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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繪畫審美的“時間意識” (轉貼)

(2009-10-31 12:10:34) 下一個
作者:劉悅笛   內容提要:要言之,中國古典繪畫審美的時間意識本源自儒道互補的“動”。這“動”涵攝有“氣韻生動”之生生不已和“虛無因應”之變化無為的雙重內涵,它點化繪畫空間為靈“動”的時空合體境。相應的,對這玄妙繪畫時空的觀照也體現為“曆時化”的遊觀,它要求化“靜”觀成“動”照,融外在空間節奏入內心時間的律“動”。而在禪宗意識介入後,“共時性”的審美理解則將“動”“靜”並置起來,並相互澄明。同時,“詩畫融合”成為禪道入畫的途徑,詩的時間意識延拓了繪畫的審美時空,使得中國傳統繪畫最終成為一種“時間品味方式”。 關鍵詞:動 氣韻生動 虛無因應 曆時化 共時性 詩畫融合   宗白華在《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1949)的開篇,引用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關於獨立文化基本象征物的說法——埃及是“路”,希臘是“立體”,近代歐洲文化是“無盡的空間”——來論證西方藝術“空間境界”的特質。1 這種品質在傳統西方繪畫裏得以鞏固並居主流,“繪畫由於所用的符號或模仿媒介隻能在空間中配合,就必然要完全拋開時間”,2 而描繪空間中並列的物體和暗示動作。然而,古典中國繪畫卻浸漬著深厚的時間意識,它力圖突破空間再現的藩籬,將同源的審美時空在繪畫內同構並融通起來,從而使人深味其間包孕的時間感。顯然,這與華夏民族的同根依待的時空觀息息相關。 (一)   追本溯源,這種時空觀濫觴於《易經》和先秦道家,是儒家與“時偕行”與道家“俱道適往”互補相生的產物。《易經•革卦》觀四時之變,“治曆明時”;《鼎卦》有觀空間鼎象,“正位凝命”。兩卦分別象征一時境一空境,並相推而變“生生之謂易”,共構起“時空合體境”。3 相對的,老子貴空間的靜與閉;莊子則重空間的“深閎而肆”,並通過須臾與永生、彈丸之所與廣袤之鄉的相對,歸旨在逍遙有限時空之外的“與道冥一”。兩方融匯間,易之“動”融注在道之“虛”裏,形成了華夏時空意識的一麵,宗白華總結道:   “虛而不屈”,不拙,不竭也。動而愈出,生生無窮。此虛,非真無有,乃萬有之根原。“以虛空不毀萬物之實。”“虛”,宇也,空間也。“動”,宙也,時間也。4   可見,“動”是為華夏時間觀的根本。而且,它與空間同根一體,決定了古典中國繪畫的文本空間並非凝固靜態的空間,而是熔鑄了時間意味的生化不已的時空同體;畫麵的虛、空、白也並非“無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綿延生氣業已貫注於其間,使之幻化成為靈動的生命空間、無為而變的虛幻空間。   一方麵,華夏繪畫空間的這種時間意識重在“變”與“易”的生生不已,這是“氣韻生動”的本質規定。如方薰《山靜居畫論》所見,“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5 由生動入氣韻,首先是就氣韻化生出“動”而言,亦即有生於無的“造化”玄妙。因為道兼攝有無,“常無”中孕育著萬有,而自無生有的刹那正呈現出造化的玄機,“玄而又玄,眾妙之門”。繪畫所凝定的就是這瞬間生成之妙,即繪畫所謂“齊造化之功”(張彥遠)、“偷造化之功”(郭若虛)6 之意。再者,氣韻自身的“生動”是更重要的維度,亦即強調繪畫與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宇宙生命在畫中的流動不息和活躍生化。唐誌契解生動“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者動而不板,活潑迎人”,7 李修易也說“山水之有氣韻……當求諸活潑潑地”,8 正是此意。而且,鄧椿突破人神論而轉移到物之有神,直至楊維楨幹脆認定“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9 這類物活論也屬“活”意的衍生。符號學美學家蘇珊•朗格也曾闡釋繪畫為“活的形式”,認為它的“活著”意味著“表現了生命——情感、生長、運動、情緒和所有賦與生命存在特征的東西。”10 的確,繪畫的生命意味正在於此,不過華夏文化的生命意識卻植根在儒道互補的土壤,它既涵攝著儒家的“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生生不已,又包孕了道家“妙道之行,周遍天地,玄德之門,通達眾妙”的無為變化,從而共構為華夏宇宙生命的周流變易,創生不息。   同時,氣又為“動”之載體,動是“氣”之動。方薰又說“氣韻生動為第一義,然必以氣為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間韻自生動矣。”11 這裏,他不僅指明了氣“體”動“用”的本末關係,而且認為氣動而“韻自生動矣”,亦即氣之流轉會自然生成畫麵的樂感化的和諧。難怪唐誌契進而主張以“氣運生動”代之以氣韻生動,因為“有氣則有韻,無氣則板呆矣”(唐誌契《繪事微言》),12 氣乃是繪畫動力場的“圜中”內核所在。而且,這氣韻雖“意在筆先”但卻“妙在畫外”,它“體物周流,無小無大”(黃鉞《二十四畫品•氣韻》),13 從而將畫麵點化為靈動的空間。其實,這空間之“靈”性就是氣韻之“動”的賜予,正是審美時間溶化繪畫空間而成的時空合體境。氣韻之“生動”就意味著宇宙生命的節奏律動,生命元氣的的化生不已,它要求“必須在(包括個性與表現上的)‘氣’、和諧度、生動性及充滿活力方麵皆生機盎然。”14 是故,古典畫論往往強調“凡畫必周氣韻”(郭若虛),15 創作則“氣韻行於其間”(惲向),16 且“必求氣韻而漫羨生矣”(顧凝元),17 鑒賞則必先觀氣韻,這“周”、“行”、“漫羨生”均是“動”之流運形態。   而這“動”,就是時間融入空間的通途。現象學美學家杜夫海納認為,“使繪畫空間獲得活力的時間多少應該屬於繪畫的結構……時間隻有以運動的方式間接參與才有可能……運動是轉向時間的那個空間的麵孔”。18 不過,中西繪畫的“運動”形式卻趨於不同形態。在物化空間層麵上,中國繪畫筆氣、墨氣、色氣交織的空間所包孕之時間性,更類似於現象學所謂繪畫“空間的時間化”——“有結構、有方向性”的繪畫空間像是孕育著一種“在不動中完成的運動”。19 這就是說,這種空間是以“靜”示“動”,而同情感、意象層麵的時間動感相互貫通,亦即顯現在“氣勢”、“氣度”和“氣機”(唐誌契)的生動變化裏,20顯現在精神節奏所蘊涵的深層意味裏。然而,中國古典繪畫的審美空間更是一種“虛幻空間”或“無形的意象”,它的特質就在於超驗的審美時空的存在,這也就是“氣韻生動”之宇宙論和生命化的內涵所在。   另一方麵,中國繪畫空間的時間意識在於“變化於無為”,並在“虛”的層麵直接與道、氣和空的宇宙本體貫通。《管錐編》寫道:“老子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按‘因應’者因物而應之也。”21 虛無因應(時)意指道家虛無也是“因時為業”,順應自然無為而行的。確實,老子貴因時,莊子更以順邃時宜為美,這就為空間的隨時而化、須臾變幻因素之傾注提供了空場,儒家“動而健”的生生創化正是其中的內驅力。具體到繪畫,這類時間意識就凸顯在繪畫美學虛無相生的“虛”、計白當黑的“白”之中。“凡山石之陽麵處,石坡之平麵處,及畫外之水,天空闊處,雲物空明處,山足之杳冥處,樹頭之虛靈處”皆可留“白”空“虛”,它可“作天,作水,作煙斷,作雲斷,作道路,作日光。”(華琳《南宗抉秘》)22 但是,畫麵的虛實並不是截分兩橛的,而是虛實相互生成,因為“通體之空白即道體之龍脈也”。這樣,氣脈一道流貫於畫內畫外,使繪畫審美空間趨向靈動之勢,“凡山皆有氣脈相貫,層層而出,即聳高跌低,閃左擺右,皆有餘氣連絡照應……無氣脈為畫學第一病。”(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23   其實,這畫之氣脈蘊涵的時間性,就表現為一虛一實的節奏和充溢樂感的幻化起伏,它造成“虛其實結,實起虛結”的變化節律。因為,“顯者陽也,隱者陰也,顯者外案也,隱者內象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布顏圖)。24 可見,顯與隱、虛與實的韻律變化與掩映成趣,實際上就是陰與陽互動的道體變幻。這境界使得實處愈實,虛處愈虛,或露其要處而隱其全,或借以點明而藏其跡;並且,它無為而化、變幻無窮:“煙雲本體,原屬虛無,頃刻變遷,舒卷無定”(唐岱《繪事發微》),25 “隱顯叵測,而山水之意趣無窮矣”(布顏圖)。26 這“頃刻變遷”、“無定”、“隱顯叵測”的審美境界正是所謂“妙”境,它強調的是無為變幻的“妙”的本性。所以古典畫論往往“虛—妙”相通,“虛無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笪重光《畫荃》),27 “大抵實處之妙,皆因虛處而生”(蔣和《學畫雜記》),28 “畫在筆墨處,畫之妙在筆墨之外”(戴熙《習苦齋畫絮》)。29 這妙境已超越意象時空,其表象雖在六合之表,但卻榮落四時之外,超乎象外而與超驗的“虛境”融和起來。該虛境雖運乎心而生、因心而造境,但卻“望之無形,揆之有理“(布顏圖),30 因為“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董其昌)。31 而這以意而會的理,實則為繪畫所蘊藏的恍惚混沌的審美至境,“山水間煙光雲影,變幻無常,或隱或現,或虛或實,或有或無,冥冥中有氣,窈窈中有神,茫無定象”(布顏圖)。32 簡略地說,“山川氣象,以渾為宗”(笪重光),33 繪畫造境正在於“渾”之變幻性、模糊性的形象顯現,它圓斯氣裕、渾則神全,同老子所謂惟恍惟惚,窈兮冥兮的“道”境直接貫通。 質言之,中國古典繪畫的“時間性”本源在儒道互補之“動”,它不僅表現為“氣韻生動”的生生而不已,而且體現出“虛無因應”的變化於無為,最終要點化繪畫空間為熔鑄入時間靈“動”的時空合體境。 (二)   對充溢著微妙動感和音樂節律的繪畫空間的觀照,同樣也浸漬著時間意識。這凸顯在觀照狀態的“曆時性”遊觀裏,它要求化“靜”觀為“動”照,流動的視線形成節奏化的運動行為,並融化外在空間節律為內心時間的律“動”。   在心物混融間,古典繪畫美學重心物的對映關係,“本自心源,想成形跡,跡與心合,是之謂印。”(郭若虛《圖畫見聞錄》)34 但這心跡對印是就創作者而言,它遵循的是“心—目—物”的順序,如王履“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華山圖序》)。35 而觀照則體現為“物—目—心”的逆向過程,麵對物象,“應目會心”,俯仰自得,從而“目擊而道存”。這也就是李日華“身之所容”、“目之所矚”到“意之所遊”的三層境界(《紫桃軒雜綴》)。36 而且,繪畫創作特別是寫意往往是率意揮灑,一揮而就。相反,對作品的觀照則強調化靜為動,將審美靜觀拉伸為動態的遊曆過程。因為“有時間過程的是我們的目光,但這個時間過程是作品所要求的……必須讓作品能展開它的旋律”。37而中國繪畫的審美方式就是在“遊觀”中的飽遊沃看,它保持的視覺長度和時間停滯更為長久,從而使作品旋律舒展的審美時間充分延長和流動。所謂“一望即了,畫法所忌”,觀照重在“不了”兩字(邵梅臣《畫耕偶錄》)。38   宗炳《畫山水序》曰:“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同會。”39 這就將目“觀”同心“遊”點通,心靈的眸子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就象莎士比亞所說藝術家的“眼睛在微妙的熱情中一轉,就能從天上看到地下,從地下看到天上。”40 而“氣韻本乎遊心”(郭若虛),41 才是這種遊觀的深層原因所在。周生流遍的氣韻要在個體生命內得以安頓,並歸根在“遊心”,這樣才能目既送往心亦吐納。其實,這種觀照的自由遊動更接近於觀舞,《文選》傅毅《舞賦》描述了這一狀態,“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形象”。不過,繪畫本身確是凝固的“象”,動的則是“遊弋的眼睛”。因為視知覺的“同時性是以連續性為媒介的:視線在對象上移動,它永遠不完全停落下來。這是由於視線的運動,我們才覺得對象有運動。尤其是,由於這一運動,對象才是為我們而存在的對象,才深入我們的心中。”42 可見,正是由於視線的運動,才會將繪畫空間的節奏潛化為審美心理的節律動感。這種化跡入心往往被稱為“得妙悟於神會”(李嗣真《續畫品錄》),43 “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誌》),44 它重在心靈與妙境的偶然遭逢,重在觀照成形的隨即性與偶然性。   而且,這種心靈遊曆的外化形態就是“以大觀小”的散點透視,“三遠法”的綜合運用和“咫尺寫萬裏”的以小見大。沈括《夢溪筆談》反對“仰畫飛簷”式的定點觀照,而要求在製高處“如人觀假山”般俯瞰全景,45 從而為視點的零散化提供了自由空間。郭熙《林泉高致》的“高遠”、“深遠”、“平遠” 46 也並非割裂使用,而是一種數層視點的綜合運用,或俯觀、或仰視、或平望,從而造成時空錯落並置的迷離之感,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而“咫尺之圖,寫千裏之景”更是傳統繪畫的經典方式,他們強調的是在方寸之間吸納、凝縮大千世界,使之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為小景而不少,這也為靈想時空的敞開與散逸辟得廣袤的場所。   在這諸多形態內的觀照流程,無論是縱觀豎式條幅時目光的上下回環往複,還是掃視橫式長卷時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動遊曆,都不是置身於定點的一覽無餘。而是,隨著“多中心”視點的移動,心靈的眼睛隨之飄逸和遊動,並將片片意象在內心並置疊加成群,從而渾整為完形的繪畫意象。笪重光《畫筌》曰:   真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47   也就是說,目觀不能盡收全幅在眼底,它隻能收攏於一角而非“全圖”。而且,要把遊觀中分獲的意象“完形”在蒙昧的心裏,似有似無,本於意中融變,方能整合出“愈新”的藝術形象,並深悟其間的意蘊和況味。即便是遊移過程中的定視,也因“一收複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笪重光),48 或山體“環抱起伏之勢,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掛腳”(布彥遠),49 而使得目光隨山勢的流動而移動。進而,還要應目會心,“山性即止而情態則麵麵生動”(布顏圖),50 景由情“動”而雙方交融為一。   實質上,這種東方特有的移動觀照形式,勢必會放慢審美的節奏和流速,並使得多重審美時空共生融匯。由於散點透視點是跳躍散落在水平線上下各處的,空間因而表現處同“線形透視”相異的扭曲和偏離,而“畫幅結構的空間進程在功能上與空間的扭曲有必然聯係。而這,自然會‘影響時間的流速’。由於空間扭曲,時間的運動也隨之放慢了”。51 另一方麵,這平衡組織在畫麵裏的變異空間,又會打破人們日常觀照的時間方式,形成“大小相間,前後相掩,有起伏,有隱現,參伍錯綜,主賓顧盼”(華琳)的幻象之感,52 這同樣也拉慢了審美時間的曆程。而且,由這種遊觀形式與文本結構所決定,散觀所獲的審美意象並非是定視而生的整片,而是多重共生的審美時空的在內心聚匯完形。最終,意象化作心象“物在靈府,不在耳目”,從而目擊而道存,體悟到道之本源的生化。   如此一來,審美觀照的“遊”就與繪畫本身的“動”貫通起來,從而共構成生命化的“時間意識”互待的兩麵,並顯現出靈化的“命”與物化的“生”的本然同一。的確,華夏古典文化強調主體的生命意識,它往往以人為核心旁攝時空,“上下四方為宇,往古來今為宙”,並以這種時空觀來返觀藝術,從而使審美時間在生命時間內生發出來。這種文化語境的審美裏,主體創造的繪畫必然被賦予著生命時間感,而律動的觀照也同審美客體交流互融。它們之間不僅是意向性的所指關聯,而且主客雙方流轉互通、循環往複,表征出華夏古典美學天人同構的民族特質。 (三)   與審美觀照的“曆時化”相異,在禪思融入儒道家互補的時間觀後,深受其浸漬的繪畫主流則強調審美理解的“共時性”,它涵攝著“動”與“靜”的相互澄明。   禪語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萬古長空象征著天地悠悠、萬化靜寂,是超時空的永恒界域;而一朝風月象征時間“動”的刹那,宇宙生機的飛動流化、綿綿不絕。繪畫雖隻能捕捉自然之一朝風月,但卻以殘角和瞬息而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縵,亦即攝入著時空無限,“將永恒表現為瞬間,將空間表現為無限的空白。”53 相應的審美理解,就是把這“動—靜”同體“偶合性”地並置和提升到共時層麵,並在意味深長的結合裏,瞬間生發出人生真諦的感悟和宇宙生命的感歎。依心理學家容格釋《易》所見,華夏民族這種“共時性”與西方“因果律”截然相反,“共時性事件旨在‘一切存在形式之間的深刻和諧。’因此,一旦體驗到這種和諧,它就變成一種巨大的力量,給予個人一種超越時空的意識。”54 而這也是禪宗審美理解的特質所在,它即是通過這默契動靜之途,置嵌入古典繪畫美學的時間意識內的。   同時,道禪意識往往是通過詩畫融合的橋梁入畫的,從而形成共通的審美時空。因為,中國的藝術體現為渾整未分的原生態性,諸藝無往而不輾轉互通、周流而互貫。而詩畫本一律,鑒畫衡文,道一以貫,詩與畫具有特殊的審美親和力。   一方麵,“詩意”入畫,“畫中有詩”。所謂“詩傳畫外意,貴在畫中態”(晁以道《畫旨》),55 正是這詩畫同妙的境界。相應地,繪畫美學重意蘊的“象征性”。王士禎就描寫了這種情形,“李龍眠作陽關圖,意不在渭城車馬,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嗒然:此詩旨也。”(《丙申詩舊序》)56 可見,該畫意象征了文人的遠遁城郭的喧囂煩躁,抽身時世變遷而陶然自得的心態,在其幽情遠思間詩畫是打通的。正如沈宗騫所言,“畫與詩皆士人陶寫性情之事,故凡可入詩者,皆可入畫”,57 所以二者都本自心源,在心理的熔化下形成“異跡而同趣”的審美意象。與此相關,詩與畫的藝術語言似乎都被“抽象”成某種文化符號,隻有結合特定的文化語境才能“閱讀”,進而歸旨在其後粘連著的形上玄思。另一方麵,畫論又與詩理互通有無。不勝枚舉的詩學話語為畫論所吸收;反之,畫論又暗通於詩意與禪理。王士禎便坦言南宗畫論往往“通於詩”。他曾說“聞荊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跋門人程有聲近詩卷後》),又說:“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分甘餘話》),58 畫理與詩意的互通更多在於禪境。   但是,詩畫互通給繪畫帶來的時間意識,不僅止於禪境的潛移默化,而且更在於詩的語言本性——時間因素對繪畫的浸漬,從而將繪畫“理解為內在詩歌和音及類似精神狀態的跟詩的中介關係。”59 首先,詩意韻味與繪畫表現間的互點靈犀,讓詩情與畫意得以共同深化。這樣,“感於物而動”(翁方綱)、“因物感觸”(羅大經)的詩“興”,60 便與繪畫的“妙想遷得”勾連起來。所謂“妙想實與詩同出”(蘇軾),61 “興來漫寫秋山景”(黃公望)。62 這也就是說,畫也感物起興,心與物動,達到興來神往,天然入妙之境。而且,審美感發的“興”導向“意境”並與之和諧,才能達及“荒怪軼象外”(蘇軾《題文與可墨竹》)、“意出塵外”(朱景玄《唐代名畫錄》)的意境。故而,清代範璣《過雲廬畫論》說:“超乎象外,得其圜中,始究竟矣。”63 隻有求諸象外的意境的創生,化實境為虛境以玄鑒宇宙的旋律和奧妙,才是繪畫的本根所在。要言之,“興”與“境”詣, 正是詩畫融合的契合點。其次,在畫之通靈處的題詩,其包孕的意蘊內涵又會拓展畫麵的意趣和情思,充溢繪畫的表現力和包容性,使得詩化的審美時空廣攝四旁而圜中自顯。畫並不能窮盡詩意,因而就要“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吳龍翰《〈野趣有聲畫〉序》)。由於詩語因素對鑒賞的滲透,蔚為大觀的題畫詩必然會強化繪畫的“閱讀性”。實際上,傳統繪畫並未落入摹寫自然的時空限定中,而是通過詩意、趣、情的引發提升,為心靈的自由舒發辟出更深遠的審美時空。它不僅辟審美空間於廣袤無垠,而且還延審美時間向深邃幽遠,從而將詩言體味擴散在繪畫的視覺直觀裏,使對靜態繪畫的賞玩在詩味的反複涵詠中趨向動態體驗。   在審美時間之外,更為獨特的是對時間的審美。石濤《畫語錄•四時章》說: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陽各異,審時度侯為之……予拈詩意以為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64   他通過“禪意—詩意—畫意”的途徑,將景隨時易的日回月周、寒暑易節作為審美的對象。其實,這早已為古典畫論所注重,郭熙就不僅論及空間的“山形步步移”、“山形麵麵看”,而且注重“四時之景不同”、“朝暮之變態不同”的時間變幻。他說:“真山水如煙嵐,四時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林泉高致》)65 這種意識是源於古人對晝夜穿梭、四時輪回的觀審,他們以為自然周期變化在時間流逝中內在具有了氣韻,具有了宇宙的輪回節律,並在繪畫裏創生出一個極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間、充滿音樂情趣的時空合體。這裏,繪畫的空間方位往往擴散成時間的交替節奏(春夏秋冬與陰晴朝暮)甚至情感、情緒的變化節奏,從而使繪畫真正成為了一種“時間品味方式”,66這正是中國傳統繪畫的獨特品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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