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晚
寂靜，歡喜。
出門在外，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尤其是我們這些飄洋過海來美國的遊子，人生地不熟的，要是萬一誰得了大病，這可如何是好？所以，不管身處什麽樣的環境，保持身體健康應該是我們所有海外遊子的頭等大事，它和學業與工作同樣重要。
來美數載，我們兩位男女家長基本一直保持在健康狀態。在我們的小家庭史上，值得記錄的患病事件，當屬我家大寶在三歲時得肺炎那次。這件事，讓我在很長的時間內無法釋懷。你猜為什麽呢？我先告訴你答案吧：在美國，孩子得了肺炎隻是吃藥，醫生既不給打針，也不給輸液。絕吧？
記得那是1997年1月中旬的某天，已經咳嗽並持續發燒數日的大寶終於撐不住了，老公隻好再次把孩子帶到兒科醫生麵前複診。說到這，我真想發個大大的牢騷。在我們生活的城市聖路易斯，孩子發燒咳嗽甚至都能聽到類似於哮鳴音時，美國的兒科醫生還是不給開抗菌素。他們堅信，孩子咳嗽感冒隻是病毒感染，根本不用吃抗菌素肯定就能痊愈。順便說一下，在美國，抗菌素是處分藥。沒有醫生的處方，老百姓是沒法去藥店拿到抗菌素的。
應該承認，大部分的時候，醫生的這種推理是正確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孩子的病程未必每次都按照醫學理論而發展進行。連咱老百姓都知道，病毒感染還可能會合並細菌感染呢。醫生，您給我們開點兒抗菌素先預防著，還能真的害孩子不成？你沒看這大寶又是咳嗽又是發燒的，已經有十來天了。孩子不吃抗菌素，這病怎麽能好呢？
那天，兒科醫生仔細地檢查完大寶後，終於痛痛快快地丟給老公一個藥方子“去拿藥吧，你的孩子得了肺炎，孩子至少得需要服用十天的抗菌素才行”。
當晚下班回家，我一聽孩子得了肺炎，既心疼又著急。我想，要是醫生早點給用上抗菌素，孩子也不至於發展到肺炎哪。我越想越急，越急越氣，我頓時心裏慌了。記得我8-9歲時，我得過一次大葉性肺炎。為了治病，我當時又是住院又是輸液的，好像折騰了一段時間才痊愈。我還記得，我小時候發燒咳嗽的時候，我總會去我們居民區的那個醫療點去打青鏈黴素。眼下，大寶得了肺炎，醫生不僅不讓孩子去住院，連針都不給打一隻，更別提輸液了。這病，就靠這口服的藥罐子，能治好嗎？
作為學醫的，我當然懂得濫用抗菌素的後果。可孩子得了肺炎，隻靠口服抗菌素治療，難度確實太大了。美國的抗菌素和退燒藥，又甜又稠，藥的味道根本就不和我家大寶的胃口。平時，孩子得個小病時喂個藥時都特別費勁，我想，用這味道討厭的藥水來對付這肺炎，肯定比發財都難。
在美國，你猜人在什麽時候最容易想家？我個人的體驗是，在大人或者孩子生病的時候，會特別想家。在大寶得肺炎時，麵對咳嗽高燒不止的孩子，我最想的人就是我大姐。大姐在國內做醫生，平時家裏人有個大病小災什麽的，都靠我大姐忙前忙後。我幻想著，要是我們在中國，那該多好啊。在大姐的診室裏，大寶想打針就打針，想輸液就輸液。可是，遠水不解近渴，這隻是我的夢想而已。
雖然美國人也興走後門，可那時咱不認識誰呀。大寶的這兒科醫生鐵了心地要堅持她的治療方案，我們確實沒辦法。既然走不了後門，我們隻能按照醫生的最高指示，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來給大寶喂藥了。即使是現在，我依然清楚地記得喂藥的時間表應該是：退燒藥四小時一次，抗菌素一天兩次。
大寶從小身體素質就不錯，如果她想用體力反抗點兒什麽，我真的整不過她。記得大寶第一次上托兒所那天，老公去芝加哥送我母親回國，我一人在家對付這丫頭。你都想象不到這孩子有多大勁兒。為了逃避托兒所，她能把我好不容易給她穿上的褲子，活生生地用雙腿給蹬掉了。瞧，這孩子夠厲害吧。我擔心，如果大寶極力反抗我們喂藥，孩子這病根本就沒法治，這可真急人。
遠在中國的母親看我急得夠嗆，向我建議到，要不，你們兩口子一人按住孩子，一人往她嘴裏灌藥，看看會怎麽樣？我想，大寶這小脾氣，肯定不吃這套。待我們懷著僥幸的心理試試後，這招果然不靈。母親隨後又提醒我，有一種服藥用的注射器，可以用它把藥直接灌到孩子嘴裏，也許值得一試。你還別說，這種注射器還算不錯，它確實可以把藥送進大寶的嘴裏。可沒過幾分鍾，那紅藥水又從大寶的嘴裏原樣地吐出來了。喂藥，喂藥，這可真愁人啊。美國醫生，你怎麽就不能給孩子輸個液打個針什麽的呢？
對付這三歲的孩子，當時確實難倒了沒有太多育兒經驗的我們。既然大寶不吃硬的，那我們就來試試軟的吧。我想啊想，孩子最喜歡什麽呢？什麽可以給她分分神呢？那陣子，大寶最喜歡看巴泥，就是那個又唱又跳的大恐龍節目。為了哄孩子，我和孩子爹決定當回變形恐龍。於是，我用最快的速度瞎編了幾首根本就不存在的怪歌，老公也現場製作了大量手舞足蹈的誇張動作。怪歌配奇舞，為的就是要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好讓孩子能稀裏糊塗地把藥吃下去。這一招，果然見效。一看到搖搖擺擺的爸爸，再聽聽鬼哭狼嚎的媽媽，大寶終於笑嘻嘻地把嘴張開了。我們就是這樣渡過了難熬的十天服藥期。每次喂孩子吃藥的時候，假想有一位趴窗窺視我們家的路人，如果他不明真相，還以為我們在日夜過狂歡節呢。
吃藥難題解決了，下一步就是我們兩人要和各自的老板談請假這事了。大寶得肺炎時，我們兩人都剛剛畢業做博士後，基本上都處在被美國老板嚴密考查階段。我的老板是個從來不吃午飯的日本人，老公的老板則是個單身的大齡美國女教授。這兩個人，工作嚴謹，不苟言笑，從麵相上看，就不是好惹的。我們要向他們請假，非得發揚下定決心不怕被炒的精神才行。
還好，天可憐見，這兩位老板得知大寶患了肺炎以後，都動了惻癮之心，他們分別像特赦囚犯似的準了我們的假。為了照顧大寶，我和老公輪班倒，兩人上下午輪流上崗照顧孩子。夜裏誰精神頭足，誰自願起來喂孩子吃藥，一直到大寶痊愈為止。
孩子小的時候，我們工作忙，壓力大，最怕的事就是孩子生病。既然談到了老板，那我就順便說幾句生物研究吧。做過科研的人都知道，搞生物研究的，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最佳的實驗條件，要想得到有發表價值的實驗結果，不易啊。這種看法當然不是我的獨家觀點，不信你問問目前還在實驗室裏工作的哥們姐們去，聽聽他們怎麽說。不瞞你說，上周末在一個聚會上，一對正在做博士後的中國夫妻毫不忌諱地告訴大家，做博士後真苦啊，天天沒什麽結果，還得瞎忙。有時候，照顧孩子都沒心思。
大寶得肺炎那陣子，我們兩人所在的實驗室都在為申請下一年的經費而加班加點呢，我們請假時真是肝膽俱顫啊。不過，如果換位想想，當年給我們準長假的教授，他們也有壓力。如果弄不到科研經費，教授的日子也不好過。在這樣的條件下，兩位老板能照顧我們家庭的困難，我們還是很感激的。
現在再回到打針這件事上。在美國，孩子得了肺炎都不給打針，你說說看，那還能有什麽時候需要打針呢？而且，不僅孩子生病時不打針，就連我們這些大人，在美國生活了十餘載，也從來沒輸過液打過針。記得回國探親時，時常會聽到有人說，誰誰誰在掛吊瓶，誰誰誰要去打針。在美國，打個針輸個液怎麽這麽難呢？
看來，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生孩子，手術) ，注射器針頭和點滴瓶子，將和家鄉的豬肉燉粉條一樣，永遠變成了我們上世記的記憶。而已經長大即將上高中的大寶，根本就不知道輸液和打針治病的滋味。美國孩子不打針，你信嗎？
感悟：殺雞焉用宰牛刀
2008-03-08 13:0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