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先人：轉貼：3-11：西路軍艱苦作戰是紅軍精神的高度發揚

轉貼：西路軍艱苦作戰是紅軍精神的高度發揚



任小平



西路軍精神與長征精神一脈相承，西路軍在與河西國民黨馬步芳集團浴血艱苦作戰的過程中，繼續高度發揚了紅軍長征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

20世紀30年代初，德、日法西斯幾乎同時崛起，嚴重威脅到蘇聯的安全。為避免陷入同德、日同時作戰的被動局麵，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國能夠盡快武裝起來，拖住日本，以減輕蘇聯來自東方的壓力。武裝的對象，當時首先考慮的是作為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支部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

1934年9月16日，斯大林指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發展西北蘇區，從新疆與蘇聯建立聯係的任務。斯大林同時還指令蘇聯相關部門和人員，調查從蘇聯支援中國紅軍的道路。從四個方麵落實了援助具體方案：

1、選擇了兩條援助道路：一條是經新疆的哈密進入甘肅西部；一條是經外蒙古進至綏遠的定遠營，接通寧夏和山西。

2、在蒙古南部準備了兩萬支步槍、8門火炮、 10門迫擊炮和彈藥；在與新疆接壤的蘇聯邊境準備了1600噸箱武器裝備，並準備派人帶900駱駝運送給中國紅軍。陳雲、滕代遠等親眼看到過準備運送的 90門大炮和90輛坦克。

3、派林育英（張浩）回國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轉達斯大林的意見：中國紅軍可以向西北和北方發展靠近蘇聯。

4、派陳雲、滕代遠等攜電台赴新疆接應西路軍，並負責接送援助西路軍的武器裝備。

1935 年6月16日，當時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致電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首先指出“今後我一、四方麵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這一方針得到了張國燾、陳昌浩的積極響應。他們在第二天6月17日即回電張、朱、毛、周，稱“同時向川、陝、甘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對四方麵軍領導所表現出的這種積極態度中央曾研究考慮了兩個月，在8月20日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動）”。由此可見，盡管對戰略行動的規模和方式存在不同意見，但選擇適當時機“打通國際路線”，接應蘇聯的武器裝備，不但是當時正在遭受國民黨軍隊“圍剿”的紅軍生存、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和紅四方麵軍領導人的一致意見。

1936年8月12日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凱豐、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中，對“打通蘇聯”提出了更加明確具體的方針和部署：12月起，三個方麵軍中以一個方麵軍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東北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麵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1936年9月14日，林育英（張浩）、洛甫、周恩來、博古、毛澤東給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胡宗南部的活動情況及我軍占領寧夏的部署》的電報中說：“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區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並確定由一、四方麵軍執行這個任務。10月11 日，中共中央及軍委製定並頒布“十月作戰綱領”，即通常所說的寧夏戰役計劃。其目標是：攻取寧夏，靠近外蒙，“打通國際路線”。10月18日，共產國際通知中共中央“我們負責供給150輛汽車，並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汽油，以便來回兩次將貨物運送到你們指定的地點。貨物大約有550噸至600噸左右，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貨和擔負沿途保護責任。”

自從四方麵軍重新北上會寧，三軍勝利會師以後，陳昌浩、徐向前對四方麵軍與中央的關係已經非常注意了。況且當時紅軍仍然麵臨蔣介石的大舉“圍剿”，全部紅軍處於生存考驗的緊要時刻，如果張國燾再有與中央部署意見不一致的作為，對全局的影響可想而知。不管當時的張國燾腦子裏怎樣想，作為四方麵軍的直接指揮者，10月20日，徐向前、陳昌浩兩人曾認真鄭重地電告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林彪、李維漢、凱豐、彭德懷等中央及一方麵軍主要領導，表示四方麵軍將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四方麵軍北進以來，得到黨中央、軍委直接領導，及一方麵軍會師以後，士氣大增，萬眾一心，正堅決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與一切，學習一方麵軍模範經驗，努力學習統一戰線策略，嚴肅黨政工作，開展思想鬥爭，力求戰術與組織工作之進步。當此抗日救亡運動開展，三大主力紅軍會合，並有把握速達吾黨之策略戰略目的，弟等望各同誌時常指示工作，弟等將用一切努力完成上述給我之任務。不盡欲言，特此布禮並均好。”可以認為，這份電報是徐、陳二人的政治表態，充分表示了四方麵軍的一切行動均聽從中央軍委安排，表現出了高度的思想覺悟和團結精神。為日後西路軍毫不動搖地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電令，不惜作出致命犧牲的英勇表現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36年10月24日深夜，奉中央軍委的部署和命令，紅四方麵軍30軍由靖遠河包口西渡黃河成功。26日淩晨1點半，中央軍委電示朱德、張國燾、彭德懷：“30軍、9軍過河後，可以30軍占領永登，9軍必須占領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同日17時，陳昌浩、徐向前率紅四方麵軍指揮部過河指揮部隊作戰，紅30軍先頭部隊先後占領了五佛寺、一條山、寺兒灘一帶，準備執行襲取定遠營的任務，並專門電告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此時黃河以東的紅軍主力部隊步調不夠協調，戰場形勢瞬息萬變，阻擊南敵計劃未能實現。河東正準備過河的紅軍主力被迫向東轉移。原在河包口岸邊看守船隻的紅5軍亦不得不於30日西渡黃河。河東紅軍主力與已經過河的部隊被敵人隔斷，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放棄。已經過河的兩萬多人的紅軍部隊馬上麵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此時的徐、陳一邊電報向中央軍委建議及早進行寧夏戰役，並請示目前過河部隊的行動方針；一邊準備迎擊馬步芳部隊正在組織的反撲。

11月8日，中央擬訂的《作戰新計劃》中明確規定：“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同日20時，張聞天、毛澤東致電“朱、張、徐、陳、李等七同誌”：“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餘名單照你們來電批準。”此前11月3日，共產國際書記處及王明、陳雲致電中共中央明確指出：“現已決定目前不采用從外蒙幫助辦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辦法。”《作戰新計劃》中還包括：（1）以二方麵軍組成南路軍，用三個月左右時間向南“擴大蘇區，擴大紅軍解決給養”；（2）四方麵軍兩個軍組成北路軍，向北到神府地區，與南路軍同時到達黃河沿岸；（3）河東紅軍主力東出入晉，轉戰冀豫晉之交、皖豫魯、鄂豫皖、鄂豫陝，“爾後再轉陝北，準備一年至兩年完成之。”

這份《作戰新計劃》沒有向河西的徐、陳西路軍領導人傳達。徐向前在1985年，事隔41年後所寫的《曆史的回顧》第519頁寫到：“顯然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戰略變動。不僅放棄了寧夏戰役計劃，而且改變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麵的整個方針、部署。據此，河東主力紅軍開始進行脫離陝甘寧根據地的準備。對於如此重大的變動，我們事前事後均一無所知，直到近幾年才弄清楚。”在不清楚的情況下，西路軍仍然忠實地執行中央軍委的一係列電令，開始了孤軍深入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並“打通國際路線”的悲壯曆程。

西路軍的形成和西進，不但是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一致意見，是曆史的合力和機緣造成的必然結果。

“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這是中央給西路軍的兩大任務。表麵上看似乎是統一的：建立了河西根據地，“國際路線”自然就打通了。實踐證明，單靠西路軍的力量“在河西建立根據地”是不可能的。對此，徐向前、陳昌浩在1936年 11月17日就對兩大任務並列，提出過異議：“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盡管如此，西路軍在中央不改變指示的情況下，仍然奉命分出力量先後在一些分散地區建立了部分蘇維埃政權，但由於軍事上不能戰勝敵人，這些政權存在的時間很短，作用不大。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說：“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占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毛澤東在西路軍失敗後的1937年12月實際上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在接見從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軍將領李先念等人時說：“那一帶是少數民族地區，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差，地勢又不好，南麵是大雪山，北麵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裏寬的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對於建立根據地和紅軍作戰的關係，毛澤東早有過精辟的論述：“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事實證明，建立河西根據地是西路軍無力兼顧的任務，西路軍逐漸陷入被動的過程，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述的正確性。

策應西安事變是當時曆史條件下，中共中央的核心決策。在極為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局勢下，中央在對西路軍的軍事部署方麵，由於當時的信息技術落後，的確存在著缺乏及時掌握實際情況的表現。使得西路軍接到的電令“飄忽不定”，從客觀全局利益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使西路軍失去了戰場主動權，付出了致命的犧牲代價。

馬家軍是在他們長期盤踞的地盤上作戰，得地利之先，且早有防備。有騎兵優勢，兵員、糧草、彈藥供給不乏，有增無減。回民占主要成份，對漢民族極容易被調動起仇恨，具人和之勢，加上蔣介石的暗中犒賞支持，“拚戰甚堅決”。另一個根本原因是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停留損害了馬家軍閥的切身利益。西路軍破譯的馬家軍電報中就說：“紅軍停下來就打，撤走了可以不打。”這是西路軍尚有實力時馬家軍的作戰方針。當西路軍陷入困境時，他們便“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了。由於長期的反動宣傳和回民教育，馬家軍打仗大都很堅決，不怕死。這是蔣介石嫡係部隊和其他軍閥部隊所不能比的。而西路軍孤軍深入外線作戰，有耗無補，犧牲不斷減員不補，糧草、彈藥等供給日漸困乏。徐向前、陳昌浩於1936年11月21日給中央的電報稱：“據我們現有實力，各軍子彈隻三排到四排，五軍每人隻兩排，各軍機槍子彈甚少，炸彈消耗甚多，存者無幾；傷亡共兩千八百，掉隊約六百；棉衣缺少四分之一，皮衣收集甚少。天寒，早晚零下二三十度。擴紅不到五十人。三十軍、五軍體力未恢複，九軍日夜戰行，極疲勞。現全人數一八四二五，戰鬥員占百分之六十，但士氣甚旺。”11月24日23時，徐、陳在永昌再次向中央匯報嚴峻的戰況和敵我態勢：“馬敵現傷亡已約五千以上，但能大批民團壯丁迅速補充，人馬、子彈均有。涼州即能抽壯丁三萬。因此仍能繼續與我拚戰。馬敵戰術以騎兵四處活動，以成團密集隊形猛攻堡寨，前仆後繼。黃昏後畏我夜戰出擊，即退守堡寨。敵大部乘馬，進退均速。我方勝利難繳獲，敗退無生還。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彈藥太少，難在甘東地區滅敵，如何速示。三十軍在四十裏鋪激戰終日，傷亡五百餘，敵今三個團犯三十軍，全日主力被敵殺進兩層，終用刀殺退……”

西路軍這支孤軍奮戰、英勇頑強的紅軍部隊，在極端艱苦、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始終保持了與敵人血戰到底和寧死不屈的革命氣節。不分晝夜的連續戰鬥，西路軍的許多部隊與敵人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在永昌四十裏鋪戰鬥中，紅三十軍八十八師263團一個連全部拚光，硬是協同反擊部隊一起將1000餘敵人全部消滅。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第546頁深情地回憶到他的部隊的戰鬥作風：“部隊確實好，軍令如山倒。讓向東就向東，讓向西就向西。條件那樣艱苦，戰局那樣危險，沒有人開小差兒，沒有人怨天尤人….”

西路軍的人員是由一、四兩個方麵軍組成的，大到軍參謀長；小到電台報務員，許多是一方麵軍為加強四方麵軍派入的。他們都是參加過井岡山、大巴山根據地反圍剿、反圍攻多次戰鬥的英勇指戰員。他們都參加了艱苦的紅軍長征，曾三過雪山草地。對黨，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百折不撓。他們樂觀地相互稱呼著彼此的小名和外號苦中取樂，唱著自己編寫的“打騎兵歌”用大刀殺敵，一個人不行，五六個人一起上，也要消滅一個猖狂的敵騎兵。用牙咬、用石頭砸，也要殺出紅軍的威風！在最後的風雪祁連山、荒蕪人跡的騰格裏沙漠裏艱苦前行，負傷、犧牲倒下了那麽多幸存的指戰員，饑腸轆轆、沒有水喝，有的戰士喝自己的尿堅持到最後。婦女獨立團政委吳富蓮被敵人活捉後吞針而死，團長王泉媛帶領女戰士們剪掉頭發與男戰士一樣，英勇地與凶殘的敵人血戰，被俘後仍然一輩子堅守革命立場和氣節不動搖。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講話中概括的長征精神，在西路軍將士身上都有充分體現，並且有豐富和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精神內涵。那就是：1、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的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的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2、為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犧牲精神；3、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4、忍辱負重，永不動搖，用終生的革命言行和努力為黨工作，證明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的自律精神。

西路軍艱苦作戰的曆史是紅軍精神高度發揚的曆史印記。是國魂、黨魂、軍魂的寶貴精神遺產，將永遠成為激勵我們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



西路軍英勇犧牲的將士先烈們永垂不朽！



作者 任小平 係 北京市海澱區西翠路軍休所 軍休幹部

原軍委裝甲兵副司令員張文舟、5、6屆全國政協常委秘書

老將軍後代合唱團男中音部團員

此文是為悼念其父任道先（西路軍左支隊跟隨李先念等到達新疆的428人之一）病逝兩周年而作。

2009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