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zt 古彭萬俟軒 抗日戰爭的曆史不容篡改
目錄
按語
前言
一、蔣介石消極抗戰賣國求榮的鐵證
㈠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㈡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㈢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㈣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㈤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揭秘
二、國民黨百名高官和將領叛國投敵
㈠蔣介石差點成為“汪精衛”
㈡國民黨“降官如毛，降將如潮”
㈢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投敵“大盤點”
三、抗戰期間交戰各方陣亡將領名單
㈠抗戰期間陣亡的共產黨武裝將領（197名）
㈡抗戰期間陣亡的國民黨將領（100名）
㈢死在中國境內的日軍將領名單（99名）
四、蔣介石集團借抗戰之名發國難財
㈠二戰中的最大醜聞：走私貪汙軍用物資
㈡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㈢抗戰8年貨幣發行量增加738倍
㈣40餘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㈤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
㈥蔣介石承認：國軍騷擾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
五、八路軍抗戰八年重要戰役過千次：推薦閱讀《八路軍·表冊》
㈠曆史資料全以表格形式記載
㈡載入重要戰役戰鬥1093個
㈢團以上幹部犧牲（病故）728人
㈣資料全麵、詳實、係統、準確
六、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的五大醜聞
醜聞之一：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醜聞之二：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醜聞之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醜聞之四：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醜聞之五：抗戰後期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
七、日偽檔案戳穿中國精英無恥謊言
八、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戰讓國人蒙羞
㈠蔣介石消極抗戰令國人寒心
㈡“九一八”給國人帶來難忘的恥辱
㈢虛假曆史難以掩蓋事實真相
九、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㈠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㈡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㈢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十、積極抗日與消極抗日的鮮明對比
㈠死在國民黨手裏的抗日英雄
㈡民主人士怒斥：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
㈢蔣介石消極抗日“功績”實錄
附一：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附二：關於蔣介石“愛國”的兩則謊言
（雨夾雪按語：
今天是9月3日，抗日戰爭65周年的紀念日。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利用其控製的主流媒體以所謂“湖北宜昌現抗戰時3000餘國民黨將士遺骸埋葬地”的消息，再度大肆宣揚臭名昭著的“三大觀點”：中共消極抗戰，遊而不擊，借抗日之名保存實力；蔣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國的抗戰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極抗戰的說法；抗戰期間，國民黨200多名將官陣亡，共產黨方麵隻死了一個高級領導人左權。
其實，那3000多具遺骨到底是國民黨將士的還是被屠殺的中國老百姓的，中國精英並未提供任何證據。即使是國民黨將士的，一處激烈的抵抗也涵蓋不了整體。國民黨抗戰期間留下了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抗戰後期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等五大醜聞，這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都堪稱空前絕後。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卻對此隻字不提。
筆者因近期事務繁忙，沒有時間詳細批駁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歪曲篡改抗日戰爭曆史的做法，便把古彭萬俟軒同誌去年的《抗戰史實》係列文章整理成這篇《抗日戰爭的曆史不容篡改》。事先未征求古彭萬俟軒同誌的意見，懇請原諒。本文的版權屬於古彭萬俟軒同誌，轉載需署名並注明出處，即古彭萬俟軒博客http://wangjiting88.blog.163.com。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極力以蔣介石的孝子賢孫自居，但是蔣介石的正統繼承人對此並不買賬。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教育部”擬將明年中小學教科書能力指標用語“國語文”改為“華語文”。同樣，曆史、地理教科書國民黨當局也在延續扁“政府”時期的沒有完全成功的“去中國化”政策。這無疑狠狠抽了大陸那些以蔣介石的孝子賢孫自居的精英一記耳光。）
前言
《蔣介石消極抗日的“底線”——關於抗日戰爭的對話》一文在網上貼出後，絕大多數網友拍手叫好。但也觸動了某些極右非毛反共人士的敏感神經。這篇文章就像挖了他們家的祖墳，在如喪考妣的哀嚎聲中，紛紛對筆者大加撻伐。他們除了極盡汙蔑謾罵之外，還惡毒捏造臭名昭著的“三大觀點”：中共消極抗戰，遊而不擊，借抗日之名保存實力；蔣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國的抗戰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極抗戰的說法；抗戰期間，國民黨200多名將官陣亡，共產黨方麵隻死了一個高級領導人左權。
針對極右分子的無恥讕言，筆者 10月18日 以《駁斥“中共不抗戰”的有力證據》為題，引用網友“彥強”的帖子，通過中國共產黨大量高級將領和幹部犧牲在抗日戰場的活生生曆史事實，對那些極右分子的造謠汙蔑進行反擊。該文在網上貼出後，立即被多家網路媒體轉載，受到正義人士的支持和好評。我曾在該文中建議並呼籲：
針對那些非毛反共分子的猖狂進攻，我們再不能等閑視之或置之不理了。中央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相關部門均應對此給予高度重視，盡快組織人力物力搜集這方麵資料，把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抗日武裝犧牲的烈士搜集整理編寫成書，並將他們的姓名、職務、犧牲地點公布於眾。這樣一來，那些別有用心的反共分子一直標榜的“國民黨蔣介石積極抗戰”，以及惡毒攻擊“共產黨毛澤東保存實力，遊而不擊，為打內戰積蓄力量”的無恥讕言，都會不攻自破。
我在此強烈呼籲：愛國的網友們同樣應該盡快行動起來，搜集資料，用鐵的事實回擊和戳穿那些非毛反共分子的無恥讕言和謊言，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中堅力量”正名貢獻我們每個人的力量。
我的建議和呼籲迅速得到回應。一位名叫“紅色戰士”的博友， 10月20日晚上 在我博客裏留言，並留下1萬多字的珍貴資料。這些資料有的是他搜集整理的，也有他從相關渠道轉引的。他留給我的資料包括三大類：一是蔣介石消極抗日、賣國反共的證據；二是國名黨軍隊投敵叛國的曆史資料；三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武裝力量高級指揮員犧牲戰死的史實和確切數字。
我認為，“紅色戰士”提供的這些資料異常珍貴，也是對非毛反共人士進行回擊的強有力證據。所以我決定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獻給大家。因為材料比較豐富，且內容不同，我決定按類別以《抗戰史實》為題，陸續介紹給廣大網友和熱情關注此事的讀者。在整理發表這些資料時，筆者再次向博友“紅色戰士”表示誠摯的感謝。
一、蔣介石消極抗戰賣國求榮的鐵證
㈠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政府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 1931年8月22日 ）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 1933年9月23日 )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麵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底）
㈡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 5月31日 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密雲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麵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關東軍代表岡村寧
華北中國軍代表熊
（選自《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592頁—59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㈢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裏？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複，平津未恢複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複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複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 ，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複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禦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 1月16日 發表“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複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 3月17日 ，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於 9月13日 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㈣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麵3月10 日提出書麵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麵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麵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麵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注：《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遊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注：《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注：《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注：《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㈤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製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政府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政府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麵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麵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遊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采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二、國民黨百名高官和將領叛國投敵
㈠蔣介石差點成為“汪精衛”
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蕩。其實，熟悉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曆史資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衛捷足先登，蔣介石就會成為叛國投敵的汪精衛。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部隊不斷出現成建製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僅指正規部隊）達到100多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的台詞長期成為笑談。100多萬國軍成建製投降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上的奇觀。這樣的“光彩事”，蔣介石本人不會提，蔣家餘孽是更不會提的！
那些極右人士不是惡毒攻擊共產黨人嗎？可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偽軍。有很多別有用心的人麵對這些無法否認的曆史事實，竟然恬不知恥地替蔣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難道這些非毛反共的極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羞恥”兩個字？
㈡國民黨“降官如毛，降將如潮”
自抗戰開始至1943年8月，國民黨文武官員及作戰部隊投降日軍者數量非常可觀。其中國民黨副總裁以下中央委員20人，旅長以上將領58人；直接投日的正規國軍達到50多萬人，占全部偽軍的一大半，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可悲局麵。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報》公布《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把這些“漢奸”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們分別是：龐炳勳、孫良誠、孫殿英、畢戴宇、金亦吾、李長江、王勁哉、吳化文、趙瑞、楊誠、榮子恒、楊仲華、吳漱泉、劉月亭、王清瀚、趙雲祥、陳光然、黃貞泰、郭峻峰、丁樹本、夏維禮、孫玉田、趙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於光輝、楊汝賢、馮春田、楊克尤、王遂慶、王廷英、王瑞亭、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蘇振東、李德興、丁聚堂、顏秀五、陳才福、秦慶霖、範傑、 於懷安、寧春霖、厲文禮、齊子修、邱吉勝、劉景良、李其實、張良才、徐繼泰、韓子乾、景順揚、李誌希、陳孝強。
《解放日報》的社論說：“當前人們傳唱一首民謠：‘新兵新槍，老兵老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鞭撻國民黨以優良裝備擴編嫡係部隊，排擠非嫡係部隊，妥協投降，挑動內戰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國人民警惕和深思。”
㈢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投敵“大盤點”
下麵這些敗類都是國名黨的軍事將領，不包括這些投敵叛國的黨政要員。（注：這些數字與《解放日報》上公布的有出入，這屬於當時統計原因造成的遺漏。）
1.1939年，何行健，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在蘇南率部50000人投敵；
2.1939年，蔡雄飛，晉綏軍副師長，在晉西北率部投敵；
3.1941年2月，李長江，蘇魯戰區遊擊縱隊副總指揮，率所部8個支隊投敵；
4.1941年2月，丁叢堂，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5.1941年2月，顧秀五，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二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6.1941年2月，陳才初，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六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7.1941年2月，秦慶霖，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七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8.1941年2月，範傑，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十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9.1941年2月，楊仲華，國民黨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0.1941年2月，劉月亭，新編第5軍副軍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1.1941年5月，公秉藩，國民黨第30師師長，率該師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軍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敵；
12.1941年6月，畢澤宇，國民黨第69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13.1942年2月，趙瑞，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1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4.1942年2月楊誠 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5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5.1942年4月，孫良誠，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在魯西率69軍、暫3旅、特務旅全部投敵；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編第6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7.1942年4月，趙雲祥，新編第30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8.1942年4月，陳光然，新編第181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9.1942年4月，黃貞泰，新編第13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務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1.1942年4月，丁樹本，冀察戰區遊擊第1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夏維禮，冀察戰區遊擊第2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22.1942年4月，孫玉田，警備處長，隨孫良誠投敵；
23.1942年6月，徐繼泰，蘇北四縣遊擊總指揮，率所部投敵；
24.1942年6月，景順陽，第3戰區遊擊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25.1943年1月，吳化文，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師長，率所部於懷安投敵；
26.1943年1月，於懷安，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副師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7.1943年1月，寧春林，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8.1943年1月，呂其賡，蘇北遊擊縱隊第1縱隊司令，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9.1943年2月，厲文禮，山東遊擊隊第2縱隊司令，本人被俘投敵；
30.1943年2月，王勁哉，國民黨第128師師長，率8個將官及所部投敵；
31.1943年2月，趙天時，國民黨第38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2.1943年2月，任蘭圃，國民黨第382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3.1943年2月，薛豪平，國民黨第38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4.1943年2月，潘勝富，國民黨獨立第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5.1943年2月，蘇景華，國民黨獨立第2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36.1943年2月張海平 國民黨獨立第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7.1943年2月，蘇振東，國民黨獨立第5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8.1943年2月，李德興，國民黨獨立第128師參謀長，隨王勁哉投敵；
39.1943年2月，吳漱泉，國民黨第351旅旅長，被俘投敵；
40.1943年2月，韓子乾，國民黨第113師師長，被俘投敵；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戰區挺進總司令兼第2縱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2.1943年4月，孫殿英，新編第5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43.1943年4月，張良才，蘇北遊擊縱隊第2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4.1943年5月，龐炳勳，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與孫殿英聯名通電，判國投敵；
45.1943年5月，趙星彩，第24集團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團軍第106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司令 隨龐孫投敵；
48.1943年5月，於光輝，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副司令，隨龐孫投敵；
49.1943年5月，楊誌稀，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0.1943年5月楊汝賢（楊明清）新編第5軍副軍長，隨龐孫投敵；
51.1943年5月，馮養田，新編第5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2.1943年5月，楊克友，暫編第3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3.1943年5月，王瑞慶，暫編第3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暫編第4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暫編第4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6.1943年5月，齊子修，山東保安第5師師長，被俘投敵；
57.1943年5月，邱吉勝，山東保安第8旅旅長，被俘投敵；
58.1943年6月，榮子恒，蘇魯戰區魯南112師副師長兼334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59.1943年6月，劉景良，山東保安第4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0.1943年7月，陳孝強，國民黨預備第8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1.1944年9月，賀凱憲，新軍所屬第2旅旅長，率所部4個團12000人於河南投敵；
……
三、抗戰期間交戰各方陣亡將領名單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這是確定無疑的，也是我們需要始終堅持的抗戰史觀。
但是，國內那些“蔣遺”（蔣家王朝的遺民）卻不這麽看。自去年以來，一些文化“精英”在其把持的平麵媒體上，大肆叫囂，掀起一波又一波非毛反共的聲浪，核心就是“重寫抗戰史”。為什麽要“重寫”呢？他們表麵上要“揭開曆史迷霧”，其實內心裏就是要改變抗戰史觀，大肆宣揚國民黨的“正麵戰場”，把國民黨蔣介石作為抗戰主軸。所謂“主軸”也就是“中流砥柱”的意思。
“蔣遺”們要“重寫抗戰史”的“依據”，就是“在抗日戰爭中，自“7.7事變”到日本投降的8年裏，國民黨軍隊少將以上的將軍犧牲了100多人，何應欽則說是２０0位以上”。“蔣遺還給“重寫”提出了佐證：“中共犧牲的高級將領隻有左權和彭雪楓兩位將軍”。一邊是100多位乃至200位，一邊“僅有兩位”，這是何等大的差距啊！事實果真像“蔣遺”們說的那樣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們還是用事實說話吧！
筆者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到幾組相關數據。這些證據有的出自近代史研究專家的研究成果，有的來自檔案資料，還有的是國共雙方公開的數據。我根據這些資料進行分析，去偽存真，將可信度最高的幾份材料搜集整理出來。它們分別是：網上流傳甚廣的國民黨軍陣亡將領名單；八路軍、新四軍、抗聯陣亡將領名單；日軍在中國境內死亡將領名單。通過比較，我們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到底誰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筆者一直認為，正確的結論必須建立在事實真相的基礎上，而且還要對這些曆史事實做出科學分析、比較和鑒別。
先看當時的軍事基礎，即國共雙方抗戰結束時的軍力。國民黨方麵的總兵力約６００萬，陸軍、空軍齊備；共產黨方麵的兵力約６０萬，無空軍。國民黨軍隊掌握了全部的國際援助資源；共產黨軍隊沒有軍餉來源，被日寇、國民黨兩麵封鎖，隻能靠大生產解決邊區軍民吃飯穿衣問題。國民黨軍隊裝備精良，１９４２年以後，主力部隊的火力已經超過日軍；共產黨的裝備大多來自戰鬥繳獲，少部分簡單武器自製，包括土地雷之類。國民黨的軍隊有廣闊的戰略縱深；共產黨的軍隊一直戰鬥在日寇占領區。國民黨一退再退，直到沒有地方退為止；共產黨堅持敵後抗戰，在日寇無數次大小掃蕩麵前，武裝力量不僅沒有被消滅，根據地反而越來越大。
再看國共雙方“將領”的標準。國民黨有完整的軍銜體係，中共沒有正規的軍銜。抗戰期間，共產黨副主席身份的周恩來，因特殊需要才被國民黨政府授予“中將”軍銜。所以，單看軍銜是不公平的。比較客觀的是看具體職位。筆者在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國民黨陣亡將領名單中（這份名單是網上流傳人數最多的，我們找不到何應欽所說“200位以上”的證據），發現這些將領最低職位是“大隊長”或“團長”。國軍旅長一般是少將，團長、大隊長的“將軍”多為陣亡後國民政府“追認”。根據上述標準，筆者整理的共產黨武裝陣亡“將領”名單中，八路軍取旅長以上職務，新四軍取團長以上職務，抗聯取支隊長以上職務。這樣做是客觀公正的。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共產黨方麵陣亡的“將領”合計１９7位，國民黨陣亡的將領合計100位。按照“蔣遺”們所謂“重寫”的證據，再比較國共雙方10比1的軍隊實力，共產黨付出的陣亡“將領”比率，要高出國民黨20倍以上。如此高的“將領”犧牲比率，一方麵證實了共產黨軍隊“將領”身先士卒的傳統，另一方麵也反證究竟誰是“抗戰中流砥柱”的核心問題。
筆者在搜集材料過程中，還發現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新四軍陣亡的高級指揮員，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抗日戰場上，而是死在國民黨頑固派、反動地方勢力甚至國民黨正規軍的之手。僅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就損失了將近20位高級指揮員。這再次證明了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反動本質。
最近兩年，“蔣遺”們還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刻意抹殺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偉大曆史功績”。其實，他們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共產黨是始終客觀評價國民黨軍隊抗戰曆史的，也充分肯定他們的作用，同時還把堅持抗戰、英勇殺敵的國民黨愛國將士與消極抗日的蔣介石集團嚴格區別開來。在筆者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國民黨陣亡將領名單中，已知的就有１８位被新中國追認為革命烈士。另外，我們看到的“盧溝橋事變紀念館”、“台兒莊戰役紀念館”、“淞滬戰役紀念館”等等……都是主要紀念國民黨軍隊抗戰事跡的。“蔣遺”的這些汙蔑不是故意造謠，就是別有用心。
我是始終懷著崇敬的心情看待所有抗日英烈的，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他們都是抗日民族英雄，都值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緬懷和敬仰。
筆者將中國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抗日陣亡將領名單以及日軍在中國死亡的將領名單列在後麵。這是筆者目前搜集到的最完整的資料。歡迎廣大網友和讀者對該材料進行增補，錯訛或遺漏的地方也請提出，以便進一步修正，使該名單能成為最權威的抗戰曆史資料。
㈠抗戰期間陣亡的共產黨武裝將領（197名）
A.八路軍：114名
1.王平陸（1902-1938），冀東抗日聯軍１支隊司令員兼政委，冀熱邊區特委書記， 1937年12月30日 在熱河省青河沿戰鬥中負重傷， 1938年1月1日 犧牲；
2.陳錦秀（1912-1938），八路軍115師344旅688團團長， 1938年1月22日 在河北省平山縣溫塘鎮作戰犧牲；
3.理琦（1908-1938），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軍政委員會主席，1938年２月13日在山東省牟平縣雷神廟作戰犧牲；
4.劉禮年（1909-1938），八路軍120師359旅717團政委， 1938年3月31日 在山西省寧武縣石湖河作戰犧牲；
5.陸省三（1915-1938），八路軍魯東遊擊第７支隊政委兼魯東地區工委書記，1938年４月在山東省昌邑縣瓦城村被敵殺害；
6.葉成煥（1913-1938），八路軍129師386旅772團團長， 1938年4月16日 在山西省武鄉縣長樂村戰鬥中犧牲；
7.王育民（1914-1938），八路軍129師東進縱隊津浦支隊政委， 1938年5月11日 在河北省南宮縣被敵殺害；
8.劉連科（1917-1938），冀東抗日聯軍參謀長，1938年8月在河北省薊縣潮白河戰鬥中犧牲；
9.秦進樂1909-1938八路軍１２９師東進縱隊參謀長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３日在山西省遼縣作戰犧牲；
10.陳宇環（1896-1938），冀東抗日聯軍副司令員，1938年9月與河北省薊縣作戰犧牲；
11.張襄國（1911-1938）。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易縣遊擊支隊支隊長兼政委，1938年9月於北平市北西野山坡戰鬥中犧牲；
12.洪麟閣（1902-1938），冀東抗日聯軍副司令兼第1路總指揮，1938年10月在河北省薊縣作戰犧牲；
13.韓明柱（1913-1938），八路軍魯東遊擊第8支隊副司令員， 1938年10月8日 在山東省長山縣西蒙家莊戰鬥中犧牲；
14.金道鬆（1911-1938），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關中軍分區副司令員， 1938年11月21日 在日軍空襲延安時犧牲；
15.楊靖遠（1902-1938），八路軍冀魯邊軍區津南軍分區司令員， 1938年12月14日 在河北省鹽山縣犧牲；
16.宣俠父（1898-1938），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議，1938年於陝西西安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17.那恕（1915-1938），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遊擊1支隊政治委員，1938年於河北省淶水縣作戰犧牲；
18.楊萬林（1911-1938），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河北遊擊軍第1師參謀長，1938年於河北省高陽縣新橋村戰鬥中犧牲；
19.溫健公（1908-1938），河北抗日民軍政治部主任兼總秘書長， 1938年12月26日 在敵機空襲中犧牲；
20.黃政（1908-1938），八路軍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4支隊副支隊長，1938年在綏遠省陶林縣章旦溝戰鬥中犧牲；
21.李劍卜（1914-1939），八路軍第3縱隊兼冀中軍區獨立2支隊參謀長，1939年2月在河北省霸縣新鎮被敵殺害；
22.鄧永耀（1913-1939），八路軍129師東進縱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3日 在河北省武邑縣徐沙村戰鬥中犧牲；
23.陳生慶（1912-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４分區平井獲支隊司令員， 1939年3月26日 在河北省束鹿縣東焦戰鬥中犧牲；
24.鮑輝（1904-1939），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30日 在山東省博山縣遇害；
25.高唏（1913-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4分區平井獲支隊政治委員，1939年3月在河北省束鹿縣東焦戰鬥中犧牲；
26.蔣洪高（1909-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九龍支隊支隊長，1939年3月在河北省定縣長莊戰鬥中犧牲；
27.蘇蘇（1914-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第1支隊參謀長，1939年6月與河北省遷安縣大峪戰鬥中犧牲；
28.馬耀南（1902-1939），八路軍山東縱隊3支隊司令員， 1939年7月22日 在山東省垣台縣牛王莊戰鬥中犧牲；
29.黃勝斌（1912-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4分區平井獲支隊政委，1939年於河北省獲鹿縣作戰犧牲；
30.魏大光（1911-1939），八路軍120師獨立2旅旅長，1939年8月在河北省永清縣大寧口村乘船時與日軍汽艇遭遇，在激戰中犧牲；
31.郭征（1919-1939），八路軍120師獨立1旅參謀長， 1939年9月28日 在河北省靈壽縣陳莊戰鬥中犧牲；
32.王銘森（？-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察綏1支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11月15日 在山西省應縣馬牙寺作戰犧牲；
33.胡一新（1913-1939），八路軍雁北6支隊政委，1939年11月於山西省右玉縣殺虎口作戰負傷後犧牲；
34.餘化臣（1908-1939），冀東抗日聯軍參謀長，1939年於河北省豐潤縣城關作戰犧牲；
35.段世曾（1904-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河北遊擊軍第2師師長，1939年於河北省高陽縣新橋戰鬥中犧牲；
36.董少白（1912-1939），八路軍山東縱隊12支隊政治部主任，1939年犧牲於山東省費縣；
37.楊鐵成（1914-1939），八路軍冀中軍區回民支隊政治部主任，1939年犧牲於河北省霸縣；
38.牟光義（1901-1939），八路軍魯東遊擊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 1939年12月12日 在山東省掖縣河南村與掃蕩的日軍遭遇，被捕後犧牲；
39.曹誌尚（1902-1940），八路軍魯西軍區汶鄆钜嘉遊擊支隊副支隊長，1950年2月於山東省嘉祥縣響水口戰鬥中犧牲；
40.閻祖皋（1914-1940），冀熱察挺進軍冀東軍分區第２支隊參謀長， 1940年3月9日 於河北省遵化縣南營作戰犧牲；
41.薑林（1918-1940），冀熱察挺進軍冀東軍分區第2支隊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9日 於河北省遵化縣南營作戰犧牲；
42.彭德大（1914-1940），八路軍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12日 在綏遠省武川縣後堖包戰鬥中犧牲；
43.冷赤齋（1915-1940），八路軍冀南軍區2分區副司令員，1940年春於河北省滏陽河西地區遇害；
44.馬玉堂（1910-1940）八路軍渤海軍區司令員1940年赴任途中過平漢鐵路封鎖線時與日軍遭遇，不幸犧牲；
45.聞允誌（1900-1940），八路軍第2縱隊1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1分區政委，1940年春於山東省冠縣渡衛河時與日軍巡邏艇遭遇犧牲；
46.李榮（1901-1940），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0年7月於河北省永年縣臨名關戰鬥中犧牲；
47.董天知（1910-1940），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3縱隊政委， 1940年8月20日 於山西省潞城縣王家莊戰鬥中犧牲；
48.徐秋（1898-1940），八路軍魯西軍區2分區副司令員，1940年於山東省鄆城縣作戰犧牲；
49.王溥（1910-1940），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遊擊軍司令員， 1940年11月16日 於河北省曲陽縣張家峪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50.郝玉明（1910-1940），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遊擊軍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11月16日 於河北省曲陽縣張家峪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51.馬振華（1907-1940），八路軍冀魯邊軍區津南軍分區政委，1940年於河北省寧津縣篩泉作戰犧牲；
52.郭建中（？-1940），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2縱隊兼晉西北軍區8分區太原支隊副政委，1940年於山西省文水縣作戰犧牲；
53.蘇精誠（1912-1941），八路軍129師386旅政治部主任兼太嶽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27日 於山西省武鄉縣韓壁戰鬥中犧牲；
54.張鐸（1915-1941），八路軍山東縱隊5旅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月在山東省平度縣馬各莊戰鬥中犧牲；
55.賈源（？-1941），八路軍冀中軍區任河大支隊政委， 1941年2月16日 於任（任丘）河（河間）大（大城）地區作戰犧牲；
56.朱寶琛（1910-1941），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察綏遊擊支隊參謀長，1941年2月與山西省靈丘縣南山戰鬥中犧牲；
57.杜希齡（1906-1941），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1941年3月於山東省濮縣被害；
58.晏顯升（？-1941），八路軍120師兼晉西北軍區洪趙遊擊縱隊司令員， 1941年5月29日 於山西省汾陽縣向陽鎮戰鬥中犧牲；
59.楊忠，原名歐陽吉善（1909-1941），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1年9月4日 在反掃蕩作戰中在山東省惠民縣塗駭河畔負重傷後犧牲；
60.劉海濤（1907-1941），八路軍魯中軍區司令員兼濱海軍區9支隊司令員，1941年11月與山東省蒙陰縣作戰犧牲；
61.劉濤（1911-1941），八路軍山東縱隊蒙山支隊政委， 1941年12月4日 於山東省沂蒙山地區作戰犧牲；
62.戴克信（1918-1941），八路軍冀魯豫軍區巨南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2月於山東省巨野縣作戰犧牲；
63.王立人（1910-1941），八路軍115師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1941年12月與山東省沂蒙山區作戰犧牲；
64.曹有民（1912-1941），八路軍冀中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1941年犧牲於河北省望都縣；
65.劉子超（1905-1941），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宣傳部長， 1941年12月11日 於山東省沂水縣作戰犧牲；
66.張寶龍（？-1941），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4支隊支隊長，1941年於綏遠省大青山地區作戰犧牲；
67.熊德成（1907-1941），八路軍晉察冀軍區2分區參謀長，1941年在反掃蕩戰鬥中犧牲。；
68.郭國言（1913-1942），八路軍太行軍區3分區司令員， 1942年2月9日 於山西省武鄉縣太有鎮阻擊掃蕩之敵時犧牲；
69.範子俠（1908-1942），八路軍129師新10旅旅長兼太行軍區6分區司令員，在百團大戰曾經三次負傷 1942年2月12日 在河北省沙河縣柴關反掃蕩作戰中壯烈犧牲；
70.包森（1916-1942），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 1942年1月12日 在著名的果河沿戰鬥中以七個連的兵力殲滅日偽軍千餘， 1942年2月27日 在河北省遵化縣野瓠山戰鬥中犧牲；
71.劉德明（1911-1942），八路軍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2縱隊兼晉西北軍區副司令員， 1942年2月17日 在山西省交城縣指揮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72.楊成德（？-1942），八路軍冀魯邊軍區3分區司令員，1942年2月在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73. 陸升 勳（1907-1942），八路軍山東縱隊1支隊副司令員，1942年春在山東省萊陽縣作戰犧牲；
74.劉誠光（1915-1942），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3日 在河北省遵化縣甲山被優勢之敵包圍，戰之彈盡糧絕後跳崖犧牲；
75.劉詩鬆（1911-1942），八路軍129師新7旅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11日 於河北省南宮縣鄭家堤作戰犧牲；
76.郭六順（1912-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回民支隊政委 1942年4月17日 於河北省交城縣陳莊作戰犧牲；
77.楊宏明（1910-1942），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司令員， 1942年4月29日 於河北省曲周縣香城固作戰犧牲；
78.孫益民（1913-1942），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29日 於河北省曲周縣香城固作戰犧牲；
79.陳元龍（1912-1942），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 1942年4月29日 於山東省丘縣作戰犧牲；
80.左權（1906-1942），八路軍副參謀長， 1942年5月25日 在山西省遼縣十字嶺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81.孫開楚（1909-1942），八路軍後勤部軍工部政委， 1942年5月25日 在山西省遼縣十字嶺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82.彭光（1914-1942），八路軍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3縱隊兼太行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5月在山西省武鄉縣作戰犧牲；
83.謝瀚文（1908-1942），八路軍後勤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5月在山西省東南部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84.肖偉成（1906-1942），八路軍太行軍區供給部副部長，1942年5月在山西省長子縣社村作戰犧牲；
85.常德善（1911-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8分區司令員， 1942年6月8日 在反“五一大掃蕩”作戰中犧牲於河北省肅寧縣薛村；
86.王遠因（1917-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8分區政委， 1942年6月8日 在反“五一大掃蕩”作戰中犧牲於河北省肅寧縣薛村；
87.袁心純（1913-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9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6月9日 在反“五一大掃蕩”作戰中犧牲於河北省定縣；
88.王炳三（1915-1942），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軍區1分區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6月在冀魯邊區作戰犧牲；
89.石景芳（1912-1942），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1分區軍區司令員，1942年6月在山東省南皮縣作戰犧牲；
90.杜子孚（1910-1942），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軍區1分區政委， 1942年6月19日 與部隊在山東省東光縣大單家村被日偽軍包圍，組織突圍時犧牲；
91.張友清（1905-1942），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長，1942年7月於山西省太原市被敵殺害；
92.熊德臣（1907-1942），八路軍晉察冀軍區2分區參謀長，1942年7月在河北省平山縣作戰犧牲；
93.魏金山（1911-1942），八路軍冀魯豫軍區8分區政治部主任，1942年9於27日於山東省梁山縣大小安山戰鬥中犧牲；
94.孔慶同（1913-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8分區司令員，1942年9月於河北省河間縣作戰犧牲；
95.汪洋（1912-1942），八路軍魯中軍區政委， 1942年10月17日 於山東省萊蕪縣吉山戰鬥中犧牲；
96.王泊生（1915-1942），八路軍冀南軍區6分區副政委， 1942年10月28日 在河北省棗強縣南居家莊作戰犧牲；
97.賴國清（1918-1942），八路軍魯南軍區３分區政委，1942年11月犧牲於魯南地區；
98.於寄吾（1905-1942），八路軍膠東軍區3分區政委，1942年12月在山東省萊陽縣明山戰鬥中犧牲；
99.於一心（1910-1942），八路軍膠東軍區3分區參謀長，1942年12月在山東省萊陽縣明山戰鬥中犧牲；
100.王至發（1901-1942），八路軍冀魯豫軍區3分區政治部主任，1942年12月在山東省單縣西玉樓作戰犧牲；
101.王東福（1916-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回民支隊政委，1942年12月在河北省滄石路作戰犧牲；
102.唐克威，原名徐德乾（1913-1943），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水東軍分區政委兼水東獨立團政委、中共水東地委書記。 1943年1月27日 ，部隊在長營村突遭日軍20餘輛汽車的包圍。他在突圍失利的情況下焚毀文件自戕殉國；
103.徐尚武，原名徐榮耀（1912-1943），八路軍冀魯邊軍區2分區司令員。1943年1月在山東省臨邑縣王家樓村與日軍遭遇，作戰中犧牲；
104.李永安（？-1943），八路軍山東軍區渤海軍區3分區司令員。 1943年2月3日 軍對3分區所在地大窪進行合圍掃蕩，李永安在組織部隊突圍時中彈犧牲；
105.李忠，原名鄭樹筠（1913-1943），八路軍冀南軍區1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冀南區二地委書記。 1943年3月15日 在河北省隆平縣（今百堯縣）白家塞村與日軍遭遇，他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堅持戰鬥至彈藥將盡自戕殉國；
106.易良品（1912-1943），八路軍、新7旅旅長冀南軍區6分區司令員。 1943年3月25日 在河北省棗強縣西高莊與日軍遭遇，重傷後不治犧牲；
107.趙義京（1912-1943），曆任冀南軍區5分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 1943年8月30日 在河北省棗強縣大江關村遭到日偽軍兩千餘人的包圍襲擊。趙親自指揮部隊掩護與會幹部突圍，並用繳獲的日軍戰刀與敵人展開肉搏。戰鬥中身中數彈犧牲；
108.陳耀元（1909-1943），八路軍冀南軍區5分區副司令員。 1943年8月30日 ，在前述的大江關村戰鬥中與司令員趙義京一道組織突圍戰鬥，並在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
109.蕭永智（1916-1943），八路軍新8旅政委，1943年任冀南軍區7分區政治委員。 1943年9月23日 ，在山東省臨清縣陳官營村與下鄉掃蕩的日軍遭遇，戰鬥中中彈犧牲；
110.袁鴻化，陝西省高陵縣人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3年9月23日 在山東省臨清縣陳官營村戰鬥中犧牲；
111.楊承德（1908-1943），八路軍冀魯邊軍區1分區司令員兼16團團長、3分區司令員。1943年3月在河北省慶雲縣組織反日軍掃蕩作戰中中彈犧牲；
112.夏祖盛（1907-1943），八路軍冀南軍區6分區副司令員，政治委員。當年5月23日在河北省棗強縣大馬村戰鬥中犧牲；
113.朱程（1909-1943），八路軍冀魯豫軍區1分區司令員。以後1分區改為5分區，又與6分區合並為4分區，朱始終擔任司令員。 1943年9月28日 所部在山東省曹縣王廠村被日軍包圍，他在與日軍肉搏中壯烈犧牲；
114.符竹庭（1912-1943），八路軍115師343旅補充團政委、教2旅政委、山東軍區濱海軍區政委兼中共濱海區委書記。1943年11月帶領警衛員檢查下屬部隊工作時與日軍援兵遭遇，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
B.新四軍（41名）
1.田英新，四軍都昌留守處主任， 1938年4月7日 被當地國民黨襲殺；
2.王榮春，曆任新四軍2支隊3團1營政治教導員，支隊政治部統戰科科長， 1939年1月6日 當塗博望對日作戰中陣亡；
3.蕭國生，曆任新四軍1支隊1團政治處宣教股長，2團政治處主任， 1939年3月7日 反日軍掃蕩作戰中率一個連掩護主力突圍時陣亡；
4.胡發堅，新四軍一支隊參謀長，江抗第三路副司令員，1939年3月收繳大刀會土匪武裝時陣亡；
5.王赤，江抗第三路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春在武進阪上鎮西王村追擊日軍時中彈陣亡；
6.黃道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江西省委書記，1939年5月前往新四軍軍部商討工作途中患病，遭注射毒針身亡；
7.塗正坤，新四軍上校參儀，駐平江留守處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 1939年6月12日 國民黨27集團軍突襲新四軍平江通訊處，遭殺害；
8.羅梓銘，八路軍總部少校副官，新四軍平江留守處中校主任，中共湘贛特委書記，平江慘案遭國民黨捕殺；
9.吳（火昆），曆任新四軍3支隊6團副團長，江抗副總指揮兼第二路司令員， 1939年9月8日 對日作戰回師時遭忠義救國軍突襲陣亡；
10.時雨，江抗總指揮部政治部宣教科科長，1939年9月在無錫梅村對日作戰中陣亡；
11.文明地，曆任新四軍4支隊7團3營政治教導員，9團政治處主任，5支隊教導大隊政治教導員，5支隊8團政治處主任，1939年秋率部在嘉山縣石壩圩伏擊日軍時陣亡；
12.曹雲露，新四軍遊擊2縱隊政治委員，第21集團軍遊擊5大隊3中隊政治教導員，夏家山慘案突圍後1939年10月遭黃岡自衛隊所殺；
13.王恩九，新四軍駐確山竹溝留守處交際科科長，竹溝慘案中前往確山縣政府說理時遭捕殺；
14.劉震英，曆任新四軍1支隊2團政治處宣教股股長，新六團政治處主任， 1939年12月27日 反掃蕩作戰中與日偽夜戰中陣亡；
15.丁宇宸，21集團軍獨立遊擊第五大隊副大隊長，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一團隊參謀長，1940年2月反頑作戰中陣亡；
16.陳文甫，宿西獨立遊擊大隊副大隊長，宿縣獨立團副團長兼１營營長，新四軍6支隊3總隊8團副團長， 1940年3月17日 反掃蕩作戰中，為掩護友鄰國民黨軍南渡澮河，率該團一營與日軍血戰竟日，不幸陣亡，同時陣亡的還有副營長張凡錫；
17.魯雨亭，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保安處秘書處長，永城縣縣長，1938年率遊擊隊投奔新四軍，任新四軍遊擊支隊第一總隊總隊長， 1940年4月1日 反掃蕩作戰中陣亡；
18.桂逢洲，曆任新四軍3支隊5團參謀長，江北遊擊縱隊參謀長兼3大隊隊長，新編第九團團長， 1940年4月21日 無為照明山反頑作戰中陣亡；
19.田豐，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 1940年3月22日 與國民黨地方保安部隊交涉釋放被扣人員時被扣留，4月被活埋；
20.曾昭銘，新四軍3支隊5團副團長，新四軍教導總隊上幹隊黨支部書記，新四軍3支隊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3月22日 護送張雲逸家屬等人前往江北指揮部途中遭國民黨地方保安部隊扣押殺害；
21.楊木貴，曆任新四軍3支隊5團軍需，支隊軍需主任， 1940年4月26日 反掃蕩作戰中率支隊軍需處突圍時陣亡；
22.李宗南，新四軍豫鄂遊擊支隊作戰參謀，豫鄂挺進縱隊作戰科長， 1940年5月25日 反頑作戰中陣亡；
23.仇兆柱，安徽人民自衛軍第一路第三直屬大隊政治指導員，安徽第六行政區抗日劇團副團長，靈壁縣特務中隊指導員，靈壁縣政治工作隊隊長，調入新四軍後任靈北獨立團政治處主任，1940年6月對日作戰中，組織搶救傷員時遭當地土頑襲殺；
24.劉樹藩，曆任新四軍5支隊組織幹事，總支書記，巡視員，連政治指導員，團政治處組織股長，支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8團政治委員， 1940年6月24日 反頑作戰中陣亡；
25.楊業珍，新四軍鄂東獨立團政治處主任，陂安南縣大隊政委，1940年6月與頑軍作戰中陣亡；
26.官楚印，新四軍遊擊6大隊代理政治委員，8大隊大隊長，獨立團團長，1940年7月黃陂王家河與日軍作戰時陣亡；
27.陳昭禮，新四軍軍長葉挺秘書，新四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第70軍上校參議兼戰時幹訓班主任， 1940年8月13日 遭軍統特務殺害；
28.蘇震新，四軍豫鄂縱隊《挺進報》編輯，襄西獨立團政治委員，赴任途中遭國民黨武裝襲殺；
29.顧士多，新四軍4支隊9團團長，4支隊7團副團長，江北遊擊縱隊2團副團長，1940年8月無為石澗埠反掃蕩作戰中陣亡；
30.徐緒奎，新四軍1支隊2團政治處組織股長，江抗第三路參謀長，挺進縱隊2團團長，蘇北指揮部9團團長， 1940年9月6日 反頑作戰中陣亡；
31.徐世奎，新四軍4支隊8團留守處政治部主任，4支隊7團政治委員，1940年9月，日軍15、17師團各一部附偽軍一部共1.7萬人掃蕩津浦路東根據地，率7團回師路東打擊掃蕩日軍，11日在盱（目台）龍王山與日偽激戰中陣亡；
32.王友德，八路軍總部野戰醫院院長，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三團隊政治處主任，1940年9月在京山坪壩保衛戰中率部與千餘日軍激戰陣亡；
33.高昆新，四軍4支隊7團副營長，9團參謀長，1940年，國民黨138師，遊擊10縱及駐定遠，滁縣日軍對新四軍津浦路西根據地實施夾擊， 10月28日 在全椒複興集戰鬥中陣亡；
34.廖毅新，四軍豫鄂遊擊支隊政治部主任，豫鄂挺進縱隊第一團隊政治處主任，1940年10月病故；
35.鄒誌輝，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五團隊大隊長，應城縣大隊大隊長， 1940年11月5日 攻打黃家灘日偽據點時陣亡；
36.王豐慶，新四軍1支隊2團3營政治教導員，1支隊政治部民運科科長，新編第六團副團長兼政治處主任，獨立1團團長， 1940年11月10日 掩護蘇皖區委書記鄧仲銘經過武進縣吊橋鎮時遭到日軍千餘人攻擊，掩護突圍時陣亡；
37.李複，新四軍2支隊獨立2團副團長， 1940年11月10日 接應鄧仲銘時在吊橋鎮遭千餘日軍合擊，戰鬥中陣亡；
38.漆承宏，新四軍津浦路東聯防司令部獨立2團副參謀長1940年11月反掃蕩作戰中陣亡；
39.周大燦，新四軍遊擊支隊1團3營營長，八路軍4縱隊5旅13團副團長，6旅17團副團長， 1940年12月12日 遭叛變之團長劉子仁扣押，突圍時陣亡；
40.糜雲輝，新四軍遊擊支隊1總隊1大隊政治委員，1總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八路軍4縱隊6旅17團政治處主任， 1940年12月12日 被叛變之17團團長劉子仁，18團團長吳信容、豫皖邊保安司令耿蘊齋扣押，突圍時陣亡；
41.焦勇新，四軍挺進縱隊2支隊大隊長，4團參謀長，4團2營營長， 1940年11月29日 曹甸反頑作戰中陣亡；
C.東北抗聯（42名）
1.李學忠，第二軍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第二軍一部在撫鬆縣東崗大堿場密營與敵人發生戰鬥，李學忠在戰鬥中犧牲；
2.史忠恒，第二軍第五師師長1936年10月史忠恒率部在圖佳鐵路老鬆嶺戰鬥中負重傷犧牲；
3.夏雲傑，第六軍軍長 1936年11月26日 率部隊在湯原西北活動時，遭伏擊，身受重傷，犧牲；
4.王德泰，第二軍軍長1936年11月率軍部及第四師一部在今靖宇縣小湯河活動時，遭敵襲擊，壯烈犧牲；
5.曹國安，第一軍第二師師長 1936年12月21日 率部在長白縣七道溝附近與偽靖安軍激戰中壯烈犧牲；
6.宋鐵岩，第一軍政治部主任 1937年2月11日 第一軍第一師建立在本溪縣和尚帽子的密營遭日偽軍包圍，突圍中，宋鐵岩壯烈犧牲；
7.陳榮久，第七軍軍長 1937年3月5日 率部在小南河與日偽軍激戰中英勇犧牲；
8.周樹東，第二軍第四師政委 1937年4月24日 率部在安圖縣大沙河附近與安圖縣偽治安隊交戰，英勇犧牲；
9.李福林，第三軍哈東遊擊司令1937年4月在通河與敵作戰中犧牲；
10.郝貴林，第三軍第四師師長1937年7月率部在勃力青龍山一帶活動時，遭到日偽軍的攻擊，激戰中壯烈犧牲；
11.張甲洲（張進思），原巴彥遊擊隊長 1937年8月28日 在抗聯獨立師接應下，由富錦赴獨立師營地途中遭敵襲擊，不幸犧牲；
12.王仁齋，第一軍第三師師長1937年10月率部於清原大揚堡附近遭敵人襲擊，壯烈犧牲；
13.金根，第八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3日 在樺川縣七星砬子被叛徒殺害；
14.馬德山，第六軍第一師師長1938年4月率部在蘿北與敵激戰中犧牲；
15.金正國，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在樺川縣李貴屯犧牲；
16.張相武，第四軍第一師師長 1938年5月27日 率部途經富錦縣國強街基附近遭敵包圍，壯烈犧牲；
17.劉曙華，第八軍政治部主任 1938年8月22日 在勃利縣通天溝遭叛徒殺害；
18.常有均，第三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 1938年10月4日 率遠征部隊到達海倫後，在通北一撮毛活動時被叛徒殺害；
19.吳景才，第三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縣老道廟與敵作戰中負重傷，不久犧牲；
20.李延平，第四軍軍長 1938年11月20日 在五常縣一麵坡西南方錯草頂子宿營時，被叛徒殺害；
21.徐光海，第六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 1938年11月23日 在寶清縣張家窯與敵作戰中犧牲；
22.王光宇，第四軍副軍長1938年12月在五常縣九十五頂山犧牲；
23.雷炎，龍南指揮部第四支隊長 1939年2月16日 率部在海倫與望奎交界的李洛涿屯與敵作戰中壯烈犧牲；
24.王克仁，第五軍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9年4月23日 與五軍主力部隊在突圍中於穆棱泉眼河伏擊前來追擊的日偽軍，戰鬥中壯烈犧牲；
25.侯國忠，第一路軍第三方麵軍副指揮 1939年8月24日 在率部隊攻克安圖縣敵軍重要據點大沙河的戰鬥中壯烈犧牲；
26.李文彬，第二路軍五軍三師師長 1939年9月13日 率部在寶清遭敵襲擊犧牲；
27.馮治綱，第三路軍龍北指揮部指揮 1940年2月4日 率部隊在內蒙阿榮旗任家窩堡與日軍戰鬥中犧牲；
28.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 1940年2月23日 在今靖宇縣保安村三道崴子與敵戰鬥中壯烈犧牲；
29.曹亞範，第一路軍第一方麵軍指揮 1940年4月8日 在今靖宇縣龍泉鎮西甕村圈不幸被叛徒殺害；
30.王汝起，第二路軍一支隊支隊長 1940年5月21日 率部隊在大饒河縣大岱河伏擊偽軍的戰鬥中犧牲；
31.趙敬夫，第三路軍三支隊政委 1940年7月20日 日偽軍偷襲第三路軍總指揮部駐地德都縣朝陽山，在抗敵戰鬥中犧牲；
32.張蘭生，中共北滿省委委員 1940年7月20日 與趙敬夫在同一次戰鬥中犧牲；
33.高禹民，第三路軍第三支隊政委 1940年12月1日 第三路軍第三支隊在阿榮鎮雞冠山與敵遭遇，戰鬥中，高禹民犧牲；
34.陳翰章，第一路軍第三方麵軍指揮 1940年12月8日 在寧安縣鏡泊湖南湖頭小灣灣溝被日軍包圍，激戰中壯烈犧牲；
35.汪雅臣，第十軍軍長 1941年1月29日 在五常縣石頭亮子與敵戰鬥中壯烈犧牲；
36.張忠喜，第十軍副軍長 1941年1月29日 與汪雅臣在同一次戰鬥中壯烈犧牲；
37.韓仁和，中共南滿省委委員、第一路軍參謀兼警衛旅政委 1941年2月8日 在寧安縣鏡泊湖上灣溝與日軍作戰中壯烈犧牲；
38.魏拯民，中共南滿省委書記、第一路軍副司令 1941年3月8日 在樺甸縣牡丹嶺突圍時壯烈犧牲；
39.郭鐵堅，第三路軍第九支隊參謀長 1941年9月20日 率部在莫力達瓦旗郭泥屯與日偽軍作戰時壯烈犧牲；
40.趙尚誌，第二路軍副總指揮 1942年2月12日 率小部隊在襲擊鶴崗縣梧桐河偽警察分駐所時，遭混入隊內的特務槍擊，受傷被俘後英勇犧牲；
41.許亨植，第三路軍總參謀長 1942年8月3日 到巴彥、木蘭、東興一帶檢查工作後，在返回總指揮部途中於青峰嶺被敵包圍，壯烈犧牲；
42.陶淨非，第五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1952年8月陶淨非率小部隊執行任務時犧牲；
㈡抗戰期間陣亡的國民黨將領（100名）
1.張自忠，1891年出生，山東臨清縣人。1911年入天津政法學堂，後轉濟南政法專門學校就讀。1913年投筆從戎，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5戰區第33集團軍上將銜中將總司令， 1940年5月16日 在湖北宜城南瓜店陣亡，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舉行國葬，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李家鈺，1891年出生，四川蒲江人，早年畢業於四川陸軍軍官學校，抗日戰爭中任第1戰區第36集團軍中將總司令， 1944年5月21日 ，在河南陝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3.郝夢齡，1898年出生，河北槁城縣人，先後入陸軍軍官學校，保定軍官學校學校。抗日戰爭時任衛立煌部中央兵團中將前線總指揮， 1937年10月16日 ，在山西大白水前線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4.唐淮源，1882年出生，雲南江川人。雲南將武堂畢業，抗日戰爭中任第2戰區第3軍中將軍長， 1941年5月12日 在中條山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
5.陳安寶，1891年出生，浙江黃岩人，保定軍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9戰區第32集團軍第29軍中將軍長，1939年五月，在江西反攻南昌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6.王甲本，1901年出生，遇難富源人，畢業於陸軍大學軍官班，抗人戰爭中時任第9戰區第19集團軍第79軍軍長， 1944年9月7日 ，在湖南東安山口鋪犧牲；
7.武士敏，1892年出生，河北懷安人，早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專門學校學習，抗日戰爭中時任第2戰區第14集團軍第98軍中將軍長， 1941年9月29日 ，在山西沁水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將他的烈士墓重新安放在太行太嶽烈士陵園；
8.馮安邦，1894年出生，山東無木隸人，第42軍軍長， 1938年11月3日 ，在大別山戰役中，轉戰襄陽被日機炸傷後犧牲，國民政府按上將陣亡撫恤；
9.佟麟閣，1891年出生，河北高陽人，1911年投筆從戎，曾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兼任抗日同盟第1軍長，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29軍中將副軍長， 1937年7月28日 ，在北平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10.吳克仁，1894年出生，吉林吉安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中任第67軍中將軍長， 1937年11月9日 ，在上海會戰中犧牲；
11.趙登禹，1898年出生，山東菏澤人，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29軍第133師中將師長， 1937年7月28日 ，在北平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12.黃梅興，1904年出生，廣東梅縣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264少將旅長， 1937年8月13日 在上海會戰中開始的頭一天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13.蔡炳興，安徽合肥人，黃埔軍校畢業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10旅少將旅長， 1937年8月26日 在上海羅店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14.張本禹，1889年出生，安徽人，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3軍4師12旅少將副旅長， 1937年8月12日 在北平南店口作戰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15.梁鑒堂，1897年出生，河北蠢縣人。1920年東渡日本學習，抗日戰爭中爆發時任第33軍第69師203旅少將旅長， 1937年9月29日 在山西作戰犧牲；
16.薑玉貞，1893年出生，山東菏澤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34軍第66師196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11日 在山西原平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17.楊 傑，1896年出生，河北容城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11日 晚在上海北岸與日本作戰中犧牲；
18.劉家麒，1894年出生，湖北武昌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抗日戰爭中時任第54師少將師長， 1937年10月16日 在山西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19.鄭廷珍，1893年出生，河南人，抗日戰爭中時任獨立第五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16日 在山西南懷化東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0.龐漢楨，1901年出生，廣西靖縣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南寧分校畢業，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7軍171師510旅少將旅長，1937年在上海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1.秦 霖，1900年出生，廣西桂林人，廣西陸軍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7軍171師511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23日 在上海戰役做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空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2.官惠民，1906出生，廣東曲江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90師270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28日 在上海戰役中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23.劉眉生，1905年出生，貴州遵義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510團長，在 1937年10月28日 在山西作戰做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24.吳繼光，1904年出生，安徽人，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陸軍第58師174旅少將旅長， 1937年11月11日 在上海戰役中犧牲；
25.夏國璋，1896年出生，廣西容縣人，保定軍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三戰區21集團軍第7軍175師少將副師長， 1937年11月21日 在浙江吳興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26.饒國華，1984年出生，四川資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1軍第145師中將師長， 1937年11月30日 在廣德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7.蕭山令，1892年出生，湖南益陽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憲兵副司令兼任南京警備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在南京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28.朱赤，1900年出生，江西修水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88師262旅少將旅長， 1937年12月12日 他與全旅官兵在南京雨花台全部犧牲；
29.高致嵩，1898年出生，廣西人，黃埔第三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88師264旅少將旅長， 1937年12月12日 在南京雨花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30.姚中英，1898年出生，廣西平遠人，抗日戰爭時任第83軍156少將參謀長，1937年在南京太平門犧牲；
31.李蘭池，1899年出生，遼寧錦西人，抗日戰爭時任第57軍112師少將副師長，1937年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
32.易安華，1900年出生，江西宜春人，抗日戰爭中時任第5軍第87師59旅少將旅長，1937年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
33.司徒非，廣東省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60師少將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
34.劉震東，1893年出生，山東人，東北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5戰區第2路遊記司令， 1938年2月23日 在茴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35.王銘章，1893年出生，四川新都人，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41軍122中將師長， 1938年3月17日 在藤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毛澤東等聯名贈挽聯；
36.範廷蘭，1903年出生，河南溫縣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遊戲第4縱隊少將總隊長， 1938年3月8日 在河南修武縣犧牲；
37.楊懷，1897年出生，四川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0集團軍第60師180旅359團上校團長，1938年4月5在靠近安徽省的戴埠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38.劉桂五，1902年出生，曾任張學良騎兵第六師師長，在西安事變中因為捉蔣有功晉升為少將， 1938年4月22日 在內蒙古武川縣犧牲，追認為陸軍中將，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39.陳鍾書，1891年出生，雲南安寧人，雲南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60軍183師542旅少將旅長， 1938年4月24日 在台兒莊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40.扈先梅，1895年出生，河南安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30師306旅少將旅長，在台兒莊戰役中犧牲；
41.周元，1894年出生，廣西明江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1集團軍總預備隊第171師少將副師長， 1938年5月9日 在徐州會戰中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烈士；
42.李必蕃，1892年出生，湖南嘉禾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第23師少將副師長， 1938年5月14日 在山東菏澤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43.楊家騮，1904年出生，貴州荔波人，抗日戰爭時任第60師180旅360團上校團長，1939年2月在江西麒麟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44.範築先，1881年出生，山東館陶人，抗日戰爭時任山東省第六區保安司令兼任第六區督察員， 1938年11月5日 在山東聊城作戰犧牲；
45.徐積璋，1906年出生，陝西襄汾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05旅少將旅長， 1938年11月15日 在山西溫喜縣犧牲；
46.李國良，1896年出生，湖南長沙人，抗日戰爭時任陸軍軍訓部中將輜重兵監， 1939年3月7日 在重慶因為防空洞中彈塌陷犧牲；
47.張胥行，浙江杭州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一戰區中將副參謀長，1939年在陝西西安因為防空洞中彈塌陷犧牲；
48.王禹九，1902年出生，浙江黃岩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79軍少將參謀長， 1939年3月27日 在江西高安犧牲，後追認革命烈士；
49.唐聚五，1898年出生，吉林雙城人，抗日戰爭時任東北遊記隊少將總司令 1939年5月16日 在河北平台山犧牲；
50.馬玉仁，1875年出生，江蘇鹽城人，抗日戰爭時任蘇魯戰區第一路遊記司令 1940年1月3日 在江蘇望鄉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51.鍾毅，1901年出生，廣西人，抗日戰爭時任第十一集團軍第84軍第173師中將師長， 1940年5月9日 在河南巷台犧牲；
52.燕鼎九，1894年出生，河南新蔡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遊擊挺進軍第22縱隊副司令， 1941年1月28日 被俘，壯烈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53.張雅韻，四川成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72軍新編第15師44團團長 1941年3月24日 在江西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54.蔣誌英，1902年出生，浙江人，黃埔軍校潮洲分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浙江台州少將守備司令 1941年4月19日 在浙江海門犧牲；
55.謝晉元，1905年出生，廣西蕉嶺人，黃埔第四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88師524團團副， 1941年4月24日 在上海被漢奸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他重新修墳墓；
56.王竣，1902年出生，陝西蒲城人，黃埔三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第80軍新編27師少將師長， 1941年5月9日 在山西台寨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57.梁希賢，1898年出生，陝西同官人，黃埔第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80軍新編27師少將副市長，1941年在山西作戰投河自盡；
58.陳文杞，1904年出生，福建莆田人，黃埔五期，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80軍新編27師少將參謀長，在 1941年5月9日 陝西台寨犧牲；
59.寸性奇，1895年出生雲南騰衝人，雲南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3軍第12師少將師長， 1941年5月13日 在山西毛家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0.陳忠柱，1906年出生江蘇建湖人，黃埔六期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魯蘇皖遊擊第4縱隊少將司令 1941年7月1日 在江蘇武家澤陣亡；
61.金崇印，1890年出生，河北通縣人，時任第17軍少將參謀長， 1941年7月16日 被俘後被殺害；
62.石作衡，1905年出生，山西渾源人，抗人戰爭時任第43軍70師少將師長，1941年在山西絳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中將；
63.賴傳湘，1904年出生，江西南康人，黃埔軍校畢業，抗人戰爭時任第190師少將副師長，1940年9月24號在長沙第二次會戰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4.李翰卿，1895年出生，河南濮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50師少將步兵指揮官，1941年9月27號在長沙第二次會戰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5.朱世勤，1904年出生，山東單縣人，抗日戰爭時任暫編第30師少將師長， 1942年5月4日 在山東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6.戴安瀾，1904年出生，安徽無縣人，黃埔一期畢業，1942年時任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200師少將師長， 1942年5月26日 在緬甸北部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舉行國葬，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追認為烈士；
67.王風山，1904年出生，山西五台人，抗日戰爭時任第二戰區第43軍暫編第45師少將師長， 1942年6月28日 在山西萬泉犧牲；
68.胡義賓，1907年出生，江西興國人，黃埔三期畢業抗日時任中國遠征軍第5軍96師少將副師長，1942年7月在緬甸犧牲；
69.周複，1901年出生，江西臨川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蘇魯戰區中將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在山東西南城頂山犧牲；
70.彭士量，1904年出生，湖南瀏陽人，黃埔四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73軍暫編第5師少將師長， 1943年11月15日 在湖南石門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71.許國璋，1898年出生，四川成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9集團軍第44軍150師少將師長， 1943年10月21日 在常德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72.孫明瑾，1905年出生，江蘇宿遷人，時任第九戰區第10軍預備第10師少將師長， 1943年12月1日 在常德趙家橋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73.盧廣偉，1903年出生，遼寧風城人抗日戰爭時任騎兵第八師少將副師長， 1944年5月5日 在安徽蒙城犧牲；
74.王劍嶽，1906年出生，湖南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時任第57軍第8師少將副師長， 1944年6月10日 在河南犧牲；
75.陳濟恒，1893年出生，廣西人，抗日戰爭時任桂林城防司令部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在桂林戰役中以手槍自殺，壯烈殉國，追認為陸軍中將，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76.史蔚馥，1891年出生，江蘇粟陽人，抗日戰爭時任廣西少將高級參謀，1944年在廣西被俘後慷慨就義；
77.齊學啟，1903年出生，湖南寧鄉人，1923年清華大學畢業後於美國軍校就讀，抗日戰爭時任中國遠征軍第38師少將副師長， 1942年4月23日 在緬甸被俘，1945年被殺害；
78.高誌航，1908年出生，遼寧通化人，中央航空學校高級班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空軍驅逐司令兼任第4大隊隊張， 1937年10月21日 在河南周家口機場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空軍少將；
79.張數楨，第70師416團團長， 1937年8月22日 在河北犧牲，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80.尉遲鳳崗，第11旅少將副旅長，1937年在保定犧牲；
81.雷忠國，民革命軍皖北軍事聯絡委員兼任遊擊副總指揮 1938年9月18日 在安徽犧牲；
82.吳國璋，第75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6日 在浙江湖州犧牲；
83.龐泰峰，第22旅少將副旅長， 1937年10月12日 在河北犧牲；
84.趙錫章，第215旅旅長， 1938年2月21日 在晉西犧牲追認陸軍中將；
85.方叔洪，第114師中將師長，1938年在山東馮家場犧牲；
86.薩師俊，中山艦長， 1938年10月24日 在金口犧牲，追認海軍上校；
87.毛岱鈞，第九預備師35團團長， 1938年9月2日 在江西朱家山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88.胡文臣，第33師遊擊第3團團長，1938年冬在江蘇宿遷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89.趙渭冰，陸軍第123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在山東騰縣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90.鄒慕陶，123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在山東騰縣犧牲；
91.黃啟東，第23師少將參謀長， 1938年5月14日 在山東菏澤犧牲；
92.林英燦，152師少將副師長， 1939年1月13日 在廣東清遠縣犧牲；
93.鄭做民，第2軍中將副軍長， 1940年2月3日 在廣西昆侖關犧牲；
94.張敬，第33集團軍少將參謀， 1940年5月16日 在湖北南瓜店犧牲；
95.劉世焱，暫編第8師團長，1941年9月在河南東流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96.朱實夫，新編3師少將副師長，1941年11日13日在甘肅犧牲；
97.呂旋蒙，31軍少將參謀長， 1944年11月13日 在桂林犧牲；
98.胡厚基，170師副師長，1944年11月在桂林犧牲；
99.陳紹堂，104師步兵指揮官，1944年5月21在河南秦家嶺犧牲；
100.周鼎銘，36集團軍副官處長， 1944年5月21日 在河南秦家嶺犧牲。
㈢死在中國境內的日軍將領名單（99名）
筆者注：此名單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至 1945年8月15日 止，不是單指抗戰期間
1.古賀傳太郎，陸軍少將（追），騎兵第27聯隊長，1932.1.9遼寧戰死；
2.林大八，陸軍少將（追），第8聯隊長，1932.3.1上海戰死；
3.白川義則，陸軍上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1932.4.29上海遇刺；
4.森秀樹，陸軍少將（追），關東軍靖安遊擊隊聯隊長，1932.12.16遼寧戰死；
5.武藤信義，陸軍大將，關東軍司令官，1933.7.27沈陽病死；
6.飯塚朝吉，陸軍少將（追），第10師團63聯隊長，1934.3.10依蘭戰死；
7.田代皖一郎，陸軍中將，中國駐屯軍司令官，1937.7.15天津病死；
8.倉永辰治，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第6聯隊長，1937.8.29上海戰死；
9.加納治雄，陸軍少將（追），第101師團第101聯隊長，1937.10.11上海戰死；
10.淺野嘉一，陸軍少將，華北方麵軍澱泊場監，1937.11.14天津戰死；
11.儀峨誠也，陸軍少將，天津特務機關長，1938.1.24天津病死；
12.加藤仁太郎，海軍少將（追），朝光丸監督官，1938.7.31長江戰死；
13.杵村久藏，陸軍少將（追），第20師團參謀長，1938.8.2山西戰死；
14.飯塚國五郎，陸軍少將（追），第101師團第101聯隊長，1938.9.3德安戰死；
15.小笠原數夫，陸航中將，航空兵技術部部附，1938.9.4孝感事故；
16.渡久雄，陸軍中將，第11師團長，1939.1.2密山戰死；
17.飯野賢十，陸軍少將（追），第106師團第103聯隊長，1939.3.22南昌戰死；
18.山田喜藏，陸軍少將（追），第16師團第33聯隊長，1939.5.12隨縣戰死；
19.田路朝一，陸軍中將（追），第15師團第15步兵團長，1939.6.17安徽戰死；
20.吉丸清武，陸軍少將（追），戰車第3聯隊長，1939.7.4東北戰死；
21.大內孜，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參謀長，1939.7.4東北戰死；
22.安部克巳，陸航少將（追），第15戰隊長，1939.8.2東北戰死；
23.沼田德重，陸軍中將，第114師團長，1939.8.12山東重傷死；
24.森田徹，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第71聯隊長，1939.8.26東北戰死；
25.山縣武光，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第64聯隊長，1939.8.29東北自殺；
26.酒井美喜雄，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第72聯隊長，1939.9.15齊齊哈爾自殺；
27.阿部規秀，陸軍中將（追），第2混成旅團長1939.11.7淶源戰死；
28.內藤正一，陸軍中將，第11師團長，1939.11.28安東事故；
29.小林一男，陸軍少將（追），騎兵第14聯隊長，1939.12.21綏遠戰死；
30.中村正雄，陸軍少將，第5師團第12旅團長，1939.12.25廣西戰死；
31.秋山靜太郎，陸軍少將，某旅團長，1940.1.23山東重傷死；
32.寶藏寺久雄，陸航中將（追），陸軍飛行學校校長，1940.2.26吉林事故；
33.佐藤謙，陸軍少將（追），第33師團第214聯隊長，1940.3.2江西戰死；
34.木穀資俊，陸軍中將（追），野戰重炮第2旅團長，1940.3.20山西戰死；
35.岡本德三，陸軍少將，第23師團參謀長，1940.5.13齊齊哈爾被殺；
36.吉川貞佐，陸軍少將，華北五省特務機關長，1940.5.17開封遇刺；
37.前田治，陸軍中將，第35師團長，1940.5.23北平重傷死；
38.藤堂高英，陸軍中將（追），獨立第14旅團長，1940.6.3瑞昌戰死；
39.大塚雄彪，陸軍中將（追），第一軍經理部長，1940.8.5北平重傷死；
40.井上官一，陸軍少將（追），參謀本部部附，1940.11.28宜昌戰死；
41.飯田泰次郎，陸軍中將（追），第35師團步兵團長，1940.11.28山東傷死；
42.大角岑生，海軍上將，南太平洋艦隊司令，1941.2.5中山事故；
43.須賀彥次郎，海軍中將（追），南太平洋艦隊高參，1941.2.5中山事故；
44.上田勝，陸軍少將（追），第37師團227聯隊長，1941.5.13山西戰死；
45.大津和郎，陸軍中將（追），鎮海灣要塞司令，1941.8.10鎮海戰死；
46.楠山秀吉，陸軍少將，獨立17旅團長，1941.12.3徐州事故；
47.山縣業一，陸軍中將（追），第116師團119旅團長，1941.12.25安徽戰死；
48.森本秀應，陸軍少將（追），興亞院聯絡部調查官，1942.3.24江蘇事故；
49.副島太郎，陸軍少將（追），第24師團90聯隊長，1942.5.21錦州斃命；
50.酒井直次，陸軍中將，第15師團長，1942.5.28蘭溪戰死；
51.小川一郎，陸航少將（追），第61戰隊長，1942.6.28牡丹江事故；
52.河源利明，陸航中將（追），第四飛行團長，1942.10.14南海事故；
53.塚田攻，陸軍上將（追），第11軍司令官，1942.12.18太湖事故；
54.藤原武，陸軍少將（追），第11軍高級參謀，1942.12.18太湖事故；
55.下田宣力，陸軍中將（追），華北方麵軍第二鐵道部監，1943.1.26華北斃命；
56.淺野克己，陸軍少將（追），第23軍高級參謀，1943.5.14廣東戰死；
57.仁科馨，陸軍少將（追），第40師團第235聯隊長，1943.6.1湖南戰死；
58.黑川邦輔，陸軍少將（追），第56師團參謀長，1943.6.28猛定戰死；
59.中園盛孝，陸航中將，第三飛行師團長，1943.9.9黃浦戰死；
60.小倉尚，陸軍中將，築城本部長，1943.9.10台灣事故；
61.清野亨作，陸軍少將（追），築城本部陸地測量部課長，1943.9.10台灣事故；
62.布上照一，陸軍少將（追），第116師團第109聯隊長，1943.11.23常德戰死；
63.中畑護一，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第6聯隊長，1943.11.25常德戰死；
64.細穀直三郎，陸軍少將（追），第1師團工兵第1聯隊長，1943.12.19東北戰死；
65.和田純久，海軍少將（追），海南警備府政務局長，1944.2.6海南戰死；
66.門間健太郎，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18聯隊長，1944.2.29長江戰死；
67.大橋熊雄，陸軍中將（追），華北方麵軍特務部部長，1944.4.14北平斃命；
68.下川義忠，陸軍中將（追），第11軍第10野戰補充隊長，1944.4.19應城戰死；
69.橫山武彥，陸軍中將（追），第62旅團長，1944.6.11龍遊戰死；
70.木村千代太，陸軍中將（追），第59旅團長，1944.6.11河南戰死；
71.小金澤福次郎，陸軍少將（追），工兵第7聯隊長，1944.6.19黑龍江戰死；
72.半田伊之柱，陸軍少將（追），鐵道兵第2聯隊補充隊長，1944.6.29東北斃命；
73.和爾基隆，陸軍少將（追），第116師團第120聯隊長，1944.7.13衡陽戰死；
74.森玉德光，陸航中將（追），白城子教導飛行團長，1944.7.25東北戰死；
75.大橋彥四郎，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第18聯隊聯隊長，1944.7.25湖南戰死；
76.佐治直影，陸軍少將（追），第39師團參謀長，1944.7.27湖北戰死；
77.誌摩源吉，陸軍中將（追），第68師團第57旅團長，1944.8.6湖南戰死；
78.服部曉太郎，陸軍中將，教育總監部部附，1944.8.12黑龍江斃命；
79.藏重康美，陸軍少將（追），第56師團第148聯隊長，1944.8.16雲南戰死；
80.大西洋，陸航少將（追），第8飛行團團長，1944.8.20湖北戰死；
81.楠野豐重，陸軍少將（追），第58師團第148聯隊長，1944.9.8雲南戰死；
82.有馬正文，海航中將（追），第26航空戰隊司令，1944.10.15台灣戰死；
83.野田六郎，海軍少將（追），第1機動艦隊機關長，1944.10.15台灣戰死；
84.鈴木義尾，海軍中將，第三戰隊司令，1944.10.21台灣戰死；
85.鈴木真雄，陸軍少將（追），關東軍高級參謀，1944.12.24東北戰死；
86.島村矩康，陸軍少將（追），大本營參謀，1945.1.15廣東戰死；
87.秋永守一，海軍少將（追），造船監督官，1945.1.27南海戰死；
88.與野山壽，陸軍少將（追），第34軍兵器部部長，1945.2.9湖北戰死；
89.山縣正鄉，海軍上將（追），第四艦隊司令長官，1945.3.7浙江戰死；
90.吉川資，陸軍少將，第59師團第35旅團長，1945.5.7山東戰死；
91.佐野忠義，陸軍中將，中國派遣軍軍附，1945.7.3湖北病死。
以下是被認為陣亡，但並沒有死亡的日軍將領：
1.常岡寬治，少將，獨立第2旅團長，1938.10.28山西重傷；
2.赤鹿裏，中將，第13師團長，1943.11.23常德，後任122師團師團長；
3.滋田賴四郎，中將，1943.11.28常德；
4.佐久間為人，中將，第68師團長，1944.7.21衡陽中炮受傷，後任84師團長。
雖陣亡但缺少明確資料表明追晉的：
1.小原一明，大佐，騎兵第13聯隊長，1939.12.20綏遠戰死；
2.長穀川幸造，大佐，第101師團第103聯隊長，1938.9.29江西戰死；
3.清水正一，大佐，第四混成旅團聯隊長，1938.9.30山西五台戰死。
缺少詳細資料者：
1.水川伊夫，中將（？）綏西警備司令，1940.3.22綏遠戰死。在日軍方麵的資料中，沒有關於水川伊夫的情況。
四、蔣介石集團借抗戰之名發國難財
㈠二戰中的最大醜聞：走私貪汙軍用物資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裏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汙稱為“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㈡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征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采訪報道了那裏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為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雇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㈢抗戰8年貨幣發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１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為5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字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１萬美元，在美國傳為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布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眾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㈣40餘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為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麵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為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麵對日軍的進攻，國民黨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曆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麵前，國民黨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㈤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
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麵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麵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國民黨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的行為，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它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國民黨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為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線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夠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為家常便飯。軍官們為了貪汙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隻有紙麵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采用“抓壯丁”的強征士兵方式，士兵死亡、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強征的士兵，隻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線。1944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國民黨軍隊麵前還是“戰無不勝”。
㈥蔣介石承認：國軍騷擾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製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占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幹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麵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逞，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麽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麽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麽軍隊？成什麽政府？”
盡管蔣介石下決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恥圖強”，但該次整軍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1944年末，國民黨占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占領好像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五、八路軍抗戰八年重要戰役過千次：推薦閱讀《八路軍·表冊》
筆者在搜集材料過程中，一位“支持毛派”的博友無償為我提供了資料齊全的《八路軍·表冊》一書。該書是由成都軍區組織人員編撰、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16開本，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資料叢書”的一種。該書在後記介紹，編撰過程中，曾得到中央檔案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圖書資料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各軍區、各軍兵種有關部門，冀中、冀魯豫、冀東、冀南、山東縱隊、山西新軍史料編撰部門、華北烈士陵園、晉冀魯豫烈士陵園等單位和許多老同的支持與幫助。這本書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是了解八路軍抗戰曆史的最權威的圖書之一。筆者認為，該書資料非常珍貴，很值得推薦給讀者。筆者在這裏先將該書主要內容做一簡要介紹，對詳細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查找原書。
㈠曆史資料全以表格形式記載
《八路軍·表冊》是以表格形式記載八路軍的有關曆史資料。包括：八路軍逐年實力統計表、編製序列表、團以上幹部名冊、戰績統計表、團以上幹部烈士名錄，英雄模範名錄等內容。時間自1937年8月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起至 1945年9月2日 抗日戰爭結束（戰績統計延長到 1945年10月10日 ）。
㈡載入重要戰役戰鬥1093個
編製序列表，記錄了八路軍1937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5年等幾個重要曆史時期團以上部隊的編製序列狀況，分列總表和詳表。總表中開列總司令部、政治部、野戰政治部副職以上領導幹部姓名。詳表中開列各戰略區（師）和二級軍區副參謀長、政治部副主任以上領導幹部姓名以及旅、相等於旅的軍分區、支隊主官姓名。幹部名冊收錄了團長、團政治委員（包括相當於團的支隊、區隊、大隊主官）以上領導幹部。旅（包括相當於旅的軍分區、支隊）正副參謀長、政治部正、副主任和供、衛部門主官；二級軍區司、政機關部、處長和未設二級部（處）的科長以及供、衛部門以上主官幹部；師（大戰略區）機關科長以上幹部，總計3438人。由於抗日戰爭時期幹部調動頻繁，名冊隻記載其主要職務和跨戰略區的調動任職；凡調出八路軍建製的任職，均從略；凡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叛變投敵和叛逃等性質行為的，均在頁下注釋。戰績統計表，收錄了八路軍總戰績和八路軍各部隊1943年以前殲日軍100人或日偽軍150人或偽軍200人以上，1944年以後殲日軍200人或日偽軍250人或偽軍300人以上的重要戰役戰鬥1093個，個別殲敵人數雖不足上述標準，但影響較大的著名戰鬥，亦酌情列入。
㈢團以上幹部犧牲（病故）728人
烈士名錄收錄了抗日戰爭時期犧牲（病故）的團（或相當於團的支隊、區隊、大隊）參謀長、政治處主任以上，旅或相當於旅的支隊、軍分區司政機關正科級幹部與供衛部門主官，以及師以上機關副科長以上幹部728人。凡曆史資料說法不一，難以認定的，均暫不收錄。英雄模範名錄，收錄了八路軍二級軍區以上領導機關授予的英雄模範372人。由於八路軍各部隊在抗戰中、後期才普遍開展創模運動，加之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處於被分割狀態或其他原因，運動發展不夠平衡，當時軍委、總部也沒有可能製定統一的條例，因而各部隊在評選標準、命名或批準權等方麵存在差異。有關山西新軍史料，表冊隻收錄1940年春納入八路軍序列以後的內容。
㈣資料全麵、詳實、係統、準確
幹部名冊以姓氏筆畫排列，戰績統計、烈士、英模均按時間順序排列。同一天有若幹次戰役戰鬥，則以參戰部隊的序列排列；幾個烈士在同一天犧牲，或一批英模在同一時間授予稱號，則以職務高低排列。幹部、烈士、英模的籍貫，烈士犧牲（病故）地點和戰績統計表中的作戰地點，一律用當時行政區劃的名稱（經考查，無法查清的用現在的市、縣名稱）。
該書編輯組在出版說明中還介紹說：《八路軍·表冊》編撰的主要依據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電報、檔案資料和報刊，並適當吸收了解放後黨史軍史的研究成果。在資料收集、考證、編撰工作中，力求全麵、係統、準確。
六、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的五大醜聞
中國“精英”們從來都不相信國人，他們惟美國馬首是瞻，最信洋主子說的話，哪怕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為了讓他們心服口服，筆者今天所引的曆史檔案資料，大部分來自美國、英國、日本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我倒要看看這些奴才們現在還有什麽話說。
醜聞之一：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日本侵略中國時奮起抵抗，這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被中國資改派“精英”們吹捧為“擔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國民黨軍隊，卻創造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醜聞：投敵人數超過聊殺敵人數。這個紀錄也實在讓中國資改派“精英”們大跌眼鏡。
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原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侵華日軍死亡43.56萬人，美國統計死亡44.7萬人（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916頁注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按照這個數字，在侵華期間，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的總數）人數大約為45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哪怕都是國民黨軍打死的，日軍死亡人數也就是45萬。
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根據李敖《蔣介石評傳》和《自己不洗別人洗》兩書（文）統計，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約為50萬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也記錄著：“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遊擊隊”。大家看見沒有，上麵兩則信息都認為國民黨軍隊投敵人數約50萬。兩者相互印證，此數據可以讓中國“精英”們信服吧？
由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叛國投敵當偽軍的在50萬人以上，而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死亡的人數為45萬，就算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記在國民黨軍隊的“功勞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殺敵45萬人，與投敵叛國的50多萬國民黨軍隊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醜聞之二：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說出來可能人們不信，國民黨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而這件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戰後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有戰鬥力，隻是白白消耗日軍糧食。其實，不少偽軍投敵後，並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這個事實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該資料的來源，參見日本人稻葉正夫編寫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327頁。這本書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書局1981出版。該資料披露後，連當年的盟國也為之嘩然，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又一醜聞：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隻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醜聞之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中國“精英”們為蔣介石翻案的時候，最喜歡強調的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的輝煌業績。很多人還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曆史教材隱瞞“國民黨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實，建國以來，我們的中小學教材最多隻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這實在讓那些盛讚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中國“精英”們無地自容。對那些打著還原曆史真相旗號，動輒拿“國民黨抗戰死亡多少多少將領”說事，拿“擊斃多少多少日軍將領”說事，就是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後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髒事和破事。他們的臉皮太厚，已經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醜聞之四：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國民黨軍隊成批成批地賣身投敵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嫌對日軍幫助不夠。他們又通過橫征暴斂，逼迫老百姓跑到日軍那一邊，變相地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個現實是殘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歎的。讓我們看看下麵的一些資料吧！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製了到漢口的鐵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麵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 300英裏 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麵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麵前撤退時，農民們凶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該書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中說：“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麵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該書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曆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醜聞之五：抗戰後期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
那些反複強調國民黨抗日有功的中國“精英“們，最喜歡說的就是：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中國就滅亡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讓我們來看有關檔案資料。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中說：“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為什麽呢？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麵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隻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出處同上）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與中國“精英”們拚命鼓噪地“敵後戰場中共武裝是依賴正麵戰場而存在”的觀點不同，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麵戰場後，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也談到日本這方麵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萬人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體：“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 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到1944年秋，“在方麵軍占領的3個特別市和400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3個特別市以外，隻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295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隻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麽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麽是可想而知的。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其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 國 教授林邁可，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這就是現實。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華北治安戰》，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
七、日偽檔案戳穿中國精英無恥謊言
誣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遊而不擊”，這本來是蔣介石上個世紀40年代炒過的冷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人，都明白這是站在政敵的角度攻擊對手的一種策略手段，也是國民黨政府宣傳的需要。奇怪的是，現在的一些“精英”們，連日本鬼子是什麽樣的都沒見過，也跟著大肆宣傳這些陳詞濫調。還有那些受到迷惑或接受“洗腦”的人，也人雲亦雲地跟著搖旗呐喊。在他們的心目中，隻要是大陸共產黨宣傳的東西，都是假的。為了揭穿“精英”們造謠汙蔑的醜惡嘴臉，也讓那些接受“洗腦”的人心服口服，我在這裏引用兩則日偽當年公開發表的曆史資料，看看那些一貫巧舌如簧的“精英”們還有什麽話可說。
先摘錄日本國內報刊公開發表的一則電訊。
敵西部《朝日新聞》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電：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隻有三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大家看清楚沒有，《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麵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汙蔑的“遊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占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占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占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筆者在這裏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遊而不擊”嗎？
我們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筆者注：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遊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看到沒有，在日偽軍眼裏，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裏，而把“遊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自己國家沒有好感的“精英”們，不相信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衝在頭裏。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中國“精英”們看了上麵的兩段文字後，還有臉說八路軍“遊而不擊”嗎？
日前，博友“穩定與和諧”在筆者《駁斥“中共不抗戰”的有力證據》後麵跟帖，並引錄一篇題為《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的文章。筆者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好，遂將該文附在後麵，以供廣大讀者和博友們閱讀參考。
八、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戰讓國人蒙羞
㈠蔣介石消極抗戰令國人寒心
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從東北一直敗到華北，從盧溝橋一直敗到台兒莊，從台兒莊一直敗到武漢；從淞滬一直敗到南京，從武漢一直敗到長沙，從長沙又敗到宜昌。有人說國民黨軍隊在緬甸打贏了，其實這是糊弄人的。戰後人們才知道，連國民黨的司令官都是繞道野人山被抬回來的。在國民黨的宣傳中，“勝仗”是越打越多，可地盤卻越打越小，人也越打越少。要不是前邊有共產黨拖著，背後有美國人頂著，恐怕假抗日、真賣國的蔣介石早就喝西北風去了。
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的抗日隻停留在嘴頭上，他根本沒有把即將淪為亡國奴的中國老百姓放在心上。讓大家記憶猶新的是：鄭州花園口決堤放水淹殺百萬老百姓；虐待折磨造成1000多萬壯丁死亡；丟棄南京老百姓和大量士兵獨自逃命；重慶防空洞裏悶死避難的百姓。蔣介石集團根本沒有把中國的老百姓當人看，他們也根本想不到還有老百姓的利益需要維護。如果說蔣介石的軍隊一敗再敗，說蔣介石根本領導不了人民抗日，其中失去民心、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近幾年，國內反共分子、資改派“精英”掀起一股股濁浪，其目的就是給“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蔣介石平反。有人睜眼說瞎話，肉麻吹捧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是抗日主力。其實說這話的人根本不知道害臊，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就抗戰提出一個常識性問題：人數比八路軍、新四軍多，裝備比八路軍、新四軍好的“國軍”，在八年抗戰中究竟收複了多少失地？在敵偽的鐵蹄下解放了多少中國老百姓？
其實，這些人造謠的目的就是企圖製造混亂，找個借口替國民黨反動派翻案而已。他們打著“公正”旗號肉麻吹捧蔣介石是抗日英雄，實際上就是為欺壓百姓的國民黨反動派“招魂”，順便再踹中國共產黨一腳。
㈡“九一八”給國人帶來難忘的恥辱
1931年9月18日 傍晚，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炸毀沈陽柳條湖一段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並以此為借口，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當時東北軍步兵精銳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爾一帶。留駐東北的步兵12個旅、騎兵3個旅和省防旅，裝備雖然比關內部隊差，但比起中國其他武裝派別和駐紮東北的日軍還是十分先進的。步槍型號為六五、七九，迫擊炮是16年式。空軍方麵有5個航空兵隊，飛機全是購買或列強贈送的。海軍方麵，擁有大小艦隻21艘，3.22萬噸，艦隊官兵3300人。主力艦“海圻”號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巡洋艦，其餘還有“海琛”、“鎮海”、“威海”、“同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戰艦。
“9.18”事變前，東北軍在北大營的兵力有8000人，日本關東軍3000人；奉天省內東北軍軍力9萬人，日本關東軍10500人（日本陸軍第2師團）。除此之外，駐紮在直隸、熱河以及山海關一帶的25萬東北軍主力也可迅速馳援。整體看來，東北駐軍和日軍力量對比占絕對優勢，而且在裝備上亦有相當優勢。關東軍在事變時不僅沒有空中武裝力量，甚至在輕武器方麵也沒有裝備高技術含量的武器。如果沒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當，日軍的侵略行動是不能得逞的。更重要的是，日軍資源匱乏，打不起大規模的持久戰。而且當時日本國內也分成主戰、主和兩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擊的話，日本國內主和派必能占據上風，東北就可能不會淪喪，或不會這麽容易就淪喪。
但最後的結果出乎國人意料，雙方才剛交手，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製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東北航空處的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就全部落入日軍之手。金庫所存現金7000萬元，亦被洗劫一空。僅 9月18日 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
“九一八”事變給國人帶來的是永遠難忘的恥辱。
㈢虛假曆史難以掩蓋事實真相
有些人吹捧國民黨的“石牌之戰”，說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其實，這是極右人士為美化國民黨，為蔣介石集團塗脂抹粉的無恥編造。他們吹捧的“石牌之戰”，實際是蠱惑人心的謊言。
“斯大林格勒戰役”是形容從防禦到反攻、從被動到主動、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和樞紐點，而“石牌之戰”不是這樣的點。翻遍抗戰史，也找不到國民黨軍隊曾經有過這樣的點。“石牌之戰”發生在鄂西，是整個鄂西會戰的一部分，這次會戰雖然暫時阻止了日軍進攻，但此後日軍通過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湘西會戰，仍在不斷發動進攻。緊接著人們聽到的就是一個又一個噩夢：鄭州失守、許昌失守、洛陽失守、長沙失守、衡陽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令人更為不解的是發生在1945年4月的湘西會戰（日本人稱“芷江作戰”），這個時間距離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 8月15日 隻有4個月時間。日本人在這個強弩之末的時刻，戰場上還能以劣勢兵力甚至劣勢兵器向中國軍隊連續發動進攻，國民黨軍隊的“英勇善戰”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極右分子汙蔑說，中共故意淡化國民黨軍隊“石牌之戰”的輝煌戰績，淡化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其實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因為我們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什麽“斯大林格勒戰役”。如果真有的話，任何人也“淡化”不了。
當然，1943年的“石牌之戰”應該算得上中國戰場上一個勝利，但僅僅是一場勝利，將他說成是“斯大林格勒戰役”，顯然是名不副實的。況且此時世界第二次大戰已經全麵開始，珍珠港事件也已經發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挫，戰爭初期那股傲氣已經大減，而且此時美援也開始大量擁入中國。石牌作戰中，中美空軍曾給日軍造成很大殺傷。另外，當時國軍的重迫擊炮團裝備40多門 150毫米 口徑的美式重迫擊炮，一次作戰就向日軍發射幾千發炮彈，僅僅幾個小時就殺傷日軍數百人。
相反，這些條件在平型關作戰時，八路軍一樣都不具備，隻能憑借子彈和刺刀，一個對一個地較量來解決。平型關作戰一天殲敵1000多人，石牌作戰五天殲敵1000多人。平型關作戰是1937年抗戰開始的第一個勝仗。那時候的國內，華北國軍紛紛敗退，恐日情緒到處蔓延；那時候的國際，美英袖手旁觀，德日步步緊逼，中國空前孤立。而八路軍竟以如此簡陋之裝備和長期連肚子都吃不飽的情況下打出一個“平型關大捷”，對鼓舞國人士氣、擊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無疑意義是極其重大的。所以說，被極右分子吹噓的“石牌之戰”，其意義與平型關大捷根本無法相比。
另外，石牌戰鬥還留下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準備丟棄戰場臨陣逃跑的秘密。那個以“勇將”著稱的國軍十一師師長胡璉，一方麵表示“與陣地共存亡”，另一方麵又在江邊暗中備好了小船，準備隨時逃命。打到最艱苦的第五天，國軍十八軍軍長認為難以支撐，已經下令撤退。這時，他突然接到後衛部隊報告，說入夜後日軍陣地槍炮聲沉寂，敵人已經悄悄撤退了。他這才下令立即向部隊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時向重慶報告“石牌大捷”。
這就是極右分子和資改派精英們拚命吹噓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式的“石牌之戰”。
九、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㈠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 12月1日 ）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蔣介石集團與日本於 1952年4月28日 簽訂的《中日和約》第十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台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又在“照會第一號”中明定：“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製下或將來在其控製下之全部領土。”
其實，條文中的關鍵字就是那個“或”字。照蔣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則表示他沒有控製中國大陸領土的含義，應該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頭一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就對董顯光說過：“我國固極敬重貴國政府，所惜者目前領土僅台灣耳！”如今簽約之際，蔣介石自己以“僅台灣耳”的台麵，卻要日本簽下“含大陸也”的條款，日本人當然不肯。事實上，日本根本就不願同“僅台灣耳”的蔣介石簽約，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國的提議，“邀中共參加對日議和”。蘇聯也有這種想法。美國不在乎蘇聯，卻在乎英國。因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趕赴英國，於 1951年6月15日 ，把結果告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說：“此次在英與英外相等商議對日和約，餘對英主張邀中共參加堅決反對；而英對美主張中華民國政府參加簽字，亦反對甚力。最後，餘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幹國家與日簽訂多邊條約；另由日本自主決定與何方國家商訂大致相同之雙邊和約，英國已表同意。此雖未能滿足貴國希望，然十之九成當如貴國之意。”杜勒斯並以嚴守秘密為囑，對顧維鈞保證：“餘知日本政府對貴國態度甚好，必願與貴國簽約，而反對與中共成立關係。”就這樣， 1951年9月4日 ，對日媾和會議在舊金山歌劇院開幕了，“中華民國”根本不在邀請之列，簽訂的《金山和約》自然也和它完全無關。蔣介石臉上無光，隻好等日本單獨和他簽約。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跟“中華民國”做簽約談判時候，蔣介石就亟思不惜代價，挽回麵子了。
日本派來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財政部長）的河田烈，這個鬼子是台灣通。他在二次大戰時任“台灣拓植株式會社”董事長，是搞亞洲經濟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來同蔣介石政府談判，早把蔣介石的處境與心態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臉，黑臉留給東京那邊演。談判過程中，東京那邊作弄蔣介石的小動作，一直此起彼落，一會兒說台灣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會兒又說中共如肯他們就同中共簽約，一會兒又推翻前議說有了新訓令，一會兒又要把“中華民國”的秘密約本公布……反反複複，把蔣介石弄得團團轉。前後鬧了70天（日本在對美國等國簽約時服服帖帖，隻用四天時間），最後戰勝國的蔣介石對戰敗國的日本乖乖就範。
所簽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議定書》中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這意思就是說，關於戰敗國賠償問題，戰勝國“中華民國”將《金山和約》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服務賠償”予以自動放棄。也就是什麽賠償都免啦!整個的條約中沒有提到賠償條款，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此中屈辱，請看葉公超對日本代表說的一段話：
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於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於索解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後，又屈膝求全“放棄賠償”。根據《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條件，隻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就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的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
㈡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麵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麽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與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蔣廷黻後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盡管蔣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後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台灣外交文檔：《中日和約簽訂後各國之反應》，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
㈢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
我麵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閑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一一九二）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麽？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岡村：是的。在士官學校我比您高好幾班，所以沒見過您。在九一八事變時代，我們才首次見麵。當時我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您是中國軍總司令官，不過，互相並沒有敵對的感覺。那時候我時常到北平去見您，而到現在仍然未能忘懷當時您所講的一句話：“日本應該就此罷手了，如果仍繼續向中國本土揮兵侵略，則必使中國共產黨回益坐大，結果，也必使日本吃個大苦頭。”經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東京聚首，回憶起來，不幸得很，當年您所講的這句話，到今天變成事實了。
何：是的麽!當時我一直憂慮日本的一般軍人想要侵略我國，可是，碰到岡村大將——
岡村：當時還是少將。
何：碰到少將，一談起來，才認識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認為中日兩國非攜手友好不可。總而言之，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從曆史上、地理上或從文化方麵來說，都必須攜手合作。關於這一點，先生和我們看來很像是同誌，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
岡村：其後我們再度見麵，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時候，適值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空氣緊張，我在南京宿了一夜，當然無法訪問中國官廳，隻好到領事館找現在國會議員的須磨彌 吉郎 君。可是，您來了電話，要我到您使館去吃飯，並約定不做任何有關政治的談話，這使我高興極了。那時候我記得您是參謀總長。
何：不，是軍政部長。
岡村：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很厲害的轟炸吧？
何：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做什麽？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教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幹的。
何：多謝多謝!（笑）
岡村：可是那裏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說。
岡村：府上受過炸麽？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麽？
何：但若中了 一千磅 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後有過三次。
岡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館屋頂上做一個記號，我可以叫他們不來炸呢！（笑）
岡村：還有一件事，應該向您深深感謝：就是我們打了“敗仗”，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這是您的鼎助所賜。照國際上的慣例，戰敗的軍隊應被繳械，分別拘集軍官與士兵，並分開受戰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蘇俄、中共均是，但是我們卻不同。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說，沒有武裝的軍人，在簽字投降次日， 九月十日清晨 您召我去，當我去見您的時候，您一開口就說：“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您鼓勵我：“我們一同努力做吧。”那時您並曾把中國政府的派令遞交給我，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回事務委任我來辦理，那張派令是怎麽寫的？
何：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那個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發布命令。我們為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噸，這占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
岡村：中國也曾給我們增配火車。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個月期內二百萬人終獲全部遣返完畢，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僑回國的情形，令我不勝其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後，感覺不需要時，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們遣僑的速度來計算，我們自中國大陸回來，必須要四十二三年的時間。
何：若按這種蘇俄式的速度來說，是需要四十多年。
岡村：你們當時因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揚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濟東北的軍隊，從而影響到國軍敗於共產黨，實使我們感覺抱歉!
何：不，事情已經過去了。
岡村：關於這一點，根據我所聽到的，美國顧問團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國貽誤了遠東的局麵。它妄圖國軍開往東北，但擁有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多為南方人，中國自黃河以北沒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飯、吃饅頭，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須吃米的精銳部隊開往東北，而為遣返日僑，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結果在內戰上招致了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說，為了盡速遣返二百多萬的日僑，結果受到很大的犧牲。
何：戰爭結束的時候，斯大林曾揚言以此報複了日俄戰爭的宿仇。但是當時蔣總統卻聲明“以德報怨”。
岡村：我最佩服的是您總不懊喪訴苦，您也許更謙虛地說你們本身有致敗的原因。當時美國報刊等對 於何應欽 先生和接收上海的 湯恩伯 先生，頗有酷評，說你們過於“袒護日本”。
何：不，日本軍隊的複員，還是由 於岡村 先生的決心堅強，在戰後混亂時代未得日本陸軍部任何命令及日本複員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萬軍隊的複員，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
岡村：我所以能擺脫戰犯，亦多虧了您派來的律師幫助。這雖然是件私事，我是應該向您致謝的。現在我又想起來的一件事，就是您認為我過去打仗的對手是中國，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國軍隊。我答應，如果對外不發表，我可以做，因其內容一經發麥，我必被殺害。於是我以鏖戰了八年的中國軍為對象，以其缺點為主，寫了一篇《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
十、積極抗日與消極抗日的鮮明對比
㈠死在國民黨手裏的抗日英雄
除了“皖南事變”近萬名堅持抗戰的新四軍將士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國民黨軍隊中一位著名的抗日將領吉鴻昌將軍也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吉鴻昌將軍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他是名副其實的抗日英雄。
吉鴻昌生於1895年，河南省扶溝人，中國著名的抗日將領和民族英雄。1913年，18歲的吉鴻昌加入了馮玉祥的隊伍，從此開始戎馬生涯。他有膽有謀，作戰勇敢，在北伐戰爭中，他所率領的部隊被稱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的“鐵軍”。1931年，吉鴻昌因不願替蔣介石打內戰，被蔣介石解職並勒令出國“考察 ”。在歐美期間，吉鴻昌多次發表抗日演說，號召海外僑胞“用熱血擁護祖國”。
1934年11月9日 ，吉鴻昌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 11月24日 慘遭殺害。殉難前，吉鴻昌從容走上刑場，以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然後在刑場上慷慨陳詞：“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給我拿個椅子來，我得坐著死。”坐在椅子上後又告訴劊子手：“我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後挨槍。你在我眼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當劊子手在他麵前舉起槍時，他凜然高呼：“抗日萬歲！”吉鴻昌壯烈犧牲時，年僅39歲。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抗日英雄吉鴻昌沒有倒在抗日戰場上，卻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實在令人悲憤！
圖片說明：晉察冀邊區軍民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的罪行
㈡民主人士怒斥：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
吳晗生活的前半生，正是中國處在民族危亡的時代。“九一八”事變以後，吳晗在“讀書救國”的思想影響下，埋頭在書本裏。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學生抗日救國活動，但心情是矛盾的。他原本希望一心鑽研古書，以便成名成家救中國，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為擊碎了他的夢想，也激起了他的民族義憤。他開始思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從此坐立不安。
1932年1月，吳晗在給胡適的信中直率地表達了自己的憂憤:“處在現今的時局裏，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聽著若幹千萬同胞的被屠宰的哭聲，成天聽見的消息又隻是‘屈服退讓’，假使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滴熱血在著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吳晗當時隻是一個知識分子，並沒有接受共產黨的“赤化”，屬於名副其實的民主派人士，但他卻在自己信裏直截了當地指責“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這不僅表現了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錚錚骨氣，也從另一方麵證明，蔣介石的賣國行為已經昭然若揭，而且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㈢蔣介石消極抗日“功績”實錄
下麵，筆者把蔣介石消極抗日的主要事實簡要摘錄，供廣大讀者參考。
1、1931年9.18事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導致張學良的30萬軍隊丟失東北大片國土。這是日本開始蠶食中國的起點，也是蔣介石一係列消極抗日政策的發端。
2、1937年7.7盧溝橋事變，在“不抵抗”政策的主導下，國軍一退再退，日軍長驅直入。繼丟掉東北以後，隨著察哈爾、熱河的相繼淪陷，華北地區開始“自治”。大片國土被蠶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
3、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給日寇侵華帶來可乘之機。紅軍長征北上抗日後，蔣介石集團大肆叫囂“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開始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其手段令人發指。僅僅3年時間，中央蘇區遭到屠殺的軍民總數就超過600萬。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福建省也被殺100多萬。30萬紅軍隻剩下不足3萬人，抗日力量受到極大削弱。
4、國民黨自己統計數字表明，抗戰期間政府抓的“壯丁”多達1400萬，其中一半死在“自己人”的拷打、虐待、屠殺中，比在戰場上死亡的380萬軍隊要高出4倍。
5、為阻止日寇的進攻，蔣介石命令扒開黃河花園口大堤，結果淹死數百萬無辜的老百姓。黃泛區的人民流離失所，其狀慘不忍睹。為了阻敵，國民黨軍隊又在長沙放火焚城，結果敵人沒有擋住，數以千計的老百姓卻在睡夢中燒死。
6、臭名昭著的“曲線救國”理論，讓投敵叛國的漢奸有了“保護傘”。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侵華日軍人數最多時200萬，而投降日寇、充當屠殺中國人鷹犬爪牙的偽軍，以及各種各樣的敵偽武裝組織的人數，至少在200萬以上。
7、在蔣介石“寧可讓國於日本，也不可讓國於共黨”的賣國思想指導下，終於引發了親者痛、仇者快、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日本侵略者從此把國民黨軍隊看成“友軍”，並相互配合共同對付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8、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集團借抗戰名義發國難財，出現“前方吃緊，喪師失地；後方緊吃，醉生夢死”的戰爭奇觀。抗戰結束後，中國是“戰勝國”。但戰勝國並沒有享受戰勝國的利益。日本人投降了，其他帝國列強卻爭先恐後趕來填補空缺。更為遺憾地是，蔣介石集團還在諸列強的威逼利誘下，任憑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
附一：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本來抗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可是有人卻歪曲曆史事實，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吹噓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300萬軍隊處在正麵抗日戰場，是國民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由此挑起了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爭論！
什麽是領導呢？領導就是行動上率領，理論上指導。
首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由什麽理論指導的呢？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理論，指導著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不否認，抗日戰爭既不能速勝，也不是亡國，而是經過戰略防禦、相持和進攻三個階段。美國軍事專家李海說，即使美國不投原子彈，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都是肯定的，隻是稍晚一些，中國人民的犧牲要更多一些。我們要問一句，國民黨蔣介石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抗戰理論呢？
其次，中國人民是誰在行動上率領進行的抗戰呢？
一、國民黨盡管有多於日本侵略者的軍隊，處在正麵戰場，也進行了抵抗，有的甚至是頑強的抵抗，可是並沒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的前進，從東北開始節節敗退，助長了侵略者的戰爭野心，連首都南京都丟了。而共產黨不僅沒有敗退，而且主動到抗日前線去，到敵人的後方心髒去打擊敵人。共產黨與國民黨一進一退，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大家心裏都是很明白的。
二、日本侵略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就對日宣戰，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國民黨蔣介石硬是要消滅這支抗戰的隊伍，致使這支抗戰隊伍在達到抗戰前線華北時，由30萬人削弱為3萬人。國民黨蔣介石則把東北軍從抗日前線撤出。一個開往抗日前線，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是誰在行動上率領抗戰還不清楚嗎？
三、在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華北之時，國民黨蔣介石對共產黨僅剩的3萬抗日武裝力量，還在進行“圍剿”，必欲除之而後快。國民黨軍隊不但不抗日，而且把重點放在消滅抗日人民武裝上，在行動上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樣的軍隊能說是領導抗戰嗎？直到出現了人心所向、軍心所向的“西安事變”，國民黨蔣介石才被迫停止剿滅共產黨抗日武裝的軍事行動。一個主動抗日，一個被迫抗日，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難道通過兵諫才被迫抗日的國民黨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抗日的行動率領者嗎？
四、就在抗日統一戰線建立以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到前線去，到敵人的後方去，如果沒有廣大的敵後抗戰，國民黨正麵戰場能夠進入相持狀態嗎？而國民黨的軍隊大批的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偽軍，甚至國民黨的高級領導汪精衛都成了漢奸，共產黨在敵人心髒，不但要抗擊日軍，還要抗擊大量的偽軍。一個堅決抗戰，一個大批投降，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五、在抗戰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及其抗日武裝在前線奮力抗戰，自稱抗戰總指揮的蔣介石，公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斷絕抗日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的糧食、衣服、武器、藥品的供應，同日本鬼子一樣封鎖抗日根據地，迫使八路軍不得不抽調部隊進行“大生產”，堅持抗戰。一個在堅持抗戰，一個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六是，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國民黨蔣介石嫌軍事、經濟封鎖抗日根據地還不夠，直接動用軍隊圍剿共產黨抗日武裝，僅“皖南事變”就使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犧牲近萬人，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一個向抗日前線開進，一個消滅開進抗日前線的隊伍，是誰在行動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難道消滅向抗日戰場開進的抗日武裝是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嗎？
雖然國民黨許多將領士兵為抗戰做出了重大犧牲，如張學良、楊虎誠、張治中、上海的800壯士、台兒莊犧牲的勇士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國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國民黨的高層，蔣介石盡管在名義上是抗戰總指揮，但在基本的方麵不但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而且在行動上是被迫的消極的抗日，有時甚至是直接幫助日本侵略者，消滅抗日武裝，破壞抗日。
正因為共產黨在抗戰中有正確理論指導，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建立廣泛的包括蔣介石的抗日統一戰線，其行動率領理論指導，形成事實上領導作用，得到了全國人民更大的支持，大批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解放區，人民自願地送子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等，到抗戰結束時共產黨抗日武裝發展到120萬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在抗戰中發展壯大，就是共產黨領導抗戰最有力的證據。
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方麵都對抗日戰爭做出了犧牲和貢獻，誰都承認。但是在抗戰中他們是有重大差別的，一個不怕犧牲向抗日前線開進，堅決抗戰，在《論持久戰》理論指導下，建立統一戰線，建立抗日根據地，到敵人後方去開展人民戰爭。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消滅抗日武裝，被迫抗戰，大量投降敵人，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誰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理論上指導行動上率領——領導中國人民抗戰，難道還有疑問嗎？
附二：關於蔣介石“愛國”的兩則謊言
謊言一：西沙戰事老蔣下令開燈放大陸艦隊
1974年大陸東海艦隊南下馳援西沙請求通過台灣方麵封鎖的台灣海峽時,老蔣還親自下令開燈放行,並且要求太平島國軍給予後勤支援和傷員救助呢!好象手諭是這麽寫的：“查我東海艦隊,開赴西沙作戰,沿途國軍一律救助!”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第一，西沙海戰之前，台灣方麵確實高聲叫喊“南越侵犯中國領土”，但那是因為蔣介石判斷，毛澤東不敢在南海與背後有美國撐腰的南越交手，企圖以此顯示“中共出賣國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正因為如此，1974年1月西沙海戰後，台灣方麵對西沙的關注突然沉寂了下來，與此前的高調形成了鮮明對比。
第二，所謂“國民黨軍打開探照燈，中共艦隻順利通過”完全是信口開河。這裏有幾個常識性的錯誤：1、海上航行起指示作用的不是“探照燈”，而是燈塔。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2、當時東海艦隊調往西沙的增援艦艇編隊是從台灣海峽中的航線通過的（也就是1995年美國第七艦隊穿越台灣海峽的航線），根本不需要台灣島上的國民黨守軍開什麽“探照燈”；3、當時台灣海軍將領請示的不是“放行”不“放行”，而是請示是否出動艦隊對當時正在穿越台灣海峽的解放軍艦艇編隊進行阻擊。老蔣之所以否定，根本原因與當年毛澤東去重慶老蔣沒有抓毛事相同的——老蔣此前已經在台灣製造了“誓死保衛西沙”的氛圍，如果此時阻擊前往西沙增援的解放軍艦艇編隊，豈不是自打耳光？！
至於所謂“太平島國軍給予後勤支援和傷員救助”更是笑話。且不談太平島上的國軍隻有區區幾個人，編造這個謊言的人連太平島和西沙群島的位置在哪裏都不知道。
謊言二：海戰太平島提供我後勤補給
這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謊言。
1988年3·14海戰中，解放軍艦艇編隊的補給基地是海南島的榆林基地。當時參戰的艦艇都是千噸級的護衛艦，其續航能力足以在整個南海海域內航行，根本沒有必要中途補給。更何況，所謂“在太平島補給”本身就是一個大笑話。太平島上根本沒有碼頭設施（台灣與太平島之間的交通全靠登陸艇），艦艇編隊如何停靠？太平島上隻駐紮了國民黨海軍的一個陸戰排，根本沒有油庫，如何補給燃油？太平島上隻有一口不大的水井，隻夠島上人員飲用，如何為4艘千噸級護衛艦補給淡水？就更不要說彈藥了。
這些謊言都是為了美化蔣介石杜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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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按語
前言
一、蔣介石消極抗戰賣國求榮的鐵證
㈠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㈡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㈢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㈣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㈤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揭秘
二、國民黨百名高官和將領叛國投敵
㈠蔣介石差點成為“汪精衛”
㈡國民黨“降官如毛，降將如潮”
㈢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投敵“大盤點”
三、抗戰期間交戰各方陣亡將領名單
㈠抗戰期間陣亡的共產黨武裝將領（197名）
㈡抗戰期間陣亡的國民黨將領（100名）
㈢死在中國境內的日軍將領名單（99名）
四、蔣介石集團借抗戰之名發國難財
㈠二戰中的最大醜聞：走私貪汙軍用物資
㈡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㈢抗戰8年貨幣發行量增加738倍
㈣40餘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㈤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
㈥蔣介石承認：國軍騷擾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
五、八路軍抗戰八年重要戰役過千次：推薦閱讀《八路軍·表冊》
㈠曆史資料全以表格形式記載
㈡載入重要戰役戰鬥1093個
㈢團以上幹部犧牲（病故）728人
㈣資料全麵、詳實、係統、準確
六、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的五大醜聞
醜聞之一：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醜聞之二：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醜聞之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醜聞之四：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醜聞之五：抗戰後期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
七、日偽檔案戳穿中國精英無恥謊言
八、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戰讓國人蒙羞
㈠蔣介石消極抗戰令國人寒心
㈡“九一八”給國人帶來難忘的恥辱
㈢虛假曆史難以掩蓋事實真相
九、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㈠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㈡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㈢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十、積極抗日與消極抗日的鮮明對比
㈠死在國民黨手裏的抗日英雄
㈡民主人士怒斥：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
㈢蔣介石消極抗日“功績”實錄
附一：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附二：關於蔣介石“愛國”的兩則謊言
（雨夾雪按語：
今天是9月3日，抗日戰爭65周年的紀念日。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利用其控製的主流媒體以所謂“湖北宜昌現抗戰時3000餘國民黨將士遺骸埋葬地”的消息，再度大肆宣揚臭名昭著的“三大觀點”：中共消極抗戰，遊而不擊，借抗日之名保存實力；蔣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國的抗戰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極抗戰的說法；抗戰期間，國民黨200多名將官陣亡，共產黨方麵隻死了一個高級領導人左權。
其實，那3000多具遺骨到底是國民黨將士的還是被屠殺的中國老百姓的，中國精英並未提供任何證據。即使是國民黨將士的，一處激烈的抵抗也涵蓋不了整體。國民黨抗戰期間留下了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抗戰後期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等五大醜聞，這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都堪稱空前絕後。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卻對此隻字不提。
筆者因近期事務繁忙，沒有時間詳細批駁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歪曲篡改抗日戰爭曆史的做法，便把古彭萬俟軒同誌去年的《抗戰史實》係列文章整理成這篇《抗日戰爭的曆史不容篡改》。事先未征求古彭萬俟軒同誌的意見，懇請原諒。本文的版權屬於古彭萬俟軒同誌，轉載需署名並注明出處，即古彭萬俟軒博客http://wangjiting88.blog.163.com。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以南方係為中心的中國精英極力以蔣介石的孝子賢孫自居，但是蔣介石的正統繼承人對此並不買賬。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教育部”擬將明年中小學教科書能力指標用語“國語文”改為“華語文”。同樣，曆史、地理教科書國民黨當局也在延續扁“政府”時期的沒有完全成功的“去中國化”政策。這無疑狠狠抽了大陸那些以蔣介石的孝子賢孫自居的精英一記耳光。）
前言
《蔣介石消極抗日的“底線”——關於抗日戰爭的對話》一文在網上貼出後，絕大多數網友拍手叫好。但也觸動了某些極右非毛反共人士的敏感神經。這篇文章就像挖了他們家的祖墳，在如喪考妣的哀嚎聲中，紛紛對筆者大加撻伐。他們除了極盡汙蔑謾罵之外，還惡毒捏造臭名昭著的“三大觀點”：中共消極抗戰，遊而不擊，借抗日之名保存實力；蔣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國的抗戰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極抗戰的說法；抗戰期間，國民黨200多名將官陣亡，共產黨方麵隻死了一個高級領導人左權。
針對極右分子的無恥讕言，筆者 10月18日 以《駁斥“中共不抗戰”的有力證據》為題，引用網友“彥強”的帖子，通過中國共產黨大量高級將領和幹部犧牲在抗日戰場的活生生曆史事實，對那些極右分子的造謠汙蔑進行反擊。該文在網上貼出後，立即被多家網路媒體轉載，受到正義人士的支持和好評。我曾在該文中建議並呼籲：
針對那些非毛反共分子的猖狂進攻，我們再不能等閑視之或置之不理了。中央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相關部門均應對此給予高度重視，盡快組織人力物力搜集這方麵資料，把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抗日武裝犧牲的烈士搜集整理編寫成書，並將他們的姓名、職務、犧牲地點公布於眾。這樣一來，那些別有用心的反共分子一直標榜的“國民黨蔣介石積極抗戰”，以及惡毒攻擊“共產黨毛澤東保存實力，遊而不擊，為打內戰積蓄力量”的無恥讕言，都會不攻自破。
我在此強烈呼籲：愛國的網友們同樣應該盡快行動起來，搜集資料，用鐵的事實回擊和戳穿那些非毛反共分子的無恥讕言和謊言，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中堅力量”正名貢獻我們每個人的力量。
我的建議和呼籲迅速得到回應。一位名叫“紅色戰士”的博友， 10月20日晚上 在我博客裏留言，並留下1萬多字的珍貴資料。這些資料有的是他搜集整理的，也有他從相關渠道轉引的。他留給我的資料包括三大類：一是蔣介石消極抗日、賣國反共的證據；二是國名黨軍隊投敵叛國的曆史資料；三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武裝力量高級指揮員犧牲戰死的史實和確切數字。
我認為，“紅色戰士”提供的這些資料異常珍貴，也是對非毛反共人士進行回擊的強有力證據。所以我決定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獻給大家。因為材料比較豐富，且內容不同，我決定按類別以《抗戰史實》為題，陸續介紹給廣大網友和熱情關注此事的讀者。在整理發表這些資料時，筆者再次向博友“紅色戰士”表示誠摯的感謝。
一、蔣介石消極抗戰賣國求榮的鐵證
㈠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政府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 1931年8月22日 ）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 1933年9月23日 )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麵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後的講話（1935年底）
㈡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 5月31日 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密雲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麵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關東軍代表岡村寧
華北中國軍代表熊
（選自《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592頁—59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㈢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裏？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複，平津未恢複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複‘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複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複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 ，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複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禦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 1月16日 發表“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複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 3月17日 ，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於 9月13日 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㈣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麵3月10 日提出書麵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麵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麵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麵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注：《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遊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注：《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注：《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注：《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㈤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製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政府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政府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麵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麵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遊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采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二、國民黨百名高官和將領叛國投敵
㈠蔣介石差點成為“汪精衛”
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蕩。其實，熟悉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曆史資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衛捷足先登，蔣介石就會成為叛國投敵的汪精衛。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部隊不斷出現成建製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僅指正規部隊）達到100多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的台詞長期成為笑談。100多萬國軍成建製投降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上的奇觀。這樣的“光彩事”，蔣介石本人不會提，蔣家餘孽是更不會提的！
那些極右人士不是惡毒攻擊共產黨人嗎？可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偽軍。有很多別有用心的人麵對這些無法否認的曆史事實，竟然恬不知恥地替蔣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難道這些非毛反共的極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羞恥”兩個字？
㈡國民黨“降官如毛，降將如潮”
自抗戰開始至1943年8月，國民黨文武官員及作戰部隊投降日軍者數量非常可觀。其中國民黨副總裁以下中央委員20人，旅長以上將領58人；直接投日的正規國軍達到50多萬人，占全部偽軍的一大半，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可悲局麵。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報》公布《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把這些“漢奸”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們分別是：龐炳勳、孫良誠、孫殿英、畢戴宇、金亦吾、李長江、王勁哉、吳化文、趙瑞、楊誠、榮子恒、楊仲華、吳漱泉、劉月亭、王清瀚、趙雲祥、陳光然、黃貞泰、郭峻峰、丁樹本、夏維禮、孫玉田、趙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於光輝、楊汝賢、馮春田、楊克尤、王遂慶、王廷英、王瑞亭、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蘇振東、李德興、丁聚堂、顏秀五、陳才福、秦慶霖、範傑、 於懷安、寧春霖、厲文禮、齊子修、邱吉勝、劉景良、李其實、張良才、徐繼泰、韓子乾、景順揚、李誌希、陳孝強。
《解放日報》的社論說：“當前人們傳唱一首民謠：‘新兵新槍，老兵老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鞭撻國民黨以優良裝備擴編嫡係部隊，排擠非嫡係部隊，妥協投降，挑動內戰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國人民警惕和深思。”
㈢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投敵“大盤點”
下麵這些敗類都是國名黨的軍事將領，不包括這些投敵叛國的黨政要員。（注：這些數字與《解放日報》上公布的有出入，這屬於當時統計原因造成的遺漏。）
1.1939年，何行健，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在蘇南率部50000人投敵；
2.1939年，蔡雄飛，晉綏軍副師長，在晉西北率部投敵；
3.1941年2月，李長江，蘇魯戰區遊擊縱隊副總指揮，率所部8個支隊投敵；
4.1941年2月，丁叢堂，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5.1941年2月，顧秀五，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二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6.1941年2月，陳才初，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六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7.1941年2月，秦慶霖，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七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8.1941年2月，範傑，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十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9.1941年2月，楊仲華，國民黨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0.1941年2月，劉月亭，新編第5軍副軍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1.1941年5月，公秉藩，國民黨第30師師長，率該師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軍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敵；
12.1941年6月，畢澤宇，國民黨第69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13.1942年2月，趙瑞，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1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4.1942年2月楊誠 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5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5.1942年4月，孫良誠，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在魯西率69軍、暫3旅、特務旅全部投敵；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編第6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7.1942年4月，趙雲祥，新編第30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8.1942年4月，陳光然，新編第181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9.1942年4月，黃貞泰，新編第13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務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1.1942年4月，丁樹本，冀察戰區遊擊第1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夏維禮，冀察戰區遊擊第2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22.1942年4月，孫玉田，警備處長，隨孫良誠投敵；
23.1942年6月，徐繼泰，蘇北四縣遊擊總指揮，率所部投敵；
24.1942年6月，景順陽，第3戰區遊擊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25.1943年1月，吳化文，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師長，率所部於懷安投敵；
26.1943年1月，於懷安，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副師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7.1943年1月，寧春林，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8.1943年1月，呂其賡，蘇北遊擊縱隊第1縱隊司令，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9.1943年2月，厲文禮，山東遊擊隊第2縱隊司令，本人被俘投敵；
30.1943年2月，王勁哉，國民黨第128師師長，率8個將官及所部投敵；
31.1943年2月，趙天時，國民黨第38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2.1943年2月，任蘭圃，國民黨第382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3.1943年2月，薛豪平，國民黨第38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4.1943年2月，潘勝富，國民黨獨立第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5.1943年2月，蘇景華，國民黨獨立第2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36.1943年2月張海平 國民黨獨立第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7.1943年2月，蘇振東，國民黨獨立第5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8.1943年2月，李德興，國民黨獨立第128師參謀長，隨王勁哉投敵；
39.1943年2月，吳漱泉，國民黨第351旅旅長，被俘投敵；
40.1943年2月，韓子乾，國民黨第113師師長，被俘投敵；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戰區挺進總司令兼第2縱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2.1943年4月，孫殿英，新編第5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43.1943年4月，張良才，蘇北遊擊縱隊第2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4.1943年5月，龐炳勳，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與孫殿英聯名通電，判國投敵；
45.1943年5月，趙星彩，第24集團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團軍第106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司令 隨龐孫投敵；
48.1943年5月，於光輝，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副司令，隨龐孫投敵；
49.1943年5月，楊誌稀，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0.1943年5月楊汝賢（楊明清）新編第5軍副軍長，隨龐孫投敵；
51.1943年5月，馮養田，新編第5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2.1943年5月，楊克友，暫編第3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3.1943年5月，王瑞慶，暫編第3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暫編第4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暫編第4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6.1943年5月，齊子修，山東保安第5師師長，被俘投敵；
57.1943年5月，邱吉勝，山東保安第8旅旅長，被俘投敵；
58.1943年6月，榮子恒，蘇魯戰區魯南112師副師長兼334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59.1943年6月，劉景良，山東保安第4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0.1943年7月，陳孝強，國民黨預備第8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1.1944年9月，賀凱憲，新軍所屬第2旅旅長，率所部4個團12000人於河南投敵；
……
三、抗戰期間交戰各方陣亡將領名單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這是確定無疑的，也是我們需要始終堅持的抗戰史觀。
但是，國內那些“蔣遺”（蔣家王朝的遺民）卻不這麽看。自去年以來，一些文化“精英”在其把持的平麵媒體上，大肆叫囂，掀起一波又一波非毛反共的聲浪，核心就是“重寫抗戰史”。為什麽要“重寫”呢？他們表麵上要“揭開曆史迷霧”，其實內心裏就是要改變抗戰史觀，大肆宣揚國民黨的“正麵戰場”，把國民黨蔣介石作為抗戰主軸。所謂“主軸”也就是“中流砥柱”的意思。
“蔣遺”們要“重寫抗戰史”的“依據”，就是“在抗日戰爭中，自“7.7事變”到日本投降的8年裏，國民黨軍隊少將以上的將軍犧牲了100多人，何應欽則說是２０0位以上”。“蔣遺還給“重寫”提出了佐證：“中共犧牲的高級將領隻有左權和彭雪楓兩位將軍”。一邊是100多位乃至200位，一邊“僅有兩位”，這是何等大的差距啊！事實果真像“蔣遺”們說的那樣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們還是用事實說話吧！
筆者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到幾組相關數據。這些證據有的出自近代史研究專家的研究成果，有的來自檔案資料，還有的是國共雙方公開的數據。我根據這些資料進行分析，去偽存真，將可信度最高的幾份材料搜集整理出來。它們分別是：網上流傳甚廣的國民黨軍陣亡將領名單；八路軍、新四軍、抗聯陣亡將領名單；日軍在中國境內死亡將領名單。通過比較，我們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到底誰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筆者一直認為，正確的結論必須建立在事實真相的基礎上，而且還要對這些曆史事實做出科學分析、比較和鑒別。
先看當時的軍事基礎，即國共雙方抗戰結束時的軍力。國民黨方麵的總兵力約６００萬，陸軍、空軍齊備；共產黨方麵的兵力約６０萬，無空軍。國民黨軍隊掌握了全部的國際援助資源；共產黨軍隊沒有軍餉來源，被日寇、國民黨兩麵封鎖，隻能靠大生產解決邊區軍民吃飯穿衣問題。國民黨軍隊裝備精良，１９４２年以後，主力部隊的火力已經超過日軍；共產黨的裝備大多來自戰鬥繳獲，少部分簡單武器自製，包括土地雷之類。國民黨的軍隊有廣闊的戰略縱深；共產黨的軍隊一直戰鬥在日寇占領區。國民黨一退再退，直到沒有地方退為止；共產黨堅持敵後抗戰，在日寇無數次大小掃蕩麵前，武裝力量不僅沒有被消滅，根據地反而越來越大。
再看國共雙方“將領”的標準。國民黨有完整的軍銜體係，中共沒有正規的軍銜。抗戰期間，共產黨副主席身份的周恩來，因特殊需要才被國民黨政府授予“中將”軍銜。所以，單看軍銜是不公平的。比較客觀的是看具體職位。筆者在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國民黨陣亡將領名單中（這份名單是網上流傳人數最多的，我們找不到何應欽所說“200位以上”的證據），發現這些將領最低職位是“大隊長”或“團長”。國軍旅長一般是少將，團長、大隊長的“將軍”多為陣亡後國民政府“追認”。根據上述標準，筆者整理的共產黨武裝陣亡“將領”名單中，八路軍取旅長以上職務，新四軍取團長以上職務，抗聯取支隊長以上職務。這樣做是客觀公正的。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共產黨方麵陣亡的“將領”合計１９7位，國民黨陣亡的將領合計100位。按照“蔣遺”們所謂“重寫”的證據，再比較國共雙方10比1的軍隊實力，共產黨付出的陣亡“將領”比率，要高出國民黨20倍以上。如此高的“將領”犧牲比率，一方麵證實了共產黨軍隊“將領”身先士卒的傳統，另一方麵也反證究竟誰是“抗戰中流砥柱”的核心問題。
筆者在搜集材料過程中，還發現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新四軍陣亡的高級指揮員，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抗日戰場上，而是死在國民黨頑固派、反動地方勢力甚至國民黨正規軍的之手。僅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就損失了將近20位高級指揮員。這再次證明了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反動本質。
最近兩年，“蔣遺”們還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刻意抹殺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偉大曆史功績”。其實，他們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共產黨是始終客觀評價國民黨軍隊抗戰曆史的，也充分肯定他們的作用，同時還把堅持抗戰、英勇殺敵的國民黨愛國將士與消極抗日的蔣介石集團嚴格區別開來。在筆者搜集到的１００位國民黨陣亡將領名單中，已知的就有１８位被新中國追認為革命烈士。另外，我們看到的“盧溝橋事變紀念館”、“台兒莊戰役紀念館”、“淞滬戰役紀念館”等等……都是主要紀念國民黨軍隊抗戰事跡的。“蔣遺”的這些汙蔑不是故意造謠，就是別有用心。
我是始終懷著崇敬的心情看待所有抗日英烈的，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他們都是抗日民族英雄，都值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緬懷和敬仰。
筆者將中國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抗日陣亡將領名單以及日軍在中國死亡的將領名單列在後麵。這是筆者目前搜集到的最完整的資料。歡迎廣大網友和讀者對該材料進行增補，錯訛或遺漏的地方也請提出，以便進一步修正，使該名單能成為最權威的抗戰曆史資料。
㈠抗戰期間陣亡的共產黨武裝將領（197名）
A.八路軍：114名
1.王平陸（1902-1938），冀東抗日聯軍１支隊司令員兼政委，冀熱邊區特委書記， 1937年12月30日 在熱河省青河沿戰鬥中負重傷， 1938年1月1日 犧牲；
2.陳錦秀（1912-1938），八路軍115師344旅688團團長， 1938年1月22日 在河北省平山縣溫塘鎮作戰犧牲；
3.理琦（1908-1938），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軍政委員會主席，1938年２月13日在山東省牟平縣雷神廟作戰犧牲；
4.劉禮年（1909-1938），八路軍120師359旅717團政委， 1938年3月31日 在山西省寧武縣石湖河作戰犧牲；
5.陸省三（1915-1938），八路軍魯東遊擊第７支隊政委兼魯東地區工委書記，1938年４月在山東省昌邑縣瓦城村被敵殺害；
6.葉成煥（1913-1938），八路軍129師386旅772團團長， 1938年4月16日 在山西省武鄉縣長樂村戰鬥中犧牲；
7.王育民（1914-1938），八路軍129師東進縱隊津浦支隊政委， 1938年5月11日 在河北省南宮縣被敵殺害；
8.劉連科（1917-1938），冀東抗日聯軍參謀長，1938年8月在河北省薊縣潮白河戰鬥中犧牲；
9.秦進樂1909-1938八路軍１２９師東進縱隊參謀長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３日在山西省遼縣作戰犧牲；
10.陳宇環（1896-1938），冀東抗日聯軍副司令員，1938年9月與河北省薊縣作戰犧牲；
11.張襄國（1911-1938）。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易縣遊擊支隊支隊長兼政委，1938年9月於北平市北西野山坡戰鬥中犧牲；
12.洪麟閣（1902-1938），冀東抗日聯軍副司令兼第1路總指揮，1938年10月在河北省薊縣作戰犧牲；
13.韓明柱（1913-1938），八路軍魯東遊擊第8支隊副司令員， 1938年10月8日 在山東省長山縣西蒙家莊戰鬥中犧牲；
14.金道鬆（1911-1938），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關中軍分區副司令員， 1938年11月21日 在日軍空襲延安時犧牲；
15.楊靖遠（1902-1938），八路軍冀魯邊軍區津南軍分區司令員， 1938年12月14日 在河北省鹽山縣犧牲；
16.宣俠父（1898-1938），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議，1938年於陝西西安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17.那恕（1915-1938），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遊擊1支隊政治委員，1938年於河北省淶水縣作戰犧牲；
18.楊萬林（1911-1938），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河北遊擊軍第1師參謀長，1938年於河北省高陽縣新橋村戰鬥中犧牲；
19.溫健公（1908-1938），河北抗日民軍政治部主任兼總秘書長， 1938年12月26日 在敵機空襲中犧牲；
20.黃政（1908-1938），八路軍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4支隊副支隊長，1938年在綏遠省陶林縣章旦溝戰鬥中犧牲；
21.李劍卜（1914-1939），八路軍第3縱隊兼冀中軍區獨立2支隊參謀長，1939年2月在河北省霸縣新鎮被敵殺害；
22.鄧永耀（1913-1939），八路軍129師東進縱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3日 在河北省武邑縣徐沙村戰鬥中犧牲；
23.陳生慶（1912-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４分區平井獲支隊司令員， 1939年3月26日 在河北省束鹿縣東焦戰鬥中犧牲；
24.鮑輝（1904-1939），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30日 在山東省博山縣遇害；
25.高唏（1913-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4分區平井獲支隊政治委員，1939年3月在河北省束鹿縣東焦戰鬥中犧牲；
26.蔣洪高（1909-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九龍支隊支隊長，1939年3月在河北省定縣長莊戰鬥中犧牲；
27.蘇蘇（1914-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第1支隊參謀長，1939年6月與河北省遷安縣大峪戰鬥中犧牲；
28.馬耀南（1902-1939），八路軍山東縱隊3支隊司令員， 1939年7月22日 在山東省垣台縣牛王莊戰鬥中犧牲；
29.黃勝斌（1912-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4分區平井獲支隊政委，1939年於河北省獲鹿縣作戰犧牲；
30.魏大光（1911-1939），八路軍120師獨立2旅旅長，1939年8月在河北省永清縣大寧口村乘船時與日軍汽艇遭遇，在激戰中犧牲；
31.郭征（1919-1939），八路軍120師獨立1旅參謀長， 1939年9月28日 在河北省靈壽縣陳莊戰鬥中犧牲；
32.王銘森（？-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察綏1支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11月15日 在山西省應縣馬牙寺作戰犧牲；
33.胡一新（1913-1939），八路軍雁北6支隊政委，1939年11月於山西省右玉縣殺虎口作戰負傷後犧牲；
34.餘化臣（1908-1939），冀東抗日聯軍參謀長，1939年於河北省豐潤縣城關作戰犧牲；
35.段世曾（1904-1939），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河北遊擊軍第2師師長，1939年於河北省高陽縣新橋戰鬥中犧牲；
36.董少白（1912-1939），八路軍山東縱隊12支隊政治部主任，1939年犧牲於山東省費縣；
37.楊鐵成（1914-1939），八路軍冀中軍區回民支隊政治部主任，1939年犧牲於河北省霸縣；
38.牟光義（1901-1939），八路軍魯東遊擊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 1939年12月12日 在山東省掖縣河南村與掃蕩的日軍遭遇，被捕後犧牲；
39.曹誌尚（1902-1940），八路軍魯西軍區汶鄆钜嘉遊擊支隊副支隊長，1950年2月於山東省嘉祥縣響水口戰鬥中犧牲；
40.閻祖皋（1914-1940），冀熱察挺進軍冀東軍分區第２支隊參謀長， 1940年3月9日 於河北省遵化縣南營作戰犧牲；
41.薑林（1918-1940），冀熱察挺進軍冀東軍分區第2支隊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9日 於河北省遵化縣南營作戰犧牲；
42.彭德大（1914-1940），八路軍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12日 在綏遠省武川縣後堖包戰鬥中犧牲；
43.冷赤齋（1915-1940），八路軍冀南軍區2分區副司令員，1940年春於河北省滏陽河西地區遇害；
44.馬玉堂（1910-1940）八路軍渤海軍區司令員1940年赴任途中過平漢鐵路封鎖線時與日軍遭遇，不幸犧牲；
45.聞允誌（1900-1940），八路軍第2縱隊1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1分區政委，1940年春於山東省冠縣渡衛河時與日軍巡邏艇遭遇犧牲；
46.李榮（1901-1940），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0年7月於河北省永年縣臨名關戰鬥中犧牲；
47.董天知（1910-1940），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3縱隊政委， 1940年8月20日 於山西省潞城縣王家莊戰鬥中犧牲；
48.徐秋（1898-1940），八路軍魯西軍區2分區副司令員，1940年於山東省鄆城縣作戰犧牲；
49.王溥（1910-1940），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遊擊軍司令員， 1940年11月16日 於河北省曲陽縣張家峪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50.郝玉明（1910-1940），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遊擊軍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11月16日 於河北省曲陽縣張家峪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51.馬振華（1907-1940），八路軍冀魯邊軍區津南軍分區政委，1940年於河北省寧津縣篩泉作戰犧牲；
52.郭建中（？-1940），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2縱隊兼晉西北軍區8分區太原支隊副政委，1940年於山西省文水縣作戰犧牲；
53.蘇精誠（1912-1941），八路軍129師386旅政治部主任兼太嶽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27日 於山西省武鄉縣韓壁戰鬥中犧牲；
54.張鐸（1915-1941），八路軍山東縱隊5旅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月在山東省平度縣馬各莊戰鬥中犧牲；
55.賈源（？-1941），八路軍冀中軍區任河大支隊政委， 1941年2月16日 於任（任丘）河（河間）大（大城）地區作戰犧牲；
56.朱寶琛（1910-1941），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察綏遊擊支隊參謀長，1941年2月與山西省靈丘縣南山戰鬥中犧牲；
57.杜希齡（1906-1941），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1941年3月於山東省濮縣被害；
58.晏顯升（？-1941），八路軍120師兼晉西北軍區洪趙遊擊縱隊司令員， 1941年5月29日 於山西省汾陽縣向陽鎮戰鬥中犧牲；
59.楊忠，原名歐陽吉善（1909-1941），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1年9月4日 在反掃蕩作戰中在山東省惠民縣塗駭河畔負重傷後犧牲；
60.劉海濤（1907-1941），八路軍魯中軍區司令員兼濱海軍區9支隊司令員，1941年11月與山東省蒙陰縣作戰犧牲；
61.劉濤（1911-1941），八路軍山東縱隊蒙山支隊政委， 1941年12月4日 於山東省沂蒙山地區作戰犧牲；
62.戴克信（1918-1941），八路軍冀魯豫軍區巨南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2月於山東省巨野縣作戰犧牲；
63.王立人（1910-1941），八路軍115師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1941年12月與山東省沂蒙山區作戰犧牲；
64.曹有民（1912-1941），八路軍冀中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1941年犧牲於河北省望都縣；
65.劉子超（1905-1941），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宣傳部長， 1941年12月11日 於山東省沂水縣作戰犧牲；
66.張寶龍（？-1941），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4支隊支隊長，1941年於綏遠省大青山地區作戰犧牲；
67.熊德成（1907-1941），八路軍晉察冀軍區2分區參謀長，1941年在反掃蕩戰鬥中犧牲。；
68.郭國言（1913-1942），八路軍太行軍區3分區司令員， 1942年2月9日 於山西省武鄉縣太有鎮阻擊掃蕩之敵時犧牲；
69.範子俠（1908-1942），八路軍129師新10旅旅長兼太行軍區6分區司令員，在百團大戰曾經三次負傷 1942年2月12日 在河北省沙河縣柴關反掃蕩作戰中壯烈犧牲；
70.包森（1916-1942），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 1942年1月12日 在著名的果河沿戰鬥中以七個連的兵力殲滅日偽軍千餘， 1942年2月27日 在河北省遵化縣野瓠山戰鬥中犧牲；
71.劉德明（1911-1942），八路軍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2縱隊兼晉西北軍區副司令員， 1942年2月17日 在山西省交城縣指揮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72.楊成德（？-1942），八路軍冀魯邊軍區3分區司令員，1942年2月在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73. 陸升 勳（1907-1942），八路軍山東縱隊1支隊副司令員，1942年春在山東省萊陽縣作戰犧牲；
74.劉誠光（1915-1942），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3日 在河北省遵化縣甲山被優勢之敵包圍，戰之彈盡糧絕後跳崖犧牲；
75.劉詩鬆（1911-1942），八路軍129師新7旅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11日 於河北省南宮縣鄭家堤作戰犧牲；
76.郭六順（1912-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回民支隊政委 1942年4月17日 於河北省交城縣陳莊作戰犧牲；
77.楊宏明（1910-1942），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司令員， 1942年4月29日 於河北省曲周縣香城固作戰犧牲；
78.孫益民（1913-1942），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29日 於河北省曲周縣香城固作戰犧牲；
79.陳元龍（1912-1942），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 1942年4月29日 於山東省丘縣作戰犧牲；
80.左權（1906-1942），八路軍副參謀長， 1942年5月25日 在山西省遼縣十字嶺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81.孫開楚（1909-1942），八路軍後勤部軍工部政委， 1942年5月25日 在山西省遼縣十字嶺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82.彭光（1914-1942），八路軍山西青年抗戰決死隊第3縱隊兼太行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5月在山西省武鄉縣作戰犧牲；
83.謝瀚文（1908-1942），八路軍後勤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5月在山西省東南部反掃蕩作戰中犧牲；
84.肖偉成（1906-1942），八路軍太行軍區供給部副部長，1942年5月在山西省長子縣社村作戰犧牲；
85.常德善（1911-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8分區司令員， 1942年6月8日 在反“五一大掃蕩”作戰中犧牲於河北省肅寧縣薛村；
86.王遠因（1917-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8分區政委， 1942年6月8日 在反“五一大掃蕩”作戰中犧牲於河北省肅寧縣薛村；
87.袁心純（1913-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9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6月9日 在反“五一大掃蕩”作戰中犧牲於河北省定縣；
88.王炳三（1915-1942），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軍區1分區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6月在冀魯邊區作戰犧牲；
89.石景芳（1912-1942），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1分區軍區司令員，1942年6月在山東省南皮縣作戰犧牲；
90.杜子孚（1910-1942），八路軍115師教導6旅兼冀魯邊軍區1分區政委， 1942年6月19日 與部隊在山東省東光縣大單家村被日偽軍包圍，組織突圍時犧牲；
91.張友清（1905-1942），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長，1942年7月於山西省太原市被敵殺害；
92.熊德臣（1907-1942），八路軍晉察冀軍區2分區參謀長，1942年7月在河北省平山縣作戰犧牲；
93.魏金山（1911-1942），八路軍冀魯豫軍區8分區政治部主任，1942年9於27日於山東省梁山縣大小安山戰鬥中犧牲；
94.孔慶同（1913-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8分區司令員，1942年9月於河北省河間縣作戰犧牲；
95.汪洋（1912-1942），八路軍魯中軍區政委， 1942年10月17日 於山東省萊蕪縣吉山戰鬥中犧牲；
96.王泊生（1915-1942），八路軍冀南軍區6分區副政委， 1942年10月28日 在河北省棗強縣南居家莊作戰犧牲；
97.賴國清（1918-1942），八路軍魯南軍區３分區政委，1942年11月犧牲於魯南地區；
98.於寄吾（1905-1942），八路軍膠東軍區3分區政委，1942年12月在山東省萊陽縣明山戰鬥中犧牲；
99.於一心（1910-1942），八路軍膠東軍區3分區參謀長，1942年12月在山東省萊陽縣明山戰鬥中犧牲；
100.王至發（1901-1942），八路軍冀魯豫軍區3分區政治部主任，1942年12月在山東省單縣西玉樓作戰犧牲；
101.王東福（1916-1942），八路軍冀中軍區回民支隊政委，1942年12月在河北省滄石路作戰犧牲；
102.唐克威，原名徐德乾（1913-1943），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水東軍分區政委兼水東獨立團政委、中共水東地委書記。 1943年1月27日 ，部隊在長營村突遭日軍20餘輛汽車的包圍。他在突圍失利的情況下焚毀文件自戕殉國；
103.徐尚武，原名徐榮耀（1912-1943），八路軍冀魯邊軍區2分區司令員。1943年1月在山東省臨邑縣王家樓村與日軍遭遇，作戰中犧牲；
104.李永安（？-1943），八路軍山東軍區渤海軍區3分區司令員。 1943年2月3日 軍對3分區所在地大窪進行合圍掃蕩，李永安在組織部隊突圍時中彈犧牲；
105.李忠，原名鄭樹筠（1913-1943），八路軍冀南軍區1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冀南區二地委書記。 1943年3月15日 在河北省隆平縣（今百堯縣）白家塞村與日軍遭遇，他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堅持戰鬥至彈藥將盡自戕殉國；
106.易良品（1912-1943），八路軍、新7旅旅長冀南軍區6分區司令員。 1943年3月25日 在河北省棗強縣西高莊與日軍遭遇，重傷後不治犧牲；
107.趙義京（1912-1943），曆任冀南軍區5分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 1943年8月30日 在河北省棗強縣大江關村遭到日偽軍兩千餘人的包圍襲擊。趙親自指揮部隊掩護與會幹部突圍，並用繳獲的日軍戰刀與敵人展開肉搏。戰鬥中身中數彈犧牲；
108.陳耀元（1909-1943），八路軍冀南軍區5分區副司令員。 1943年8月30日 ，在前述的大江關村戰鬥中與司令員趙義京一道組織突圍戰鬥，並在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
109.蕭永智（1916-1943），八路軍新8旅政委，1943年任冀南軍區7分區政治委員。 1943年9月23日 ，在山東省臨清縣陳官營村與下鄉掃蕩的日軍遭遇，戰鬥中中彈犧牲；
110.袁鴻化，陝西省高陵縣人八路軍冀南軍區4分區政治部主任。 1943年9月23日 在山東省臨清縣陳官營村戰鬥中犧牲；
111.楊承德（1908-1943），八路軍冀魯邊軍區1分區司令員兼16團團長、3分區司令員。1943年3月在河北省慶雲縣組織反日軍掃蕩作戰中中彈犧牲；
112.夏祖盛（1907-1943），八路軍冀南軍區6分區副司令員，政治委員。當年5月23日在河北省棗強縣大馬村戰鬥中犧牲；
113.朱程（1909-1943），八路軍冀魯豫軍區1分區司令員。以後1分區改為5分區，又與6分區合並為4分區，朱始終擔任司令員。 1943年9月28日 所部在山東省曹縣王廠村被日軍包圍，他在與日軍肉搏中壯烈犧牲；
114.符竹庭（1912-1943），八路軍115師343旅補充團政委、教2旅政委、山東軍區濱海軍區政委兼中共濱海區委書記。1943年11月帶領警衛員檢查下屬部隊工作時與日軍援兵遭遇，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
B.新四軍（41名）
1.田英新，四軍都昌留守處主任， 1938年4月7日 被當地國民黨襲殺；
2.王榮春，曆任新四軍2支隊3團1營政治教導員，支隊政治部統戰科科長， 1939年1月6日 當塗博望對日作戰中陣亡；
3.蕭國生，曆任新四軍1支隊1團政治處宣教股長，2團政治處主任， 1939年3月7日 反日軍掃蕩作戰中率一個連掩護主力突圍時陣亡；
4.胡發堅，新四軍一支隊參謀長，江抗第三路副司令員，1939年3月收繳大刀會土匪武裝時陣亡；
5.王赤，江抗第三路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春在武進阪上鎮西王村追擊日軍時中彈陣亡；
6.黃道新，四軍駐南昌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江西省委書記，1939年5月前往新四軍軍部商討工作途中患病，遭注射毒針身亡；
7.塗正坤，新四軍上校參儀，駐平江留守處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 1939年6月12日 國民黨27集團軍突襲新四軍平江通訊處，遭殺害；
8.羅梓銘，八路軍總部少校副官，新四軍平江留守處中校主任，中共湘贛特委書記，平江慘案遭國民黨捕殺；
9.吳（火昆），曆任新四軍3支隊6團副團長，江抗副總指揮兼第二路司令員， 1939年9月8日 對日作戰回師時遭忠義救國軍突襲陣亡；
10.時雨，江抗總指揮部政治部宣教科科長，1939年9月在無錫梅村對日作戰中陣亡；
11.文明地，曆任新四軍4支隊7團3營政治教導員，9團政治處主任，5支隊教導大隊政治教導員，5支隊8團政治處主任，1939年秋率部在嘉山縣石壩圩伏擊日軍時陣亡；
12.曹雲露，新四軍遊擊2縱隊政治委員，第21集團軍遊擊5大隊3中隊政治教導員，夏家山慘案突圍後1939年10月遭黃岡自衛隊所殺；
13.王恩九，新四軍駐確山竹溝留守處交際科科長，竹溝慘案中前往確山縣政府說理時遭捕殺；
14.劉震英，曆任新四軍1支隊2團政治處宣教股股長，新六團政治處主任， 1939年12月27日 反掃蕩作戰中與日偽夜戰中陣亡；
15.丁宇宸，21集團軍獨立遊擊第五大隊副大隊長，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一團隊參謀長，1940年2月反頑作戰中陣亡；
16.陳文甫，宿西獨立遊擊大隊副大隊長，宿縣獨立團副團長兼１營營長，新四軍6支隊3總隊8團副團長， 1940年3月17日 反掃蕩作戰中，為掩護友鄰國民黨軍南渡澮河，率該團一營與日軍血戰竟日，不幸陣亡，同時陣亡的還有副營長張凡錫；
17.魯雨亭，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保安處秘書處長，永城縣縣長，1938年率遊擊隊投奔新四軍，任新四軍遊擊支隊第一總隊總隊長， 1940年4月1日 反掃蕩作戰中陣亡；
18.桂逢洲，曆任新四軍3支隊5團參謀長，江北遊擊縱隊參謀長兼3大隊隊長，新編第九團團長， 1940年4月21日 無為照明山反頑作戰中陣亡；
19.田豐，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 1940年3月22日 與國民黨地方保安部隊交涉釋放被扣人員時被扣留，4月被活埋；
20.曾昭銘，新四軍3支隊5團副團長，新四軍教導總隊上幹隊黨支部書記，新四軍3支隊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3月22日 護送張雲逸家屬等人前往江北指揮部途中遭國民黨地方保安部隊扣押殺害；
21.楊木貴，曆任新四軍3支隊5團軍需，支隊軍需主任， 1940年4月26日 反掃蕩作戰中率支隊軍需處突圍時陣亡；
22.李宗南，新四軍豫鄂遊擊支隊作戰參謀，豫鄂挺進縱隊作戰科長， 1940年5月25日 反頑作戰中陣亡；
23.仇兆柱，安徽人民自衛軍第一路第三直屬大隊政治指導員，安徽第六行政區抗日劇團副團長，靈壁縣特務中隊指導員，靈壁縣政治工作隊隊長，調入新四軍後任靈北獨立團政治處主任，1940年6月對日作戰中，組織搶救傷員時遭當地土頑襲殺；
24.劉樹藩，曆任新四軍5支隊組織幹事，總支書記，巡視員，連政治指導員，團政治處組織股長，支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8團政治委員， 1940年6月24日 反頑作戰中陣亡；
25.楊業珍，新四軍鄂東獨立團政治處主任，陂安南縣大隊政委，1940年6月與頑軍作戰中陣亡；
26.官楚印，新四軍遊擊6大隊代理政治委員，8大隊大隊長，獨立團團長，1940年7月黃陂王家河與日軍作戰時陣亡；
27.陳昭禮，新四軍軍長葉挺秘書，新四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第70軍上校參議兼戰時幹訓班主任， 1940年8月13日 遭軍統特務殺害；
28.蘇震新，四軍豫鄂縱隊《挺進報》編輯，襄西獨立團政治委員，赴任途中遭國民黨武裝襲殺；
29.顧士多，新四軍4支隊9團團長，4支隊7團副團長，江北遊擊縱隊2團副團長，1940年8月無為石澗埠反掃蕩作戰中陣亡；
30.徐緒奎，新四軍1支隊2團政治處組織股長，江抗第三路參謀長，挺進縱隊2團團長，蘇北指揮部9團團長， 1940年9月6日 反頑作戰中陣亡；
31.徐世奎，新四軍4支隊8團留守處政治部主任，4支隊7團政治委員，1940年9月，日軍15、17師團各一部附偽軍一部共1.7萬人掃蕩津浦路東根據地，率7團回師路東打擊掃蕩日軍，11日在盱（目台）龍王山與日偽激戰中陣亡；
32.王友德，八路軍總部野戰醫院院長，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三團隊政治處主任，1940年9月在京山坪壩保衛戰中率部與千餘日軍激戰陣亡；
33.高昆新，四軍4支隊7團副營長，9團參謀長，1940年，國民黨138師，遊擊10縱及駐定遠，滁縣日軍對新四軍津浦路西根據地實施夾擊， 10月28日 在全椒複興集戰鬥中陣亡；
34.廖毅新，四軍豫鄂遊擊支隊政治部主任，豫鄂挺進縱隊第一團隊政治處主任，1940年10月病故；
35.鄒誌輝，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五團隊大隊長，應城縣大隊大隊長， 1940年11月5日 攻打黃家灘日偽據點時陣亡；
36.王豐慶，新四軍1支隊2團3營政治教導員，1支隊政治部民運科科長，新編第六團副團長兼政治處主任，獨立1團團長， 1940年11月10日 掩護蘇皖區委書記鄧仲銘經過武進縣吊橋鎮時遭到日軍千餘人攻擊，掩護突圍時陣亡；
37.李複，新四軍2支隊獨立2團副團長， 1940年11月10日 接應鄧仲銘時在吊橋鎮遭千餘日軍合擊，戰鬥中陣亡；
38.漆承宏，新四軍津浦路東聯防司令部獨立2團副參謀長1940年11月反掃蕩作戰中陣亡；
39.周大燦，新四軍遊擊支隊1團3營營長，八路軍4縱隊5旅13團副團長，6旅17團副團長， 1940年12月12日 遭叛變之團長劉子仁扣押，突圍時陣亡；
40.糜雲輝，新四軍遊擊支隊1總隊1大隊政治委員，1總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八路軍4縱隊6旅17團政治處主任， 1940年12月12日 被叛變之17團團長劉子仁，18團團長吳信容、豫皖邊保安司令耿蘊齋扣押，突圍時陣亡；
41.焦勇新，四軍挺進縱隊2支隊大隊長，4團參謀長，4團2營營長， 1940年11月29日 曹甸反頑作戰中陣亡；
C.東北抗聯（42名）
1.李學忠，第二軍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第二軍一部在撫鬆縣東崗大堿場密營與敵人發生戰鬥，李學忠在戰鬥中犧牲；
2.史忠恒，第二軍第五師師長1936年10月史忠恒率部在圖佳鐵路老鬆嶺戰鬥中負重傷犧牲；
3.夏雲傑，第六軍軍長 1936年11月26日 率部隊在湯原西北活動時，遭伏擊，身受重傷，犧牲；
4.王德泰，第二軍軍長1936年11月率軍部及第四師一部在今靖宇縣小湯河活動時，遭敵襲擊，壯烈犧牲；
5.曹國安，第一軍第二師師長 1936年12月21日 率部在長白縣七道溝附近與偽靖安軍激戰中壯烈犧牲；
6.宋鐵岩，第一軍政治部主任 1937年2月11日 第一軍第一師建立在本溪縣和尚帽子的密營遭日偽軍包圍，突圍中，宋鐵岩壯烈犧牲；
7.陳榮久，第七軍軍長 1937年3月5日 率部在小南河與日偽軍激戰中英勇犧牲；
8.周樹東，第二軍第四師政委 1937年4月24日 率部在安圖縣大沙河附近與安圖縣偽治安隊交戰，英勇犧牲；
9.李福林，第三軍哈東遊擊司令1937年4月在通河與敵作戰中犧牲；
10.郝貴林，第三軍第四師師長1937年7月率部在勃力青龍山一帶活動時，遭到日偽軍的攻擊，激戰中壯烈犧牲；
11.張甲洲（張進思），原巴彥遊擊隊長 1937年8月28日 在抗聯獨立師接應下，由富錦赴獨立師營地途中遭敵襲擊，不幸犧牲；
12.王仁齋，第一軍第三師師長1937年10月率部於清原大揚堡附近遭敵人襲擊，壯烈犧牲；
13.金根，第八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3日 在樺川縣七星砬子被叛徒殺害；
14.馬德山，第六軍第一師師長1938年4月率部在蘿北與敵激戰中犧牲；
15.金正國，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在樺川縣李貴屯犧牲；
16.張相武，第四軍第一師師長 1938年5月27日 率部途經富錦縣國強街基附近遭敵包圍，壯烈犧牲；
17.劉曙華，第八軍政治部主任 1938年8月22日 在勃利縣通天溝遭叛徒殺害；
18.常有均，第三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 1938年10月4日 率遠征部隊到達海倫後，在通北一撮毛活動時被叛徒殺害；
19.吳景才，第三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縣老道廟與敵作戰中負重傷，不久犧牲；
20.李延平，第四軍軍長 1938年11月20日 在五常縣一麵坡西南方錯草頂子宿營時，被叛徒殺害；
21.徐光海，第六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 1938年11月23日 在寶清縣張家窯與敵作戰中犧牲；
22.王光宇，第四軍副軍長1938年12月在五常縣九十五頂山犧牲；
23.雷炎，龍南指揮部第四支隊長 1939年2月16日 率部在海倫與望奎交界的李洛涿屯與敵作戰中壯烈犧牲；
24.王克仁，第五軍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9年4月23日 與五軍主力部隊在突圍中於穆棱泉眼河伏擊前來追擊的日偽軍，戰鬥中壯烈犧牲；
25.侯國忠，第一路軍第三方麵軍副指揮 1939年8月24日 在率部隊攻克安圖縣敵軍重要據點大沙河的戰鬥中壯烈犧牲；
26.李文彬，第二路軍五軍三師師長 1939年9月13日 率部在寶清遭敵襲擊犧牲；
27.馮治綱，第三路軍龍北指揮部指揮 1940年2月4日 率部隊在內蒙阿榮旗任家窩堡與日軍戰鬥中犧牲；
28.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 1940年2月23日 在今靖宇縣保安村三道崴子與敵戰鬥中壯烈犧牲；
29.曹亞範，第一路軍第一方麵軍指揮 1940年4月8日 在今靖宇縣龍泉鎮西甕村圈不幸被叛徒殺害；
30.王汝起，第二路軍一支隊支隊長 1940年5月21日 率部隊在大饒河縣大岱河伏擊偽軍的戰鬥中犧牲；
31.趙敬夫，第三路軍三支隊政委 1940年7月20日 日偽軍偷襲第三路軍總指揮部駐地德都縣朝陽山，在抗敵戰鬥中犧牲；
32.張蘭生，中共北滿省委委員 1940年7月20日 與趙敬夫在同一次戰鬥中犧牲；
33.高禹民，第三路軍第三支隊政委 1940年12月1日 第三路軍第三支隊在阿榮鎮雞冠山與敵遭遇，戰鬥中，高禹民犧牲；
34.陳翰章，第一路軍第三方麵軍指揮 1940年12月8日 在寧安縣鏡泊湖南湖頭小灣灣溝被日軍包圍，激戰中壯烈犧牲；
35.汪雅臣，第十軍軍長 1941年1月29日 在五常縣石頭亮子與敵戰鬥中壯烈犧牲；
36.張忠喜，第十軍副軍長 1941年1月29日 與汪雅臣在同一次戰鬥中壯烈犧牲；
37.韓仁和，中共南滿省委委員、第一路軍參謀兼警衛旅政委 1941年2月8日 在寧安縣鏡泊湖上灣溝與日軍作戰中壯烈犧牲；
38.魏拯民，中共南滿省委書記、第一路軍副司令 1941年3月8日 在樺甸縣牡丹嶺突圍時壯烈犧牲；
39.郭鐵堅，第三路軍第九支隊參謀長 1941年9月20日 率部在莫力達瓦旗郭泥屯與日偽軍作戰時壯烈犧牲；
40.趙尚誌，第二路軍副總指揮 1942年2月12日 率小部隊在襲擊鶴崗縣梧桐河偽警察分駐所時，遭混入隊內的特務槍擊，受傷被俘後英勇犧牲；
41.許亨植，第三路軍總參謀長 1942年8月3日 到巴彥、木蘭、東興一帶檢查工作後，在返回總指揮部途中於青峰嶺被敵包圍，壯烈犧牲；
42.陶淨非，第五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1952年8月陶淨非率小部隊執行任務時犧牲；
㈡抗戰期間陣亡的國民黨將領（100名）
1.張自忠，1891年出生，山東臨清縣人。1911年入天津政法學堂，後轉濟南政法專門學校就讀。1913年投筆從戎，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5戰區第33集團軍上將銜中將總司令， 1940年5月16日 在湖北宜城南瓜店陣亡，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舉行國葬，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李家鈺，1891年出生，四川蒲江人，早年畢業於四川陸軍軍官學校，抗日戰爭中任第1戰區第36集團軍中將總司令， 1944年5月21日 ，在河南陝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3.郝夢齡，1898年出生，河北槁城縣人，先後入陸軍軍官學校，保定軍官學校學校。抗日戰爭時任衛立煌部中央兵團中將前線總指揮， 1937年10月16日 ，在山西大白水前線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4.唐淮源，1882年出生，雲南江川人。雲南將武堂畢業，抗日戰爭中任第2戰區第3軍中將軍長， 1941年5月12日 在中條山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
5.陳安寶，1891年出生，浙江黃岩人，保定軍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9戰區第32集團軍第29軍中將軍長，1939年五月，在江西反攻南昌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6.王甲本，1901年出生，遇難富源人，畢業於陸軍大學軍官班，抗人戰爭中時任第9戰區第19集團軍第79軍軍長， 1944年9月7日 ，在湖南東安山口鋪犧牲；
7.武士敏，1892年出生，河北懷安人，早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專門學校學習，抗日戰爭中時任第2戰區第14集團軍第98軍中將軍長， 1941年9月29日 ，在山西沁水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將他的烈士墓重新安放在太行太嶽烈士陵園；
8.馮安邦，1894年出生，山東無木隸人，第42軍軍長， 1938年11月3日 ，在大別山戰役中，轉戰襄陽被日機炸傷後犧牲，國民政府按上將陣亡撫恤；
9.佟麟閣，1891年出生，河北高陽人，1911年投筆從戎，曾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兼任抗日同盟第1軍長，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29軍中將副軍長， 1937年7月28日 ，在北平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10.吳克仁，1894年出生，吉林吉安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中任第67軍中將軍長， 1937年11月9日 ，在上海會戰中犧牲；
11.趙登禹，1898年出生，山東菏澤人，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29軍第133師中將師長， 1937年7月28日 ，在北平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12.黃梅興，1904年出生，廣東梅縣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264少將旅長， 1937年8月13日 在上海會戰中開始的頭一天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13.蔡炳興，安徽合肥人，黃埔軍校畢業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10旅少將旅長， 1937年8月26日 在上海羅店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14.張本禹，1889年出生，安徽人，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3軍4師12旅少將副旅長， 1937年8月12日 在北平南店口作戰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15.梁鑒堂，1897年出生，河北蠢縣人。1920年東渡日本學習，抗日戰爭中爆發時任第33軍第69師203旅少將旅長， 1937年9月29日 在山西作戰犧牲；
16.薑玉貞，1893年出生，山東菏澤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34軍第66師196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11日 在山西原平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17.楊 傑，1896年出生，河北容城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11日 晚在上海北岸與日本作戰中犧牲；
18.劉家麒，1894年出生，湖北武昌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抗日戰爭中時任第54師少將師長， 1937年10月16日 在山西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19.鄭廷珍，1893年出生，河南人，抗日戰爭中時任獨立第五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16日 在山西南懷化東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0.龐漢楨，1901年出生，廣西靖縣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南寧分校畢業，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7軍171師510旅少將旅長，1937年在上海戰役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1.秦 霖，1900年出生，廣西桂林人，廣西陸軍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7軍171師511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23日 在上海戰役做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空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2.官惠民，1906出生，廣東曲江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抗日戰爭爆發時任第90師270旅少將旅長， 1937年10月28日 在上海戰役中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23.劉眉生，1905年出生，貴州遵義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510團長，在 1937年10月28日 在山西作戰做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24.吳繼光，1904年出生，安徽人，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陸軍第58師174旅少將旅長， 1937年11月11日 在上海戰役中犧牲；
25.夏國璋，1896年出生，廣西容縣人，保定軍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三戰區21集團軍第7軍175師少將副師長， 1937年11月21日 在浙江吳興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26.饒國華，1984年出生，四川資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1軍第145師中將師長， 1937年11月30日 在廣德作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27.蕭山令，1892年出生，湖南益陽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憲兵副司令兼任南京警備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在南京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28.朱赤，1900年出生，江西修水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88師262旅少將旅長， 1937年12月12日 他與全旅官兵在南京雨花台全部犧牲；
29.高致嵩，1898年出生，廣西人，黃埔第三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88師264旅少將旅長， 1937年12月12日 在南京雨花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30.姚中英，1898年出生，廣西平遠人，抗日戰爭時任第83軍156少將參謀長，1937年在南京太平門犧牲；
31.李蘭池，1899年出生，遼寧錦西人，抗日戰爭時任第57軍112師少將副師長，1937年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
32.易安華，1900年出生，江西宜春人，抗日戰爭中時任第5軍第87師59旅少將旅長，1937年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
33.司徒非，廣東省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第160師少將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
34.劉震東，1893年出生，山東人，東北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5戰區第2路遊記司令， 1938年2月23日 在茴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35.王銘章，1893年出生，四川新都人，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41軍122中將師長， 1938年3月17日 在藤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上將，毛澤東等聯名贈挽聯；
36.範廷蘭，1903年出生，河南溫縣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遊戲第4縱隊少將總隊長， 1938年3月8日 在河南修武縣犧牲；
37.楊懷，1897年出生，四川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0集團軍第60師180旅359團上校團長，1938年4月5在靠近安徽省的戴埠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38.劉桂五，1902年出生，曾任張學良騎兵第六師師長，在西安事變中因為捉蔣有功晉升為少將， 1938年4月22日 在內蒙古武川縣犧牲，追認為陸軍中將，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39.陳鍾書，1891年出生，雲南安寧人，雲南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60軍183師542旅少將旅長， 1938年4月24日 在台兒莊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40.扈先梅，1895年出生，河南安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30師306旅少將旅長，在台兒莊戰役中犧牲；
41.周元，1894年出生，廣西明江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1集團軍總預備隊第171師少將副師長， 1938年5月9日 在徐州會戰中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追認為烈士；
42.李必蕃，1892年出生，湖南嘉禾人，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第23師少將副師長， 1938年5月14日 在山東菏澤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43.楊家騮，1904年出生，貴州荔波人，抗日戰爭時任第60師180旅360團上校團長，1939年2月在江西麒麟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44.範築先，1881年出生，山東館陶人，抗日戰爭時任山東省第六區保安司令兼任第六區督察員， 1938年11月5日 在山東聊城作戰犧牲；
45.徐積璋，1906年出生，陝西襄汾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05旅少將旅長， 1938年11月15日 在山西溫喜縣犧牲；
46.李國良，1896年出生，湖南長沙人，抗日戰爭時任陸軍軍訓部中將輜重兵監， 1939年3月7日 在重慶因為防空洞中彈塌陷犧牲；
47.張胥行，浙江杭州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一戰區中將副參謀長，1939年在陝西西安因為防空洞中彈塌陷犧牲；
48.王禹九，1902年出生，浙江黃岩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79軍少將參謀長， 1939年3月27日 在江西高安犧牲，後追認革命烈士；
49.唐聚五，1898年出生，吉林雙城人，抗日戰爭時任東北遊記隊少將總司令 1939年5月16日 在河北平台山犧牲；
50.馬玉仁，1875年出生，江蘇鹽城人，抗日戰爭時任蘇魯戰區第一路遊記司令 1940年1月3日 在江蘇望鄉台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51.鍾毅，1901年出生，廣西人，抗日戰爭時任第十一集團軍第84軍第173師中將師長， 1940年5月9日 在河南巷台犧牲；
52.燕鼎九，1894年出生，河南新蔡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遊擊挺進軍第22縱隊副司令， 1941年1月28日 被俘，壯烈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53.張雅韻，四川成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72軍新編第15師44團團長 1941年3月24日 在江西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54.蔣誌英，1902年出生，浙江人，黃埔軍校潮洲分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浙江台州少將守備司令 1941年4月19日 在浙江海門犧牲；
55.謝晉元，1905年出生，廣西蕉嶺人，黃埔第四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88師524團團副， 1941年4月24日 在上海被漢奸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他重新修墳墓；
56.王竣，1902年出生，陝西蒲城人，黃埔三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第80軍新編27師少將師長， 1941年5月9日 在山西台寨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57.梁希賢，1898年出生，陝西同官人，黃埔第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80軍新編27師少將副市長，1941年在山西作戰投河自盡；
58.陳文杞，1904年出生，福建莆田人，黃埔五期，抗日戰爭時任第1戰區80軍新編27師少將參謀長，在 1941年5月9日 陝西台寨犧牲；
59.寸性奇，1895年出生雲南騰衝人，雲南講武堂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3軍第12師少將師長， 1941年5月13日 在山西毛家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0.陳忠柱，1906年出生江蘇建湖人，黃埔六期畢業，抗日戰爭中時任魯蘇皖遊擊第4縱隊少將司令 1941年7月1日 在江蘇武家澤陣亡；
61.金崇印，1890年出生，河北通縣人，時任第17軍少將參謀長， 1941年7月16日 被俘後被殺害；
62.石作衡，1905年出生，山西渾源人，抗人戰爭時任第43軍70師少將師長，1941年在山西絳縣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中將；
63.賴傳湘，1904年出生，江西南康人，黃埔軍校畢業，抗人戰爭時任第190師少將副師長，1940年9月24號在長沙第二次會戰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4.李翰卿，1895年出生，河南濮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50師少將步兵指揮官，1941年9月27號在長沙第二次會戰中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5.朱世勤，1904年出生，山東單縣人，抗日戰爭時任暫編第30師少將師長， 1942年5月4日 在山東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66.戴安瀾，1904年出生，安徽無縣人，黃埔一期畢業，1942年時任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200師少將師長， 1942年5月26日 在緬甸北部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舉行國葬，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追認為烈士；
67.王風山，1904年出生，山西五台人，抗日戰爭時任第二戰區第43軍暫編第45師少將師長， 1942年6月28日 在山西萬泉犧牲；
68.胡義賓，1907年出生，江西興國人，黃埔三期畢業抗日時任中國遠征軍第5軍96師少將副師長，1942年7月在緬甸犧牲；
69.周複，1901年出生，江西臨川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戰爭時任蘇魯戰區中將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在山東西南城頂山犧牲；
70.彭士量，1904年出生，湖南瀏陽人，黃埔四期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73軍暫編第5師少將師長， 1943年11月15日 在湖南石門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71.許國璋，1898年出生，四川成都人，抗日戰爭時任第29集團軍第44軍150師少將師長， 1943年10月21日 在常德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72.孫明瑾，1905年出生，江蘇宿遷人，時任第九戰區第10軍預備第10師少將師長， 1943年12月1日 在常德趙家橋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
73.盧廣偉，1903年出生，遼寧風城人抗日戰爭時任騎兵第八師少將副師長， 1944年5月5日 在安徽蒙城犧牲；
74.王劍嶽，1906年出生，湖南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日時任第57軍第8師少將副師長， 1944年6月10日 在河南犧牲；
75.陳濟恒，1893年出生，廣西人，抗日戰爭時任桂林城防司令部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在桂林戰役中以手槍自殺，壯烈殉國，追認為陸軍中將，後追認為革命烈士；
76.史蔚馥，1891年出生，江蘇粟陽人，抗日戰爭時任廣西少將高級參謀，1944年在廣西被俘後慷慨就義；
77.齊學啟，1903年出生，湖南寧鄉人，1923年清華大學畢業後於美國軍校就讀，抗日戰爭時任中國遠征軍第38師少將副師長， 1942年4月23日 在緬甸被俘，1945年被殺害；
78.高誌航，1908年出生，遼寧通化人，中央航空學校高級班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空軍驅逐司令兼任第4大隊隊張， 1937年10月21日 在河南周家口機場犧牲，國民政府追認為空軍少將；
79.張數楨，第70師416團團長， 1937年8月22日 在河北犧牲，政府追認為陸軍少將；
80.尉遲鳳崗，第11旅少將副旅長，1937年在保定犧牲；
81.雷忠國，民革命軍皖北軍事聯絡委員兼任遊擊副總指揮 1938年9月18日 在安徽犧牲；
82.吳國璋，第75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6日 在浙江湖州犧牲；
83.龐泰峰，第22旅少將副旅長， 1937年10月12日 在河北犧牲；
84.趙錫章，第215旅旅長， 1938年2月21日 在晉西犧牲追認陸軍中將；
85.方叔洪，第114師中將師長，1938年在山東馮家場犧牲；
86.薩師俊，中山艦長， 1938年10月24日 在金口犧牲，追認海軍上校；
87.毛岱鈞，第九預備師35團團長， 1938年9月2日 在江西朱家山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88.胡文臣，第33師遊擊第3團團長，1938年冬在江蘇宿遷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89.趙渭冰，陸軍第123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在山東騰縣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90.鄒慕陶，123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在山東騰縣犧牲；
91.黃啟東，第23師少將參謀長， 1938年5月14日 在山東菏澤犧牲；
92.林英燦，152師少將副師長， 1939年1月13日 在廣東清遠縣犧牲；
93.鄭做民，第2軍中將副軍長， 1940年2月3日 在廣西昆侖關犧牲；
94.張敬，第33集團軍少將參謀， 1940年5月16日 在湖北南瓜店犧牲；
95.劉世焱，暫編第8師團長，1941年9月在河南東流犧牲，追認陸軍少將；
96.朱實夫，新編3師少將副師長，1941年11日13日在甘肅犧牲；
97.呂旋蒙，31軍少將參謀長， 1944年11月13日 在桂林犧牲；
98.胡厚基，170師副師長，1944年11月在桂林犧牲；
99.陳紹堂，104師步兵指揮官，1944年5月21在河南秦家嶺犧牲；
100.周鼎銘，36集團軍副官處長， 1944年5月21日 在河南秦家嶺犧牲。
㈢死在中國境內的日軍將領名單（99名）
筆者注：此名單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至 1945年8月15日 止，不是單指抗戰期間
1.古賀傳太郎，陸軍少將（追），騎兵第27聯隊長，1932.1.9遼寧戰死；
2.林大八，陸軍少將（追），第8聯隊長，1932.3.1上海戰死；
3.白川義則，陸軍上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1932.4.29上海遇刺；
4.森秀樹，陸軍少將（追），關東軍靖安遊擊隊聯隊長，1932.12.16遼寧戰死；
5.武藤信義，陸軍大將，關東軍司令官，1933.7.27沈陽病死；
6.飯塚朝吉，陸軍少將（追），第10師團63聯隊長，1934.3.10依蘭戰死；
7.田代皖一郎，陸軍中將，中國駐屯軍司令官，1937.7.15天津病死；
8.倉永辰治，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第6聯隊長，1937.8.29上海戰死；
9.加納治雄，陸軍少將（追），第101師團第101聯隊長，1937.10.11上海戰死；
10.淺野嘉一，陸軍少將，華北方麵軍澱泊場監，1937.11.14天津戰死；
11.儀峨誠也，陸軍少將，天津特務機關長，1938.1.24天津病死；
12.加藤仁太郎，海軍少將（追），朝光丸監督官，1938.7.31長江戰死；
13.杵村久藏，陸軍少將（追），第20師團參謀長，1938.8.2山西戰死；
14.飯塚國五郎，陸軍少將（追），第101師團第101聯隊長，1938.9.3德安戰死；
15.小笠原數夫，陸航中將，航空兵技術部部附，1938.9.4孝感事故；
16.渡久雄，陸軍中將，第11師團長，1939.1.2密山戰死；
17.飯野賢十，陸軍少將（追），第106師團第103聯隊長，1939.3.22南昌戰死；
18.山田喜藏，陸軍少將（追），第16師團第33聯隊長，1939.5.12隨縣戰死；
19.田路朝一，陸軍中將（追），第15師團第15步兵團長，1939.6.17安徽戰死；
20.吉丸清武，陸軍少將（追），戰車第3聯隊長，1939.7.4東北戰死；
21.大內孜，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參謀長，1939.7.4東北戰死；
22.安部克巳，陸航少將（追），第15戰隊長，1939.8.2東北戰死；
23.沼田德重，陸軍中將，第114師團長，1939.8.12山東重傷死；
24.森田徹，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第71聯隊長，1939.8.26東北戰死；
25.山縣武光，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第64聯隊長，1939.8.29東北自殺；
26.酒井美喜雄，陸軍少將（追），第23師團第72聯隊長，1939.9.15齊齊哈爾自殺；
27.阿部規秀，陸軍中將（追），第2混成旅團長1939.11.7淶源戰死；
28.內藤正一，陸軍中將，第11師團長，1939.11.28安東事故；
29.小林一男，陸軍少將（追），騎兵第14聯隊長，1939.12.21綏遠戰死；
30.中村正雄，陸軍少將，第5師團第12旅團長，1939.12.25廣西戰死；
31.秋山靜太郎，陸軍少將，某旅團長，1940.1.23山東重傷死；
32.寶藏寺久雄，陸航中將（追），陸軍飛行學校校長，1940.2.26吉林事故；
33.佐藤謙，陸軍少將（追），第33師團第214聯隊長，1940.3.2江西戰死；
34.木穀資俊，陸軍中將（追），野戰重炮第2旅團長，1940.3.20山西戰死；
35.岡本德三，陸軍少將，第23師團參謀長，1940.5.13齊齊哈爾被殺；
36.吉川貞佐，陸軍少將，華北五省特務機關長，1940.5.17開封遇刺；
37.前田治，陸軍中將，第35師團長，1940.5.23北平重傷死；
38.藤堂高英，陸軍中將（追），獨立第14旅團長，1940.6.3瑞昌戰死；
39.大塚雄彪，陸軍中將（追），第一軍經理部長，1940.8.5北平重傷死；
40.井上官一，陸軍少將（追），參謀本部部附，1940.11.28宜昌戰死；
41.飯田泰次郎，陸軍中將（追），第35師團步兵團長，1940.11.28山東傷死；
42.大角岑生，海軍上將，南太平洋艦隊司令，1941.2.5中山事故；
43.須賀彥次郎，海軍中將（追），南太平洋艦隊高參，1941.2.5中山事故；
44.上田勝，陸軍少將（追），第37師團227聯隊長，1941.5.13山西戰死；
45.大津和郎，陸軍中將（追），鎮海灣要塞司令，1941.8.10鎮海戰死；
46.楠山秀吉，陸軍少將，獨立17旅團長，1941.12.3徐州事故；
47.山縣業一，陸軍中將（追），第116師團119旅團長，1941.12.25安徽戰死；
48.森本秀應，陸軍少將（追），興亞院聯絡部調查官，1942.3.24江蘇事故；
49.副島太郎，陸軍少將（追），第24師團90聯隊長，1942.5.21錦州斃命；
50.酒井直次，陸軍中將，第15師團長，1942.5.28蘭溪戰死；
51.小川一郎，陸航少將（追），第61戰隊長，1942.6.28牡丹江事故；
52.河源利明，陸航中將（追），第四飛行團長，1942.10.14南海事故；
53.塚田攻，陸軍上將（追），第11軍司令官，1942.12.18太湖事故；
54.藤原武，陸軍少將（追），第11軍高級參謀，1942.12.18太湖事故；
55.下田宣力，陸軍中將（追），華北方麵軍第二鐵道部監，1943.1.26華北斃命；
56.淺野克己，陸軍少將（追），第23軍高級參謀，1943.5.14廣東戰死；
57.仁科馨，陸軍少將（追），第40師團第235聯隊長，1943.6.1湖南戰死；
58.黑川邦輔，陸軍少將（追），第56師團參謀長，1943.6.28猛定戰死；
59.中園盛孝，陸航中將，第三飛行師團長，1943.9.9黃浦戰死；
60.小倉尚，陸軍中將，築城本部長，1943.9.10台灣事故；
61.清野亨作，陸軍少將（追），築城本部陸地測量部課長，1943.9.10台灣事故；
62.布上照一，陸軍少將（追），第116師團第109聯隊長，1943.11.23常德戰死；
63.中畑護一，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第6聯隊長，1943.11.25常德戰死；
64.細穀直三郎，陸軍少將（追），第1師團工兵第1聯隊長，1943.12.19東北戰死；
65.和田純久，海軍少將（追），海南警備府政務局長，1944.2.6海南戰死；
66.門間健太郎，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18聯隊長，1944.2.29長江戰死；
67.大橋熊雄，陸軍中將（追），華北方麵軍特務部部長，1944.4.14北平斃命；
68.下川義忠，陸軍中將（追），第11軍第10野戰補充隊長，1944.4.19應城戰死；
69.橫山武彥，陸軍中將（追），第62旅團長，1944.6.11龍遊戰死；
70.木村千代太，陸軍中將（追），第59旅團長，1944.6.11河南戰死；
71.小金澤福次郎，陸軍少將（追），工兵第7聯隊長，1944.6.19黑龍江戰死；
72.半田伊之柱，陸軍少將（追），鐵道兵第2聯隊補充隊長，1944.6.29東北斃命；
73.和爾基隆，陸軍少將（追），第116師團第120聯隊長，1944.7.13衡陽戰死；
74.森玉德光，陸航中將（追），白城子教導飛行團長，1944.7.25東北戰死；
75.大橋彥四郎，陸軍少將（追），第3師團第18聯隊聯隊長，1944.7.25湖南戰死；
76.佐治直影，陸軍少將（追），第39師團參謀長，1944.7.27湖北戰死；
77.誌摩源吉，陸軍中將（追），第68師團第57旅團長，1944.8.6湖南戰死；
78.服部曉太郎，陸軍中將，教育總監部部附，1944.8.12黑龍江斃命；
79.藏重康美，陸軍少將（追），第56師團第148聯隊長，1944.8.16雲南戰死；
80.大西洋，陸航少將（追），第8飛行團團長，1944.8.20湖北戰死；
81.楠野豐重，陸軍少將（追），第58師團第148聯隊長，1944.9.8雲南戰死；
82.有馬正文，海航中將（追），第26航空戰隊司令，1944.10.15台灣戰死；
83.野田六郎，海軍少將（追），第1機動艦隊機關長，1944.10.15台灣戰死；
84.鈴木義尾，海軍中將，第三戰隊司令，1944.10.21台灣戰死；
85.鈴木真雄，陸軍少將（追），關東軍高級參謀，1944.12.24東北戰死；
86.島村矩康，陸軍少將（追），大本營參謀，1945.1.15廣東戰死；
87.秋永守一，海軍少將（追），造船監督官，1945.1.27南海戰死；
88.與野山壽，陸軍少將（追），第34軍兵器部部長，1945.2.9湖北戰死；
89.山縣正鄉，海軍上將（追），第四艦隊司令長官，1945.3.7浙江戰死；
90.吉川資，陸軍少將，第59師團第35旅團長，1945.5.7山東戰死；
91.佐野忠義，陸軍中將，中國派遣軍軍附，1945.7.3湖北病死。
以下是被認為陣亡，但並沒有死亡的日軍將領：
1.常岡寬治，少將，獨立第2旅團長，1938.10.28山西重傷；
2.赤鹿裏，中將，第13師團長，1943.11.23常德，後任122師團師團長；
3.滋田賴四郎，中將，1943.11.28常德；
4.佐久間為人，中將，第68師團長，1944.7.21衡陽中炮受傷，後任84師團長。
雖陣亡但缺少明確資料表明追晉的：
1.小原一明，大佐，騎兵第13聯隊長，1939.12.20綏遠戰死；
2.長穀川幸造，大佐，第101師團第103聯隊長，1938.9.29江西戰死；
3.清水正一，大佐，第四混成旅團聯隊長，1938.9.30山西五台戰死。
缺少詳細資料者：
1.水川伊夫，中將（？）綏西警備司令，1940.3.22綏遠戰死。在日軍方麵的資料中，沒有關於水川伊夫的情況。
四、蔣介石集團借抗戰之名發國難財
㈠二戰中的最大醜聞：走私貪汙軍用物資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裏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汙稱為“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㈡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征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采訪報道了那裏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為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雇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㈢抗戰8年貨幣發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１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為5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字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１萬美元，在美國傳為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布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眾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㈣40餘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為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麵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為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麵對日軍的進攻，國民黨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曆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麵前，國民黨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㈤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
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麵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麵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國民黨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的行為，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它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國民黨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為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線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夠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為家常便飯。軍官們為了貪汙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隻有紙麵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采用“抓壯丁”的強征士兵方式，士兵死亡、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強征的士兵，隻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線。1944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國民黨軍隊麵前還是“戰無不勝”。
㈥蔣介石承認：國軍騷擾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製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占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幹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麵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逞，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麽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麽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麽軍隊？成什麽政府？”
盡管蔣介石下決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恥圖強”，但該次整軍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1944年末，國民黨占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占領好像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五、八路軍抗戰八年重要戰役過千次：推薦閱讀《八路軍·表冊》
筆者在搜集材料過程中，一位“支持毛派”的博友無償為我提供了資料齊全的《八路軍·表冊》一書。該書是由成都軍區組織人員編撰、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16開本，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資料叢書”的一種。該書在後記介紹，編撰過程中，曾得到中央檔案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圖書資料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各軍區、各軍兵種有關部門，冀中、冀魯豫、冀東、冀南、山東縱隊、山西新軍史料編撰部門、華北烈士陵園、晉冀魯豫烈士陵園等單位和許多老同的支持與幫助。這本書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是了解八路軍抗戰曆史的最權威的圖書之一。筆者認為，該書資料非常珍貴，很值得推薦給讀者。筆者在這裏先將該書主要內容做一簡要介紹，對詳細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查找原書。
㈠曆史資料全以表格形式記載
《八路軍·表冊》是以表格形式記載八路軍的有關曆史資料。包括：八路軍逐年實力統計表、編製序列表、團以上幹部名冊、戰績統計表、團以上幹部烈士名錄，英雄模範名錄等內容。時間自1937年8月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起至 1945年9月2日 抗日戰爭結束（戰績統計延長到 1945年10月10日 ）。
㈡載入重要戰役戰鬥1093個
編製序列表，記錄了八路軍1937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5年等幾個重要曆史時期團以上部隊的編製序列狀況，分列總表和詳表。總表中開列總司令部、政治部、野戰政治部副職以上領導幹部姓名。詳表中開列各戰略區（師）和二級軍區副參謀長、政治部副主任以上領導幹部姓名以及旅、相等於旅的軍分區、支隊主官姓名。幹部名冊收錄了團長、團政治委員（包括相當於團的支隊、區隊、大隊主官）以上領導幹部。旅（包括相當於旅的軍分區、支隊）正副參謀長、政治部正、副主任和供、衛部門主官；二級軍區司、政機關部、處長和未設二級部（處）的科長以及供、衛部門以上主官幹部；師（大戰略區）機關科長以上幹部，總計3438人。由於抗日戰爭時期幹部調動頻繁，名冊隻記載其主要職務和跨戰略區的調動任職；凡調出八路軍建製的任職，均從略；凡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叛變投敵和叛逃等性質行為的，均在頁下注釋。戰績統計表，收錄了八路軍總戰績和八路軍各部隊1943年以前殲日軍100人或日偽軍150人或偽軍200人以上，1944年以後殲日軍200人或日偽軍250人或偽軍300人以上的重要戰役戰鬥1093個，個別殲敵人數雖不足上述標準，但影響較大的著名戰鬥，亦酌情列入。
㈢團以上幹部犧牲（病故）728人
烈士名錄收錄了抗日戰爭時期犧牲（病故）的團（或相當於團的支隊、區隊、大隊）參謀長、政治處主任以上，旅或相當於旅的支隊、軍分區司政機關正科級幹部與供衛部門主官，以及師以上機關副科長以上幹部728人。凡曆史資料說法不一，難以認定的，均暫不收錄。英雄模範名錄，收錄了八路軍二級軍區以上領導機關授予的英雄模範372人。由於八路軍各部隊在抗戰中、後期才普遍開展創模運動，加之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處於被分割狀態或其他原因，運動發展不夠平衡，當時軍委、總部也沒有可能製定統一的條例，因而各部隊在評選標準、命名或批準權等方麵存在差異。有關山西新軍史料，表冊隻收錄1940年春納入八路軍序列以後的內容。
㈣資料全麵、詳實、係統、準確
幹部名冊以姓氏筆畫排列，戰績統計、烈士、英模均按時間順序排列。同一天有若幹次戰役戰鬥，則以參戰部隊的序列排列；幾個烈士在同一天犧牲，或一批英模在同一時間授予稱號，則以職務高低排列。幹部、烈士、英模的籍貫，烈士犧牲（病故）地點和戰績統計表中的作戰地點，一律用當時行政區劃的名稱（經考查，無法查清的用現在的市、縣名稱）。
該書編輯組在出版說明中還介紹說：《八路軍·表冊》編撰的主要依據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電報、檔案資料和報刊，並適當吸收了解放後黨史軍史的研究成果。在資料收集、考證、編撰工作中，力求全麵、係統、準確。
六、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的五大醜聞
中國“精英”們從來都不相信國人，他們惟美國馬首是瞻，最信洋主子說的話，哪怕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為了讓他們心服口服，筆者今天所引的曆史檔案資料，大部分來自美國、英國、日本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我倒要看看這些奴才們現在還有什麽話說。
醜聞之一：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日本侵略中國時奮起抵抗，這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被中國資改派“精英”們吹捧為“擔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國民黨軍隊，卻創造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醜聞：投敵人數超過聊殺敵人數。這個紀錄也實在讓中國資改派“精英”們大跌眼鏡。
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原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侵華日軍死亡43.56萬人，美國統計死亡44.7萬人（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916頁注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按照這個數字，在侵華期間，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的總數）人數大約為45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哪怕都是國民黨軍打死的，日軍死亡人數也就是45萬。
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根據李敖《蔣介石評傳》和《自己不洗別人洗》兩書（文）統計，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約為50萬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也記錄著：“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遊擊隊”。大家看見沒有，上麵兩則信息都認為國民黨軍隊投敵人數約50萬。兩者相互印證，此數據可以讓中國“精英”們信服吧？
由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叛國投敵當偽軍的在50萬人以上，而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死亡的人數為45萬，就算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記在國民黨軍隊的“功勞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殺敵45萬人，與投敵叛國的50多萬國民黨軍隊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醜聞之二：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說出來可能人們不信，國民黨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而這件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戰後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有戰鬥力，隻是白白消耗日軍糧食。其實，不少偽軍投敵後，並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這個事實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該資料的來源，參見日本人稻葉正夫編寫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327頁。這本書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書局1981出版。該資料披露後，連當年的盟國也為之嘩然，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又一醜聞：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隻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醜聞之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中國“精英”們為蔣介石翻案的時候，最喜歡強調的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的輝煌業績。很多人還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曆史教材隱瞞“國民黨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實，建國以來，我們的中小學教材最多隻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這實在讓那些盛讚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中國“精英”們無地自容。對那些打著還原曆史真相旗號，動輒拿“國民黨抗戰死亡多少多少將領”說事，拿“擊斃多少多少日軍將領”說事，就是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後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髒事和破事。他們的臉皮太厚，已經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醜聞之四：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國民黨軍隊成批成批地賣身投敵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嫌對日軍幫助不夠。他們又通過橫征暴斂，逼迫老百姓跑到日軍那一邊，變相地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個現實是殘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歎的。讓我們看看下麵的一些資料吧！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製了到漢口的鐵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麵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 300英裏 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麵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麵前撤退時，農民們凶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該書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中說：“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麵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該書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曆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醜聞之五：抗戰後期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
那些反複強調國民黨抗日有功的中國“精英“們，最喜歡說的就是：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中國就滅亡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讓我們來看有關檔案資料。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中說：“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為什麽呢？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麵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隻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出處同上）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與中國“精英”們拚命鼓噪地“敵後戰場中共武裝是依賴正麵戰場而存在”的觀點不同，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麵戰場後，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也談到日本這方麵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萬人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體：“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 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到1944年秋，“在方麵軍占領的3個特別市和400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3個特別市以外，隻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295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隻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麽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麽是可想而知的。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其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 國 教授林邁可，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這就是現實。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華北治安戰》，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
七、日偽檔案戳穿中國精英無恥謊言
誣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遊而不擊”，這本來是蔣介石上個世紀40年代炒過的冷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人，都明白這是站在政敵的角度攻擊對手的一種策略手段，也是國民黨政府宣傳的需要。奇怪的是，現在的一些“精英”們，連日本鬼子是什麽樣的都沒見過，也跟著大肆宣傳這些陳詞濫調。還有那些受到迷惑或接受“洗腦”的人，也人雲亦雲地跟著搖旗呐喊。在他們的心目中，隻要是大陸共產黨宣傳的東西，都是假的。為了揭穿“精英”們造謠汙蔑的醜惡嘴臉，也讓那些接受“洗腦”的人心服口服，我在這裏引用兩則日偽當年公開發表的曆史資料，看看那些一貫巧舌如簧的“精英”們還有什麽話可說。
先摘錄日本國內報刊公開發表的一則電訊。
敵西部《朝日新聞》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電：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隻有三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大家看清楚沒有，《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麵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汙蔑的“遊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占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占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占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筆者在這裏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遊而不擊”嗎？
我們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筆者注：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遊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看到沒有，在日偽軍眼裏，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裏，而把“遊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自己國家沒有好感的“精英”們，不相信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衝在頭裏。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中國“精英”們看了上麵的兩段文字後，還有臉說八路軍“遊而不擊”嗎？
日前，博友“穩定與和諧”在筆者《駁斥“中共不抗戰”的有力證據》後麵跟帖，並引錄一篇題為《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的文章。筆者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好，遂將該文附在後麵，以供廣大讀者和博友們閱讀參考。
八、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戰讓國人蒙羞
㈠蔣介石消極抗戰令國人寒心
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從東北一直敗到華北，從盧溝橋一直敗到台兒莊，從台兒莊一直敗到武漢；從淞滬一直敗到南京，從武漢一直敗到長沙，從長沙又敗到宜昌。有人說國民黨軍隊在緬甸打贏了，其實這是糊弄人的。戰後人們才知道，連國民黨的司令官都是繞道野人山被抬回來的。在國民黨的宣傳中，“勝仗”是越打越多，可地盤卻越打越小，人也越打越少。要不是前邊有共產黨拖著，背後有美國人頂著，恐怕假抗日、真賣國的蔣介石早就喝西北風去了。
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的抗日隻停留在嘴頭上，他根本沒有把即將淪為亡國奴的中國老百姓放在心上。讓大家記憶猶新的是：鄭州花園口決堤放水淹殺百萬老百姓；虐待折磨造成1000多萬壯丁死亡；丟棄南京老百姓和大量士兵獨自逃命；重慶防空洞裏悶死避難的百姓。蔣介石集團根本沒有把中國的老百姓當人看，他們也根本想不到還有老百姓的利益需要維護。如果說蔣介石的軍隊一敗再敗，說蔣介石根本領導不了人民抗日，其中失去民心、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近幾年，國內反共分子、資改派“精英”掀起一股股濁浪，其目的就是給“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蔣介石平反。有人睜眼說瞎話，肉麻吹捧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是抗日主力。其實說這話的人根本不知道害臊，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就抗戰提出一個常識性問題：人數比八路軍、新四軍多，裝備比八路軍、新四軍好的“國軍”，在八年抗戰中究竟收複了多少失地？在敵偽的鐵蹄下解放了多少中國老百姓？
其實，這些人造謠的目的就是企圖製造混亂，找個借口替國民黨反動派翻案而已。他們打著“公正”旗號肉麻吹捧蔣介石是抗日英雄，實際上就是為欺壓百姓的國民黨反動派“招魂”，順便再踹中國共產黨一腳。
㈡“九一八”給國人帶來難忘的恥辱
1931年9月18日 傍晚，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炸毀沈陽柳條湖一段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並以此為借口，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當時東北軍步兵精銳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爾一帶。留駐東北的步兵12個旅、騎兵3個旅和省防旅，裝備雖然比關內部隊差，但比起中國其他武裝派別和駐紮東北的日軍還是十分先進的。步槍型號為六五、七九，迫擊炮是16年式。空軍方麵有5個航空兵隊，飛機全是購買或列強贈送的。海軍方麵，擁有大小艦隻21艘，3.22萬噸，艦隊官兵3300人。主力艦“海圻”號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巡洋艦，其餘還有“海琛”、“鎮海”、“威海”、“同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戰艦。
“9.18”事變前，東北軍在北大營的兵力有8000人，日本關東軍3000人；奉天省內東北軍軍力9萬人，日本關東軍10500人（日本陸軍第2師團）。除此之外，駐紮在直隸、熱河以及山海關一帶的25萬東北軍主力也可迅速馳援。整體看來，東北駐軍和日軍力量對比占絕對優勢，而且在裝備上亦有相當優勢。關東軍在事變時不僅沒有空中武裝力量，甚至在輕武器方麵也沒有裝備高技術含量的武器。如果沒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當，日軍的侵略行動是不能得逞的。更重要的是，日軍資源匱乏，打不起大規模的持久戰。而且當時日本國內也分成主戰、主和兩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擊的話，日本國內主和派必能占據上風，東北就可能不會淪喪，或不會這麽容易就淪喪。
但最後的結果出乎國人意料，雙方才剛交手，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製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東北航空處的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就全部落入日軍之手。金庫所存現金7000萬元，亦被洗劫一空。僅 9月18日 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
“九一八”事變給國人帶來的是永遠難忘的恥辱。
㈢虛假曆史難以掩蓋事實真相
有些人吹捧國民黨的“石牌之戰”，說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其實，這是極右人士為美化國民黨，為蔣介石集團塗脂抹粉的無恥編造。他們吹捧的“石牌之戰”，實際是蠱惑人心的謊言。
“斯大林格勒戰役”是形容從防禦到反攻、從被動到主動、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和樞紐點，而“石牌之戰”不是這樣的點。翻遍抗戰史，也找不到國民黨軍隊曾經有過這樣的點。“石牌之戰”發生在鄂西，是整個鄂西會戰的一部分，這次會戰雖然暫時阻止了日軍進攻，但此後日軍通過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湘西會戰，仍在不斷發動進攻。緊接著人們聽到的就是一個又一個噩夢：鄭州失守、許昌失守、洛陽失守、長沙失守、衡陽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令人更為不解的是發生在1945年4月的湘西會戰（日本人稱“芷江作戰”），這個時間距離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 8月15日 隻有4個月時間。日本人在這個強弩之末的時刻，戰場上還能以劣勢兵力甚至劣勢兵器向中國軍隊連續發動進攻，國民黨軍隊的“英勇善戰”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極右分子汙蔑說，中共故意淡化國民黨軍隊“石牌之戰”的輝煌戰績，淡化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其實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因為我們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什麽“斯大林格勒戰役”。如果真有的話，任何人也“淡化”不了。
當然，1943年的“石牌之戰”應該算得上中國戰場上一個勝利，但僅僅是一場勝利，將他說成是“斯大林格勒戰役”，顯然是名不副實的。況且此時世界第二次大戰已經全麵開始，珍珠港事件也已經發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挫，戰爭初期那股傲氣已經大減，而且此時美援也開始大量擁入中國。石牌作戰中，中美空軍曾給日軍造成很大殺傷。另外，當時國軍的重迫擊炮團裝備40多門 150毫米 口徑的美式重迫擊炮，一次作戰就向日軍發射幾千發炮彈，僅僅幾個小時就殺傷日軍數百人。
相反，這些條件在平型關作戰時，八路軍一樣都不具備，隻能憑借子彈和刺刀，一個對一個地較量來解決。平型關作戰一天殲敵1000多人，石牌作戰五天殲敵1000多人。平型關作戰是1937年抗戰開始的第一個勝仗。那時候的國內，華北國軍紛紛敗退，恐日情緒到處蔓延；那時候的國際，美英袖手旁觀，德日步步緊逼，中國空前孤立。而八路軍竟以如此簡陋之裝備和長期連肚子都吃不飽的情況下打出一個“平型關大捷”，對鼓舞國人士氣、擊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無疑意義是極其重大的。所以說，被極右分子吹噓的“石牌之戰”，其意義與平型關大捷根本無法相比。
另外，石牌戰鬥還留下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準備丟棄戰場臨陣逃跑的秘密。那個以“勇將”著稱的國軍十一師師長胡璉，一方麵表示“與陣地共存亡”，另一方麵又在江邊暗中備好了小船，準備隨時逃命。打到最艱苦的第五天，國軍十八軍軍長認為難以支撐，已經下令撤退。這時，他突然接到後衛部隊報告，說入夜後日軍陣地槍炮聲沉寂，敵人已經悄悄撤退了。他這才下令立即向部隊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時向重慶報告“石牌大捷”。
這就是極右分子和資改派精英們拚命吹噓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式的“石牌之戰”。
九、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㈠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 12月1日 ）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蔣介石集團與日本於 1952年4月28日 簽訂的《中日和約》第十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台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又在“照會第一號”中明定：“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製下或將來在其控製下之全部領土。”
其實，條文中的關鍵字就是那個“或”字。照蔣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則表示他沒有控製中國大陸領土的含義，應該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頭一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就對董顯光說過：“我國固極敬重貴國政府，所惜者目前領土僅台灣耳！”如今簽約之際，蔣介石自己以“僅台灣耳”的台麵，卻要日本簽下“含大陸也”的條款，日本人當然不肯。事實上，日本根本就不願同“僅台灣耳”的蔣介石簽約，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國的提議，“邀中共參加對日議和”。蘇聯也有這種想法。美國不在乎蘇聯，卻在乎英國。因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趕赴英國，於 1951年6月15日 ，把結果告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說：“此次在英與英外相等商議對日和約，餘對英主張邀中共參加堅決反對；而英對美主張中華民國政府參加簽字，亦反對甚力。最後，餘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幹國家與日簽訂多邊條約；另由日本自主決定與何方國家商訂大致相同之雙邊和約，英國已表同意。此雖未能滿足貴國希望，然十之九成當如貴國之意。”杜勒斯並以嚴守秘密為囑，對顧維鈞保證：“餘知日本政府對貴國態度甚好，必願與貴國簽約，而反對與中共成立關係。”就這樣， 1951年9月4日 ，對日媾和會議在舊金山歌劇院開幕了，“中華民國”根本不在邀請之列，簽訂的《金山和約》自然也和它完全無關。蔣介石臉上無光，隻好等日本單獨和他簽約。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跟“中華民國”做簽約談判時候，蔣介石就亟思不惜代價，挽回麵子了。
日本派來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財政部長）的河田烈，這個鬼子是台灣通。他在二次大戰時任“台灣拓植株式會社”董事長，是搞亞洲經濟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來同蔣介石政府談判，早把蔣介石的處境與心態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臉，黑臉留給東京那邊演。談判過程中，東京那邊作弄蔣介石的小動作，一直此起彼落，一會兒說台灣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會兒又說中共如肯他們就同中共簽約，一會兒又推翻前議說有了新訓令，一會兒又要把“中華民國”的秘密約本公布……反反複複，把蔣介石弄得團團轉。前後鬧了70天（日本在對美國等國簽約時服服帖帖，隻用四天時間），最後戰勝國的蔣介石對戰敗國的日本乖乖就範。
所簽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議定書》中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這意思就是說，關於戰敗國賠償問題，戰勝國“中華民國”將《金山和約》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服務賠償”予以自動放棄。也就是什麽賠償都免啦!整個的條約中沒有提到賠償條款，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此中屈辱，請看葉公超對日本代表說的一段話：
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於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於索解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後，又屈膝求全“放棄賠償”。根據《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條件，隻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就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的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
㈡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麵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麽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與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蔣廷黻後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盡管蔣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後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台灣外交文檔：《中日和約簽訂後各國之反應》，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
㈢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
我麵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閑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一一九二）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麽？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岡村：是的。在士官學校我比您高好幾班，所以沒見過您。在九一八事變時代，我們才首次見麵。當時我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您是中國軍總司令官，不過，互相並沒有敵對的感覺。那時候我時常到北平去見您，而到現在仍然未能忘懷當時您所講的一句話：“日本應該就此罷手了，如果仍繼續向中國本土揮兵侵略，則必使中國共產黨回益坐大，結果，也必使日本吃個大苦頭。”經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東京聚首，回憶起來，不幸得很，當年您所講的這句話，到今天變成事實了。
何：是的麽!當時我一直憂慮日本的一般軍人想要侵略我國，可是，碰到岡村大將——
岡村：當時還是少將。
何：碰到少將，一談起來，才認識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認為中日兩國非攜手友好不可。總而言之，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從曆史上、地理上或從文化方麵來說，都必須攜手合作。關於這一點，先生和我們看來很像是同誌，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
岡村：其後我們再度見麵，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時候，適值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空氣緊張，我在南京宿了一夜，當然無法訪問中國官廳，隻好到領事館找現在國會議員的須磨彌 吉郎 君。可是，您來了電話，要我到您使館去吃飯，並約定不做任何有關政治的談話，這使我高興極了。那時候我記得您是參謀總長。
何：不，是軍政部長。
岡村：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很厲害的轟炸吧？
何：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做什麽？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教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幹的。
何：多謝多謝!（笑）
岡村：可是那裏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說。
岡村：府上受過炸麽？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麽？
何：但若中了 一千磅 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後有過三次。
岡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館屋頂上做一個記號，我可以叫他們不來炸呢！（笑）
岡村：還有一件事，應該向您深深感謝：就是我們打了“敗仗”，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這是您的鼎助所賜。照國際上的慣例，戰敗的軍隊應被繳械，分別拘集軍官與士兵，並分開受戰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蘇俄、中共均是，但是我們卻不同。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說，沒有武裝的軍人，在簽字投降次日， 九月十日清晨 您召我去，當我去見您的時候，您一開口就說：“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您鼓勵我：“我們一同努力做吧。”那時您並曾把中國政府的派令遞交給我，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回事務委任我來辦理，那張派令是怎麽寫的？
何：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那個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發布命令。我們為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噸，這占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
岡村：中國也曾給我們增配火車。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個月期內二百萬人終獲全部遣返完畢，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僑回國的情形，令我不勝其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後，感覺不需要時，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們遣僑的速度來計算，我們自中國大陸回來，必須要四十二三年的時間。
何：若按這種蘇俄式的速度來說，是需要四十多年。
岡村：你們當時因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揚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濟東北的軍隊，從而影響到國軍敗於共產黨，實使我們感覺抱歉!
何：不，事情已經過去了。
岡村：關於這一點，根據我所聽到的，美國顧問團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國貽誤了遠東的局麵。它妄圖國軍開往東北，但擁有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多為南方人，中國自黃河以北沒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飯、吃饅頭，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須吃米的精銳部隊開往東北，而為遣返日僑，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結果在內戰上招致了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說，為了盡速遣返二百多萬的日僑，結果受到很大的犧牲。
何：戰爭結束的時候，斯大林曾揚言以此報複了日俄戰爭的宿仇。但是當時蔣總統卻聲明“以德報怨”。
岡村：我最佩服的是您總不懊喪訴苦，您也許更謙虛地說你們本身有致敗的原因。當時美國報刊等對 於何應欽 先生和接收上海的 湯恩伯 先生，頗有酷評，說你們過於“袒護日本”。
何：不，日本軍隊的複員，還是由 於岡村 先生的決心堅強，在戰後混亂時代未得日本陸軍部任何命令及日本複員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萬軍隊的複員，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
岡村：我所以能擺脫戰犯，亦多虧了您派來的律師幫助。這雖然是件私事，我是應該向您致謝的。現在我又想起來的一件事，就是您認為我過去打仗的對手是中國，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國軍隊。我答應，如果對外不發表，我可以做，因其內容一經發麥，我必被殺害。於是我以鏖戰了八年的中國軍為對象，以其缺點為主，寫了一篇《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
十、積極抗日與消極抗日的鮮明對比
㈠死在國民黨手裏的抗日英雄
除了“皖南事變”近萬名堅持抗戰的新四軍將士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國民黨軍隊中一位著名的抗日將領吉鴻昌將軍也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吉鴻昌將軍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他是名副其實的抗日英雄。
吉鴻昌生於1895年，河南省扶溝人，中國著名的抗日將領和民族英雄。1913年，18歲的吉鴻昌加入了馮玉祥的隊伍，從此開始戎馬生涯。他有膽有謀，作戰勇敢，在北伐戰爭中，他所率領的部隊被稱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的“鐵軍”。1931年，吉鴻昌因不願替蔣介石打內戰，被蔣介石解職並勒令出國“考察 ”。在歐美期間，吉鴻昌多次發表抗日演說，號召海外僑胞“用熱血擁護祖國”。
1934年11月9日 ，吉鴻昌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 11月24日 慘遭殺害。殉難前，吉鴻昌從容走上刑場，以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然後在刑場上慷慨陳詞：“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給我拿個椅子來，我得坐著死。”坐在椅子上後又告訴劊子手：“我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後挨槍。你在我眼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當劊子手在他麵前舉起槍時，他凜然高呼：“抗日萬歲！”吉鴻昌壯烈犧牲時，年僅39歲。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抗日英雄吉鴻昌沒有倒在抗日戰場上，卻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實在令人悲憤！
圖片說明：晉察冀邊區軍民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的罪行
㈡民主人士怒斥：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
吳晗生活的前半生，正是中國處在民族危亡的時代。“九一八”事變以後，吳晗在“讀書救國”的思想影響下，埋頭在書本裏。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學生抗日救國活動，但心情是矛盾的。他原本希望一心鑽研古書，以便成名成家救中國，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為擊碎了他的夢想，也激起了他的民族義憤。他開始思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從此坐立不安。
1932年1月，吳晗在給胡適的信中直率地表達了自己的憂憤:“處在現今的時局裏，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聽著若幹千萬同胞的被屠宰的哭聲，成天聽見的消息又隻是‘屈服退讓’，假使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滴熱血在著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吳晗當時隻是一個知識分子，並沒有接受共產黨的“赤化”，屬於名副其實的民主派人士，但他卻在自己信裏直截了當地指責“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這不僅表現了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錚錚骨氣，也從另一方麵證明，蔣介石的賣國行為已經昭然若揭，而且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㈢蔣介石消極抗日“功績”實錄
下麵，筆者把蔣介石消極抗日的主要事實簡要摘錄，供廣大讀者參考。
1、1931年9.18事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導致張學良的30萬軍隊丟失東北大片國土。這是日本開始蠶食中國的起點，也是蔣介石一係列消極抗日政策的發端。
2、1937年7.7盧溝橋事變，在“不抵抗”政策的主導下，國軍一退再退，日軍長驅直入。繼丟掉東北以後，隨著察哈爾、熱河的相繼淪陷，華北地區開始“自治”。大片國土被蠶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
3、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給日寇侵華帶來可乘之機。紅軍長征北上抗日後，蔣介石集團大肆叫囂“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開始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其手段令人發指。僅僅3年時間，中央蘇區遭到屠殺的軍民總數就超過600萬。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福建省也被殺100多萬。30萬紅軍隻剩下不足3萬人，抗日力量受到極大削弱。
4、國民黨自己統計數字表明，抗戰期間政府抓的“壯丁”多達1400萬，其中一半死在“自己人”的拷打、虐待、屠殺中，比在戰場上死亡的380萬軍隊要高出4倍。
5、為阻止日寇的進攻，蔣介石命令扒開黃河花園口大堤，結果淹死數百萬無辜的老百姓。黃泛區的人民流離失所，其狀慘不忍睹。為了阻敵，國民黨軍隊又在長沙放火焚城，結果敵人沒有擋住，數以千計的老百姓卻在睡夢中燒死。
6、臭名昭著的“曲線救國”理論，讓投敵叛國的漢奸有了“保護傘”。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侵華日軍人數最多時200萬，而投降日寇、充當屠殺中國人鷹犬爪牙的偽軍，以及各種各樣的敵偽武裝組織的人數，至少在200萬以上。
7、在蔣介石“寧可讓國於日本，也不可讓國於共黨”的賣國思想指導下，終於引發了親者痛、仇者快、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日本侵略者從此把國民黨軍隊看成“友軍”，並相互配合共同對付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8、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集團借抗戰名義發國難財，出現“前方吃緊，喪師失地；後方緊吃，醉生夢死”的戰爭奇觀。抗戰結束後，中國是“戰勝國”。但戰勝國並沒有享受戰勝國的利益。日本人投降了，其他帝國列強卻爭先恐後趕來填補空缺。更為遺憾地是，蔣介石集團還在諸列強的威逼利誘下，任憑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
附一：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本來抗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可是有人卻歪曲曆史事實，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吹噓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300萬軍隊處在正麵抗日戰場，是國民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由此挑起了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爭論！
什麽是領導呢？領導就是行動上率領，理論上指導。
首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由什麽理論指導的呢？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理論，指導著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不否認，抗日戰爭既不能速勝，也不是亡國，而是經過戰略防禦、相持和進攻三個階段。美國軍事專家李海說，即使美國不投原子彈，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都是肯定的，隻是稍晚一些，中國人民的犧牲要更多一些。我們要問一句，國民黨蔣介石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抗戰理論呢？
其次，中國人民是誰在行動上率領進行的抗戰呢？
一、國民黨盡管有多於日本侵略者的軍隊，處在正麵戰場，也進行了抵抗，有的甚至是頑強的抵抗，可是並沒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的前進，從東北開始節節敗退，助長了侵略者的戰爭野心，連首都南京都丟了。而共產黨不僅沒有敗退，而且主動到抗日前線去，到敵人的後方心髒去打擊敵人。共產黨與國民黨一進一退，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大家心裏都是很明白的。
二、日本侵略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就對日宣戰，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國民黨蔣介石硬是要消滅這支抗戰的隊伍，致使這支抗戰隊伍在達到抗戰前線華北時，由30萬人削弱為3萬人。國民黨蔣介石則把東北軍從抗日前線撤出。一個開往抗日前線，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是誰在行動上率領抗戰還不清楚嗎？
三、在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華北之時，國民黨蔣介石對共產黨僅剩的3萬抗日武裝力量，還在進行“圍剿”，必欲除之而後快。國民黨軍隊不但不抗日，而且把重點放在消滅抗日人民武裝上，在行動上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樣的軍隊能說是領導抗戰嗎？直到出現了人心所向、軍心所向的“西安事變”，國民黨蔣介石才被迫停止剿滅共產黨抗日武裝的軍事行動。一個主動抗日，一個被迫抗日，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難道通過兵諫才被迫抗日的國民黨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抗日的行動率領者嗎？
四、就在抗日統一戰線建立以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到前線去，到敵人的後方去，如果沒有廣大的敵後抗戰，國民黨正麵戰場能夠進入相持狀態嗎？而國民黨的軍隊大批的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偽軍，甚至國民黨的高級領導汪精衛都成了漢奸，共產黨在敵人心髒，不但要抗擊日軍，還要抗擊大量的偽軍。一個堅決抗戰，一個大批投降，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五、在抗戰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及其抗日武裝在前線奮力抗戰，自稱抗戰總指揮的蔣介石，公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斷絕抗日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的糧食、衣服、武器、藥品的供應，同日本鬼子一樣封鎖抗日根據地，迫使八路軍不得不抽調部隊進行“大生產”，堅持抗戰。一個在堅持抗戰，一個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六是，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國民黨蔣介石嫌軍事、經濟封鎖抗日根據地還不夠，直接動用軍隊圍剿共產黨抗日武裝，僅“皖南事變”就使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犧牲近萬人，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一個向抗日前線開進，一個消滅開進抗日前線的隊伍，是誰在行動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難道消滅向抗日戰場開進的抗日武裝是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嗎？
雖然國民黨許多將領士兵為抗戰做出了重大犧牲，如張學良、楊虎誠、張治中、上海的800壯士、台兒莊犧牲的勇士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國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國民黨的高層，蔣介石盡管在名義上是抗戰總指揮，但在基本的方麵不但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而且在行動上是被迫的消極的抗日，有時甚至是直接幫助日本侵略者，消滅抗日武裝，破壞抗日。
正因為共產黨在抗戰中有正確理論指導，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建立廣泛的包括蔣介石的抗日統一戰線，其行動率領理論指導，形成事實上領導作用，得到了全國人民更大的支持，大批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解放區，人民自願地送子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等，到抗戰結束時共產黨抗日武裝發展到120萬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在抗戰中發展壯大，就是共產黨領導抗戰最有力的證據。
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方麵都對抗日戰爭做出了犧牲和貢獻，誰都承認。但是在抗戰中他們是有重大差別的，一個不怕犧牲向抗日前線開進，堅決抗戰，在《論持久戰》理論指導下，建立統一戰線，建立抗日根據地，到敵人後方去開展人民戰爭。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消滅抗日武裝，被迫抗戰，大量投降敵人，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誰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理論上指導行動上率領——領導中國人民抗戰，難道還有疑問嗎？
附二：關於蔣介石“愛國”的兩則謊言
謊言一：西沙戰事老蔣下令開燈放大陸艦隊
1974年大陸東海艦隊南下馳援西沙請求通過台灣方麵封鎖的台灣海峽時,老蔣還親自下令開燈放行,並且要求太平島國軍給予後勤支援和傷員救助呢!好象手諭是這麽寫的：“查我東海艦隊,開赴西沙作戰,沿途國軍一律救助!”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第一，西沙海戰之前，台灣方麵確實高聲叫喊“南越侵犯中國領土”，但那是因為蔣介石判斷，毛澤東不敢在南海與背後有美國撐腰的南越交手，企圖以此顯示“中共出賣國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正因為如此，1974年1月西沙海戰後，台灣方麵對西沙的關注突然沉寂了下來，與此前的高調形成了鮮明對比。
第二，所謂“國民黨軍打開探照燈，中共艦隻順利通過”完全是信口開河。這裏有幾個常識性的錯誤：1、海上航行起指示作用的不是“探照燈”，而是燈塔。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2、當時東海艦隊調往西沙的增援艦艇編隊是從台灣海峽中的航線通過的（也就是1995年美國第七艦隊穿越台灣海峽的航線），根本不需要台灣島上的國民黨守軍開什麽“探照燈”；3、當時台灣海軍將領請示的不是“放行”不“放行”，而是請示是否出動艦隊對當時正在穿越台灣海峽的解放軍艦艇編隊進行阻擊。老蔣之所以否定，根本原因與當年毛澤東去重慶老蔣沒有抓毛事相同的——老蔣此前已經在台灣製造了“誓死保衛西沙”的氛圍，如果此時阻擊前往西沙增援的解放軍艦艇編隊，豈不是自打耳光？！
至於所謂“太平島國軍給予後勤支援和傷員救助”更是笑話。且不談太平島上的國軍隻有區區幾個人，編造這個謊言的人連太平島和西沙群島的位置在哪裏都不知道。
謊言二：海戰太平島提供我後勤補給
這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謊言。
1988年3·14海戰中，解放軍艦艇編隊的補給基地是海南島的榆林基地。當時參戰的艦艇都是千噸級的護衛艦，其續航能力足以在整個南海海域內航行，根本沒有必要中途補給。更何況，所謂“在太平島補給”本身就是一個大笑話。太平島上根本沒有碼頭設施（台灣與太平島之間的交通全靠登陸艇），艦艇編隊如何停靠？太平島上隻駐紮了國民黨海軍的一個陸戰排，根本沒有油庫，如何補給燃油？太平島上隻有一口不大的水井，隻夠島上人員飲用，如何為4艘千噸級護衛艦補給淡水？就更不要說彈藥了。
這些謊言都是為了美化蔣介石杜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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