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英國學者對中印邊界爭端的反思:印度撒下彌天大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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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iv.ce.cn/main/sxqd/200907/03/t20090703_19455833_2.shtml 2009-7-3

二、爭端為何依然未得到解決

　　中國在邊界戰爭中的勝利是完滿的，印度的失敗是絕對的，但是通過其它辦法作為外交的繼續，中國的懲罰性遠征隻取得了部分的、暫時的成功。印軍的潰敗導致對各總部的肅整。隻有一兩個阿諛奉承的軍人保住了他們的前途：印軍回複到由專業人員指揮，曾將它引向前進政策並導致潰敗的政治幹預宣告結束。邊界恢複了平靜，在25年中不再有印軍在西段挑戰性的刺探，或者越過麥克馬洪線。但是政府在外交做法上沒有變化。尼赫魯的立場依舊僵硬，而現在還的確為一種想象中的傷害和背叛感，以及真正的羞辱感所加強。中國使用武力並沒有決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兩項政治目標中的任何一項：使印度回到談判桌來；並向印度人表明，在這種談判前試圖以武力將印度的領土主張強加給中國是徒勞的和在自我毀滅。

　　周恩來與尼赫魯打交道的親身經曆，使他感到頗受輕蔑和令人憤怒。1963年4月他認真起來，終止了總理之間的通信。他指責尼赫魯采取了“一種表明印度根本不打算舉行談判的不誠實的做法”，並以更糟的結尾收場：“如果印度政府由於國內外的政治需要，暫時不準備進行談判，中國政府願意耐心等待”。36年之後，它依然在等待。

　　中國的態度自周恩來在1960年高峰會議上首次闡明以來從未改變。自那時以來一次最為明確的闡述是1981年鄧小平在接見一批印度評論員時簡結地作出的：

　　中國從未要求歸還為舊殖民主義者非法並入侵印度的全部領土。中國建議雙方都在實際控製邊界線的基礎上作出讓步，中國在東段，印度在西段，以使中印邊界問題在一攬子計劃中予以解決。尼赫魯所采取的曾使其政府無所作為的立場。使得逆轉、甚至是調整，都非常困難。除了他自己和其他政治家的花言巧語外，在邊界戰爭期間議會曾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政府——及其後繼者——“收複”全部被中國占領的印度要求擁有的領土。1954年發行的官方地圖是如此充滿信心，以致將印度邊界說成是“牢固和明確的”——而且是不可談判的—一這可以用來作為論據，說明任何與北京的妥協解決方案將會牽涉到割讓印度領土。憲法沒有賦予行政機構割讓領土的權力。因此可以說，在一項條約能得到執行前，需要對憲法進行修訂，而要做到這點，在任何可以設想的政治環境裏都將是極端困難的。因此，即使某一屆印度政府準備迎著政治風暴同北京展開談判以解決邊界問題，這一努力仍然會遇到尼赫魯設置的路障。

　　不過曆屆繼任政府都謹慎和緩慢地跨著步子．同北京走向關係正常化。作為其父尼赫魯貼近繼任者的英迪拉?甘地在1976年將外交代表恢複到大使級。在1979年人民黨政府當政時，當時的外交部長A．B．瓦傑帕伊訪問了中國，在這次訪問後，重新開展了就兩國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的低級別官員的討論，結果是立即在基本矛盾上觸礁——北京建議要談判的內容新德裏認為是不可談判的。盡管這些會議是在激烈的爭吵中進行的，到八十年代中期，關係卻得到穩步的改善。接著在1987年邊界爭端突然再次變得尖銳起來，重新走向武力仲裁，第二輪印度對華戰爭。

　　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樣，陸軍總部的變革將另一位具有“拿波倫情結”的軍人安置在最高指揮的地位。早些時候，尼赫魯的親信考爾將軍，一個低層公關官員，由於總理的偏愛被提拔到崇高而極為需要的參謀局長的職務，接著擔任負有將人民解放軍從印度要求擁有的領土上請除掉之責的軍團司令官。在八十年代，K?森達爾吉擔任了陸軍參謀長，他也是個雄心勃勃的軍人，但是同考爾一樣．在其履曆上沒有戰鬥的經曆。他擬定了一個印度式的魯登道夫計劃．期望出現一次能讓印度利用其軍事優勢使巴基斯坦淪為一個“斷了脊梁的國家”的機會。

　　1986年印度在巴基斯坦邊界實施了直到當時為止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黃銅平頭釘行動 ——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其目的是“製造一種巴基斯坦將被迫進行攻擊的局勢”。森達爾吉沒有得到將其計劃付諸實施的機會，因為巴基斯坦政府鎮定自若，不為挑釁左右。於是他轉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將陸軍的重力轉到在麥克馬洪線地段針對中國。

　　東段的局勢通過另一次爆發的也許可以被稱作是以第一次邊界武裝衝突的地點命名的“朗久綜合症”而變得再次燃燒起來：印度人堅持有權進入麥克馬洪線以北的那些他們認為當地地形說明麥克馬洪將線畫得太過靠南的地區(他們從來沒有發現他將線畫得太過靠北的地段)。正如自1959年以來所證明的和在1962年10月斬釘截鐵地回答那樣，中國不允許這種單方麵調整，總是勇敢地麵對它們。然而在 1985年，當春天冰雪融化，印度人的巡邏季節再次開始時，特別服務局(SSB，1963年成立的一個邊界偵察和情報機構)派出了一個分遣隊。在桑德洛河 (The Sumdarong Chu)上建立了一個觀察哨所。那個地點使哨所對中國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後的軍事部署一覽無遺；而且這個新哨所不僅是位於地圖上所標明的麥克馬洪線中國一邊，還由於它曾是邊界戰爭的爆發點因而是個具有特別意義和敏感的地區。

　　1962年人民解放軍單方麵撤軍時提出的條件規定：

　　在地圖上標明的麥克馬洪線、不丹邊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間三角地帶的領土要成為非軍事區，並且保留“反擊”的權利，如果印度進入該地區。

　　然而，中國人對新哨所的建立沒有立即作出反應，直到冬天降臨時特別服務局分遣隊撤離前它未受到挑戰。在察看撤走的地點時，中國人注意到已經開始工作要把這個地變成一個長年性的哨所：他們摧毀了那些結構，並建立了自己的哨所，還開辟出一個直升機場。在1986年7月特別服務局的人員返回要重占陣地時，他們發現中國人已牢牢地把守在那裏。中國人預料到的那些言詞很快地披露給新聞界，官方發言人同往常一樣將它說成是未經挑釁的對印度領土的入侵；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譴責中國故意派出軍隊越過麥克馬洪線。中國人在桑德洛河地點先發製人和不讓印度占有它一事被森達爾吉將軍利用來作為陸軍必須采取行動的一次挑戰．接著一次新的演習，獵隼行動，在一次例行的地圖演習棋盤行動的基礎上被很快組織起來．後者原來曾計劃大約在那個時候實施。獵隼行動是要同中國對抗以在其邊界顯示巨大的進攻力量，如黃銅平頭釘之對巴基斯坦一樣。

　　1987年初印度陸軍逐漸收縮黃銅平頭釘，開始從西向東和從南向北部署重兵。作為開端，三個步兵師，盡管由於它們在黃銅平頭釘中擔任的角色弄得緊張而疲勞，還是穿越印度被調往麥克馬洪線地段。到1987年4月，印度軍隊已以巨大的兵力據守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陣地，在那裏其幾個營在邊界戰爭開始時曾被打垮過。印度人在桑德洛河建立了兩個很強的威脅中國哨所的尖兵哨，中國人立即在距其7至lO 米處部署與其對峙。印度人在七個分得很開的尖兵哨所，都跨過麥克馬洪線向前作了少許移動，這立即引起中國人的反應，形成對立的兩軍之間的緊貼接觸對抗。於是，森達爾吉放棄了交火。

　　到此時為止，印度陸軍經過幾十年的重新武裝和擴軍，與1962年勉強集中起來要將人民解放軍從其在塔格拉山脊居高臨下的陣地上趕走時的裝備不良、衣著單薄的軍隊大不相同，後來盡管有牢固的防禦陣地，但是由於將領無能，沒有進行戰鬥即告崩潰。現在印軍不僅對在這種地形中作戰很有準備．裝備精良，而且有多條公路通達靠近關鍵的邊境地區．並有大量的運輸機和作戰直升機提供給養和支持地麵攻擊。在演習的高峰時，印度部署了12個師和好幾個附加的獨立旅來反對東北方麵的中國人。印度空軍的地麵支持和戰鬥轟炸機都被調到阿薩姆和北孟加拉的機場：據來自可靠的消息來源說，有5個空軍中隊。

　　森達爾吉將軍的計算是，如果中國人象他們1962年所幹的那樣被招引作出反應，使用輕裝步兵開展迅速移動，猛烈打擊掃蕩周圍的印軍陣地，他們可以被從準備好的防禦基地進行攻擊的優勢印軍所製止、包圍和消滅——一種被森塔爾吉稱為“圍殲”的策略。如果中國人以武力作出反應，他的戰略還要求對西藏實行有限的反攻，伴隨著印度空軍對步兵起支援作用。必要時擴展到確保製空權，轟作中國在西藏的空軍基地。森達爾吉的戰鬥方案似乎以越南成功地抵抗中國的入侵作為範例：不久前他曾率領一個印度軍事代表團訪問過河內。

　　然而，中國人並沒有象他們在1962年所幹的那樣作出反應。他們對西藏大大地進行了增援．包括來自成都和蘭州的野戰軍，伴隨著戰鬥轟炸機和適於在高原上行動的戰鬥直升機。北京的領導人無疑知道在新德裏官方圈子裏所表達的觀點——公正地說，是在他們異常偏激的時候——即印度應當將其邊界推到藏布江，因此慎重行事。5月間，北京正式警告印度它堅持“侵略”的嚴重後果。當時未經證實的報道說，印度陸軍計劃並準備以一個師的進攻來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區的中國人；但有兩次，據這些報道說。在最後一分鍾撤銷了攻擊令。此種行動無疑會重新點燃一次全麵規模的邊界戰爭，或許有更嚴重的事情；但是在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情況下，北京沒有被一些刺耳的話挑動起來進行報複。

　　印度政府將這次對抗看作是中國借故生端侵占無可爭辯的印度領土的另一結果的說法淹沒了北京比較真實的陳述，猶如曾經匆忙走向邊界戰爭時發生的那樣。但是考慮到這一對抗的潛在爆炸性，令人吃驚的是在國際上卻很少公開對此予以關注。然而．衛星觀察使華盛頓可以看到所發生的一切，行政當局從大約1987年3月起便密切地注視著局勢的發展。看來美國人在4月間中國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尚昆將軍訪美時向他提出了此事，引起的反應是：盡管中國要求和平解決問題．如果印度堅持在邊界沿線進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將不得不作出反應。這使華盛頓的官員想起鄧小平在去年10月當時的國防部長溫伯格訪問北京期間對印度所進行的激烈批評，據《遠東經濟評論》消息十分靈通的通訊員稱，當時鄧“指責印度不斷蠶食中國領土，並說，如果不停止這種行動．中國將不得不‘教訓一下印度’”。在1987年3月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去北京時，鄧再次就印度行動的潛在後果發出警告．並勸告美國政府考慮美國計劃向印度提供高技術防禦裝備在印度的各鄰國所造成的憂慮。

　　美國人全然不喜歡看到任何一種情況。在印度與中國發生爭吵中華盛頓的最高希望(和最深遠的計劃?)得到滿足的歡欣鼓舞的日子早已過去了。現在此類衝突不符合美國的政治和戰略利益。可以有把握地設想，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得到過這樣的通知。從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在此之前即清楚表明，蘇聯希望看到新德裏和北京之間恢複良好的關係，自己還采取了為開始解決同樣棘手和顯然難以處理的中蘇邊界爭端所需要簡單的——但有預兆性的——步驟。


　　1987年夏末對抗以驚人的速度緩和了．這一巨大逆反大概反映了印度總理或內閣在回應美國的警告中對權威的一次過時伸張。新德裏在其聲明中把調子放低了；還接著伸出一個橄欖枝：尋求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北京的邀請。

　　沿麥克馬洪線對立兩軍的地方司令員之間的會見得以安排。這導致在某些地區的脫離接觸。然而在塔格拉山脊的4個哨所眼對眼的對抗依然如舊。在整個東段，印度陸軍仍將兵力部署在前進陣地上，森達爾吉學派的另一位將軍在1995年發表意見說，這使其部隊“自他們1962年正是在這些山地上受辱以來第一次在鬥誌上勝過了中國人”。此後不久森達爾吉的任期結束。他退了休．但強調說：他曾提出挑戰，而北京對它的反應被動，這恢複了印軍在1962年喪失的鬥誌，“將其尾巴再次翹了起來”。

　　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對北京的訪問並沒有出現什麽突破，但是正在進行的邊界問題的討論被提到較高的級別。兩年後李鵬總理對拉吉夫?甘地進行了回訪。就邊界爭端來說，這次高峰會見還是沒有提出什麽可以顯示的東西，但是在幕後卻取得了進展，因為在甘地的訪問後，印度方麵的做法有了變化，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也是在官員一級。變化的一個因素也許就是森達爾吉玩弄邊緣政策的餘波。將也許6萬人的部隊(有些估計認為人數要翻一番)部署在位置遙遠、條件極為艱苦的邊界沿線．給國防預算造成了沉重的負擔，並對士氣有破壞作用。但是單方麵撤退部署在中國邊界上的大部分部隊，甚至對其作出有意義的減少，都將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家<和反對派作為退卻和投降而對政府進行攻擊。如果要糾正印度的緊繃的和被歪曲了的軍事態勢，那就得在同中國簽訂一項提供相互對等的協定的掩護下進行。

　　接受北京40年長期有效的老建議，開展目的在於劃定邊界並接著聯合將它們標定的談判，在新德裏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能悄悄地繞過尼赫魯拒絕維持邊界現狀的立場，某些官員好象作過論究。陸軍的苦境便能得到解決；在邊界上的實際控製線如果在幾十年或幾代人期間不予觸動，最終也許在印度被認為是可以進行談判的。但是，認識到企圖同中國達成允許使軍隊脫離接觸的協議帶有高度的國內政治風險，所以不得不謹慎地、試探性地進行處理因此作為第一步，外交部放出了一個試探氣球。

　　1991年7—8月，中國的副外交部長齊懷遠訪問新德裏，與一些官員進行了會談，接著會見了總理v．P．辛格。在齊離開後，印度官員向外交通訊員暗通消息說．會談取得了突破——根據達成的一項協議雙方將保持中印邊界的現狀。這一泄漏展示在 9月2日的精英集團的布告欄，即各主要英文報刊上。這一協定並沒有使人想起，用尼赫魯的說法，其含意是有效放棄了印度對阿克賽欽的要求：這條新聞被政治家和報界平靜地接受了，甚至以滿意的心情。但是事實上聲稱達成了一項維持現狀的協議是虛假的。

　　在會談中一致同意的全部內容是促進在邊界上對抗的兩軍之間通訊的各種措施○36。但是試探氣球沒有引來敵對的火力必定鼓勵了散布這一消息的印度官員去堅決推進，去努力使陸軍能脫離接觸，並在走向邊界問題解決的漫長道路上邁出第一步。

　　這些努力在前外交部長P．V．納拉辛哈?拉奧成為國大黨政府的總理時得到加強：他可能感到比其緊挨的幾屆前任政府有更多的活動自由，因為國大黨在1988年決定，印度應當在“相互利益”和“對兩國人民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基礎上同中國尋求一項解決辦法。再者．一位閱曆很廣而活躍的外交家J．N．迪克西特出任外交秘書，集中注意並給予外交部派往北京的觸角以新的推動。到1993年6月，已與中方擬定了一個初稿。總理批準它作為預定9月高峰訪問期間要在北京舉行的最後討論的基礎；但在間歇期間，他和迪克西特召開了一係列會議，向政治領袖們說明了政府這樣做的理由，並解釋說，達成一項協定符合國家的利益。得到了批準，甚至從反對黨方麵——而且堅持在這一過程期間不要向外泄露，這次也得到遵守。結果，在北京會談結束後宣布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界實際控製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時，公眾感到吃驚。

　　該協定三頁九條。是一個示範性文本．簡潔而明確。熟悉中印爭端過程的人沒有人在閱讀它時不會聯想到，如果1959年尼赫魯政府同意了周恩來的正是這樣一個維持現狀協定的主張．該會避免了多少<衝突和破壞。對印度方麵來說緊要的段落，一個也可使尼赫魯得以解放的段落，是防止誤解的說明：“提到實際控製線……不妨礙(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各自立場”。

　　總之．協定作了如下規定：

　　——雙方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

　　——雙方嚴格遵守和尊重實際控製線。

　　——在實際控製線上的兵力將減少至“與……友好睦鄰關係相適應的水平……”。

　　——雙方將建立一個加強的工作組研究如何實現這些目的。

　　納拉辛哈?拉奧對政治基礎的仔細準備產生了效果，在印度沒有發生反對該協定的叫喊。這在實際上在不事聲張中消除了尼赫魯邊界政策的兩個支柱之一。

　　這個協定象1954年協定一樣在開頭引用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注意將沿邊界線的危險摩擦排除在爭端之外，開拓中印緩和的道路．順便使印度陸軍得以在戰略上重新部署。但是障礙存在其執行之中，因為執行得從協定的實際控製線的確切走向開始。印度方麵堅持要保留在森達爾吉的冒險主義演習期間取得的在戰略上沒有意義的小片領土，這意味著執行變成了一個令人煩惱而拖長的過程；現在這個過程依然在繼續著。

　　在1993年的高峰談判中雙方都認識到：協定此後要抓緊的第一個任務必須是使在桑德洛河附近危險地近距離對峙的4個哨所脫離接觸。中國開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印度人應當首先撤(這樣便使得原來作出反應的中國哨所成為多餘，然後讓它們撤走)。北京爭辯說，所有的哨所都清楚地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因而處於有爭議的領土之外，在中國本土上。但是在印度方麵看來，根本沒有什麽“有爭議的領土”，印度所主張屬於印度的，便是印度的；因此不可能有什麽由印度部隊啟動從桑德洛河的4個哨所脫離接觸的問題。中國人必須首先撤退，以此承認有關的領土是印度的。在1995年8月在新德裏舉行的工作小組會議上達成了妥協——相互同時撤軍。

　　被當時任印度外交秘書的薩爾曼?海達爾歡呼為“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步”的這一協定的迅速宣布，並沒有象前幾次那樣被平靜地接受。在印度的政治意見中。言詞和良好的願望是一回事，撤軍，那怕是從一丁點的領土上撤軍，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個協定及其隨後的從桑德洛河附近的兩個印度哨所的撤退受到一些政治家和記者的強烈批評。一個最溫和的典型是一位前任外交秘書A．P．文卡特斯瓦蘭的的抱怨，他認為這個協定是印度“俯首屈從、放棄優勢而沒有確保一種補償……”。沒有後繼的從前線陣地上的有意義的脫離接觸，盡管有報道說有大量的印度部隊從中國邊界調往巴基斯坦。

　　1996年12月，又一次在新德裏，進一步簽署了一個在實際控製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在這個協定中雙方承擔義務不進行攻擊，並采取措施減少或限製其在邊界地區的軍事力量。對軍事演習的規模和地點製定了限製，並對迅速的通訊聯係作了規定。在由於對實際控製線的定位出現不同看法而引起對峙時要求自我克製，並要加速對實際控製線的澄清和確認的過程。為此目的而召開的例行會議繼續舉行，但它們已從原來求得漸進的戰略性脫離接觸而不妨基本的邊界要求的目的轉向，回到爭端的核心——哪些領土屬於哪方?

　　情況就是這樣，如瓦傑帕伊總理在寫信給克林頓總統為其政府的核試驗進行辯護時所說的，中印邊界爭端依然沒有解決。的確，它距離解決，甚至距離談判仍然很遠。最近印度政府的多位部長公然把中國稱為主要的戰略敵人表明：納拉辛哈?拉奧行政當局在實際控製線上實現安定的意圖不適合占統<治地位的印度人民黨的想法，並且暗示隻要它在當政，就有可能在邊界上出現新的對抗。因此，對中印邊界爭端的反思確認：首先，它(不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除非印度政府方麵通過無理性的政策製定予以創造；第二，在邊界戰爭前及其後的幾十年裏沒能解決邊界問題，責任在印度；第三，是印度的政策將一個在外交上僵持的爭端推向戰場——而且，如果繼續，還可能重演。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邊界戰爭看來是減少了，甚至是無足輕重了。但是衝突卻不僅對印度和中國，而且也對整個國際社會有著深遠的和有害的影響。假若尼赫魯能表現出緬甸的吳努那樣的智慧和政治勇氣，並且象他那樣，大約在1959年，同北京談判出一個相互滿意邊界解決辦法，並以一個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條件簽署了它，世界政治該將會出現多麽不同的情景。那麽，中國就不會遭受衝突和印度誣陷帶來的僧恨，代之的是其國際威信的極大提高。北京占有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也許會提早好多年。印度可能不會走向導致巴基斯坦 1965年戰爭的擴軍備戰。中美關係可能早就得到修補．並很可能對華盛頓對越南的做法產生影響。還有，印度的核試驗的唯一借口自然不會存在——不過那時，事情就成為雙料虛偽，因為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自獨立後不久以來，即一直保證要使印度擁有核武器。
（責任編輯：景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