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曆史：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是我軍建軍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澤東經長久醞釀後所采取的一項重大的治軍、治國舉措。實踐證明，這一舉措對於防止黨內、軍內鬧獨立性現象的發生，對於反對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確保軍隊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團結與統一，產生了積極影響。

　　毛澤東之所以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與“林彪事件”有很大關係。

     林彪無疑在革命戰爭中立下過顯赫戰功，毛澤東對他也曾十分賞識的。建國後，林彪收斂鋒芒，常以生病為由，在家休息，但他並不甘寂寞。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後，毛澤東與彭德懷鬧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機敏，政治上也很有計謀。會上，他對彭德懷發起猛攻。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懷職務當上了國防部長，九天後又擔任了軍委副主席，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廬山會議，林彪成了“大贏家”，從沉寂中崛起。

     “文革”開始後，機會再次來臨了。林彪一麵借機為打倒劉、鄧和大批老幹部不遺餘力，為其達到權力頂峰掃清障礙，一麵曲意奉迎毛澤東。但終因奉迎過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反感。

     實際上，毛澤東對林彪的警覺早在“文革”伊始即見端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特談“政變問題”，其主旨有兩層：一是表明黨內有人想搞政變，以挑撥毛與老幹部的關係，為進一步打倒老幹部製造輿論；二是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表明自己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但毛澤東卻從他的講話中聞出了特殊的味道，開始對林有所警覺。即使這樣，直到“九大”召開，毛澤東的天平還是傾向於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為“法定接班人”，權力在“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這使林彪攫取最高權力的野心急劇膨脹。

     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上，林彪首先發言堅持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采取全麵開花戰術，使出席會議的代表也全都激動起來。他們不明真相，紛紛跟著林彪發言，表示擁護在新憲法中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一章。麵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十分惱火，隱隱感到了他的親密戰友咄咄逼人的鋒芒和呼風喚雨的能量。

     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采取“批陳保林”策略，將怒火發泄到緊跟林彪之後“搖旗呐喊”最積極的陳伯達身上。不久，又多次對林彪提拔起來的黃、李、吳、邱“四大金剛”及葉群等提出批評，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覺醒，能做自我批評。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難收。

     這年10月，林彪在廬山會議受挫後，背著毛澤東、黨中央，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由，先斬後奏，向全國發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頃刻間，中國城鄉全麵進入緊急狀態。事後（即10月19日），林彪才采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澤東。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看過電話紀錄，一臉不高興的樣子，並親手將傳閱件“燒掉”。這件事，實際是林彪對自己軍事指揮權能否正常運轉的一次檢驗。

     由於多種原因，毛澤東與他的“親密戰友”間出現了裂痕。林彪目的難以達到，也越發沮喪，之後曾多次在集會或接見外賓時，與毛澤東不辭而別。毛澤東對林彪越來越失望，他決心限製一下林彪的權力，遏製其迅速膨脹的野心，並開始逐步直接掌握軍隊。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澤東到南方巡視，16日到達湖北武昌。在與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以及河南省委負責人劉建勳的談話中，毛澤東回顧了黨的曆史，他說：“勝利以後，朝鮮戰爭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朝鮮戰爭後，軍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懷同誌管。我征求總理的意見，我說還是他管好。他在長征中是靠在我們這邊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勝仗，不叫人家管這個事行嗎？管點事有什麽要緊呀！以後就是林彪管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

     到長沙後，毛澤東在與華國鋒等人談話時，專列服務員拿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詞，毛澤東叫吳旭君、張玉鳳一起唱這首歌，當大家唱到“一切行動聽指揮”時，毛澤東說：“等一等，這一條非常重要，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分成兩派，怎麽能得勝利呢？這句話要改為步調不一致，一定要失敗。”他又說：“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這樣我們多好呀！”

     28日晚，毛澤東接見廣東劉興元、丁盛和廣西韋國清，對他們說：“我很久沒有抓軍隊工作了，現在要抓軍隊工作。……進城以後，管軍隊工作開始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再以後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麽多，實際上是賀龍、羅瑞卿管得多，以後是楊成武，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參謀長、又是軍委辦事組組長。”

     31日，毛澤東到南昌，當晚與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談話，毛澤東說：“汪東興向你們傳達了武漢、長沙談話的內容，講了廬山會議的問題。締造人民解放軍、領導我們軍隊的人，能締造、能領導，就不能指揮嗎？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呀？另外，我們這個軍隊是不是哪一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或者是哪幾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我看不是，人多著呢。朱德、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麽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軍隊的締造者、領導者就不能指揮，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我們黨內還有很多同誌是領導兵暴的、領導軍隊的。”

      9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最後談到軍隊問題時說：“現在的幾位大將（指黃吳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們單獨談得不多，集體談得也不多。黃永勝現在思想狀況怎樣，也不清楚。過去我沒有管，現在我要管軍隊的事，我不相信軍隊會造反。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12日毛澤東回到豐台，又一次談到進城以後，很少抓軍隊工作等問題。不料，第二天便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擁兵自重及其陰謀敗露後的外逃，對毛澤東精神打擊很大，為此他大病一場。正是這次事件，促使毛澤東重新審視“文革”發動和發展的整個過程，決意重新啟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幹部，並著手親自掌握軍隊情況。在這種背景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在毛澤東頭腦中逐步醞釀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實施。

　　林彪事件後，在周恩來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紛紛被解放出來。

     1973年3月7日，鄧小平也恢複了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此時，周恩來病情不斷加重，毛澤東有意培養鄧小平。一次，毛澤東與鄧小平談話時談到，“各大軍區司令員很久沒有調動了”，問他怎麽辦？鄧小平心領神會，隨手將身前的茶杯“對換”了一下。

 “英雄所見略同嘛！”毛澤東說。隨後，兩人會心地笑了起來。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在毛澤東書房兼會客室進行。此時，毛澤東身體尚未從林彪事件的打擊下恢複過來，顯得十分虛弱。政治局委員們用心聆聽著毛澤東的講話。對於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講，與其說是來參加黨的會議，不如說是來接受長者的訓導和教誨。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他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又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裏來。我毫無辦法，無非是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麵講。”會客室裏鴉雀無聲，氣氛有些緊張。

      毛澤東緩和了一下口氣，轉換了話題，他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說罷，他麵朝葉劍英：“你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讚成。”周恩來點點頭，表示是這樣的。王洪文聽完也連連點頭，雖然他麵色平靜，卻掩蓋不住內心的高興。因為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聞名全國的上海民兵指揮部，搞起了成規模、成建製的民兵隊伍，企圖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裝”。但上海在南京軍區的轄區內，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對他事事掣肘，把許世友調走了，就少了一塊“絆腳石”。

     接著，毛澤東提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齊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於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來——“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實際上，自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在開會或接見下級時，讓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毛澤東希望全黨步調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澤東開始講解歌詞，他說：“隻有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來，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坐鎮，一呆就是20年，會出現消極因素，他說：“這個問題（指對調），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後，毛澤東宣布了另一個重要決定。他指著剛剛恢複工作的鄧小平說：“現在，我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常委、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叫參謀長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員靜靜地聽著。從他們的麵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對毛澤東宣布的這個決定有何不同反應，但每人的內心深處卻翻騰著巨大波瀾……

　　 毛澤東繼續談論鄧小平，他說：“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他又轉過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表和氣，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為了鼓勵鄧小平大膽工作，毛澤東又說：“不做工作就不會犯錯誤，一做工作總會犯錯誤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個錯誤嘛。”這些話，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讚許。

     毛澤東講話常常是漫談，話題很廣，但始終貫穿著他要闡明的觀點和思想。他很快又換了一個話題：“現在這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都是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環顧在座的諸位，“你們哪個年輕時期，十幾歲二十幾歲就那麽高明，我就不信。”此時他強調不要看不起年輕人，實際大家心裏明白，這個“兒童團”說的就是王洪文。

     會議結束以後，根據這次會議決定，12月20日中央又召開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毛澤東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高級將領。

     毛澤東坐在書房中央，左首坐著朱德總司令，右首坐著鄧小平。周恩來、江青等政治局委員分別站立在毛澤東的右後側。王海容站在毛澤東的左後側，擔任將他的方言譯成普通話的“翻譯”。

     接見開始後，毛澤東首先拍拍朱老總的肩膀，說：“這是好司令啊，是我們的紅司令，不是黑司令。”兩人簡單說了幾句話，毛澤東開始和站在一側的肖勁光、陳士榘、田維新和馬寧等4位高級將領一一握手、談話。之後，他再次提議並親自指揮大家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後，毛澤東開始對全體人員講話。講話中他還鼓勵大家：“到一個新地方會有很多困難，但大家不要急，慢慢總會順手的。”同時對於這次對調的時間、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項等，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

     按議程，將由毛澤東宣布對調命令。毛澤東想給王洪文一次機會，好在將帥們麵前樹點威信，於是叫王洪文先點名。

     王洪文剛剛當上副主席，年輕氣盛，接過名單就大大咧咧地點起來。“許世友！”

     沒有答應。王洪文向會場看去，許世友臉色鐵青，眼望著天花板，理也不理。他壯起膽子，又點了一次：“許世友！”忽聽“咚”的一聲，許世友將茶杯猛地磕在茶幾上。這下，王洪文算是嚐到了軍隊的厲害。

     周恩來急忙救場。他拿過名冊，看也不看，就先從其他司令員點起來：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然後宣布：“現在請主席宣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這才算讓王洪文下了台。

　　1973年12月22日，毛澤東正式簽發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具體情況如下：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當時全國共有11個大軍區，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任職時間都不長，最長的也才4個月，所以他們三個原地未動。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正式命令下達後的10天內，各軍區司令員必須到達新的工作崗位，每人可帶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結果，不到10天，各大軍區司令員就全部提前到職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工作幹淨利落地順利完成。

     事後，鄧小平談起曆史上這次司令員對調的必要性時指出：“這是因為毛主席很懂得領導軍隊的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幹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範圍。軍隊就有這個傳統，經常調過來，調過去。

     一個領導在一個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容易形成團團夥夥，特別是掌握一個大戰略方向的黨政大權的高級領導幹部，更應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雖然共產黨的幹部不至於產生像中國曆史上藩鎮割據、地方大員擁兵自重的情況，但是也應防止類似情況出現。”

     可以說，這次調動是當時特殊曆史背景下，黨中央、毛澤東為保障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集中統一，而采取的重要舉措之一，它對穩定當時的政治局麵起到了積極作用。

 有關資料來自：人民網《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