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帥恩怨（七）林彪這個人
我是在王老先生作古多年後，才悟出這句話的含義，其中“十足”為定語，用在林彪身上可解釋為“真正”。也就是說，林並非後來變“壞”，而是本來就“壞”，那副左的嚇人的麵孔是假的，這副“反革命”的麵孔才是真的。換句話講，那些近乎肉麻的吹捧毛澤東的東西，其實全是假的，是偽裝出來的。而這正是林在中國最招人恨的地方。《五七一工程紀要》才是林真實的一麵，而這又多是人們心裏想的，卻不敢說出口的東西。
如是而已，很多文革不解之謎，便可迎刃而解。
首先，還是回到“紀要”本身。毛時代後，官方對此最接近真實的評價“《紀要》顯然是站在極端反革命的立場，企圖利用人民的不滿”，“汙蔑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把“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作為他們的口號和綱領，陰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殺害全國各族人民敬愛的毛澤東，以建立法西斯專政。《紀要》中有些話是反對張春橋等人的，這反映了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紀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如幹部受壓，但這絲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確”。
所以說它“最接近真實”，是官方終於承認“《紀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如幹部受壓”，以及承認“有些話是反對張春橋等人的”。也就說，承認了一些客觀真實。但其論卻與實有點不符，承認其“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卻又說“絲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確”，這也太離譜了吧。 “真實”就是客觀存在，不是造謠誣蔑，怎麽就還“絲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確”呢？
這是典型的以論代史，結論早定好了，林彪是個壞人，所以他說得什麽，都不能說好。在這個前提下，無中生有地稱其“汙蔑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以建立法西斯專政”，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我所以將“紀要”全文照錄，就是讓人們自己去用腦子想，去判斷真偽。
難道：“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Ｂ－５２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準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以建立法西斯專政”嗎？
難道：“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麵樹敵 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不是當時中國社會事實，而是“汙蔑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嗎？
如果“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是“法西斯專政”，而“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就是被汙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那麽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就隻有全盤否定，把中國再拉回到毛的那個“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的“火紅的年代”。
顯而易見，這種“主題先行”定論，是站不住腳的，所以必須推倒重來。
仔細研讀文件原文，裏麵唯一可論罪的，隻有一個推翻毛澤東（文中並沒有謀殺毛的文字，相反還“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沒有全盤否定毛。對毛采用的是“先斬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實，逼迫Ｂ－５２就範，逼宮形式”。而所謂“謀殺”一說，從文件上看，是出自對“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５４３、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的望文生義。因為文件隻是個提綱，未寫明對像，就扯到毛身上了。但從上下文看，其應是指張春橋等“局部爪牙”。），這就與崔杼“弑”莊公一樣，陰謀政變未遂罪，是難脫幹係的，這一點無可置疑，一萬年也翻不了案。至於為什麽政變，文件裏雖然講得清清楚楚，但沒有成功（甚至未及實施），那些東西還都隻是紙麵上的東西，屬曆史或政治與文化範疇，研究者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已於法無涉。
正如崔杼之“弑”不可變，但為什麽要“弑莊公”？卻可探討研究，並做出不同評論一樣，對林彪身居“王儲”之尊，為什麽還要“政變”？亦應弄個明白，才可定論。
其實，在史家筆下崔杼“弑莊公”隻是個實，殺史官則是其罪。對這樁“弑”君案，其實也寫得明明白白：“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薑氏。薑入於室，與崔子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台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幹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翻成白話，大意是說：公元前548年夏，莒國太子到齊，結盟拒敵。崔杼請病假未上朝。莊公借機去崔家找崔妻時崔抒為躲避莊公，與其夫人從“自側戶出”。莊公不甘心，色膽包天地倚門唱了起來。崔家奴仆賈舉帶人殺過來，莊公這才連連求饒，賈舉曾被莊公鞭辱，連莊公請求讓他去祖廟自殺也不準，莊公爬牆逃跑時，被射中屁般，掉了下來，被眾人殺死。）也就是說，史家除遵章稱“弑”，對崔杼並沒惡誣。從先秦史料看，這崔杼是個文可比孔丘，武不讓孫武，堪比管仲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齊相晏嬰（晏子）稱崔杼對齊國的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改進戰車，冶鐵製劍，建立鐵騎軍，建立戰略大後方，發展農、牧商業。又是思想家，他提出：“愛民如子，愛丁如子。”提倡任人唯賢，能和不同政見的人合作。我就反對過他，慶封要殺我，他保了我。（崔若不殺史官，足以與孫管比肩。）
兩千多年前，史家尚能如此客觀地對待“弑君”之崔杼，今人為什麽不能春秋（唯物辯證）地評判研究文革，評判林彪。況且，林彪還政變未遂，不像崔杼“弑莊公”已成事實，還殺了三個史官呢。
有博友擔心犯政治之忌，我以為大可不必。現在官方不是已悄悄的把“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三字取消了嗎？實際上，文革以後，中共這類“悄悄”的例子還不少，比如對“托派”的定性，對陳獨秀的曆史評價，以及前麵講過的“富田事變”、“閩西肅社民黨”案等，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平反。而且，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的全國領袖地位，以及國民黨軍隊抗戰主力的史實，也有和以前不大相同的積極變化。在史學上，具有革命意義的是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曆史作用及性質的重新評價，這無疑是對“古為今用”的毀滅性顛覆，預示了“以論代史”的偽史學的終結。總之，我認為恢複中國史學春秋傳統的日子不遠了。但如果我們不努力，偽史學並不會自動退出。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史研究正是一個最好突破口。
林彪先是作為發動這場“大革命”第二責任人，後又是背叛和否定這一“大革命”的第一責任人，並為曆史留下了那個類似於政治宣言書的《571工程紀要》，自然是這個“突破口”上最堅固，同時也是必須被最先消除的“碉堡”。這就是我研究的思路。
前麵，本博已經厘清了進入林彪研究的主要曆史事實。可以認為《紀要》真實反映了林彪的思想和政治態度，也就是說，林除了對毛消滅劉少奇集團是鼎力配合外，在其它問題上不是對立，就是消極。而他在公開場合的那些瘋話，或是按毛之授意（例如，政變經），或是講給毛聽的，可以不予考慮（西方文革學家之誤，就在對中共高層的文章和講話，太過依賴。不辯真偽，自然錯訛百出。我相信中國文革學建立之日，也是西方文革學破產之時）。
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林彪除1966年春，與毛澤東合謀調兵一案，配合默契，沒有意見衝突外，其它事情總是磨擦不斷，而且似乎總是在與周恩來互相配合，比如在紅衛兵糾察隊、聯動問題上，再比如在“軍委八條”和“二月逆流”問題上，以至於在“國家主席”問題上，林與周都有默契與合作。唯一的例外是1966年末的中央工交座談會，這是他最後，也是他最紅的五年中，僅有的一次與周恩來相“衝突”，也就是那次衝突之後不久，周恩來講出了那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的千古絕響！那麽，林彪是怎麽與周恩來衝突的，結果又怎麽樣呢？
元帥恩怨（八）林彪這個人
關於這次會議，最新的官方披露是這樣說的：1966年11月16日，黨中央指示由穀牧、餘秋裏主持召開五部(冶金、水電、鐵道、化工、機械)、七市(京、滬、津、沈、哈、漢、穗)及各大區有關負責同誌參加的工業交通座談會，討論工交企業“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參加座談會的同誌在發言中，對工交戰線17年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主張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對全麵鋪開；不讚成在工人中建立聯合造反組織和在工交企業間開展串連；要求正確處理好革命和生產的關係。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並討論通過《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 10條規定》(簡稱《工業10條》)。林彪在會上說：“這次工交會議開了20多天，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他說：“劉、鄧不僅是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他還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會議最後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對陶鑄發動突然襲擊，指責陶鑄堅持抓生產是用生產壓革命。
這裏沒有說到工業交通座談會上的鬥爭，也沒有講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爭論，隻籠統地講林彪對會議的否定，突出他用“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否定了座談會“對工交戰線17年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把造反之火燒向了工交企業。彰顯林破壞生產建設之惡劣。
那麽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又為什麽說是與周恩來衝突呢？
為還原曆史，我摘錄當年主持座談會的穀牧副總理回憶，給予說明：
說到這次工交座談會，工交《十五條》的始末是不能不說的。此前，總理曾找餘秋裏同誌和我談話，要我們兩人，一個抓計劃會議，一個組織一個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係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這後一個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肩上。（穀牧與餘秋裏是運動開始後，周報請中央出頭主抓工交生產的負責人，一人分管十個部。）
11月13日中午，陳伯達把他們“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工交係統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給了我，要我們在一周之內提出意見。（會議的起源，是對中央文革挑戰的回應。）
11月14日上午，總理召開各口碰頭會，我把此事向他作了報告。我說，原來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陽、武漢、廣州的同誌和各大區管工業的同誌找來，商量一下工交係統的“文革”問題，現在陳伯達他們既已搞出了一個文件，能否開一個工交座談會商量一下。總理表示同意，會期定在16日到20日。 （周是座談會的靈魂。）
會議期間，同誌們對陳伯達一夥的稿子提出的“允許工廠成立派係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問題，都表示反對。於是，我們就起草了一個修改稿，明確寫上 “十七年來，工交戰線基本上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這個總精神，除此之外，還對原稿作了一些增刪合並，增加了以下三條實質性的內容：（1）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不能停產鬧革命，隻能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參加“文革”活動，隻能在業餘時間內進行，八小時工作製不能侵犯；（3）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修改後的稿子，由原來《十二條》變成了《十五條》，第15條就是一句話：“此件精神也適用於財貿係統。”這是按照當時主管財貿口工作的姚依林同誌的意見加上的，依林同誌一再說：“你的列車上一定要多掛一個車皮，把財貿捎上。” （鬥爭焦點是鼓勵還是阻止造反之火燒到工交企業。）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時，陳伯達打電話要我和餘秋裏同誌立即去他那兒。秋裏有事遲到，我先到了。陳伯達一見麵，就拿出一本線裝書，怒氣衝衝地要我讀讀他指定的一段話。我一看題目，是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要我讀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因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意思是，寫文章的，搞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類似算命打卦一類的下九流人物，本來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戲弄、被娼妓戲子所豢養、被社會習慣勢力所輕視的。我一想，不知是什麽地方把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麽一回事時，還是沉默為好。陳伯達見我不做聲，就問：“這篇文章你過去讀過沒有？”我說：“讀過。”陳伯達接著就大發牢騷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我這才明白，他之所以發火，是因為我們改了他們搞的《十二條》。我說：“情況沒有這樣嚴重，我們不過是結合工交係統實際，加了那麽幾條，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說了許多蠻橫不講理的話。我們看解釋也沒有用，就退出來了。（矛盾開始顯現。陳引《報任少卿書》那段話，凸現其奴才心理，同時似也有警告或者暗示穀牧的意思。尤其那句“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已明確了這乃毛之旨意，可惜穀餘二公無此悟性。）
我們回到中南海後，就徑直去找周總理。總理正在聽宋任窮同誌匯報東北局的工作，我們就插進來談了剛才的情況，又談了我們所以要做那些修改的理由。總理說：“沒有這麽嚴重吧！明天午間，我和陶鑄同誌再聽一次你們匯報。” （求助於周，又一次佐證了周之靈魂作用。）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誌一起，商定了進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間，參加了總理、陶鑄、富春同誌主持開的碰頭會，並在會上匯報了昨日下午到陳伯達那裏的情況。晚上10點我接到富春同誌電話，說我匯報的情況，他和總理已經報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礦企業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文革”；（2）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隻能在業餘時間鬧革命；（3）文件提出後，讓穀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進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4）原稿上把當權派劃寬了，同意我們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壓製群眾”等幾類人去掉的意見。有了這個底，我們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後的稿子批印上報。（周求助於毛，毛雖表示了妥協，但並沒有矛盾焦點，工交係統是否可以搞群眾組織和造反上表態，似又在“引蛇出洞”。）
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們這個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匯報後，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們說，工業係統的問題，比文教係統還要嚴重；如果工交財貿係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文教係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張春橋則指著我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情緒。”（矛盾爆發，實質是文革派與秩序派，亦即毛與周的鬥爭。）
在12月6日的會議上，陳伯達氣勢洶洶地站起來，指責《匯報提綱》沒有同他商量，發這個提綱是“突然襲擊”。當我正在考慮對這一無理指責如何回答時，周總理馬上嚴肅地對著陳伯達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寫的，……是開夜車搞的，來不及征求意見。”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林彪也發了言，他說：“這次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次批判幹部的運動。幹部當權了這麽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非蛻化變質不可。這一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一下！”就這樣，我挨了三個半天的批。（周已明白了鬥爭性質，沒有據理抗爭，但在關鍵問題上，毫不退讓，一柱擎天，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避免矛盾升級。）
令人尋味的是，林彪主持的這三個半天會，周總理雖然參加，但在會議進行中很少說話。直到林彪作了長篇批判講話後，他才講了一番話，主要是談過程，說他們（指我們這些人）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進展，我多次找他們談過話，但他們還是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這個文件中，又出現了這方麵的觀點。總理的這些話，實際上是為我們開脫責任。（穀牧之“令人尋味”，也是曆史留給後人們尋味。尋味一、林彪總結講話，主要內容是：1．徹底否定工交座談會和《匯報提綱》，認為工交座談會“開得很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2．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升級，“劉、鄧不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3．要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還針對周恩來“勢不可擋，因勢利導”說：不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刹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現在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把這個革命席卷全國”，“要讓它席卷每一個領域，滲透於每一個領域”，4．“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也是批判我們這個當權的黨。” 林的發言，傾向明確，語言直白，顯然是以仲裁者麵目出現，也就是說，他是在代表毛進行最後仲裁，正如他那個“政變經”一樣，不過是毛意誌的傳聲筒而已。尋味二、眾所周知，林平素連會議都不參加，主持會議更是罕見。到目前為止，林主持中共最高層會議，有據可考的隻有兩次，另一次是一個月以後的1967年1月 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的賀電》賀電通過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群眾組織的《緊急通告》的肯定，宣布造反派奪權的合法性。此外會議還決定改組了全軍文化革命小組，新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由與林素無淵源的徐向前任組長，江青為顧問。顯而易見，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有意為之，而非林之本意。尋味三、周恩來“很少說話”，是因為他已知內幕，甚至不排除林向他透露過毛的決定。林講話中針對周恩來“勢不可擋，因勢利導”的修正，似可佐證這一推論。）
12月9日下午，周總理在毛澤東處主持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研究工業交通座談會精神如何傳達。又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碰頭會，研究工交座談會精神如何傳達。我表態說：“如決定把《十五條》發下去公開批判，我沒意見，但希望不要把與《十五條》無關的一些事扯上。”（因為王力在會上發言攻擊了陶鑄同誌，說工交座談會是受了陶鑄同誌的影響。）坐在我身旁的聶帥，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講了一段鬥爭藝術很強的話：“我以為不宜傳達，不宜公開批判。穀牧的錯誤，僅是一次沒有形成後果的錯誤，不過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麵並不知道。如公開批判，觀點就會流傳，就會幹擾當前鬥爭的大方向，後果值得考慮！”聶帥講完後，葉帥等老同誌立即表示讚同。“文革小組”那幾個人雖然強詞奪理地繼續叫囂了幾句，但也說不出什麽站得住腳的反對理由。於是，周總理拍板決定：批判《十五條》的事，不再擴大範圍了；由今天出席會議的各大區同誌回去後，在常委範圍內講一講。（最後，還得周出麵收場。周雖不得不順勢後退，但避免了矛盾的白熱化，還保住了他的基本力量。）
12月10日，周恩來召集參加工交座談會和被“揪”來京的各省、市負責人開座談會。在會上周恩來說：要準備迎接洶湧的浪潮。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又說：要組織生產班子，把懂生產的人、生產積極分子、老工人都吸收過來，把生產搞好。談到如何對待紅衛兵的衝擊時指出：要擺脫被動，爭取主動。如果省、市委領導還繼續這樣被動下去，就不利。對待紅衛兵有三條：一是歡迎他們批判，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二是站在他們當中一道來研究問題，弄清他們的要求是什麽，合理的接受過來，三是要堅持原則，要講政策，不能什麽都簽字。如臥軌搶車，就不能同意。
（9日，把碰頭會放在毛住處開，為得是借毛之力，達到軟著陸目的。10日，對基本班底布置任務，以求亂中求穩，把損失降低到最小範囲，這就是周恩來！）
這就是林彪與周恩來唯有的一次衝突之全過程。我想，稍有點頭腦的人，都能品出個中三味。問題是，用什麽來佐證真味假味。
元帥恩怨（九）林彪這個人
三味中，一味是衝突內容，三味是周恩來對衝突的態度。隻有二味才能解釋衝突的來源和實質。上文已講過，林彪五年“副統帥”生涯裏，隻主持過兩次政治局會議，而兩次都是關係到文革升級的重大決策：一次是把工人引進“造反”大潮；一次是號召全麵奪權。這顯然不是林所能決定的，從中共慣例看，以往凡屬重大政策變動，都是毛澤東親自出麵主持，隻有這兩次例外。這種例外，之前無先例，以後也沒有過。就是在毛病得爬不起來時，都是通過所謂“聯絡員”來控製大局。那麽，這種例外合理的解釋隻有兩種：一、特別信任。二、別有用心。
第一種解釋，基本可以否定。毛對林隻是利用，並不完全信任，這不僅有曆史知情人陳伯達佐證（陳說毛選林彪當接班人是因為“毛澤東認為林彪的身體不好，不一定能活過他自己。他把林彪作為自己權力交給別人的一個過渡，他選擇了林彪。當他真正後悔的時候，已經晚了。”），而且，有心人也能從當時公映的記錄片中，在天安門上，每逢林講話，毛總要不放心似地探頭看林手中的稿子。相反，周講話時，毛從無這類動作。更具說服力的則是，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人選，不僅有與林素無淵源的四方麵軍統帥徐向前，還把江青安插了進去。而且這又恰恰發生在“大鬧京西賓館”，林因肖華事，與江青吵翻之後不久，素以揣測毛之用心伎倆為生的林不可能沒仔細掂量過其中文章。亦即說林也知毛對自己並不十分放心，更談不上信任，隻是需要和利用而已。
第二種解釋，從前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應是順理成章的事實。這裏所說的“前”，便是上麵講到的“大鬧京西賓館”之後，林的態度。“後”則是指1967年1月1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不久通過的“軍委八條”。這兩個史實都證實了，林的政治態度，與他在兩次主持的會上的講話與表態截然相反。可以說，那都是無奈的違心之言。
史家最忌推測，又從來少不了推測。推測可能扭曲史實，也能在一團亂麻中，理出頭緒，把被粉飾或扭曲的史實再顛倒過來。關鍵的問題是，要以實佐證。而不是用觀點來佐證。
我們不可能找到任何資料來證實，毛是在利用林。但事實又確鑿無誤地證實了這種推測。首先這兩個重大政策變化，非林權力所能及，是毛“委托”林代他宣布的，這一點恐怕沒人會有異議。第二這兩個政策變化，都是很敏感、很得罪人的。頭一個，周恩來肯定不高興。第二個，會得罪廣大的地方幹部。這兩點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爭議。那麽，出頭宣布這兩個決策必然會遭人很，這是唯一的合理解釋。也就是說，這是個唱黑臉的差事。事實上也是如此，以後官方與史家總是據此，把林批為禍亂之首，曆史罪人，便是明證。
如果上述推論可以成立，那麽這次周林衝突的真相就大白天下了。從積極方麵講，毛利用林唱黑臉，是留有餘地，事實上，毛在與周麵對麵時，確實也在枝節上有所妥協，扮演了個白臉的好人角色，為曆史留下一個與林表態，不完全相同的印象。從實質上講，則是毛在迫使林表態，站在他的激進政策一邊。因為此時，社會上不僅有反周，也有反林的聲音，可以說是對林的一次政治考驗。此外，毛知林與周有“師生之誼”，讓林代他出麵，一則避免了他與周公開衝突，二則也疏離了周林關係。一石三鳥，如是而已。
然而，所有事實都證明了，周林對這次“衝突”都有心理準備，而且種種跡象還證明了，兩人似乎正是從此之後，反而變得更默契了。林與徐向前、葉劍英等擬定的“軍委八條”顯然與工交座談會後，林主持通過的《工業十條》精神相悖，周雖未公開參予，但它體現了周“軍隊不能亂” 的一貫思想，可以說是林對他不久前才宣布過的過激政策的反擊（對此，周起了什麽作用，暫無史料披露，不過從周當時的角色來看，沒有他的支持，此件很難通過。），這次“火力偵察”之後，便是被毛定為“二月逆流”的“大鬧懷仁堂”。這次林在幕後，周在前台，並主持指揮了這次“短促突擊”。周雖未披掛上陣，1 但據參會者之一的穀牧回憶所言：“‘二月逆流’事件，現在活著的人就剩下我一個了，當時的說法是：‘三老四帥兩幫凶’。（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凶是指餘秋裏和我）譚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確實是一個硬漢子，那一次中央開會是總理主持的碰頭會，上列9個人都參加了。當時大家對林彪和“四人幫”一夥的反黨、反革命行為極端憤恨，紛紛揭批他們妄圖打倒所有老幹部、反軍亂軍、停止黨的活動、取消黨的領導的種種罪行。譚震林氣憤地說：很難得參加中央會議，既然參加了我就說幾句，我恨我為什麽活過65歲，使我看到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麵，今天把共產黨搞成這個樣子。還有一句話更不能外傳，就是他說：我後悔我為什麽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我不幹了！我以後還要上山打遊擊去，我說話就算數。說完就拿起皮包要走。這時周總理說話了：‘回來！不許走，今天會議上講的話就到這個範圍為止，一個字不能外傳。’當時徐向前元帥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壞了），說：蒯大富是個什麽東西，一個反革命分子！到會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動，當時周總理叫我作會議記錄，這些話一個字都沒有記上。”
會後，周恩來更是旗幟鮮明地向“三老四帥”提出三項建議：“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你們總說我和中央文革口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嘛!” 顯見其立場和導向了。
那麽，又憑什麽說林是幕後支持者呢？
就憑譚震林第二天寫給林彪的信。有人會以為笑話，因為傳統說法都講，林將這封信轉交給毛，出賣了譚。怎麽又成了反證呢？
對文革，尤其是對林這樣的“兩麵派”必須學會逆向思維，我的根據是譚信本身。譚的信是這樣寫的：
昨天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指江青一夥)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麵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大批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同誌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複加了。北京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幹部，隻要你有一點過錯，非整死你不可……他們能執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也決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總理也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
而林彪在潭信上批示是這樣寫的：
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來信送上，請閱。此致
敬禮
林彪 十七日
以往的史論及民間演義，都一致把這當成林促使毛做出“二月逆流”定性的罪行。但既使最離譜的演義也隻是說：毛看完信後，生氣地將信扔在桌上，站起身，再一次在屋內鍍起步來。
張春橋見此，不失時機地又燒了一把火，向毛澤東說道：“陳毅同誌對延安整風不滿，反對延安整風運動……”“怎麽，難道延安整風錯了麽？要想翻案，把王明請回來嗎？”毛澤東終於發火了。（毛澤東之火，明明白白源於延要整風）。
另外，迄今為止，所有的材料，均突出譚信罵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凶”，未及全信之主旨，運動已過火的連譚這樣忠誠於毛的老家夥也要反了。其中還表達了老同誌，對整周的不滿。
而林深知這正是毛所忌憚的。
此外，林了解譚與毛非同一般的關係，不能不懷疑譚在這種時候給他寫這樣的信之動機與目的，既便不是受毛指使或者是投石問路？林當然不願讓譚把他當成毛的反叛者。也想到沒準譚也給毛寫了同樣內容的信，所以必須立刻轉給毛。林才用了對譚“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這樣局外人的語句（後來有資料披露，譚確也同時給毛寫了一封同樣的信，足見使毛生氣、踱步的並非譚信本身，而是林的批示與譚在向林靠攏這個事實）。那麽後來，毛為什麽說，“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呢？
我是在王老先生作古多年後，才悟出這句話的含義，其中“十足”為定語，用在林彪身上可解釋為“真正”。也就是說，林並非後來變“壞”，而是本來就“壞”，那副左的嚇人的麵孔是假的，這副“反革命”的麵孔才是真的。換句話講，那些近乎肉麻的吹捧毛澤東的東西，其實全是假的，是偽裝出來的。而這正是林在中國最招人恨的地方。《五七一工程紀要》才是林真實的一麵，而這又多是人們心裏想的，卻不敢說出口的東西。
如是而已，很多文革不解之謎，便可迎刃而解。
首先，還是回到“紀要”本身。毛時代後，官方對此最接近真實的評價“《紀要》顯然是站在極端反革命的立場，企圖利用人民的不滿”，“汙蔑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把“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作為他們的口號和綱領，陰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殺害全國各族人民敬愛的毛澤東，以建立法西斯專政。《紀要》中有些話是反對張春橋等人的，這反映了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紀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如幹部受壓，但這絲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確”。
所以說它“最接近真實”，是官方終於承認“《紀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如幹部受壓”，以及承認“有些話是反對張春橋等人的”。也就說，承認了一些客觀真實。但其論卻與實有點不符，承認其“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卻又說“絲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確”，這也太離譜了吧。 “真實”就是客觀存在，不是造謠誣蔑，怎麽就還“絲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確”呢？
這是典型的以論代史，結論早定好了，林彪是個壞人，所以他說得什麽，都不能說好。在這個前提下，無中生有地稱其“汙蔑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以建立法西斯專政”，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我所以將“紀要”全文照錄，就是讓人們自己去用腦子想，去判斷真偽。
難道：“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Ｂ－５２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準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以建立法西斯專政”嗎？
難道：“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麵樹敵 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不是當時中國社會事實，而是“汙蔑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嗎？
如果“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是“法西斯專政”，而“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就是被汙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那麽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就隻有全盤否定，把中國再拉回到毛的那個“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的“火紅的年代”。
顯而易見，這種“主題先行”定論，是站不住腳的，所以必須推倒重來。
仔細研讀文件原文，裏麵唯一可論罪的，隻有一個推翻毛澤東（文中並沒有謀殺毛的文字，相反還“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沒有全盤否定毛。對毛采用的是“先斬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實，逼迫Ｂ－５２就範，逼宮形式”。而所謂“謀殺”一說，從文件上看，是出自對“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５４３、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的望文生義。因為文件隻是個提綱，未寫明對像，就扯到毛身上了。但從上下文看，其應是指張春橋等“局部爪牙”。），這就與崔杼“弑”莊公一樣，陰謀政變未遂罪，是難脫幹係的，這一點無可置疑，一萬年也翻不了案。至於為什麽政變，文件裏雖然講得清清楚楚，但沒有成功（甚至未及實施），那些東西還都隻是紙麵上的東西，屬曆史或政治與文化範疇，研究者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已於法無涉。
正如崔杼之“弑”不可變，但為什麽要“弑莊公”？卻可探討研究，並做出不同評論一樣，對林彪身居“王儲”之尊，為什麽還要“政變”？亦應弄個明白，才可定論。
其實，在史家筆下崔杼“弑莊公”隻是個實，殺史官則是其罪。對這樁“弑”君案，其實也寫得明明白白：“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薑氏。薑入於室，與崔子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台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幹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翻成白話，大意是說：公元前548年夏，莒國太子到齊，結盟拒敵。崔杼請病假未上朝。莊公借機去崔家找崔妻時崔抒為躲避莊公，與其夫人從“自側戶出”。莊公不甘心，色膽包天地倚門唱了起來。崔家奴仆賈舉帶人殺過來，莊公這才連連求饒，賈舉曾被莊公鞭辱，連莊公請求讓他去祖廟自殺也不準，莊公爬牆逃跑時，被射中屁般，掉了下來，被眾人殺死。）也就是說，史家除遵章稱“弑”，對崔杼並沒惡誣。從先秦史料看，這崔杼是個文可比孔丘，武不讓孫武，堪比管仲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齊相晏嬰（晏子）稱崔杼對齊國的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改進戰車，冶鐵製劍，建立鐵騎軍，建立戰略大後方，發展農、牧商業。又是思想家，他提出：“愛民如子，愛丁如子。”提倡任人唯賢，能和不同政見的人合作。我就反對過他，慶封要殺我，他保了我。（崔若不殺史官，足以與孫管比肩。）
兩千多年前，史家尚能如此客觀地對待“弑君”之崔杼，今人為什麽不能春秋（唯物辯證）地評判研究文革，評判林彪。況且，林彪還政變未遂，不像崔杼“弑莊公”已成事實，還殺了三個史官呢。
有博友擔心犯政治之忌，我以為大可不必。現在官方不是已悄悄的把“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三字取消了嗎？實際上，文革以後，中共這類“悄悄”的例子還不少，比如對“托派”的定性，對陳獨秀的曆史評價，以及前麵講過的“富田事變”、“閩西肅社民黨”案等，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平反。而且，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的全國領袖地位，以及國民黨軍隊抗戰主力的史實，也有和以前不大相同的積極變化。在史學上，具有革命意義的是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曆史作用及性質的重新評價，這無疑是對“古為今用”的毀滅性顛覆，預示了“以論代史”的偽史學的終結。總之，我認為恢複中國史學春秋傳統的日子不遠了。但如果我們不努力，偽史學並不會自動退出。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史研究正是一個最好突破口。
林彪先是作為發動這場“大革命”第二責任人，後又是背叛和否定這一“大革命”的第一責任人，並為曆史留下了那個類似於政治宣言書的《571工程紀要》，自然是這個“突破口”上最堅固，同時也是必須被最先消除的“碉堡”。這就是我研究的思路。
前麵，本博已經厘清了進入林彪研究的主要曆史事實。可以認為《紀要》真實反映了林彪的思想和政治態度，也就是說，林除了對毛消滅劉少奇集團是鼎力配合外，在其它問題上不是對立，就是消極。而他在公開場合的那些瘋話，或是按毛之授意（例如，政變經），或是講給毛聽的，可以不予考慮（西方文革學家之誤，就在對中共高層的文章和講話，太過依賴。不辯真偽，自然錯訛百出。我相信中國文革學建立之日，也是西方文革學破產之時）。
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林彪除1966年春，與毛澤東合謀調兵一案，配合默契，沒有意見衝突外，其它事情總是磨擦不斷，而且似乎總是在與周恩來互相配合，比如在紅衛兵糾察隊、聯動問題上，再比如在“軍委八條”和“二月逆流”問題上，以至於在“國家主席”問題上，林與周都有默契與合作。唯一的例外是1966年末的中央工交座談會，這是他最後，也是他最紅的五年中，僅有的一次與周恩來相“衝突”，也就是那次衝突之後不久，周恩來講出了那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的千古絕響！那麽，林彪是怎麽與周恩來衝突的，結果又怎麽樣呢？
元帥恩怨（八）林彪這個人
關於這次會議，最新的官方披露是這樣說的：1966年11月16日，黨中央指示由穀牧、餘秋裏主持召開五部(冶金、水電、鐵道、化工、機械)、七市(京、滬、津、沈、哈、漢、穗)及各大區有關負責同誌參加的工業交通座談會，討論工交企業“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參加座談會的同誌在發言中，對工交戰線17年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主張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對全麵鋪開；不讚成在工人中建立聯合造反組織和在工交企業間開展串連；要求正確處理好革命和生產的關係。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並討論通過《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 10條規定》(簡稱《工業10條》)。林彪在會上說：“這次工交會議開了20多天，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他說：“劉、鄧不僅是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他還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會議最後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對陶鑄發動突然襲擊，指責陶鑄堅持抓生產是用生產壓革命。
這裏沒有說到工業交通座談會上的鬥爭，也沒有講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爭論，隻籠統地講林彪對會議的否定，突出他用“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否定了座談會“對工交戰線17年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把造反之火燒向了工交企業。彰顯林破壞生產建設之惡劣。
那麽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又為什麽說是與周恩來衝突呢？
為還原曆史，我摘錄當年主持座談會的穀牧副總理回憶，給予說明：
說到這次工交座談會，工交《十五條》的始末是不能不說的。此前，總理曾找餘秋裏同誌和我談話，要我們兩人，一個抓計劃會議，一個組織一個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係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這後一個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肩上。（穀牧與餘秋裏是運動開始後，周報請中央出頭主抓工交生產的負責人，一人分管十個部。）
11月13日中午，陳伯達把他們“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工交係統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給了我，要我們在一周之內提出意見。（會議的起源，是對中央文革挑戰的回應。）
11月14日上午，總理召開各口碰頭會，我把此事向他作了報告。我說，原來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陽、武漢、廣州的同誌和各大區管工業的同誌找來，商量一下工交係統的“文革”問題，現在陳伯達他們既已搞出了一個文件，能否開一個工交座談會商量一下。總理表示同意，會期定在16日到20日。 （周是座談會的靈魂。）
會議期間，同誌們對陳伯達一夥的稿子提出的“允許工廠成立派係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問題，都表示反對。於是，我們就起草了一個修改稿，明確寫上 “十七年來，工交戰線基本上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這個總精神，除此之外，還對原稿作了一些增刪合並，增加了以下三條實質性的內容：（1）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不能停產鬧革命，隻能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參加“文革”活動，隻能在業餘時間內進行，八小時工作製不能侵犯；（3）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修改後的稿子，由原來《十二條》變成了《十五條》，第15條就是一句話：“此件精神也適用於財貿係統。”這是按照當時主管財貿口工作的姚依林同誌的意見加上的，依林同誌一再說：“你的列車上一定要多掛一個車皮，把財貿捎上。” （鬥爭焦點是鼓勵還是阻止造反之火燒到工交企業。）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時，陳伯達打電話要我和餘秋裏同誌立即去他那兒。秋裏有事遲到，我先到了。陳伯達一見麵，就拿出一本線裝書，怒氣衝衝地要我讀讀他指定的一段話。我一看題目，是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要我讀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因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意思是，寫文章的，搞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類似算命打卦一類的下九流人物，本來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戲弄、被娼妓戲子所豢養、被社會習慣勢力所輕視的。我一想，不知是什麽地方把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麽一回事時，還是沉默為好。陳伯達見我不做聲，就問：“這篇文章你過去讀過沒有？”我說：“讀過。”陳伯達接著就大發牢騷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我這才明白，他之所以發火，是因為我們改了他們搞的《十二條》。我說：“情況沒有這樣嚴重，我們不過是結合工交係統實際，加了那麽幾條，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說了許多蠻橫不講理的話。我們看解釋也沒有用，就退出來了。（矛盾開始顯現。陳引《報任少卿書》那段話，凸現其奴才心理，同時似也有警告或者暗示穀牧的意思。尤其那句“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已明確了這乃毛之旨意，可惜穀餘二公無此悟性。）
我們回到中南海後，就徑直去找周總理。總理正在聽宋任窮同誌匯報東北局的工作，我們就插進來談了剛才的情況，又談了我們所以要做那些修改的理由。總理說：“沒有這麽嚴重吧！明天午間，我和陶鑄同誌再聽一次你們匯報。” （求助於周，又一次佐證了周之靈魂作用。）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誌一起，商定了進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間，參加了總理、陶鑄、富春同誌主持開的碰頭會，並在會上匯報了昨日下午到陳伯達那裏的情況。晚上10點我接到富春同誌電話，說我匯報的情況，他和總理已經報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礦企業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文革”；（2）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隻能在業餘時間鬧革命；（3）文件提出後，讓穀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進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4）原稿上把當權派劃寬了，同意我們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壓製群眾”等幾類人去掉的意見。有了這個底，我們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後的稿子批印上報。（周求助於毛，毛雖表示了妥協，但並沒有矛盾焦點，工交係統是否可以搞群眾組織和造反上表態，似又在“引蛇出洞”。）
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們這個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匯報後，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們說，工業係統的問題，比文教係統還要嚴重；如果工交財貿係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文教係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張春橋則指著我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情緒。”（矛盾爆發，實質是文革派與秩序派，亦即毛與周的鬥爭。）
在12月6日的會議上，陳伯達氣勢洶洶地站起來，指責《匯報提綱》沒有同他商量，發這個提綱是“突然襲擊”。當我正在考慮對這一無理指責如何回答時，周總理馬上嚴肅地對著陳伯達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寫的，……是開夜車搞的，來不及征求意見。”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林彪也發了言，他說：“這次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次批判幹部的運動。幹部當權了這麽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非蛻化變質不可。這一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一下！”就這樣，我挨了三個半天的批。（周已明白了鬥爭性質，沒有據理抗爭，但在關鍵問題上，毫不退讓，一柱擎天，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避免矛盾升級。）
令人尋味的是，林彪主持的這三個半天會，周總理雖然參加，但在會議進行中很少說話。直到林彪作了長篇批判講話後，他才講了一番話，主要是談過程，說他們（指我們這些人）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進展，我多次找他們談過話，但他們還是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這個文件中，又出現了這方麵的觀點。總理的這些話，實際上是為我們開脫責任。（穀牧之“令人尋味”，也是曆史留給後人們尋味。尋味一、林彪總結講話，主要內容是：1．徹底否定工交座談會和《匯報提綱》，認為工交座談會“開得很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2．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升級，“劉、鄧不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3．要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還針對周恩來“勢不可擋，因勢利導”說：不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刹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現在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把這個革命席卷全國”，“要讓它席卷每一個領域，滲透於每一個領域”，4．“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也是批判我們這個當權的黨。” 林的發言，傾向明確，語言直白，顯然是以仲裁者麵目出現，也就是說，他是在代表毛進行最後仲裁，正如他那個“政變經”一樣，不過是毛意誌的傳聲筒而已。尋味二、眾所周知，林平素連會議都不參加，主持會議更是罕見。到目前為止，林主持中共最高層會議，有據可考的隻有兩次，另一次是一個月以後的1967年1月 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的賀電》賀電通過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群眾組織的《緊急通告》的肯定，宣布造反派奪權的合法性。此外會議還決定改組了全軍文化革命小組，新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由與林素無淵源的徐向前任組長，江青為顧問。顯而易見，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有意為之，而非林之本意。尋味三、周恩來“很少說話”，是因為他已知內幕，甚至不排除林向他透露過毛的決定。林講話中針對周恩來“勢不可擋，因勢利導”的修正，似可佐證這一推論。）
12月9日下午，周總理在毛澤東處主持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研究工業交通座談會精神如何傳達。又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碰頭會，研究工交座談會精神如何傳達。我表態說：“如決定把《十五條》發下去公開批判，我沒意見，但希望不要把與《十五條》無關的一些事扯上。”（因為王力在會上發言攻擊了陶鑄同誌，說工交座談會是受了陶鑄同誌的影響。）坐在我身旁的聶帥，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講了一段鬥爭藝術很強的話：“我以為不宜傳達，不宜公開批判。穀牧的錯誤，僅是一次沒有形成後果的錯誤，不過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麵並不知道。如公開批判，觀點就會流傳，就會幹擾當前鬥爭的大方向，後果值得考慮！”聶帥講完後，葉帥等老同誌立即表示讚同。“文革小組”那幾個人雖然強詞奪理地繼續叫囂了幾句，但也說不出什麽站得住腳的反對理由。於是，周總理拍板決定：批判《十五條》的事，不再擴大範圍了；由今天出席會議的各大區同誌回去後，在常委範圍內講一講。（最後，還得周出麵收場。周雖不得不順勢後退，但避免了矛盾的白熱化，還保住了他的基本力量。）
12月10日，周恩來召集參加工交座談會和被“揪”來京的各省、市負責人開座談會。在會上周恩來說：要準備迎接洶湧的浪潮。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又說：要組織生產班子，把懂生產的人、生產積極分子、老工人都吸收過來，把生產搞好。談到如何對待紅衛兵的衝擊時指出：要擺脫被動，爭取主動。如果省、市委領導還繼續這樣被動下去，就不利。對待紅衛兵有三條：一是歡迎他們批判，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二是站在他們當中一道來研究問題，弄清他們的要求是什麽，合理的接受過來，三是要堅持原則，要講政策，不能什麽都簽字。如臥軌搶車，就不能同意。
（9日，把碰頭會放在毛住處開，為得是借毛之力，達到軟著陸目的。10日，對基本班底布置任務，以求亂中求穩，把損失降低到最小範囲，這就是周恩來！）
這就是林彪與周恩來唯有的一次衝突之全過程。我想，稍有點頭腦的人，都能品出個中三味。問題是，用什麽來佐證真味假味。
元帥恩怨（九）林彪這個人
三味中，一味是衝突內容，三味是周恩來對衝突的態度。隻有二味才能解釋衝突的來源和實質。上文已講過，林彪五年“副統帥”生涯裏，隻主持過兩次政治局會議，而兩次都是關係到文革升級的重大決策：一次是把工人引進“造反”大潮；一次是號召全麵奪權。這顯然不是林所能決定的，從中共慣例看，以往凡屬重大政策變動，都是毛澤東親自出麵主持，隻有這兩次例外。這種例外，之前無先例，以後也沒有過。就是在毛病得爬不起來時，都是通過所謂“聯絡員”來控製大局。那麽，這種例外合理的解釋隻有兩種：一、特別信任。二、別有用心。
第一種解釋，基本可以否定。毛對林隻是利用，並不完全信任，這不僅有曆史知情人陳伯達佐證（陳說毛選林彪當接班人是因為“毛澤東認為林彪的身體不好，不一定能活過他自己。他把林彪作為自己權力交給別人的一個過渡，他選擇了林彪。當他真正後悔的時候，已經晚了。”），而且，有心人也能從當時公映的記錄片中，在天安門上，每逢林講話，毛總要不放心似地探頭看林手中的稿子。相反，周講話時，毛從無這類動作。更具說服力的則是，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人選，不僅有與林素無淵源的四方麵軍統帥徐向前，還把江青安插了進去。而且這又恰恰發生在“大鬧京西賓館”，林因肖華事，與江青吵翻之後不久，素以揣測毛之用心伎倆為生的林不可能沒仔細掂量過其中文章。亦即說林也知毛對自己並不十分放心，更談不上信任，隻是需要和利用而已。
第二種解釋，從前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應是順理成章的事實。這裏所說的“前”，便是上麵講到的“大鬧京西賓館”之後，林的態度。“後”則是指1967年1月1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不久通過的“軍委八條”。這兩個史實都證實了，林的政治態度，與他在兩次主持的會上的講話與表態截然相反。可以說，那都是無奈的違心之言。
史家最忌推測，又從來少不了推測。推測可能扭曲史實，也能在一團亂麻中，理出頭緒，把被粉飾或扭曲的史實再顛倒過來。關鍵的問題是，要以實佐證。而不是用觀點來佐證。
我們不可能找到任何資料來證實，毛是在利用林。但事實又確鑿無誤地證實了這種推測。首先這兩個重大政策變化，非林權力所能及，是毛“委托”林代他宣布的，這一點恐怕沒人會有異議。第二這兩個政策變化，都是很敏感、很得罪人的。頭一個，周恩來肯定不高興。第二個，會得罪廣大的地方幹部。這兩點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爭議。那麽，出頭宣布這兩個決策必然會遭人很，這是唯一的合理解釋。也就是說，這是個唱黑臉的差事。事實上也是如此，以後官方與史家總是據此，把林批為禍亂之首，曆史罪人，便是明證。
如果上述推論可以成立，那麽這次周林衝突的真相就大白天下了。從積極方麵講，毛利用林唱黑臉，是留有餘地，事實上，毛在與周麵對麵時，確實也在枝節上有所妥協，扮演了個白臉的好人角色，為曆史留下一個與林表態，不完全相同的印象。從實質上講，則是毛在迫使林表態，站在他的激進政策一邊。因為此時，社會上不僅有反周，也有反林的聲音，可以說是對林的一次政治考驗。此外，毛知林與周有“師生之誼”，讓林代他出麵，一則避免了他與周公開衝突，二則也疏離了周林關係。一石三鳥，如是而已。
然而，所有事實都證明了，周林對這次“衝突”都有心理準備，而且種種跡象還證明了，兩人似乎正是從此之後，反而變得更默契了。林與徐向前、葉劍英等擬定的“軍委八條”顯然與工交座談會後，林主持通過的《工業十條》精神相悖，周雖未公開參予，但它體現了周“軍隊不能亂” 的一貫思想，可以說是林對他不久前才宣布過的過激政策的反擊（對此，周起了什麽作用，暫無史料披露，不過從周當時的角色來看，沒有他的支持，此件很難通過。），這次“火力偵察”之後，便是被毛定為“二月逆流”的“大鬧懷仁堂”。這次林在幕後，周在前台，並主持指揮了這次“短促突擊”。周雖未披掛上陣，1 但據參會者之一的穀牧回憶所言：“‘二月逆流’事件，現在活著的人就剩下我一個了，當時的說法是：‘三老四帥兩幫凶’。（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凶是指餘秋裏和我）譚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確實是一個硬漢子，那一次中央開會是總理主持的碰頭會，上列9個人都參加了。當時大家對林彪和“四人幫”一夥的反黨、反革命行為極端憤恨，紛紛揭批他們妄圖打倒所有老幹部、反軍亂軍、停止黨的活動、取消黨的領導的種種罪行。譚震林氣憤地說：很難得參加中央會議，既然參加了我就說幾句，我恨我為什麽活過65歲，使我看到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麵，今天把共產黨搞成這個樣子。還有一句話更不能外傳，就是他說：我後悔我為什麽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我不幹了！我以後還要上山打遊擊去，我說話就算數。說完就拿起皮包要走。這時周總理說話了：‘回來！不許走，今天會議上講的話就到這個範圍為止，一個字不能外傳。’當時徐向前元帥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壞了），說：蒯大富是個什麽東西，一個反革命分子！到會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動，當時周總理叫我作會議記錄，這些話一個字都沒有記上。”
會後，周恩來更是旗幟鮮明地向“三老四帥”提出三項建議：“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你們總說我和中央文革口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嘛!” 顯見其立場和導向了。
那麽，又憑什麽說林是幕後支持者呢？
就憑譚震林第二天寫給林彪的信。有人會以為笑話，因為傳統說法都講，林將這封信轉交給毛，出賣了譚。怎麽又成了反證呢？
對文革，尤其是對林這樣的“兩麵派”必須學會逆向思維，我的根據是譚信本身。譚的信是這樣寫的：
昨天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指江青一夥)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麵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大批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同誌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複加了。北京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幹部，隻要你有一點過錯，非整死你不可……他們能執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也決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總理也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
而林彪在潭信上批示是這樣寫的：
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來信送上，請閱。此致
敬禮
林彪 十七日
以往的史論及民間演義，都一致把這當成林促使毛做出“二月逆流”定性的罪行。但既使最離譜的演義也隻是說：毛看完信後，生氣地將信扔在桌上，站起身，再一次在屋內鍍起步來。
張春橋見此，不失時機地又燒了一把火，向毛澤東說道：“陳毅同誌對延安整風不滿，反對延安整風運動……”“怎麽，難道延安整風錯了麽？要想翻案，把王明請回來嗎？”毛澤東終於發火了。（毛澤東之火，明明白白源於延要整風）。
另外，迄今為止，所有的材料，均突出譚信罵江青“真比武則天還凶”，未及全信之主旨，運動已過火的連譚這樣忠誠於毛的老家夥也要反了。其中還表達了老同誌，對整周的不滿。
而林深知這正是毛所忌憚的。
此外，林了解譚與毛非同一般的關係，不能不懷疑譚在這種時候給他寫這樣的信之動機與目的，既便不是受毛指使或者是投石問路？林當然不願讓譚把他當成毛的反叛者。也想到沒準譚也給毛寫了同樣內容的信，所以必須立刻轉給毛。林才用了對譚“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這樣局外人的語句（後來有資料披露，譚確也同時給毛寫了一封同樣的信，足見使毛生氣、踱步的並非譚信本身，而是林的批示與譚在向林靠攏這個事實）。那麽後來，毛為什麽說，“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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