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奔向光明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懷仁堂。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這裏隆重舉行。同日，新華社發表社論:“這個會議，宣告著舊中國的永遠滅亡和新中國的偉大誕生。”
政治協商會議將要決定的，是新生共和國政權的組成；政協代表中超過一半的黨外人士比例，更顯示了一個大黨接管一個大國時應有的胸懷。肝膽相照的友情，隻能源自生死與共的經曆——與無數犧牲在革命戰場上的共產黨人一樣，為了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的誕生，黨外人士同樣付出過血的代價。
查閱會議文獻會發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第一項議程，竟然是默哀——在大會執行主席周恩來的提議下，600餘名與會代表全體起立，向為參加政協會議而犧牲的馮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鍾。
“五一口號”
馮玉祥將軍是第一個響應中共號召，回國參加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遠在紐約的馮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由各黨派共同組成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張。”北京市委黨校教授、黨派關係史學者李燕奇說。此後曆次會議講到政權問題，毛澤東都會著重強調吸收“黨外民主人士參加新政權的建設和工作”，甚至在1947年撤離延安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已經十分精簡的行軍縱隊中，依然保留了一個專管統戰工作的機構。1948年的春天，解放戰爭剛剛出現轉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號”，建立新中國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緊接著，5月2日，中共中央電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請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談新政協召開事宜，馮玉祥在這“29人名單”中位列第二。
此時的馮玉祥正陷在極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他被蔣介石開除出黨，並被吊銷了護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馮玉祥曾是國民黨最忠實的追隨者——1926年，因為仰慕孫中山和他的三民主義，行伍出身的馮玉祥率領整支部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北伐時，這支軍隊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馮玉祥也與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結拜為金蘭之交。
“蔣介石一生都在排除異己，他是留不住人的。”馮玉祥的兒媳餘華心這樣解釋馮蔣二人決裂的原因。“北伐之後馮玉祥的西北軍達到鼎盛，有47萬人，蔣介石隨即‘削藩’，北伐四個方麵軍被他收拾了三個，馮玉祥的軍隊被收走最多。後來淞滬抗戰時，他名為第三戰區長官，蔣介石一道命令把一個炮兵連從前線調走，他連知道都不知道。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給了他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名義上的二把手，卻完全是個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慣蔣介石的獨裁，看到聞一多、李公樸、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的下場，隻能主動提出到美國‘考察水利’。”
實際上，對於忠貞耿直的馮玉祥本人，蔣介石一直還是表現出尊敬的。餘華心說，張治中曾寫信勸過馮玉祥回國，告訴他，總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個“大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遠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彌合的。到美國之後，馮玉祥開始以各種方式“反蔣”。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援華聽證會邀馮玉祥出庭，他卻呼籲不要拿美國人民的血汗錢幫蔣介石打內戰，“美國援華資金是往垂死的人身體裏注入血漿！”最終，撥款委員會把原定的6千萬美元資金削減到1千多萬美元。
1947年11月5日，馮玉祥公開發表文章《我為什麽同蔣介石決裂》，痛斥“蔣政權是中國所有壞政府的頂點”。怒不可遏的蔣介石電調馮玉祥回國遭拒後，吊銷了他的護照。1948年1月7日，馮玉祥被開除國民黨黨籍。
與之相對照的是，共產黨一直把馮玉祥當作值得信賴和尊敬的朋友。餘華心說，馮玉祥六十大壽時，所有中共高層都發來了賀信，就連他在美國的秘書賴亞力，都是一名共產黨員。
“五一口號”就是經賴亞力之手送給馮玉祥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周到地為他設計好了回國的路線——乘蘇聯豪華客輪“勝利號”，過大西洋，經由黑海到達蘇聯敖德薩，再換乘火車進入東北。
1948年7月31日，馮玉祥擺脫特務的監視，帶領全家登上“勝利號”，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協的征途。
李濟深的選擇
此時，馮玉祥的摯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著中共的回複。
李濟深是“29人名單”中的一號人物，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甚至超過了馮玉祥——黃埔軍校時期，蔣介石是校長，他是副校長；北伐時，蔣介石是總司令，他是總參謀長；“四·一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三天後李濟深就在廣州開始“清黨”……
“我父親那時候堅定地站在蔣介石一邊，他確實曾經是擁蔣反共的，”李濟深的女兒李筱桐毫不諱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變了。”
那一年，為調停蔣桂矛盾，執掌兩廣軍政大權的李濟深親赴南京，卻被蔣介石以“分頭發難、謀反黨國”的罪名軟禁了整整兩年，並開除黨籍。1933年的福建事變，李濟深第二次被開除出黨，抗日戰爭打響才被召回。抗戰勝利後，李濟深被授予軍事參議院院長的高職，卻沒有任何實權。1946年，蔣介石三次召李濟深上廬山“共商國是”，待李上山後卻避而不見，對蔣徹底絕望的李濟深留下一封長達19頁的萬言書，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隨後悄悄下山，到香港發表了著名的《對時局的意見》，宣布與蔣徹底決裂。蔣介石則將李濟深永久開除出黨，並登報通緝。
被蔣介石高壓政策逼到香港的國民黨左派並非李濟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等聯合在美國的馮玉祥，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邀請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
“民革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李燕奇說，“它的成員全部是孫中山的戰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導思想幾乎就是國民黨‘一大’的翻版，還有就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這幾十位，民革在大陸、在蔣介石政權內部還擁有大批秘密成員，其中包括龍雲、劉文輝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員。更有甚者，據好友林倫彥回憶，李濟深到港以後，“蔣黨”中除陳果夫兄弟與陳誠外，幾乎全到香港“掛過鉤”——“足見蔣的國民黨渙散到何等程度。”
最驚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剛剛出任廣東省主席的他輕裝簡從，悄悄來到了香港半山羅便臣道的李公館。
“宋子文是國民黨內最大的親美派，他一見我父親就說，我當廣東省主席，不是老蔣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憶說，“那時候美國人已經看出蔣介石眾叛親離的趨勢，考慮犧牲他，換取國民黨的繼續統治——他們也找過馮玉祥，明確提出願意幫助民主人士‘奪權’，‘隻要你們不要共產黨，我們就不要蔣介石’。宋子文這次來就是希望通過我父親，疏通父親的老部下張發奎、薛嶽、蔣光鼐等人，再聯係和父親關係非常密切的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在廣東建立政府，一方麵推翻蔣介石，另一方麵與共產黨談判，在國共之外走‘第三條路’。”
麵對宋子文的誘惑，李濟深隻提了一個要求——能不能先釋放廣東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話問得宋子文啞口無言，他隻得以“考慮考慮”為借口諾諾而退，自此再也沒有和李濟深聯係。
幾個月後，前國民黨招商局長蔡增基也來到了香港——與宋子文的意圖相似，他是替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做說客的。
通過馬萬祺的引見，蔡增基登門拜訪了李濟深。馬萬祺曾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任公(即李濟深)聽過蔡先生的傳達之後，向他分析了當前局勢。他認為中國應該統一，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內戰永無寧日。任公最後表示:作為朋友，歡迎以後有往來，但如談此類事，則不必來了。”
“一直有人認為，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是走投無路後無奈的選擇。實際上，他們可選擇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說，“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他們每人腦海中都有一
個畢生追求的明確目標，有一個理想國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們的選擇。”
而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爭取到李濟深的支持，無疑將在中國的政治天平上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碼——就在“五一口號”發布當日，毛澤東又給李濟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鈞儒寫了一封親筆信，就政協會議的召開征求二人意見，“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在新政協召集人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謙恭地把自己置於民革、民盟之後。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鈞儒、章伯鈞代表民盟，馬敘倫、王紹鏊代表民進，陳其尤代表致公黨，彭澤民代表農工黨，李章達代表救國會，蔡廷鍇代表民促，譚平山代表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郭沫若代表無黨派人士聯合致電中共中央，熱烈響應“五一口號”。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複電，熱誠歡迎民主人士前來解放區，就新政協召開的時機、地點，以及參會範圍和會議討論的問題進行具體協商。
馮玉祥遇害
此時，馮玉祥將軍已經在回國路上了。
馮玉祥始終不知道，他乘坐的“勝利號”，是中國共產黨出錢包下的。“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黨組會上聽說，毛澤東、周恩來當時特別指示東北局財政負責人錢之光，撥專款雇了這條船接他們回國。”餘華心說。
顧忌特務的監視，馮玉祥很少出艙，他用幾天時間給李濟深寫了一封長信，把自己在美國的工作仔細梳理了一遍，字裏行間，奔向新生政權的喜悅溢於言表。 )
8月17日，“勝利號”駛抵埃及北岸的亞曆山大港，緊靠“勝利號”停泊的是一艘國民黨軍艦。警惕性極高的馮玉祥不再露麵，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郵局投遞出了將軍一生中的最後一封信。
“勝利號”在亞曆山大港停泊了6天。這期間，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驅趕回國的蘇聯亞美尼亞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計劃，“勝利號”將於1948年9月2日抵達蘇聯敖德薩港。9月1日午飯後，船長建議乘客們回艙好好
休息，準備上岸。
馮玉祥一家剛剛回到房間，“勝利號”的船長室內忽然冒出了濃煙。
“是馮玉祥的小女兒曉達首先發現著火的，她頭一個衝了出去。”餘華心曾聽丈夫馮洪達多次講述過那場慘烈的火災，“馮玉祥緊跟著衝出去——但火就是從過道和樓梯上燒起來的。我婆婆說，她曾經聽到了丈夫的呻吟聲，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覺了。”馮洪達的房間恰好在船的另一邊，起火比較晚，機敏的他用太平斧劈開父母房間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當時房間裏全是煙，他用滅火器噴了半天，才發現父親頭朝裏、臉朝下躺在門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這場蹊蹺的大火，最終造成包括馮玉祥和馮曉達在內的200餘人遇難。至於起火原因，當年的說法是艙內放電影時膠片燃燒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與馮玉祥同船回國的賴亞力約見馮洪達、餘華心夫婦，才講出了事實的真相。
“他告訴我們，蘇聯最後有個調查報告——那場大火是烈性炸藥所致，否則難以解釋為什麽是多點起火，”餘華心說，“但是誰幹的到現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國曾經進行檢修，會不會被人做了手腳？那幾千名亞美尼亞人登船，會不會有國民黨特務混在裏麵？都講不好。唯一能確定的是，那場海難不是意外，而是謀害。 ”
等待“大動作”
就在馮玉祥將軍遇難的兩天前，8月30日，周恩來剛剛致電先期到港的錢之光，指示組織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蘇聯輪船北上。
錢之光是中共專門派到香港去的。8月初到港後，他對香港地下黨與外界公開聯係的辦事機構“聯合行”進行了改組擴大，改名“華潤公司”，並親自出任董事長，準備以往來貿易為名掩護接送民主人士。
馮玉祥遇難的消息傳來，9月7日，周恩來緊急致電香港分局，要求對民主人士乘蘇聯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沒有船行保證不能乘，民主人士有顧慮不能乘，且大家不可同乘一船，要分批前來，第一批則愈少愈好。
一天後的9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撤離延安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取代原來的“工農民主專政”，並將新政權的階級性解釋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會上還重申了五年勝利目標:軍事上部署長江以北的秋季攻勢，準備戰略決戰。
緊接著，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役打響，解放戰爭全麵轉入戰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開往解放區的輪船，這其中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卻獨獨缺少了李濟深。
李濟深仍然在等待。
“從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國民黨內部的策反作為首要工作。”李筱桐說，“我父親曾經說過，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麵作出點成績，何以麵對新政協？何以麵對新中國？”
在國民黨陣營中，李濟深與桂係的關係最為密切。北伐前後，就是李濟深發現並培養了桂係的兩大領袖李宗仁、白崇禧，並介紹他們加入了國民黨。1948 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號”發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國民黨的“國大”上擊敗蔣介石力捧的孫科，出任副總統。李濟深深知蔣、李素來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無異於斷掉蔣介石的一隻臂膀。
“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讚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幹戈為玉帛。”1948年冬天，李濟深在一條白綾上寫下這樣一封親筆信，托在香港的桂係“立法委員”黃啟漢秘密帶給了白崇禧。
“我父親給李宗仁、白崇禧都寫過密信，勸他們盡快與蔣介石決裂，與他一道北上參加政協會議，”李筱桐說，“中共很想讓父親第一批離開香港，他之所以遲遲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動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態，不過，他也始終沒有明確拒絕父親的提議。”
羈絆李濟深的原因還有一個——他摯愛的如夫人雙秀清已是肝癌晚期。“父親被開除出國民黨後，全家失去了經濟來源，隻能把香港的房子出租一部分——後來我們才知道，頂樓租的是地下黨，地下租的是國民黨特務，對門還有國民黨的公開特務天天盯著。我家住在半山，因為經濟困難，媽媽隻能每天帶著我和姐姐，花幾十分鍾走到山下買便宜菜吃。她的病一查出來就是晚期了，醫生說最多還有半年時間。”李筱桐每每談起母親，仍不免唏噓。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馬敘倫、郭沫若在內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沒有李濟深。焦急的毛澤東、周恩來對錢之光下了“最後通牒”——1948年冬天，必須將李濟深安全送至解放區。
“英姑娘沒有來送行”
“船開了，貨放在船長房裏，英姑娘沒有來送行，請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發自香港的密電擺在了毛澤東的案頭——看似毫無頭緒的言語卻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李濟深動身了。
李濟深離開香港的過程，猶如一場精彩的諜戰劇。
12月25日，港英當局密切監視李濟深動向的特務負責人王翠微接到請帖，邀他們夫婦27日到李公館“歡慶聖誕”——王翠微由此認定李濟深不會於近日離港，又正趕上聖誕假期，也就放鬆了戒備。 )
這其實是李濟深放出的一顆“煙幕彈”——12月26日晚，李濟深拉上民革的朱蘊山等人，乘上一艘小遊艇，擺上酒菜，大張旗鼓地到維多利亞灣“泛舟遊覽”去了。
天漸漸黑了下來，誰也沒有發覺，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內的蘇聯貨輪“阿爾丹號”。
貨輪上，彭澤民、柳亞子、茅盾、翦伯讚等人已經等在那裏，在中共的統一安排下，他們或化裝成洋行經理，或化裝成商人，口袋裏還像模像樣地裝著提貨單。李濟深則迅速鑽進船長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麵。12月27日，“阿爾丹號”順利通過檢查，乘風破浪向大連港駛去。
“我父親走時沒通知任何人，我想，應該也包括我的母親。”李筱桐說，“幾個月後，我母親就去世了，怕特務破壞，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寫是誰的夫人。”
李濟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國統區，由於李濟深的北行，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李濟深的長子李沛文被逮捕，險些被殺；送去參軍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國民黨扣作人質，一個被監控起來；他的內侄黎民任，由於曾有計劃地將大批共產黨員引渡至香港，被綁上巨石沉入了珠江。
1949年1月1日，“阿爾丹號”在航行中迎來了新年的第一縷曙光。
船上的民主人士也在相互祝賀新年。在茅盾拿來的題詞本上，李濟深興奮地寫下了一首新詩:“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我父親從不做新體詩的，這是他的第一首新詩，我想應該也代表著他的‘新生’吧。”李筱桐說，“而且從那天起，我父親開始記日記了，用的是一本美國產的硬皮本，離開香港那麽倉促，他還是帶在身邊——那是馮玉祥送給他的。”
那一天，香港《華商報》發表了李濟深離港前寫好的《元旦獻辭》:“一切民主陣線的朋友、愛國的人士……都應準備其知識能力……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
那一天，蔣介石也發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個人進退，絕不縈懷”——在這個中國曆史的轉折點上，這對鬥了幾十年的老對手終於以這樣的方式分出了勝負。
從某種意義上說，蔣介石的下野是桂係“逼宮”的結果。緊接著，1949年1月初，白崇禧派桂係三號人物黃紹竑攜帶巨款飛赴香港，邀請李濟深赴武漢“指導一切”。
“黃紹竑當然沒有見到我父親，”李筱桐說，“桂係希望我父親回去帶領他們劃江而治。雖然曆史不能假設，但我想，父親如果沒走，一定會反過來做他們的工作——其實，那時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經‘動心’了，也想過跟我父親一樣去開政協會議。如果不是時間上的陰差陽錯，這兩個人或許就起義了，蔣陣營崩潰得會更快，那半壁江山的解放或許也能換一種方式了。”
1949年1月7日，李濟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達大連。
在解放區，李濟深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中共甚至早早為這些來自南方的民主人士準備下上好的皮毛大衣和帽子，以抵擋東北的嚴寒。在解放區的所見所聞，也讓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新政權，第一次有了直觀的認識。
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首次公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此前一天，傅作義接受改編，古都北平實現了和平解放；同日，蔣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
此時，淮海戰役已經結束，國民黨軍隊的潰敗之勢再難逆轉。“臨危受命”的李宗仁隻能迅速展開“謀和”行動，希望廣泛發動民主人士在國、共之間進行和平斡旋，以圖“劃江而治”。
1月23日，李宗仁的“特派代表”邵力子、甘介侯來到上海，登門拜訪了78歲的民盟中央主席張瀾。
民盟“不參加調停”
當時中國各民主黨派中，民盟可謂是最合格的“調停人”。
“新華社曾經用一句話概括了民盟的特點——她連一支手槍也沒有，並且不打算有。”李燕奇說，“民盟一貫的政治主張就是靠民主的方式、靠談判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實現和平的願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兩大政治勢力此消彼長的這段時間裏，民盟始終是作為中國第三大黨存在的。民盟是大知識分子的政黨，這些“精英”們深厚的學養，以及由此形成的對民主、和平的渴求，注定了民盟會在國共之間擔當起調停人的角色。
正因為此，當蔣介石準備撕下和平的假麵發動內戰時，手無寸鐵的民盟成了第一個犧牲品。
1946年6月，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8月，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在成都被特務打傷。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為“ 非法團體”，國民黨對民盟上層“暫且敷衍容忍”，中下層隻要有反對言論“一律格殺勿論”。為保護盟員安全，11月6日，張瀾忍痛宣布民盟解散，隔日卻另發一個人聲明，宣布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鬥爭到底。
1948年1月，沈鈞儒、章伯鈞等人在香港恢複民盟組織，自此，民盟一改以往的溫和作風，公開喊出了“聯共反蔣”，“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口號。
“民盟自己不問政權，也不以執政作為目標，它是很想促成國共組成聯合政府的。本來一個完全中立的政黨，最後卻被蔣介石完全推向中共的懷抱。”民盟中央委員、作家梁曉聲這樣評價，“‘五一口號’提出時，民盟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它與國民黨之間已經是不可彌合的敵對關係。”
與蔣介石的唯我獨尊不同，李宗仁在國民黨內素有“民主將軍”的美名。聽說張瀾與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員羅隆基正在虹橋療養院養病，他讓邵力子、甘介侯主動支付了所有治療費用，隻求二人能夠再次出麵“調停”國共關係。
但這一切已是徒勞。1949年1月27日，病中的張瀾公開發表講話，拒絕充當“和事老”。張瀾的話擲地有聲，“從前國共兩黨之爭，我們是第三者，但現在局勢已經完全改變，現在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而我們站在革命的一邊，所以不能參加調停。”
後來，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蔣氏離京之後，我就立刻致電孫夫人、李濟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黨派的領袖們，如張瀾、章伯鈞、張東蓀等人，這些民主人士過去都有反共的曆史，但在戰後都轉而親共。他們的轉變，一方麵固然由於中共統戰政策運用之靈活，同時也是蔣氏一幫為淵驅魚的結果。”
得道多助。與國民黨的眾叛親離形成鮮明對照，1949年春夏，各地參加新政協的代表紛紛動身，奔向新中國的懷抱:黎族領袖王國興化裝成泰國華僑，從香港乘船到達青島解放區；錦江飯店女老板蔣竹君在特務的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裝的台盟主席謝雪紅送上開往解放區的貨輪；南洋僑領陳嘉庚從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從美國輾轉回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提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現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麵。”
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進駐北平，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先期抵達的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西苑機場的歡迎隊伍。不到一個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虎口脫險
這時候的上海，正陷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是蔣介石的根基所在，南京失守後，蔣介石不顧“退隱”的承諾，直奔上海督戰，他召集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海警察局長毛森和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嚴令把上海的黃金白銀全部運送台灣，同時按照秘密名單，把宋慶齡、張瀾、羅隆基、史良等知名人士帶到台灣，“不去台灣者，就地正法！”
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三綹長髯、一襲布衣的張瀾有著他人難以替代的強大號召力。被尊為“川北聖人”的他早在辛亥革命時就是孫中山的同盟會員，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都任過職，所到之處無不留下一片清譽。
“在張瀾身上，現代社會的民主思想與嚴於律己的個人修為結合得水乳交融，這使他在人格方麵具有連自己的敵人都不得不欽佩的魅力。”梁曉聲說，“所以蔣介石認為，張瀾絕不能留在大陸，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帶到台灣去。他已經把張瀾軟禁了很長時間，之所以不殺他，不是寬忍，實是不敢——蔣介石曾經說過，得張瀾者得四川，他輸不起四川這個大省。”
1949年5月中旬，解放軍掃清上海外圍，準備攻城。與此同時，城內的國民黨特務們開始肆意搜捕、處決不願去台灣的民主人士。5月18日，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中央首任主席黃炎培的次子黃競武遭到逮捕，並被殘忍地活埋。
生死存亡之際，周恩來緊急電令上海地下黨組織:全力保護和營救宋慶齡、張瀾、羅隆基、史良。
5月24日，上海的巷戰已經展開。自知回天無力的蔣介石痛下殺心，命令上海警備第三大隊副隊長閻錦文，將張瀾、羅隆基二人由虹橋療養院押至看守所，以轉移台灣為名中途處死，拋屍黃浦江。
蔣介石如何能夠想到，就在十幾天前，中共地下黨組織已經利用上海警備司令部內部的明爭暗鬥，成功將閻錦文策反了。營救張、羅二人的方式也已經被設計好——由閻錦文以“移解”的名義，將二人轉移到羅隆基的朋友、前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如夫人田淑君處藏匿起來，等待解放軍入城。
“5月24日晚上十點，我親自駕車開往虹橋療養院，那時全市已經戒嚴，因為我身著軍裝，又有當夜口令，所以能暢行無阻。”那個驚心動魄的晚上，是閻錦文終生難忘的回憶，“醫生護士見我深夜到此，車上又漆著警備司令部的標誌，都嚇得躲了起來。我提著左輪手槍來到病房，故意大聲吆喝:‘張瀾、羅隆基快些上車，我們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誤！’”
張瀾和羅隆基已經知道閻錦文是“自己人”，並沒有反抗。閻錦文讓二人坐在車的後排，不敢走大路，沿著小巷向環龍路的田淑君家疾馳。途中每遇盤查，閻錦文就說車上一個是他的父親，一個是他的哥哥，憑著警備司令部的證件，車輛非常順利地通過了重重哨卡。
此時，在看守所等待多時的上海警備司令毛森已經發現了閻的“變節”。眼看要到達田淑君家時，閻錦文在後視鏡裏發現了追兵。他當即棄車，命令同在車內的親信潘雲龍、莊儒伶背起張瀾和羅隆基，穿越院牆一路狂奔，才終於成功脫險。
張瀾獲救後的第三天，上海解放。一個月之後，1949年6月24日，張瀾和羅隆基以新政協代表的身份，乘坐火車來到了北平。
政治顧問與軍事策反
就在張瀾北上的同時，許多民主人士卻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包達三等十餘位民主人士擔任了上海市政府顧問，協助陳毅市長管理這個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陳毅本人也邀請包括章士釗、張元濟、施複亮在內的八方賢達，組成了自己的“智囊團”。
“建國初期，我們黨對管理城市是缺乏經驗的。”李燕奇說，“我們的工農幹部多，知識分子少，很多專業性強的部門，沒有知識是難以執掌的，而民主黨派恰恰是中國大知識分子的代表，我們的新政協、新政府的確非常需要他們的參與。”
民主黨派對新政權的另一大貢獻，在於策反國民黨軍政要員。
1949年5月，在民革成員王葆真、李世璋的策反下，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團司令官張軫率部兩萬多人，在武漢附近的金口地區舉行起義，武漢三鎮順利解放；
8月，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第1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在長沙宣布起義，湖南全省解放，具體負責起義活動的是程潛的老部下、民革成員李世璋；
12月，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民革成員劉文輝在四川彭縣宣布起義。隨後，劉文輝又推動了川鄂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和國民黨第15兵團司令官羅廣文的起義；
與此同時，在民革領導人李濟深、龍雲的策反下，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在昆明率部起義，實現了雲南省的和平解放……
對此，毛澤東曾有過高度評價:“由於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軍人舉行的起義，不但加速了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們有了迅速增長的海軍和空軍。”
不能忘卻的是，為了投向新中國的懷抱，民主人士也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據不完全統計，因策反、起義活動暴露而被殺害的民革成員達32人。1949年9月19日，就在新政協召開的前夜，政協代表、民革中執委、國民黨陸軍大學校長楊傑在香港寓所被特務暗殺。
“政權中一定要有他們的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了。
新政協622名代表中，黨外人士占了56%。林則徐的侄孫林遵、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梁啟超之子梁思成、張學良之弟張學思、楊虎城之子楊拯民、前清翰林張元濟、北洋海軍耆將薩鎮冰、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海外僑領陳嘉庚……新政協代表年齡最大的92歲，最小的21歲，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代表人物。
新政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選舉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這與“五一口號”中提出的政協、人大、政府的順序並不完全一致。對此，周恩來在1949年6月 15日新政協第一次籌備會的報告中曾有過解釋——“五一口號”得到民主人士積極響應後，中共曾準備於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爾濱召開一個規模較小的政治協商性質的會議，擬由30個單位、每單位6人參加，然後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但由於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這一設想已不能適應形勢要求，迫切需要召開一個具有更加廣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國性大會來製定國策，產生政府，成立新中國。經過協商，決定新政協改在北平舉行，由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最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選舉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副總理。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民主人士有26名；15名政務委員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務院所轄機構負責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教育部、衛生部、交通部、司法部、文化部、輕工業部、郵電部、水利部、林墾部的部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部由民主人士出任。
“民主人士在政府中占這樣高的比例，確實讓一些黨內的‘老革命’不服——共產黨打江山，憑什麽民主黨派坐江山？他們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嘛。”李燕奇說，“後來，毛澤東對這種看法提出過批評，他說，民主黨派不是‘一根頭發’，從他們背後聯係的人看，是‘一大把頭發’——政權中一定要有他們的代表。”
1949年9月30日，開國大典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落下帷幕。會議發表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
“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它將指揮人民解放軍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殘餘敵軍，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它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中國的曆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懷仁堂。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這裏隆重舉行。同日，新華社發表社論:“這個會議，宣告著舊中國的永遠滅亡和新中國的偉大誕生。”
政治協商會議將要決定的，是新生共和國政權的組成；政協代表中超過一半的黨外人士比例，更顯示了一個大黨接管一個大國時應有的胸懷。肝膽相照的友情，隻能源自生死與共的經曆——與無數犧牲在革命戰場上的共產黨人一樣，為了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的誕生，黨外人士同樣付出過血的代價。
查閱會議文獻會發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第一項議程，竟然是默哀——在大會執行主席周恩來的提議下，600餘名與會代表全體起立，向為參加政協會議而犧牲的馮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鍾。
“五一口號”
馮玉祥將軍是第一個響應中共號召，回國參加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遠在紐約的馮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由各黨派共同組成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張。”北京市委黨校教授、黨派關係史學者李燕奇說。此後曆次會議講到政權問題，毛澤東都會著重強調吸收“黨外民主人士參加新政權的建設和工作”，甚至在1947年撤離延安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已經十分精簡的行軍縱隊中，依然保留了一個專管統戰工作的機構。1948年的春天，解放戰爭剛剛出現轉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號”，建立新中國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緊接著，5月2日，中共中央電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請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談新政協召開事宜，馮玉祥在這“29人名單”中位列第二。
此時的馮玉祥正陷在極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他被蔣介石開除出黨，並被吊銷了護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馮玉祥曾是國民黨最忠實的追隨者——1926年，因為仰慕孫中山和他的三民主義，行伍出身的馮玉祥率領整支部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北伐時，這支軍隊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馮玉祥也與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結拜為金蘭之交。
“蔣介石一生都在排除異己，他是留不住人的。”馮玉祥的兒媳餘華心這樣解釋馮蔣二人決裂的原因。“北伐之後馮玉祥的西北軍達到鼎盛，有47萬人，蔣介石隨即‘削藩’，北伐四個方麵軍被他收拾了三個，馮玉祥的軍隊被收走最多。後來淞滬抗戰時，他名為第三戰區長官，蔣介石一道命令把一個炮兵連從前線調走，他連知道都不知道。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給了他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名義上的二把手，卻完全是個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慣蔣介石的獨裁，看到聞一多、李公樸、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的下場，隻能主動提出到美國‘考察水利’。”
實際上，對於忠貞耿直的馮玉祥本人，蔣介石一直還是表現出尊敬的。餘華心說，張治中曾寫信勸過馮玉祥回國，告訴他，總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個“大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遠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彌合的。到美國之後，馮玉祥開始以各種方式“反蔣”。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援華聽證會邀馮玉祥出庭，他卻呼籲不要拿美國人民的血汗錢幫蔣介石打內戰，“美國援華資金是往垂死的人身體裏注入血漿！”最終，撥款委員會把原定的6千萬美元資金削減到1千多萬美元。
1947年11月5日，馮玉祥公開發表文章《我為什麽同蔣介石決裂》，痛斥“蔣政權是中國所有壞政府的頂點”。怒不可遏的蔣介石電調馮玉祥回國遭拒後，吊銷了他的護照。1948年1月7日，馮玉祥被開除國民黨黨籍。
與之相對照的是，共產黨一直把馮玉祥當作值得信賴和尊敬的朋友。餘華心說，馮玉祥六十大壽時，所有中共高層都發來了賀信，就連他在美國的秘書賴亞力，都是一名共產黨員。
“五一口號”就是經賴亞力之手送給馮玉祥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周到地為他設計好了回國的路線——乘蘇聯豪華客輪“勝利號”，過大西洋，經由黑海到達蘇聯敖德薩，再換乘火車進入東北。
1948年7月31日，馮玉祥擺脫特務的監視，帶領全家登上“勝利號”，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協的征途。
李濟深的選擇
此時，馮玉祥的摯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著中共的回複。
李濟深是“29人名單”中的一號人物，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甚至超過了馮玉祥——黃埔軍校時期，蔣介石是校長，他是副校長；北伐時，蔣介石是總司令，他是總參謀長；“四·一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三天後李濟深就在廣州開始“清黨”……
“我父親那時候堅定地站在蔣介石一邊，他確實曾經是擁蔣反共的，”李濟深的女兒李筱桐毫不諱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變了。”
那一年，為調停蔣桂矛盾，執掌兩廣軍政大權的李濟深親赴南京，卻被蔣介石以“分頭發難、謀反黨國”的罪名軟禁了整整兩年，並開除黨籍。1933年的福建事變，李濟深第二次被開除出黨，抗日戰爭打響才被召回。抗戰勝利後，李濟深被授予軍事參議院院長的高職，卻沒有任何實權。1946年，蔣介石三次召李濟深上廬山“共商國是”，待李上山後卻避而不見，對蔣徹底絕望的李濟深留下一封長達19頁的萬言書，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隨後悄悄下山，到香港發表了著名的《對時局的意見》，宣布與蔣徹底決裂。蔣介石則將李濟深永久開除出黨，並登報通緝。
被蔣介石高壓政策逼到香港的國民黨左派並非李濟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等聯合在美國的馮玉祥，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邀請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
“民革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李燕奇說，“它的成員全部是孫中山的戰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導思想幾乎就是國民黨‘一大’的翻版，還有就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這幾十位，民革在大陸、在蔣介石政權內部還擁有大批秘密成員，其中包括龍雲、劉文輝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員。更有甚者，據好友林倫彥回憶，李濟深到港以後，“蔣黨”中除陳果夫兄弟與陳誠外，幾乎全到香港“掛過鉤”——“足見蔣的國民黨渙散到何等程度。”
最驚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剛剛出任廣東省主席的他輕裝簡從，悄悄來到了香港半山羅便臣道的李公館。
“宋子文是國民黨內最大的親美派，他一見我父親就說，我當廣東省主席，不是老蔣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憶說，“那時候美國人已經看出蔣介石眾叛親離的趨勢，考慮犧牲他，換取國民黨的繼續統治——他們也找過馮玉祥，明確提出願意幫助民主人士‘奪權’，‘隻要你們不要共產黨，我們就不要蔣介石’。宋子文這次來就是希望通過我父親，疏通父親的老部下張發奎、薛嶽、蔣光鼐等人，再聯係和父親關係非常密切的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在廣東建立政府，一方麵推翻蔣介石，另一方麵與共產黨談判，在國共之外走‘第三條路’。”
麵對宋子文的誘惑，李濟深隻提了一個要求——能不能先釋放廣東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話問得宋子文啞口無言，他隻得以“考慮考慮”為借口諾諾而退，自此再也沒有和李濟深聯係。
幾個月後，前國民黨招商局長蔡增基也來到了香港——與宋子文的意圖相似，他是替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做說客的。
通過馬萬祺的引見，蔡增基登門拜訪了李濟深。馬萬祺曾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任公(即李濟深)聽過蔡先生的傳達之後，向他分析了當前局勢。他認為中國應該統一，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內戰永無寧日。任公最後表示:作為朋友，歡迎以後有往來，但如談此類事，則不必來了。”
“一直有人認為，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是走投無路後無奈的選擇。實際上，他們可選擇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說，“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他們每人腦海中都有一
個畢生追求的明確目標，有一個理想國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們的選擇。”
而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爭取到李濟深的支持，無疑將在中國的政治天平上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碼——就在“五一口號”發布當日，毛澤東又給李濟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鈞儒寫了一封親筆信，就政協會議的召開征求二人意見，“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在新政協召集人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謙恭地把自己置於民革、民盟之後。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鈞儒、章伯鈞代表民盟，馬敘倫、王紹鏊代表民進，陳其尤代表致公黨，彭澤民代表農工黨，李章達代表救國會，蔡廷鍇代表民促，譚平山代表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郭沫若代表無黨派人士聯合致電中共中央，熱烈響應“五一口號”。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複電，熱誠歡迎民主人士前來解放區，就新政協召開的時機、地點，以及參會範圍和會議討論的問題進行具體協商。
馮玉祥遇害
此時，馮玉祥將軍已經在回國路上了。
馮玉祥始終不知道，他乘坐的“勝利號”，是中國共產黨出錢包下的。“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黨組會上聽說，毛澤東、周恩來當時特別指示東北局財政負責人錢之光，撥專款雇了這條船接他們回國。”餘華心說。
顧忌特務的監視，馮玉祥很少出艙，他用幾天時間給李濟深寫了一封長信，把自己在美國的工作仔細梳理了一遍，字裏行間，奔向新生政權的喜悅溢於言表。 )
8月17日，“勝利號”駛抵埃及北岸的亞曆山大港，緊靠“勝利號”停泊的是一艘國民黨軍艦。警惕性極高的馮玉祥不再露麵，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郵局投遞出了將軍一生中的最後一封信。
“勝利號”在亞曆山大港停泊了6天。這期間，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驅趕回國的蘇聯亞美尼亞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計劃，“勝利號”將於1948年9月2日抵達蘇聯敖德薩港。9月1日午飯後，船長建議乘客們回艙好好
休息，準備上岸。
馮玉祥一家剛剛回到房間，“勝利號”的船長室內忽然冒出了濃煙。
“是馮玉祥的小女兒曉達首先發現著火的，她頭一個衝了出去。”餘華心曾聽丈夫馮洪達多次講述過那場慘烈的火災，“馮玉祥緊跟著衝出去——但火就是從過道和樓梯上燒起來的。我婆婆說，她曾經聽到了丈夫的呻吟聲，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覺了。”馮洪達的房間恰好在船的另一邊，起火比較晚，機敏的他用太平斧劈開父母房間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當時房間裏全是煙，他用滅火器噴了半天，才發現父親頭朝裏、臉朝下躺在門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這場蹊蹺的大火，最終造成包括馮玉祥和馮曉達在內的200餘人遇難。至於起火原因，當年的說法是艙內放電影時膠片燃燒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與馮玉祥同船回國的賴亞力約見馮洪達、餘華心夫婦，才講出了事實的真相。
“他告訴我們，蘇聯最後有個調查報告——那場大火是烈性炸藥所致，否則難以解釋為什麽是多點起火，”餘華心說，“但是誰幹的到現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國曾經進行檢修，會不會被人做了手腳？那幾千名亞美尼亞人登船，會不會有國民黨特務混在裏麵？都講不好。唯一能確定的是，那場海難不是意外，而是謀害。 ”
等待“大動作”
就在馮玉祥將軍遇難的兩天前，8月30日，周恩來剛剛致電先期到港的錢之光，指示組織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蘇聯輪船北上。
錢之光是中共專門派到香港去的。8月初到港後，他對香港地下黨與外界公開聯係的辦事機構“聯合行”進行了改組擴大，改名“華潤公司”，並親自出任董事長，準備以往來貿易為名掩護接送民主人士。
馮玉祥遇難的消息傳來，9月7日，周恩來緊急致電香港分局，要求對民主人士乘蘇聯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沒有船行保證不能乘，民主人士有顧慮不能乘，且大家不可同乘一船，要分批前來，第一批則愈少愈好。
一天後的9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撤離延安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取代原來的“工農民主專政”，並將新政權的階級性解釋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會上還重申了五年勝利目標:軍事上部署長江以北的秋季攻勢，準備戰略決戰。
緊接著，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役打響，解放戰爭全麵轉入戰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開往解放區的輪船，這其中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卻獨獨缺少了李濟深。
李濟深仍然在等待。
“從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國民黨內部的策反作為首要工作。”李筱桐說，“我父親曾經說過，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麵作出點成績，何以麵對新政協？何以麵對新中國？”
在國民黨陣營中，李濟深與桂係的關係最為密切。北伐前後，就是李濟深發現並培養了桂係的兩大領袖李宗仁、白崇禧，並介紹他們加入了國民黨。1948 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號”發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國民黨的“國大”上擊敗蔣介石力捧的孫科，出任副總統。李濟深深知蔣、李素來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無異於斷掉蔣介石的一隻臂膀。
“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讚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幹戈為玉帛。”1948年冬天，李濟深在一條白綾上寫下這樣一封親筆信，托在香港的桂係“立法委員”黃啟漢秘密帶給了白崇禧。
“我父親給李宗仁、白崇禧都寫過密信，勸他們盡快與蔣介石決裂，與他一道北上參加政協會議，”李筱桐說，“中共很想讓父親第一批離開香港，他之所以遲遲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動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態，不過，他也始終沒有明確拒絕父親的提議。”
羈絆李濟深的原因還有一個——他摯愛的如夫人雙秀清已是肝癌晚期。“父親被開除出國民黨後，全家失去了經濟來源，隻能把香港的房子出租一部分——後來我們才知道，頂樓租的是地下黨，地下租的是國民黨特務，對門還有國民黨的公開特務天天盯著。我家住在半山，因為經濟困難，媽媽隻能每天帶著我和姐姐，花幾十分鍾走到山下買便宜菜吃。她的病一查出來就是晚期了，醫生說最多還有半年時間。”李筱桐每每談起母親，仍不免唏噓。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馬敘倫、郭沫若在內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沒有李濟深。焦急的毛澤東、周恩來對錢之光下了“最後通牒”——1948年冬天，必須將李濟深安全送至解放區。
“英姑娘沒有來送行”
“船開了，貨放在船長房裏，英姑娘沒有來送行，請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發自香港的密電擺在了毛澤東的案頭——看似毫無頭緒的言語卻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李濟深動身了。
李濟深離開香港的過程，猶如一場精彩的諜戰劇。
12月25日，港英當局密切監視李濟深動向的特務負責人王翠微接到請帖，邀他們夫婦27日到李公館“歡慶聖誕”——王翠微由此認定李濟深不會於近日離港，又正趕上聖誕假期，也就放鬆了戒備。 )
這其實是李濟深放出的一顆“煙幕彈”——12月26日晚，李濟深拉上民革的朱蘊山等人，乘上一艘小遊艇，擺上酒菜，大張旗鼓地到維多利亞灣“泛舟遊覽”去了。
天漸漸黑了下來，誰也沒有發覺，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內的蘇聯貨輪“阿爾丹號”。
貨輪上，彭澤民、柳亞子、茅盾、翦伯讚等人已經等在那裏，在中共的統一安排下，他們或化裝成洋行經理，或化裝成商人，口袋裏還像模像樣地裝著提貨單。李濟深則迅速鑽進船長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麵。12月27日，“阿爾丹號”順利通過檢查，乘風破浪向大連港駛去。
“我父親走時沒通知任何人，我想，應該也包括我的母親。”李筱桐說，“幾個月後，我母親就去世了，怕特務破壞，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寫是誰的夫人。”
李濟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國統區，由於李濟深的北行，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李濟深的長子李沛文被逮捕，險些被殺；送去參軍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國民黨扣作人質，一個被監控起來；他的內侄黎民任，由於曾有計劃地將大批共產黨員引渡至香港，被綁上巨石沉入了珠江。
1949年1月1日，“阿爾丹號”在航行中迎來了新年的第一縷曙光。
船上的民主人士也在相互祝賀新年。在茅盾拿來的題詞本上，李濟深興奮地寫下了一首新詩:“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我父親從不做新體詩的，這是他的第一首新詩，我想應該也代表著他的‘新生’吧。”李筱桐說，“而且從那天起，我父親開始記日記了，用的是一本美國產的硬皮本，離開香港那麽倉促，他還是帶在身邊——那是馮玉祥送給他的。”
那一天，香港《華商報》發表了李濟深離港前寫好的《元旦獻辭》:“一切民主陣線的朋友、愛國的人士……都應準備其知識能力……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
那一天，蔣介石也發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個人進退，絕不縈懷”——在這個中國曆史的轉折點上，這對鬥了幾十年的老對手終於以這樣的方式分出了勝負。
從某種意義上說，蔣介石的下野是桂係“逼宮”的結果。緊接著，1949年1月初，白崇禧派桂係三號人物黃紹竑攜帶巨款飛赴香港，邀請李濟深赴武漢“指導一切”。
“黃紹竑當然沒有見到我父親，”李筱桐說，“桂係希望我父親回去帶領他們劃江而治。雖然曆史不能假設，但我想，父親如果沒走，一定會反過來做他們的工作——其實，那時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經‘動心’了，也想過跟我父親一樣去開政協會議。如果不是時間上的陰差陽錯，這兩個人或許就起義了，蔣陣營崩潰得會更快，那半壁江山的解放或許也能換一種方式了。”
1949年1月7日，李濟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達大連。
在解放區，李濟深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中共甚至早早為這些來自南方的民主人士準備下上好的皮毛大衣和帽子，以抵擋東北的嚴寒。在解放區的所見所聞，也讓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新政權，第一次有了直觀的認識。
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首次公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此前一天，傅作義接受改編，古都北平實現了和平解放；同日，蔣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
此時，淮海戰役已經結束，國民黨軍隊的潰敗之勢再難逆轉。“臨危受命”的李宗仁隻能迅速展開“謀和”行動，希望廣泛發動民主人士在國、共之間進行和平斡旋，以圖“劃江而治”。
1月23日，李宗仁的“特派代表”邵力子、甘介侯來到上海，登門拜訪了78歲的民盟中央主席張瀾。
民盟“不參加調停”
當時中國各民主黨派中，民盟可謂是最合格的“調停人”。
“新華社曾經用一句話概括了民盟的特點——她連一支手槍也沒有，並且不打算有。”李燕奇說，“民盟一貫的政治主張就是靠民主的方式、靠談判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實現和平的願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兩大政治勢力此消彼長的這段時間裏，民盟始終是作為中國第三大黨存在的。民盟是大知識分子的政黨，這些“精英”們深厚的學養，以及由此形成的對民主、和平的渴求，注定了民盟會在國共之間擔當起調停人的角色。
正因為此，當蔣介石準備撕下和平的假麵發動內戰時，手無寸鐵的民盟成了第一個犧牲品。
1946年6月，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8月，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在成都被特務打傷。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為“ 非法團體”，國民黨對民盟上層“暫且敷衍容忍”，中下層隻要有反對言論“一律格殺勿論”。為保護盟員安全，11月6日，張瀾忍痛宣布民盟解散，隔日卻另發一個人聲明，宣布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鬥爭到底。
1948年1月，沈鈞儒、章伯鈞等人在香港恢複民盟組織，自此，民盟一改以往的溫和作風，公開喊出了“聯共反蔣”，“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口號。
“民盟自己不問政權，也不以執政作為目標，它是很想促成國共組成聯合政府的。本來一個完全中立的政黨，最後卻被蔣介石完全推向中共的懷抱。”民盟中央委員、作家梁曉聲這樣評價，“‘五一口號’提出時，民盟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它與國民黨之間已經是不可彌合的敵對關係。”
與蔣介石的唯我獨尊不同，李宗仁在國民黨內素有“民主將軍”的美名。聽說張瀾與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員羅隆基正在虹橋療養院養病，他讓邵力子、甘介侯主動支付了所有治療費用，隻求二人能夠再次出麵“調停”國共關係。
但這一切已是徒勞。1949年1月27日，病中的張瀾公開發表講話，拒絕充當“和事老”。張瀾的話擲地有聲，“從前國共兩黨之爭，我們是第三者，但現在局勢已經完全改變，現在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而我們站在革命的一邊，所以不能參加調停。”
後來，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蔣氏離京之後，我就立刻致電孫夫人、李濟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黨派的領袖們，如張瀾、章伯鈞、張東蓀等人，這些民主人士過去都有反共的曆史，但在戰後都轉而親共。他們的轉變，一方麵固然由於中共統戰政策運用之靈活，同時也是蔣氏一幫為淵驅魚的結果。”
得道多助。與國民黨的眾叛親離形成鮮明對照，1949年春夏，各地參加新政協的代表紛紛動身，奔向新中國的懷抱:黎族領袖王國興化裝成泰國華僑，從香港乘船到達青島解放區；錦江飯店女老板蔣竹君在特務的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裝的台盟主席謝雪紅送上開往解放區的貨輪；南洋僑領陳嘉庚從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從美國輾轉回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提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現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麵。”
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進駐北平，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先期抵達的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西苑機場的歡迎隊伍。不到一個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虎口脫險
這時候的上海，正陷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是蔣介石的根基所在，南京失守後，蔣介石不顧“退隱”的承諾，直奔上海督戰，他召集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海警察局長毛森和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嚴令把上海的黃金白銀全部運送台灣，同時按照秘密名單，把宋慶齡、張瀾、羅隆基、史良等知名人士帶到台灣，“不去台灣者，就地正法！”
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三綹長髯、一襲布衣的張瀾有著他人難以替代的強大號召力。被尊為“川北聖人”的他早在辛亥革命時就是孫中山的同盟會員，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都任過職，所到之處無不留下一片清譽。
“在張瀾身上，現代社會的民主思想與嚴於律己的個人修為結合得水乳交融，這使他在人格方麵具有連自己的敵人都不得不欽佩的魅力。”梁曉聲說，“所以蔣介石認為，張瀾絕不能留在大陸，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帶到台灣去。他已經把張瀾軟禁了很長時間，之所以不殺他，不是寬忍，實是不敢——蔣介石曾經說過，得張瀾者得四川，他輸不起四川這個大省。”
1949年5月中旬，解放軍掃清上海外圍，準備攻城。與此同時，城內的國民黨特務們開始肆意搜捕、處決不願去台灣的民主人士。5月18日，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中央首任主席黃炎培的次子黃競武遭到逮捕，並被殘忍地活埋。
生死存亡之際，周恩來緊急電令上海地下黨組織:全力保護和營救宋慶齡、張瀾、羅隆基、史良。
5月24日，上海的巷戰已經展開。自知回天無力的蔣介石痛下殺心，命令上海警備第三大隊副隊長閻錦文，將張瀾、羅隆基二人由虹橋療養院押至看守所，以轉移台灣為名中途處死，拋屍黃浦江。
蔣介石如何能夠想到，就在十幾天前，中共地下黨組織已經利用上海警備司令部內部的明爭暗鬥，成功將閻錦文策反了。營救張、羅二人的方式也已經被設計好——由閻錦文以“移解”的名義，將二人轉移到羅隆基的朋友、前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如夫人田淑君處藏匿起來，等待解放軍入城。
“5月24日晚上十點，我親自駕車開往虹橋療養院，那時全市已經戒嚴，因為我身著軍裝，又有當夜口令，所以能暢行無阻。”那個驚心動魄的晚上，是閻錦文終生難忘的回憶，“醫生護士見我深夜到此，車上又漆著警備司令部的標誌，都嚇得躲了起來。我提著左輪手槍來到病房，故意大聲吆喝:‘張瀾、羅隆基快些上車，我們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誤！’”
張瀾和羅隆基已經知道閻錦文是“自己人”，並沒有反抗。閻錦文讓二人坐在車的後排，不敢走大路，沿著小巷向環龍路的田淑君家疾馳。途中每遇盤查，閻錦文就說車上一個是他的父親，一個是他的哥哥，憑著警備司令部的證件，車輛非常順利地通過了重重哨卡。
此時，在看守所等待多時的上海警備司令毛森已經發現了閻的“變節”。眼看要到達田淑君家時，閻錦文在後視鏡裏發現了追兵。他當即棄車，命令同在車內的親信潘雲龍、莊儒伶背起張瀾和羅隆基，穿越院牆一路狂奔，才終於成功脫險。
張瀾獲救後的第三天，上海解放。一個月之後，1949年6月24日，張瀾和羅隆基以新政協代表的身份，乘坐火車來到了北平。
政治顧問與軍事策反
就在張瀾北上的同時，許多民主人士卻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包達三等十餘位民主人士擔任了上海市政府顧問，協助陳毅市長管理這個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陳毅本人也邀請包括章士釗、張元濟、施複亮在內的八方賢達，組成了自己的“智囊團”。
“建國初期，我們黨對管理城市是缺乏經驗的。”李燕奇說，“我們的工農幹部多，知識分子少，很多專業性強的部門，沒有知識是難以執掌的，而民主黨派恰恰是中國大知識分子的代表，我們的新政協、新政府的確非常需要他們的參與。”
民主黨派對新政權的另一大貢獻，在於策反國民黨軍政要員。
1949年5月，在民革成員王葆真、李世璋的策反下，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團司令官張軫率部兩萬多人，在武漢附近的金口地區舉行起義，武漢三鎮順利解放；
8月，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第1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在長沙宣布起義，湖南全省解放，具體負責起義活動的是程潛的老部下、民革成員李世璋；
12月，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民革成員劉文輝在四川彭縣宣布起義。隨後，劉文輝又推動了川鄂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和國民黨第15兵團司令官羅廣文的起義；
與此同時，在民革領導人李濟深、龍雲的策反下，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在昆明率部起義，實現了雲南省的和平解放……
對此，毛澤東曾有過高度評價:“由於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軍人舉行的起義，不但加速了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們有了迅速增長的海軍和空軍。”
不能忘卻的是，為了投向新中國的懷抱，民主人士也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據不完全統計，因策反、起義活動暴露而被殺害的民革成員達32人。1949年9月19日，就在新政協召開的前夜，政協代表、民革中執委、國民黨陸軍大學校長楊傑在香港寓所被特務暗殺。
“政權中一定要有他們的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了。
新政協622名代表中，黨外人士占了56%。林則徐的侄孫林遵、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梁啟超之子梁思成、張學良之弟張學思、楊虎城之子楊拯民、前清翰林張元濟、北洋海軍耆將薩鎮冰、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海外僑領陳嘉庚……新政協代表年齡最大的92歲，最小的21歲，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代表人物。
新政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選舉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這與“五一口號”中提出的政協、人大、政府的順序並不完全一致。對此，周恩來在1949年6月 15日新政協第一次籌備會的報告中曾有過解釋——“五一口號”得到民主人士積極響應後，中共曾準備於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爾濱召開一個規模較小的政治協商性質的會議，擬由30個單位、每單位6人參加，然後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但由於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這一設想已不能適應形勢要求，迫切需要召開一個具有更加廣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國性大會來製定國策，產生政府，成立新中國。經過協商，決定新政協改在北平舉行，由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最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選舉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副總理。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民主人士有26名；15名政務委員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務院所轄機構負責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教育部、衛生部、交通部、司法部、文化部、輕工業部、郵電部、水利部、林墾部的部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部由民主人士出任。
“民主人士在政府中占這樣高的比例，確實讓一些黨內的‘老革命’不服——共產黨打江山，憑什麽民主黨派坐江山？他們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嘛。”李燕奇說，“後來，毛澤東對這種看法提出過批評，他說，民主黨派不是‘一根頭發’，從他們背後聯係的人看，是‘一大把頭發’——政權中一定要有他們的代表。”
1949年9月30日，開國大典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落下帷幕。會議發表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
“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它將指揮人民解放軍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殘餘敵軍，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它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中國的曆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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