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與自由，人所能享有的兩大幸事

歐洲的城市，讓我感覺最深的並不是它們的名勝古跡，而是那些三，四層高的，有著幾百年曆史的一般民宅。高大厚實，隨處可見，這些建築和中國城市裏四十年前還比比皆是的低矮單薄的平房形成鮮明的對比。讓我知道歐洲平民幾百年前就已經開始享有的富足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後葉，離中國人仍然是相當的遙遠。

當然，這可以歸咎於歐洲君王的大度和中國皇帝的小氣。歐洲君王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宮殿和莊園，但也不太介意其臣民過上不錯的日子。中國的皇帝不論自己過得多美，對其臣民的好日子卻分外眼紅。簡單的例子，英王的獵場在十八，十九世紀既已成為公園，老佛爺的園子卻隻能留給自個兒享用。

說到底，中國的皇帝或者當官的，都覺得自己是人，別人不是。苟富貴，必相忘。不忘的也隻有自己的親朋好友，絕非那些和自己從前一樣的窮苦人。這樣的境界，一直無法得以超越。周而複始，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有所好轉。那一年鄧小平說：你是人，你有改善你生活條件的願望。我不能否認這一點，所以你去致富吧。

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變化。它所造成的影響，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展開。然而那永不停歇的建築工地，告訴人們人類那改善自身生活的願望有多麽地強烈。

道理雖然簡單，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並不認同。孔子在老百姓吃的飽（足食）和有信仰（民信）之間做選擇的時候，毫不猶豫的把前者踢開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對待生活的態度上，他不厭其煩的講述貧和富的關係。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貧而樂，富而好禮”。話雖高尚動聽，但不是把人當人看的。人沒有那麽高的境界，把人提的太高就是宗教，最後起到的無非就是把一些人當人，其他人不當人的作用。所謂“學而優則士”就是這個意思。

現代文明的根基，就在於承認這樣一件事：每個人都是人。他從一生下來，最大的願望就是改善他自己的生活條件，直到他進入墳墓為止。而給他以足夠的自由，讓他釋放出他的能量，實現他的願望，過上富足的生活，這樣的社會，就是現代社會。這樣的文明，就是現代文明。任何有組織的阻撓這種願望實現的社會和文明就是落後的和野蠻的。

一七六二年左右，也就是蒸汽機和大機器開始改變人類社會進程的時候，亞當斯密在蘇格蘭的格拉斯考大學對學生們說：富足與自由，是人所能享有的兩大幸事。他的這句話來得絕非容易，因為在他之前不論是古希臘的哲人還是宗教的權威都認為，人如果要成為真正的人，就要擺脫物質生活的束縛。人如果被物質生活所束縛，哪有自由可言？

這樣的想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認同。誠然，智者會認識到，單單富足的物質生活並不一定能讓人幸福。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剝奪他們追求物質生活的權利，就是剝奪了他們追求幸福的權利。

古希臘的哲人和宗教的權威所推崇的是一種道德經濟，是一種以少數人的意誌強加於芸芸眾生頭上的枷鎖。這種道德經濟旨在給各種產品都定下一個道德價格，其結果是有人有權利定價格，他們是人，其他人不是人，何談自由？

亞當斯密和其他當時的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是一個新的經濟，價格由市場上不同人的需求來決定。就象牛頓定律所決定的，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使它在一個平衡點上停留下來。如果有人不同意這個價格，其他人會同意，最後大多數人得到的是自由。

道德經濟不甘心失敗，在很多年後它換了個麵孔又開始製定道德價格。它讓人民接受貧窮做為道德的化身，實際上少數人卻在享受權利給他們帶來的相對富足的生活。人民被這少數人所定的價格牽著走，失去了最基本的權利，其實就不是人。

道德經濟實施的那段日子，是我們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人那種要改善自身命運，追求富足生活的最基本願望遭到了最直接的壓製。

而如果允許人這種原始的願望得以發揮的話，每個人要做的必然是交換，而社會就必然成為一個商業社會。而且，人從自利的角度出發，就必然遵守一定的道德規則。社會總的財富也能夠得以增加。如果人不能改變自身命運的話，這社會哪裏會有動力去創造財富呢？

任何政客，隻要他或她的政策有害於人們這種最根本願望的實現，他就是道德經濟的翻版，到頭來人失去的不僅是富足的生活，也是個人的自由。

在道德社會裏，英雄是有權勢的人，因此他可能是軍人，或者領導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的人。 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商業社會裏，英雄就是實現自身願望，給社會創造財富的人。

商業社會也會摔跟頭，因為市場機製總不會是完全透明，有自己的內在周期，有欺詐和貪婪造成的危機。但很多時候，是因為有道德經濟的黑手插入。當發生危機的時候，道德經濟就會站出來指責市場經濟，試圖製定道德價格。

相對來說，現代的中國是其曆史上真正的盛世年華，因為其人民能夠名正言順的為改變其自身命運而工作。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然而這離亞當斯密所談的富足和自由還有相當的距離。當人民想要擁有沒有汙染的河流和呼吸沒有汙染的空氣時，他們這種要改變自身福利的要求還是要受到壓製。他們在這方麵還沒有被看成是人。那些少數人，憑權勢享受相對清潔的河流和空氣。

白大偉，二零零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