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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1959年斯特朗赴西藏采訪

(2009-09-01 21:40:34) 下一個
zt 1959年斯特朗赴西藏采訪

作者:王起秀

百年潮



  1959年8月,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為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關注。為了讓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情況,回擊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造謠誣蔑,根據中央指示,人民日報社組織了11個國家的19位記者、作家和廣播電視的工作者,以及1名人民日報社記者對西藏進行了采訪。在記者團之中,就有美國著名進步女作家、記者、已73歲高齡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也是記者團中年齡最大的成員。中共中央很關心斯特朗,周總理再三誠懇地勸她不要去西藏,但斯特朗堅持要對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進行實地考察采訪,以自己的親眼所見,客觀公正地向世人報道。為了保證記者團的平安和健康,中央有關部門通知他們都要進行體檢。經過檢查,斯特朗的血壓和心髒完全符合要求,醫生在體檢表上寫道:“在有特殊的安排情況下,可以進藏,切忌過度疲勞。”據此,中央最終同意了她的要求。為保證斯特朗安全,中央有關部門特地為她配備了一名叫曹芳芳的英語翻譯兼生活秘書,並給記者團配備了一名醫生。陳毅副總理還專門給西藏工委發去電報,要他們絕對保證斯特朗的安全。
  
  飛赴拉薩
  
  記者團先坐飛機到了西寧,再轉機到拉薩。8月21日,飛機在海拔4300米、位於拉薩西北的當雄機場降落。身材高大、滿頭銀發的斯特朗走到飛機出口,向前來迎接的人們打招呼,執意不要人攙扶,自己走下舷梯。她走路很穩健,並不覺得有多大的高原反應。當走到機場休息室時,看到為她準備的氧氣筒,她笑著說:“我不需要氧氣,我還要在這兒跳舞呢。”說完就舞著手,翩翩地旋轉起來,人們為之驚歎,一位70多歲的老人,能在海拔4300米的高處跳舞,著實不容易,出人意料。後來在醫生和曹芳芳的勸說下,她才坐下來休息。看來她雖年逾古稀,身體可真不錯。

  為了讓記者團適應高原的氣候和生活,西藏工委接待委員會安排他們在招待所休息了幾天。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對這批進藏采訪的記者、作家非常重視,對他們的住宿、飲食、旅行、安全和采訪活動都親自過問和檢查,並專門派醫生跟隨。他曾幾次到招待所看望斯特朗,詢問她的身體健康狀況,並囑咐工作人員好好關照她老人家。斯特朗住的房間向西能看到布達拉宮,白天有充足的陽光,很舒適,屋內除了睡床外,有沙發、椅子和寫字台,很便於她寫作。在這幾天裏,她逐漸適應了拉薩的氣候,呼吸順暢了不少。

  一天上午,張經武舉行記者招待會,向記者團介紹西藏的情況,並特為斯特朗配備了一張床和一個大氧氣筒。招待會進行了3個小時,張經武係統地介紹了西藏的曆史、社會、宗教、平叛改革和中共在西藏的方針政策等各方麵的情況,也談了以後的安排打算。
  斯特朗一直伏案揮筆記錄。當張經武介紹西藏民主改革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貴族實行贖買政策時,她問一個貴族可拿到多少贖金,工作人員告訴她有40多萬人民幣。她覺得還沒有說明問題,又問:“按照那個貴族全家目前的費用,不降低生活水平,可以用多少年?”工作人員計算了一下,回答說:“60年!”斯特朗點頭笑了,用英語連說了兩聲:“60年好!60年好!”

  招待會結束時,張經武的話音剛落,斯特朗手中的筆“吧嗒”一聲突然落在桌子上。由於缺氧和過度勞累,她昏厥了過去。張經武立即指派醫務人員,將斯特朗扶到醫療室的床上,為她輸氧治療。半小時後,斯特朗蘇醒過來。當她睜開眼睛後,看到張經武守候在她的床邊,非常感動,好大一會兒說不出話來,緊緊握著張經武的手說:“張代表,你工作這麽忙,還一直坐在這裏照看我,謝謝你!”張經武緊緊握著她的手,一再囑咐她要注意身體,多保重。
  
  采訪西藏的上層官員及農村
  
  斯特朗首先采訪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倫之一、1950年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並與他有過多次接觸。采訪的內容比較多,有西藏的曆史,西藏宗教發展的曆史,達賴與班禪的關係,也談到阿沛本人對平叛改革的看法和他自己的情況。
  阿沛·阿旺晉美介紹說:在中國元朝忽必烈當政的時候,西藏就納入中國版圖,承認中國的統一,西藏由中國中央政府管轄,曆代的達賴與班禪的轉世靈童都要經過中央政府的批準和冊封。十三世達賴曾提出所謂的“西藏獨立”,但未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中外也沒有承認過,西藏上層大部分人都不承認那個“獨立”。西藏是中國的組成部分,這是事實,事實是無法掩蓋的,西藏與中央談判的“十七條協議”就是證據。昌都戰役後,達賴跑到亞東,想隨時逃到國外。美國人讓他逃到國外去,而英國人則勸他回拉薩,在西藏可以施展權力,他們認為達賴好比是一個“雪人”,西藏便是一塊雪地,沒了雪,雪人也就溶化了。1951年解放軍接管西藏不是侵略。

  阿沛還批駁了達賴所謂的“十七條協議”是在刺刀下被逼迫簽署的說法。他說,中央遵守了“十七條協議”,是達賴沒有執行。昌都地區劃歸西藏後,成立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這是件大好事,是走向區域自治的準備。人民解放軍到了西藏後,幫助建設西藏:1951年至1957年,修了三條公路,中央花錢買了私人土地,給修路工人發工資,修建了醫院,興辦了學校,建設農場,發放無息貸款,發放農具。對中央所做的這些好事,上層一些人還造謠。民主改革也遇到了藏族一些上層貴族設置的困難。中央對西藏平叛行動成了西藏曆史上一道分水嶺:即1000多年的封建農奴製與即將來到的社會主義的分水嶺,西藏將走向社會主義。平叛不是什麽民族衝突,叛亂顯然是農奴主叛亂分子預謀策劃好了的,準備從這場戰爭中,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

  阿沛的家原是個大貴族,家在太昭,擁有4000平方公裏的土地,有2500多名農奴。她問阿沛對民主改革的看法:對於推翻農奴製,貴族們將采取什麽樣的態度,你自己將怎麽辦?
  阿沛說:30%的貴族支持中央政府,反對叛亂,他們是進步派,認識到封建農奴製是落後的。為了西藏的未來,必須推翻農奴製度。中央政府對未叛貴族采取贖買而不是沒收的辦法,妥善安排這些貴族的出路。對叛亂的貴族要沒收他們的莊園。對待民主改革,即使是進步貴族也是有些疑慮。對此,中央政府正在做工作。中央政府準備給西藏1億多美元做贖金。贖買了貴族財產後緊接著就是在農奴中進行分配。這個問題很複雜。他自己估計,政府將出八九千萬元贖買他的莊園。這筆錢將夠他的兒女們吃用幾十年,不僅會養大孩子,還會養大孫子,可用到孫子受了教育成家的時候。政府的政策是不能讓任何一位忠誠的貴族在經過改革後,在生活上受到委屈,降低生活水平。

  阿沛告訴斯特朗:他已經在自己的莊園內實行改革。因為工作忙不能回去,便特地從其莊園的管家、小地主、農奴中選出15位代表,把他們召到拉薩,向他們詳細講了改革的事和中央的政策,同他們一道製定出一套改革莊園的辦法。

他還清點了土地、牲口及農具,為下一步的贖買做了準備。改革的第一個任務是廢除農奴製度,因此阿沛解放了他原有的朗生(奴隸)。他說解放了朗生這還不夠,還必須給他們土地、房屋、吃的、種子和農具,否則他們會餓死的。阿沛為此感到光榮,他打算在西藏做一個民主改革的榜樣。

  隨後,斯特朗又采訪解放了的官員拉魯。他也是一位大貴族,曾是噶廈政府的噶倫之一。但他和阿沛不同之處是他參加了叛亂。拉魯對斯特朗講了叛亂的發生和平叛的經過,及西藏人民對叛亂和平叛的態度。他說,他在拉薩發生叛亂時沒有選定好立場。叛亂和平叛使人民有了比較的機會,人們的立場在比較中選定了。叛亂者的所作所為和中央實行的平息叛亂的方針政策和做法教育了人民,使他們毫不猶豫地做了最終的選擇:支持平叛,認識和恨透了過去的製度和苦難,並充分感受到如今是多麽的自由。

  斯特朗很關心西藏的婦女問題,也很想了解西藏上層婦女的情況,便采訪了阿沛的夫人才旦卓嘎、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的夫人和十三世達賴的侄兒朗頓的夫人。阿沛夫人說:這幾年有不少貴族到內地參觀了不少地方,親眼看到了現代化生活的方便和好處,對他們的影響不小,所以進步貴族婦女渴望改變舊的生活方式和觀念,想和內地一樣過上新生活。1951年後,看到並知道了今天的中國所有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婦女和男人也是平等的。我開始學文化,增加見識。然後我們成立了愛國的婦女組織,現在我再也不想按以前的生活方式生活了。過去婦女不能學習文化,更不允許談論政治,一直到1951年漢族同誌來到了拉薩,我才開始學習文化,才有了政治觀念,關心西藏的大事。

  斯特朗問她們三人:“以前想沒想到西藏不是中國的組成部分,想沒想到‘獨立’?”她們共同的答複是:“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從來也不介入政治討論。”但是在1951年後,從曆史教科書上學習到西藏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與祖國相連接,她們認為這是很好的事。西藏那些談“獨立”的人總是和外國某些勢力有著聯係。聽到這裏,斯特朗得出一個看法:看來她們正以積極的態度麵對西藏今天這個新社會,她們對中央的忠誠會隨著新社會的到來而不斷增長。

  斯特朗和記者團不僅在城市裏訪問,還到農村裏去采訪,這是他們著重要參觀采訪的地方。他們坐汽車到了拉薩東麵的一個叫蔡公堂的鄉。這個鄉的人們高高興興地歡迎他們。記者們下了車以後,老人們特別是老年婦女們爭著握斯特朗的手,小孩子們第一次見到外國人,在他們周圍歡蹦亂跳。翻譯告訴他們,以前很少看到這種情況。

  他們見到了農會主席普布(原是個農奴),鄉農會委員彭措(原是個家奴),還有旺多(還俗喇嘛)。這個鄉共有329戶人家,1172人,有地7923克(1克相當於1畝)。其中有貴族13戶,參加叛亂的有4 戶和5個寺廟。貴族晉美是當地叛亂的組織者,已隨達賴跑到印度。聽了翻身農奴的介紹,斯特朗弄清了,在農奴製度的情況下,農奴有三種人:一是“差巴”,以給貴族出勞役來償還地租,以此為生,這是最早的農奴階層;二是“朗生”,就是奴隸,是奴隸製的產物;三是“窮堆”,他們以大部分收成交付地租,這種情況顯示農奴製的開始解體,是一種朦朧的自由民的興起,但不像內地的佃農。他們都是農奴製社會最底層的人,依附於三大領主,生活很貧苦,每天都在生死線上煎熬掙紮。以前在西藏,農奴沒有主人是無法生存的。逃出來的農奴必須要找新的主人。如果被原主人發現會把逃者帶回原地,但如果保證向原主人繼續繳納人頭稅等,也可以留在新地方。

  聽完了彭措等人的介紹後,他們又分頭去農民家采訪,了解領主莊園對農奴壓迫剝削的情況。斯特朗到了農委會副主任德吉 (女)家,她原是個朗生,她對斯特朗談了她當朗生的苦難。她說:多虧了共產黨,我才坐在這間房子的卡墊上。過去我們頭上有太陽,但那是領主的,如今天上有了我們的太陽,就連我這麽大的歲數的人(41歲)也開始受教育了。她前年被選為觀察員,到拉薩出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會議,和那些貴族坐在一起,開了 21天的會。“我感到真正翻了身,翻身農奴的地位提高了。”她說完向斯特朗笑了起來。當斯特朗問她現在的日子怎麽樣時,她說:托共產黨的福,我們過上好日子了,我們可以用無息貸款買的種子種地,再不用送禮去求貴族了。斯特朗認為德吉是天生的一本教科書,她的經曆很苦,知道的也很多,能說出西藏人的心聲,能用激情、詩情和熱情反映出西藏人民的要求。

  拉薩的8月底9月初,正是青稞和麥子的收獲季節。斯特朗看到了蔡公堂翻身農奴秋收的情況。農民心情愉快地收割莊稼,收割速度之快,她走路都有些跟不上。她問一名叫羅布的農民:你們期望打多少糧食?他說:今年這裏糧食長得很好,每克種子可以打11克糧食。他講了過去和現在的不少情況。對他來說,現在的生活非常不錯了,下一年的收獲季節將更好。斯特朗也為這位高興的農民而高興。

  記者團又到了拉薩東麵的洛卡和塔工(林芝)采訪,這兒的土地已分完。林芝的農民對斯特朗說:“今年真是個好收成,像今年這樣的情況,以前也有過,但太少。十有九次的收成都不怎麽好。如今我們站起來了,所以獲得了大豐收。”她看了和了解了這兒的情況後寫道:人們一旦擁有了自己的那塊土地,就能煥發出極大的勞動熱情。

  林芝有個叫拉姆的婦女還給斯特朗唱了一首歌:過去我們是一棵小樹,貴族用刀砍它的枝,寺院用刀砍它的幹,噶廈用鍬鏟它的根。徭役是刀也是斧,扒了樹皮剁樹芽,小樹也就把命喪。如今人民是棵大樹,樹根深入窮人的心,沒人再敢砍它,共產黨澆樹樹長青。
  采訪中,斯特朗還知道了西藏流行的一首民歌:達賴喇嘛的太陽照貴族,毛主席的太陽照人民。如今貴族太陽落,換來人民太陽升。
  
  訪問大昭寺,參觀布達拉宮
  
  斯特朗經向人尋問得知,她赴西藏前曾在北京采訪過的藏族姑娘娜西已經回到大昭寺工作。她要去大昭寺看看,也很想見到娜西。娜西也知道斯特朗要來,她們在大昭寺門口熱情地見了麵。娜西參加了一個工作組,在大昭寺進行民主改革工作。引薦斯特朗參觀訪問大昭寺的是該寺的平叛委員會主任阿旺米珠等二人,她了解了他們二人的身世,以前都是下層的貧苦喇嘛。

  斯特朗問他們:“大昭寺參加叛亂了嗎?”
  他們說:“參加了。”
  斯特朗又問:“佛教是以慈悲為懷,怎麽這寺裏也搞起了叛亂?”

  阿旺米珠說:“寺廟裏的上層喇嘛活佛、堪布從來不對下層喇嘛慈悲,有的是壓迫和剝削,下層喇嘛也是農奴。”

  他們又介紹了大昭寺參加叛亂的情況。大昭寺有130多個喇嘛,有14個人持槍進行武裝叛亂活動,其他人也跟著參加。

  斯特朗又問:“在戰鬥中,大昭寺有損失嗎?”他們回答說:有一點損失,寺廟頂上有一小塊東西被打掉了,寺廟殿堂頂部的一處被子彈打壞了,但都已修複好了。別的都完好無損。大昭寺的損失之所以不大,是因為在武裝叛亂的當天,住在寺廟的藏兵在廣播裏聽到他們的隊伍節節敗退的消息,他們害怕了,在晚上就跑掉了。第二天清晨大昭寺的叛亂分子就投降了。否則損失可能要大些。阿旺米珠又向她介紹了大昭寺的曆史和寺內的情況。並介紹說,工作組到了寺廟後,召集喇嘛進行學習平叛改革的方針政策,提高認識,成立了平叛委員會,進行民主改革。

  斯特朗參觀完了大昭寺,便到了八角街,走訪了一個居民委員會。這個居委會共有298戶人家,他們都住在大昭寺附近。其中有商人、手工業者,大多是貧苦戶。有15戶貴族,其中有未叛貴族6戶,大部分是進步貴族,還沒有動他們的財產。居委會的工作很忙。政府對貧困戶發放了不少救濟糧和一部分種子,他們正在研究分配,還要幫助貧困戶蓋新房,安排孤兒的生活,也要計劃把沼澤地改造成良田,開墾荒地、挖渠、種樹種菜。當斯特朗問到叛亂的情況時,市民們談了不少叛亂的罪行。有一個叫普布的說:人們已認識到貴族和噶廈政府給西藏人民帶來的災難。如今生活好起來了,這功勞不是貴族的,也不是噶廈政府的,而是共產黨的,是解放軍的。斯特朗邊聽邊記。她感到,在人類社會中,從束縛壓迫中掙脫出來,走向自由的事比比皆是,通常要付出很大代價的,要用鮮血換來,卻很少有像在西藏今天發生的這種情況,一個美好的社會出現了。要不是遇到了這些有覺悟的農奴,自己是無法弄清派駐“工作組”的意義。她知道了,工作組就是一種“特種部隊”,這是中國共產黨派到西藏來的一支力量,它的任務是以最小的犧牲換取西藏的解放和進步。工作組攻破了一個個難關,最終達到了目的。

  斯特朗來西藏前,曾看到一位英國人寫的書,說布達拉宮有13層,上去很困難,她怕上不去,但它在世界上又很有名,是達賴的冬季宮殿,來拉薩不上布達拉宮,不參觀采訪它就缺少這方麵的材料,是很可惜的,她便想了個辦法,便叫她的翻譯曹芳芳代替她上布達拉宮,寫下參觀筆記。曹芳芳參觀回來後,把記下的筆記和一些數字交給了她,又口頭介紹了情況。她介紹完後,發現斯特朗還是想上布達拉宮,便說:“上布達拉宮其實沒有那麽難,我想辦法讓你上去,不上去對你來說是個遺憾。”她相信曹芳芳的話,要親自上去看看。同時感到來西藏也就是這一次了,不上布達拉宮是個終身的憾事。於是她表示明天要親自上去。

  斯特朗上布達拉宮,是曹芳芳與西藏工委接待委員會聯係,用擔架把她抬上去的。起初她不想用擔架,要曹芳芳扶她慢慢上去,後經曹芳芳和其他人勸說,才同意坐擔架上去。到了布達拉宮後,對這個曆史悠久、飽含著藏族文化傳統的古建築,她很感興趣,也很興奮,自豪地說:我是第一個來布達拉宮,看到解放了的拉薩的美國人!宮內有三個寶庫,一是達賴私人的寶庫,在布達拉宮頂上,緊靠他的私人殿堂;二是西藏應急的寶庫,這時庫的大櫃都是打開的,沒有什麽東西;三是宮內經堂的寶庫。她參觀了達賴喇嘛的私人大殿、起居殿和誦經房,也觀看了前世幾位達賴喇嘛圓寂後的金寶塔,觀覽了布達拉宮的全貌。聽了介紹建築布達拉宮的曆史。

  在觀看布達拉宮的東大殿時,講解人說:1840年英國人弗朗西斯·楊哈斯本在這裏強迫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拉薩不平等條約。叛亂期間,駐布達拉宮的叛亂司令部也設在這裏,他們玷汙了這個聖殿。

  在往下走時,斯特朗看到了沿著南牆根有一個破爛的小村莊,她問了別人才知道,住在這裏的人也是農奴和奴隸,是為布達拉宮幹活的,天天打掃石路台階,也天天為宮裏的喇嘛背水,有時也被支差。她心想這山高路陡,要背一筒水上去可太困難艱辛了,不免有些驚訝和感歎!她又聽說在這個小村莊的旁邊有一所監獄(地牢),裏麵有很多蠍子,布達拉宮管刑罰的人可隨時將所謂的犯人扔進這個監獄裏,犯人有進無出,被蠍子吃掉,人死得很慘。這個監獄人們以前是不大知道的,是在平叛後被發現了才被公開。斯特朗知道這些後,心情是沉重的。

  1960年,周恩來夫婦與斯特朗在海南島合影

  她也到羅布林卡參觀采訪。這裏給她的第一個印象是,這兒不像外國報紙上報道的那樣被徹底摧垮:在羅布林卡達賴的三個宮殿,住室及屋內的擺設和浴室、誦經堂都完好無損,整個院子和建築保持原來的樣子,隻是叛亂時挖的工事被拆除了。羅布林卡的圍牆有一點損壞,很快就被修複了。這說明解放軍在平叛中,是很注意保護文物的。
  
  參觀哲蚌寺,采訪班禪大師
  
  來西藏前斯特朗就已了解到,哲蚌寺建在一個山坡上,是拉薩最大的寺院,平叛前也是最大的農奴主,這裏可以說是西藏農奴製的一個縮影,是個典型的封建“國家”,它擁有自己的法院、監獄和施刑製度,因此該寺是她必訪之地。以哲蚌寺為首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是數世紀以來西藏政治機器的中樞,它主導著西藏的命脈,具有任命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僧官的特權。每年藏曆年的傳昭大法會期間,哲蚌寺出鐵棒喇嘛接管拉薩市的政權,他們橫征暴斂,隨意罰款,肥已肥寺,也隨意抓人打人,施以刑罰。連過去的中國皇帝都對它畏懼三分,特下詔書將該寺喇嘛限製在7700人以內,但它的常住喇嘛人數卻達9000人至1萬人。它擁有700多座小寺院,分布在西藏各個地區和鄰省的藏區。它還擁有185座莊園,2.5萬多名農奴,還擁有300多個牧場,1.6萬多名牧奴。該寺曾在 1950年派50人的武裝隊伍和藏軍一起去昌都阻止解放軍進軍拉薩。1950年它還支持藏王魯康娃組織的驅漢事件。1956年與甘丹寺一起反對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1959年春又決定軟禁達賴喇嘛,不讓他與漢人接觸,命令全寺喇嘛念咒經咒罵漢人。在1959年3月的叛亂中,該寺輸送了3050名武裝喇嘛攻打中央政府在拉薩的機關單位,後又派出了2000多名喇嘛參加叛亂,成為叛亂的主力軍,也是最大的叛亂者。這年的3月16日,該寺的一個鐵棒喇嘛宣布“西藏獨立”。哲蚌寺在軍管後開始民主改革,目的是將它這個法律獨裁者變成“遵法者”,將它的作用限製在宗教活動中。該寺盡管實行軍管,但部隊在平叛時搜查了大量武器彈藥後就撤走了,派來的工作組都是由到內地受過教育培訓後的原來的農奴組成,他們隻管寺內的民事工作,指導民主改革活動。

  有八九個上層僧人迎接記者團,其中二人是寺院的堪布,或叫主持。有一個人是格西,還有一個人很瘦,衣裝整潔而破舊,他曾因對叛亂武裝不滿而遭鞭笞,挨了 120鞭。記者們沿山路到了主殿,在這裏聽了對全寺情況的介紹,然後參觀了寺院的展覽和喇嘛俱樂部,這裏有新成立的喇嘛合唱隊和話劇隊,並去旁聽了一場控訴會,不少喇嘛控訴前兩個鐵棒喇嘛和一個大活佛的罪惡。記者團又分組采訪了這幾個人。隨後又爬上寺院的最高層,這裏是寺院平叛委員會的所在地。平叛委員會主任叫曲乃仁增。平叛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由下層喇嘛和未積極參加叛亂的上層喇嘛組成。它是臨時機構,任務是組織舉辦學習討論會,學習中央的政策,決定寺內的各種事務活動,平息叛亂和肅清叛匪,召集控訴大會,廢除勞役和奴役,廢除莊園和高利貸,反映下層喇嘛的意見,對喇嘛的食、宿、住、行實行民主管理。寺院也成立了文物保護委員會,負責修繕了寺內一些殿堂,清理了不少宗教文物,整理了佛教的曆史文稿。

  斯特朗聽了介紹後,得知哲蚌寺的組織結構情況,其中有好幾個紮倉,或叫經院。寺內的統治集團名為“拉其會”,分三個等級,即小會、大會和超級大會。這些未因軍管而發生變化,但現由平叛委員會掌握控製。平叛委員會主任說:如今我們第一次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有當和不當喇嘛的自由,我們也可以回家,如果願意也可以結婚,可自由參加或不參加佛事活動,現在組成了俱樂部,可唱歌、演戲,按勞取酬。

  外國記者團來西藏采訪必然要到日喀則。斯特朗早就知道它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是後藏的首府,市內有個最大的寺廟叫紮什倫布寺,西藏的第二大活佛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就住在這裏。記者團在日喀則共采訪了4天。

  斯特朗等人到了這兒首訪的自然是班禪。他與記者團談了3個小時,對記者和斯特朗有問必答,侃侃而談。話題有藏傳佛教的曆史,佛教的教派及現狀;曆史上西藏與中國的關係,西藏的過去與未來;西藏的叛亂、平叛和民主改革問題等。

  班禪說:11個國家的記者能夠來西藏參觀采訪,實地看看報道叛亂、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情況,我們為此而感到高興。前一段時間外國新聞界曾對西藏有過一些真實的報道,也有不少報道是歪曲事實和偽造事實的。我們希望你們能真實報道這裏的情況和事實,並且能辟謠。我們西藏正步入好日子和新社會。叛亂本來是件壞事,但現在反而成為好事,阻撓西藏進步的叛亂這麽一鬧騰,正好給了人民消滅他們的機會。

  他說:曆史上,西藏自元朝以後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已有700多年的曆史了。日喀則忠實於這種統一。叛亂分子打著宗教和民族的旗號,蒙騙人民,同時又以威脅手段,逼迫一部分人民參加叛亂。參加叛亂的喇嘛背叛了佛教的教義,佛教教義是不允許喇嘛動武力的,那些參加叛亂和暗殺隊的喇嘛不再是佛教徒,因為他們是披著宗教外衣殺害人民的人。

  班禪說:“日喀則沒有發生叛亂,因此沒有平息叛亂的行動。但日喀則開展了廢除終身勞役和徭役製,實行了減租減息,給耕者分土地,中央人民政府出錢贖買未參加叛亂貴族和寺院的財產,這些日喀則都走到了前麵。”他最後說:“西藏人民將走向幸福,在世界屋脊上建設天堂。過去我們西藏的年輕人幾乎沒有機會受教育,大多數年輕人都被繁重的徭役所埋沒。如今封建壓迫剝削已一去不複返了,年輕人將走出落後,走向進步,走出黑暗見光明,他們的未來是美好的,前途是廣闊的。”

  班禪在設宴招待記者團的時候,在座的還有他的父母,大概50歲左右,身體健壯。這使斯特朗和記者們想起不久之前,西方一些報紙刊登頭版頭條的消息說:班禪被軟禁在布達拉宮,不準他與外界接觸,並說他的父母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因他的父親領導了反北京的叛亂,還拍了照片。

  斯特朗和記者們又參觀了紮什倫布寺和日喀則的市容,觀看了日喀則專業騎術學員的騎馬比賽,還觀看了宗教和世俗的歌舞。

  9月9日,斯特朗結束了西藏之行,和記者團一起乘機離開拉薩。

  在西藏采訪的這段時間裏,斯特朗接觸、采訪了西藏工委的一些領導同誌,采訪了西藏寺院、活佛和一些貴族,也采訪了大量翻身的農奴;觀看了西藏的城市和農村,也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拉薩農業科學試驗場。她以很大的熱情來讚頌西藏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正在進行的平叛、民主改革運動,對廣大翻身農奴能過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感到由衷地高興,並見證了這一偉大時刻。她也很熱愛西藏和西藏人民,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對在世界屋脊上建設天堂抱有很大的希望。這期間她白天忙著采訪,做記錄,晚上寫稿子,工作很辛苦。她說:我要將在西藏所見到的情況,解放後西藏的變化和發展告訴美國人民,告訴全世界人民,讓他們了解一個真實的西藏,一個新的西藏,西藏人民已獲得了徹底的解放,已走上幸福的道路。她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她回京後,仍繼續關注西藏的情況和有關對西藏的新聞報道,並寫了《西藏農奴站起來》等著作。這對揭露批判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對新中國新西藏的攻擊和誣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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