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一個對周恩來成長有過重要影響的人——周濟渠

一個對周恩來成長有過重要影響的人——周濟渠

作者∶秦九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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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濟渠，按周家譜係先取名貽德，後改名貽謙，再更名濟渠，號竭之。他於清同治10年9月15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於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楚州區）駙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於漢口，1937年安葬於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來五祖父周鳴鹿（譜名駿龐，號敦甫）雖曾還生過周貽震和周貽升，但這兄弟倆均係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濟渠等於是周鳴鹿的獨生子。他在周家同輩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來稱之為三伯父。

周濟渠幼年讀書很刻苦，讀的書也比較多，所以他還年輕時，就已精通經史子集，是位飽有學問的學者，並能寫一手漂亮的顏體字。他的父親出於對他前途和出路 的考慮，還給他捐納了一個“國學生國子監典簿銜”，以期他在清末官場中有個發展。在他長大成人後，就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為塾師。他的同輩和後輩鄉坊 故老都喜歡喊他“老夫子”。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獎他是個學問很高的人。因為周家在淮安的特殊關係和地位，周濟渠也被引進師爺行業。但淮安地處淮河下 遊，清朝末年，朝政腐敗，淮河等主要江河疏於治理，淮安先後於光緒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兩次發大水，整個蘇北一片汪洋， 淮安城頭上幾乎可以行船。當地居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四出逃荒。周濟渠所在衙門也不得不大批裁減員工。師爺本來就是個既不“入品”也不在“級”的人員。自然屬 裁減之列。周濟渠為生活所逼，不得不帶上妻子和四歲的兒子周恩彥，離家去東北投奔時任奉天右參讚的妻兄錢能訓。

周濟渠是成人後由父親 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屬寶應）大戶人家的曹氏為妻。曹氏去世早，他又於光緒30年（公元1904年）續娶寄居淮安城裏磚橋的錢馥蘭為妻。錢馥蘭的哥哥錢 能訓，是浙江嘉興人。光緒24年（公元1898年）他中了進士，在清末和民國年間曾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同 年12月任國務總理，直到“五四”運動爆發才被迫引咎辭職。周濟渠與其妹結婚時恰逢在京任監察禦史的錢能訓去南方有事，便順道回老家淮安參加了妹妹錢馥蘭 的婚嫁事情，並在淮安住了一段時間。期間，錢能訓也曾多次去駙馬巷周家作客。當時周恩來蘋有6周歲，錢能訓見其聰穎靈秀，十分喜歡，特意幾次輔導周恩來的 書法，給幼年的周恩來留下深深的記憶。

東北地區本是滿清王朝的發祥之地。清入關後雖定都北京，但仍給東北以許多優惠措施。如把盛京（今沈陽）定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今沈陽）府為京府等等，事實上是把整個東北地區建成一個類似於今天的“特別行政區”。所以，當時東北的經濟、文化等方麵都較關內發達。

周濟渠到東北後，錢能訓就安排他到鐵嶺任稅捐局主事，兼管鐵嶺的礦務。這在當時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謀到的“肥官”。

也是緣於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濟渠奉命去湖北賑災，10月清廷詔示周濟渠在湖北賑災任內“捐加四品銜並指歸分省試用”。

就在周濟渠這次赴湖北前，時在東北奉天的周貽賡就委托他這次去南方時，能順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東門外祖塋地祭祀一下祖先，並把12歲的周恩來和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起帶來東北，以便讓他這個侄兒能繼續上學讀書，也好讓他的胞弟周貽能生活有個著落。

周貽賡是周恩來的親伯父，在周恩來父輩嫡親兄弟中居長。他也是利用周濟渠與錢能訓的姻親關係才到東北謀上差事的，當時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書（相當於今天 的財政科會計）。周貽賡在去東北前曾在淮安先後娶過王氏和繼配趙氏兩任妻子，但皆未生育，且去世較早。到東北後，他又續娶山東的楊氏為夫人，仍無出，便一 直無兒無女。而當時周恩來因已失去嗣父母和生母，在武漢做小職員的生身父親又收入微薄，根本無法養家糊口，故他蘋能失學在家。但他不甘心學業荒廢，多次寫 信給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邊讀書。周恩來嫡親弟媳王士琴老師生前85歲時還曾對筆者說，四伯母（指周貽賡續弦楊氏）生前曾對她說過，恩來那時年歲雖小， 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給四伯父的信寫得很感人，“親愛的四家伯，我多麽想念書啊！”所以，周貽賡也深深地被他這位侄兒打動了，就趁周濟渠南方之行托他 將周恩來帶去東北。周濟渠本來就是個熱心人，加之他和周恩來又是伯侄關係，也就滿口答應下來。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結束，就和七弟周貽能一道乘船順江東下，再 輾轉淮安，帶上侄兒周恩來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節。就這樣，12歲的周恩來從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鄉淮安來到了冰天雪地的東北鐵嶺，邁 出了他人生最為重要的一步。

到鐵嶺後，周濟渠把周恩來父親周貽能安排到鐵嶺縣衙門當紅筆師爺，又為他們父子倆找了 一處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廣心老人的兒子彭左清在鐵嶺商會工作，和周濟渠是同事。當時，彭左清要求周貽能在閑時的每天晚上輔導彭家孩子的古文 和書法，他們父子便可免費寄住於彭家大院西廂房。周貽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齊齊哈爾出遠差，而鐵嶺的“家”還沒來得及安排好，周貽能蘋好拜托彭家人，把恩來 寄托在彭家暫時生活。筆者1999年秋季曾走訪鐵嶺，據周恩來少年讀書舊址紀念館工作人員馬阿寧女士介紹，周恩來在那短暫的時間裏，曾替彭家的管家於百川 家放過馬，喂過馬。也就是從那時起，周恩來吃上了東北的高粱米飯。他本來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飯，高粱米飯涼了之後，又黑、又紅、又硬，剛開始吃的時候，他 很難下咽。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時給了他教育和鼓勵，讓他堅持吃下去，後來也就習慣了。20世紀90年代，筆者在京見到已故周恩來嫡親弟媳王士琴老人時，她還 激動地回憶說，1949年北平解放後，我和我們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來胞弟周恩壽）到北平，第一次見到了兄長（王士琴對周恩來的稱呼），他問我是哪裏 人，我怯生生地說，“我的老家不太好，是東北哈爾濱的。”因為我國東北曾多年在日本人占領控製之下，一度使關內人對東北人有歧視看法。誰知周恩來一聽，馬 上瞪起眼睛說∶“東北有什麽不好？我就是吃了你們東北的高粱米長大的。是東北的高粱米鍛煉了我的身體。”

不久，周貽能出差歸來，經周 濟渠的安排，周恩來到鐵嶺銀岡書院讀書。銀岡書院當時在當地是所很有名氣的學館。它位於鐵嶺古城南門內路西，是一所園林式的古建誅群，始建於清順治15年 （公元1658年）。康熙年間，是全國五大書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國侵占了東北，以鎮壓義和團為借口劫掠鐵嶺城，竟縱火焚燒20餘天，百姓黎民慘遭 荼炭。也就是從那時起，銀岡書院愛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活動。

周恩來來到銀岡書院的1910年，正是鐵嶺學界愛國活動空前高漲時期，嶽飛的《滿江紅》，夏頌萊的《何日醒》，還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來都是在該校學會的。

正在成長中的周恩來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裏學習與生活，所受到的愛國主義熏陶是非常強烈的，也是他能在13歲時說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動力源。

銀岡書院距周濟渠供職的稅捐局很近，遇有陰雨雪天，周濟渠就讓侄兒周恩來到他家吃午飯。蘋是好景不長，周恩來一學期的書還未讀完，周濟渠就“奉禮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稅差”，帶著妻兒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隨錢能訓遷往天津。

周恩來在鐵嶺的讀書、生活時間雖然很短，但周濟渠也不失時機地對侄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其中他帶周恩來遊覽龍首山，向周恩來講龍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鐵嶺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為爭奪我國東北利益的舊戰場。當年那場狗咬狗的戰爭使東北無數的農舍村莊被毀，老百姓橫遭劫難。那場戰爭以日 本人的戰勝結束後，日方還特意在龍首山的高處豎立一塊高大的石碑，以紀念和炫耀他們的戰績。周濟渠指著龍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對周恩來他們說，龍首山是一條勤 勞為民飛龍的化身，飛龍期盼著有一天再次騰飛起來，為萬民造福。很明顯，周濟渠是借民間傳說來比喻我們中華民族這條“飛龍”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和滿清王朝這 些“妖魔”的壓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周恩來對三伯父的這個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東渡日本前，特意重返東北，看望他的老師、舊友，並為他的當年 同學郭思寧寫下了“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的臨別贈言，其期盼祖國繁榮強盛的“飛龍”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據民國4年（公元1915 年）的一份《周濟渠履曆表》記載，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周濟渠“奉直隸勤業道委充水產股科員”；民國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濟渠任奉天 “鐵嶺稅捐征收局局長，12月到差”。民國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鐵路局秘書”。鐵路運輸業在當時還是個剛剛興起的行業，到鐵路上工作 後，薪金也高得多。周濟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後，也經常給四弟周貽賡和侄兒周恩來提供幫助。1917年周恩來東渡日本時，周濟渠也向侄兒周恩來提供過不少資 助。

“五四”運動爆發後，從日本剛剛歸國的周恩來滿腔熱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著名領導人。這時，擔任北洋政府總理的 錢能訓卻正因為沒有處理好學生運動而被迫去職。周濟渠既是錢能訓的妹夫，又是周恩來的伯父，當時又在天津供職，他深為侄兒周恩來的安全擔心，一再告誡他， “千萬不要參加亂黨”，由於他和錢能訓的這層關係，也使他處於兩難之中，曾提出要以登報聲明與周恩來脫離叔侄關係相威脅，可事實上，他又千方百計地幫助周 恩來。

1929年，周濟渠調南京任津浦鐵路總務處文管課課員。1934年他的妻子錢馥蘭過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顧，便退休到武漢與在那裏工作的兒子周恩彥一家同住。兩年後病故於漢口，時年63歲。第二年，周恩彥遵其生前遺囑，將其靈柩水運南京，與妻子合葬於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會見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時曾提到1910年那次離家的事∶“十二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 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因此，可以說，周濟渠1910年將周恩來帶出淮安這一無意 之舉，卻成了影響周恩來一生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