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zt:建國六十年：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回顧
09-8-8
從媒體上看到，在有關方麵組織的建國以來“雙百人物”評選活動中，我國著名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列入了侯選人名單。本人為這樣一位農業科技界的代表人物表示祝賀，希望他最後當選成功。同時，也希望媒體在對英模人物的報道上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以還原曆史的真實。
以袁隆平院士為例，目前全國人民無不知道他在雜交水稻方麵做出的卓著的成就，不愧為新中國水稻改良、生產發展史上的一名功臣。但也常見媒體上給其帶上了太多的貴冠和光環，如：袁隆平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師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沒有袁隆平，中國人會餓死;袁隆平養活了十三億中國人 ”，“中國人吃飯問題靠‘兩平’：— 鄧小平給政策，袁隆平給種子”等等。這種言過其實、令人咋舌的宣傳大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貪天功為己有之嫌。這樣必然會造成對新中國曆史的扭曲，當然對科學家本人的形象也是一種毀害。人們喜歡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袁隆平、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真實情況。
宣傳袁隆平的成就，當然是為了說明科學技術對農業發展的作用。然而還應該知道，新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完全是一種國家行為，始終是有組織、有規劃、合作攻關的整體工程，每一項重大研究都不是任訶孤立的個人行為。早在互助合作化時期，農業上就開始了有組織的對優良品種進行培育和推廣的工作。1957年國家成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製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按照當時的規劃，把培育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作為農業科技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優良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梁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這些新品種還不斷更新換代，使農業產量逐漸提高。1966年全國召開了第三次農作物育種工作會議。在會上各地交流了經驗，同時推薦了72個新育成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優良品種。當時各級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對農作物改良和育種工作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育和推廣良種的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在南方種植水稻的地區，早在1971年良種種植麵積就達到其總麵積的80%；雜交高粱播種麵積在全國達到20%；雜交玉米約占三分之一；小麥抗鏽、抗倒伏、高產品種更是普遍推廣。
就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全國就有十幾個省的科研部門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產隊從事這方麵的工作。其優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先後也有十幾種。例如，我國科技工作者運用花粉單倍體育種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號”、“花育二號”以及“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都使產量獲大幅度增長，畝產都達千斤以上。其中在雜交水稻的研究和實驗方麵，袁隆平也不是最早獲得成就的人。例如吉林省海龍縣（梅河口市）河窪公社社員李貞生（朝鮮族），於 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是新中國最早培育出雜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與海龍縣農科站、海龍縣“五七中學”又一起培育出雜交水稻種子，同時還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如果說有“雜交水稻之父”的話，那也應該是李貞生和他的同事們。他們的試驗成果為中國的雜交水稻奠定了基礎。李貞生等人的成果，當時作為教學內容編入吉林省的中學教材，還拍了科教電影。由於李貞生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寫論文，又去世較早（至今己20多年），所以他什麽榮譽都沒有得到。而後來袁隆平卻獲得了“中國第一個特等發明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雜交水稻之父”等數不清的殊榮。
袁隆平小組被抽調研究秈型雜交水稻是從1964年開始的。1972年雜交稻研究被農業部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成了全國範圍的攻關協作網。 1973年袁隆平小組的雜交新品種實驗成功，1976年即被批準大麵積推廣種植，結果使水稻產量增產20%以上，畝產達600多公斤。這的確是當時農業科技上的一項重大成就。為提高南方水稻產量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在當時我國從事水稻品種培育和實驗的並不隻有袁隆平小組一個。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種的全國約有十六七個科研單位和上百研究人員，有上萬個農村公社、生產隊的農民參與。他們都取得了顯著的增產成果。各地的新品種的實險如百花爭豔。在那時水稻畝產 600多公斤已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情。許多新成果在當時《人民日報》上公布、報道過。在當時全國並不知道有個袁隆平。1978年國家農林部在海南島崖縣召開的雜交水稻、雜交玉米、雜交高梁（當時被稱為“三雜”）育種推廣工作會議上，當時有十多家介紹了經驗，其中還並未有袁隆平。袁隆平的真正揚名，是八十年代之後的事惰。在八十年代，由於分田到戶和解散人民公社，各地的良種實驗和推廣己經變得十分困難，大部分工作停止了。這也是造成從1985年之後我國糧食產量出現下降、進入長期徘徊局麵的原因之一。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袁隆平又研究“超級雜交”水稻，先後使畝產達到700公斤、800公斤。但在目前我國南北各地的許多水稻改良品種都接近噸糧（畝產1000公斤）的惰況下，他的品種己看不出什麽優勢。近幾年袁隆平不斷發出向畝產900公斤、1000公斤以及 “轉基因”挑戰的宣言，其精神十分可佳，但實踐上是否實現還待時日。如果說當初是雜交水稻造就了袁隆平，那麽在其後來的光環中則越來越多地包含了宣傳輿論的作用！
人們知道，在我國糧食作物的種植中，水稻並不占大部分，其他大量的還有小麥、玉米、大豆、穀類等等，在這各類作物品種的改良中我國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農業科學家李振聲研究雜交小麥，反複試驗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種使小麥畝產增長25%、在七十年代就達700多斤。還有以被稱為“中國雜交玉米之父” 的李登海為代表的玉米品種改良，在1975年就達到畝產1024斤，比建國初提高了兩倍以上。如今已經更新升級了數十個品種。等等，他們對我國糧食生產的貢獻都是很大的。因此說，盡管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名聲國內外，但它在實際上並沒有對我國糧食的總體產量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尤其是從七十年代初以後，科研部門把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新技術應用於農作物育種，培養成水稻、小麥、棉花、玉米、穀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不僅使農作物產量提高、生長期縮短，而且具有抗病蟲害等特點。從這時起，中國在改良品種、消除病蟲害等方麵的成就逐漸領先世界，對東南亞以及全世界農業發展產生很大影響。正是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廣成為中國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農作物也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使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不斷得到提高和改良。以山東糧食產區為例，七十年代中後期，培育並推廣的小麥“山農輻63”、“煙農15號”等良種，單產較以前選育的“泰山1號”等良種約增長20%-30%；玉米倍育並推廣的“丹玉6號”、“魯單33號”、“魯單36號”、“煙單14號”、“掖單2號”等良種，單產較以前選育的“煙三6號”、“群單105號”、“魯三9號”等良種約增長20%-40% 。1976年山東省棉花研究所用輻射育種新技術培育出“魯棉一號”良棉，在全省大麵積推廣，使棉花獲得大豐收。其他各省同樣都培育出了許多優良品種。
在七十年代，各地廣泛開展了“科學種田”試驗，取得了許多成果。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區的農科所和社隊進行的麥稻三熟種植試驗，平均年畝產達到 2000多斤。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農民科學家陳永康，經過多年試驗，在1979年成功種植稻麥兩熟高產田，平均年畝產達到2320斤。
在防治病蟲害方麵，1968年我國有關科研部門就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等問題，尤其是消滅了數千年來危害中國農業安全的蝗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滅蟲農藥的研究和使用方麵更是頻繁的更新換代，對保護糧食作物安全、提高產量也起了普遍作用。
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統計的結果，從1962年到1979年，十七八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都是持續增長，基本上沒有出現過任何一年減產、滑坡的狀況。連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十多年間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年均增長速度。1979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642.3億斤，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到684斤，這不僅超過了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24年以後的2003年(人均670斤)還高！ 1979年全國豬牛羊肉產量1062.4萬噸，比1957年增長266.59% 等。這充分說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就已經解決，絕大多數人實現了溫飽，從總體上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
按照袁隆平本人的說法，他的雜交水稻從1976年成功到2006年，在全國共累計推廣種植56億畝，增加產量共計5200多億斤。我們假定這種說法是確實的（在媒體上的幾種說法並不一致），這就是說平均每年增加170多億斤。這個數學隻占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642.3億斤）的2.5%左右。而實際上，據當時新華社的報道，1979年我國雜交水稻的種植推廣，總共麵積7600萬畝，共增產稻穀78億斤。（新華社新聞1980年2月9日）我們無法知道其中袁隆平的品種占多少數量，就高估有三分之一是袁隆平的品種的成就，那就是增產稻穀26億斤。這個數字隻占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 0.39% 。這麽小的比重對全國大局來說是無足輕重，又怎麽談得上是它“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的呢？怎能說出:沒有袁隆平，中國人會餓死，袁隆平養活了十三億中國人”的大話？難道說中國老百姓就這麽好忽悠嗎！
稍有農業常識的人們都知道，農業產量的增長是綜合條件造成的結果，決不是單由種子的改良這一種因素達到的。任何優良品種的大麵積生產也必須要在水利、土垠改良、化肥、防治病蟲害，土地耕作等條件基礎上才可能實現。從根本上說，中國農業的翻身是在毛澤東時代廣大農民治山治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力發展支農工業和農業科技，全麵改變生產條件的基礎上實現的。然而人們看到，在目前主流媒體的宣傳中，新中國整個上一代廣大農村幹部群眾和全體科技工作者為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所做的決定性貢獻都不見了，而唯獨隻是袁隆平大師的雜交水稻！可悲啊，今天的主流媒體！
09-8-8
從媒體上看到，在有關方麵組織的建國以來“雙百人物”評選活動中，我國著名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列入了侯選人名單。本人為這樣一位農業科技界的代表人物表示祝賀，希望他最後當選成功。同時，也希望媒體在對英模人物的報道上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以還原曆史的真實。
以袁隆平院士為例，目前全國人民無不知道他在雜交水稻方麵做出的卓著的成就，不愧為新中國水稻改良、生產發展史上的一名功臣。但也常見媒體上給其帶上了太多的貴冠和光環，如：袁隆平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師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沒有袁隆平，中國人會餓死;袁隆平養活了十三億中國人 ”，“中國人吃飯問題靠‘兩平’：— 鄧小平給政策，袁隆平給種子”等等。這種言過其實、令人咋舌的宣傳大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貪天功為己有之嫌。這樣必然會造成對新中國曆史的扭曲，當然對科學家本人的形象也是一種毀害。人們喜歡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袁隆平、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真實情況。
宣傳袁隆平的成就，當然是為了說明科學技術對農業發展的作用。然而還應該知道，新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完全是一種國家行為，始終是有組織、有規劃、合作攻關的整體工程，每一項重大研究都不是任訶孤立的個人行為。早在互助合作化時期，農業上就開始了有組織的對優良品種進行培育和推廣的工作。1957年國家成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製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按照當時的規劃，把培育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作為農業科技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優良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梁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這些新品種還不斷更新換代，使農業產量逐漸提高。1966年全國召開了第三次農作物育種工作會議。在會上各地交流了經驗，同時推薦了72個新育成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優良品種。當時各級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對農作物改良和育種工作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育和推廣良種的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在南方種植水稻的地區，早在1971年良種種植麵積就達到其總麵積的80%；雜交高粱播種麵積在全國達到20%；雜交玉米約占三分之一；小麥抗鏽、抗倒伏、高產品種更是普遍推廣。
就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全國就有十幾個省的科研部門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產隊從事這方麵的工作。其優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先後也有十幾種。例如，我國科技工作者運用花粉單倍體育種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號”、“花育二號”以及“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都使產量獲大幅度增長，畝產都達千斤以上。其中在雜交水稻的研究和實驗方麵，袁隆平也不是最早獲得成就的人。例如吉林省海龍縣（梅河口市）河窪公社社員李貞生（朝鮮族），於 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是新中國最早培育出雜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與海龍縣農科站、海龍縣“五七中學”又一起培育出雜交水稻種子，同時還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如果說有“雜交水稻之父”的話，那也應該是李貞生和他的同事們。他們的試驗成果為中國的雜交水稻奠定了基礎。李貞生等人的成果，當時作為教學內容編入吉林省的中學教材，還拍了科教電影。由於李貞生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寫論文，又去世較早（至今己20多年），所以他什麽榮譽都沒有得到。而後來袁隆平卻獲得了“中國第一個特等發明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雜交水稻之父”等數不清的殊榮。
袁隆平小組被抽調研究秈型雜交水稻是從1964年開始的。1972年雜交稻研究被農業部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成了全國範圍的攻關協作網。 1973年袁隆平小組的雜交新品種實驗成功，1976年即被批準大麵積推廣種植，結果使水稻產量增產20%以上，畝產達600多公斤。這的確是當時農業科技上的一項重大成就。為提高南方水稻產量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在當時我國從事水稻品種培育和實驗的並不隻有袁隆平小組一個。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種的全國約有十六七個科研單位和上百研究人員，有上萬個農村公社、生產隊的農民參與。他們都取得了顯著的增產成果。各地的新品種的實險如百花爭豔。在那時水稻畝產 600多公斤已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情。許多新成果在當時《人民日報》上公布、報道過。在當時全國並不知道有個袁隆平。1978年國家農林部在海南島崖縣召開的雜交水稻、雜交玉米、雜交高梁（當時被稱為“三雜”）育種推廣工作會議上，當時有十多家介紹了經驗，其中還並未有袁隆平。袁隆平的真正揚名，是八十年代之後的事惰。在八十年代，由於分田到戶和解散人民公社，各地的良種實驗和推廣己經變得十分困難，大部分工作停止了。這也是造成從1985年之後我國糧食產量出現下降、進入長期徘徊局麵的原因之一。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袁隆平又研究“超級雜交”水稻，先後使畝產達到700公斤、800公斤。但在目前我國南北各地的許多水稻改良品種都接近噸糧（畝產1000公斤）的惰況下，他的品種己看不出什麽優勢。近幾年袁隆平不斷發出向畝產900公斤、1000公斤以及 “轉基因”挑戰的宣言，其精神十分可佳，但實踐上是否實現還待時日。如果說當初是雜交水稻造就了袁隆平，那麽在其後來的光環中則越來越多地包含了宣傳輿論的作用！
人們知道，在我國糧食作物的種植中，水稻並不占大部分，其他大量的還有小麥、玉米、大豆、穀類等等，在這各類作物品種的改良中我國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農業科學家李振聲研究雜交小麥，反複試驗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種使小麥畝產增長25%、在七十年代就達700多斤。還有以被稱為“中國雜交玉米之父” 的李登海為代表的玉米品種改良，在1975年就達到畝產1024斤，比建國初提高了兩倍以上。如今已經更新升級了數十個品種。等等，他們對我國糧食生產的貢獻都是很大的。因此說，盡管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名聲國內外，但它在實際上並沒有對我國糧食的總體產量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尤其是從七十年代初以後，科研部門把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新技術應用於農作物育種，培養成水稻、小麥、棉花、玉米、穀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不僅使農作物產量提高、生長期縮短，而且具有抗病蟲害等特點。從這時起，中國在改良品種、消除病蟲害等方麵的成就逐漸領先世界，對東南亞以及全世界農業發展產生很大影響。正是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廣成為中國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農作物也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使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不斷得到提高和改良。以山東糧食產區為例，七十年代中後期，培育並推廣的小麥“山農輻63”、“煙農15號”等良種，單產較以前選育的“泰山1號”等良種約增長20%-30%；玉米倍育並推廣的“丹玉6號”、“魯單33號”、“魯單36號”、“煙單14號”、“掖單2號”等良種，單產較以前選育的“煙三6號”、“群單105號”、“魯三9號”等良種約增長20%-40% 。1976年山東省棉花研究所用輻射育種新技術培育出“魯棉一號”良棉，在全省大麵積推廣，使棉花獲得大豐收。其他各省同樣都培育出了許多優良品種。
在七十年代，各地廣泛開展了“科學種田”試驗，取得了許多成果。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區的農科所和社隊進行的麥稻三熟種植試驗，平均年畝產達到 2000多斤。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農民科學家陳永康，經過多年試驗，在1979年成功種植稻麥兩熟高產田，平均年畝產達到2320斤。
在防治病蟲害方麵，1968年我國有關科研部門就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等問題，尤其是消滅了數千年來危害中國農業安全的蝗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滅蟲農藥的研究和使用方麵更是頻繁的更新換代，對保護糧食作物安全、提高產量也起了普遍作用。
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統計的結果，從1962年到1979年，十七八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都是持續增長，基本上沒有出現過任何一年減產、滑坡的狀況。連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十多年間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年均增長速度。1979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642.3億斤，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到684斤，這不僅超過了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24年以後的2003年(人均670斤)還高！ 1979年全國豬牛羊肉產量1062.4萬噸，比1957年增長266.59% 等。這充分說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就已經解決，絕大多數人實現了溫飽，從總體上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
按照袁隆平本人的說法，他的雜交水稻從1976年成功到2006年，在全國共累計推廣種植56億畝，增加產量共計5200多億斤。我們假定這種說法是確實的（在媒體上的幾種說法並不一致），這就是說平均每年增加170多億斤。這個數學隻占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642.3億斤）的2.5%左右。而實際上，據當時新華社的報道，1979年我國雜交水稻的種植推廣，總共麵積7600萬畝，共增產稻穀78億斤。（新華社新聞1980年2月9日）我們無法知道其中袁隆平的品種占多少數量，就高估有三分之一是袁隆平的品種的成就，那就是增產稻穀26億斤。這個數字隻占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 0.39% 。這麽小的比重對全國大局來說是無足輕重，又怎麽談得上是它“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的呢？怎能說出:沒有袁隆平，中國人會餓死，袁隆平養活了十三億中國人”的大話？難道說中國老百姓就這麽好忽悠嗎！
稍有農業常識的人們都知道，農業產量的增長是綜合條件造成的結果，決不是單由種子的改良這一種因素達到的。任何優良品種的大麵積生產也必須要在水利、土垠改良、化肥、防治病蟲害，土地耕作等條件基礎上才可能實現。從根本上說，中國農業的翻身是在毛澤東時代廣大農民治山治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力發展支農工業和農業科技，全麵改變生產條件的基礎上實現的。然而人們看到，在目前主流媒體的宣傳中，新中國整個上一代廣大農村幹部群眾和全體科技工作者為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所做的決定性貢獻都不見了，而唯獨隻是袁隆平大師的雜交水稻！可悲啊，今天的主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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