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實的曆史資料——【人禍】第七章：施辣手「諫臣」獲罪（zt）

第七章：施辣手「諫臣」獲罪

　　毛澤東要成功打倒彭德懷、張聞天二人，必須消除政治局成員的反對。這一點他的確做到了。    　　憑藉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支持，毛不必逐個拉攏、搞政治交易，他隻用一篇氣勢凶凶的講話就鎮住了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絕大多數。他的手法有二：一是狡辯，二是威脅。

   　　彭德懷批評他「小資產階級狂熱」。他將「人民群眾」抬出來反駁道：「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他們願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嗎？」

   　　毛這麽說，貌似有理，其實則不值一駁。辦公社，共農民的產，弄得農民隻剩「一碗一筷、一鋪一蓋」他們豈會積極？朱德在七月六日中南地區的小組會上對此就發表過意見：「供給製是共產，農民就如此願意共產？」農民在跟著共產黨造反時是願意共產的，共地主、老財的產沒人反對。可是現在辦公社，共他們自己的產，誰也不願意。當然幾億人，也有願意的，譬如彭德懷家鄉的老人們。他們相信了共產黨的說法，把什麽都拿了出去。等到他們發現這種共產隻能換取餓餓時，他們後悔了，可是他們回不了頭。這就是為什麽老人們要向彭下跪，為什麽要引到食堂，將鍋蓋揭了給他看的原因。

   　　至於公共食堂，毛澤東說農民願搞，非常積極，更是胡說一氣。就在他去廬山之前，他回了一趟故鄉，在老家韶山衝的村子裏召開過老農、老黨員座談會。會上，他的老鄉們對吃食堂大家餓肚皮表示不滿。毛聽了雖然不高興，卻不能在鄉親麵前打官腔，便說：「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毛前腳離開村子住廬山走，後頭食堂便散了夥。毛澤東這個老家，大躍進中沒有得到什麽第一，解散食堂倒跑在了前頭。這自然是沾了毛的光。正因為毛明知農民不讚成辦食堂，這裏才說他是在胡說一氣。

   　　「非常積極」的人是有的，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公社幹部們。人民公社製度使那些幹部掌握了孔夫子以來任何一位鄉官或地主所沒有的權力，他們當然歡迎。「鄉社合一」或「政社合一」，對那些公社書記們實在是太美妙了。兩千多年來沒有一位地主或地方官有本事將一區、一鄉幾萬人的衣食住行全都控製得服服貼貼，而公社書記們卻輕而易舉地做到了。衣，布票由他們發，沒有布票你一寸布也買不到；食，公社食堂叫你吃什麽你就得吃什麽，反正你家裏既無糧食，也無鍋灶；住，叫你拆房你就得拆，讓你把窩蓋在哪裏你就得蓋在哪裏；行，他們不給你寫信蓋章，你住不進任何旅店，甚至買不到車票、船票。而他們自己，正如毛澤東表弟的兒子賀鳳生所說，說假話做假事，做官受表揚，吃好的，喝好的，還可以威風凜凜地打人、捆人（按中共中央委員楊獻珍的說法，是「社長打隊長，隊長打群眾」）由於他們的權力比舊社會的鄉官和地主的集合還大，沒有人能限製他們濫權，因此其中以作惡為嗜好的便橫行鄉裏，成了地道的土皇帝。有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把全村的婦女都當成妃嬪，有的帶女民工去修水利，將所有的女工都奸汙了一遍。問題還在於這種惡霸在黨的幹部中占相當數量。如河南商城縣，即那個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修水庫，壩崩庫□，淹死幾千民工的商城，十三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十一個打人罵人、奸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四十一個民兵團長，有三十個是這種惡霸。全縣二百二十四個民兵營長，這種被百姓罵成「瘋狗」、「土匪」的壞蛋占了一百六十五個。（注１：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通訊》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動員部部長傅秋濤「關於河南民兵工作問題的檢討報告」。）這些人才是人民公社製度的熱心擁護者。毛澤東硬將他們同幾億農民、普通社員混為一談，那隻不過是狡辯罷了。

   　　第二個手法是威脅。毛嚇唬其黨內同誌，若他們不聽他的，「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口氣蠻橫，目中無國、無法亦無黨。

   　　不幸，中共其他高級領導人雖然都有一顆為國為民的心，但他們並未受過民主的教育和訓練。他們當年反對國民黨的不民主，但自己並不懂得什麽是民主。毛澤東對他們來說是個「領袖」和「帝皇」的混合體。他們在毛麵前，理論上是個同誌，實則同臣子相去不遠。七月二十七日政治局討論對彭的處理，周思來提出彭是七分功、三分過，劉少奇、朱德亦表示讚成。毛澤東便威脅道：「看來我隻好再上井崗山了。」周、劉一看毛決意除掉彭，立即軟了骨頭，退縮轉向，同意毛的意見，將彭定成了「反黨份子」。

   　　毛澤東一個狡辯，一個恫嚇，立時奏效，滿屋子職業革命家竟無一人敢站起來抗爭。以後毛又將彭等罵成「忘八蛋」、「資產階級的豬狗們」，彭德懷們也就成了人人可打的落水狗。

   　　人們為什麽不站在彭德懷一邊？從以後兩三年各人的言行來看，除了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人，他們同彭德懷思想上大致相近，但卻幫助毛打倒了彭。原因何在？說他們缺乏道德勇氣，是全軀保妻子之臣，似不夠公允，但他們確實也怕當「反黨份子」。幾年前高崗、饒漱石一死一關的例子，對他們不可能沒有影響。

   　　高崗原本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黨的首腦之一，隻是自認功勞僅次於毛澤東，對毛將劉少奇當作接班人提拔到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不滿，欲拉攏幾位封強大員林彪、鄧小平等人聯合倒劉，取而代之。然而人緣不佳，遊說失敗，倒劉不成，反惹禍上身。劉少奇、周恩來聯手打了個勝仗。毛見高、饒淪為少數，便支持劉、周將他們弄成了「反黨集團」。高崗在獄中自殺，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則押了二十年，最後也死在獄中。高崗一死，中共就塗改曆史。畫家董希文一九五三年畫了一幅大型油畫《開國大典》。畫中，毛在天安門城樓講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廂站著開國元勳們。董曾為此被請到中南海，受到毛澤東的當麵誇獎。隨後此畫印了幾百萬張，進入千家萬戶。但五五年打倒高崗後，中共即強令畫家修改，抹去高崗，換上了一盆花。（文革中劉少奇被整死後，又令畫家改畫，將劉少奇從畫麵塗掉，將立在後排的董必武移來填空。這是後話。）

   　　參加會議的黨內高層人物都是職業革命家，自然不是膽小鬼。但是，對於其殘酷性不亞於對敵鬥爭的黨內鬥爭，他們卻讓一根無形的繩索綁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唯恐一失足便永遠不得翻身。落得高、饒那樣的下場。所以一見功勞大如彭德懷者、黨內地位曾經高如張聞天者，轉眼就成了落水狗，他們第一件要務便是與彭、張劃清界線，免得自己也落水。他們全都急急忙忙地轉向，參加了批彭的大合唱。沒有一個人作任何聲援彭、張的舉動，滿屋子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變成了口是心非的牆頭草。

   　　落井下石最甚的要數劉少奇。他堅定地支持毛澤東，使任何聲援彭的舉動都顯得黯無希望。劉在廬山會後九月間清算批判彭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甚至這樣說：彭德懷「在政治局很不得誌的，有什麽話總是講不下去．．．．他很不高興政治局會議，因此就不願到會了，經常不來了。來了發言（別人）又不聽的。所以他就跟絕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不是一道的，不是一條心的。」他這麽說，完全是為了討好毛澤東，因為彭作為軍隊領袖，與其他九名元帥中的八個（除林彪）關係都很好，這八個元帥中有五位是政治局委員。

   　　自然，並非所有人都打了彭、張幾棍子。批判之初，毛澤東想將黃克誠拉過去，讓人找他，要他與彭劃清界線，反戈一擊，但黃明白說：「落井下石也要有石頭呀，我沒有石頭。」毛將他和周小舟、李銳等召去談話時，他隻是據理力辯。談到十二年前「保衛四平」戰役時，毛說「那是我決定的」，黃毫不客氣地答道：「你決定的也是錯誤的。」（那次戰役以共軍犧牲八千多人而告失敗）結果黃克誠也被陪綁，成了「彭、黃、張、周（小舟）反黨集團」的第二號人物。

   　　身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總參謀長黃克誠的入網頗出彭德懷的意料，因為彭在給毛寫信前曾對周小舟說，寫了信以後，他「可能被撤職，撤職後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不料毛不僅將黃一並打倒，而且因為彭、黃是軍隊的實際主事者，又編造出一個「軍事俱樂部」，誣稱他們搞地下活動，是陰謀家。這樣黃也就和彭一樣，翻不了身了。

   　　當年的軍隊總司令朱德雖不敢明目為彭辯護，卻也在旁不冷不熱地說了一句：「大家都是在一口鍋裏吃過飯的人嘛！」朱與彭這兩位為中共打天下的正副總司令，私交極好，兩人同住中南海，不是你來就是我往，飯後必擺開象棋殺它一陣。兩人深交至此，卻不能救援。他不敢說不該給彭戴右派帽子，便說「彭總在生活方麵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由於朱德在會上還有過「食堂全垮了也不見得就是壞事」，「吃飯不要錢那一套，行不通嘛」一類的發言，他也成了批判的靶子。毛澤東曾在自己的房間裏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張聞天、李銳是右派，朱德也是右派。（注２：彭程、王芳《廬山．一九五九年》第一四一頁。）

   　　多年後，徐向前元帥曾這樣回憶：「廬山會議期間，朱德同誌因實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對『大躍進』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他受到何種「對待」，尚無從得知，僅知朱德「以大局為重，泰然處之，寧肯忍受委屈而決不怨天尤人」。（注３：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徐向前所說的「大局」，指的是維護毛的權威，避免與毛對立，名義上是維護黨的團結，實則是認為黨內除了毛，誰也玩不轉。因此每當毛和某人對立時，他們都站在毛一邊，不管誰是誰非。可以想見，如果朱德受到「不公正對待」時奮起反抗，必定無濟於事，因為整個黨的領導層人物都不敢、不願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押去嚐試一下，抵製蠻不講理的毛澤東。用陳雲的話說，是想保住自己的黨票。用流行於老幹部中間的話來說，是想「保持晚節」。他們覺得，為共產黨奮鬥了一生，若最後被黨打倒，按敵人處置，便是沒有保持晚節，一輩子白幹了。他們在同國民黨鬥的時候是不怕死的，因為他們堅信為革命獻身可以留芳百世，可是「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張聞天的廬山發言）。

   　　有了這種思想，他們對毛一味遷就、退讓，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也就再正常不過了。當年三位主要的工業部長段君毅、呂東、袁寶華在一九八五年著文回憶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李富春時說：「富春同誌對一些受到不公正批評的同誌：從不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彭德懷同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有的同誌講了違心的話。富春同誌．．．．不為會上不正常的氣氛所動搖，他對彭總什麽批評的話也沒有講。（注４：一九八五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是一九三五年助毛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取得軍權的主要人物（會後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共同主持軍務，直至長征結束）。此外，他又是「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的創造者。按說，王是助毛取得領導權的第一功臣，也就最有資格勸阻毛的一意孤行，最有責任製止毛將中國往災難的路上領。可惜的是，他從未那樣做。毛進城掌權之前豁達大度、謙虛從諫，但掌權後對於同誌，無論曾如何有功於他，一旦觸犯了，立即翻臉，決不留情。王稼祥對此有所認識之後，便采取了緘默以自保的方針。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回憶王稼祥的文章中說：「建國後，我們黨所犯的多次『左』的錯誤，特別是對人的錯誤處理，他都很不讚成，並且甘願冒當時一些人對他的非議而不隨聲附合。．．．．他對毛澤東同誌晚年的一些重大失誤，特別是長期重用某些壞人，很不以為然，可是他又感到無能為力而沒有進言。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感痛苦的事。」（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新華文摘》。）由此可知，王稼祥對於毛的批彭，也隻是「不隨聲附合」而已，但這樣也已經得罪了毛。文革中，毛聽任康生等人批他、鬥他，送下去勞改，始終不聞不問，到他病得不行了，才批準他回京治療。直到被毛封為「接班人」的林彪於一九七一年死去，毛要收攬人心了，才說了王幾句好話，而王不久即「在極痛苦和極度矛盾中」（胡耀邦語）死去。

   　　另一位政治局委員、在黨內地位僅次於總書記的彭真，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是明白不滿的。他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在大躍進最熱鬧的五八年十一月辦了個雜誌《前線》，創刊號的發刊詞長達兩千多字，根本不提人民公社，卻大講「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憑靈機一動的『本能』辦事．．．．更不能像風箏、氫氣球一樣，隨風飄蕩，即跟著空氣辦事。總之，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任意亂幹」。可見他領導的北京市委那班人沒有跟著毛澤東發高燒。在廬山上他沒有對彭德懷井下石，卻也沒有起來主持正義。據文革造反派的揭發，彭真於會後不久的十月間對彭德懷說：「廬山會議對你們的鬥爭是過火了一些，我當時聽了也覺得不順耳，但未作聲。」

   　　一個「未作聲」，一個「不隨聲附合」，一個「什麽批評的話也沒有講」，從上述三位人物的態度，我們便可以想像彭、張二人在政治局中是如何孤立了。　　　黨內幾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等，本身並不熱心鼓吹大躍進，但他們在黨內鬥爭中最無原則，他們參加會議隻是為了最後表決時跟著毛澤東舉手。除了舉手，他們還吟詩填詞，由於硬要同廬山的政治扯上關係，寫的東西也就隻能是初中生水平，如「經過辯論求團結，領導英明正確聲」這種討好毛澤東的，或者「住行衣食無憂慮」這種為人民公社粉飾太平的文字。毛對這幾位老人始終很客氣，原因也在這裏。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未上廬山（後來據文革中清華大學紅衛兵的文章說，當時鄧摔跤骨折，在療養），他對此事的態度不詳。

   　　另一位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元帥留守北京，也未上廬山。會後他私下對薄一波表示不讚成批判彭德懷，而且彭回到北京後，他是第一個去看望的，但他也隻是說：「老兄想開些，大局為重吧！正好利用這段時間，讀幾年書。有話慢慢說吧！」

   　　對中共領導人來說，是非雖不可不講，但為了「大局」卻似乎可以不要原則。毛澤東對彭發難的第二天，聶榮臻、葉劍英二位元帥曾一同到彭的住處，同他談了兩個小時，勸他反省自己，「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檢討。」他們顯然認為彭的信不錯，但在黨內引發衝突便破壞了「全局利益」。維護毛的威信，團結在毛的周圍是他們的第一原則。他們對彭說：「主席在時，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你。」（注６：李銳《國防部長浮沉記》序。）由毛來管住大家，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從來就沒想過，要是毛下台或者死去，中國人民是不是會生活得更好。這也就是為什麽他們二人一直供奉毛，任憑毛在文革中恣意亂國亂黨，一直鬧了十年都未實行兵諫的原因。他們明知毛在把中國往災難引，卻還是恭恭敬敬地應付他，直到他死了才將他的夫人、親信一網打盡，原因就是他們的思想始終被那個「大局」、「全局利益」箍著，從未解放過。

   　　一般的中央委員在此事件中表現各異。例如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大將。對彭本有個人成見，而且一貫在政治問題上無條件地支持毛澤東，因此「毫不遲疑地采取了一邊倒的態度」（羅的女兒羅點點語）。相反地，山西省長，後來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在山西接到廬山的電話，知道中央要「反右」，當即在電話中表示：「再不能反右了，開除黨籍也不能反右了。」然而，他也隻是說說而已，並不敢抗上。對於中央委員們來說，黨籍是命根子，他們不願被開除，隻得跟著毛反右。如原駐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權，一九五八年因向中共中央報告說南斯拉夫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非中央所說的帝國主義的走狗，被召回國接受批判。此時為免再度栽倒而永不翻身，隻得違心地跟著批彭。

   　　周小舟本被毛視作親信，剛開會時還幫毛改過詩稿，但他在會議中公開表態，支持彭德懷的觀點。這無異於背叛，毛恨之入骨，宣布他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與彭一起打倒了。

   　　李銳本來也深受毛信賴，是毛原來指定的「會議紀要」起草人之一。他在會上的言論使他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從此「生活在曆史的漩渦中」，「被淹得半死不活」（李銳自述）。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去、毛澤東威望大跌，周恩來得以重建政府，指示將他從監獄釋放，他才重見天日。

   　　年方三十七歲卻已給毛澤東做了十一年秘書的田家英，與李銳是極好的朋友。他曾告訴李，毛缺乏經濟知識。因此在廬山會議初期，毛找田、李等人開小會交談時，二人曾向毛建議由陳雲重新主持財經工作。廬山會上，有一位中央委員將田、李二人私下講的話在全體大會上「揭發」出來。下山回京後，田給李打的電話又被人竊聽。此後田雖仍繼續當毛的秘書，卻明顯受到了冷遇。文革初他被撤職，罪名中有一項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事由是毛以批判吳晗的曆史劇《海瑞罷官》為起點發動文化革命，說過「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在整理毛的講話時，田不讚成將彭的名字寫進去。他被定為「一貫右傾」，限期搬出中南海。他對妻子說：「真想不到兢兢業業十八年（指為毛做了十八年秘書——作者注），落得如此下場！」隨即自殺身死，結束了年輕的一生。張聞天在他那份發言中曾說到：「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這話說得雖好，卻說明他眼光並不敏銳。就在兩年前，五十幾萬人講了幾句不同意見，甚至一句也沒講，都被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的帽子，勞改、坐牢，家破人亡。他那時不站出來主持正義，如今卻又幻想講了不同意見可以不戴帽子，實在是沒有看透毛的為人。按一九五七年抓右派和五八年拔白旗的標準，張聞天那份發言足夠分成一百份，每一份都可以扣上一頂右派帽子或插上一麵白旗，而他竟然對毛給他一頂「反黨」、「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沒有思想準備。毛七月二十三日發動批判的第二天，他還在小組會上陳述己見：「我們要講缺點，你們要講成績，這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其書卷氣使人直想起與狼辯論、細數狼不該吃他的理由的東郭先生。

   　　一搞成階級鬥爭，當然就沒有「溫良恭儉讓」了。各省長的警衛負責人被告知：彭德懷、張聞天等人不能擅自進入毛主席、劉主席的住地，他們的汽車不能下山，沒有毛、劉的批準，山下九江市的機場的飛機不能起飛，這幾個人不得相互接觸。

   　　毛澤東當然也明白，哪怕把這幾個人全扣押起來，隻要政治上沒把他們徹底搞臭，他們就可能東山再起。要是糾纏在大躍進、煉鋼、辦公社、吃食堂這些問題上，他是不能穩操勝券的。即使一時贏得了足夠的讚成票將彭、張二人打倒，也難保眾人內心就服，難保日後不翻案。為此他千方百計將他們弄成「反黨集團」。會議集中批判他們，說他們的目標是逼毛檢討，進而推翻毛，並追究他們的「秘密反黨計劃」，把誰先發言、誰後發言都說成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此外，毛又找了幾件與廬山的議題不相幹的事情大加渲染，力圖將他們搞臭。

   　　一是抗日戰爭期間的「百團大戰」問題。

   　　一九四○年八月，彭德懷指揮調動一百零三個團的兵力向華北日軍發動進攻。到十二月初為止，共斃傷日軍二萬人，偽軍五千人，而彭指揮的八路軍自己也傷亡了二萬二千。戰役進行期間的九月十八日延安幾乎傾城出動，召開了「紀念九一八，慶祝八路軍百團大戰勝利大會」。起先，毛澤東是高興的，他於九月三十日給彭發去一份電報，電文如下：「德懷同誌，百團大戰真叫人興奮，這樣的仗可否多搞一兩次。澤東。」（注７：見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中國現代史》一九八五年第九期。）

   　　但這場戰役使侵華日軍「深刻反省」，不敢再對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掉以輕心。在這之前，日軍自華北抽調兩個師團投入華中戰場與國民黨軍隊作戰，而戰役結束後不久卻從華中抽了兩個師到華北來。隨後的兩年中，麵對日軍反覆進行的殘酷的「掃蕩」，八路軍遇到了空前的困難，抗日根據地一度縮小三分之一，隊伍也減少了。這樣，毛覺得吃了大虧，別人也認為這是百團大戰招來的麻煩。一九四五年中共開會總結華北抗戰，彭就成了眾矢之的。「會上發言的同誌幾乎一致地認為，此次戰役的發動過早地暴露了我們的力量，是『戰略錯誤』和『路線性錯誤』。」（注８：《人民日報》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薄一波的文章。）彭德懷隻得檢討以自保。

   　　現在廬山開會，毛要徹底將彭搞臭，這件事就又搬了出來。會上一致批判彭，說「百團大戰是背著中央發動的」，「幫了蔣介石的忙」。總之，這成了彭又一大罪狀。直到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組「提審」彭，由於彭不肯接受在百團大戰上對他的指控，橫遭一頓毒打，當場被踢斷了肋骨。

   　　毛最初並無先見之明，所以會有請彭「多搞一兩次」這種戰役的念頭。等到日軍調集隊伍向八路軍控製的地區大舉反撲，他才後悔不迭。日軍的團剿和掃蕩，固然加重了華北人民的苦難，同時多少也減輕了南方諸省百姓遭受日軍蹂躪的程度。為友軍承受攻擊乃至真的幫忙，隻要對抗日有益，如何算是罪過？隻有著眼於保存實力以便日後向國民黨奪權的人，才會得出「幫了蔣介石的忙」的結論。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的一次談話中（八月十七日）提到抗日戰利後國共和談期間中共的口號「和平民主新階段」，他說：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國人自然要多受一年苦難，但共產黨的實力的確可以增強不少，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由此可知，毛澤東為什麽對招致日軍打擊、削弱八路軍實力的百團大戰那麽深惡痛絕了。

   　　在百團大戰之前，中國人民抗日的第一個勝利的戰役是消滅了幾千日本兵的山西平型關戰役，為了否定百團大戰，平型關指揮者之一林彪特地出來自我否定了平型關戰役：「平型關吃了虧，是頭腦發熱，這是任弼時（任為中共元老，一九五○年病故——作者注）作的決定。」並指著彭說：「你那個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注９：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意即指平型關和百團大戰一樣，都屬同日軍正麵交鋒的大戰，不論消滅了多少日軍，隻要消耗了自己的實力，那就是對國民黨有利，不該打。直到一九八八年，官方的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為彭德懷辯誣的書裏也還是說：「百團大戰的勝利是無可置疑的。但客觀上減輕了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壓力，也是事實。」（注１０：彭程、王芳《廬山．一九五九年》第一五九頁。）這等於是說，共產黨的軍隊就應當躲在戰場之外養精蓄銳，以便日後向蔣介石開火，而不該與日軍打大仗，讓國民黨軍隊得利。中共攻擊國民黨對抗日期間的合作沒有誠意，這固然是事實，而共產黨本身也彼此彼此。彭德懷為了打擊日本鬼子而「幫了蔣介石的忙」，原因就是彭「不知其為暫時的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注１１：毛澤東語，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合作抱有誠意。

   　　屈服於毛的淫威，彭很快作了檢討：「一九四○年的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麵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這很明顯是民族義憤模糊了階級立場。」

   　　毛並不因彭肯認錯而高抬貴手放他過關。林彪後來說毛「要麽不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此語不虛。為了釘死廬山一案，杜絕彭日後翻案的可能，毛又將彭與高崗一案聯在一起。

   　　毛在廬山搞的決議中如此宣稱：「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和黃克誠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聯盟．．．．張聞天也參加了高崗的宗派活動。」從高崗被捕到廬山開會，五年來都沒有查，怎麽「現在」一下子就「查明」了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是「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注１２：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澤東寫的一個批語。）這顯然是栽贓。但這一招十分高明，因為劉少奇、周恩來是搞倒高崗的主要角色，將彭與高拴在一起，本與彭觀點相近的劉、周便不會伸手助彭，毛也就勝券在握了。

   　　由於彭德懷是黨內有名的生活儉樸、不圖享受的高級幹部，在生活細節上無可挑剔之處，毛便說他是個「偽君子」，以其儉樸為偽裝，掩飾其政治野心。這自然不能服眾，連毛的老朋友、前國民黨將領張治中也大不以為然地說：「怎能偽裝一生呢？」

   　　用「偽君子」是批不倒彭德懷的，為了使彭永無翻身之望，毛澤東又給他和張聞天安上了中國人最害怕的罪名：「裏通外國」。

   　　此前不久，彭訪問過蘇聯，同「蘇聯老大哥」交道打得不錯。張聞天是毛指定的首任駐蘇大使，後來任外交部副部長，時常往頭號盟友蘇聯跑，說他「裏通外國」就更方便了。在這上麵第一個發難的可能是林彪。七月二十七日，奉毛指示剛趕到廬山的林彪提了一個惡毒的問題：「彭德懷同誌前不久訪問了東歐各國。上山你急於發難，是不是有背景？赫魯曉夫對你評價那麽高，你答應了他什麽？」

   　　「通敵」的帽子扣不上，因為當時蘇共還是中共的「老大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但說彭「裏通外國」正是恰到好處，而彭事實上與赫曉夫的關係也不錯。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赫曾與他會談過一次，「會見是秘密進行的。會見的，蘇方費德林擔任翻譯,我國防部翻譯被拒絕入場。密談三小時多，彭談話後，非常得意，向一些同誌說，赫把（將）去南斯拉夫（訪問在）機場講話的稿子拿給他徵求意見，他建議赫『不要說鐵托是非馬列主義者．．．．』赫欣然接受．．．．」（注１３：見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懷反革命罪行匯編》。）

   　　彭不懂俄文，要說他與赫暗地有勾結，也僅此一次會談而已，但因此斷然說他「裏通外國」，顯然是羅織入罪，存心栽誣。

   　　類似的栽誣，曆史上早有先例，諳熟史書的毛澤東自然記著。一四四九年，明朝軍隊在土木堡被蒙古大敗，英宗皇帝被俘，大臣於謙主持抗戰，整整八年，抗戰勝利，蒙古不得不釋放了英宗。英宗複辟後，竟誣於謙「迎立外藩」，沒有證據，單憑「意有之」便砍了他的頭。毛說彭、張「裏通外國」，一樣沒有證據，也不需要證據，而且連「意有之」也不必說，就那麽定案了。

   　　九月十一日，毛在批鬥彭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說「絕對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好像此案證據確鑿，已不容置疑。張聞天挨完鬥，回到家中，對夫人訴苦：「講我別的什麽，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裏通外國，真是冤枉！」說完對著老伴不停地淌眼淚。他不明白，毛的目的是要搞臭他們，為達此目的，毛是不講道理、不擇手段的。

   　　如果說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所作所為同整整五百年前的明英宗有何不同的話，那或許可以說這一次是舊日統治者的王氣、霸氣在中國步入現代社會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這並非是說死在紫禁城那個黃圈圈裏的幾十名昔日帝皇的亡靈附上了毛的身體，也不是說唯有毛的頭腦被封建毒素所汙染，因為其他中共領導人都不同程度地將毛視作或比作皇帝，他們的封建意識不一定比毛澤東少。

   　　一九七一年九月，曾被毛定為接班人的林彪不甘失寵，謀刺毛不成，事敗身死之後，朱德給林的評語是「犯上作亂」。這是個已沿用了兩千年的標準術語。他顯然把毛看成皇帝了。

   　　一九六二年，副總理李先念在商業部長姚依林（現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副總理）向他轉達毛的指示時發過牢騷說過：「是啊，第一代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都是厲害的。」煤炭部部長張霖之也有類似的話：「曆史上的第一任都很厲害，如秦始皇、毛主席等等。」連彭德懷也這麽看。在廬山會議期間，他曾與張聞天交談，談到曆史人物，彭說：「中國皇帝一般第一朝是厲害，因為他不厲害就搞不起來。」

   　　不僅這些中共的高級領導人將毛視作皇帝，毛本人也是這麽看的。張聞天當總書記時，毛說張是「開明之君」，並不完全是戲語。在他的思想深處，領袖與君主是劃等號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毛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上號召大家學敢於罵皇帝的海瑞，實際也就將自己擺在嘉靖皇帝的地位上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在湖北孝感召集有群眾代表參加的座談會。會間一位年輕的婦女代表因頭天通宵挑燈鋤地傷了風，不小心將噴嚏打到了毛的臉上。毛倒十分和靄，對她說「不要緊」，又開玩笑地說：「對『皇帝』臉上打噴嚏，那還了得啊！我毛澤東是久經考驗的人嘛！」雖說是笑話，卻也可看出，「皇帝」這個詞在他腦子裏總是潛伏著的。（注１４：參加座談的梅白是這樣回憶的，見《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是當時也在場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說：「晏桃香衝著主席打噴嚏的事，根本沒有。」見《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存疑。）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開會，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會上公然聲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注１５：《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頁。）李銳將柯的講話告訴毛澤東，本以為毛會斥之為無稽，不料毛不以為然地說：「他們是有所指的。」意思是有人反對毛（當然指是反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柯這樣說是為了對抗周，鞏固毛的權威，自然未嚐不可。

   　　柯的馬屁拍得恰到好處，過了兩個月毛就將他提拔進了中央政治局。由此可知，中共以後將毛神化，將對毛的崇拜弄到「句句是真理」的程度，固然與林彪、柯慶施的吹捧有關，主要還是毛自己刻意造成的。他隻是比較聰明，自己不開口罷了。

   　　柯要中央委員們迷信、盲從毛，眾多中央委員無一站出來予以斥責。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中共中央的大多數並不認為彭、張等人反黨，卻又在作決議時舉了手。由此我們更可以設想，如果發表上述言論的人有機會坐上中央主席的位置，盡管可能幹不出毛澤東那些荒唐事，沒有魄力搞反右、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但一定會要求別人迷信、盲從自己，搞獨裁的。中共在這種人治理之下決不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再引述幾段劉少奇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在軍委大會議上的講話：

   　　「所謂個人崇拜，在蘇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後，那時候，在中國也有人要反對個人崇拜。．．．．中央內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懷同誌，也有其他的人。．．．．他在西樓政治局會議上兩次提出來反對唱『東方紅』這個歌，反對喊毛主席萬歲．．．．我們沒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但是彭德懷同誌還是不死心哩．．．．」

   　　「我這個人，曆來是積極地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要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間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誌的、小平同誌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讚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這麽搞的。．．．．．．

   　　「他（指彭德懷——作者注）自己極力搞他的個人崇拜，裝著很認真，在各方麵極力表現自己，他有個人野心。但我看他這個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誌（指一千多名與會的軍隊幹部——作者注）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

   　　「藉著蘇聯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要在中國反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完全錯誤的，是一種破壞活動，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破壞活動．．．．。

   　　「彭德懷同誌幾十年以來，背地裏，背著中央，背著主席鬼鬼祟祟地說了主席和許多中央同誌的壞話，陰謀搞他的個人崇拜．．．．」（注１６：引自作者保存的該講話全文。）

   　　助毛打倒彭，再助毛搞臭彭，特別是在軍隊高幹中消除彭的影響，這也許是身為二號人物不得不做的事，但是劉的上述言論卻過於低劣。七年後，他恰恰就在這上麵栽倒，再也沒有爬起來。美國作家艾德加．斯諾一九七○年底訪問中國，會見毛之後寫的《漫長的革命》，有這麽一段：「要看到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這是理解從一九六六年到現在的各種事件的一個關鍵。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認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整個鬥爭是爭奪崇拜的控製，是崇拜應由誰來利用和最重要的應該『為誰』而加以利用的問題。」文革中，毛利用業已如火如荼的對他的個人崇拜，煽動無知的青年「誓死保衛毛主席」，輕而易舉地將劉少奇打倒，這一定是以搞個人崇拜為榮的劉少奇從未料到的。

   　　其實，真正看透了毛的隻有林彪一人。他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本辭典中「個人崇拜」條旁曾寫下批注，對毛有極為準確的評價：「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注１７：引自彭程、王芳《廬山．一九五九年》第一四四頁。）相比之下，劉少奇的言論就顯得太可笑了。

   　　劉尚未來得及搞「林彪同誌」的個人崇拜，林自己就搞得有聲有色了。正是贏得了幾分崇拜的林彪協助毛整死了劉少奇，甚至比彭德懷還早死幾年。之後林自己又敗在毛手下，也死於非命，而且死在彭之前。這三位中共元老相繼死於毛毛，追溯淵源，正是因為劉少奇一九五九年在廬山做了毛的打手。公平地說，搞臭彭、張、不僅劉少奇等政治局委員有過，連彭、張本人也有一份責任。如果他們能堅持自己的觀點，那麽即使「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張聞天語），也不失為始終如一的君子，在曆史上據有一席之地。然而，他們投降了，太輕易地否定了自己，將自己的意見書貶成了一堆糞。

   　　張聞天在八月十八日離開廬山之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向毛表示：「衷心感謝你，．．．．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毛得此信，當即批示「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即張聞天）這封信」，並下令印發給全體與會者。　　　到了九月九日，彭德懷也寫了一封類似的信，表示「誠懇地感謝你」，承認對自己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是極端嚴重的。」「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你。」毛接此信，同樣表示「熱烈地歡迎」。由於這封信可以又一次證明自己的偉大、正確，毛指示將此信印發全國，從中央到各省、市、縣，乃至每一個黨支部。

   　　彭德懷這樣輕易投降似乎令人不解，但他的確又有自己獨特的邏輯。對於同誌們勸他「表現耐怨的精神」，「著重反省自己」，他到不讚成，他認為：「今天不是耐怨的問題，而是是非的問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加深『左』傾的危險。」但另一方麵，他又努力說服自己承認那封信破壞了「大局」，「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我不能招架，更不能還手，招架和還手對黨對人民都不利。」於是決定「采取更大的忍耐」，對毛低頭認錯，希望「使他自己慢慢轉過來」。他對自己說：「這次我太急了。」（注１８：見彭德懷在廬山的筆記，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十卷。）

   　　至此，廬山上的這場鬥爭就變成了毫無意義的鬧劇。毛澤東固然在這劇中將他的專橫、狠毒暴露無遺；彭、張的作為也表明從根本上說來，他們害怕身敗名裂，更害怕被黨拋棄——這個黨在毛和他們對立時顯然已準備拋棄他們而跟著毛走。他們不懂得「舍身取義」之真諦，他們真的相信「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他們當了幾十年的職業革命家，竟沒有看透在廬山被共產黨殺頭同在南京被國民黨殺頭是一樣彪炳千秋的壯舉。他們以為上帝隻此一家，別無分號；他們寧可違心地認罪，給自己潑糞，也不願成為無黨可歸的人。這正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廬山會議的最後一天，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處理決議付諸表決時，中共中央的委員們全都舉了手，無一反對，無一棄權，包括那些「反黨份子」們。

   　　廬山鬧了一個半月，以彭、張認罪為終，而輕率發動大躍進、禍國殃民的毛澤東非但不認錯，反倒更加氣粗起來，該糾正的、該反省的、該批判的，都成了偉大、正確的東西，統統原封不動地帶回了北京。

   　　一九八一年，鄧小平接見意大利女記者法拉茜談到大躍進時說，「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注１９：《鄧小平文選》第三○五頁。）

   　　這話不能成立，因為還在毛澤發高燒時，周恩來、陳雲等人就已經明白此運動之荒誕了。他們隻是因為「反冒進」，被毛批判，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作過檢討，明知舉國胡鬧，卻被迫保持緘默罷了。至於「提議修改」五九年的計劃指標，那並不等於毛明白了錯誤。在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會議上，毛的確冷靜了一些，說：「我主張明年（鋼鐵產量）不翻兩番，隻翻一番。搞兩千兩百萬噸有無把握？」「似乎一千八百萬噸是有把握的。」將翻兩番改為翻一番，隻是高燒由四十一度退到四十度，人未清醒，遑論改錯。更重要的是,對於問題的發生，他非但不承認自己是始作俑者，反而倒打一耙，說「過去大家反我的冒進，今天我在這裏不反人家的冒進。」（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昌。）好像搞起大躍進，別人都燒昏了頭，世人皆醉唯他獨醒，一堆堆爛屎都是別人拉的，他倒成了寬容大度的好人。就在這個會上，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檢討不該鼓吹「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造成糧食不足，毛卻不以為然：「我們幹社會主義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嗎？」隻是在江說明「放開肚皮吃飯，還要二十年，這個口號現在提早了」之後，毛才不吭聲。由此可見鄧小平所謂毛「首先」發覺錯誤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

   　　到了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間，毛雖然在鄭州會議上表示不能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批評了「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的做法，批評農村的「共產風」「是掠奪，是搶劫」，又承認「現在公社黨委、省委、縣委、地委包括中央，恐怕還急於進入共產主義」（注２１：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鄭州。）但他不引咎自責，反而將一大幫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統統訓了一通：「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緊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來跟我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注２２：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鄭州。）他這麽說，純粹是豬八戒倒打一耙。林彪說他「功為己過為人」，真是看透了他。　要是毛澤東真的明白了錯誤，決心改正，彭德懷和張聞天可能就不會在廬山放炮。他們一個主持軍務，一個忙於外交，本來連會議也不必一定參加（中央讓他們自己決定上山與否）。他們之所以出頭發難，就是因為看到毛文過飾非，不想認真清理錯誤。毛澤東卻說，中央已糾正了錯誤，彭、張在廬山又提，是因為「他們感覺現在不提，再等幾個月後，形勢更好轉，時機過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於發動」。所以，如果說毛已明白錯誤並提議修正，那麽錯的倒真是彭德懷和張聞天了。鄧小平為了表明自己「堅持毛澤東思想」，給毛一個「首先」發覺、改正錯誤的結論，在曆史上是站不住腳的。

   　　毛根本沒有認錯。彭、張在廬山發表意見是必要而正確的。隻可惜他們沒有得到政治局多數的支持，他們自己又一戰而敗，未能堅持真理，反倒承認將自己打成「反黨份子」，「是黨的偉大勝利」。他們致毛澤東信中那些低聲下氣的用語，客觀上助長了毛在黨內專橫跋扈的作風。從此黨內隻要出現岐見、不管誰是誰非，總是以「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告終，「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成了金科玉律。

   　　不過文革浩劫還是七年以後的事，緊接著廬山會議的是大張旗鼓地在全國開展的「反右傾」、抓「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運動。這使本來尚有可能避免或減輕的大饑荒迅速來臨，鑄成了令幾億中國人至今難忘的災難。

(第七章：施辣手「諫臣」獲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