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橋：當文學遭遇醫學---醫學和文學是連體嬰

2009年極受關注的一本小說《斯通兄弟》（Cutting for Stone），作者亞伯拉罕·維基斯（Abraham Verghese）就是一醫生，也是醫學院教授。 維基斯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內科係常務副主任、教授、注冊內科醫生。他也在衣阿華大學寫作係拿過創作碩士學位。他寫過兩本回憶錄，《我自己的國度：一個醫生的故事》，講述他在田納西約翰遜市治療艾滋病人的經曆，此書獲全國圖書批評家獎提名。此後出版的回憶錄《網球夥伴》成為一《紐約時報》關注的暢銷書。這兩本書給維斯基醫生打下了良好的寫作基礎，讀者稱他文筆出色，是一位“無懈可擊的風格大師”。《斯通兄弟》是其小說處女作。我是在前一段時間，幫助國內一出版社物色優秀小說時發現此書的，本想推薦，但是想到書中醫學術語過多，恐難以找到又是醫生又是翻譯的人來從事翻譯，故未列入推薦之首，但近日發現，此書被亞馬遜書店列為2009最佳圖書之一了。

此書圍繞著兩兄弟展開，把讀者帶往非洲、印度、歐洲，最後到美國。主人公名字叫Stone, 聽似“私通”。巧的是，兩雙胞胎是一個印度天主教修女和一個英國醫生（姓Stone）在埃塞俄比亞的傳教士醫院私通的結晶。當然，按照新華社的譯名庫規定，我們不能翻譯為“私通”，而是“斯通”，這個新華社的約定俗成，連想把“奧巴馬”改成“歐巴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也莫能奈何。 此為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言歸正傳，斯通兄弟二人出生的時候，母親難產而死，兄弟二人出生後，卻是連體人，頭部有一血管相連。動手術分離後，其父逃之夭夭。兄弟倆被人收養，兩人從小到大，睡一張鋪子，關係親密無間。但是到了青春期後，卻因愛上了同一個姑娘而反目，從此天各一方。但兩人都做了醫生，故事的敘述者、雙胞胎之一馬力安在紐約做醫生，因得一怪病，隻有自己的親人才能救活自己，就這樣，失散多年後，他注定要回到過去，從和兄弟分手的地方重新開始……這一點點“劇透”，我想就已經讓讀者看出，作者是要把宗教、生死、手足、愛情、父子等人世間所有重要的關係一網打盡。

恐怕也隻有一個醫生能夠做到這樣。醫生的職業，能讓他們每天體驗人世間的喜樂悲歡，他們能夠輕鬆自如地描述死亡、傷痛、分離這些生活大戲。

2009年11月17日，美國公共廣播電台專門做了一篇報道，介紹這樣的醫生作家。其中不乏契可夫、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毛姆和柯南·道爾等名家。“文學和醫學之間似乎有一種特別的關聯。”這篇報道說。

維基斯醫生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棄醫從文，而是一手拿手術刀解剖身體，一手拿筆解剖靈魂。 維基斯堅持“從文不棄醫”，因為他寫作的“聲音”來自他當醫生的體驗。在醫院裏，“你會突然發現人類各種情感，各種痛楚被放大，一些連親人也未必知道的真相和秘密會在醫院裏水落石出。醫院天生是個宏大戲劇發生的地方。”

醫院的經曆，能讓一個作家有寫不完的題材，不需要另起爐灶去“體驗生活”，這一點或許不難理解。可是反過來看，寫作對醫學生涯又有何好處呢？ 美國醫生收費非常昂貴，有時候看病人不到五分鍾，隻不過跟你打個招呼，說聲“How are you?” 隨便看看，就給你開個方子。你出去的時候，發覺賬單是150美元。 既然當醫生這麽賺錢，那麽醫生為什麽會花時間去看這些閑書呢？

原來看小說寫小說，本身也是一種奇特的“職業發展”。這兩個醫生的經曆都讓人發現一個有趣現象，那就是醫學和文學，並非是有你無我，反會相得益彰。維基斯醫生說文學讓他成了一個更好的醫生，而醫生職業讓他成了一個更好的作家。

除了教學、看病、寫作外，維基斯醫生常去逛書店，看小說。他認為“我每看的一部小說，都能讓我做一個更好的醫生，一個更好地診斷者，我就是以此為借口，常常去逛書店的。”在2009年9月2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當中，維基斯醫生介紹說，人們尋常以為醫生診斷就是找出甲乙丙丁諸般事實，然後湊在一起就能得出一個結論。事實上，醫學的診斷中，“故事”的重要性不亞於“事實”：“我每次看病人的時候，我都要問他們的曆史。通過聽他們的病史，我能將讓這個病人和自己腦海裏儲備的其它病人關聯起來，從而能判斷出疾病的性質來。可是病史通常不是診斷，而是傾聽病人的故事。病人常常感到的一個痛苦，是沒有人聽他們的講述，通常情況下，他們沒講二十秒鍾，就被醫生給打斷。”

根據公共廣播電台的介紹，另外一位醫生，北卡羅萊納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兼作家特倫斯·霍爾特（Tererence Holt)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如果熟悉文學，你就會適應模糊性，而醫學充滿模糊性。”霍爾特說。另外，文學給人新的視角，給人觀看世界的新的方式，給出“他人看世界的方式。” 近來流行的美劇《豪斯醫生》，也應該讓人看到了醫學問題和人生故事的密不可分。很多醫學問題，不是事實簡單羅列，自動產生結論的一個過程。如果不需要人的判斷，僅憑事實的堆積就可治病救人，那麽世界上最好的醫生應該產自聯想、戴爾、惠普或蘋果。

《斯通兄弟》的現象，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醫學和文學的嫁接。以前在美國一大學教育係當助教的時候，班上有個學生是附近一家醫學院的老師，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教育係的學生。與之交往當中，我發覺她本科學的是文學。讀完本科後進入了醫學院。後來成為醫生，繼而又成為醫學院的老師。後再次變法，進入教育係學教育。

我以為這是一次次放棄和更換，就如同學物理的學生到了美國為了好找工作去學金融，金融危機了又去學電腦一樣。和這學生聊起來，才發現她多年來，一直在用文學（尤其是戲劇）作為題材教醫學，尤其是醫學中的軟課題，特別是與醫學有關的社會或者人文話題，比如晚年關懷（她用莎士比亞戲劇《李爾王》來教這個題材）、瘟疫（加繆的《鼠疫》）、吸毒（尤今·奧尼爾的《長日漫漫入夜行》）等。她居然把這種奇怪的教學法一路教到了牛津的醫學院，此外，她還在聯合本地劇院、大學戲劇係、醫學院一起申請據說數額高達百萬的研究基金，專門製作用於教學目的的話劇。這是一種讓人稱奇的人生。她的奇妙之處，就是她把她的文學、醫學、教育學背景天衣無縫地融合起來了。

以前看小說，總是喜歡看作家介紹。總是發現作家們都喜歡列出一長串曾經作過的職業，工農兵學商，做過都給寫上，以示人生閱曆豐富。不過這些豐富的經曆最終以作家告終，卻總是讓人心存疑問。這種疑問在寫作平民化、網絡化的年代更顯突出。你不禁想去問：是不是這人以前的哪些職業都幹不好，所以去做作家了？一個人的豐富閱曆，本身能否有分解組合之可能，而不僅僅成為一種單純的更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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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Stanford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