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中國數學大師早年曾參與策反國民黨雷達研究所 (圖)

1949年5月4日，杭州市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約六千多人在浙江大學學生會前廣場上集會，慶祝杭州解放。

　　策 反——數學大師穀超豪早年的一段傳奇

　　1月11日，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當84歲的數學家穀超豪從國家主席胡錦濤手中接過2009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大紅色的證書時，這位早已在科技界威名赫赫的數學家，第一次進入公眾的視線。

　　人們也許無法把眼前這位儒雅的老人，與出生入死的地下黨聯係在一起。可年輕時期的穀超豪，曾在國民黨的眼皮底下進行地下活動。其中，最令穀超豪引以為豪的，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參與策反雷達研究所。

　　記者循著當年雷達研究所起義的足跡，遍訪當事人，驚訝地發現，那些曾與穀超豪並肩戰鬥的地下工作者，如今很多是中國科技界的泰鬥級人物。在曆史的轉折點上，當年的莘莘學子們沒有躲進書齋，獨善其身，而是積極地投入到時代的洪流中。通過這些耄耋老人的回憶，六十多年前，那場以科學工作者為主角的諜戰大戲，徐徐拉開了帷幕……

　　接頭

　　1948年12月的一天，一位久未露麵的老同學來到浙江大學找穀超豪。此人名叫張葉明，曾是浙大物理係的一名學生。

　　上大學時，張葉明是浙大出了名的活躍人物，參加進步社團，組織學生運動，特別是在1947年5月席卷全國大學校園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 運動中，在學生中做過很多宣傳工作。

　　當時，同在浙大數學係讀書的穀超豪，也是一名學生運動的風雲人物。在學生會競選時，同學們曾以“科學+民主=穀超豪”的口號，高票推舉他為學生會主要負責人。由此，兩名進步青年在學生運動中，曾有過不少接觸。

　　但自從1947年8月張葉明畢業後，二人便斷了聯係。此時，老同學突然造訪，想必是有什麽重要的事情。果然，張葉明告訴穀超豪，他正供職於國防部第六廳下屬的雷達研究所。淮海戰役打響以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解放軍很快便陳兵長江北岸，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經暴露在戰爭的最前沿。此時的南京，人心惶惶。國民黨的軍政機關紛紛南下撤往廣州，雷達研究所也在撤離的名單中。由於搞不到火車皮和船隻，雷達研究所隻能先從南京撤到杭州，看看戰事發展，再考慮是否繼續南遷。

　　怎樣才能阻止雷達研究所南遷？張葉明希望能得到穀超豪的指引。

　　此時，穀超豪的公開身份是浙江大學數學係的一名助教。一個大學老師似乎與一個高度保密的軍事機構扯不上任何關係，更別說左右它的動向了。但張葉明甫到杭州便找到穀超豪，絕非急病亂投醫，而是受了高人指點。

　　在北京中關村的一個普通居民樓中，記者采訪了當年指點張葉明的這位高人——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教授許良英。

　　1947年，在浙大物理係任助教的許良英擔任中共浙大地下黨支部書記。張葉明正是許良英的學生。由於學習刻苦，又熱心進步活動，很早許良英就開始注意張葉明了。“但是他太活躍，所以我們沒打算發展他入黨。”雖然張葉明先生已經去世十幾年了，但對於這位曾經的高足，許先生仍記憶猶新。

　　畢業以後，在許良英的介紹下，張葉明到無錫青城中學做了物理教師，後來才進入雷達研究所工作。可見，二人關係非同一般。正因如此，當張葉明回到杭州時，首先找到了許良英。

　　“我所在的浙大黨支部主要負責學生工作，雷達研究所的去留問題，屬於學校外的事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許良英回憶。於是，他便讓張葉明去找穀超豪試一試。

　　其實，許良英原本不知道穀超豪是地下黨。地下工作非常秘密，為了避免互相牽涉，許良英所屬的浙大黨支部與穀超豪所屬的城市工作係統並不發生橫向聯係。直到有一天，浙大黨支部的一位學生黨員吳大信想發展城市工作係統中的趙槐入黨，兩個同在浙大活動的地下組織才算碰了麵。

　　穀超豪的主要工作是團結杭州的科技工作者，爭取雷達研究所正是他的分內之事。與張葉明會麵後，穀超豪把雷達研究所要南遷的事，報告給了他的上線聯係人徐恭慧。雷達研究所立即引起了杭州地下黨組織的重視。阻止雷達所南遷，成了穀超豪首當其衝的工作。

　　雷達研究所

　　為什麽一個國防部的小小研究所會引起地下黨的高度重視？“雷達當時可是一種先進武器。二戰中，它與原子彈、導彈並稱為三大新式武器。”曾在雷達研究所工作過的範複禮先生對記者說。

　　《國防部第六廳特種電訊器材修理所三十六年(即1947年)度工作報告書》中曾有這樣一段描述：“日美中途島海戰，日海軍以四倍優勢兵力進襲美軍，而美軍利用雷達先發製人，日軍慘敗，日軍當局遂認為雷達亦為出擊重要武器，見解改變……”

　　從文中不難看出，二戰期間雷達剛剛起步，隻有英美等少數幾個國家擁有這項技術，連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吃了虧之後才開始重視雷達技術的。

　　武器裝備落後的中國，則是在抗日戰爭之後才擁有雷達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日本留在中國的大部分裝備被國民黨接收，其中就包括 100多部雷達。1946年8月，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陳誠下令：“降日所繳雷達機器，交由第六廳負責整修，並計劃運用。”

　　1947年4月，國防部第六廳在南京水西門燈籠巷10號買下了一座庭院式的舊房子，正式掛牌為“國防部第六廳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這便是雷達研究所的前身。叫它“修理所”可謂名副其實。範複禮告訴記者，國民黨繳獲的這些雷達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剛剛成立時，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修理這些舊雷達。

　　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剛剛成立，從浙大物理係畢業的鄭乃森便分配到這裏工作。雖然鄭老已於兩年前去世，但從他生前寫的回憶錄中，可以得知所裏的情況。

　　當時，特種電信器材研究所的所長葉彥世正在台灣接收日軍留在那裏的雷達，所裏的日常事務由國防部第六廳的一名副廳長葉造甫主持。鄭乃森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修理日軍留在馬標倉庫的四式雷達。

　　技術人員們以前隻搞過發報機，並沒有接觸過雷達。對於雷達的接收機、發射機尚能根據電路原理摸索出來，可碰到調製器、顯示器、超短波天線這些新家夥，就一頭霧水了。一度，鄭乃森和同事們一天到晚都泡在所裏擺弄這些新式武器。但代理所長葉造甫對雷達卻沒有多少熱情。雷達發射機調製器的電源是三相 220伏，但南京電源是三相380伏。技術人員們提出要買一些紗包銅絲，將雷達原配的電源改裝一下，可葉造甫卻推說沒有經費。幾十年後，鄭乃森仍對此事忿忿不平。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葉造甫)不願花一分錢在雷達業務上，相反在餐館擺酒席請各方麵大人物是有錢的。”

　　不久，國民政府行政院又把從衝繩島運來的美軍舊雷達撥給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1947年底，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已經修理了各種雷達76部。這些修好的雷達被陸陸續續發往國民黨軍駐守的各要塞。由於共產黨軍隊還處在“小米加步槍”階段，沒有空軍，所以雷達主要作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除台灣各要塞之外，在大陸江寧要塞、江陰要塞、青島要塞、吳淞口要塞和南京獅子山要塞等，均設立了雷達站，用以探測解放軍渡江船隻。

　　1948年，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改名為雷達研究所，儼然已成為國民黨的要害軍事部門。

　　潛入雷達所

　　這樣一個要害軍事部門，怎麽會潛入張葉明這樣一位進步青年呢？

　　張葉明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他之所以進入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完全是浙大同學呂東明的主意。

　　呂東明是何許人？記者采訪了我國著名冰川學家、中科院院士施雅風。施院士說：“呂東明也是浙大的畢業生，他早在1938年就入黨了，也是我的入黨介紹人。”畢業以後，呂東明與施雅風同在南京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

　　1948年初，浙大進步學生於子三遭國民黨殺害，國民黨當局隨即開始追捕進步學生社團“新潮社”成員。正在青城中學任教的張葉明也受到波及，不得不離開學校，到南京找呂東明想辦法。

　　施雅風告訴記者，當時他與呂東明的主要任務是搜集國民黨的軍事情報。這對於兩個遠離軍事機構的技術人員而言，多少有些力不從心。於是，他們開始著手在各種與軍事有關的部門中發展聯係人。

　　就在這時，張葉明出現了。起初，呂東明想讓他進國民政府中央氣象局謀職，那裏正好需要一名學物理的大學生。可當他得知張葉明的父親與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的負責人葉彥世是同學時，呂東明意識到這也許是打入國民黨要害軍事部門的一個契機。

　　於是，張葉明打著父親的旗號，找到了葉彥世。既是故交之子，又是浙大物理係的高材生，對於張葉明的加盟，葉彥世求之不得。很快，張葉明便被任命為特種電信器材研究所的上尉工務員。

　　此時，呂東明因工作原因被調往上海，施雅風擔起了與張葉明接頭的任務。施院士告訴記者，當時他是進步團體“科學時代社”和“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成員。這兩個團體，表麵上是中立組織，實際上核心成員都是地下黨員。1947年春，國民黨已不允許進步團體公開活動，但“科協”中有許多知名學者，所以還能進行一些表麵上的非政治性活動。張葉明便在施雅風的介紹下加入了“科協”。

　　施院士說，那時“科協”兩周活動一次，大家湊在一起最關心的是當時的時局和中國的未來。他也是利用“科協”活動的機會與張葉明聯係的。他叮囑張葉明在所裏要以灰色麵貌出現，多交朋友。

　　範複禮與張葉明幾乎同時入所，他告訴記者，他就是在張葉明的介紹下加入“科協”的。範老說：“我在學校的時候就認識張葉明，但那時我對政治不敏感，一心隻想著‘科學救國’。”那時，張葉明經常偷偷把《科學時代》雜誌，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報刊《文匯報》、《展望》和《文萃》等刊物拿到所裏，並向大家介紹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傳播愛國民主思想。

　　潛移默化中，所裏這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技術人員開始關心起政治來。鄭乃森先生曾在回憶錄中寫了這樣一件事。1948年9 月，遼沈戰役打響。張葉明告訴鄭乃森，可以自己改裝短波收音機偷聽解放區電台的廣播。開始鄭乃森不敢，因為這在所裏是明令禁止的，但張葉明說：“葉彥世都在聽，你不要聲張就是了。”那段時間，鄭乃森每晚都偷偷收聽牡丹江電台的廣播。《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宣布戰犯名單，號召國民黨軍政人員保護好物資器材，不得破壞，都是那時從廣播中了解到的。1948年11月的一天早晨，鄭乃森突然接到葉彥世的電話，說海軍需要一名雷達技術人員到台灣去，可以領雙份薪金，問鄭乃森願不願意去。鄭乃森想都沒想就回絕了。後來，葉又找到另一個年輕人周倫銓，他也拒絕了。鄭乃森事後回憶：“若沒有張葉明平時的工作，我們不會這麽迅速就做出如此反應的。”

　　南撤杭州

　　1948年10月，特種電信器材修理所改編為雷達研究所，物理學家葛正權被任命為所長，軍統出身的原所長葉彥世任副所長。

　　不久，淮海戰役打響，南京國民政府岌岌可危，國民黨軍政要員們紛紛攜眷南逃。國防部也命令雷達研究所撤往廣州。所裏的技術人員大多是江浙人，一聽說要遷到廣州，甚至更南端的台灣，都叫苦連天。

　　雷達研究所的另一名浙大校友程嘉鈞，早年曾在台灣工作。當年，葉彥世率領大隊人馬赴台灣接收日軍遺留的雷達時，程嘉鈞在台灣地下黨的授意下打入了雷達研究所。不過，當時台灣地下黨組織交給程嘉鈞的任務是深入鑽研掌握雷達技術，不要做任何政治活動，並告訴他革命需要的時候自然會有人來聯係他。

　　果然，當程嘉鈞隨葉彥世押載著繳獲的雷達從台灣回到南京時，呂東明順利地找到了他。由於程嘉鈞和呂東明兩位先生均已過世十餘年，我們無法獲知程嘉鈞從台灣回來後，是如何與南京地下黨聯係上的。但從呂東明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授意張葉明進入雷達所時，他已經知道程嘉鈞是潛伏在雷達研究所的地下黨。此時，程嘉鈞與張葉明組成了雷達研究所內進步活動的核心。隻是，一直以來程嘉鈞仍秉承台灣地下黨交給他潛心技術、少問政治的方針，因此對外聯係多以張葉明為主。

　　要撤往台灣的消息在雷達研究所中不脛而走。程嘉鈞現身說法，以親身經曆向所內工作人員描繪了在台遠離親人，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的圖景。本就對國民黨不抱希望的技術人員們，開始從心中抵製南撤。

　　普通技術人員的爭取工作雖然卓有成效，但是否能阻止雷達研究所南撤，最終要看南京政府和所內高層官員的態度。

　　從程嘉鈞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到，當時所內進步分子中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南京解放指日可待，隻要盡量設法拖延，拖到最後總能等到解放。另一種意見認為，違抗國防部的命令拒不撤離是不可能的，所內的雷達設備很有可能在國民黨全麵潰退前被炸毀，或在圍城時毀於戰火，或遭國民黨派來的飛機轟炸。與其坐等被毀，不如趁一片混亂之際，以遷廣州之名，暫時先到杭州避一避。一來，曆史上杭州從未打過大仗；二來，所裏技術人員大部分是浙江人，撤到杭州想必會得到大家的歡迎。

　　張葉明和程嘉鈞把撤往杭州的想法匯報給了施雅風，施雅風又請示了南京地下黨。黨組織也感到，暫避杭州不失為一種以退為進的好辦法。

　　說來也巧，撤往杭州的想法與副所長葉彥世不謀而合。在雷達研究所中，葉彥世可謂是國民黨的死忠派，但麵對節節敗退的局勢，他也在為自己琢磨著後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小亂避城，大亂避鄉”。作為杭州人的葉彥世盤算著，萬一一敗塗地他還可以回鄉開碾米廠。因此他也力主先撤到杭州，並說：“把研究所先拉到杭州，回家過了年再說。”

　　就在這時，國防部已命令海軍撥出船隻運送雷達研究所的人員和設備撤離。以前，雷達研究所總以設備太多、太重，找不到火車皮和船隻為由，拖延撤離的時間。此時，國防部連交通工具都為他們準備好了，他們還能想出什麽抵製撤離的辦法呢？

　　就在雷達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慢吞吞地開始為設備裝箱時，一個小道消息在急於尋找艙位準備南逃的國民黨軍政要員中流傳著：“雷達研究所由於來不及準備，不走了，有關部門正在用分配給雷達所的艙位送人情呢。”聽到消息後，一些手眼通天的人物先下手為強，很快雷達研究所的艙位便被一搶而空。有人甚至把家具也搬了上去。當國防部得知雷達研究所的艙位被搶時，大發雷霆。可法不責眾，能搶到艙位的都不是等閑之輩，也隻好不了了之了。

　　此時，所長葛正權派往江西和湖南的調查組也沒找到合適的撤離地點，最終無功而返。無奈之下，國防部第六廳隻得批準了雷達研究所先撤杭州再遷廣州的計劃。

　　不久，雷達研究所1156箱器材、6台雷達和大小車輛，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員浩浩蕩蕩地從南京撤往杭州。

　　六十年後，當施雅風向記者回憶這段往事時說：“讓雷達研究所撤到杭州還有一層深意，所內的技術人員都是浙大校友，浙大又是地下黨活動的大本營。他們遷往杭州後可以很方便地聯係上浙大的地下黨。”

　　果如所料，剛到杭州張葉明就與穀超豪聯係上了。

　　接過接力棒

　　與張葉明會麵後，穀超豪馬上把雷達研究所已經撤到杭州的消息，匯報給他的上線聯係人徐恭慧。

　　與許良英所在的浙大地下黨支部有完整的組織形式不同，穀超豪所屬的城市工作係統是單線聯係，也就是說徐恭慧是穀超豪與黨組織的惟一聯係人。

　　今年1月中旬，記者在杭州一個普通的居民樓裏，拜訪了已93歲高齡的徐恭慧先生。“我們接過了南京地下黨傳來的接力棒。”提起六十年前的往事，徐老記憶猶新。

　　徐恭慧對記者說：“其實，我最初在浙大的聯係人並不是穀超豪。”

　　1946年，在杭州一家公司做會計的徐恭慧，有感於國民黨當局的腐敗，打算到解放區去。可當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地下黨組織時，黨組織卻不同意。 “他們說，現在不需要白區的同誌到解放區去，而需要解放區的同誌到白區來。黨組織希望我留在杭州進行地下工作。”就這樣，徐恭慧成了杭州地下黨的一員，他的工作是在浙大發展聯係人。

　　徐恭慧告訴記者，當時他弟弟徐恭恕正在浙大讀書，利用兄弟關係，他可以經常去浙大，而不被懷疑。穀超豪與徐恭恕正好住在同一個宿舍。

　　提到對穀超豪的第一印象，徐恭慧用了“智慧”二字。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數學題，弟弟徐恭恕需要做兩個小時，而穀超豪隻要10分鍾就解決了。因為功課好，穀超豪在同學中的威信很高。

　　“他不但功課好，而且非常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徐恭慧記得，當時一個特別困擾穀超豪的問題是“科學救國，還是革命救國”。這也是困擾許多浙大學子的問題。為此，杭州地下黨專門派出理論水平極高的杭州地下黨工委委員方曉與穀超豪談話。徐恭慧記得，那次是他陪穀超豪去與方曉接頭的。“我也不認識方曉同誌，我們按照約定來到電影院門口，手裏拿著報紙。”徐恭慧回憶。穀超豪與方曉聯係上後，徐恭慧便離開了。雖然不知道方曉是怎樣為穀超豪做的思想工作，但自從那次之後，穀超豪心中一直糾結的問題解開了。“他明白隻有建立新中國，科學救國才有可能實現。”此後，穀超豪用自己在同學中的威信，影響了一大批人。

　　1948年，徐恭慧在浙大的主要聯係人徐恭恕、趙槐等同學紛紛畢業，隻有穀超豪留校做了助教。於是，穀超豪便成為徐恭慧在浙大的惟一聯係人。

　　徐恭慧記得，當穀超豪把雷達所抵達杭州的消息匯報給他時，先介紹了雷達在軍事上應用的重要性。“那時，雷達是新式武器，普通人聽都沒聽說過。” 徐恭慧說。而後，穀超豪說，他認識該所技術員張葉明，張思想進步，傾向我黨，可以通過張葉明爭取該所。

　　經過研究，他們決定從三方麵開展工作，首先，加緊聯係張葉明，進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動態；其二，研究雷達所人員的政治情況，分清哪些是反動的，哪些人屬中間派，哪些是傾向我黨的進步分子；第三，進一步摸清該所雷達設備武器的情況。

　　徐恭慧把這一情報匯報給當時杭州地下黨負責人柯裏。柯裏非常重視雷達研究所的事情，要求他們無論如何要阻止該所南逃，並確保設備不被破壞，迎接解放。

　　於是，策反雷達研究所便成為了穀超豪的主要工作。為了不引人注意，穀超豪和張葉明一般都約在校外接頭。通過張葉明，他們了解到，所內的技術骨幹是大學畢業生，他們大多重視技術，對政治不感興趣，思想並不反動，在國民黨節節敗退的形勢下，許多人並不願意追隨國民黨繼續南遷；所長葛正權是一位物理學家，也是有可能爭取的；主要反動勢力是副所長葉彥世，他長期在軍統局主持電訊工作，所內有一批曾在軍統局或其他國民黨軍事單位工作過的電訊人員，但他們人數較少；還有一些技工、學徒、士兵多為謀生而來所工作，也是可以爭取的對象。

　　通過分析所內人員，杭州地下黨製定了“團結進步分子，爭取中間分子，孤立反動分子”的方針。

　　雷達研究所遷到杭州後，已沒什麽業務可做。利用空閑時間，張葉明與所內的進步分子參加了杭州“科時”和“科協”的活動。那時他們參觀了電廠、自來水廠、電信局等一些單位。借鑒其他單位保護物資器材、團結職工的工作後，幾位進步青年在所內成立了應變委員會。

　　最後通牒

　　對於雷達研究所這樣一個新式武器研究部門，國民黨當局自然不會輕易放手。就在所內進步人士積極籌劃保護物資、等待解放的工作時，國防部第六廳廳長錢昌祚突然造訪杭州。

　　原來，看到雷達研究所撤到杭州後，並沒有繼續南遷的打算，國防部大為光火。此次派錢昌祚來是下最後通牒的。

　　此時，葉彥世已經辭官不做，回他杭州鄉下的老家開碾米廠去了。所內的工作由葛正權一人處理。

　　葛正權與錢昌祚私交不錯，雖然雷達研究所受國防部第六廳的直接領導，但無論是軍銜還是在知識界的地位，葛正權都不輸於錢昌祚。葛正權估計，錢昌祚此來也就是勸勸他，不會有什麽實質行動。如果這樣，他就給錢擺困難，仍舊采取拖延政策，看形勢用不了個把月解放軍就能過江。萬一錢昌祚態度強硬，大不了辭職不幹。他知道，他這個中將所長的任免，也不是錢昌祚做得了主的。

　　果如葛正權所料，錢昌祚來所後，看到雷達所毫無南撤的意思，也無可奈何。他隻得以朋友的口吻勸葛正權早點撤退，萬一成了共軍的俘虜，不殺頭也得坐牢。葛正權依計又向錢昌祚擺起了困難，什麽器材多，經費少，運輸工具搞不到……諸如此類。

　　“沒錢”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此前葛正權總以此為借口搪塞國防部南撤的催促。但不久前，國防部

　　給雷達研究所撥了3萬銀元作經費，並指明由寧波銀行支付。但兵荒馬亂，所裏沒有一個人願意冒著危險去取這麽一大筆錢。此時，葛正權拿沒錢作為理由抵製南遷，他的態度錢昌祚已心知肚明。

　　範複禮記得，錢昌祚在離開雷達研究所時，曾召集全所人員開會。也許是知道這是他作為直接領導的最後一次講話，氣氛有些悲戚。麵對無可挽回的局麵，錢昌祚留下一句“各自珍重”，便匆匆告別了。

　　對於這場危機，程嘉鈞在回憶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述，錢昌祚曾以兩萬銀元為誘餌，讓葛正權把雷達運到寧波的軍艦上去。張葉明也曾就此事向穀超豪匯報過，黨要求他們盡量做好葛正權的安撫工作，如果雷達真的運過錢塘江，必要時可聯係浙東遊擊隊，在路上攔截。不過，葛正權顯然已經鐵了心不隨國民黨去台灣了。

　　另一條戰線

　　作為一名科學家，葛正權對政治並不敏感，可他畢竟是國民黨任命的中將所長，他怎麽會如此傾向共產黨呢？在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中，都提到杭州解放前夕，葛正權曾收到一名地下黨員的匿名信。這應當是他決意投奔革命的一個轉折點。但對於這位來自另一條戰線的神秘人物，當事人大都語焉不詳。

　　記者在鄭乃森先生的遺物中偶然發現了這位神秘人物寫的回憶文章。他就是國民黨元老許崇灝的長子、曾為解放軍渡江提供過重要軍事情報的地下黨員 ——許錫纘。

　　1945年底，留學美國的許錫纘回到國內。因為與錢昌祚曾有師生之誼，又是國民黨元老之子，且在美國鍍過金，許錫纘不費吹灰之力便進入國防部第六廳任科長。

　　進入第六廳後，葛正權正好是許錫纘的頂頭上司。因為都留過美，二人相處甚歡。可葛正權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位國民黨元老之子竟然早在1935年便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雷達研究所成立後，錢昌祚指定由許錫纘做雷達所的聯絡工作。此後，許錫纘經常往來於國防部與雷達所之間，對於雷達所的情況了如指掌。

　　此前，在當事人的回憶中，提到雷達所暫遷杭州，往往認為是南京地下黨的努力與副所長葉彥世的小算盤相合，從而促成此事。但在許錫纘的回憶中，卻提到暫避杭州是他與葛正權共同商議後，又報請錢昌祚同意的。一個軍事機構的動向，如果沒有高層的決策很難成行。如果這樣分析，在雷達所暫避杭州的關鍵一步中，許錫纘應該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隻能說，在雷達所遷往杭州這件事上，兩條戰線上的地下黨員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1949年元旦，解放軍準備渡江。在上級的同意下，許錫纘變換筆跡，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給有可能爭取到的國民黨官員寫了20封信。據許錫纘回憶，信的內容主要是動員國民黨官員棄暗投明，保護財產和文件，反對逃台，爭取主動，立功受獎等內容。其中一封便寄給了葛正權。

　　就在錢昌祚給雷達所下達最後通牒前，許錫纘來到杭州看望葛正權。名義上是向葛正權借20大洋，以資生活，實際上是要對葛正權做策反工作。那一晚，許錫纘住在葛正權家，與其徹夜詳談。從賣國投降，到腐化墮落，許錫纘痛陳國民黨的弊政。他勸葛正權不要遷粵逃台。那樣不但個人沒有出路，還會使國家蒙受莫大損失。保護國家財產，等待解放，才是一個知識分子對國家應盡的責任。

　　據許錫纘回憶，當時葛正權便明確表示不會把雷達所遷到台灣去。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兌現了對許錫纘的承諾。

　　葛正權之孫葛德炎向記者回憶，“文革”期間曾有人找到葛正權核實情況。原來，一名曾做過葛正權司機的人坦白，由於看到葛正權對南遷事宜故意拖延，葉彥世曾指使他幹掉葛正權。從沒殺過人的司機接到任務後，整日神不守舍。葛正權以為他是害怕解放軍攻城，便放他回鄉去了。一場殺身之禍糊裏糊塗地躲過了。直到此時，葛正權才知道原來死亡曾離自己這樣近。

　　等待解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在即，解放軍過江隻是一個時間問題。杭州地下市委發出了“反破壞、反遷移、保護城市建設，迎接大軍解放”的指示。在地下黨的直接領導下，杭州20多個學校和10多個重要的工廠、電台和報社組織了應變委員會、護廠隊、護校隊等公開合法的組織，展開護廠、護校活動。

　　此時，雷達研究所內的應變委員會也積極活動起來。張葉明、程嘉鈞等幾名核心成員感到穩定人心和保護器材是當時主要應對的兩個問題。

　　自從遷到杭州以後，國防部隻給雷達研究所發了一個月的薪水。沒有生活來源，人員很快會散。全所100多人的吃飯問題，成為頭等大事。幸好，此時所長葛正權拿出了國防部給雷達所搬遷用的美金，以解燃眉之急。但杭州不能兌換美金，所內公推程嘉鈞和另一名工作人員牛智德一起到上海把美金換成了黃金。這樣全所人的吃飯問題才算解決。

　　有了糧食以後，工作人員們把家屬也接到所裏一起生活。當時還是範複禮未婚妻的楊春愛記得，她也住進了雷達研究所。

　　為了穩定人心，應變委員會提出了“隻要這個所還存在，大家就有飯吃”的口號。就在全所上下團結一心，等待解放時，所裏卻出了內賊。

　　4月21日，解放軍渡江成功，負責雷達研究所門衛執勤的衛兵撤走了。總務組長應寶華不知從哪兒弄來二三十支步槍和一些子彈，組織青年徒工，站崗巡邏。就在此時，有人發現應寶華的弟弟應寶駿竟開著汽車偷盜倉庫中的器材。應寶駿監守自盜的行為，使全所人員非常憤慨。因為，偷盜了器材就等於砸了大家的飯碗。於是，大家剝奪了應寶華的指揮權，成立了軍官護所班，負責全所武裝護所的任務。據程嘉鈞回憶錄中記錄，因為所內多為技術人員，毫無軍事知識。有一次，技術人員錢天一值夜班時被潰敗而來的散兵繳了械，幸而沒出什麽意外。

　　5月3日，在杭州市民的夾道歡迎下，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列隊進城。廣播電台裏傳來了“我軍勝利解放杭州”的新聞。

　　得知消息的程嘉鈞，迫不及待地開著雷達車出去尋找解放軍；正在接頭的張葉明和穀超豪在路上正好看到解放軍進城的身影；而正在家中的徐恭慧看到幾架國民黨飛機在頭頂盤旋，無奈地轉了幾圈，便永遠地向南飛去。

　　當天下午，解放軍接管了雷達研究所。該所除個別人員逃走外，雷達、器材物資、車輛和文件檔案全部保存完好。我國惟一的雷達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成功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國成立後，雷達研究所遷回南京，歸華東軍區航空辦事處領導。1950年4月，雷達研究所擴充了人員和設備，組建成空軍電訊大隊(後改稱雷達第101營)，作為人民空軍第一支雷達部隊，奉調東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來說兩句(3)

責任編輯 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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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聞軍事頻道 2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