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印度老人花十年譯毛選（圖）

   幾十年前，印度友人巴拉伯為中方翻譯印地語“毛選”，逐字逐句推敲，年複一年工作。如今，76歲的他依然記得翻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時的愉悅感。
   賈·巴拉伯先生和夫人現定居北京，盡管家中並沒有保存印地文的“毛選”，但他還是一口氣說出了毛澤東的許多著作。
   50年前，也就是1956年9月，巴拉伯受邀第一次來到北京。作為中國外文出版社的印地語專家，他幫助中國出版了第一批印地語書籍、第一本印地語雜誌《中國畫報》，還協助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開辦了印地語的對外廣播。
   1961年，中印關係轉冷，巴拉伯被迫回國。由於與印度政府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回國後的巴拉伯找不到工作，生活一時陷入困境。中國駐印度使館了解到他的情況後，請他到中國使館編寫兩本印地語刊物。
   次年中印邊界發生衝突後，兩國關係進入冰凍期。當時外文出版社希望把毛澤東的著作單行本、軍事文選和《毛澤東選集》1-4卷，翻譯成20多種小語種，苦於找不到印地語專家，於是就找到了在中國駐印度使館工作的巴拉伯。

   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巴拉伯就在印度讀過英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1968年，外文出版社請他翻譯印地語的“毛選”，他毫不遲疑，接受了這個任務。
   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老人回憶了當年翻譯“毛選”的故事——
   翻譯“毛選”的時候，我依據的是中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英文版，把英文翻譯成印地文。譯稿出來後，中國使館幫我送到北京的外文局。在外文局，中國同事再把我的譯稿和中文原著對照。
   通過使館渠道，我和中國同事每個月都有一次交流，就這樣進行了好幾年的翻譯工作。要做的事很多，比如某些詞語如何翻譯、句段如何改寫和修飾等。因為交流的機會每個月隻有四五天，所以我必須按時完成，否則工作就要往後拖一個月。
   對於我提出的改寫和修改意見，如果中方有不同看法，他們還要把翻譯稿再發還給我，我們要再次交換意見。如果譯文中的某些詞語中國同誌不明白，我就必須詳細地解釋這個詞的含義，直到他們明白。在最終定稿前，我們要進行反複討論，甚至是逐字逐句地討論，以使譯文與原文完全相符。畢竟，英文版的“毛選”與原版“毛選”還是略有差別的。
   讀懂“毛選”的英文版，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大困難，因為毛的文章大多深入淺出。不過，毛的著作裏有很多精辟的語句，用簡短的語言表達深刻的道理，如果想翻譯準確，同時保持文風一致，要花很長時間，這也是翻譯“毛選”比較難的部分。
   我在中國使館做編輯工作本身是有收入的，而我對錢又沒有太多的興趣，因此，翻譯“毛選”時，我就沒有要求額外的報酬。能親自把“毛選”翻譯成印地語，我覺得我是在做兩國溝通的橋梁作用，是為兩國的革命鬥爭在做工作。為此，我感到很光榮，很自豪。
   1977年，我再次受邀到中國工作，主要任務就是翻譯“毛選”第五卷。一年後，我和中國同事一起完成了這項工作，但由於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毛選”第五卷印地語版就沒有出版。
   毛的文章好懂　翻譯起來卻難
   毛在印度很知名。印地文“毛選”1-4卷在印度發行後，印度還有人以此為藍本，將“毛選”翻譯成印度的其他文種，比如孟加拉文、泰米爾文。
   我對毛的許多文章留有深刻印象，其中一些具體表述我現在還記得，比如“兩條腿走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在遊泳中學會遊泳”，還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愚公移山”等，表達方式都很好。我翻譯這些東西時，是深感愉悅的。
   毛的著作中，有些是哲學著作，像《實踐論》、《矛盾論》，我對這兩本著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它們把馬列主義用很生動易懂的語言表達了出來。在《矛盾論》裏，毛說要正確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是有普遍的道理在裏麵的。任何人都可以從毛的著作中學到有用的東西。讀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寧的著作，你會發現不太好懂，但毛會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例子，把每件事都說得淺顯易懂。
   我記得毛有一篇文章叫《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這是一篇不長的文章，但是非常有用，非常清楚。毛的一些講話也很重要，比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它告訴人們，什麽是文化，什麽是人民群眾的文化，如何正確看待文學和文藝的作用。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說，戰術是可以隨時變化的，但是戰略是長期的。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闡述了資產階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不同。印度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對此也印象深刻。總之，我覺得毛的許多論述具有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
   鏈接：外文版“毛選”都不印價格
   吳燦飛，今年68歲，外文出版社編審。退休前，他在社裏的政治編輯室工作。他回憶說，1967到1973年期間，外文出版社集中翻譯了二三十個語種的《毛澤東選集》。“當時參加翻譯工作的大概有200多人。翻譯工作一開始主要在友誼賓館裏進行，1971年後，大家搬到出版社南邊的華僑補校工作。”
   吳燦飛說，外文出版社原本隻翻譯七八種外語，但開始大規模翻譯“毛選”後，語種就越來越多，“外交部、中聯部、北外、國際廣播電台，隻要是外文水平比較高的，能找得到的都來了”。
   “政治編輯室當時負責注釋、解答各個文種提出的問題，因為大家對‘毛選’的理解要統一。碰到軍事方麵的問題，我們也不清楚，就從軍事科學院請軍事顧問，把‘毛選’中的有關術語、問題解釋清楚，然後我們再準確地告訴各個語言組。”
   錢王駟，曾任外文出版社印地文部負責人。他回憶說，最初翻譯“毛選”時，小語種是不參與的，文革開始後，為了搞“世界革命”，小語種才參與進來。“我記得中央最初隻要求小語種翻譯一些毛主席著作的單行本。後來有些同誌思想比較激進，提出毛主席的軍事文選也要翻譯。後來又有同誌提出要全麵傳播毛澤東思想，所以‘毛選’1－4卷也翻譯了。”
   吳燦飛說，“毛選”主要通過中國國際書店向國外發行，書一般都不印價錢，到了當地以後，根據不同的幣值再定價。“印數大概共有兩億冊。當時也不計成本，為的就是把毛澤東思想傳遍全世界。”
   據不完全統計，“毛選”曾被翻譯成英、日、法、西、俄、越、緬、印尼、印地、泰、阿拉伯、德、世界語、朝、烏爾都、斯瓦希裏、波斯、葡萄牙、蒙、豪薩、意、阿爾巴尼亞、芬蘭、挪威、羅馬尼亞、希臘、土耳其、泰米爾、尼泊爾、老撾、捷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文種。
   

   

（2010/08/1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