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82)
2012 (106)
2013 (265)
2015 (136)
2016 (135)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我得到一個綠色的觀禮條，五月一日勞動節可到天安門廣場觀禮。綠條兒是末等的，別人不要，不知誰想到給我。我領受了非常高興，因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頭等是大紅色，次等好像是粉紅，我記不清了。有一人級別比我低，他得的條兒是橙黃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紅樓夢》裏的秋紋，不問人家紅條、黃條，“我隻領太太的恩典”。
隨著觀禮條有一張通知，說明哪裏上大汽車、哪裏下車、以及觀禮的種種規矩。我讀後大上心事。得橙黃條兒的是個男同誌，綠條兒隻我一人。我不認識路，下了大汽車，人海裏到哪兒去找我的觀禮台呢？禮畢，我又怎麽再找到原來的大汽車呢？我一麵忙著開箱子尋找觀禮的衣服，一麵和家人商量辦法。
我說：“綠條兒一定不少。我上了大汽車，就找一個最醜的戴綠條子的人，死盯著他。”
“幹嗎找最醜的呢？”
我說：“免得人家以為我看中他。”
家裏人都笑說不妥：“越是醜男人，看到女同誌死盯著他，就越以為是看中他了。”
我沒想到這一層，覺得也有道理。我打算上了車，找個最容易辨認的戴綠條兒的人，就死盯著，隻是留心不讓他知覺。
五一清晨，我興興頭頭上了大汽車，一眼看到車上有個戴綠條兒的女同誌，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鄉遇故知；她也很和氣，並不嫌我。我就不用偷偷兒死盯著醜的或不醜的男同誌了。
同車有三個戴大紅條兒的女同誌，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緊繃繃的短裙。她們看來是年常戴著大紅條兒觀禮的人物。下車後她們很內行地說，先上廁所，遲了就髒了。我們兩個綠條子因為是女同誌，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廁所很寬敞，該稱盥洗室，裏麵熏著香，沿牆有好幾個潔白的洗手池子，牆上橫（鑲）著一麵麵明亮的鏡子，架上還掛著潔白的毛巾。但廁所隻有四小間。我正在小間門口，出於禮貌，先讓別人。一個戴紅條兒的毫不客氣，直闖進去，撇我在小間門旁等候。我暗想：“她是憋得慌吧？這麽急！”她們一麵大聲說笑，說這會兒廁所裏還沒人光顧，一切都幹幹淨淨地等待外賓呢。我進了那個小間，還聽到她們大聲說笑和錯亂的腳步聲，以後就寂然無聲。我動作敏捷，怕她們等我，忙掖好衣服出來。不料盥洗室裏已杳無一人。
我吃一大驚，驚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個人落在天安門盥洗室內，我可怎麽辦呢！我忙洗洗手出來，隻見我的綠條兒夥伴站在門外等著我。我感激得舒了一口大氣，冷凝的血也給“階級友愛”的溫暖融化了。可恨那紅條兒不是什麽憋得慌，不過是眼裏沒有我這個綠條子。也許她認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擠入那個迎候外賓的廁所。我還自以為是讓她呢！
綠條兒夥伴看見那三個紅條子的行蹤，她帶我拐個彎，就望見前麵三雙高跟鞋的後跟了。我們趕上去，拐彎抹角，走出一個小紅門，就是天安門大街，三個紅條子也就不知哪裏去了。我跟著綠條兒夥伴過了街，在廣場一側找到了我們的觀禮台。
我記不起觀禮台有多高多大，隻記得四圍有短牆。可是我以後沒有再見到那個觀禮台。難道是臨時搭的？卻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當時竭力四處觀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隻覺得太陽射著眼睛，曬著半邊臉，越曬越熱。台上好幾排長凳已坐滿了人。我憑短牆站立好久，後來又換在長凳盡頭坐了一會兒。可是，除了四周的群眾，除了群眾手裏擎著的各色紙花，我什麽也看不見。
遠近傳來消息：“來了，來了。”群眾在歡呼，他們手裏舉的紙花，匯合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門上的領袖出現了。接下就聽到遊行隊伍的腳步聲。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鴿，又迸出千百個五顏六色的氫氣球，飄蕩在半空，有的還帶著長幅標語。遊行隊伍齊聲喊著口號。我看到一簇簇紅旗過去，聽著口號聲和步伐聲，知道遊行隊伍正在前進。我踮起腳，伸長腦袋，遊行隊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見，隻是群眾的紙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雖然啥也看不見，我在群眾中卻也失去自我，溶和在遊行隊伍裏。我雖然沒有“含著淚花”，淚花兒大約也能呼之即來，因為“偉大感”和“渺小感”同時在心上起落，確也“久久不能平息”。“組織起來”的群眾如何感覺，我多少領會到一點情味。
遊行隊伍過完了，高呼萬歲的群眾像錢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門。我當然也得隨著擁去，隻是注意抓著我的綠條兒夥伴。等我也擁到天安門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天安門上已空無一人，群眾已四向散去。我猶如濺餘的一滴江水，又回複自我，看見綠條兒夥伴未曾失散，不勝慶幸，忙緊緊跟著她去尋找我們的大汽車。
三個紅條兒早已坐在車上。我跟著綠條兒夥伴一同上了車，回到家裏，雖然腳跟痛，脖子酸，半邊臉曬得火熱，興致還很高。問我看見了什麽，我卻回答不出，隻能說：
“廁所是香的，擦手的毛巾是雪白的。”我差點兒一人落在天安門盥室裏，雖然隻是一場虛驚，卻也充得一番意外奇遇，不免細細敘說。至於身在群眾中的感受，實在膚淺得很，隻可供反思，還說不出口。
一九八八年三——四月
多謝靈姐分享楊先生好文！看這紅條綠條，可笑某D號稱要消滅階級，卻連骨灰盒都要按生前排位高低擺放，不得有誤。
smeagolrocks：握手，深有同感，她確實氣質高雅 文如其人！
shamrock100： 但願血雨腥風不再，炮口一致對外。 對文人武鬥，是刨文化脈根的行徑，戕害知識份子，隻是加深文化斷層。
波城冬日：果斷擁抱一個，心靈相近的人！
lllwww： 幸運的您吞了中國精英貴族的蒼蠅， 您要不幸的話，就可能吞下中國紅色貴族的蜜蜂，或許還帶著毒針，卡您喉嚨。
中國文化的元氣是真傷了，不知還活不活的過來， 恐怕比南北朝那一次，比五代十國那一次還慘。中國文化也需要一次文藝複興才能再偉大的起來，但不知在何時。
尤其感謝無法弄對楊絳先生的理解，我一直敬重、欣賞她！ 關於Eddy2046對她的誤解與評價，我無言，也無須多言。 老粗的問題，我也無能代答，然而，我願意再分享一篇文章，從這文章也許可見一斑。
走在人生邊上的楊絳
楊絳曾經牢牢地記住了柏格森的一句話：人在當時處境中，像漩渦中的一片落葉或枯草，身不由己。就為了能夠心隻由已，她在六十六七年間，遠離漩渦（或曰主旋律），勇敢而又智慧地走在人生的邊上。
這個“邊”，就是邊緣之邊。1949年，有三個漩渦可以卷走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陸，台灣，歐美。她與丈夫錢鍾書不去台灣，不赴歐美，自主地選擇留在父母之邦的大陸。留下來，卻自覺地邊緣化，並不跳進漩渦裏。這種自覺，當然是一種自知之明，“我們……不能以馬列主義為準則”、“我們這種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沒用的”。這種自覺，更是一種對於身能由已的期待：想著安安分分“做馴順的良民”，“坐坐冷板凳”，總可以安安生生“粗茶淡飯過日子”了（以上引自楊絳《走到人生邊上》）。
但是事與願違，殘酷漫長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與血淋淋的現實，將他們一家卷入在無人幸免的漩渦裏。早早的，五二五三年，“三反運動”，就已經開始對於知識分子“脫褲子”、“洗澡”、“割尾巴”，而且是“人人過關”。自己先要把自己罵個“狗血噴頭”，將臉皮撕破，“越是不要臉”才能“越顯得覺悟高”；“既是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沒有一個好人沒有一點好處，全是是肮髒透頂，就要像“犯人”一樣地被審查與“招供”；直到一個一個像“夾著尾巴”、“挨了打的狗”，不再敢有獨立的思想（《洗澡》）。
這才僅僅是一個序幕，五七反右與六六文革接踵而至。等到她與丈夫共同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可真是豬狗都不如了。丈夫的頭被剃成十字花，自己的頭被剃成了陰陽狀，大牌子，高帽子，批鬥，遊街，鞭打皮帶抽，讓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明白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同是知識分子的女兒阿媛與女婿德一，與爸媽一起遭受著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就是在戰爭年代也難以遭逢的苦難與淩辱。還有自己早已過世的父母，同樣不得安寧，墓碑也被紅衛兵砸了。一生也沒嫁人的妹妹楊必，急性心髒病衰竭亡於睡夢中，也被懷疑自殺而被軍醫“徹底”解剖檢查（《記楊必》）。尤其是女婿德一，成了她心上永久的傷痛。一個“和善忠厚”、可以讓女兒托付一生的人，卻被逼得自殺身亡。楊絳這樣一字一字記下女婿德一最末一次相見時說的話：“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不知害人也不會撒謊，就得走上死路，這該是怎樣的一個社會。一個母親，這樣的時候，隻能“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裏”。女婿德一，與那隻在菜園裏被人、狗圍困絕望無路的兔子多麽相似。那隻兔子最後是一躍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給狗死死咬住。楊絳說：“在它縱身一躍的時候，我代它心膽俱碎。”（以上《幹校六記》）德一是山東濟寧人，我的老鄉，隻是不知道他的家人現在是否還會在心裏埋著失去他時的哀痛？
真是“九蒸九焙”，普天之下，莫非漩渦。雖然無處可遁，可是楊絳與錢鍾書一起，清醒地自別於漩渦，從意識的深處自外於漩渦，從而立定了心，讓心由已，也為中國知識分子踏下了一條獨特的路，一條“邊緣”之路。就是在胡喬木給他們分配了寬敞的住房、並不顧錢鍾書的力辭而任命錢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時候，他們一仍如舊地清醒著自己的“邊緣”立場，不熱絡、不上位。“這番捉將官裏去”——這雖然是楊絳對於“錢副院長”頭銜的戲謔，可一個“捉”字，不是活脫脫顯示著他們對於官家的疏離與俯視嗎？這是一個罕有的現象，在如此漫長以至於仍然看不到盡頭的改造時空裏，至始至終，清醒就沒有離開過他們。
“解放以來，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我隻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這就是楊絳在《幹校六記》裏對於中國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總結。“人不能改造”，則是楊絳在《我們仨》裏對於中國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所作的另一種結論。心性呢？“我還是仍然故我”。“仍然故我”，經過了六七十年、甚至七八十年的中國特色的歲月，有幾個人能夠毫無愧疚地說出“仍然故我”這四個字？有了這四個字，百歲時的楊絳才能淡然而又自信地回味自己的生命：“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這個香字，首先的，是要做到不跟著漩渦“歌功頌德”，也不隨著漩渦禍害人。楊絳的高壽，起碼是與這種無愧相連的。那次一生裏隻遇到一次的去天安門廣場觀禮的“政治待遇”（1955年5月1日），在她的筆下也隻有“偉大感”與“渺小感”的起落，而自己竟成了“濺餘的一滴紅水”（《第一次觀禮》）。
但是，邊緣並不是沒心沒肺，而是痛徹心肺。屈辱與折磨之後，“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雜憶與雜寫》）。那個“輾”字，是會讓人心頭顫動的。在“五七幹校”艱難的日子裏，她與丈夫曾經重新考量過1949年自己的選擇。結果是：如果再來一次選擇，他們仍然會做出同樣的選擇。為什麽？隻因一個“愛”字。錢鍾書常會輕輕吟起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楊絳說，他們舍不下的是“祖國”，這個祖國就是“伊”，而這個伊，“就是‘咱們’或‘我們’。盡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幹校六記》）。這是他們堅守“邊緣”立場的力量所在，因為這個“祖國”不是什麽主義，也不是什麽政權（正如《洗澡》裏所說：“公家隻是個抽象的詞，誰是公家？哼！”，“國家比上帝更不知在哪兒呢！”），而是所有的同胞——“咱們”，“我們”。即使是罪，能夠一起受也是一種福分。就是那隻名叫“阿趨”的小狗的熱情，楊絳也會切切地記念著。那是億萬人眾都在熱愛領袖的年代，被發配到幹校的楊、錢，卻卻冒著被批為“資產階級情調”的風險，悄悄地將自己的友愛與同情放到這隻小狗的身上。她一一記下小狗見到錢鍾書時的情景：跳呀、蹦呀、叫呀，拚命搖尾巴呀，更用反複打滾表達自己見到錢鍾書的“歡忻”。這是滿含著感激與辛酸的文字，瞧她說，“默存（錢鍾書）大概一輩子也沒受到這麽熱烈的歡迎”。誰說我們世界級的大學者寂寥？看他受到了小狗阿趨多麽熱情的歡迎與愛戴。
正因為有了這份誰也奪不去的愛，她一生所走的“邊緣”也便與“逍遙”絕緣。因其位置的邊緣，橫看豎看，成嶺成峰，也就更能冷靜地看清真相。不僅看清，還敢於機智而又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也許，敬愛的楊絳先生，早已將自己的目光，延伸到了1942年的王實味們。楊絳在為妹妹楊必所翻譯的世界名著《名利場》所寫的序言中，總結薩克雷小說的主旨便是“描寫‘真實’，宣揚‘仁愛’”。她的長篇小說《洗澡》，散文集《幹校六記》、《丙午丁未年紀事》、《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無不在本著仁愛，寫著真實。這些文字，不僅以仁愛之心記錄著曆史與心靈的真實，還以其文字的簡樸，再現著她對於名利的蔑視。對比中國當代文壇上一批批被名利迷瘋、而瘋狂地饕餮著文字的怪獸們，楊絳的這些似乎不怎樣“宏富”的文字，卻具有著巨大的審美價值與不朽的品格。
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其實有著非凡的內力。早在青春時代，在日本人占領的上海，她就敢於冒著生命之虞，在凡過黃浦江大橋的中國人都要向守橋的日本兵鞠躬的時候，硬著頭皮不鞠躬；等到坐車過橋、日本兵上車檢查、乘客都要站起來時，她又基於反抗的心理遲遲才勉強站起；而當日本兵覺察她的怠慢用食指猛抬她下巴的時候，她“登時大怒……使勁咬著一字一字大聲地說：‘豈有此理！’”。而今，她麵對可以將億萬人吞噬的漩渦，仍舊挺直了腰板堅持自己的“人道主義”與“人性論”，並鎮定地說：“你們能逼我‘遊街’，卻不能叫我屈服。”（《丙午丁未年紀事》）對於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洗澡”，她就在《洗澡》一書的結尾處，借著小說人物丁寶桂的嘴，痛切地說“洗傷了元氣了！”這個被傷了的元氣，是一個政權的元氣，也是知識分子的元氣，更是一個民族的元氣。還是在長篇小說《洗澡》裏，她又借著舊知識分子朱千裏的嘴，說出了一個大實話：“共產黨是英明的領導……群眾是英明的尾巴。”我們仔細想想，六七十年間，頻仍的群眾運動，真真的運動群眾。“九蒸九焙”，楊絳與錢鍾書，在冷靜裏保持著守護著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強硬的內核。看中國現當代史，我們有一個慣性的思維模式，即國、共兩極。其實，在這兩極之外，還有一個第三極：冷眼看世又熱懷抱世的自由知識分子。在這個第三極中，有魯迅，有胡適，也有楊、錢夫婦。楊絳就曾欣賞地回憶起小時的錢鍾書為自己起的別號“項昂之”，並解釋：“他佩服項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項羽的氣概。”（《記錢鍾書與〈圍城〉》）就是在反複“洗澡”、從此“口噤”之後，錢鍾書仍然偶爾露“崢嶸”，為一位報告文學主將書贈過這樣一副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英國詩人藍德的《生與死》一詩，中國有十數個譯本，我最喜歡楊絳的翻譯：“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這也是她“邊緣”之路或曰“邊緣”人生的最好的注解。她堅持了一生的“邊緣”之路的關節點在哪裏？細細想來，楊絳先生在她晚年的著作《走到人生邊上》一書的序言裏，是透露了些信息的，邊緣之路的靈魂便是“自己思考”，“思想的自由”。
這種思想的自由，我們已是長期稀缺，甚至稀缺到視“思想自由”為怪物、為罪惡、為“右派”、為“反革命”、為“資產階級隨便化”的地步。從王實味，到林昭，再到遇羅克、張誌新……在思想自由的荊棘路上，斑斑的血跡依稀可見。可是，一個沒有思想自由的民族，不是蒼白的嗎？麵對鋪天蓋地、令人窒息的灰霾，我們不能不發出質問：我們的當代思想家在哪裏？
1942年，32歲、“還沒有愈來愈逼窄的邊緣感覺”的錢鍾書，寫出了《寫在人生邊上》一書。65年後的2007年，96歲的楊絳，寫下了《走到人生邊上》一書。於是，在這條荊棘路上，就有楊絳與錢鍾書，以“隱身”的形式走在人生的邊上。哪怕社會成為一個巨大的“蛇阱”，隱身的楊絳卻看到了蛇阱之上自由的飛鳥與蛇阱之旁池沼裏自由的遊魚。她說他們夫婦有時會躲在家裏“說廢話玩兒”，兩人各自企求著仙家的同一件法寶：隱身衣。隻是他們的隱身衣，“料子是卑微。身處卑微，人家就視而不見，見而無睹”，就可以“擺脫掉羈束”，能夠像野草野菜在荒涼的大地上開一朵小花，“報答雨露之恩，並不求人‘勿忘我’”一樣”（《隱身衣》）。
卑微固然卑微，寂寞當然寂寞，可是已經105歲的楊絳，靜靜地隱身於烈火烹油般的京華，倒讓我感到了一種可以與之分庭抗禮的氣象。《隱身衣》的結尾是這樣一句話：“但無論如何，隱身衣總比國王的新衣好。”多帶勁，錚錚有金石聲。
她不膚淺，看過她的書就知道，你能感受到她的感受，而不是讓你猛地看到，聽到。從平常心品味社會深層的問題。喜歡她的恬淡
難怪讚譽她的隻有她老公。。。
這一對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