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zt：關於藏南（中印邊界）及六二年對印戰爭問題

關於藏南（中印邊界）及六二年對印戰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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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島人　修撰：大風
　　
　　序語：
　　
　　實際在探究藏南問題時，首先引起我很大興趣的是，所謂“九萬平方公裏被占”一說本身就遭到了進行了嚴肅考證的網友的懷疑。根據“地圖愛好者聯盟論壇”網友Elite提供的利用中印雙方數據計算得到的結論都是——中印邊界東段有爭議地區中印度控製區域麵積約在六萬平方公裏左右（注一）。
　　
然後發覺的是藏南地區（現印控區）複雜的曆史歸屬及淵源（以前雖略有耳聞，但畢竟所知零星），既有達旺等地曆史上明顯受到西藏地方管轄的；也有如下察隅這樣，隻是在清亡前兩三年中國勢力曾經短暫到達過的；還有珞隅在現代之前，既沒有受中國（西藏）控製，也不在印度（英國）治下的地區。後二者，似乎與中國（西藏）更多聯係是宗教文化或種族上，而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管製（注二）。
　　
　　另外關於62年對印戰爭在一片勝利之聲中突然單方麵停火，然後在印度沒有做出任何讓步之時就全麵撤軍，基本回到原實控線的原因，我就比較熟悉與肯定了——其實一般的業餘軍事愛好者也都明白——天然地理、氣候條件導致的後勤保障難以長期保證是我軍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注三）。這直接致使PLA無力在藏南地區和印軍長期大規模作戰，主要正是出於這個理由（當然，當時還有另外一些對我不利的因素），62年的軍事勝利才沒有能轉化成實實在在的對於爭議地區的實際控製。
　　
　　總而言之，藏南問題的來龍去脈與現今坊間最流行的簡單化解釋之間有著相當的實際距離，它或者放大了說——中印邊界問題——大背景其實是和整個西藏從19世紀末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與中國主體分分合合的曆史糾纏在一起，不了解這些，也就無法了解中國沒能及時將藏南納入有效管製之下的種種原由。小子不自量力，竟欲作一小文，以對藏南問題的曆史及背景略作管窺之引。然而以在下的淺薄見識，文中充滿謬誤自是難免，所以還請方家不吝斧正

　　首先，按中國寫文章的老規矩，先得上一堂曆史課。本文本來就是要談曆史的？那就先講更老的曆史。沒從盤古開天、三皇五帝說起，就已經很節略了^0^
　　
　　西藏現在毫無疑問是中國的領土，但我們的曆史教科書上，把西藏歸屬中國的起訖一直上溯到唐朝，那確實有點誇張了。吐蕃是唐朝最大最強的外敵，雙方在長達百年裏一直打得你死我活，所謂“甥舅之盟”的“友好交往”，其實不談也罷。總而言之，唐朝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認為吐蕃是自己的藩屬。五代十國，中原混戰，而到了兩宋時期，吐蕃已經崩潰，而趙匡胤以玉斧劃界後，對大渡河以西不聞不問成了中原政權的國策，西藏地區幾乎從（中國）史書上消失了。元代設理藩院，可以說是將西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統治之下的開始，但元對西藏完全是遙控，既沒有派軍隊也沒有派官員進藏駐紮，西藏此時基本仍然屬於是外藩。明代對西藏方向的邊疆政策和元差不多，甚至在青海方向還有收縮。眾所周知，明代對於開疆擴土，開國初葉之後一向沒有什麽大興趣。西藏無可否認的歸於中國，不得不說是清朝的功勞。
　　
　　其實據我個人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清開始時對西藏本身興趣也不大，主要是為了更好的利用喇嘛教控製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裝出是藏傳佛教（即俗稱的喇嘛教）信徒（注四），與藏傳佛教的高層不斷交往，許以厚利，引誘他們倒向清方。隨著清與準噶爾在整個中國西部的長期戰爭，清廷更逐步認識到，西藏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緣戰略上對中國整個西部的安全與穩定都相當重要，於是日漸傾向於將西藏直接收入版圖。康熙年間，清軍入藏驅逐了準噶爾部，結束了長期以來，西蒙古部落對於西藏世俗政權的輪流控製。不過，此後不久，可能出於政治原因或是後勤問題，清軍也又退出了西藏。西藏內附最關鍵的轉折出現在1793年，尼泊爾的廓爾喀人入侵西藏，清廷應西藏的求救，派軍入藏救援，擊敗尼泊爾後（尼就在這時也成為清的一個外藩），訂立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長留駐軍，並規定駐藏大臣為西藏世俗權力的最高人物，又以“金瓶掣簽”製度直接控製了達賴、班禪等喇嘛教主要活佛的產生，由於喇嘛教及其高級活佛在西藏的特殊地位，這種製度不但進一步加強了對於西藏的控製，更證明了西藏的最高權力已經合法轉移到中國中央政權手中。可以說，以此為標誌，西藏正式納入了中國版圖。但是，由於文化及地理、氣候原因，終清一朝，都沒有對西藏實現改土歸流的改革，舊藏地方政府仍然完整的保留了下來（作者注：舊藏地方政府名稱一般被叫做嘎廈）控製，曆任清駐藏大臣，除了對於少數重大事件和涉外及安全事務會比較積極參與外，對大多一般事務方麵往往不加過問，長期如此行事之後，其甚至處於被架空的狀態。所以，西藏的實際行政權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嘎廈控製。清亡前數年，由於英國勢力不斷入侵及與以十三世達賴為首西藏地方政教勢力的一係列衝突，清曾再次派遣大批軍隊入藏，直接控製了西藏，驅逐並宣布廢黜了十三世達賴，並計劃在西藏進行改土歸流，但沒來得及實施，辛亥革命就爆發了。
辛亥革命後，由於內地大亂，再無人過問西藏，藏族地方勢力趁機擊敗軍心動搖的原駐守西藏的清軍，並迎十三世達賴回到西藏，其後在西藏建立起了一個以達賴為首的政權。這個政權對內以政教合一和農奴莊園製為基礎，對外主要依攏英國、對抗中國，由於各種因素，這個小政權成功維持了近四十年不受挑戰的獨自統治西藏，甚至偶有“對外斬獲”。這段時間自然也就成了如今達賴流亡集團心中最美好的“黃金時期”了。
　　
　　這裏俺忍不住要暫時扯開主線，談幾句題外話——如今，所謂的“西藏香格裏拉論”甚囂塵上，不僅在歐美，甚至在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小資”或是“藝術家”聲稱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如何符合“天人合一”的精妙思想以及如何“與自然最和諧的相處”，其中很有人或明或暗、或曲筆春秋或赤膊上陣的批評近幾十年來對於西藏社會及生活的改變。俺並不反對如果有人自己願意，可以去過“原生態”的“生活方式”。但據俺所知，至少俺們國內這些最“熱愛純樸充實的自然生活方式”的主大都住在鋼筋混凝土森林的大城市中，似乎沒幾個打算把戶口搬到西藏去的，即使是西藏首府的拉薩市都不幹。當然，如果進一步要求他們撿犛牛糞生火、幾年不能洗澡確實屬於故意出難題了，雖然這確實是西藏原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本來，環境保護和與自然和諧相處都是完全正確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也確實令人向想不止。但萬事過猶不及。把原來實際極為艱苦的西藏平民生活吹得天花亂墜原本是達賴流亡集團與外國一些媒體、作家基於共同利益（外國人倒不一定都是出於反華，很多更是為了名氣、金錢和推銷自己的理念）結成的宣傳同盟所為。實際上，人類社會進入近代工業化以前，都可以說有一副“田園牧歌”式的外表，但在這個外表下，是現代人無法接受的營養不足、疾病流行、短壽易折，更不用說信息閉塞、等級森嚴了。西藏舊有生活方式有一些好的方麵，但它更有差的或者說不適應當代現實的一麵，當外界的情況、影響足夠多的滲入之後，就不可能繼續不變的維持下去。最簡單的例子：對於一名普通孩子來說，可口可樂就是比無任何汙染的天然礦泉水更好喝；對於幾乎所有的普通人來說，電視（通常是各式各樣的肥皂劇和綜藝節目）的誘惑力也遠遠超過了曆史悠久、內涵豐富的傳統戲劇。雖然我們這些來自城市的旅遊者多會認為，前者都是垃圾，後者才是極品。但我也相信，把任何一名這樣認為的外來遊客扔進“原生態或田園地區”三個月，回來後他（她）的首先最想做的事十有八九就是一邊大嚼“垃圾食品”一邊看“垃圾節目”。至於那些能對遇難的登山隊員,大唱“膽敢挑戰神山的人死得很好”的“充滿對人與自然和諧平等相處之愛”與“真正尊重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選擇權”的“愛心正義人士”，他（她）們這種人的所謂“愛心”與“正義”，隻不過是一堆狗屎。

　　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1912年後影響西藏的大環境、大走向，大家一定比較熟悉了。民國年間，中國長期混戰不止，北洋政府時期幾乎是對西藏不聞不問，國民政府時設立了蒙藏委員會（它的另一個針對對象是外蒙），並成功說動在拉薩設立了聯絡處，但除此之外，實際收複工作也沒有多大進展。這段時期西藏在實際管製上是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現在達賴集團製造的“獨立西藏”的理論主要也正出在此。不過幸好的是，由於舊藏那些活佛、貴族們的水平還遠比不上清末的軍機大臣，再加上當時英俄大角逐尚有餘波的因素，舊藏政府沒能實現得到外部正式承認其獨立的企圖，使得中國對於西藏整體的主權，在法理上並沒有受到致命的挑戰。但這期間發生了一樁對後來的藏南甚至整個西藏問題都影響深遠的事情，對了，就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間導致“麥克馬洪線”出籠的西姆拉會議。
　　
　　其實在西姆拉會議上，英國的野心遠不止於要劃一條中（藏）印東段的麥克馬洪線（附圖九-1)，事實上，那僅它的次要目的。它的主要目標是將整個西藏（還不止於現西藏自治區的地理區域）都從中國實質分裂出去，以作為英控印度次大陸的“緩衝區”的計劃（附圖九-2，請注意所謂的“內外藏分界線”）。不過這沒有得逞。對此，可以參考Alarm兄已在河裏的轉過的《“麥克馬洪線”的三重含義》一文。具體來說，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1914年3月24日，英方代表在德裏與藏方代表夏紮一份秘密換文中，在附件中以粗略紅線劃了一條劃分印藏邊界東段的地圖。夏紮簽字真正的理由已經不得而知，一般認為，既是因為他畏懼英國兩次成功入侵西藏的曆史而屈服於英方的壓力，也是由於垂涎英方私下答應贈給西藏的5000支槍、50萬發子彈（後於1914年出售給藏方），及將在外交及其它各方麵上支持西藏的許諾。舊藏政府一開始對麥線的態度如何，如今已無從確實考證，可以肯定的倒是：當時他們中大多數人更關心的是“漢藏分界線”，而且他們對此的胃口大的驚人，對夏紮這方麵的成果很不滿意，例如十三世達賴就在召見夏紮時，就指責他同意將藏區分為“內藏和外藏”，而不是在堅持在條約中將整個藏民聚居區域都劃為“西藏”（《喇嘛王國的覆滅》P33-34 美 梅.戈爾斯坦著，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似乎達賴對於割讓麥線以南並沒有表示太大不滿，當然這也可能是達賴或記錄者更關心其它方麵的緣故。
而且由於英方認為讓西藏保持在中國一個虛宗主權之下的實質獨立對英國更有利，並把此寫進了西姆拉條約，這更令藏方不滿（喇嘛和嘎倫們想要得到完全獨立的承認）。所以當後來發生達旺之爭時，舊藏政府以中方沒有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為由，表示不承認這條邊界線（但1959年達賴出逃後就又承認了）。不過，也必須說明的是，這種否認並不徹底幹脆，而是用詞相當含糊。根據以後多年藏方各次表述，可以比較肯定的推斷：藏方對於麥線，至少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真實底牌是暫不承認，等英方能迫使中方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或者以新約方式使中國承認西藏獨立，西藏方麵就會承認麥線作為對英方的報答（注：此推斷主要基於《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提供的資料）。不過不管藏方內部是如何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盤的，藏方畢竟沒有否認夏紮的簽字效力，所以簽約之後，英方對於麥線還是非常滿意，梅.戈爾斯坦記錄到一位查爾斯.貝爾爵士（抱歉，沒查到他官居何職，從語氣看應該是個大人物）總結在西姆拉會議上英國的收獲“……五。西姆拉協定包括割讓西藏的達旺地區給我們，這片土地大約有2000平方英裏，西藏還割讓了東北部邊境地區部落的一大片土地……”（《喇嘛王國的覆滅》P33）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英國人並沒有馬上公開“麥線”，並予以占領。相反，他們甚至對此長期保密，國內學者說到這節時，往往說是因為英國自覺其行為不符合“正義、公平”的原則，所以感到心虛。這簡直是笑談，英國在漫長的殖民史上，什麽時候因為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就心虛、停止入侵過？或者說，他們的行為有多少時候是符合真正的公平、正義原則的？西方現在的主流解釋是由於其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從印度平原進入這些“未開化的荒野地區的困難”，使英國沒能馬上采取行動，而後又由於官僚體係作風的緣故遺忘了很長時間，這倒似乎更符合邏輯一些。不過，對於後半段，我更傾向於認為，英國一方麵也是在等待更好的時機。有此懷疑，除了這本就是英國人一慣的風格之外，很有一部分是由於麥線問題再現，確實正是在1934-1935年間，當班禪返藏問題成了西藏的頭等大事之際，而英國實際動手搶地，則又主要集中在1938-1944年中國陷入艱苦抗戰、而西藏又積極謀求獨立，而都不敢得罪英方的時候。不過在實際上，在英方、甚至藏方眼裏，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後，圍繞麥線的爭執其實已經主要集中在僅占藏南一小部，與西藏本部關係最緊密的達旺地區了，最多還包括達旺以南的德讓宗的部分區域及麥線附近的一些有宗教意義的山、湖，這對以後中方對藏南的要求很不利。不過1935年恐怕沒人想的那麽遠，且以力量對比，對於當時藏方僅企圖主要保住達旺地區的這點，恐怕也不能太苛責。
　　
　　1935年英國植物“探險學家”肯東瓦德（F.Kingdom Ward）事件，是引發達旺實際之爭的主要導火索。肯東瓦德事件本身還是老一套——未經許可自行入境，私自采集標本，被地方官吏逮捕，於是大英帝國表示嚴重關注其臣民的命運雲雲——我們就不談了。反正據說（當然是英國人說），在對肯東瓦德是否確實越境的調查過程中，英方官員“再次發現”了麥線，隨後當然是據此提出了領土要求。嘎廈由於在班禪事件上正有求於英方的支持，所以對此事采取了含糊的拖延戰術，除了並不實際撤退駐達旺地區的人員外，在口頭上不時說些英方愛聽的話。以至於當時駐拉薩使團負責人帕特（Battye）中尉在電報這樣向英國政府報告——“西藏政府已表明堅持與肯東瓦德案件相聯係的那條紅線（即麥克馬洪線，作者注）。”（《喇嘛王國的覆滅》P235，摘自英國原印度事務部檔案，L/PS/12/4200，印度政府國務大臣致新德裏外交和政治部的電報）

　　另外對此事，後來中央派遣入藏工作的高級幹部楊公素引述嘎廈官員的回憶說：他們（英國人）是根據西姆拉條約後的附圖提出這一要求的（因為藏方是正式簽過字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這就又有個問題——西姆拉條約後的附圖上到底是一開始就和那個私下換文中麥線是重合的，還是原來兩者是不同的——按說原始地圖的製作者都是英方（中方在會談中受到有意的邊緣化，而藏方，按英國人的說法是“根本不懂畫地圖”），兩者重合完全是合乎邏輯的，楊公素的回憶中，似乎也是這個意思（原話是：“他這裏所指的條約附圖說的是西姆拉會議由英藏雙方而中國未簽字的所謂西姆拉條約劃分內外藏的紅藍線附圖，圖上的紅線是劃分中國內地與西藏外藏的界線，英國人在這裏做了個手腳，這個劃分西藏與中國內地的紅線，其中從雲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與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紮與麥克馬洪私劃的印藏邊界的一段即‘麥克馬洪線’相合是一條線。”《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但另有一種說法——英國人在1938年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遜條約集》第14卷時，篡改了該卷中關於西姆拉會議的原始記錄，偽造有關“麥線”內容，塞進該卷的西姆拉公議內容之中，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並在偽版本出版後，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銷毀了。這種說法似乎也不無可能，比如在梅.戈爾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也提到1936年英方將《西姆拉條約》收入《艾奇遜條約集》中時未附地圖（P236，另，這裏時點與上述1938年有所不同，有可能是其中一方記述有誤，也可能是西姆拉條約收入《艾約集》與《艾約集》公開出版的時間不同），但我沒有見過所謂1929年《艾奇遜條約集》14卷“兩個版本”的對照，不敢輕易采信這種說法，僅錄於此，供讀者參考。
　　在此後幾年，英國人開始了對藏南地區實際大規模占領。1938年4月，英軍上尉萊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軍進入達旺，同年，英國駐亞東商務商務委員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領達旺。1940年和1941年，英軍分別在卡科（Karko）和達旺東部思昂河畔的熱嘎（Riga）建立了軍事哨所。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英國人來說，是歐戰的爆發），英國並沒有馬上占領達旺地區。但到了1943年，英國爭奪達旺的行動又開始積極起來。1943年3月英印政府給嘎廈的備忘錄中，有要求噶廈召回其駐達旺地區人員，並停止對更南邊的如巴、歇爾崗、噶拉塘等地的征稅。1943年4月噶廈外交局給英國複信。其中提到關於達旺地區的內容，仍堅持達旺地區是西藏地方。但表示承認達旺以南的如巴、夏貢（歇爾崗）、噶拉塘等地區為英國屬地。據楊公素回憶，嘎廈官員柳霞與他談到這個複函中放棄如巴等地的原因，是說噶廈當時還想依賴英國得到武器與資助，並保持西藏貴族、寺廟去印度經商的便宜，不願與英國搞僵。此後，英國又在1944年分別侵入占領了下察隅的瓦弄地區，以及達旺地區色拉，並於1944年9、10月與藏方的會談中，企圖再次用“支持西藏獨立”的許諾來換取領土讓步，但受到了藏方的拒絕（1945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至錫金專員代理巴布洛桑信）。（以上資料來源於梅.戈爾斯坦的《喇嘛王國的覆滅》和楊公素的《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然後，時間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長期內戰終於以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告基本結束，新中國政府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1950年，就在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之際，以18軍為主力，組建了進藏部隊，經過眾所周知的軍事、政治雙重手段鬥爭，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新中國中央政府和舊藏地方嘎廈政府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也就是俗稱的“17條協議”。1950年10月26日，第18軍先頭部隊到達拉薩。　　
　　
　　幾乎與此同時，同樣獨立不久的印度（但印度是和平獨立，尼赫魯為首的印度新政府按預定計劃從英印政府手中接管了政權，除了印巴分治帶來的幾個月的難民潮外，印度的獨立過程可以說是按步就班，相當順利的），乘新中國成立之初忙於他務，還無暇也無力顧及中印邊界問題之機，於1951年2月派兵越過西山江、達旺河，占領了達旺；印度在侵占達旺前後，還侵占了“麥線”以南門隅的馬果等地。10月，印軍又在直升機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強行建立兵營。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印軍反而進一步加緊侵吞，到1953年印軍基本上侵占了門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後，印軍又越過“麥線”向北推進，侵占了西藏的兼則馬尼等地 。
　　
　　因為這段時間上有所重合，現在很有些人指責當時入藏的PLA沒能盡到保護國土的責任（即進藏後沒有馬上派兵去麥線以南駐守，並驅逐已有的印軍），甚至有人據此並聯係到62年的勝後撤軍，聲稱從一開始，新中國的領導層就有一個準備放棄藏南地區，以討好印度的政策。其實，這種推測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其它的理由先不說，首先，在50年代早期，中央根本就不知道藏南問題到底是怎麽回事，麥克馬洪線也隻有極少數人聽說過，但卻沒人見過，就是想“賣”也無從“賣”起。前麵說過，這條“麥線”一度長期被英國人保密，而新中國政府既沒能繼承原來的國家外交資源（都拿到台灣去了），自己培養積累的外交人才和資料也相當匱乏，更無法相信英國人或印度人（總不見得就以他們提供的資料，作為自己去談判的佐證），而一直到1953年底，中國政府開始與印度進行有關西藏問題的談判時，嘎廈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麥克馬洪線”原圖。——據負責接收的楊公素所說，那是一份大小不到一平方米的地形圖，但既無等高線，也沒有任何文字說明，隻有一條西起不丹與我國西藏交界處、東至中緬尖高山交界處的紅線。他還問及是否有其他文本協議或條約性質的文件時，噶廈予以否認。其實還有一個換文，這個圖隻是換文的附圖（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從這裏可以看出，直到這時，中央都還不完全了解當年到底在“英藏劃界”上具體都發生了什麽

　　還有一個插曲，當時嘎廈同時還提供了另一份圖，聲稱這個圖劃的就是被英國曆年來侵占的西藏土地，那張圖從拉達克一直到阿薩姆，甚至包括了錫金和大吉嶺區域在內大片土地。可是它的劃法同中國舊時各省地方誌劃的界線圖一樣，隻有山水河流，既無經緯度，也無等高線，東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寫在圖的邊側上。噶廈認為這些都是英國從西藏奪取的地方（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作者注：這裏要解釋幾句，拉達克地區在現中印邊界西段印方一側，所以前麵沒有提到。這個地區的原住民族與藏族屬於同一族係，主要也信奉藏傳佛教，所以西藏地方政府也視拉達克居民為藏人，對其派過差役，並據此將拉達克視為自己管轄地。但克什米爾的印度統治者（這裏的“印度”是指英殖民以前的概念）也認為拉達克是他的統治區域，雙方為此還打過仗，從此看，拉達克原來應該是兩屬地區。1846年英國吞並查漠—克什米爾後，聲稱拉達克是克什米爾的一部分，應歸英印政府統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便悄悄占領拉達克地區（鄧禮峰《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英占領拉達克的具體時間沒能查到資料，根據邏輯推斷，應該至少在1865年英印當局派遣印度測量局官員約翰遜潛入新疆南疆地區“勘察”之前。至於亞東以南的錫金等地，老實說，更算不上西藏的固有轄地，那裏隻能說是由於宗教等因素，可算是西藏的“屬藩”（注五）。）——由於似乎要價過高，所以從以後的事態發展看，中方並沒有按著這份地圖去和印度談邊界，仍然是以否認西姆拉條約及德裏換文的有效性為理由，主張中國與印度之間從來沒有劃過界，隻有一條習慣線（注六）。
　　
　　那麽51-53年間，PLA為什麽沒有分兵到藏南呢？實際上，還是因為舊藏嘎廈政府與中央之間鬥法、牽製的緣故。眾所周知，“17條”其實是昌都戰役打出來的，嘎廈方麵對此深懷不滿的人多的是，或者說，根本就沒幾個舊藏官員、喇嘛不想著把PLA早點趕走，恢複從前自己獨尊的地位。而且這批漢人還和從前的蒙古部落、滿清朝廷不一樣，即使從17條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可不準備滿足於僅掛個宗主虛名的地位。而且舊藏的老爺們再閉目塞聽，也知道新中國是不可能永遠容忍西藏維持舊有的政教合一與農奴製度的。而根據17條，西藏地方的實際行政權力又仍然基本都掌握在舊藏地方政府手中（這種狀況基本要一直持續到1959年叛亂之前）。結果就是舊藏的權貴們變著法子給PLA製造限製和麻煩，最突出的方麵就是盡可能不賣東西給入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甚至包括基本食品。出於政治原因，PLA又不能強迫他們出售物資，這在後勤上給進藏部隊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時西藏不通公路，從數千裏之外的成都、蘭州地區運輸物資，成本和損耗大得驚人。在很短的時間內，為了保證進藏部隊的給養需要，全國的駱駝就幾乎死了近一半（駱駝在青藏高原上似乎比騾馬更適合遠途運輸）。再加上政治上安撫舊藏勢力的需要，所以實際進藏的部隊人數並不多，而且基本被局限在拉薩與內地進藏道路沿線。這段時期的情況（張國華後來對這段時期的西藏局勢，曾總結為“軍事上我們有優勢，政治上嘎廈有優勢”），自然無法分兵到邊界上去了。
　　
　　到了1953年，中國政府在西藏（這裏及以下出現類似情況，都僅僅是為敘述方便起見，沒有任何將西藏及其原地方政府與中國及中國中央政府在政治地位上並列的含義）已經初步立穩了腳跟，朝鮮戰爭也簽約停戰了，中國開始能騰出手與印度談判解決關於西藏曆史遺留的問題。不過一開始的中印談判並不是主談邊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權問題。也許現在很多人也已經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擁有大量特權，甚至有駐軍，這是繼承自英國兩次侵藏戰爭的“成果”。印度駐軍主要地點在江孜（就是《紅河穀》曆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亞東，特別是其中與印度最接近的亞東（雖然理論上當時還隔著一個錫金，但從印度一獨立始，錫金就完全被印度徹底控製，這個也是繼承自英國，所以其實中印在錫金-亞東一早就是直接接壤的，這個也可見《錫金政治史概述》中的相關介紹），實際上是處於印度的占領之下。中印談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雙方簽訂了《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不過這份協定本身主要是規定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正常的交通通商來往辦法，取消印度在藏的特權則在作為附件的一件照文（注七）中。這個條約簽署之後，中印關係的友好程度也一度達到了高峰。比方說此後不久後舉行的萬隆會議前後，公平的說，尼赫魯為中國作了不少外交疏通工作。在對待中國在西藏的問題上，印度不但完全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點很重要，由於印度對西藏的地理位置和曆史聯係，印度的承認使得西方一些國家一度企圖製造的“西藏是個獨立國家”的計劃破產），而且在1954-1962年期間。中央駐藏軍政人員的供給大半由印進入，大大減輕了進藏運輸的壓力（這從一個側麵可以看出，直到62年，內地入藏的交通還是多麽困難）。這裏再提一下這份協定後來的結局（後麵就不再提了），62年邊境戰爭後，這個協定原定的8年有效時間也到期了，印度拒絕延長，此後印（中）藏間的貿易和交通往來就長期中斷了。另外順便說一句，中印在為領土爭議反目後，印度也有學者、政客對尼赫魯批準這份協定大加抨擊，認定當時印度讓步太大，而沒有把此些籌碼與邊界問題掛鉤。
1954年起，駐藏PLA開始逐漸向邊境地區分兵駐守，並著手進行對中印邊界的調查研究工作。這裏除了前麵已經提到的各種因素外，我認為後勤交通條件有所改善也是一個重要客觀因素，1954年12月25日，西藏曆史上的第一條公路全線通車（不過，大家也都知道，雖然通車了，可進藏公路由於地質和氣候原因，每年都會時不時要中斷一段時間，短則一兩天，多則幾個月），中國在西藏的底氣粗了不少。隨著PLA進入中印邊境地區，中印在邊界上矛盾與衝突於是就不可避免的頻繁和尖銳了起來。
　　
　　這仍然主要是由於印度繼續采取“全麵的向中印邊界進軍”的政策，即能占領的就占領，一時不占領的也常派巡邏隊來視察。在阿裏方麵（即中印中、西段邊界），在過去原英印時代占領了什普奇、普蘭江巴、香紮、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則等地的基礎上，還占領了桑，蔥沙。1954年後又新占領了楚魯普、波林三多，還強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屬西藏的碟穆綽克（印稱阿裏與拉達克在這條河上以河為界）。在中印邊界東段（即“麥線”一段）印度越“線”占領朗久、馬其頓。在中段，印度1956年後又派邊防部隊占領烏熱。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漸派軍前來“巡邏”到阿裏新疆公路控製的國境線，即企圖巡邏阿克賽欽地區（這些情況是PLA報告給中央代表的，嘎廈方麵，據與中央聯絡的官員柳霞稱，有些嘎廈並不知道，有些知道，也交涉過，但都沒有向中央轉述過）（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在中央駐藏人員請示後，外交部下發了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注八），後來又發來中央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方針——就是中印邊界以穩定為主，確保我已控製線，避免武裝衝突，印方過去占領的地方要收集證據視情況時提出交涉，新占領的通過交涉撤退。據楊公素回憶說，這一方針的背景是——當時中方還隻認為印度的企圖是在繼續占駐英國的侵占線，占著對他有利的控製線點，製造糾紛，迫我談判承認它的邊界主張。如果楊說的確實是當時中方包括高層在內的對於中印邊界的真實想法，那麽可以說，這時中方是幻想通過談判，以類似亞東等問題的方式一樣解決問題，這裏是有判斷失誤的（對印方的決心）。根據這些指示，PLA派出了邊防部隊進駐一些重要據點，並對另一些地區如烏熱等派出巡邏隊，以求阻止印軍進一步蠶食。對印軍占領的地方則采取交涉，加強對邊界地區情況的調查（亦見注八）。

　　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烏熱”這個地點同時出現了在當時中印行動的範圍內。不錯，這個“烏熱”確實成了中印最早的正麵直接爭奪邊界地區之一，並成為雙方正式談判的由起。烏熱是個高山牧場，當地人把它當作夏季牧場，同時也是印藏間的一個邊境貿易市場，傳統上，藏方宗本會來收稅。1956年，印方突然派出人員趕走藏方人員，此事報告外交部後，中方將其作為印方新侵領土開始與印度交涉（後來發覺其實烏熱糾紛已經有年代了）。1958年（外交部的動作真慢），中方代表（這代表裏又有楊公素，此公當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真可謂是少有的主要當事人了）前往印度與印方談判，這是中印為領土爭議進行的第一次官員級的談判。談判中雙方連談判區域都沒能達成一致，不過據楊公素回憶說，因為當時並未交峰辯論，所以“氣氛良好，談判空虛，無果而散”。
　　
　　中方代表回國後，去北京外交部匯報談判情況，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聽後，對中印邊界原則發表了重要指示——“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方針，仍應是在邊界未經兩國政府商談確定前，力求使邊界現狀能夠穩定下來，既要堅決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陰謀，也要嚴守中央業已批準的控製線，不越過印方控製線。對印度新的侵占，必須及時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對印方幾年前侵占地方（指我進軍西藏前後期間）我須采取不承認態度，至於是否提出交涉看情況而定。對‘麥克馬洪線’事實上我不越過，但應逐步將‘麥線’以北重要地點控製起來，發現印度軍隊侵入麥線以北地區，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當地部隊應避免武裝衝突。難以判明"麥線"南北的地方、習慣上雖屬西藏而在線南的地方我暫不進駐。阿裏方麵發現印方新的占領，我通過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時應盡量避免發生武裝衝突。新藏公路地區，印方越界人員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處理。”（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這段指示後來經常被一些人解釋成是放棄麥線以南地區的宣示，並將此與以後59-62間中國政府對待中印邊界上的一係列政策、行動都聯係起來，指責其一開始的政策就是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全麵向印度投降雲雲。
　　
　　然而，其實仔細分析陳毅的這段指示精神，隻能說，當時中國的政策是仍然將主要希望寄托在談判解決問題的想法之上（想要談判解決，自然要以避免衝突為主），我們後人可以根據已發生的曆史批評當時對國際關係的想法過於理想化，但從“對印方幾年前侵占地方（指我進軍西藏前後期間）我須采取不承認態度”就可以看出，說政策就是準備完全放棄麥線以南地區是誇張不實的（當然也不可否認，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實際情況後，恐怕也就沒有抱著能通過談判得到全部爭議地區的奢望）。同時還可以看到，在這一指示中，對印我力量對不同的地區，下達的處理方針也不相同，規律是對比越是對我有利的地區，處理的態度就越是強硬。東段要避免武裝衝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區就可以抓起來（在這段指示下不久就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見注九）。對此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中方高層對待邊界糾紛的態度實際上取決於如果發生衝突時雙方可投入力量的評估。另外，楊公素關於朗久事件（亦見注九）的回憶也證明，中方正在不斷采取實際行動，一方麵鞏固已有控製區，一方麵為下一步的談判作積極準備（當然，後來並沒有能談，不過這是起初無法想到的了）。
　　　　
　　同時還需要說明一個極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舊貴族和宗教勢力掀起的叛亂已經開始大規模漫延，實際上，以廣義上的藏區而論，早自1956年，康藏地區的大叛亂就開始了。而到了1958年，這些在康區已經受到打擊的殘部正紛紛逃入西藏，與舊藏地方勢力結合，象所謂的“四水六崗衛教軍”已經給駐藏部隊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和麻煩（西塞羅網友在河裏對這支叛軍有過專文介紹），整個西藏完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況。在這種條件下，駐藏部隊的主要任務隻能是保衛西藏本部主體及其重要城鎮，準備迎接（潛在）叛軍的挑戰，而不是急於與印度打邊境甚至全麵戰爭。
　　
　　實際從印度方麵的動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勢的變化對於雙方在邊界問題上態度強硬與否的關鍵性影響。比如批評藏南等中印邊界問題主要是由於新中國對印軟弱，甚至有意放棄領土造成的人，往往說在1956年，周恩來就通過緬甸向印度傳話，暗示願意接受麥線，反而導致了印方進一步胃口大開，對麥線以北和阿克賽欽地區提出主權要求，喪失了對印邊界談判的主動。但對此說，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如上已述，印方對中印爭議地區的奪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1954-1959這段時間，相對來說，印方對於邊界地區的搶占要緩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魯早在1956年就認定中方會完全接受麥線，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區，為什麽在1956-1959間，印方對邊界地區的搶占速度和規模既無法與之前比，也無法與之後59-62年間比？而為什麽到了59年，印度又改變“蠶食”政策，再次企圖大規模北進，是什麽導致了尼赫魯在三年之後突然開始執行極為強硬的對華政策？（1959年3月22日尼赫魯給周恩來寫信，正式向中國提出大片領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兩國官員舉行會晤，分別提出和審查對方提出的邊界主張的論據，印方要價極高，且毫無妥協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絕與中國繼續舉行談判）。這幾年中，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中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軍隊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國經濟上遇到了“三年災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來與西方的對立，又與蘇聯公開發生嚴重分歧。按任何嚴肅的邏輯推理，這都是尼赫魯改變態度最可能與最主要的原因——趁著西藏叛亂之際，中國內憂外患之際，再象51-53年那樣大撈一票。老實說，從印度的立場出發，這一策略應該是正確的。當然後來事實證明，尼赫魯們被一連串所謂的“拿破侖式的勝利”衝暈了頭腦，高估了自己在邊界附近的實力，更過分低估中國的力量；具體用兵上又犯了先驕後躁的錯誤，導致了62年在軍事上的慘敗。不過這是後話了。

　　說到59-62年的西藏叛亂。在大多的公開介紹中，似乎就是PLA簡單的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初期關鍵的拉薩之戰就贏得十分凶臉，如果不是舊藏軍的戰鬥力太差，如果他們有康藏叛軍的素質，如果他們有一個比較完善的作戰計劃，以兵力對比，PLA很可能會吃大虧。而一旦在拉薩敗北或者僅僅是不能速勝，整個PLA的駐藏部隊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個孤立集團。即使拉薩之戰獲勝，PLA隨後也沒能實現聚殲叛軍主力的戰略計劃，叛軍大多安然退出國境，其後數年，PLA不得不將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災害”已經來臨，這時候同樣不可能是和印度開戰的好時機。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麽毛澤東會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實控線上單方麵後撤20公裏（（雷英夫口述回憶，《文匯讀書周報》））。但關於這一點，雷英夫的回憶卻同時又提到“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係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實際控製線20公裏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先提出警告，勸其撤退，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經說服後，發還武器，讓其離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實際控製線20公裏，那麽怎麽還會有命令部隊在此區域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製著實控線一側，又怎麽會有“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的可能？聯係當時的情況，我的推測是，所謂“後撤20公裏”實際很可能隻是將實控線一側20公裏內的固定哨所暫時後撤，但仍然會有部隊不時巡視。顯然，這些（固定哨所後撤以及“幾不”）舉措都是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達賴，支持、武裝叛軍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亂基本被徹底平定的62年就爆發了中國“忍無可忍”的對印反擊戰，難道僅僅是巧合？

　　62年的中印戰爭，如今倒是這段曆史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了。相關的資料都不難查到，所以就隻簡單的說一下：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自1962年10月20日開始，至11月21日基本結束，10月20日至28日為第一階段，主要是擊潰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長，攻克了克節朗-達旺地區，其間比較重要的事態還有，10月22日以國防部名義正式宣告我軍“沒有必要受非法的‘麥線’約束”；第二階段主要是從11月16日到21日，我軍從西到東，全線大捷，特別是在東段，當麵印軍主力基本全部被擊潰，我軍前鋒直逼中國所主張的“習慣線”，甚至可以說，當時隻要我方願意，飲馬布拉馬普特拉河也應該不是件難事的。可以說，這是建國之後的對外戰事中打的最暢快淋漓的一場。不過也正是由於戰場上壓倒性的勝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後的無條件全麵撤軍，有的人更是借此抨擊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視國土如棄履，為了個人的“天朝心態”而丟掉了所有的勝利果實。但這種批評是相當不公正客觀的，檢視當時各方麵的條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動撤軍的決策是非常符合對於當時中印雙方在邊界上可投入力量對比的清醒估計。
　　
　　任何略知軍事常識的人（即使是在下這種半瓶子醋）都知道，對於一場戰爭，初戰的勝負並不一定具有決定性意義，那取決於（失利）一方有沒有繼續打下去的決心和實力，而62年的印度兩者都不缺乏。前者，印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輿論一致高呼要“收複”失地；後者，印軍當時總兵力數十萬，也有大容量與可靠的交通設施可供迅速調兵至前線地區，隻需很短時間就可以恢複甚至擴大戰場上軍事優勢。——說到這裏，不得不提一句，取得了輝煌大捷的我軍叁戰部隊，主力僅僅是一支師級的藏字419部隊，僅4個多團，幾乎沒有重裝備（能運輸到前線的最大口徑火炮隻是120迫擊炮，炮彈還是靠當地民工背的），更不可能有空中支援（當時我們的空軍比印度強，但問題是在西藏既沒有可供支援前線作戰的機場，也沒有適合在西藏氣候地理條件下作戰的飛機），這支英雄的部隊從此跨入了我軍頭等主力的行列，現在是我軍唯一的正式山地師。然而，無論是中國參戰部隊的勇猛善戰、機智靈活，還是印軍的指揮低下、戰技生澀，都不是可以長期依靠的條件。曆史證明，一場長期化的戰爭，最終的勝負必然取決於雙方國力能夠並願意投入的多少上。事實上，即使這種初期戰果甚至也是完全出乎中國方麵自己最樂觀的預料。在戰前的估計會上，作為前敵總指揮的張國華也隻認為能夠“打得贏”卻沒能擺出必勝的客觀理由，而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毛澤東甚至估計：“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隻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雷英夫口述回憶《文匯讀書周報》）我們都知道，無論如何評價毛澤東，他的膽量氣魄極大都是毫無爭議的。雖然說戰前不料勝先料敗是軍事好手和庸材之間的區別之一，但能讓毛澤東如此擔心仍然可以讓我們看出，中國方麵對於這場戰爭的勝負以及最終導致的結局是沒有多大把握的。
　　而這一顧慮，歸根到底還是一個交通困難導致的後勤補給問題。建國之初的PLA，曆經千錘百煉，是世界上最優秀、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從總體來說，當時的印軍與PLA並不在一個層級上，但是，正如有力氣並不代表在所有場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氣一樣，例如金門之戰，一水之隔就使得葉飛兵團主力隻能坐視戰友苦戰不支，再如何憤怒卻也無能為力。而在當時的物質、科技以及國內外政治條件下，無論是從外來威脅的主要方向考慮，還是從實際可以長期維持的角度考慮，都是無法在西藏長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隊的。而從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慮從內地進藏的交通問題，可從西藏前往藏南地區，雖然直線距離要比前者短，但卻是更大的挑戰。因為此時要麵對的對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馬拉雅山脈。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過喜馬拉雅山的戰爭優勢無法持久，即使他的對手僅是小小的尼泊爾，更何況是當時國力（不是軍力）基本和中國同一等級的印度（還不考慮其它強國可能的武裝幹涉）。現代戰爭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後勤戰，再強大的現代軍隊，沒有了後勤供應也會不堪一擊，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那麽，中國在62年戰爭中的收獲究竟是什麽呢？當然首先是爭取到了中印邊境上長期的基本穩定。毛澤東當初估計，中印邊界上打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這一細節也與坊間流傳的有所不同），而實際上，這種安定基本維持到了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發生最嚴重的對峙的1987年，雙方最後也都克製住了，沒有發生大的衝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邊境地區，特別是在東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壓倒性優勢的軍事力量，但幾十年來，始終沒有敢借機複仇。除了可能的中國戰略核力量的威懾力外，應該說，也有當年PLA奇跡般的勝利餘威尚在也是個重要因素。僅此一項，節約的資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國當年為了防備蘇聯和美國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費的資源和或有損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說如果發生真的衝突，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啊。其次，是無意的副產品——老巴成了我們最鐵杆的朋友，通過這條線，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一些敏感活動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獲。不過說實在的，這隻能說是中印關係破裂後的極為勉強的彌補，畢竟，印度的塊頭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話又得說回來，老巴至少在目前為止，表現得它是一個很忠實的盟友，比中國從前任何一個大力援助過的國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長國威，連印度這麽大個，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個大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氣的在旁邊喊：“我是沒準備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認，新中國實力非凡。沒有包括這次在內的幾次外戰勝利，當年中國也沒有資格成為中美蘇大三角中的一員，雖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畢竟能擠進去就極不錯了。八十年代中國外交上的一段黃金時期，及在此基礎上打開的改革開放初期比較良好的局麵，其實大部分底子還是靠建國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對印戰爭的一份功勞（當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話，並不大）。
　　
　　從上麵的史實和邏輯分析可以看出，從1954年到1962年的時期內，仍然沒有任何站得腳的、難以辯駁的證據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測可以表明：中國政府高層中有或有過一個放棄整個藏南的實際計劃或事實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較可靠的推論隻能是：中國在這段期間，因為一直有大量不利於與印度攤牌的客觀限製條件，所以一直抱持著企圖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或至少暫時緩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戰爭大勝時“突然”的撤軍決定，也是建立在對於後續局勢發展的清醒認識上的——勝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時也可能是個巨大的陷阱，如果被勝利衝暈了頭腦而作出就地堅守新取之地的話。
　　
　　不過，該檢討的還是得檢討。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對印外交政策有沒有失誤？有的，主要是確實存在著對國際關係思考過於理想化的問題，這是國際共運和傳統王道思想帶來的國際浪漫主義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於高層外交思維中的後果。反映在對印的具體策略上，就是在61年叛亂氣焰已經被基本打下去，駐藏部隊的力量與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後，而印度卻仍在步步進逼時，仍然以為靠後撤、隔離就可以穩定邊界狀況，這被事實證明顯然是判斷失誤的。另外，在62年大獲全勝的情況下，東線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麽徹底，比如在麥線以南至少保留幾個象征性的據點，也是可以探討的（不過西段就並沒有撤得很徹底，見附圖十，東段是否實際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五六十年代絕大多數時候，這種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並沒有占據決策的主要考慮地位，尤其在中印邊界這個具體問題上（實際上，這種浪漫主義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務上），出台的（對印）忍讓政策基本都是由於當時的實際條件所限，甚至可以說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時間、條件下進行攤牌的話。

　　另外，當初采取那些“軟弱”的政策、措施，除了不想和印度過早衝突之外，也有保持與印度關係，祈望印度也能夠最終以同樣的態度來商討問題。當然，上麵已經提到，我們現在可以認為，這是過於天真的想法。但在這點上，也必須考慮到，當時印度和中國的關係一度相當友好，雙方除了在邊界上的爭端外，似乎結成了牢固的準盟友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以說是整個50年代），認為最終可以通過談判解決領土爭端，不僅是中國方麵的想法，其實也是印度方麵的想法。事實上，在50年代，整個第三世界（當然，當時還沒有“第三世界”這個稱呼）國家中，都有一股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全麵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能與美蘇陣營抗衡的力量的想法。隻不過，印度以尼赫魯為首的領導層，大都受過長期的西式教育及熏陶，對於建立在西方規則基礎上的現代國際鬥爭方式和特點的了解更透徹，而且他們在獨立運動及獨立初的印巴分治、土邦歸屬鬥爭中積累了相關的豐富經驗，所以在與中國的邊界爭端中同時采取了兩方麵的策略，爭取到了更大的主動。不過在“稱讚”印度的策略高明的同時，仍然要指出，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印度有這樣選擇的自由度。天然條件是國際競爭中各國不平等的起始點，而在藏南上，印度的（對中國）天然優勢極大，這是無可否認，也不應回避的事實。
　　
　　任何公正客觀看待問題的人，都不會認同將某件曆史事件完全從當時的背景、條件下割裂、抽離出來，單獨進行看待的做法。因為那樣除了可以把曆史當成麵團，隨心所欲的按自己的需要解釋外，沒有任何意義。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在藏南問題上，各方在各個時期采取的態度與策略是不可能繞開當時所麵臨的局勢背景的。如當PLA入藏時，麥線以南地區主要要點都已經多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國能從內地調入西藏的力量嚴重受限，同時西藏本部內部卻又有重重潛伏危機，在這種條件下與印度開戰能是能收回藏南？還是更有可能會丟掉更多控製區，助長印度氣焰；甚至導致印度全麵出兵，努力扶植一個“獨立西藏”（這是當時美英都非常樂意樂見、甚至已經私下向印度積極鼓勵的）？很顯然，任何對國家負責的領導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應該在那種極端不利的條件冒險決戰，而隻能是選擇暫時維持、穩定邊界現狀。事實上，新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扭轉這種局勢，比如通過談判的和平手段盡可能收回外國特權、爭議領土；大力加強內地與西藏交通建設，盡量彌補在後勤上的致命弱點；宣傳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澤與舊嘎廈政府爭奪藏民人心，為全麵、深入的鞏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礎、作準備；同時占據實控線以北要點，阻止進一步的入侵，了解地理、曆史知識，根據力量對比，對不同的地區采取不同的策略。最後更是進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從中央、認同國家的自治區政權。了解西藏曆史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麵建立了真正忠誠與服從中央的地方政權，實現了國家對西藏基層的直接有效治理。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努力的成果似乎成了理所當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的，而沒能取下藏南卻成了極大的罪狀。政府的尷尬在於無法公開承認無力在與印度的對峙中保持藏南，何況自己還把失地數字說得那麽大（這倒本是所有國家對爭執領土的通例——即先畫進地圖再說，而國朝還有個要和民國、包括逃台後的國民黨競爭的壓力），這本來隻能是心照不宣，而不可能在公開場合進行宣傳的（公開承認無法收複甚至保護領土是任何政府都不肯承認，也不能承認的，那在政治聲譽的損失上將是災難性的）。於是有些人正好利用這種不得已又不能說的苦衷，先以要誓死捍衛每寸國土的高姿態搶占道德製高點，然後不負責任、斷章取義的摘取某些情況進行上綱上線的大批判。遇到這種麻煩的情況，政府又幹脆發揮了本朝的“特長”——閉口不談。而攻擊其的人更不會替他們解釋具體情況。時間一長，大多數人除了僅僅知道一個“藏南九萬失地”之外，對於事情真實的來龍去脈自然一無所知。說實在的，這是標準的鴕鳥政策給自己製造或者說擴大麻煩的例子。扯開說一句，這又一次證明，僅靠一味的隱瞞和拖延，從長遠看，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任何問題，而且隻會增添更多的困難。隻有真實、完整與透明的披露非必需保密的信息才是最有利、最聰明的政策（當然，這裏並不排除披露技巧的重要性，太遠了，不提了）。
　　
　　另外，在藏南問題上，還有一些誇大其詞、但又流傳甚廣的說法，比如聲稱藏南有著極為豐富的、而中國現在甚為短缺的森林和水（能）資源，如在我手，必得厚利；又比如藏南土地肥沃，印度已經向其移民六七百萬之多，如果藏南在我們手中，向那裏大量遷進內地移民，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西藏問題雲雲。在這裏也略作分析。根據天涯社區的尼丹小網友通過直接的印度數據考證（http://www1.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worldlook&idArticle=34318&flag=1），整個印度“阿魯納恰爾邦”（中印藏南爭議領土印控區基本都在該邦）現人口也不過一百餘萬，其中有部分地區尚不在中方主張區內，如果再考慮到其中人口最密集的，位於中國主張習慣線附近的有關地域本來就是有大量原住民的兩屬地區（這個問題的詳細解釋請參考呂昭義先生的《關於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問題》），很顯然，所謂“印在藏南移民六七百萬”一說是完全失實的。這同時也顯示，企圖在藏南地區大量安置內地移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當困難的，很可能不比直接向西藏本部移民更容易（其實藏東南部分地區的海拔也不比雲貴、西北高原高得太多，僅從理論上，向那裏大量移民也不存在移民很難以適應氣候條件的因素）。至於藏南的兩大資源——森林和水（力）。前者，還是一個如何不經印度，合乎成本的運輸出來的問題；而後者，好象如今最宏偉的水利構想——南水北調，其中最最樂觀的人也隻敢想象“五江並調”，腦筋最遠動到怒江頭上，我甚至還沒看到有把雅魯藏布江水調到缺水的西北的科幻小說，因為與其那樣，似乎還是從南北極運冰山更便宜方便一些。至於發電，首先西藏大部分潛在水力資源現在就在我方控製區內，其次，除非把電力賣給南亞地區或是能源傳輸技術有質的突破，否則藏南即使開發了大量電力也無處可用。


　　順便談一下藏南問題可能的走向。近期，中印雙方在邊界談判上有加速、突破的兆象，最明顯的莫過於溫總理訪印時達成了關於邊界走向的原則協議。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以清晰天然的地理特征為劃分中印邊界原則”一語，因為喜馬拉雅山脈是中印之間最無可爭辯的“清晰的天然地理特征”，所以一般推測，這可能暗示將來的中印東段，即藏南地區的中印邊界線走向主要將和麥線差不多。但中方完全接受麥線也是不可能的，那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感情上都是無法向海內外交代的。在中印邊界劃分原則中，另外一句“考慮敏感性和民族感情”，應該就是指這一點。當然，根據“清晰天然地理特征”，印度在中西段同樣必須基本放棄他們的領土要求，由於和我們差不多的長期宣傳影響，不作一定象征性調整，協議估計也同樣過不了印度國內的關。所以，中印邊界的明確劃分仍然是一件極其複雜棘手的工作，雙方同樣有難以大幅退讓的理由。即使達成了，估計雙方國內也都少不了直衝雲霄的痛罵聲。而且據在下猜測，中國內部的不滿會更大，畢竟從目前推測估計，我們（將）在地圖上的失地更大（附圖十一1-4），而我們要求藏南的理由（至少是對其中部分地區），比印度要求阿克賽欽的理由更占得住腳。不過現在畢竟都是憑空猜測，無法作準。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中西段基本保持，東段能收回達旺、色達地區，在洛隅、察隅也有至少部分象征性收獲，是可以接受的底線。否則還是寧願在法律上繼續拖下去。至於有人以可以等待時機為理由，拒絕任何不收取全部爭議領土的妥協方案，我倒是很不以為然。首先，如上述很多資料已表明的，所謂藏南九萬失地，很大一部分或者說大多數本來是無主地或是兩屬地，為了這些長期和印度這樣的周邊大國對峙，而不是盡可能化敵為友，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都是弊遠大於利的。其次，藏南遠沒有宣傳中的重要、富饒，對於中國的地緣及經濟戰略地位也在可有可無之間。領土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但並非至高無上。中國現在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發展及必須保證的主要方向都肯定是東方的海洋，而西部當以穩定為上，與印度即使不能再複曾經的親密朋友關係，也不應該樹為死敵。這都決定了對藏南隻能采取和平妥協的解決辦法。既然以談判完全收回藏南已是不可能的，那麽就應該現實的盡可能多的收回一些地區。至於有人提到簽了約，一旦時勢有變卻無法乘勢擴大收益，將會追悔莫及。我以為其實仍然是太好人了。在任何可預見的時期內，要發生了中國有能力以可接受的代價大取藏南之地的變化，必然是印度有劇變，或者是如蘇聯那樣的崩潰，或者是被外敵徹底打敗。這兩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似乎沒有發生的可能，而如果真出現了，那種亂局下，隻要有決心，還怕找不到廢約的借口？地圖嘛，人畫得，人就能改。關鍵時刻隻有國家的力量才是決定一切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