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國大饑荒
“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麵經過水衝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幹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斯諾接到的第一次采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裏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麵。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麵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隻有一個想法，盡快離開中國。
——斯諾《西行漫記》
民國期間既有人禍，更有天災。民國期間的天災地域之廣，程度之重，是現代人難以想象的。那時的老百姓扛槍打仗也是一種為了生存的無奈之舉。至於為誰扛槍，我不敢說他們的覺悟有多高。但是，“沒收土地”這一招確是武裝奪取政權的高招。
以下是民國期間幾次大規模的有記載的饑荒:
1、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隻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2、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3、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
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這在斯諾的一篇《中國五大害》的報道中可見一斑：“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陝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著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道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並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麵。”
4、1931年饑荒。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5、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6、1936-1937年川甘大饑荒。
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隻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隻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7、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8、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出現了中原大饑荒。
“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裏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隻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麵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征收繁重的穀物稅；盡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製止這場災難。1943年3月，他的報道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後，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策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
9、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0、1943年湖南, 薛嶽, 抗日名將，蔣介石的心腹愛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為謀取暴利, 將湖南大米走私到廣州, 導致湖南在豐收之年缺餓死上百萬人。
11、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2、1946年-1947年，南方大饑荒。
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曆史學家和政府官員們更願意強調天災而不是人禍的一麵。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隻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整個民國[包括“黃金十年”]是個戰亂的年代，億萬亡靈，該去找誰索命呢？）。
“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麵經過水衝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幹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斯諾接到的第一次采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裏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麵。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麵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隻有一個想法，盡快離開中國。
——斯諾《西行漫記》
民國期間既有人禍，更有天災。民國期間的天災地域之廣，程度之重，是現代人難以想象的。那時的老百姓扛槍打仗也是一種為了生存的無奈之舉。至於為誰扛槍，我不敢說他們的覺悟有多高。但是，“沒收土地”這一招確是武裝奪取政權的高招。
以下是民國期間幾次大規模的有記載的饑荒:
1、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隻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2、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3、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
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這在斯諾的一篇《中國五大害》的報道中可見一斑：“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陝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著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道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並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麵。”
4、1931年饑荒。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5、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6、1936-1937年川甘大饑荒。
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隻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隻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7、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8、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出現了中原大饑荒。
“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裏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隻是野狗從沙堆裏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麵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征收繁重的穀物稅；盡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製止這場災難。1943年3月，他的報道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後，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策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
9、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0、1943年湖南, 薛嶽, 抗日名將，蔣介石的心腹愛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為謀取暴利, 將湖南大米走私到廣州, 導致湖南在豐收之年缺餓死上百萬人。
11、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2、1946年-1947年，南方大饑荒。
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曆史學家和政府官員們更願意強調天災而不是人禍的一麵。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隻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整個民國[包括“黃金十年”]是個戰亂的年代，億萬亡靈，該去找誰索命呢？）。
評論
淡然泰然超然
2011-07-24 09: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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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謝謝簡述了這一段曆史。雖然本人讀過寫書，但這段還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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