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李克勤（jixuie）題記：我們心目中最好的外國人無疑是以白求恩為標準的，在1973年白求恩故鄉——加拿大的總理特魯多來到中國訪問，毛主席周總理和他進行了十分友好的會見， 10月13日 這位加拿大總理在答謝宴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其中他對新中國作了十分獨到的評述，今天讀來十分值得玩味，也可以說十分受教育。雖然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不需要辯護，但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們也不允許對20世紀的偉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百般汙蔑和誹謗。因為否定了毛澤東，那不也否定了特魯多，那加拿大人民，白求恩的老鄉們不也一起給否定了嗎？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屬於世界是確信無疑的。
（一）加拿大總理特魯多1973年妙論新中國
特魯多提出了人類兩大挑戰，一個是氣候，一個是改善人類生活條件。他認為這兩大挑戰同樣嚴峻，並且互相關聯。他接著批評了一些愚蠢的政治家，“他們缺乏勇氣和智慧去接受這些根本性的挑戰；相反，他們卻竭盡全力背棄人類的尊嚴。有些人這樣做是通過對外冒險，另一些人則通過剝削本國的人民。”
這顯然是這位加拿大總理講的真話，他畢竟不是象白求恩那樣的共產黨員，沒有必要為了支持中國而去得罪資本主義陣營的某些人。從這樣的話語裏我們已經看到他這位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坦率、真誠和正義感。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接下來就那些根本性的挑戰，對新中國的評價。
特魯多直截了當指出：“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發起人們的興奮之情，是因為你們在組織中國人民應對挑戰時表現的卓越才能，貴國政府在貴國人民中喚醒一種合作、獻身、改善集體和個人生活以及自覺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幾個政府能做到這一點。”
再次請注意，特魯多不是國際主義戰士，他是一個要接受加拿大選民監督的民選總理，他絕對不敢在國際舞台上信口開河的，也就是說他講的話是有根有據的，是可信的。
特魯多進一步把兩國的建設聯係在一起論述，他說：“你們國家所進行的社會試驗是成功的。加拿大對貴國社會試驗感到興趣，是因為它在許多方麵——雖然並不是在所有方麵——所強調的目標和我們的相同。我們也珍視參加決策的機會；我們也尋求使社會所有成員獲得充分的教育和醫療保健以及像樣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險。我們也謀求是全國人民能過一種創造性的和美滿的生活。”
他明確肯定新中國的“社會試驗是成功的”，後麵幾句連續用了幾個“也（too）”，無疑這是說中加兩國的共同點，那也就是說他認為新中國是“珍視參加決策的機會”的；是“尋求使社會所有成員獲得充分的教育和醫療保健以及像樣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險”的；是“謀求使全國人民能過一種創造性的和美滿的生活”的。
（二）特魯多了解並熟悉新舊中國
為了證明特魯多這些評論的權威性，我們有必要進一步了解這位富有個性的加拿大政治家。約瑟夫·菲利普·皮埃爾·伊夫斯·愛略特·特魯多（台譯：杜魯道）（ 1919年10月18日 － 2000年9月28日 ），加拿大第19任及第21任總理，他的第一次任期是由 1968年4月20日 至 1979年6月3日 。而第二次任期則由 1980年3月3日 至 1984年6月30日 。
從他的任期可以看出他在1973年訪問中國並講的那些話沒有影響他的政治生涯，他那次回加拿大後一直擔任總理到1979年，如果加拿大的人民認為他在中國瞎說，肯定不會讓他幹那麽長時間的！
那他憑什麽來評價新中國呢？他對新舊中國了解多少呢？我們簡單了解一些曆史。
特魯多的母親是蘇格蘭人和法蘭西人的混血後代，是一位很有教養的貴婦人；父親是律師，家境富裕。青年時代，他先後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讀法學、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在巴黎政治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深造。1948年，29歲的特魯多結束了在倫敦的博士生學習以後，花了18個星期的時間騎著摩托車周遊闖蕩世界。他身背旅行包，留著胡子，經常身穿當地土著民族服裝。當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時候，青年特魯多正好在中國旅行。
當時，特魯多到了兵荒馬亂的上海，毛澤東、朱德指揮的百萬大軍正準備渡江南下，街頭老百姓的臉上、眼裏正流露著對新政權的希望之光。他期望對這個東方文明古國進行的考察，因為戰爭而未能進行下去，隻好離開了。他離開的時候就執著地想著要回來！
1961年起，特魯多在蒙特利爾大學擔 任副 教授，講授法學課程，課餘撰寫政論文章。在中國與加拿大於1961年做成了第一項小麥貿易的次年，1962年，他終於設法通過加拿大駐香港的機構辦妥了進入中國的手續。他從羅湖橋進入中國，考察、遊覽兩個月，足跡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廣州等地。他覺得西方對新中國的描述，與他所見所聞有很大的差異。
1965年他46歲時，決定正式從政，加入了自由黨，當選為眾議員，任當時總理皮爾遜的國會秘書；1967年任司法部部長兼總檢察長。他闖入政壇僅三個年頭，就於1968年4月當選自由黨領袖而出任內閣總理。
1960年代後期，西方盟國努力擺脫美國的控製，這就為加拿大調整亞洲政策、承認中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此時，加拿大已經成為新中國第九大貿易夥伴，中國成了加拿大小麥的最大買主。特魯多瞅準時機，代表自由黨內的少壯派，對皮爾遜落後的對華政策提出尖銳批評，他們所擬定的新黨綱中的重要一條，就是盡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使他贏得了人心，在競選中當選自由黨的新領袖，隨後當選新總理。
這種種因素與內外部條件，使特魯多敢於打開這扇承認中國之門。他上任後在不到一個月之內，就六次談及新內閣的對華政策。
其中 1968年 5月23日 ，他在回答《環球郵報》記者提問時表示說：加拿大要擺脫美國的控製，“在對華關係上，加拿大已經等待美國15個年頭了”；他要幹一些“美國不同意的、同時也不喜歡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於是，他指示加拿大駐瑞典大使館設法與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接觸，傳遞了加拿大政府準備與新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的信息。毛澤東與周恩來因勢利導，果斷決策：與加拿大展開建交談判。
1970年4月，城裏的積雪與渥太華河、裏多河麵的冰層已經在融化了。
這一天，特魯多來到議會大廈的小廳裏與漢彌爾頓喝咖啡，他對這位前任農業部長很尊重。漢彌爾頓見過周恩來，進行過推心置腹的長談，其中談到過台灣問題。
兩人剛入座，熱乎乎的兩杯咖啡端上桌，特魯多就說：“你當這個部長那個部長的時候，我還在大學教書哪。”特魯多是指漢彌爾頓在聯邦政府先是任北方事務與國家資源部長，接著又調任農業部長。“你跟中國做成第一筆小麥生意，才使我有機會去人民中國訪問考察。”
他說，現在遇到的難題就是台灣問題，建交談判的情況表明，中國方麵對台灣問題極其重視。漢彌爾頓回憶說：“周恩來總理談到台灣問題的時候，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特魯多說：“我加入了自由黨，給已經擔任總理的皮爾遜做秘書。他就很有感觸地對我談起過朝鮮戰爭的教訓：加拿大在朝鮮戰爭中有1500多人傷亡，付出的代價夠大了。停戰之後，政府是接受了教訓的……我們是很願意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的。”
漢彌爾頓說：“在我當部長跟中國人做成第一筆小麥買賣時，美國人馬上就作出了反應，禁止向我們出口裝卸糧食用的真空泵，還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我國運糧船隻提供燃料。迪芬貝克總理與我都極其惱火。迪芬貝克曾對美國大使說，你對肯尼迪總統說，假如這隻鞋套在你們美國人腳上，你們會有什麽感覺？！”
特魯多笑了，說：“盡管有美國和加拿大國內右翼勢力的反對，現任內閣還是要承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已經邁出了一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一直認為，我們作此表態已經足夠了；至於台灣島是屬於中國領土主權範圍的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是無須由加拿大表示讚成或者反對的。”
漢彌爾頓感到疑惑不解。特魯多說：“就像我們從不要求同我們建交的國家承認北極圈地區是加拿大的領土一樣，我們也不願對別國的領土承擔義務。”
“不。我覺得中國人自有他們的道理。台灣問題與北極圈不同，北極圈範圍裏沒有任何政府聲稱要代表整個加拿大國家。”漢彌爾頓不無憂慮地接著說，“報紙上說，去年年底第24屆聯大表決中國席位時，我國代表仍然投美國提案的票，就有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問你，為什麽你反複表示不看美國的臉色而要承認中國，加拿大又在聯大跟著美國投票。”
特魯多說：“對於加中兩國關係正常化，中國人還提出另一個前提，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我們應從法理上說，我們也不能對屬於將來的行為預先承擔義務。”
漢彌爾頓笑了：“我們既然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在聯合國裏當然應隻能由北京政權代表中國。北極圈裏的那些北極熊居民們，是不會要求在聯合國裏占據席位代表加拿大的。”
特魯多哈哈大笑：“應該稱你為漢彌爾頓同誌，代表中國與我們進行建交談判。哈哈哈。”
1970年10月7日 ，周恩來在前往釣魚台國賓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的時候，來自斯德哥爾摩的中加談判請示報告等幾份緊急文件已經遞到他手上。這一天，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舉行的最後一輪中加建交談判中，雙方共同確定了建交公報文本。王棟大使立即發電報向北京報告。
深夜，周恩來返回中南海，才得以細閱斯德哥爾摩電報傳來的喜訊，他清臒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加拿大是繼英國和法國之後正式承認新中國的第三個重要的西方國家，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第一個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
加拿大雖然追隨美國，但是，從其本國政治、經濟利益考慮，也並非完全屈從於美國。從1960年代初，加拿大就衝破了美國的封鎖禁令，同中國做起了糧食生意，開展了兩國人民間的交流和往來。中加兩國還實現了互派記者，1964年6月，新華社駐加拿大分社宣告成立。“文革”開始後，雙方民間交往中斷，官方和半官方的往來也一度停頓。但是，雙方的貿易卻一直在增長，中國從加拿大購買的小麥數額越來越大。從6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成為加拿大糧食的最大買主。
到了1960年代末期，越來越多的加拿大政界人士已經感到，不在外交上承認新中國是不符合加拿大國家利益的。在此背景下，周恩來製定了中加建交的談判方針。在1969年底聯大開會討論中國席位問題時，加拿大仍然投美國提案的讚成票，為此，周恩來批準了暫對在斯德哥爾摩的中加建交談判進行“冷處理”。但問題總得解決。他考慮到特魯多政府承認中國所須承受的美國的壓力，以及其在施行獨立外交政策時所顯示的抵製美國壓力的力量，便同意在公報中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上靈活接受加方闡述的方式，以解決會談中所遇到的困難。這就是新中國建交史上獨特的“加拿大方式”。毛澤東批準了采用這個方式。他得知10月7日中加建交談判達成一致後，笑著說：“我們在美國的後院也交上朋友了。”
通過了解曆史，我們不難看出白求恩家鄉的這位總理是一位十分有思想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極富有政治智慧的加拿大總理，那麽他說的那番關於新中國的話不可信嗎？
（三）特魯多評毛澤東周恩來
倒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特魯多對於我們的毛主席、周總理充滿敬意之情，不知道這是否和特魯多是白求恩的同胞有關！
1993年5月在上海參加第11屆國際行動理事會期間，特魯多接受中央電視台為拍攝大型電視紀錄片《毛澤東》而進行的采訪。以下就是有關的采訪內容。
記 者：我們注意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您曾發表過一篇聲明，聲明中您說毛是20世紀最偉大的領袖之一，請問您今天還是這樣認為的嗎?
特魯多：是的，曆史已證明，毛澤東是一個偉人， 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毛都能夠把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明白中國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領導，這就是偉人的特征。
記 者：1973年，您在會見毛澤東時，曾送給毛一枚銀製白求恩像章。您是如何選擇這一禮物的呢?
特魯多：白求恩是加拿大人，當時加拿大青年人把他視作一個獻身於一種事業和一個偉大民族的典範，加拿大人民也把他看作成一個忠誠於自己正義事業的楷模。而我們也知道，毛澤東曾寫過論述白求恩的文章，連中國的小學生都知道白求恩醫生這個人。所以可以說，白求恩這個名字是連接中加兩國人民的橋梁。
記 者：1973年的那次會談持續了一個半小時，您能談談當時毛給您的印象如何嗎?
特魯多：毛澤東很健談，談話的口氣很莊重。當時他談了很多中國和世界的問題。那時正是冷戰時期，我們一起討論了結束冷戰的必要性。我對他說，我正是為此訪華的。我們還商討有關交換外交官的事情。那一次會談我們還特別談到近東問題，那時候這一地區和現在一樣存在著潛在的戰爭。毛則談了恢複這一地區和平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記 者：毛澤東的性格給您留下什麽樣的印象呢?
特魯多：他是一個很莊重、審慎、具有偉大理想的人。
記 者：您能談談加拿大人民是怎樣看待毛澤東的嗎?
特魯多：加拿大人是知道毛澤東這個人的。現在中加關係不錯。從前，由於冷戰的原因，加拿大人對毛的看法可分為兩種：一種認為毛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所以他不是加拿大人的朋友。另一種（包括我）認為毛自信能領導中國人民，就該尊重這一事實。現在冷戰結束了，加拿大人領會到，毛是20世紀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記 者：您還能談談周恩來嗎?
特魯多：我和周在一起的時間較長。我和他在北京有過一次很長的會談。他還陪我到上海參觀，我們一起看了一場雜技。後來他還陪我去洛陽。在火車上我們幾乎談了一夜。周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在政治方麵他有很敏銳的洞察力，他本人人情味很濃，也很開朗，我很欣賞他。
以上這些曆史資料出自《外國領導人訪華講話選編》（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8-11-1 ），《新中國外交談判》（陳敦德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說不盡的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5月版），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曆史事實。
經過幾十年的洗禮，這些史料，特別是特魯多的妙論，今天讀來感覺實在是妙！
雖然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不需要辯護，但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們也不允許對20世紀的偉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百般汙蔑和誹謗。因為否定了毛澤東，那不也否定了特魯多，那加拿大人民，白求恩的老鄉們不也一起給否定了嗎？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屬於世界是確信無疑的。
《我愛北京天安門》唱到美國去了[2009-06-01 07:28]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70159F5FDAD.html
