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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貪汙腐化盛行,大清帝國從根子爛掉了

(2009-09-13 00:21:15)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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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汙腐化盛行,大清帝國從根子爛掉了
[日期:2009-04-16]http://www.warchina.com/n75450c8.aspx

1909年9月,澳門。一位67歲的老人正在奮筆疾書,他寫道:“政治關係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查歐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參與政權,於是人民利益擴張,實業發達”,“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這位老人名叫鄭觀應,晚清著名職業經理人和思想家,暢銷書《盛世危言》的作者。他正在寫的,就是《盛世危言後編》的自序。

鄭觀應在他的著作中,對晚清主流的“官督商辦”或“官辦”企業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但是,在他的著作被抬上神壇的同時,時人和後人都不自覺地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國有(官辦)或公私合營(官督商辦)成了萬惡的根源,仿佛工商業隻要一沾“國”字就必死,一粘“私”字就必活。複雜的產權結構和經濟現象,被人們納入了非左即右的泛政治化解讀。
 
1909年開始的宣統新朝,試圖推行政府主導下的有計劃的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對礦山、鐵路等國民經濟的命脈,強力推行國有化:對外高舉民族利益的大旗,以強大民意為依托,從外資企業手中贖買;對內則以效率為號召,以行政權力為手段,從民營資本手中強製、半強製地收回。

這種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看得見的手”,對於凝聚有限的經濟資源,集中力量做大事,無疑是必要和有效的,並且也成為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但晚清的這種國有化,卻被推行同一政策的後世,當作妖魔化的對象和批判的靶子。吊詭的是,在人們熱衷於爭論晚清經濟“姓公”還是“姓私”,或者說“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時候,卻忽視了那個作為前提的假命題:晚清的許多經濟問題,其實與黑貓、白貓毫無關係。將低效、腐敗等,一骨腦歸咎到國有(官辦或官督)頭上,這板子其實打錯了屁股,或至少是過分了。

即使在製約機製最有效的外資企業內(洋行),與公權力多不相關的買辦們,也令洋人們見識了大清特色的腐敗幾乎無孔不入。這些金領級的買辦們,享受著平均1000兩白銀的豐厚年薪,及5-6倍於此的辦公津貼,而當時一畝良田的售價僅是6兩。他們從自己公司的成交額中另抽取1-3%的傭金,甚至可以高達5%。但即使這樣還不夠,他們充分利用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上下其手,兩頭通吃。根據當時的資料,買辦們所賺的錢往往遠高過洋行本身,甚至兩倍於他的雇主,海關一位外籍稅務司就感慨道:“當買辦的雇主完蛋的時候,買辦卻常常發財”。這種典型的“窮廟富方丈”並不能令買辦們的胃口得到滿足,挪用洋行資金做自己的生意,“穿人家的鞋、走自己的路”,幾乎是買辦行業的行規,看似強大的外資在這樣的潛規則麵前隻有低頭默認。

如果說買辦們大宰老外,還可以令我們感到一點點“民族主義”的快感。同樣的利刃切割在內資企業身上,就無疑是令人寒心的。

在公私合營(官督商辦)的企業裏,人們往往注意了“官”的問題,卻忽視了“商”的破壞力在任何方麵都絲毫不亞於“官”。那些為後世景仰的著名企業家徐潤、鄭觀應等,毫無顧忌地貪汙或挪用公款,徐潤動用招商局公款為自己炒賣房地產,鄭觀應則挪用機器織布局公款炒股,當1883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就吃驚地發現了這些平日裏道貌岸然的明星企業家們,正赤條條地在沙灘上裸泳。

官督商辦的企業,畢竟還有官場規則的製約,發現問題後還是能及時處置,盡管有選擇性的執法背後是官場內部爭奪地盤的刀光劍影。那些毫無國有資金參與的民營企業,包括那些看似有嚴格規章製度(如清政府所公布的《公司律》)約束的股份公司,腐敗卻在毫無監督的情況下,令國有企業也自愧不如。“奸狡之徒,倚官仗勢,招股既成,視如己物,大權獨攬,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揮霍如糞土。馴至大局破壞,不可收拾,巨萬資金,化為烏有,甘受眾人唾罵。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於此,於是人人視為畏途。”
在1909-1911年宣統朝總共 17家民營鐵路公司中,幾乎家家腐敗。四川鐵路公司有大量資金去向不明,政府在國有化過程中堅決不肯為此買單,這導致了本渴望著政府資金入場接盤的股東們大為不滿,這一難言之隱成為所謂“保路運動”的主要利益動機,並在各種政治力量推動下,居然將大清的大廈徹底傾覆。

漢冶萍公司由官督商辦改製為私有之後,“其腐敗之習氣,實較官局尤甚”,甚至“督辦到廠一次,全廠必須懸燈結彩,陳設一新。廠員翎頂衣冠腳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賞耗之費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賬內。”這架勢完全是官場的翻版。

更多私營企業主紛紛在官場鑽營,用金錢換取紅帽子,胡雪岩、徐潤、鄭觀應等都是捐班道台,等於在自己的名片上寫上了括號正廳局級。這固然可用自我保護來解釋,而更多地還是獲取政治資源、從而攫取更多經濟利益的主動進取,並沒有被誰強按著牛頭喝水。胡雪岩的政府公關術,至今還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和學習的榜樣。這些無疑是官文化曆久彌新的土壤,而從中獲得既得利益的人們,無疑也是這種文化和體製的堅定捍衛者,即使矯情地在口口聲聲訴苦。

與此同時,新興而欠缺規範的股票市場,成為圈錢的跑馬場,“撐死膽大的”。全社會掀起投機高潮,進一步削弱了本就薄弱的企業監督。梁啟超在《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一文中, 感歎股東普遍的投機心理加劇監管乏力,以投機為動機的股東並未把自己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結合,“人人皆先私而後公,與此種新式企業之性質, 實不能相容。故小辦則小敗,大辦則大敗。即至優之業,幸而不敗者,亦終不能以發達”,“阻公司之發達者,則職員與股東,實分任其咎也。”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則深入分析了大清國公司製中看不中用的“不舉”問題,他說:“夫外洋公司所以無不舉者,眾誌齊,章程密,禁約嚴,籌劃精也。中國公司所以無一舉者,眾誌漓,章程舛,禁約馳,籌劃疏也。”

著名的日本學者型間諜宗方小太郎在1895年就認為,中國的腐敗並不限於官場,而是全民性的。他認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 “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且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國都危了,何況小小的企業和行業呢?

一大二公固然並非大快好省地建設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坦途,但國退民進、花公為私也絕非是提高社會生產率的捷徑。在一個普遍缺乏法治和誠信精神的社會,無論產權結構如何設定,都難以擺脫被異化的宿命。1909年,大清的決策者們在國家複興的迫切命題下,幸運而又不幸地成了“製度”的迷信者,多度地關注了產權的顏色,而非經濟本身的含金成色。其實,即使這些“好色”者明白製度的顏色乃至製度本身並非萬能的,可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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