譽掃地,更把北電拖入了集體訴訟和巨額罰款的泥潭,最終向股東賠償了24.5億美元。

鄧富康被解雇後,退休的美國海軍上將比爾·歐文斯(當時是董事會成員)被任命為臨時CEO,但很顯然,北電急需一個“救世主”來拯救公司,正在這時,北電向擔任摩托羅拉總裁的紮菲羅夫斯基伸出了橄欖枝,鬱鬱不得誌的紮菲羅夫斯基正想跳槽,於是兩者一拍即合。

紮菲羅夫斯基是那種標準的西方公司白人CEO:精力充沛、熱愛運動、毫不疲倦。他出生於南斯拉夫,15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俄亥俄州,一點兒英語都不會說,但兩年後卻能考入大學。他熱衷遊泳和鐵人三項,在摩托羅拉擔任總裁時,他經常冒著30度的高溫跑步,讓同事瞠目結舌。

北電的新CEO紮菲羅夫斯基,2006年

困境中北電對紮菲羅夫斯基寄予厚望,甚至代他向摩托羅拉賠償了1150萬美元的跳槽違約金,但交給紮菲羅夫斯基的攤子確是一筆爛賬。更重要的是,公司連年虧損和巨額罰款,已經無法承受巨額的研發投入,北電必須選擇性放棄一些業務,節省資金來做重點突破。

在紮菲羅夫斯基接任北電CEO的當天,北電的股價大漲5個百分點,這位差點兒買下華為的人,能讓北電起死回生嗎?

03.  崩潰:大象如何被衝進馬桶

2006年11月,紮菲羅夫斯基再次訪問北京,他的身份已經變成了北電網絡的CEO。

跟摩托羅拉一樣,北電跟中國淵源很深,早在1972年,其就為尼克鬆和毛主席的握手提供衛星轉播設備;1988年4月,北電和電子工業部成立了中國第一家電信合資公司;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夕,北電捐了一台當時最先進的8000門程控交換機,號稱價值400萬美金,很會來事兒。

紮菲羅夫斯基此次訪華的目的,一是為了維護北電在中國的市場關係,二是出席中國區總部大樓的落成典禮。大樓位於北京望京,投資3200萬人民幣,占地5.5萬平方米,氣派非凡。但時隔三年重返中國,無論是華為,還是中國的發展的速度,都讓紮菲羅夫斯基感到驚歎。

北電中國區總部大樓,望京,北京,2006年

沒有賣身成功的華為,內部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任正非後來回憶道[7]:“這個想法(賣掉華為)沒能實現之後,高層領導表決還賣不賣?少壯派一致表決不賣,我也不能違背。我告訴他們,遲早我們要與美國相遇的,那我們就要準備和美國在山頂上交鋒,做好一切準備。”

走出冬天的華為,開始展露出狼性的獠牙,無論是摩托羅拉還是北電網絡,很快就感受到了這種強大的衝擊。

為了節省研發費用,紮菲羅夫斯基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3G技術路線上押注CDMA2000,並將UMTS(即WCDMA技術,也是當年中國聯通的3G路線)部門以3.6億美元賣給了阿爾卡特。後來結局證明:WCDMA大獲全勝,CDMA2000 則被邊緣化,北電在3G時代徹底淪為看客。

與此同時,華為卻在重點開發WCDMA技術,國內賣不出去(3G牌照2009年才發),就出海遠征,結果勢如破竹,2005年的海外收入就超過了50億美金,後來更是開發出了明星級的Single-RAN產品,橫掃歐洲幾乎所有運營商,讓無線產品收入躍居世界第二,逼近愛立信。

除了錯失WCDMA之外,紮菲羅夫斯基還將押錯了WiMAX。這門技術表麵上是Intel、IBM和摩托羅拉等一眾美國公司推動,背後推手是美國政府,後者用政治手段在3G標準提交截止9年之後,將WiMAX強行納入成第四個3G國際電信標準。加拿大的北電緊跟美國,並不令人意外。

後來的結局令人意外:WiMAX路線被歐洲和中國合謀做掉,北電大量投資打了水漂,無法轉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機又讓財務問題進一步放大。

危急時刻,紮維羅夫斯基向加拿大政府求助,但哈珀政府拒絕了北電10億美元援助申請,他們認為糟糕的局麵是北電自己一手製造的,因此拒絕援助。但諷刺的是,2009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毫不猶豫掏出137億美元,來購買美國通用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股票。

終於,在2009年1月14日,北電無法償還一筆1.07億美元的債務利息,不得不向法院申請了破產,百年科技巨頭就此終結。

破產後的北電被巨頭分食:愛立信11.3億美元買下CDMA和LTE資產,Avaya4.75億美元收購了企業網業務, Ciena花5.21億美元收購了光纖城域網部門,GenBand1.82億美元收購網絡電話部門。而在2011年7月,蘋果、微軟、愛立信等組成的財團以45億美元收購了北電的6000項專利。

加拿大自由黨領導人Michael Ignatieff 對此評論道[7]:“歐洲永遠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在諾基亞和愛立信身上,但加拿大卻允許北電資產落入外國手中。在他們拯救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時候,他們並未想過我們能否重組北電,以保留加拿大的知識產權和研發能力。”

北電總部,2000年,現為加拿大國防部所在地

北電破產對加拿大科技行業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2008年,北電所在的渥太華和加蒂諾地區高科技行業就業人數為5.8萬人,十年後這個數字下降到4.4萬人。渥太華當地媒體的一名記者傷感地寫道:北電就像一頭被肢解的大象,屍體被衝進下水道,什麽都沒有剩下[6]。

排隊領取養老金和補償金的北電員工,2009年

除了北電之外,加拿大其他科技企業也後勁不足:昔日風光無限的黑莓(RIM公司)追隨諾基亞後塵,最大的芯片公司ATI被並購,最大的醫藥公司Valeant被曝光為“製藥業的安然”。在2018年世界500強加拿大上榜的11家企業中,絕大多數都是銀行等金融類公司。

在破產10年之後,昔日北電所在的安大略省也迎來新的明星企業Canopy Growth,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大麻公司。

04. 抹黑:誰殺死了北電?

在北電破產的2009年,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的一群研究人員就行動起來,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研究北電到底因何衰落?

這項研究的工作做得非常紮實:他們采訪了從1997年至2009年1月期間所有北電高管人員的48%,還采訪了53位北電的客戶,以及若幹競爭對手、記者、學者、行業觀察員、產業顧問和政府官員,做了133次直接采訪,收集到了343項調查報告,素材筆記多達2,500多頁[8]。

報告給出了三個結論:1. 外部環境變化:北電誤讀市場,無法應對競爭和技術的快速迭代;2. 客戶質疑:醜聞導致主要客戶不再相信北電長期服務客戶的能力;3. 缺乏彈性:北電糟糕的戰略、架構、財務、人員和文化降低了公司適應全球經濟衰退和競爭加劇等環境的能力。

結論相對枯燥,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長達35頁的報告概述中,華為被提到了0次。

2009年之後,兩本研究北電衰落的出版物相繼麵世: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和100 Days: The rush to judgement that killed Nortel。在這兩本研究北電破產的專著中,華為僅被提到了2次,且被純粹稱作“來自亞洲的低成本電競爭對手”。

事實上,基本上所有的北電研究者,都會把北電破產歸咎在公司自己身上。但從2012年起,事情開始起了變化,一位叫做Brian Shields的前北電員工,開始四處散播關於華為黑客攻擊北電的謠言,並將北電破產的原因直接扣給了華為:華為黑進了北電係統,所以北電破產了。

一副神秘打扮的Brian Shields,2016年

這種“要證據沒有,但我偏要這麽說”的態勢,在2018年之前並沒有多少市場,媒體也懶得理他。但在2018年之後,形勢突然變化,北美媒體紛紛開始采訪這位Brian Shields,CBS甚至在著名節目《60 Minutes》也采用了這種說法,這顯然為“華為恐懼症”添油加火了一把。

北電的失敗,是由草率並購、財務醜聞、研發失誤等一係列因素造成的。其真正衰落是在2000年之後,此時北電技術上跟華為基本上是兩條路,“華為偷走北電技術導致北電破產”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但這種陰謀論在一個“恰當”的時間點,就有人那麽輕易地信了。

一位前北電員工在Hacker News上這樣評論道:“北電消失並非因為華為,如今,中國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被當做替罪羊。”

如果說華為跟北電的破產有什麽關係的話,那就是在北電破產後吸納了不少人才,例如在北電做到了全球網絡技術實驗室主管的童文博士,其於2009年北電破產後加入了華為渥太華研究所,成為華為無線通信首席科學家。他現在的身份則更加知名:華為5G首席科學家。

中間捧獎牌者為童文博士,2019年

當然,北電作為一個大型企業失敗標本,完完整整地展現在任正非麵前,這是千金難買的商學院案例。華為從中得到的,遠遠不止幾個頂級人才那麽多。

05.  教訓:科技企業的九死一生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一條就是:永不上市。

北電一名叫做Tom McKinney的前研發經理在接受某家媒體采訪時,指出了北電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現任和前任北電員工都有一種強烈的觀點——公司高管的所有薪酬都與股票激勵相關聯,這種隻關心股票價格,不關注真相和長期的機製,最終決定了公司的存亡。”

北電的管理層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暴跌之後,就陷入維護股價的疲於奔命之中,卻意外地造成了財務醜聞,進而大幅影響了公司對研發的投入,隻能螺獅殼裏做道場,在技術路線之中做“選擇題”,最後卻賭錯了方向,喪失了所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終於被債務拖進破產的漩渦。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二條就是:死貼客戶。

在早期(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北電通過為大客戶提供技術服務,與客戶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但在90年代後期,傲慢的研發部門不再傾聽客戶需求,而是想當然的認為“我研發什麽,你就應該用什麽”。事實上,北電之所以賭錯了WCDMA和WiMAX,主要原因就是離客戶太遠。

而反觀華為,摩根斯坦利斯蒂芬·羅奇曾帶隊去華為考察,任正非安排同事接待,沒有親自出麵。事後羅奇有些失望:“他拒絕的可是一個3000億美元的團隊。”任正非對此事的回應則是:“他羅奇又不是客戶,我為什麽要見他?如果是客戶的話,最小的我都會見。”

《毛選》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的任正非,深諳這句話的意義。

任正非從北電身上學到的第三條就是:居安思危。

北電在鼎盛的90年代末期,揮金如土並購如麻,卻再也沒有為下一代技術做提前準備,結果2000年後技術儲備嚴重不足,沒能推出過任何新的重磅產品,基本上以升級為主。導致到了2005年至2006年,大多數客戶擔心北電無法在未來五年內生存,不願意做出長期銷售承諾。

相反,華為居安思危的案例很多,這裏講一個小案例:研發中心二線化。

1995年至2008年間,華為在深圳一共拿到了160萬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個億,均價隻有375/平,當然那個時候地便宜,地方政府自然也願意給低價土地,在2010年之後,華為在一線城市拿地成本也極少超過2000元/平。不過即使這樣,華為仍然不停地將研發中心向二線城市遷移。

華為的一位高管給我算了這樣一筆賬:公司在北上廣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難,但假設員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單程30分鍾內最低房價7萬,單程1小時內最低房價4萬,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時左右的強度,年輕員工要麽買貴的房子背不起房貸,要麽買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如何奮鬥?

因此,在其他公司還在為自己物業升值而沾沾自喜時,華為已經意識到了房價會削弱年輕人的戰鬥力,開始把研發中心向東莞、南京、武漢、成都、西安等地遷移。

百年北電的破產,對電信業界和華為最大的震撼,就是讓他們認識到了科技行業的九死一生。從c&c08萬門機研發的豪賭,到差點兒被摩托羅拉收購,華為其實是由無數偶然鑄就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有華為這樣的企業是非常幸運的,而非曆史後視鏡裏呈現出的必然。

06.  尾聲:中國拖拉機產業的損失

2009年8月,紮菲羅夫斯基在北電破產12天後辭職,成為加拿大媒體唾棄的對象。這位有著運動員身材的標準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無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國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電信領域的皇冠,營收15年狂飆60倍,並在2018年舉世聞名,成為全球所有媒體的焦點。

不過對於摩托羅拉那75億美金的收購巨款,任正非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透露了當年的想法[9]:

為了避免跟美國競爭,在十幾年前我們真的想把公司出售了,連出售以後的計劃都已經想好了。有一種假設,是把中國所有大大小小的拖拉機廠全部收購,中國拖拉機的最大問題是漏油、不耐高溫,我們用IPD的研究方法,能解決這個問題。那時拖拉機1000美金一輛,我們把質量提高以後賣2000美金,如果走了這條路,也許我們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機王國。

曆史沒有偶然,中國拖拉機行業沒能迎來屬於自己的光輝時刻,這是它們的重大損失。

一位日本網友在讀了任正非的采訪之後,寫了如下的感慨:現在,明明是最新的報告,卻有種在讀江戶幕府末期與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的文獻的感覺。

很幸運,我們有一個華為。不那麽幸運的是,我們隻有一個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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