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憶想毛主席對外交部的
《九·九批示》
“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
鄒 一 民
43年前的
外交部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重要部門。
外交部絕大多數工作人員是黨員，在地區司、業務司工作的人員基本上都是各種外語人員。他們日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分析國際形勢和各自主管地區的形勢，向中央提出報告和對策，並根據中央指示對外采取措施。平時大家對國內文化藝術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問題了解不多，主觀上也不大關心。除星期三下午為政治學習和星期五晚上（兩周一次）為黨團組織活動外，其他時間都忙於工作。形勢緊張時，有些部門工作白天幹不完，晚上就加班，有時周末和節假日也不休息。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黨中央作出決定，猶如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一樣，大家都積極響應號召。為不影響工作，外交部全體人員都堅守工作崗位，大家利用業餘時間搞運動。根據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家寫批判“三家村”大字報，籠統地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刊登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專欄上的文章，並開會對“三家村”的反黨活動進行聲討。但是，大家都感到茫茫然。對批判“二月提綱”（1966年2月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和 “海瑞罷官”等長篇文章，也隻是泛泛地閱讀，沒有認真地去深入思考。
以陳毅為首的外交部黨委召開全部工作人員的動員大會，要求大家根據《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聯係本單位的實際，采取各種形式，積極揭發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牛鬼蛇神；揭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以及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外交部政治部組織全體人員學習中央文件，召開座談會，領會文件精神。外交部每天下午都被用來召開批判會，揭發問題，書寫大字報，揭露外交部的陰暗麵。人人都爭先恐後地表態，表示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都不願被認為在思想上右傾保守，在政治上落後或站錯隊。外交部全體人員積極行動起來，投身於這場政治運動。大家決心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
姬鵬飛還說，司級幹部被點名的有六十七人，占我們部全體司級幹部一百零六名的百分之六十三點六（63.6%）；處級幹部被點名的七十八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26%)；一般人員被點名的有一百二十六人，占我們一般人員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九(6.9%)。”他說揭發的主要內容有：①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文化大革命。②堅持剝削階級立場，對黨嚴重不滿，和地、富、反、壞、右明來暗去。③濫用職權，欺上瞞下，蠻橫專斷。④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向往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革命意誌衰退。⑤埋頭業務，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學習毛主席著作，使用幹部重才不重德，對幹部隻管業務不管政治，作風不民主，“一言堂”，集體領導差，群眾觀點差。他宣稱，今後鬥爭目標仍是“三個橫掃”（橫掃黨內一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意識），要求學習有關毛主席著作和文件，把運動搞得更深更廣，把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今後仍舊以大字報作為鬥爭武器，同時可以結合開一些小型的會，進行麵對麵、背靠背的揭發，在揭發中進行辯論。
當時大家頭腦裏稀裏糊塗，不清楚炮打司令部是指誰。我們應同誰作鬥爭？要造哪些人的反？但大家仍一如既往地積極響應號召，紛紛貼出大字報，發表各自的政治誓言，“誓死捍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血戰到底”……。大家從實際情況出發，知道什麽就揭發什麽，有什麽意見就提什麽意見。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仍像前一階段那樣有序地進行著。
影響深遠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引起國內外國際友人的關注和參與。建國前就來華工作的陽早、史克（作者注：美國友好人士韓丁的前妻）、寒春、湯普金森等四位美國專家在文革開始後不久一起就外國專家在華的特殊待遇問題寫過批評大字報。北京不少外國專家還紛紛起來造反，成立"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國際燎原造反隊"等組織。與此同時，境外的國際友人對中國外交部提出批評，希望我國駐外機構改變與毛澤東思想不符的“豪華、浪費、奢侈”作風。必須一提的是，1966年8月29和30日，坦桑尼亞朋友和奧地利朋友的兩封來函。這兩封來函在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掀起了一場相當大的衝擊。兩封信都讚揚中國的“文革”，同時對我國外交人員在對外活動中表現出的生活方式提出嚴厲批評。
事實是，1964年4月中國和坦桑尼亞建交後，中國大使館購買當地人稱為王宮式的住宅，後又以巨款購買原屬印度大商人的大莊園，該住宅僅次於當時坦桑尼亞總統的華麗住宅。（1965年6月周總理訪問坦桑尼亞時曾對此提出批評。）中國大使的坐駕是美國林肯牌的，當時是東非三個國家僅有的兩輛中的一輛。（另一輛是美國送給肯尼亞總統肯雅塔乘坐的）。東非報紙數次就中國大使乘坐的汽車做文章。當時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要求本國的政府官員學習中國的“勤儉建國、自力更生“，規定坦桑尼亞官員不得購買超過八百英鎊的汽車。
另一封信是
毛主席曆來號召革命者應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對貪圖安逸的享樂思想深惡痛絕。他老人家看到當時中國官場出現了不健康的跡象和腐敗變質的苗頭，如脫離群眾、官僚習氣、貪圖享受、特權思想等等，洞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擔心發展下去會形成危害人民的官僚權貴階層，會危害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
為號召保持清廉、勤儉的作風並起警示作用，當晚毛主席看過這兩封信後就作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是：“陳毅同誌：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很好，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請酌定。”落款是毛澤東
外交部及其駐外機構很快地雷厲風行起來。外交部運動出現了一個學習和貫徹“九·九指示”的高潮，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則多次受到極“左”思潮的幹擾。
毛主席指示要求先從維也納做起。駐奧地利商務代表處收到《九·九批示》後，代表和副代表在傳達“九·九指示”的當天，研究出馬上可以先“破”的幾條規定，決定：旅差費由20先令改為10 先令，正副代表乘火車由一等改為二等，退掉幾間租用的房子，自己動手在代表處舉行國慶招待會，限製使用奔馳汽車，等等，上報國內。
駐坦桑尼亞大使館接到主席的《九·九批示》後，大使非常緊張，擔心害怕丟掉烏紗帽。他對使館的人說：“外國人貼了我一張大字報。這下子我可完了，中央、部黨委都知道了！”“這次我犯了錯誤，中央可能不讓我當大使了。”然而大使館全體館員聽完外交部通報後，提出使館革命化的措施報回國內。
在過激思潮的誤導下，駐外使領館的一些年輕人也效仿國內某些偏激紅衛兵“破四舊”的做法。他們認為使館內陳設的古玩、文物、字畫等工藝品和傳統藝術品，通通是舊的、封建的東西，屬“四舊”，應一律要砸毀或撤掉，並推崇所謂“群眾外交”。
我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鬧起“四大”，由該館的武官領導一些下級外交官和工勤人員組成戰鬥隊，貼大字報、“破四舊”、批鬥章文晉大使。中國駐埃及大使官邸的花園內原有十多尊精致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還有帶翅膀的天使雕像，都是古羅馬的遺跡。使館的激進分子和一些留學生打著“破四舊”的旗號，將這些雕塑連同底座一起挖出來扔進垃圾箱。在駐在國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的偏激分子砸毀使館內的古玩、文物、字畫等物品，還說統治尼泊爾國家的貴族都是封建領主，主張不理他們，建議大使館要同尼泊爾平民百姓交往。我國駐蒙古大使館專門製作紅底金字的毛主席語錄大型宣傳板掛在對外的牆上。在使館辦公樓大門兩邊的牆上，分別掛著“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和“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兩塊紅色語錄板。在禮堂的牆壁上掛有一塊高
為製止駐外使領館混亂局麵的繼續惡化，1967年
根據國內指示，我國駐外機構多數人員陸續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當時同我國建立外交關係和半外交關係的國家總共48個。同蘇聯、法國、朝鮮、古巴、埃及等46國家建立大使級關係，與英國和荷蘭2 國建立代辦級關係。此外在奧地利、意大利、巴西、智利和黎巴嫩等國建立商務代表處，在香港設立《新華社》香港分社。除黃華（駐埃及大使）外，所有駐外機構的第一把手和過半數的工作人員都陸續回國參加運動。耿飆（駐緬甸大使）、黃鎮（駐法國大使）、熊向暉（駐英國代辦）、章文晉（駐巴基斯坦大使）、何英（駐坦桑尼亞大使）、米國鈞（駐奧地利商務處正代表）等都奉命回國。
在外交部內，
外交部多數人就勤儉辦外交、禮賓改革以及機關革命化等方麵貼出大字報，提出意見和建議。部黨委開會研究後就有關問題當眾作檢查。一些年輕人對部黨委檢查極為不滿，認為部領導對這場政治運動敷衍塘塞、應付差事、態度極不認真，紛紛起來造反，組織革命造反戰鬥隊，進行奪權。
1967年1月外交部造反派奪權後，深受“左”傾理論的嚴重影響，使得外交部一度出現混亂局麵。極端民主化、無政府主義、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泛濫。他們認為，十七年來在劉少奇及其在外事口的代理人——陳毅的把持下，我國某些駐外機構散發著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臭味，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國際形象極不相稱。所以他們采取所謂“革命行動”，企圖“打倒陳姬喬”，即：陳毅、姬鵬飛（常務副部長）和喬冠華（副部長）、揭批陳毅執行“三降一滅” （即向帝、修、反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批鬥各司、局的當權派、籌辦《九·九指示展覽會》等等。
他們貼出關於外交部“修正主義特權階層”的大字報，揭發領導幹部和大使有專門為他們服務的廚師、公務員、理發師、司機；洗澡之前要人給他們洗刷浴缸；大使官邸豪華，使館客廳裏有高級地毯，擺滿玉器雕刻和優質沙發。大使每月工資一千多元，在使館內吃小灶，在國外購買洋貨，看美國電影。大使夫人穿皮大衣、旗袍和尖頭高跟鞋。領導幹部很少參加體力勞動，生活特殊化，小病大養。在醫療方麵，高幹有病，到處找名醫、尋妙藥；一般幹部和工勤人員有病隻能到指定醫院接受治療。大字報認為，“九·九指示”擊中了以陳毅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政治要害，吹響了徹底砸爛外交部修正主義特權階層的進軍號。他們極力主張外事口大破四舊，大破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特權。他們要在國內專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政，在國外要造駐外機構資產階級老爺們的反。他們聲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刮到‘世外桃源’的駐外使領館。外交部以陳毅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已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必將逃脫不了徹底垮台的命運”。
最早采取激烈行動的是總務司房管科的《毛澤東思想‘文革’戰鬥隊》。
外交部奪權派夥同外事口40多個單位的激進組織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大禮堂召開“徹底砸爛以陳毅為首的外交部和駐外使館修正主義特權階層誓師大會”。會議聲討、控訴“以陳毅為首的修正主義特權階層資產階級老爺們奢侈腐化、壓迫工勤人員的罪行”，認為“這個特權階層在生活上腐化墮落，壓迫工人，必然導致在外交路線上執行劉鄧陳的‘三降一滅’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表示要“堅決打倒三反分子陳毅，堅決貫徹毛主席‘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的‘九·九指示’，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徹底埋葬劉鄧陳的‘三降一滅’的反動外交路線，把外事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作世界革命的促進派”。 他們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路線，認為是“三降一滅” 路線，汙蔑外交部是“賣國部“，主張外交工作要麵向下層，工作重心要放在駐在國人民群眾方麵。
外交部奪權派在外交部內也多次召開有關揭發、批判修正主義幹部路線和特權階層大會，控訴、揭發、批判“外交部黨委和幹部司等機構裏的一小撮資產階級老爺們對工農兵幹部、對工勤人員的排擠、打擊、迫害”。說領導幹部“指責工農幹部笨，學不了外文，辦不了外交”；說這是“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反映，必須堅決肅清”。他們認為：“批判外交部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批判特權階層，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任務。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是直接為‘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服務的。而特權階層就是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修正主義的溫床，是和平演變的重要條件”。
1967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一小撮激進分子在外交部少數激進分子的配合下組成百餘人的“揪陳大軍”，在東交民巷30號外交部內部辦公樓（外交部人員開會和貼大字報的地方）對麵的正義路廣場上安營紮寨，製造揪鬥陳毅同誌的氛圍。他們多次衝進外交部的辦公大樓，封堵東交民巷15號外交部對外辦公大樓的大門，幹擾和破壞外事活動。（當時外交部的十幾個廳司局上千餘工作人員分別在東交民巷15號、30號、40號、正義路1號、東單外交部街31-33號和北京火車站站口的方巾巷等處辦公。惟有東交民巷15號是外交部接待外賓的地方。）
由於周總理不同意他們打倒陳毅同誌的主張，他們就想方設法汙蔑周總理保陳毅，甚至用通牒式的語言向周總理拍發電報進行要挾，詭稱“陳毅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得不到解放，你也得不到解放。”
在所謂貫徹“九·九指示”的幌子下，外交部的奪權派籌辦《九·九指示展覽會》，“揭露以陳毅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派妄圖使外交部和平演變，墮落為資本主義複辟的工具”。
這個籌辦中的《九·九指示展覽會》分三個館和一個專題。
第一館：外交部到了何等危險的地步。介紹以陳毅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派長期以來反對毛澤東思想，販賣劉鄧黑貨，推行“三降一滅”外交路線，幹擾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培植特權階層，打擊工農幹部。
第二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決戰——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介紹陳毅等一小撮如何鎮壓文化大革命以及造反派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三館：大立毛澤東思想，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介紹在國外的外交戰士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抗暴等英雄事跡和在國內造反派破舊立新的成績。
一個專題是介紹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內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
1967年8月代表中央處理完《武漢事件》的王力插手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他於
接見時，王力說：“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揪陳的大方向當然對。我看沒有什麽過火的地方”。他又說，“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隻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外交就這麽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
奪權派代表向王力匯報說，“有人批評我們奪權奪過了頭，說業務權是中央的。”
王力說，“這話不對。（外交部）幹部司掌握人事大權不能動，那麽這樣說中央組織部要恢複嘛！？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權嘛！”“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奪權奪了半天沒有多少權，掛了這個招牌，以後監督小組不能隻監督業務。”“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點綴品。”
關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激進分子衝、堵外交部、揪鬥陳毅問題時，王力說，“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麽不可以？！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做檢查，就是可以揪。”“堵了外交部大門，這當然是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誇大、上綱，說的那麽嚴重。”“《紅旗造反團》、《六·一六》（作者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兩個激進組織。）揪陳，到外交部安營紮寨，大方向有什麽錯？一點沒有錯。”
談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作者注：外交部的一個群眾組織）8 月5 日向中央文革和周總理書麵反映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戚本禹與他關於支持學生去外交部揪陳毅的談話時，王力對姚登山等人說，“外交部竟有人告狀。名義上攻擊姚登山，實際上攻擊戚本禹，這不正常。這不是革命勢力，這是保守勢力。我反對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做法，鮮明的反對！”“關鋒、戚本禹同誌的講話是正確的，姚登山同誌傳達是對的，做得完全對，我們支持你（指姚登山）。”王力還強調說“從這封信我們看出這代表一種錯誤思潮，我們認為問題嚴重，找你們來談談。革命不能半途而廢，堅決支持你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王力
頭腦發熱的姚登山憑借王力的威風，到外貿部、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等單位去作報告，煽風點火，在首都北京製造了更多更大的混亂。
從
事前，他們向周總理保證，會上隻提批判陳毅，不提“打倒陳毅”。但北京外國語學院狂熱派的頭頭、大會主持人宋遠利（北京外國語學院激進派的頭頭）玩弄兩麵手法，極力製造“打倒陳毅”的氣氛向周總理示威。當周總理進入會場時，突然從大會堂二樓投下四幅“誓與三反分子陳毅血戰到底！”的巨幅大標語。前排幾十位女學生也展開了“打倒陳毅！”的標語。
激進派發言的內容皆是批判“以陳毅為首的外交部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和“三降一滅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等。會上狂呼“打倒陳毅！”“誓與陳毅血戰到底！”等口號。當周總理一度臨時離開會場時，他們就乘機讓陳毅低頭彎腰，並有個別非理性的極端分子衝上主席台企圖毆打陳毅。由於事先安排坐在台下前幾排北京衛戍區警衛戰士及時上台去保護陳毅，他們的陰謀才沒有得逞，會議一度中斷。
最後大會宣布“批鬥陳毅大會通令”，要陳毅“在十五天之內向外事口無產階級革命派遞交有關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認罪書。”大會主席團還建議中央“停止陳毅的一切外事活動，責令他在家老老實實做交待，接受群眾的批鬥。”
據不完全統計，
最為嚴重的是，
次日，毛主席明確地對楊成武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毛主席還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處理。”之後，周總理決定將王力“隔離”起來，命令他“請假檢查”。自此，王力成了“不自由” 人。
26日外交部在東交民巷30號小禮堂召開批判陳毅小會。陳毅外長到場，周總理有事沒來。開會後不久，北京外國語學院激進派的20多人衝進會場，妄圖劫持陳毅。由於周總理及時幹預，強令學生撤出，警衛戰士安全把陳毅送回中南海。
29日，一些英國民眾到倫敦我國駐英國代辦處樓外抗議示威，報複“火燒英國代辦處”。英國當局派出警特煽動英國民眾對我國駐英國代辦處進行圍攻挑釁，並毆打我國代辦處工作人員。我國代辦處三人受重傷，十多人受輕傷。30日，北京一些群眾到英國駐華代辦處示威，抗議英國警特毆打我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強迫英國臨時代辦霍普森低頭認罪。
9月毛主席從上海返回北京後，外交部辦公廳工作人員王海容（女）向毛主席反映外交部運動。當談到《王八·七講話》時，毛主席評論道，“王力講話是大大大毒草。”毛主席引用了兩句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唐朝羅隱的作品）後來，毛主席對美國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說：“1967 年7 月和 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有少數人是壞人。”
經過三個月籌備的《九·九指示展覽會》原準備於毛主席《九·九指示》發表一周年時出籠。由於這個展覽會誣蔑和醜化中國十七年來的外交路線，批判所謂三降一滅、特權階層和修正主義幹部路線，把在毛主席和周總理領導下外交部描繪得漆黑一團，一無是處，於
1967年9月下旬，外交部開始批判《王八·七講話》、批判姚登山、批判所謂“群眾外交”、清查《五·一六》組織和調查“三砸一燒” 的惡性涉外事件。（ 即
外交部按照周恩來總理的一係列指示，加強了革命組織性和紀律性，對極“左”思潮的幹擾進行了揭發和糾正，積極恢複與修複對外關係。外交工作很快地擺脫了混亂狀態，逐步恢複正常。
文化大革命中除少數人外，參加的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主席和共產黨的無限信任，積極響應號召。奪權的群眾組織由於年輕、狂熱和政治上的幼稚，在極“左”思潮煽動下，往往表現出過激和盲動。此外，文革前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內部矛盾，加上在這場運動中產生的新的內部矛盾，都在“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號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義，一並發作起來。但也確有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家和陰謀家乘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惟恐天下不亂。
從某種意義上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教育領導幹部和一般幹部、群眾自我教育的運動。在革命的實踐中，外交部的幹部得到了鍛煉，提高了覺悟，逐漸理解“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的深遠意義。
附件一：坦桑尼亞朋友來函（譯文）全文
親愛的同誌：
由於帝國主義者和白人殖民者的壓製，在看到你們的成就和你們的著作以前，我們一些受過教育的非洲人一直是沉睡著。當前正在中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是多麽了不起，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很希望跟你們分享創作曆史的光榮並在這裏同樣實行。
我們在這裏街上遇見的中國青年看來生活很樸素。他們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好榜樣。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是在這裏學習我們的語文和在其他方麵援助坦桑尼亞的。我們是多麽高興地見到了中國年輕一代的優秀代表。
但是，幾個星期以前，當我應邀參加中國大使館的一次招待會時，我確實感到吃驚和沮喪，那裏是豪華、浪費、奢侈，充分使人回想起腐朽的資本家的高水平生活。大部分食品是西方的、豐富、花錢的；那些中國菜也不象中國菜，是最花錢的那種，而不是普通的、衛生的、我們所希望的食品；飲料也是威士忌、白蘭地、烈酒或進口的最昂貴的啤酒；甚至香煙也是美國的或和其他外國的。最令人反感的是大使夫人，她穿著昂貴的衣服和裝飾，她追求文雅。我寄上她的兩張照片，它們將給你們一些概念。我們當地的婦女穿著簡單得多和便宜得多的衣服，但是很好，也最適合這裏的氣候。似乎這裏的中國代表機構的整個調子是愛炫耀，每到一處都是乘坐嶄新的大型西德小轎車，坐滿了人，顯示他們的豪華和富有。據我看來，這是不符合文化革命的精神的。我們的一些人對這裏是這樣的不同而感到遺憾。
你的同誌約納丹·穆彪
附件二：奧地利朋友來函（譯文）全文
親愛的同誌們：
讀到關於“紅衛兵”支持你們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為的報道，我們非常讚賞。以你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智慧為基礎的這一曆史革命，對於我們這些致力於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方式和資產階級社會的人來說，是一個鼓舞。但是我們認為因此更有必要提請你們注意，你們國內的革命鬥爭同你們在維也納的商務代表的突出的資產階級舉止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是極不相稱的。從他們的衣著來看，很難（即使不說是不可能的話）把他們同蔣介石的走狗區別開來。精致的白綢襯衫和高價的西服同先進工人階級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稱的。這些代表不僅占有一輛、而且是兩輛麥爾采得—奔馳牌轎車（這種汽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標誌），這難道真有必要嗎？由於這一鮮明對比而引起了維也納人的竊竊私語和嘲諷，使我們聽了很痛苦。這樣的資產階級行為不僅損害了我們的共同事業，而且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們尊敬地並且迫切要求你們把這件事向有關當局報告並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糾正。致以同誌的敬意。
奧地利《紅旗》派的同誌
注一：
姚登山（1918-1998）抗日期間在山西家鄉一帶打遊擊，抗擊日本鬼子，當過遊擊隊長和縣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他調到外交部，先後在我國駐芬蘭、印尼等國大使館任職。文革時，他是我國駐印尼大使館的臨時代辦。1967 年在印尼右派反華浪潮中，他領導使館人員英勇抗擊印尼暴徒襲擊我國大使館。同年4月回國後，他被國內新聞媒體譽為“紅色外交戰士”。周總理原期望他能從積極方麵正確影響和引導造反派，使外交部的運動正常進展，但他卻背道而馳辜負了周總理對他的期望。1967年底外交部揭批《王八·七講話》時，他被隔離審查。1971年被專政機關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撲，在秦城監獄呆了九年。
注二：
外事口《批判陳毅聯絡站》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和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牽頭聯合外事口和首都紅代會的35個單位的群眾組織於
注三：
張聞天（1900-1976）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外交家。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建國後，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1959年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遭錯誤批判，被免職後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