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鄧小平,1972,林彪墜機：毛澤東覺得難以向全黨和全國交代

zt 鄧小平,1972, 林彪墜機：毛澤東覺得難以向全黨和全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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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寶山這次談話裏，毛澤東還當眾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複出製造輿論。

從1969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和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不同，他通過汪東興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著間接的聯係。這種狀況當然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安排的，他在那裏埋下了一個可以起用製約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澤東在嚴厲批評林彪的同時，又看似無意地對在座的軍區司令員們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而鄧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渦。 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請汪東興轉交。在信中，除了對剛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做例行的表態外，鄧小平特別強調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廠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廠，有幹部黃同誌跟同。……我們對外沒有別的來往，隻同幾個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獲準第一次聽傳達中央文件，就是關於林彪出逃一事。兩天後，他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對林彪“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他借此機會，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態是鄧小平爭取複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後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麽要求，隻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後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係，或是準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係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應。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麽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並且把鄧小平來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情，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誌。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麵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複出指日可待。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到誣陷和打擊的老幹部及家屬的來信上分別做出批示，同意陳雲回北京，指示對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長工、白堅、李克如、賀誠、許滌新、範長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鐵、陳丕顯、劉景範等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恢複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性質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評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還特別批準了陳雲、王稼祥要求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的來信，又專門指示周恩來，譚震林“還是好同誌，應當讓他回來”。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紅司令”，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讚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麵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誌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毛澤東還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才能打仗。鍛煉部隊，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時訓練。”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此後，當年被大加讚賞在解放軍中開展的“四好連隊 ”、“五好戰士”運動即停止進行。

11月22日，他在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談到發生林彪事件的教訓說：過去軍隊就是不統一嘛！我這個人犯了錯誤，就是進城以後不管軍隊。結果就鬧山頭主義，也鬧宗派主義。（你們）將來和平了，不要學我們犯錯誤。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從去年8月廬山會議以來，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錯誤，整頓我們的軍隊。

1972年6月，他在會見斯裏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第一次對外點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極“左”派說：

我們這個國家也有人罵我們，說是整了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什麽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我們這裏早幾年天下大亂，全國各地都打，全麵內戰。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100萬支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外交部）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那些所謂的“左派”手裏。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沒有多少問題，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總後台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摔下來了，見上帝去了。

12月，他對劉建章家屬反映監獄中搞“法西斯審查”的來信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1973年1月，李德生傳達了毛澤東針對破壞民族政策現象做出的指示：“政策問題多年不抓了，特別是民族政策。現在地方民族主義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漢族主義比較大，需要再教育。”

盡管毛澤東的這些自我批評和指示並沒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方針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認識，有些說法更不符合曆史事實，例如他把“全麵內戰”的總後台說成是林彪，但毛澤東的這些表態，確實使周恩來在一定時期內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動權。（史雲 摘自《國際冷戰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